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第三章1．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作者：马克思与恩格斯  第一卷　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写于1845-1846年［Ｉ］　　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１８４２—１８４５年这叁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叁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 　　然而，不管怎麽样，我们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当它的生命的最後一个火星熄灭时，这个残渣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不辞劳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竞争在所不免。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具有市民的循规蹈矩的性质。後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虚假的生产，因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竞争变成了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吹嘘和构想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因素。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渺小卑微、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於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着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1]   一  费尔巴哈Ａ．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麽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於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後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等等，使这些范畴世俗化。 　　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於对宗教观念的批判[2]。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至於什麽是宗教意识，什麽是宗教观念，他们後来下的定义各有不同。其进步在於：所谓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也被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还在於：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而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一般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到处涉及的都只是教义和对教义的信仰。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被圣化了，直到最後可尊敬的圣麦克斯完全把它宣布为圣物，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葬送为止。 　　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则通过以宗教观念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来批判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 　　既然这些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像老年黑格尔派把它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真正镣铐一样，那麽不言而喻，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麽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於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麽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至於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修饰他们的要求：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 　　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於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於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１．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3]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5]。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於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麽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於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麽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麽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麽样的，这取决於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於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於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於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於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於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靠耕作维生。在後一种情况下，它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於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限於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後是奴隶。潜在於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於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私有制以及後来的不动产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於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共同享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隶的权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约束。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面对着奴隶不得不保存这种自然形成的联合方式。因此，建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民权力，随着私有制，特别是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後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我们在考察现代私有制时还会遇见，不过规模更为巨大而已。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这种集中在罗马很早就开始了（李奇尼乌斯土地法就是证明），从内战发生以来，尤其是在王政时期，发展得非常迅速；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然而，後者由於处於有产者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 　　第叁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旷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有这样的变化。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趋於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後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於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城乡居民减少了。这些情况以及受其制约的进行征服的组织方式，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这种封建结构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样，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於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阶级；只是联合的形式和对於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因为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条件。 　　在城市中与这种土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适应的是同业公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在这里财产主要在於个人的劳动。联合起来反对成群搭伙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公共商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产生了行会；个别手工业者逐渐积蓄起少量资本，而且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的人数没有什麽变动，这就使得帮工制度和学徒制度发展起来，而这种制度在城市里产生了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 　　这样，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於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等级结构固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後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麽大的分工了。在农业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块耕作而受到阻碍，与这种耕作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各业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业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非常少的。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比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後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发展起来。 　　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於土地贵族或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需要。因此，统治阶级的组织即贵族的组织到处都在君主的领导之下。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7]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麽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後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於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於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附注[1] 手稿中删去以下一段话：“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提出一些能进一步阐明他们的共同思想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於了解和说明以後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着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编者注 [2]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这种批判自以为是使世界消除一切灾难的绝对救世主。宗教总是被看作和解释成这些哲学家们所厌恶的一切关系的终极原因，他们的主要敌人”。——编者注 [3] 手稿中删去以下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编者注 [4]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於他们有思想，而在於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编者注 [5]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编者注 [6]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关於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於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於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了现实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麽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编者注 [7]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而且人们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编者注2．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五章，《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五章3.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3、第四章4，第五章，《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文列宁：国 家 与 革 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⁹⁷（1917年8-9月） 第一版序言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派³³，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l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l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  者                                            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即第2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节。                                             作  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了第6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⁹⁸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编者注）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¹⁶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十分明确地得出来的。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忘记”和歪曲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要详细地证明。                  2．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织⁹⁹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划分“很自然”，但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  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所没有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编者注）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种“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公共权力已经“不再”同武装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觉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    19世纪末，大多数欧洲人认为只能是这样。