胭脂曼娜的结局: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沉浮录

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出生于广州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陈志美原是清军中的一名武官，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曾被清廷封为广西提督。

陈公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9岁正式拜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为师，他跟从梁雪涛学习7年，主要学习汉学传统的四书五经。梁雪涛的思想比较进步，在讲解四书五经的同时，也向陈公博介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从梁雪涛那里，陈公博最早接触到了新思想、新学说。

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作为武官，身怀绝技，他在为陈公博请老师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在家里长年雇了两位拳师，教陈公博习拳舞剑。因此，陈公博从小就练就了一副好身手。

陈公博的家住在广州城的北门，那里正是八旗兵驻防的地方，八旗子弟们依仗着世袭的地位常常聚众闹事，仗势欺人、跋扈街里，成为人人诅咒的社会无赖和蛀虫。每年的农历7月15日，广州当地的佛教徒都要举办盂兰盆会，请戏班子唱戏，家人知道陈公博爱打抱不平，为防止他出去冲撞了八旗子弟，母亲便派人牢牢地看着陈公博，禁止他去戏场。一天，陈公博趁家人不备，偷偷跑去看戏。那帮八旗子弟看见陈公博孤身一人，二十几个人围过来要打他。陈公博平时学的武功这下派上了用场，不慌不忙，对准他们一阵好打，打伤四个恶少。这下他可惹了祸，八旗恶少的家长找到陈家兴师问罪。陈志美只好忍气吞声，向来人不停地赔不是，并答应出资为受伤者治伤，事情才告平息。这件事对陈公博刺激很大，后来陈公博回忆说：“从此以后我更深深种下了反对旗满的思想。”

陈志美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直不满，他早年曾参加了秘密会党三合会，旨在“反清复汉”。晚年他同情、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义举，在与革命党人接触后，他决定毁家举义，与清廷决裂，开始准备一次武装起义。1907年，15岁的陈公博停止学业跟随父亲联络各方反清势力。凭陈志美的威望，队伍发展很快，一场起义即将打响。可由于走漏消息，清军大军压来，起义部队被迫解散。为了不连累大家，陈志美先打发儿子回广州，然后坐等清军到来，承担了全部责任被判死罪。为救狱中的父亲，陈公博找了许多父亲的故交，通过兵部尚书铁良的关系，陈志美才由“斩刑”改判为“终身监禁”。父亲被捕，家产被抄，陈公博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巨大的变化，他开始艰难谋生。

武昌起义胜利后，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任广东军政府都督。陈志美出狱后，作为反清革命功臣，被选为省议会议员，还兼任军政府军事顾问。陈公博因父亲的原因，虽然还不到20岁，已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乳源县成立县议会时，他被选为议员。1914年，陈公博考进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毕业后，又于1917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他同时考进北大的广东同乡还有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

　　
二

陈公博在北大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校园里一片沸腾。而这时的陈公博却对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不感兴趣，成天躲在图书馆里读书，他抱着“养心性，寡交游”，“不管闲事，专管读书”的宗旨，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在他的《寒风集》中称自己“静如处子”。对于青年人敬仰的蔡元培、陈独秀，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蔡元培只见过一面，为的是求一副对联；与陈独秀也只有一面之交，为的是询问考试的日期。陈公博对北大的各种社团也毫无兴趣。整个“五四”期间，当时作为哲学系班长的陈公博只参加过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当军警镇压逮捕游行学生的消息传回学校时，陈公博也认为这算不得什么大事。直到北大快毕业时，他才开始对政治“动如脱兔”。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他在他的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谭平山、谭植棠则在广东师范专门学校任教。三人常常聚在一起，商议办一份报纸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决定模仿《每周评论》，给报纸命名《广东群报》，陈公博除主编《广东群报》外，还参加了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发行。

当时的广州，各种进步思想传播很快，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得到很多人的赞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到陈独秀的来信，要他们成立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宣传，陈公博分管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来，谭平山是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应该是他。但由于当时他正在协助陈独秀（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正担任广东教育厅长）为办广东大学筹集经费，脱不开身。再加上陈公博工作很有成绩，于是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7月14日，陈公博以度蜜月的名义，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于7月21日来到上海。为了出入方便，他们住进了位于南京路上的大东旅馆。而其他代表则住在提前订好的博文女校。

7月22日先召开了预备会，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正式召开，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思，“党必须非法地工作”，并决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防止被密探盯上。因为当时上海租界已接到消息，说东方的共产党人要在上海开会，包括中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印度人、朝鲜人等，租界为此投入了许多密探，准备好了抓捕行动。可是，当时在上海也只有李汉俊的哥哥家一处可用做会场。第一次会议后，24、27、28、29日又连续开了4次会（25、26日休会）。会议刚刚开始还算平静，可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争论，会议主席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陈公博与李汉俊提出强烈的反对，后来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道：“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晚，会议继续在李汉俊哥哥家一楼召开，13名代表只有周佛海没有到，因为他闹肚子，又吐又泻起不了床，躺在博文女校休息。8点多时，马林刚想讲话，忽然间，一个不速之客鬼头鬼脑地撞了进来，后经查证此人叫程子卿，与黄金荣是把兄弟，刚进法国巡捕房任职。他看到满屋子的人，忙说：“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对此，马林警惕性很高，他立即让大家停止开会，所有的人分头迅速离开，李汉俊与陈公博为了掩护同志们就留了下来。他们上了二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刚刚坐下，一群法国巡捕就蜂拥而至。巡捕进屋后，翻箱倒柜进行搜查，然后，将李汉俊与陈公博分开审问。

