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沉浮录

                                                             □ 霞 飞　《党史博览》 2005年第05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叫关锋:一个是在西安事变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关锋,此人本名贾拓夫,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化名关锋,是共产党的老资格的革命家,已于1967年去世。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关锋,此人在“文革”时期与王力、戚本禹被人并称为“王、关、戚”。本文记述的,是后一个关锋的沉浮人生。

得到康生赏识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庆云县(隶德州)。
       关锋出生在贫苦人家。由于是独子,他父母尽管生活艰难,仍然克服困难送他去读书,并且一直供他读到了中学。中学时,关锋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关锋,工作积极努力,对上级党组织的精神理解较快、较深,贯彻得力,又肯动脑子,有一定创造性。1938年,19岁的关锋就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1939年,即20岁那一年改名为关锋。
        关锋读过书,有文化,喜欢写作,组织能力也很强,又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了历练,成绩也很突出,因此受到党组织的重视。1944年,关锋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
       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后,正好康生也被调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闲暇时间,康生除了读古书,鉴赏古玩,写毛笔字外,就是出门找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与他有同样读书爱好的干部聊一聊。
        在寻找这样的谈话对象时,康生发现了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的关锋。一来二去,康生开始对关锋由好感到赏识,觉得关锋是个有才干的干部。那时的康生,虽然因土改中的极“左”做法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他毕竟还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的职务,他向党组织提出的提拔干部的建议,还是很受重视的,而康生对于他所赏识的干部也是极力向组织上推荐、提拔的,加上那时关锋确实表现得很好,工作努力,有成绩,又有文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关锋在党内的职务也就逐渐提升起来了。
         1950年,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1952年,关锋又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
         1955年,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
         当时,中央高级党校在北京,就是在现在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负责培养党的省部级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部门领导职务的司局级干部)。中央党校在各大区则设立中级党校,中级党校负责培养司局级的领导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职务的正处级领导干部)。中央党校在山东省设立中级党校,是因为山东省委是在原来山东分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干部的任务很重。当时,校长是老革命家夏征农。关锋能担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分量都是很重的。更重要的是,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中央党校山东第四中级党校,关锋不仅讲课,还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文章写得好,文笔较为活泼,不光是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
         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康生分管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也管文教方面的事,有了一定的权力。此时,关锋因小有名气,加上康生和中央的一些“秀才”的推荐,使他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来,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

在反右派运动中当上了“左派新秀”
        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
        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关锋,自然对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和发展情况十分了解,也更清楚毛泽东当时的思路变化历程。
        在日常工作中,关锋很注意右派的言论和动向,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但这仅仅是关锋当时工作的一部分。关锋工作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那个时候,关锋是很用功的,也很用心。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报纸、杂志,从中发现右派的言论,并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整理,探寻其政治意向,然后有针对性地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书,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材料,拟定写作的题目和提纲,再关起门来下工夫写作。写出文章后,关锋主要投给《中国青年报》,在那上面公开发表。那时,《中国青年报》既是关锋批驳右派言论的主要阵地,也是展现他理论水平和文采的主要平台。在关锋批驳右派的文章中,有一篇分量最重,就是1957年8月2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面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这篇文章,从历史的、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政党的必然性,是反击右派的文章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章。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几个人是经常发表“重头文章”的。在上海,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文章。他写的《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等文章,很有影响力。在北方,王力也以《中国青年报》为阵地,经常发表反击右派言论的文章。同时,关锋也在《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反击右派。这样,南有姚文元,北有王力、关锋。关锋与姚文元、王力一起,一时成了“左派新秀”。成为“左派新秀”的关锋,也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
        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注:  此说不正确,已遭质疑)。关锋对他所干的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编此刊时,搞的材料、写的文章,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有意提拔他。不久,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中央一些高级别、理论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编委主任是邓小平兼任的,而陈伯达也是《红旗》杂志的编委负责人之一。