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特殊的、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盖了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就其复杂程度、技术水平等等采说，固然会不同于拿着树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就会导致它们之间的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恩格斯在上面的论述中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实际地、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的”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时，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公共权力极其微小(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指的是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 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使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页。——编者注）这段话至迟是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注释：指思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4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6页)。---编者注）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竞争的侵略者”，即进行掠夺的大国瓜分完了。从此陆海军备无限增长，1914—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即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使贪婪的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陕要酿成大灾大难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个大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特殊的、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 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站在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  于是制定了官吏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比克兰代表更大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168页----编者注）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论问题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注释： 同上。第168页。----编者注）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的俾斯麦，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在开始迫害革命无产阶级以后，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编者注。）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结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 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考虑到了德国民主党的长期经验，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编者注）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他们的同胞兄北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中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这种荒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这十分明白，准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的歪曲。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的荒谬性，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思对“现今的”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传最广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段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中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编者注。）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这种引用也多半好像是对神像鞠一下躬，也就是为了例行公事式地对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而丝毫不去考虑，先要经过多么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他们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4．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所说的国家“自行消亡”这句话是这样著名，这样经常地被人引证，又这样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手法的实质。以致对它必须详细地考察一下。现在我们把谈到这句话的整段论述援引如下：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 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德文第3版第301—303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321页。---编者注）     我们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被现代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接受的只有这样一点：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废除”说不同，按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样来削剪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意味着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    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歪曲，所以产生这种歪曲，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忘记了我们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极重要的情况和想法。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这样一来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人们是“照例不”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句话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按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这个出色的极其深刻的定义在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人对干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就是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一种(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也是国家、因而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本身，就是说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说明这个原理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且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国家自行消亡”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    可以担保，在1万个读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论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10个人中可能有9个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知道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竟然被写成这样!伟大的革命学说竟然这样被人不知不觉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观念。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被子百次地重复，庸俗化，极其简单地灌到头脑中去，变成固执的偏见。而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却被抹杀和“忘记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除了对于民主概念的市侩的、夸张的描写，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由于当时是在合法地用这个口号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上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个口号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¹⁰⁰    第五，在恩格斯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还有关于暴力革命意义的论述。恩格斯从历史上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评述变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颂扬。但是，“谁都不记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党内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这些思想在对群众进行的日常宣传鼓动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论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是联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的。请看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编者注)；它是利：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活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101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迫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来接受!”(德文第3版第193页；第2编第4章末)（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224页。---编者注）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一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说里呢?    人们通常是借助折衷主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随心所欲(或者为了讨好当权者)，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时而抽出这个论述时而抽出那个论述，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正是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鲜，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可以见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下面还要更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注释：同上，第1卷第160--161页和第285--286页。——编者注。），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30年以后，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¹⁰²的时候，曾无情地抨击了这个纲领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过头话”，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都详细而具体地发展了他们的这些观点。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他们学说中这个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年的经验l.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部著作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从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作出结论以前不久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1885年德文版第182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60页。——编者注）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页和第37页)（注释：同上，第263页和第272页。———编者注）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¹⁰³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占支配地位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人忘记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的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 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法、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¹⁰⁴，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1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2．革命的总结     关于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¹⁰⁵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采反对这个权力（黑体是我们用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¹⁰⁶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职能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 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那些争夺统治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第4版第98—99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692页。——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1848—1851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无产阶级在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作寄生机体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当然，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竟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和粉饰的市侩，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无可置疑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为数很多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还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看—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情况吧：以前优先给予黑帮分子⁸⁶的官吏位置，现已成为立宪民主党人⁵、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猎取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且又把立宪会议慢吞吞地推迟到战争结束再举行！