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精达股份官网: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罗思鼎写作组

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罗思鼎写作组

摘自《读书文摘》2004年第12期 作者：尹家民 原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罗思鼎写作组

以写作组名义发表文章在“文革”期间非常盛行，“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等笔名在当时家喻户晓，以它们名义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在社会上引起波澜……

“文革”写作组：发动“文革”的鼓手与号角

以写作组名义发表文章在“文革”期间非常盛行，“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等笔名在当时家喻户晓，以它们名义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在社会上引起波澜。但写作组的出现并非始于“文革”。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别是1958年，随着我国经济上“大跃进”的开始，文艺的“大跃进”也被提出。在当时“一切都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中心工作服务”口号的号召下，运动中明确提出“集体创作”与“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时期，集体创作的运用，在多种文体如报告文学、剧本、史传文学、回忆录的写作与学术论著、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等的编写上较为普遍和有效。形式上，或发动集体力量群策群力，或进行少数人自由结合的小规模的集体创作，既可以共同构思，共同执笔；也可以共同构思，一人执笔；或是群众口述，文艺工作者执笔。作品经过多人的修改润饰与意见的补充，政治上往往可靠稳妥，也有一定的“文学性”。

另外，60年代，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争和分歧，中共中央起草和发表“反修”文章，特别是“”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让人们对集体写作班子的力量开始刮目相看。但这些写作班子多为中央领导机构临时筹集的，并没有固定的人员。

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一样了，这些写作组，成了发动“文革”的鼓手与号角。在“文革”中，有时即使个人署名的文章，也可能是集体的产物，能在重要的刊物上占据位置。比如“文革”初始“姚文元”的重头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是由江青、张春桥等人操纵的“写作组”组织写作、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发表的。这样做，是为了使文章看上去“操作”的痕迹少一些。可以说，“文革”就是从毛泽东通过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写文章批判吴晗开始的。一些知名的写作组以后几乎成了常设机构，他们经常或偶尔采用的笔名不断地见于报端。熟悉当时情景的人都知道，遇有重大事件，必有写作组“指导性”的文章出现，写作组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及相应组织的代言人。直到“文革”后期，所谓“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仍是通过写作组写文章，引导批判指向，传达“最高指示”。

写作组的文章，通常以化名出现，取其谐音的居多。比如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化名“梁效”；中央党校写作组化名“唐晓文”；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镙丝钉谐音)；其中的文艺组又化名“石一歌”，指的是专写鲁迅作品评论的“十一个人”；“方岩梁”取自毛泽东诗词“风物长宜放眼量”后三字；“丁学雷”是上海丁香花园的“学雷锋”小组。也有一些不取谐音而取某种含义的，比如文化部写作组化名“初澜”或“江天”，与江青有关：“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乃“出蓝”之谐音；“江天”之意一望而知。北京市委写作组化名“洪广思”。除了基本的、常用的笔名之外，还有许多一次性出现的笔名，别看他们的名字只在报端一闪，其作用却如晴天惊雷一般，非同小可。比如“初澜”的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将“桃峰”与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桃园经验”联系在一起，给这出戏扣上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的大帽子，使大批干部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丁学雷”、“罗思鼎”反戈一击，投靠张、姚

与许多省市一样，上海市委写作班在“反右斗争”前已经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才有了笔名“丁学雷”、“罗思鼎”。“罗思鼎”取意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革命镙丝钉。“文革”中发迹的徐景贤就是“丁学雷”写作组负责人。他原是中共华东局的一名宣传干事，因为写过一部人物传记《穆汉祥》(穆汉祥，交通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一些杂文而被张春桥看中，被调入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后成为写作班的支部书记。他积极响应柯庆施提出的“写十三年”的号召，参加话剧《年青的一代》的修改，也成了作者之一。随着话剧被搬上银幕，徐景贤的名声大振。“文化大革命”前夕，柯庆施死后，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市长，市委写作组一直延续下来，仍是市委的工作班子。就在姚文元抛出评《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上海市委陷入被动、被喊着“打倒”时，徐景贤还在为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起草检讨书。