急忙响应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关锋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他195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在《红旗》杂志期间,不光是编《思想理论动态》,关锋还深入研究了中国哲学史。195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在阅读《光明日报》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对关锋的观点十分满意,大加赞赏,还提笔在这篇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在党内传达下去后,关锋的名字也被党的高层干部们记住了,党的思想理论界对关锋也更加注意了。
       接着,关锋趁势而上,批起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给党校学员讲课时,讲了“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的另一种表述的观点。对这一观点,毛泽东不赞成。关锋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后,开始撰写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在文章中,关锋认为,杨献珍的观点,是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上则是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关锋的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因此,毛泽东更增加了对关锋的好感。
        在发表文章时,关锋经常用“庆云”、“何明”的笔名。他用何明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较多。由于这些杂文笔锋尖锐,引人注意。1962年,有好事者把关锋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告关锋(以“何明”的笔名)发表的杂文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告状者送来的署名“何明”的杂文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关锋身价倍增,从此,包括那些中央重要干部在内,都对关锋刮目相看。
        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长时间酝酿、修改而成的。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到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已经包含了要在当时的中央内部揪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内涵。 
       姚文元在文章中实际上点明了两点:第一点,当前党内正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二点,中央里面有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要掌权、执政。这两点无疑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要搞大的政治运动打倒中央的修正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围绕着对待这篇文章中所点明的观点的不同看法而爆发的,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包含了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却又是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名义出现的,因此,当时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有的看出了文章中包含的很强的现实政治性,有的则没有看出来,只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看待。
       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关锋,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初,竟然没有看出文章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现实政治性。那时,他是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读的。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他谈谈“读后感”。关锋就学术方面的认识谈了一番话,《文汇报》的记者大失所望。关锋为什么没有认识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的现实政治性?这恐怕与关锋在中央工作、一向通过了解“重头文章”产生的内部情况来推断文章的“政治来头”有关。他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后,一时难以改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毕竟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搞出来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不久,围绕此文的争论在中央上层和学术界同时展开,关于此文产生的内幕也逐渐清晰,关锋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这篇文章的“来头”之后,他立即紧紧跟上,不仅在讨论中公开表态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强调和发挥。在整理的有关材料中,对姚文元的文章大加赞扬。关锋的态度和整理的材料,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大笔杆子谈话,在参加这次谈话的人员名单中,关锋的名字也列入了其中,与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并列在了一起。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也肯定了戚本禹响应姚文元文章而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这次谈话,艾思奇、关锋负责记录。关锋首次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大笔杆子的谈话,自然受宠若惊,记录很努力,几乎一字不落地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记了下来。在参加这次谈话和记录毛泽东讲话内容的过程中,关锋对毛泽东的观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此后,关锋所写的一篇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内部材料便陆续产生了。这更使毛泽东重视关锋了。不久,关锋便被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笔者注)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可见,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的机构,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同时,它又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关,权力是很大的。那个时候,中央下发文件,常常是这样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先是毛泽东对他的关注。过去,毛泽东就很赏识关锋写的文章,在发动“文化大革命”阶段,关锋又成了积极拥护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因此,他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是必然的。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跟得紧。1966年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关锋发表这篇文章,正好是毛泽东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批判北京市委的时候,关锋的文章,对毛泽东起到了配合作用。
        关锋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的赏识。关锋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同陈伯达接触较多。关锋对陈伯达表示了足够的尊敬,而陈伯达对关锋的理论素养和写作能力也十分欣赏。康生在历史上就与关锋有上下级的关系,更是替关锋说好话,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到并推荐关锋。而江青在筹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之后,看到关锋积极配合与支持这篇文章的发表,因而对关锋很有好感。有这些人的抬举,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后,一方面出去搞“调研”,与红卫兵接触,发表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谈话,鼓动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也写一些文章和内部调研报告。由于关锋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了,更谈不上仔细修改文章了,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和调研报告中,真正有分量的不多。
        但是,关锋以其多年政治经验和在中央工作养成的习惯,对政治形势十分敏感,经常深入分析。这种习惯,使他在关键时候走了关键的一步棋——给江青写了一封关键的信。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说他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把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没有把同刘少奇的矛盾看成是路线斗争。而关锋却对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分歧下了一番工夫进行分析,对这一矛盾性质进行了概括,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认定这一点后,他经过一番思索、酝酿,于1966年7月24日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关锋在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信中还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江青接到关锋的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关锋这封信转给了林彪看。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毛泽东决定,把关锋的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这封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封信的启示,这次会议把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同时,这封信也是促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因素之一。此后,毛泽东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成了路线斗争。
         关锋的这封信,不光对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他本人的一生来说,也有重要影响。自从关锋写了那封信后,毛泽东对他更加重视了。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举行家宴所请的人中,关锋名列其中。关锋的信被毛泽东重视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下发后,作为中央二号人物的林彪也开始重视关锋了。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关锋与林彪也有了“直线联系”。林彪还点名让关锋管《解放军报》,还提名让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那时,政治上比较机灵的关锋,已经看出了林彪与江青之间有裂痕,因此,他想两边讨好。每当林彪要见他时,他总是拉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一两个人同去,他怕单独去会使江青产生猜疑。这一手果然很灵,那时,林彪和江青虽然勾心斗角,但对关锋都十分信任。

