青岛大学教务空间: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不确定性

摘 要：

自古以来，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都是在“情结”与“纠结”的交织中艰难定位。日本外交战略的不确定性，加上内阁总理的频繁更替，日本内外政策朝令夕改也就不足为奇了。

继去年8月时任日本外相冈田克也访华将近一年之后，现任日本外相松本刚明于本月初访问了我国。去年，冈田外相访华结束不久就发生了日本无理逮捕在钓鱼岛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船长。这次，在松本外相登机访华的同一天，一些日本人又到我钓鱼群岛海域滋事。这一切不仅使日本外相访华的意义大打折扣，同时也充分体现出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的不确定性。

中日关系一直是我对外双边关系中的重点与难点。说他重要是因为中日两国都是亚洲乃至世界的重量级国家，两国关系处理得好，对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处理得不好，历史的灾难就有可能重演。说他艰难是因为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多元与立体的时空环境。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既有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也有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这种影响不仅来自两国国内，还来自相关大国的干涉以及周边小国的配合。

自古以来，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都是在“情结”与“纠结”的交织中艰难定位。日本人的“中国情结”来自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明显依赖。不仅日本的文字中存在大量汉字，而且中国的历史典籍成为日本人研究自己古代史的科学依据。另外，处于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其价值观念早已打上东方国家的深刻烙印。同时，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在中华文明圈内的古代日本，从来都显示出特立独行的姿态。

众所周知，东汉时期中日之间开始有了政治上的往来关系。当时的日本小国林立，其中较强的部落邪马台国与汉魏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公元147-188年期间，“倭国大乱”，魏国派特使张政前往调停。中日之间的“宗藩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五世纪大和国统一日本为止，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发掘出来的光武帝所赐“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中日早期外交关系的见证。但是，大和民族统一后便开始向朝鲜半岛扩张，并逐步控制了任那、新罗等地，东亚地区出现中日朝国际关系新格局。

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承认日本“天皇”的地位，但是，当时南北对立的中国自顾不暇，对日本势力向朝鲜的扩张不得不承认，并努力维持当时复杂而松散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不被打破。在这一国际体系中，日本首先争得与朝鲜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其后又一再强烈地表现出要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姿态，但这一愿望一直到1871年“日清修好条约”签订才得以实现。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终于在亚洲夺得头彩。尽管二战失败，但在美国的扶持下日本又持续了其辉煌。中国百年不振，给日本提供了充分表现的空间。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复兴以及中日国力消长的变化日本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结合相关国际因素的影响，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思考常常出现盲区。日本仍然很强大，但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往往使他们产生恐惧感。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日美“2+2”会谈中，日美对于“中国威胁论”达成共识。不伦不类的“价值观外交”再次被提起，日美又重新编织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美日韩在中国的大门口炫耀武力，将其“威慑力”战略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日美同盟”华丽外衣之下，包裹的是大和民族一颗破碎的心。军事外交不能真正独立，民族文化被嫁接。石原慎太郎就曾形容日本被阉割，因此，他要对美国说“不”。自民党内“非主流派”元老鸠山一郎、岸信介都曾为此抗争过。安倍晋三、鸠山由纪夫继承祖业，一个要恢复传统文化，一个要与美国“对等”。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总决算”以及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都是对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理论表述。

正是在这种态势下，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才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日本不想放弃在华经济利益，又想利用日美同盟在军事安全领域遏制中国；日本新旧保守派政治家想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和新编历史教科书整合民族意识，但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激怒邻国；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日本想打“实际控制”这张牌，但在与俄罗斯以及韩国的领土争端中却陷入自设的圈套。如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论证占有“北方四岛”和“竹岛”的合法性，在解决“钓鱼群岛”纠纷问题上日本又理屈词穷。因此，在“二律背反”怪圈下，日本外交战略抉择具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加上内阁总理的频繁更替，日本内外政策朝令夕改也就不足为奇了。

鉴于此，未来10年中国周边安全中的日本因素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制定要有的放矢,理性思维，以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失。日本对华外交战略也亟待走出误区，日本政界、军界、学界精英的战略思维有待清理与整合。日本不应将传统文化与对外侵略划等号，在领土问题上不应设立不同的标准，更不要侥幸在引狼入室、同室操戈的同时还能获取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日两国在亚洲应负起责任，双方将在对方的发展强大中获得利益与帮助。据报道，东海合作开发是松本外相本次访华会谈议题之一。但是，东海划界问题没有解决前，如何共同开发令人不解。而钓鱼群岛问题的解决又是东海划界的前提。中日两国都不应在幻想中度日，而要脚踏实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为子孙后代少留遗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