眼见陈、曹成了“被砸烂的旧世界”，善于见风转舵的徐景贤开始向张、姚的大船靠拢了。

经济文化发达的上海，对政治具有闻风而动的传统，“文革”的形势在这里迅猛发展。1966年11月25日，“罗思鼎”的头头———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卫兵揪回学校批斗，要他交代在市委写作班里都接受过陈、曹的什么“黑指示”，替他们写过什么“黑文章”，不交代就要“砸烂狗头”等等。情急之下的徐景贤在11月28日清晨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电话，向张春桥、姚文元报告情况，请求援救。张、姚早有计策：要“丁学雷”、“罗思鼎”赶快脱离旧市委的“贼船”，“奔向光明的彼岸”。

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张春桥怕泄漏风声，特地把电话打到上海的家里，把意见告诉妻子文静，再由文静转告徐景贤。姚文元则直接跟徐景贤通电话，要他转告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朱永嘉由此获得“解放”。

此后，姚文元多次给徐景贤打电话，催促他“起义”、“反戈一击”。姚文元话已经讲得很明白：“在打倒上海市委之后，写作班子能不能成为我们的工作班子？”

徐景贤心领神会：就是说上海市委很快就要“改朝换代”了。在权衡利弊之后，他紧急召集写作班子的全体成员，传达了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提醒大家何去何从，赶快决定。那是一个“造反有理”、“造反光荣”的时代，“秀才们”没有多想，都希望及早转舵，跟上形势。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深夜，没有人犯困。市委写作班党支部副书记郭仁杰激动万分，说出了一段“名言”：“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作班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开头那两句话后来成了上海广为流传的革命口号。

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动向被发行量极大的上海市委内部刊物———《支部生活》的造反派头头王承龙获知，他遂与写作班建立“联合阵线”，一起举起造反大旗，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并写出大字报，其中除了当时流行的口号，主要内容是：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造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吧。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绝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笔者注：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很快被“打倒”)！砸烂常溪萍(笔者注：时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文革”前曾被派往北大担任该校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后被迫害致死)！

1966年12月18日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张春桥很满意，让姚文元打电话表示支持，并说：“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这样，上海市委写作班集体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重要舆论工具。徐景贤也就成了排在张、姚之后的上海“徐老三”。

“罗思鼎”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的过程中，曾请他帮助查阅过明史资料，朱由此发迹，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复旦大学革委会主任。

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决定发动上海“一月革命”，夺取领导权时，首先飞回上海，给“丁学雷”、“罗思鼎”布置任务。当天下午2时，武康路2号的小楼里坐满了人，其中有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

张春桥分析完上海当时的形势后，对秀才们说：“一月是关键性的一个月。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和文元这次回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秀才们听到这些话，无不欢欣鼓舞，他们不但抓住了“笔杆子”，同时还拥有了“印把子”。

过了两天，按预定计划，“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会同“工总司”，在人民广场召开了10万人大会，挂出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的横幅。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发表演说。大会结束之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的高楼上，从楼顶垂下来四条大红标语，写着“欢迎张春桥、姚文元当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市长和副市长”。这些字句就是丁学雷的“擂主”徐景贤拟的。

当这四条标语已经成为事实，张春桥、姚文元再次衣锦还乡时，并没忘记这帮秀才们的作用，在万人大会上，张、姚为他们声张道：“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这帮造反的秀才尝到了甜头，得到了鼓励，已经从简单的写文章变成了既能“文攻”又能“武卫”的“两栖作战部队”，变本加厉地为“新政权”鼓与呼。

“梁效”在江青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文化大革命”也造就了不少“时世英雄”，迟群、谢静宜便是其中两人。