巡捕先审问李汉俊，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回答巡捕的问话，称自己是商务印务馆的编辑，刚刚正与一帮朋友在家里编辑新时代丛书。

审问陈公博时，巡捕上下打量了一番，用英语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头一抬，回答道：“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巡捕又问：“你懂不懂中国话？”陈公博答道：“我是中国人，当然懂中国话！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巡捕再问：“你住在什么地方？”陈公博干脆答道：“我就住在这里。”

陈公博不敢告诉巡捕真实的住址，因为大东旅馆他的皮箱里还有几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广东共产党支部的文件。要是这些书籍和文件被法国巡捕搜去，后果将十分严重。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

又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下楼准备回旅馆。出门后，他发现身后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陈公博要黄包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走走，西走走，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场人多光线暗，陈公博摆脱了密探，然后雇车赶回大东旅馆。一回到房间，陈公博关上房门，打开箱子，把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文件拿出来全部烧了。

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陈公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忽听一声枪响，接着便传来一个女子的惨叫，陈公博就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后，茶房告诉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

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当天晚上他就与妻子乘车去了杭州。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开会，带着妻子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陈公博成了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陈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做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悔改，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1922年11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肆批评，这充分说明，他不仅在组织上脱离共产党，而且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经廖仲恺介绍，脱离共产党3年的他加入了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不久，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三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的陈公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十分愤怒。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曾与李济深一起，带上从阎锡山那里弄来的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命令亲信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了解前线战况。

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古北口之战已经失败，陈公博先找到军令部部长何应钦，见面后何应钦气急败坏地说：“我军古北口失利，主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执行命令，各自为政，危急时刻，擅自撤退。”陈公博又向撤退的士兵了解战况，一个拄着拐杖的伤兵呜咽着对陈公博说：“我们连100多号人，就剩下3人。狗日的日本鬼子，仗着武器好，又有飞机，连日对阵地狂轰滥炸。我们六十七军坚守阵地5天，只听见炸弹惊天动地，天昏地暗，不少弟兄连鬼子的影子还没见着就见了阎王。”这天晚上，陈公博失眠了。他想，日本军队的武器好，而且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如果硬与日本人碰，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仗不能再打了，应该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制止日本人进攻的办法。

从北平回到南京，陈公博改变了原来积极抗日的主张，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的论调，他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陈公博还将他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向蒋、汪做了汇报，认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将会是一败涂地。随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塘沽协定》，华北门户由此大开。

1938年4月6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陈公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7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陈公博又被指定为参议员和参政会国民党党团负责人。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任命陈公博为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即，陈公博来到成都，成为国民党在四川省的负责人。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偏僻的四川也变得热闹起来。陈公博长住成都，没有什么重大会议，很少去重庆。

这期间，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和周隆庠等人到上海与日本人进行了秘密接触。1938年12月初的一天，陈公博正在成都四川省党部办公室批阅文件，忽接汪精卫电话。陈公博放下电话，火烧火燎赶到重庆，来到上清寺汪精卫的寓所。

陈公博一进门，汪精卫来不及给他让座，急忙说道：“中日和平已经成熟，日本首相近卫表示了中日亲善的谈话。国家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个局势，全是老蒋所为，我要与日议和。” 陈公博忙说：“你要是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恐怕不妥。国民党已经过几次分裂，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你这样做，无异于把国民党推向分裂。如今，国家正处危难，我们应该精诚团结，在党内万不可有两种声音。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将会身败名裂。”

看陈公博如此激动，汪精卫便自我解围道：“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这件事情暂不讨论，以后再说吧。”汪精卫很了解陈公博，做事时事先没必要征得他的同意，一旦生米做成了熟饭，他是会跟着自己走的。

12月14日，汪精卫派一名副官来到成都，通知陈公博务必于18日到达昆明。陈公博知道，降日之事已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汪精卫要走，自己只好跟着往火坑里跳，如果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而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留在成都蒋介石也不会善待他。

12月18日，成都下大雨，飞往昆明的航班不能起飞，直到20日，天气转好，陈公博才前往昆明。陈公博到达昆明时，汪精卫带着妻子陈璧君已于头天飞往河内。陈公博在昆明歇了一夜，第二天也赶紧飞往河内。陈公博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大喜过望。汪精卫的做法，陈公博并不赞成，可他又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随汪精卫到香港后，他便隐居起来，很少与外界接触。陈公博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陈是个孝子，于是，趁这个机会，把母亲接到香港，闭门不出，专心侍奉起老母亲来。