至于瓜分战利品，攫取部长、副部长、总督等等职位，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的例子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盂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冢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年这三年法国历史更广阔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诂，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907年版第4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编者注）    最后一句评语已经过时了，因为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使阶级斗争达到彻底的结局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 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注释：第2版增加的一节。）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107上(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 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23页。——编者注）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918年8月即本书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注释：见本卷第587--682页。——编者注）)。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¹⁰⁸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注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页。——编者注）但是，当1871年3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像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斗争，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¹⁰⁹。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¹¹⁰，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一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嚣，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注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29页。-—编者注）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注释：同上，第2卷第372页。--编者注）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 读一下我的《雾月, 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709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编者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注释：见本版选集第1卷第699一?08页。---编者注）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丁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111或土耳其革命112，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¹¹³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   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 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 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1--375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工，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末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工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编者注）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3．取消议会制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    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和第376页。---编者注)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议会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评，现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言论”之列。部长和职业议员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把批评议会制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又根据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宣布，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党人”就产生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像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屏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问题，如果把议会看作国家的一种机构，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任务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摆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一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读作：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不知道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击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丁。带有腐朽的市侩习气的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议会，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党人”部长先生们用空淡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农民。在政府里，不断地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在官厅里，在司令部里，却在“干着”“国家”工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82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上流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党人”(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还是旧的，还在按旧的方式行使职权，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坏革命的创举！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情况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官场里的切尔诺夫、鲁萨诺夫、晋季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满不在乎地在公众面前像谈小事情一样厚着脸皮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佬的，官吏的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联合的实质。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除非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是空谈，除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不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是像盂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像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产阶级民主需要的那种官吏的职能时，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作比喻，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作比喻。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就像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而从来不对这些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像普列汉诺夫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或者像策列铁里说“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一样。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眼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19世纪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样式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对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如同对所有“国家”官吏的工作一样，付给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在对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它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考虑到了实际上已经由公社开始了的尝试（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  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个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376页。——编者注）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¹¹⁴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理解，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多么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  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想必他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像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Auflosung——直译是解散、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第136页)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东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他们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施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但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充耳不闻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物这样的话。 5．消灭寄生物---国家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的言论，现在还应当补充几段。    马克思写道：“……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bricht----打碎)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¹¹⁵）……是反对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末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377页。——编者注）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被废弃”，----这就是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在国家问题上使用的说法。     所有这些都是在将近半世纪以前写的，现在必须把这些发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观察了他经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作出的结论，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这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骗人的东西。……”（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编者注）    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对法国历史作了精确观察，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导致的结论：事情已到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地步。    当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第四章 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马克思对公社经验的意义问题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 1．《住宅问题》恩格斯在他论住宅问题的著作(1872年)（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9—550页。---编者注）中，已经考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几次谈到了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时，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今的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说明了向消灭国家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为社会福利所要求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1887年德文版第22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85页。——编者注）这里没有考察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谈到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剥夺和占据住宅是根据现今国家的命令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¹¹⁶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第68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4—545页。----编者注）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触及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²⁰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的时候，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第55页)（注释：同上，第527页。---编者注）一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从事剿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认“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这个公式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也算作“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给国际主义者加上无政府主义的罪名现在是愈来愈时行了。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们来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是特别有益的。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文章¹¹⁷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文章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    (19131-1914)第1册第40页)第1册第40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56页。