在“文革”前，迟群只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也只是这个部队中的一个机要工作人员。当“文革”风暴骤起时，全国红卫兵小将、造反派们纷纷揭竿而起，批斗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随着形势的发展，全国的局势变得非常混乱。1968年夏，许多大、中学校和单位混乱形势严重，于是，中央不得不做出派工宣队、军宣队的决定。不久，八三四一部队进驻清华、北大，成立军宣队，维持学校的秩序。正是从这时候起，迟群和谢静宜两人开始崭露头角，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并成为她的亲信。

迟、谢二人之所以很快得到江青的欢心，一是因为他们既是军人又身处在大学要地；二是因为他们两人的性格有优势，执行命令坚决果断，不得胜利决不罢休；三是对江青百依百顺，甚至逆来顺受。他们打倒老的清华大学领导后，由迟群担任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谢静宜担任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直至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委员。

迟、谢二人的“辉煌成就”，就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影射史学和“批邓”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他们手下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人们熟知的“梁效”。

“梁效”的前身是1973年10月拼凑起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1974年3月，人员调整后，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它是江青直接控制、指挥的写作班子，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的一座幽雅的小楼里。前后有数十人参加，多时保持在30人左右。这些“秀才们”根据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200多篇文章，其中有30余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文章的来头，反对他们的文章也会被视为“反动行为”而遭遇打击。江青曾得意洋洋地对迟、谢二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排炮。”而他们自己也以此为荣。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而迟群也曾表示：“班子要对我负责，我对江青负责。”写作班子里的成员也声称，他们是在江青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虽然“文革”写作组已经成为历史，但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多数成员不愿重提旧事。但作为当年“梁效”写作组成员的周一良先生却不避讳忌，在多年之后写出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详细地描写了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情况，作了反思。周一良在书中介绍说：

“梁效”设立支部书记1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干部担任；副书记2人，北大、清华各出1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住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有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用处……

1984年，冯友兰教授在回顾了“我在‘文革’中所走的弯路”这段历史，本着“修辞立其诚”的做人准则说：“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藏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所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冯友兰的这番话，是当年许多知识分子共有的心声。应该说，除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之外，在那个特殊年代，相当数量的正直的人们为了避免一时的精神或皮肉之苦，而违心地说了一些错话写了一些文章，甚至参加了这样那样的写作组，他们与那些主谋者不能一概而论。

主谋者们没有逃脱掉历史的惩罚。

1976年10月10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按迟群给“梁效”定的“铁的纪律”，笔杆子们不能随便外出，傍晚都要回到朗润园湖边的楼里。和往常一样，看过书报之后，他们陆续上床睡觉。可是刚过半夜12点，楼前突然响起了摩托车声。还没等他们清醒，一队解放军战士已经神速地包围了这座灰楼。被动静惊醒的“梁效”的笔杆子们，一坐起来，就有人来通知他们到一楼的会客室集中。因为当时的写作已经成了政治任务，半夜被叫醒是常有的事。甚至还有人仍在做着美梦：“说不定是首长来接见！”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的重大事件。会客室里，一位陌生的北京卫戍区的军官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梁效’的材料封存上交。现在大家就收拾一下自己的用具，回家去，明天到校党委集中学习。但主要负责人不能走……”在10月6日晚上，北京卫戍区已经在市委大楼逮捕了迟群、谢静宜。

至此，“梁效”们没有笑到最后，“罗思鼎”也没有顶住历史的车轮，等待他们的是历史的审判。虽然他们的任务还是“写”，不过不是再写什么“锦绣文章”，而是写交代材料了。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贤、王秀珍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等进行公开审理，做出判决。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朱永嘉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判处迟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在此之前，谢静宜已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署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这是这个写作班子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以后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署名“梁效”，有时也用“柏青”、“高路”等笔名，间或还有什么“秦怀文”、“安杰”、“景华”、“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等笔名的出现。

“梁效”最辉煌的“成就”是“批林批孔”，大搞影射文学

为了给“批林批孔”运动制造声势，1973年9月8日，迟群按江青的指使，背着中央，召开“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率先打出“批孔”旗帜。他在会上说：这是部署性的会，不但教育战线要批孔，其他战线也要批，中央现在还没有班子，你们的材料可给我们。