“文化大革命”中的活跃分子
         毛泽东的信任、林彪的信任、江青的信任,使关锋觉得自己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放手大干一场、“立新功”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积极、十分活跃的人物。
         他经常到红卫兵组织中去,到各造反派组织中去,发表谈话,鼓动红卫兵组织和各造反派组织造反。对于中央的一些干部,关锋的指责往往就是他们被打倒的信号。他和王力、戚本禹一起,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成了制造动乱的指挥者。他们三人并称为“王、关、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人们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陈伯达、康生、江青并称为“大三”,把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活跃的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并称为“小三”。
       在揪斗彭德怀问题上,关锋起了作用。早在1966年4月12日,关锋就和戚本禹一起,在给中央写的一个材料中提到:对于让彭德怀去三线当副总指挥,我们“思想上有保留”,“反对这样处理”。6月16日,关锋和戚本禹又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很快就在红卫兵组织中传开了。“中央首长”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乃至武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是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冲击住在中南海里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些老干部的鼓动者之一,而对于这些冲击行为,关锋则是积极支持者。
        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之一,还有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红旗》八一社论。这件事,也使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管《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的提出,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各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提出,也是引发武汉“七二○”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进行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对一些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了。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在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此时,康生于1967年7月25日在审定新华社电讯稿时再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发表的声讨陈再道等人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对于这些,关锋是赞同和支持的。7月底,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在起草过程中,关锋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这篇社论提出:“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篇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满。但林彪在当时的表态是很含蓄的,他没有直接提这篇社论,而是在8月9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林彪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没有提“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反而说了上面这样一段话,很明显,林彪对这篇社论是持不同看法的。
         接着,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的做法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也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那就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8月11日至12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20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下,《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论,重提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中央文革小组实施这些转变时,他是参与者。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已经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周恩来让关锋“请假检讨”
       毛泽东对“王、关、戚”产生不满后,本想再观察观察,考虑考虑。但是,王力在8月7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时,发表了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在他这个讲话的鼓动下,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部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周恩来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后,于8月26日上午做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请周恩来把王力、关锋抓起来,而对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关锋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他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被允许听收音机,但不能自由活动。这样,他实际上仍然能够知道外界的政治动向。在2号楼,他在规定的范围内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1967年10月,中央派陈伯达找关锋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关锋和王力都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关锋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此时关锋的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不光是住得差,吃得也很差。这让关锋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自己的问题升格了。不久,他的党籍被开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关锋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他被放了出来。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署名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晚年的关锋,生活和心理都平静了下来。他说过,自己晚年只有三大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其他什么事情都不想了。穿着还是老一套:戴个干部帽,穿着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每天三顿平常的饭菜,接着就是埋头于研究老子、庄子、孔子。他的兴趣很广泛,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懂一些。每天一大早,关锋的身影就会出现在他家附近的公园里,混在一帮练功的人群中,和大家一起一招一式地认真地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