----编者注。）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目的服务的国家。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讥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权威主义者”，也就是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轮船来说吧，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设施，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编者注）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      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554页。---编者注）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种十足的市侩式的庸俗论调：“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的庸俗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头脑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地提出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可以说是把它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革命政权吗?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含糊地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无论在对待银行方面还是在对待国家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3．给倍倍尔的信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附带说一下，据我们所知，倍倍尔第一次发表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2卷里，也就是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36年之后。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    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ll8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    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    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    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一322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编者注）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曾作过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为了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出来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在修改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建议。困难也许只是在用词上。德文中有两个词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词不是指单个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也许只好采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词，虽然这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再是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宋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无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这种攻击有正确之处，因为“人民国家”像“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都是无稽之谈，都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使它摆脱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搁置了36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诫过的那些错误。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也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却可以看到国家问题上一种完全错误的论调：“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们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页)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9版(第9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听任一些人如此顽固地重复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调，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l0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对爱尔福特纲领¹¹⁹草案的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顺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l册第8页)（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现在我们回过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方面的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是关于地方自治。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 ----编者注）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¹²⁰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注释：同上，第273页。----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买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在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各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编者注）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点。……”（注释：同上，第273---274页。----编者注）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恩格斯在谈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制共和国问题时写道：“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5--276页。——编者注）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而在这些特殊条件中，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虽然无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问题来掩盖这种反动性的行为，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这种倾向。在英国，无论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语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似乎已经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他承认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前进一步”。自然，这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但是，恩格斯绝对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坚决不要这样的官吏，就像不要普鲁士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277页。——编者注)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党人”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²³(1917年5月28日第68号)上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所谓革命民主派的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们是如何令人气愤地背弃民主主义。（注释：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80--183页。——编者注）自然，这些通过“联合”而把自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推翻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非常流行的偏见，即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见。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对于这个事实，以及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关于地方自治这整个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没有充分注意。 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3版写的导言中(导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顺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问题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还对公社的教训作了极其鲜明的概括。这个概括，由于考虑到了公社以后20年的全部经验而作得非常深刻，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对国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    结果总是工人失败……”（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6页。---编者注）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¹²¹)落到了“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列铁里身上。他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l22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既说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又说成这就是“国家的”需要!策列铁里在6月11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研究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证明策列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恩格斯顺便提出的另外一个也是有关国家问题的意见是谈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它的日益腐化而愈来愈机会主义化，愈来愈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进行庸俗的歪曲。就是说，把这个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问题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起来反对的就是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完全背叛，但恩格斯在1891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内机会主义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说得很谨慎：“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注释：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0--331页。---编者注）恩格斯故意强调“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侩的水平，这种市侩可以容许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将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在探讨该党1914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时，会找到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的材料：从该党思想领袖考茨基的论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门的暧昧言论起，直到党对1913年的与教会分离的运动^l23的态度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后20年是怎样为斗争的无产阶级总结公社教训的。下面就是恩格斯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4页。---—编者注）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 000法郎（注释：名义上约等于2 400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6 000卢布。有些布尔什维克提议，例如在市杜马内，给9 000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议全国以6 000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是完全不可饶恕的。¹²⁴）。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以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编者注）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荣耀的”职位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所犯的那种错误：他们说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巧妙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论断，对于任何一种民主制度，包括给官吏发微薄薪金的办法在内，都可以套得上，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彻底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任何民主都是会消亡的。这是一种诡辩，正像一句古老的笑话所说的：一个人掉了一根头发，他是否就成了秃子呢?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恩格斯继续写道：“……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3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编者注）    恩格斯告诫德国人，叫他们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原理。他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直接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的教训，因为他们在“联合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形式，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2)为什么只有新的—代才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呢?