与此同时，迟群、谢静宜积极搜罗“批林批孔”材料。他们在江青的指使下，到林彪居所毛家湾去搜查，寻找林彪与孔孟、儒家之间的所谓联系。终于由“梁效”的秀才们编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江青看。迟、谢二人在后来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谈到了有关编写这个材料的情况：

迟群：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他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批示：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

迟群：当时讲到了，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

谢静宜：当时我们提议，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工夫好好地搞—下。江青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意见，而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大瓷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我们有些个很好的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其中有一个女同志和他们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成一个特写镜头，把你搞成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

……

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他来华拍片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他拍的《中国》并无错误。而这天正是周恩来在主持会议，江青一伙的用心可见一斑。出席会议的江青也不时插话，好不得意。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把江青捧上了天。而江青更是趾高气扬，将到会的“尊孔”的郭沫若叫起来，站着，当着近两万人指责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作者注：“十批”指郭沫若的旧作《十批判书》，当时社会上盛传毛泽东有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诗中有一句便是“‘十批’不是好文章”)，羞辱这位文坛老人。郭沫若后来对夫人于立群说：“他们是针对总理的。”对这次动员大会，江青甚为得意，掩饰不住地哈哈大笑：“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

除了布置“梁效”等写文章“批林批孔”外，他们还嫌秀才们的分量不够，特别是不能从“堡垒内部打出来”。于是仍以郭沫若为对象，拉拢他们，企图从另一侧面攻击周恩来。那次大会以后，张春桥专门来到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的住宅，逼迫他写文章，要他承认他在抗战期间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叫他在文章中“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郭沫若执意不从，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

过一段时间，江青也亲自找上门来，纠缠折磨郭沫若。她同样是逼郭沫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判安东尼奥尼摄制的纪录片《中国》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郭沫若当时不断咳嗽，很少和她说话，她却东拉西扯纠缠了3个小时才走。当晚，郭沫若就开始发烧，到医院诊断为肺炎，好在抢救及时，没什么大碍。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是“批现代大儒”、“批宰相”的急先锋和主将。他们炮制的文章有：《林彪与孔孟之道》、《孔丘其人》、《赵高篡权与秦王朝的灭亡》、《读〈盐铁论〉》、《“克己复礼”再批判》、《再论孔丘其人》等等。这都是多有所指和别有用心的政治文章。

1974年2月20日，迟、谢指使“梁效”用不同的笔名，在《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8篇“批林批孔”的文章，继续围攻周恩来。2月26日，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写作班子布置传达了江青给出的3个题目，其中之一是《孔丘其人》。迟群传达了江青对这篇文章的具体要求：要突出两点，一是孔丘稍一得势就杀人，杀少正卯；二是孔丘到处碰壁，还要写上“孔丘压迫妇女”。迟群说，文章要“写得生动、深刻，不要太长”，“要在5000字之内”，在“3月8日以前完成”。不久，稿子写完送给迟、谢，他们一看，说：“还差得远呢！”迟群点着秀才们的脑门说：“文章要写得更深刻，更生动活泼，要把孔丘写得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要写得好，3月8日以后写成也行。”3月8日到了，迟群再次向他们布置：“要集中揭露这个人，但又不要孤立批孔丘，要和我党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历代反动派、党内机会主义头子要抬出来……要在孔丘的家世上做文章，把孔丘的祖父、父亲的姓名写出来，注上音，以说明孔丘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不适应历史潮流的需要。”“梁效”按照迟群的意见又写了一稿，但江青仍不满意。她拿眼瞪着迟群说：“《孔丘其人》你们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写不出来我另找别人。”迟群只得把稿子拿回去赶紧修改。

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江青点题授意并经过她与姚文元审定的《孔丘其人》。写作组炮制的这篇文章，通篇并不着墨批林彪，而是别有用心地说：“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在他71岁、重病在床的时期……”甚至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头衔硬加在孔丘头上。文章特别突出了江青交代的“针对性”、“现实感”。这次江青面有喜色，连声夸奖：“写得生龙活虎。”

