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谭政蒙冤始末

                                                           □ 何立波　《党史博览》 2006年第02期
         1960年九十月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由于林彪的操纵,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人受到错误的批判,被诬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谭政大将此后身处逆境,直到1979年才彻底恢复名誉,但同时也淡出军界政界。

谭政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
       1906年6月14日,谭政出生于湖南湘乡。1927年2月,谭政投笔从戎,到汉口参加了北伐军。“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谭政随陈赓逃离汉口,参加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谭政聆听了毛泽东讲话,随后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同年10月,谭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谭政奉命到前敌委员会当秘书。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里,谭政除了协助毛泽东起草整理文稿外,还特别注意学习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和复杂矛盾的丰富经验,以及驾驭时局的高超能力,从而使自己增加了革命理论素养,积累了实战经验,提高了政治工作能力。
        谭政当过红四军前委秘书、军委秘书长,参加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后来担任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党代表、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土地革命时期,谭政就很注意总结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谭政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1943年,谭政参与领导留守兵团开展整风运动,使部队取得很大进步。
        1944年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谭政起草,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毛泽东对谭政所写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谭政,谈政也。”
        解放战争初期,谭政到东北工作,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谭政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南分局第三书记,1954年11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同年10月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罗荣桓主任工作,担负起领导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重担。1955年,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干部中少有的大将。1956年9月12日,患病的罗荣桓主动写信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并报毛泽东,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建议由第一副主任谭政接替。1956年12月起,谭政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谭政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959年9月,谭政任中央军委常委,参与军委领导工作。
         谭政是一位实事求是,不盲目迷信权威的政工干部。1956年,党的八大作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论断。可是,从1957年9月开始,又错误地改变了八大的提法,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作主要矛盾。1960年春天,谭政在南京和粟裕、王平、许光达、张经武等同志一起读书。在研讨政治经济学时,谭政在发言中对于这种改变仍然表示疑惑不解。他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使当时在座的其他同志为之一惊。
        在1958年“大跃进”中,谭政在考察一些部队和军事院校的“小高炉”时,总是详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质量和经济核算等问题,告诫大家注意不要干“得不偿失”的事。1958年,谭政到福建沿海视察国防工事施工情况时,发现部队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片面追求掘进速度,导致工程质量不好,伤亡事故增多。针对这一情况,他授意《解放军报》撰写《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和《实事求是》等文章,要求部队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要盲目追求高指标。在部队奉命开展一些“左”的政治运动时,谭政常常被视为“思想迟钝”,甚至一再被斥为“按兵不动”。

庐山会议后,林彪“左”的一套在军队中推行
        庐山会议后不久,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了一套更“左”的东西,大搞起个人崇拜来。林彪企图通过推行更“左”的一套,标榜自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林彪在各种场合都显示了对政治的极大关心。在1959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突出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鼓吹走“捷径”。林彪鼓吹学习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他还说:“学习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这并不是捧场,不是吹毛主席的。这是告诉你们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1959年10月,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刚1个月,就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署名文章,强调政治挂帅,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毛泽东的个人作用。他说:“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始终是军队建设的重要课题。”“不要忘记政治,要强调政治。”“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做好,其他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林彪强调:“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么样学呢?我向同志们建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         在1960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学习毛泽东著作“背警句”的主张,他说:“我主张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林彪还提出了所谓的“顶峰论”,他说:“什么东西是完整的、系统的?什么经典的、外国的?我说这都是糊涂观念。”“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他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林彪在视察部队时说:“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种办法是有的放矢。部队学理论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

