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食品大检查:社论:吸烟率回弹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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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吸烟率回弹的深层原因

(2011-06-08)

fieldset { width: 306px; border: 1px solid #990000; align: center; } legend { font-family: Arial,"宋体"; font-size: 12px; font-weight: bold; color: #990000; } 社论 2011年6月8日

  保健促进局前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设法遏制吸烟人数上升的努力受挫,成人吸烟率再度回弹。为了因应烟民人口上升的趋势,当局决定把今年的全国管制吸烟运动的宣导对象锁定在18岁到39岁青壮年和低收入者这两个吸烟群体,并将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争取在2020年把吸烟率减少到10%以下。

  遏制吸烟人数上升是我国持续进行了几十年的“持久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就在巴士和戏院等公共空间推行禁烟令,接着又在1986年开展常年性的戒烟运动,并且多次调高烟草税,不断扩大禁烟区。通过多方位的努力,戒烟运动曾经一度奏效,使我国的成人吸烟率从1984年的20%逐渐下降到2001年的14%,再降低到2004年的12.6%。

  可是,最新公布的全国健康调查数据却显示,2010年的成人吸烟率又回升到了14.3%,比2004年增长了1.7个百分点。其中,年轻烟民吸烟率上升幅度最大:对照2004年和2010年数据,18岁到29岁国人吸烟率从12.1%上升到16.3%;30岁到39岁国人吸烟率也从13%增加到16.4%。

  这个调查,按每月家庭收入把吸烟者分成2000元以下、2000至3999元、4000至5999元、6000至9999元及1万元以上五个不同收入类别。其中,除了在1万元以上的国人中,吸烟者比率从2004年的5.9%降至5.4%以外,其余四个类别的吸烟者比率都在上升,而且是收入越低者吸烟率越高。其中每月家庭收入不到2000元的烟民人数,在接受调查的同一收入阶层民众中占了19.8%。换句话说,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有每天吸烟习惯。

  值得关注的另一现象是,尽管2010年的香烟价格比2004年高出不少,但去年每月家庭收入不到2000元的吸烟者比率却比2004年的18.5%高出1.3个百分点,其余三个收入类别的增幅则依次为4.1、2.2和3.9个百分点。这说明了通过不断调高烟草税来调高香烟价格的措施,虽然从总体上看对降低本地吸烟率没有多大作用,但却能有效地控制每月家庭收入不到2000元即最低收入吸烟者的上升幅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在公共空间实行禁烟令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几个能数十年如一日地持续展开常年戒烟活动的国家。多年来,我国为实现降低吸烟率而做出的努力不可谓不多,对违反禁烟令而采取的惩罚力度不可谓不强,占香烟零售价69%的烟草税更是世界最高的烟草税之一。在多管齐下的努力下,一度下降的吸烟率却再次回弹,似乎说明了其中还有更加深层的社会原因。

  吸烟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显示,个人吸烟是为了驱除不安情绪,例如有的人希望通过吸烟控制自己的紧张,焦虑,不少人在自己情绪低落、悲伤时吸烟量增加,也有些人通过吸烟解除疲劳,集中注意力;可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吸烟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贫穷、焦虑、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等。事实上,世界各国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出收入越低者吸烟率越高的现象。

  换言之,吸烟者抽的并不是烟,而是焦虑。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烟民人数多寡就是其国民幸福指数的衡量标准。   最近几年,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等因素的影响下,新加坡经济确实受到了不小的打击,甚至还一度出现罕见的负增长。影响所及,国人承受了较前更大的生活压力,普遍感到焦虑不安。也许正是这种社会焦虑感,促成了成人吸烟率的回弹。 无论如何,吸烟确实是个不良习惯,当局进行多年的戒烟措施应该继续下去。但是,要有效地扭转吸烟率回弹的趋势,除了传统的手段以外,也许得从如何提高国人的幸福感,降低焦虑感的方向去考虑,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