这个问题是同民主的消除问题联系着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                      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给自己那本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写道，在所有的文章里，他都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而不用“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¹²⁵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mag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然而，对真正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编者注）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    也许哪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话来安慰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有真正的政党，它在很好地发展；就连“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名词，这个除了表示我们在1903年布鲁塞尔一伦敦代表大会¹²⁶上占多数这一完全偶然的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词，也还“可以过得去”……现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侩民主派在7、8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¹²⁷，“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除此而外，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对我在4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01、110页和本卷第16页。--编者注）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    但是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告诫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们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的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第9年卷第1册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5页。---编者注）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1、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信同我们在前面研究过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粗略地对照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纲领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一词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编者注），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仿佛存在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要解决的任务不同。恩格斯的任务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概括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十分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题目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时，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造成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21页。——编者注）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以后，就来提出问题，并且好像是告诫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实肯定了的科学材料。   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 2．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 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l页。---编者注）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关于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材料以及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编者注）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是怎样变化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得惊人地长久和稳定，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而在这个时期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来“利用合法性”，来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举世未有的高度。    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看到的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万雇佣工人中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 1500万雇佣工人中有300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注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编者注）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并不像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线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编者注）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干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干百万次地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根本没有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而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而且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很明显，剥削者少数要能有系统地镇压被剥者多数，就必须实行极凶狠极残酷的镇压，就必须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其次，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很容易、很简单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需要有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行动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过程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动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关于这个未来，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扣除后备基金、扩大生产的基金和机器“磨损”的补偿等等，然后从消费品中还要扣除用作管理费用以及用于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像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估计。马克思具体地分析了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他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编者注）    就是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作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中。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干等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教授，包括“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于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注释：对杜冈的批判，还可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90--393页。----编者注）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丁；“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一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编者注）    只是现在我们才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目前已经在令人难以置信地阻碍这种发展，而在现代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此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向前发展，将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像夏洛克¹²⁸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分配产品就无需社会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作品^l29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正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者和职员，并使这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许诺，谈到“实施”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的时候，他们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仅没有许诺过，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过“实施”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为这根本无法“实施”。        这里我们也就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不正确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来着重谈论它就很可笑了，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个别无政府主义者(在克鲁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尔纳利森和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已经“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者如少数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格耶所说，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的话)。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阶段之一。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如下的结果：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 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 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 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干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的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产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会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注释：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是“政治国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上面第4章第2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当大多数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像整个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直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和助长机会主义的躲躲闪闪的态度，结果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庸俗化。    为了说明(哪怕是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来说吧。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书名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诺夫竟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论述这个主题而完全回避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他的这本小册子有两部分特别突出：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        这两个主题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理主义者¹³⁰，半庸人。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怎样极其详尽地说明了自己在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的观点。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我们<即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l3l闭幕才两年。”（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页。——编者注）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    但是在谈“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回避整个国家问题，不理会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发展，那就必然会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们刚才所指出的那两个问题。光是这一点，已经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考茨基的著作译成俄文的无疑比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要多得多。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说，在俄国读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说一说，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内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的著作表现了空前强烈的、前所未见的需求，他们得到的这些著作的译本和版本也远比其他各国多，这样就把一个比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经验加速地移植到我国无产阶级运动这块所谓新垦的土地上来了)。    考茨基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虑一下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堕落到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和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又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现过很大的动摇。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捍卫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曙光))¹³²，曾不得不同考茨基进行论战，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¹³³上提出的决议叫作“橡皮性”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暧昧的，躲躲闪闪的，调和的。在德国的书刊中还刊载过一些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现在，当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就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本身来看，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来看，我们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国家问题上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    我们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白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来说。