谭政等人对于林彪“左”的一套的抵制,引起了林彪的不满
         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北京召开了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上,谭政一言未发。在林彪上台后首次召开的部署军队工作的会议上,谭政在作报告时,不顾在这种场合下常有对刚接任的领导要表态拥护的“惯例”,竟然没对林彪说一句赞颂之词。在部署部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时,谭政起草了一个总政通知,指明斗争的主要对象应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对其他人都重在教育。1960年春,有关业务部门向谭政汇报,不同意一篇以“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词吹捧个人的《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一文在军队刊物公开发表。谭政表示同意,这篇文章当年就没有刊登出来。
         1960年三四月间,谭政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不顾林彪关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提出系统地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并讨论拟定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三门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大纲。5月30日,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等几门理论课程为学校和部队干部的必修课程,要求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教学。
       对林彪当时的一些提法,谭政敢于直言,发表不同意见。在1960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把毛泽东对“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概括为“三八作风”。对这三句话八个字的基本含意,谭政完全理解并表示赞同。但对林彪将其概括为“三八作风”,谭政表示了异议。他说:“是不是叫三八作风?这样提好不好?”“三八作风这句话怎么样,还有三八妇女节,会不会引起误解?”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谭政对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没有研究贯彻。军队报纸的宣传也避开“三八”两字,只用光荣传统和优良传统等提法,并通知《解放军报》驻各地记者写稿时掌握。
        谭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对于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的抵制,引起了林彪的不满。林彪别有用心地说:“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言外之意是说谭政不听招呼。1960年5月的一天,林彪把谭政叫来,当面严厉责问: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实际上是林彪自己)的关系?言外之意是谭政领导的总政机关,不听从他林彪的领导,破坏了党委领导制度,以此来压谭政。
        面对林彪的压力,谭政不得不让总政治部下发了一份《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说了违心话。指示中说:“近几年来我军的三八作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倡,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削弱,这是和彭(德怀)、黄(克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在部队中开展培养三八作风的运动,又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思想作风方面的继续。”
       林彪对谭政和总政治部“不紧跟”的态度和做法很不满意,感到谭政主持总政工作的思想和方向都同他格格不入,认为谭政是他推行自己主张的障碍。这是他打倒谭政的主要原因。
       1960年七八月间,林彪多次说“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偏差”,说谭政不是“闻风而动”,而是“雷打不动”。林彪还不断放出风来说,要彻底解决谭政和总政治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提出在1960年九十月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和研究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军委扩大会议就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谭政挨整,也早已列入林彪召开会议的计划之中。
        形势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谭政还很乐观。有人已看出了形势不对,1960年三四月间刚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9月间又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政治工作问题,恐怕不正常。谭政不以为然:“林总在(1960年1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时对我讲,(军队)政治工作还好,他很放心。我想,作为军事家、政治家,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这话不能随便说吧。”        但是谭政很快便意识到形势似乎不妙。谭政组织起草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报告送林彪后没有任何反应。谭政让秘书打电话问林办,回答是:“林总还未看。”林彪既不看谭政送来的报告,也不退回,让谭政倍感压力。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一手导演了批判谭政的斗争
        1960年9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中央军委召开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林彪作了讲话,确定了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议程:一、反修正主义;二、政治思想工作;三、我军的编组和装备规划。而最主要的是讨论政治工作。
在这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作了一个长篇讲话,直接点名批评总政治部。林彪说,总政的“工作方向有些偏”,“几年来的政治工作是前进了,但缺点是对思想问题注意得不够,一方面是没有很好抓部队的思想动态,另一方面对上面的指示和思想也贯彻得不够”。林彪所指的“上面的指示和思想”,就是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提出的“左”的一套。他要求政治工作“要把重点转到思想上来”。
         林彪在这次会议上集中论述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所谓“四个关系”,即“武器和人的关系”,“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林彪强调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提法,突出了主观意志,夸大了政治的作用。林彪还再次提出学习毛著的问题,说毛泽东思想是“站在现代的思想顶峰”,学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学毛著要背警句,要带着问题学。
