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跑团长的小说:党史博览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作者：王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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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把供给制初步方案制订出来后，不知何故，陈伯达一直没有批准实行。不久，１９６６年春天，陈伯达就忙着搞“文化大革命”了，研究院率先实行供给制的事就不了了之。
　　
　　和“红五类”辩论口号
　　
　　１９６６年６月末，我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住进了钓鱼台十五号楼，陈伯达和其他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十五号楼，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之前，我主要做秘书工作。收发文件，打杂，办陈伯达的信件，帮助陈伯达秘书刘叔晏抄写专案材料，随同陈伯达出去开会作记录，或出去搞专题调查。虽然每天都在陈伯达身边工作，他也未必认得我。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后，我分配在文电组，继续办陈伯达的信件，直到成立了陈伯达办信组。这期间，我随陈伯达一起去对外文委看过一次大字报。有一次，陈伯达、康生在中南海西门接待室接见监察部的两位老干部，听取他们反映“文化大革命”前对干部使用和干部历史问题的意见，叫我去作记录。在记录中，我因为对老干部名字不太熟悉，经常写错别字，陈伯达坐在我旁边，看我写了错字就帮我纠正，我感到陈伯达的确没官架子，在他身边工作不感到紧张。
　　大约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有一天下午，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联合接待室（设在府右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楼），由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组织一场接见红卫兵座谈会，主题是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陈伯达在会上批驳了这个带有血统论色彩的错误口号。主张这个口号的“红五类”高干子弟居多，他们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一段以后，“红五类”学生言辞粗鲁，坚持意见，会场秩序大乱，辩论无法进行。许明和陈伯达秘书王保春见状赶紧维护秩序，让陈伯达先撤。因前门已被红卫兵把住不让陈伯达出门，要和他辩论到底，我只好护着陈伯达从后台撤下来，穿过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院子南门出来。这时中央警卫局的警卫把陈伯达的车子也调到了南门，我护着陈伯达上了车，回钓鱼台。这是我第一次坐上陈伯达的红旗轿车。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陈伯达一开始就不同意。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在主题报告中又批评了这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血统论。
　　
　　对朱成昭的严厉批评
　　
　　大约是１９６７年年初，原来一直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负责人朱成昭，可能是对中央文革把“联动”（即“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了反动组织并抓了一批骨干分子表示不满，发表了一些反对中央文革的言论，犯了属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类的错误。我当时并不太清楚朱成昭究竟发了什么言论，但中央文革和陈伯达认定朱成昭变了，不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从“造反派”变成了“保守派”。于是，陈伯达亲自写了一封对朱成昭批评的信，派我去传达。
　　陈伯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关锋也在场，看样子他们刚刚商量完批评朱成昭的问题。陈伯达对我说：“你去找朱成昭传达我对他的批评，按我写的向他宣读。”陈伯达把“批评信”递给关锋过目后，关锋对我说：“传达伯达同志的批评，口气尽可能婉转些，不要叫他感到有压力，批评他是爱护他。”陈伯达马上驳关锋说：“不！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地传达我的话。”这个批评稿不太长，大概就有二百字左右，但口气非常严厉、尖刻，带有严重警告或“最后通牒”的味道。“批评信”没指明朱成昭到底犯了什么错，只是对他的错误加以分析上纲。内容大致是：你朱成昭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有点名气就骄傲起来；你如果不识时务，脱离党的领导，背离文化革命路线，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希望你悬崖勒马，不要沿着错误道路滑下去，否则，“群众必然把你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不及了”。最后这句话我记得清楚，因为这是毛泽东用来批评蒋介石的话。
　　我向朱成昭宣读了陈伯达的批评信，他当场作了记录后，并同我一起核对了陈伯达信的原稿。朱成昭很冷静，泰然自若。他虽未公开拒绝批评，但也没表示要作检讨、改正。朱成昭问我：“陈伯达同志这个批评是不是往下传达？是不是先向我们‘东方红’勤务组传达一下？”我说：“伯达同志没说，传达不传达，传达到什么范围由你自己来定。”
　　朱成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也过于自信，但他光明磊落，不怕中央文革首长批评，竟将陈伯达对他的批评原原本本地向“东方红”成员作了传达，很快就有人把这封信的内容捅了出去，贴出了大字报。反对朱成昭的派别趁势把朱成昭从“东方红”第一把手的位置上掀了下来。朱成昭往下传达陈伯达的信的内容，这就注定了他必然垮台，因为在当时不管你是多么“革命”的造反派，只要失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那你就什么都不是，甚至会使你成为“反革命”。这就注定朱成昭必然垮台。
　　
　　字画引起的风波
　　
　　陈伯达的毛笔字写得好，有功底。党内外许多领导人或他的朋友向他求字，在“文化大革命”前，这对陈伯达来说是寻常事，也是文人之间交往的高雅方式，可是“文化大革命”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则把相互题字变成了有“黑关系”的罪证。原来一些同陈伯达关系不坏、手中有陈伯达字画的老同志陆续被打倒，成了“黑帮”。陈伯达的字画收藏在“黑帮”家里，无疑会给陈伯达带来麻烦，至少可以说明“黑帮”和陈伯达这个“大左派”关系不错，这件事不能不成为陈伯达的一块心病。他必须设法收回在“黑帮”手中的字画，以防后患。
　　１９６７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十六号楼大客厅召开小组会。这时，办信组的负责人杨松友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了一些信件和几卷捆着的字画，并附上一封信。信中说中央办公厅转送来几幅字画，但没有附言，还有几封不好处理的群众来信，一并送给我叫我处理。我看过信后，因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连看这些东西都没看一眼，就原封不动，放在戚本禹的办公桌上，并给戚本禹写了一个条子，附上杨松友给我的信，请他批示。随后，就把这事忘了。当时陈伯达和戚本禹都在大客厅开会。就在这个当口，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来办事组值班室问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字画，有人告诉他们我放在戚本禹办公室了。于是，王保春就直接去戚本禹办公室把几卷字画取了出来。王保春回值班室就问我：“伯达同志的东西，你为什么送给戚本禹？”我说：“我不知道是伯达同志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杨松友送来的，我连看都没看就送到戚本禹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小组会刚开完，陈伯达就匆匆来到值班室，他见我劈头就问：“我的东西你怎么送给戚本禹批？”我解释说：“我不知道是你的东西，办信组送来这些东西，我连看都没看就放在戚本禹桌上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时，戚本禹也到了值班室，陈伯达冲着戚本禹说：“我的东西怎么也由你来批呀？”戚本禹也莫明其妙，反驳说：“我批你什么了？”陈伯达又说了句什么话后，戚本禹生气地对我说：“以后陈伯达的事我一概不管，他的事别再找我。”其实，戚本禹还不知道这件事，陈伯达的字画王保春早从戚本禹办公桌上取走。戚本禹开完会还没回办公室，当然也没看到我写给他的条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陈伯达对这件事发这么大火，他怀疑戚本禹和我们合谋抓他的把柄，整他的“黑材料”。事情的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给中央办公厅一位老副主任写过字画，由于这位老同志被打成“黑帮”，抄家抄出来陈伯达的字画，就交到中央文革。当时，凡是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信件就直接送办信组去先处理，这些字画没有附言和信，办信组也不知该怎么处理，就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我。我也摸不着头脑，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戚本禹。没等戚本禹开完会，王保春就把字画取走了。戚本禹当然不知道这件事，确实不该责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