迟群听后，很是得意，继续表白道：“有人问我，《孔丘其人》中的孔丘指谁？我说，你看着像谁就指谁！”谁都知道，当时周恩来差不多这个年龄，而且积劳成疾，身患绝症。“梁效”的文章正是影射周恩来。

与《孔丘其人》同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署名“罗思鼎”的《评〈吕氏春秋〉》，是另一篇以吕不韦这个“宰相儒”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姚文元在布置“罗思鼎”写这篇文章时，特别指出“这是一篇政治文章”，重点是批“折衷主义”。1974年2月4日，姚文元又就这篇文章的写作提出：“批判《吕氏春秋》文望认真抓紧改出。要有揭露批判其折衷主义贩卖孔孟之道搞复辟、搞阴谋、搞分裂的内容。”3月5日，姚文元在催促这篇文章快些脱稿时，又强调：“不写为学术性的。”定稿前，姚文元对文章亲自作了修改，最后经张春桥“审阅”定稿。

这年的9月8日，迟群召集“梁效”成员，作了一番“影射史学”的纲领性讲话。他说，今天主要是讲古为今用的问题，即“研究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到底在哪里”？“现实意义，有一条比较清楚，古今一致的东西”。“现实意义”还有一条，就是“解决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感兴趣的是第一条，紧扣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然，研究它干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不要以为在结论上有了定论就可以了，有些问题结论很简单，主席说‘古为今用’四个大字就解决了，但具体的要有历史方针。不是不清楚，大家面对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但往里一深入，就遇到一些问题。这不是不可解决的，就和其他领域里的观点一样，如30年代的肺结核和现在的癌症一样。”

迟群还在这次讲话中宣布了写作班子的纪律：“要保密，过去已经发生了几起，轻了，既往不咎。在这个班子，更要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是中央抓的班子，不准无组织纪律。”

“梁效”等写作组编写了大量的影射史学的文章，江青则怀揣着个人目的，四处“送材料”，真有点自产自销、兜售独家秘方的味道。在上海滩混迹于舞台的江青，一夜间成了无文不通、无史不晓的历史学家，的确让人吃惊。但是当你知道了她背后有庞大的写作组为她提供材料时，你就不会奇怪了。

“罗思鼎”的头头都认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要杀头

与“梁效”相呼应，“罗思鼎”也开始大量发表文章。1974年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他们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这个写作组除了常用的“罗思鼎”笔名外，还用过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凌益、戚承楼、勒戈等。他们在《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左”倾文章，还进行了大量的反动活动。写作组的头头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一块我们的墓砖。”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曾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根据周恩来几次讲话的精神，《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发表了一整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受到厌恶“文化大革命”的群众的欢迎。当时，在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授意《文汇报》搞了期《内参》上送，说《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提出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要以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为会议的中心内容。这个正确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但引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攻击反对。张春桥说：“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江青说：“我个人认为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还要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对批林性质的认识分歧很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毛泽东从他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出发，对这个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972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给江青一伙壮了胆。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写作组立即炮制“新年献词”，在1973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刊登，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此以后，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批林彪的极“左”。江青一伙乘机大批所谓“右倾回潮”，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他们心中的目标。联系这个背景，毛泽东对周恩来有些不满，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提出“批孔”问题，就不难理解了。而江青一伙正是利用这一点，认为时机已到，便组织“梁效”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作为批判林彪、影射周恩来的弹药。

这一年，周恩来始终在困难地支撑着。活跃的“梁效”、“罗思鼎”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写了许多文章，控制着运动的方向。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元旦献词》。社论说：“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明确提出继续批判“尊孔反法”，批判“修正主义”。

1974年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向全国转发“梁效”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1号文件下发。于是，“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他们的意图也一步一步地显露出来。