        林彪的这次讲话,实际上就给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定下了基调。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还指责总政治部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是“方向偏”。当时,列席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姜思毅,就普及中、高等教育的规划是毛主席亲自审定的事实作了解释说明。林彪很是恼火,讲起了风凉话:“吃菜吃心儿呀!听话听音儿呀!”林彪的言下之意,是姜思毅反驳了他的讲话,是在坚持“方向偏”的错误。
         听了林彪的讲话,谭政才明白林彪为何既不看他的报告,也不退回的缘由了。谭政马上连夜组织人修改报告,尽量向林彪的“四个第一”靠齐。但是已经为时太晚。
       9月13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举行了预备会议,传达了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9月14日,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在研究讨论政治思想工作时,林彪本来指定谭政在会议上作报告,但他又指定总政治部的另一位领导同志,作了另一个内容迥然不同的报告,明摆着是否定谭政的报告。
        9月20日上午,谭政向大会作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这个报告是符合部队实际的。然而,林彪要趁这次机会整谭政,不管他报告如何,都会遭到林彪的指责。林彪蓄意从谭政的报告中挑刺,寻机批谭政,“要算清他(谭政)的历史总账”,将会议引向早已安排好的整谭政的路上去。
        9月22日,军委办公会议召集会议各组长开会,提出谭政的报告没有围绕和突出林彪的“四个第一”。林彪“四个第一”是在9月12日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而军委扩大会议14日就召开了。按惯例,会议各种文件在会议之前就应该准备就绪,谭政的报告更应该提前准备好,在时间上无法做到围绕和突出林彪的“四个第一”。
        9月23日,在林彪的操纵下,会议形势突然变化,矛头直接指向谭政以及总政治部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批评总政治部工作偏离了方向,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指挥打思想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军委的许多指示,没有坚决执行或完全没有执行,不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会议上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有人指责谭政同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错误路线“和平共处”、“态度暧昧”,要谭政对政治工作方向发生的“严重偏差”“负政治责任”。会议还无中生有地说,谭政在总政治部内“有个圈子”,“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受了谭政的影响”。接着,批判上纲上线,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根据林彪定的调子,谭政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就连谭政1944年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也被诬为对毛主席著作的“剽窃行为”。
        谭政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自己一直坚决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工作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决不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即便是同林彪工作上有不同意见,也不至于反党、反毛主席啊?为此,谭政进行了申辩:“事实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过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和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作了指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所提意见,都是片面的。我怎么能照着人云亦云去作检讨?”            在发言中,谭政还说:“要我检查什么呢?工作上的不同意见,难道就能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毛主席吗?说我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上一贯右倾,历次政治运动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意见,我回想了一下,都不符合事实嘛。”

所谓的“谭政反党宗派集团”与组织处理
        在林彪想整倒谭政的情况下,谭政的辩解只能引起林彪更大的打击。军委扩大会议在林彪引导下,对谭政展开了围攻式的批判。在会议的强大压力下,谭政不得不违心作出检讨,以求“过关”了。
        大会经过30多天的揭发批判和讨论,于10月20日结束。林彪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指责总政治部对上级的指示“闻风也不动,打雷也不动”,“不传达,也不布置,历次运动,总是落在后头”。谭政“这个人没有动力,缺乏精神上的动力”。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希望谭政同志在今后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进一步检查”。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政治部于1960年10月25日至1961年1月25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继续揭发批判谭政等人。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对谭政进一步上纲为:“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抵制新军委和林彪的领导”等等。会议诬陷谭政同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和《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即所谓的“谭政反党宗派集团”),“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会议最后以总政治部党委的名义作出《整风工作报告》,称“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许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政治上一贯右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拒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
        这个报告上报后,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但对于报告中所扣的“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谭政一直拒绝承认。