1939年8月底，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陈公博没有出席。这次大会，选举陈公博为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对于这一职务，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陈公博没有明确表态。1940年年初的一天，陈公博在香港家中陪着母亲在客厅里聊天，忽然汪精卫伪政府的骨干分子高宗武与陶希圣两人来访。高、陶两人此次来陈宅，是想探探陈公博的口风，约他一起叛汪，然后投奔重庆的蒋介石。如果陈公博能够和他们一起走，那影响就大了。哪知陈公博态度冷淡，并无叛汪之意。

1940年1月21日，《大公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高、陶二人联名写给《大公报》的公开信，高宗武与陶希圣在报上公开叛汪，还把汪伪内部机密全部曝光，汪精卫再遭国人唾骂，当初引诱汪精卫降日的就是高、陶二人，汪精卫上了贼船后，现在高、陶又离他而去。陈公博与汪多年的交情，患难见真心，陈公博决定往火坑里跳了。

1940年3月14日，陈公博到达上海，到上海后，陈公博就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商议筹组伪南京政府的有关事宜。3月30日，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陈公博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陈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

1944年3月，汪精卫病情恶化，决定到日本治疗。3月22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在汪精卫赴日治疗期间，由陈公博代行汪精卫一切职权。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眼见日本军国主义的垮台已为期不远，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此后，陈公博为了讨好蒋介石，便调整了军事部署，双方默契反共，他召集伪军将领到南京开会，在会上，陈公博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要剿共。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有半点的退让与含糊。”会后，他调动兵力，以加强对新四军的防范。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6日下午，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伪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历时5年4个月的汉奸政权宣告结束。此时，陈公博曾派人找到上海的杜月笙，想通过杜牵线，求蒋介石宽恕他，并向蒋介石提出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日军占领区的“K”计划，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带着妻子李励庄等人，乘飞机出逃日本。陈公博此行是极为秘密的，东京、大阪、福冈等地美军随时都会进入，飞机只能在不为人注意的米子机场降落。机场跑道因为盟军的轰炸，已破烂不堪，飞机无法降落，最后燃料耗尽，只得在起伏不平的跑道上强行降落，吓得陈公博脸色苍白。时值8月盛夏，烈日当空，炽热难耐，机场上空无一人，好不容易找来一辆破卡车，将陈公博一行送到一个叫“水交馆”的旅馆去住。次日，陈公博一行又被秘密转移到浅津东乡湖的望湖楼暂住。仅仅住了两天，日本政府又派人把陈公博送到京都，陈化名东山公子，他的妻子化名东山文子，隐居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陈公博几次自杀均被人发现，他的妻子李励庄把手枪藏了起来，并寸步不离地守着陈公博，防他再寻短见。为此日本政府心生一计，通过同盟通讯社播发了一条假消息：“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日本政府打算让陈公博就此长期隐居日本，以逃脱中国政府的惩罚。国民党政府看到陈公博自杀的报道后，判断这是一条假消息。不久，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回国的正式要求，如果陈公博真的是自杀，则要由中国方面派人验尸。最后，日本政府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等人。

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由中国政府派出的一架C-47型运输机押解回国，先羁押在南京宁海路军统局临时看守所。他被独自关押一室，吃饭有人送。有一点让陈颇感不便，就是每天下午他要亲自倒便桶，与众囚犯挤在一起，他感到有失体面。陈公博于是向卫兵司令请求，说他曾任国府代主席，希望给他一点面子，最后，准许他每天提前或延后单独倒便桶。在看守所的几个月里，他不甘寂寞，要来纸笔，每天伏案书写，写了长达3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的文章，文中，陈公博竭力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后他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陈璧君的妹夫伪行政院副院长、伪外交部长诸民谊一起，被转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狮子口监狱看守所。陈公博知道这个监狱是专门关押重犯的，他明白自己活命的机会不多了。

1946年4月5日下午2时30分，法庭开庭公审陈公博。陈公博身穿深灰色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头戴黑呢船形帽，脚蹬一双黑皮鞋，他手持两本卷宗。见记者前来拍照，连忙强打精神，故作镇定。法庭上，陈公博与法官间辩论异常激烈，持续时间长达数小时。

4月12日下午4时，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陈公博进行宣判。当审判长宣布“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时，陈的双腿不停抖动，神情紧张。审判长继续宣读：“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予以没收。”陈公博知道，自己的案子是蒋介石铁定了的，申请复判只是徒劳。

6月1日，司法行政部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6月2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陈公博先给家属写了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陈公博在信中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虽死，决无怨言。悬悬放不下的，还是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将死之言可以感动先生。”但给蒋介石的信只写了一半。陈公博临死前要求的殉葬之物有两件：一是汪精卫赠他的一只茶杯；二是日本天皇所赠的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体现了他对于汪精卫的愚忠。1946年6月3日上午9时，陈公博被执行枪决。不久，他的儿子陈干偕汪精卫的女儿来到苏州，苏州6月的天气已十分炎热，尸体仅仅存放一天就变臭了，于是就匆匆在苏州安葬，后来，陈公博的亲属又把陈公博的尸骨移葬至上海的一处公墓，悄悄葬下，连块墓碑也没敢立。 （苗体君 窦春芳）

编辑：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