现在看得很清楚，“四人帮”一伙攻击周恩来，是为了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由江青组阁、张春桥当总理。所以“梁效”、“罗思鼎”的文章开始朝着这个目标靠拢。8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罗思鼎”的文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借用刘邦美化吕后，说“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只是由于毛泽东讲了“四人帮”问题，他们才把原稿中肉麻吹捧吕后的露骨言辞忍痛删去。在炮制此文的同时，“罗思鼎”还奉命赶写《论吕后》专文，并按照江青的口径，写作时遵照三点要求：“吕后是了解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生活时间最长，刘邦所建立的功绩与吕后是分不开的”；“吕后是刘邦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吕后是按照刘邦生前的法家路线办事的，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之业”。实际就是让读者把文中的“吕后”在脑中转化成江青。由于写得太露骨，文章未被发表。

上海写吕后，北京则侧重写武则天。8月20日的《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登载了“梁效”写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说武则天当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6万多人。文章的结论是：“她终究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为了给“四人帮”组阁制造舆论，“梁效”借古讽今，编造历史总结出“要有法家集团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所谓历史经验，为了江青当女皇，大肆吹捧武则天是“法家女皇”。甚至连江青带头穿“开襟领连衫裙”，“梁效”都将其与武则天扯在一起，说“武则天是新式衣装巾袍的积极拥护者”。

江青把吕后、武则天尽量朝自己身上拉，以满足她要作女皇的私欲。但她也非常清楚，周恩来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于是又利用“风庆轮事件”，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罗思鼎”根据姚文元定的调子，在《学习与批判》第3期上，抛出了署名“景池”的文章———《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紧接着，上海《朝霞》杂志(笔者注：1974年1月在上海创办的文学月刊《朝霞》，登载诗、小说、散文和评论，是“文革”中集中、鲜明地表达激进派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文学刊物)也加入了攻击周恩来的多重唱，他们刊载“罗思鼎”以史经名义发表的《李鸿章出洋》，伪造了一个李鸿章买洋船洋舰的情节，影射周恩来的适当向外国买船的主张是“崇洋媚外”。5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的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更是露骨地以孔老二重病在床，影射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把孔老二“张开胳膊”改为“端起胳膊”，对周恩来进行人身攻击。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儒”。江青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没有儒？有很大的儒。”第二天，江青又对“梁效”、“唐晓文”的成员再次重复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她的亲信怕大家还是联系不上周恩来，在一旁提醒说：“注意这个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指林彪、陈伯达……”

1975年，随着“四人帮”活动的猖獗，全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从1月起，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各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着手进行整顿。邓小平的复出，使“四人帮”组阁的计划又出现了新的障碍。于是，江青等人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邓小平。

从1975年9月开始，迟群、谢静宜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意图，亲自点题，提供材料，交代要点，指挥“梁效”写作班子，炮制了许多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的诬陷文章。11月，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了一篇名为《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迟群看到后，立即找到吴炜煜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当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

在他的指使下，吴炜煜一口气写了10篇批判文章，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文章诬陷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还乡团’、‘复辟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动，向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事业猖狂进攻”。并说：“我们要把眼睛盯住走资派，不停顿地向走资派进攻，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迟群、谢静宜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其他几位同志，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信中报告了迟群和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揭露他们在清华园狼狈为奸、大搞法西斯统治的罪行。由于信是请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产生不满，他认为邓小平偏袒了刘冰等。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4人信件的批示。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逐渐开始了主要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12月1日，迟、谢布置“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这是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受到保护后迟、谢二人从此更加卖力地诬陷邓小平。1976年1月到4月，迟、谢按照张春桥的指使，让写作班子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按江青的意见，编造了《邓小平言论与马列毛主席教导对照》、《邓小平言论与孔孟之道对照》、《邓小平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言论对照》等一大批诬陷材料。

6月，迟、谢又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把从国务院非法搞来的邓小平起草的两个文件和一篇文稿，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几个问题》、《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诬蔑为“三株大毒草”。他们在文章前加了前言、按语，又让写作班子写文章，编成“三本册子”，有选择地大量印刷，向全国发送，据统计，“三本小册子”印了8000万册。