        在总政“整风”的最后阶段,总政领导班子被调整。1960年10月,林彪向毛泽东提议撤掉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撤销了谭政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主管总参、总后、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以后还增加了公安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工作)。1961年1月,在撤销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之后,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又撤销了谭政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常委等职务。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谭政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也被撤销。之后,国防部副部长一职也被撤销。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后,秘书劝谭政找林彪谈一谈。经过思考,谭政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从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到1971年林彪自爆身亡,谭政再也没有见过林彪。

军委扩大会议后身处逆境的谭政
        在“批谭事件”后,重新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说:“他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对于谭政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挨整,罗荣桓感到非常突然。因为有病,罗荣桓没有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受了委屈后,谭政找到罗荣桓倾诉。罗荣桓对于谭政被批判很同情,但是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是表示安慰。面对既成的事实,罗荣桓劝谭政从大局着想,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
       谭政的精神有些沮丧:“我现在又能干什么呀?”罗荣桓说:“你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谭政点点头,表示同意。
       谭政先后来到成都的一个军工厂和武汉的一个被服厂调查。3个月后,谭政带回大量第一手材料。谭政感到大有收获,向罗荣桓讲了军工产品存在的问题。罗荣桓鼓励他写个报告上报军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安排听取谭政汇报的机会。为此,罗荣桓找到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不久,罗瑞卿组织总参、总政、总后有关部门听取了谭政的汇报,给谭政以很大的鼓励。
        1964年,军委让谭政分管民兵的政治工作。谭政再次深入基层调查,写出关于民兵工作的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在送交毛泽东后不久,却受到林彪的严厉指责。林彪说谭政报告中提出的“三依靠”观点,与毛泽东的“三落实”指示相对抗。              经过这次打击,谭政才看清林彪欲置他于死地的图谋。
        1965年11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找到谭政,当面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他到福建担任副省长,并要他全家在年底之前搬离北京。和谭政一起被“扫地出门”的,还有彭德怀和黄克诚,彭去西南三线,黄去山西。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到后,背着“反党、反毛主席”帽子的谭政更是在劫难逃。在邱会作等人的授意下,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造反派将谭政抓走,押回北京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灾难一次次落在了谭政的头上,他不断地受到游斗和批判。军队院校造反派批判、斗争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人,还成立了一个个“揪斗兵团”、“联络站”、“指挥部”。在北京,彭德怀、黄克诚和谭政被关在北京公主坟什坊院,他们的房间按顺序被称为一号、二号、三号。谭政和彭德怀的遭遇相仿,遭到毒打,受到非人折磨。后来,谭政被当成“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投入了监狱。就这样,共和国开国大将,在狱中度过了8年的漫长生活。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有了转机,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一大批受到错误批判和迫害的老同志、老将军得以解放。在1975年春节前后的一次会议上,谈起被关的老干部时,毛泽东问了一句:“那个谭政哪里去了?”
        毛泽东的一句话,成为谭政命运的转折点。有关部门赶紧将谭政的有关情况上报,周恩来乘机提出解放谭政。这样,谭政终于走出囹圄,得以解放。长期的非人关押和折磨,使得昔日身体健壮的谭政变得消瘦苍老了许多。一些很熟悉他的老同志与他见面时,一时竟然没有认出。谭政曾经对人说过,“文革”中,他把所有批斗手段都尝了一遍。当谭政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时,已经变得有些神智不清了,话语迟钝,腿脚不灵。他以前的秘书去见他时,谭政情绪激动,不禁潸然泪下:“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秘书问起他在监狱里的情况,谭政摇摇头说:“8年了,别提它了!”
        为了解决工作问题,在秘书的提议下,谭政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此时,邓小平已经复出,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叶剑英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很快作了批示并报毛泽东:“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到军委当顾问。”毛泽东此时也想到了这个湖南老乡和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在谭政的信上,毛泽东用铅笔作了圈阅,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这样,谭政才算有了工作,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和他一道担任军委顾问的,还有罗瑞卿、陈再道、陈士榘、王建安四位老同志。由于多年的迫害和磨难,谭政身体很差,基本不能工作。军委顾问这项任命,实际是对他名誉的恢复。
        1978年,谭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与其他许多老同志、老将军在“文革”后重新走上一线担负重要领导职务不同,谭政由于身体不好等原因,基本上退居二线,淡出军界政界。
       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平反的决定》,为这次遭受错误批判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决定明确指出:“这是林彪制造的一起冤案”,并对谭政主持总政治部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6年6月14日,谭政在医院度过了80岁生日。徐向前元帅发来了生日贺信:“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谭政不禁热泪盈眶。
        1988年7月,谭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1月6日,谭政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追悼会上的一副挽联,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谭政的一生:“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终身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刚正不阿高尚风格启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