1976年2月，迟群同刘庆棠、毛远新、徐景贤等人，共同策划拍摄了反动影片《反击》。他亲自指挥清华、北大一些人组成剧本创作组，要求他们，“作品点上面的人物……使人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人物处理可以由下面来体现，根子追上去，直到邓小平”。迟群在审查剧本时，故意把剧中领导干部的职务改为省委第一书记，影射邓小平，并借剧中人之口大骂各级党政军领导是“还乡团”。电影拍完后，张春桥提出“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来”。

1976年9月9日，当毛泽东刚刚去世时，迟群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仍保持着他那火药味十足的腔调：“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大家要坚定、镇静，化悲痛为力量，特别是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要求民兵树立高度的战备观念，一旦有了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斗争想得激烈一些，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直到10月7日，“梁效”的长文《〈论总纲〉和克己复礼》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并配上了通栏标题：《深入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论总纲〉》。

被历史定罪的“文革”写作组

与此同时，上海昔日的笔杆子们也开始盯着枪杆子了，他们也在行动。已经成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的“罗思鼎”负责人朱永嘉，在1976年10月8日晚上参加完密谋武装叛乱的会议后，先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打招呼，要他们不发中央消息，只发上海的消息。回到写作组住处，他向秀才们交代：“可能出事了。”他要后来的市革委会写作组负责人王知常准备有关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有时间再讨论《告全国人民书》。

10月12日晚上8点半，朱永嘉等4个市革委会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子成员，在康平路开会，继续策划武装叛乱。会议气氛紧张，在吵吵嚷嚷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卷起袖子，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6点钟之前大干的方案，口号是4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朱永嘉还写了一张“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条子，在会场上传阅。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四个还我’。”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急促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会上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破坏电网，把上海搞瘫痪。朱永嘉又说：“上海带一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指被抓起来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如果被镇压了，失败了，那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上也会记上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最后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6时前派民兵占领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我们的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然而随着、叶剑英等领导人的运筹，朱永嘉等写作班的“大秀才”们的最后一梦也破灭了，他们留在历史上的不是“惭愧”而是骂名。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梁效”等写作组中也吸收了一些在学术上确有造诣的老学者老教授。著名哲学家、北大教授冯友兰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批林批孔”之初，也写了两篇批判孔子的文章，并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由于毛泽东对这两篇文章的赞同，它们先后在《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上用同一个编者按语发表了。后来毛泽东在圈阅过一份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后，针对所列孔子言论和注解，在文件旁批道：我看可将冯友兰、魏建功吸收到两校大批判组当顾问，史料和文字可以请教他们。毛泽东很清楚，目前大批判组的这帮年轻秀才，写写口诛笔伐的现实文章还可以，但对历史实在是知之甚少，只有请那些老学者帮忙，也算是“革命的大联合”或曰“三结合”罢。

冯友兰从此成了迟群、谢静宜重视的专家学者。

对于自己成为“梁效”顾问的过程，冯友兰曾谈道：“这年(编者：指1973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当时宋柏年(北大党委政工组干部)对我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只是挂个名，不一定有实际工作。因为宋柏年在此以前曾到我家里，问我一些成语、典故的意义和出处，叫我帮他查书，大概还是要我帮着做这一类的事。”

对于自己在“梁效”中的作用，冯友兰曾说：“他们有事才来叫我，所以并不经常去。我去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有时也推敲一些古书，例如《易·系辞》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意义。”除了这些事，冯友兰还参加过“梁效”的一些会议和活动。就这些事而论，冯友兰在“梁效”中并没有起多么大的作用，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文献咨询员而已。虽然“文革”刚结束时人们对于冯友兰等“梁效”顾问有过各种非议，但后来证明符合事实的并不多。他们不可能在大批判组中起多大的作用，对于“四人帮”的活动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多少底细，更不用说参加党内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