考茨基详细地驳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指责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资产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责，用以攻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维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别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企图(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枉费心机)把马克思对公社的教训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观点混为一谈。伯恩施坦特别注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编者注）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书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机会主义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Sprengung——炸毁，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告诫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象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还有比这更严重更不像样的了。    而考茨基在详尽驳斥伯恩施坦主义¹³⁴的时候是怎样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¹³⁵，考茨基却只字不提。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问题上的最本质的差别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页)    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切根本问题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40年当中，教导无产阶级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当机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扫·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问题来偷换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问题，把我们无法预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无可争辩的”(也是争不出结果的)庸俗道理当作护身符！！    在马克思和考茨基之间，在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准备这一任务所持的态度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们再拿考茨基后来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驳斥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写的著作来说。这就是他那本沦“社会革命”的小册子。作者在这里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制度”的问题作为自己专门的研究课题。作者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国家问题。在这本小册子里，到处都在谈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只限于此，也就是说，考茨基选择的说法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因为他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得政权。恰巧马克思在1872年认为《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中已经“过时的”东西¹³⁶，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恢复了。    在这本小册子里，专门有这样一节：“社会革命的形式与武器”。其中既讲到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又讲到国内战争，又讲到“现代大国的强力工具即官僚和军队”，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公社已经给了工人什么教训。可见，恩格斯告诫人们特别是告诫德国社会党人不要“盲目崇拜”国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问题说成这样：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实现民主纲领”。接着他叙述了纲领的各条。至于1871年在以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问题上所提出的一些新东西，他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这种听起来好像“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来搪塞：    “不言而喻，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是不能取得统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进行持久的和深入的斗争来改变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毫无疑义，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吃燕麦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样。所可惜的是他通过“深入的”斗争这种空洞而浮夸的言词回避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迫切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对民主的态度与以往非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向机会主义让步，但他在口头上却气势汹汹地向它宣战，强调“革命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怕向工人宣传革命的具体教训，那么试问这种“思想”还有多大价值呢?)，或者说“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一切”，或者宣称英国工人现在“几乎与小资产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同时并存的可以有……各种形式上极不相同的企业：官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个人的”……  “例如，有些企业非有官僚（??）组织不可，铁路就是这样。在这里，民主组织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人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由这个议会制定工作条例并监督官僚机构的管理工作。有些企业可以交给工会管理，另外一些企业则可以按合作原则来组织。”(1903年日内瓦版俄译本第148页和第115页)    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它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训作例子来说明的倒退了一步。    从必须有所谓“官僚”组织这一点看来，铁路同大机器工业的一切企业，同任何一个工厂、大商店和大型资本主义农业企业根本没有区别。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技术条件都绝对要求严格地遵守纪律，要求每个人十分准确地执行给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会有完全停产或损坏机器和产品的危险。在所有这些企业中，工人当然要“选出代表来组成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    但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是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式的议会。关键就在于，这个“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不会仅仅“制定条例和监督官僚机构的售；理工作”，像思想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象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宋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弄清楚马克思的话：“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编者注）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暴露出来的仍然是那个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对官僚制的“迷信”。    现在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的小册子(好像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我们国内最反动的时期出版的¹³⁷)。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像1899年所写的反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那样泛谈革命纲领，也不像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涉及社会革命到来的时间问题而泛谈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那些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纪元”已经到来的具体情况。    作者明确地指出，阶级矛盾一般都在尖锐化，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在西欧“1789—1871年的革命时期”之后，东力‘从1905年起也开始了同样的时期。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说革命为时过早了。”“我们已经进入革命时期。”“革命的纪元开始了。”       这些话是说得非常清楚的。应当把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当作一个尺度末衡量一下，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答应要做什么，在战争爆发时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堕落到多么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写道：“目前的形势会引起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看得比实际上温和。”事实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比它表面看来要温和得多，要机会主义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    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德国社会民主党，以考茨基为代表，好像是在声明说：我仍然坚持革命观点(1899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认革命的新纪元，已经到来(1909年)；但星。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我还是要从马克思在1852年所说的话向后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中，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态。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就接触到了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osung-----直译是解散>国家的强力工具……  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548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辞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清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与本题无关的缺点，这里暂且不谈)，那么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出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实质抓住了，而就在这个根本的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    在这场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因为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使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而他把“夺取”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后路。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1850年曾说必须“坚决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¹³⁸。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问道：潘涅库克是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呢?    这不过是一种把戏，正像伯恩施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管理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取消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  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前(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ndst-----直译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池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有各部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  为了避免误会，我再说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今的国家。”(第725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革命问题。这无论在他那篇文章的标题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都讲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照他的意思：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再专门来谈。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破坏它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选举产生，还可以随时撤换，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编者注）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部非有官吏不可这个绝妙的理由，证明考茨基是在重复过去伯恩施坦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阐述的英国工联的经验¹³⁹。据说，工联根据自己70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奴役下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只需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来代替和怎样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拼命的策略，而不是为完成具体的任务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时考虑到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革命的工作。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看，公社就是通过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来扩大民主制度和根绝官僚制，得以在数星期内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际措施看作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群众能过新的生活，使大多数居民无一例外地人人都来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 ：“……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  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  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页）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编者注）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派¹⁴⁰(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¹⁴¹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l42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费边派和“独立党人”(即“独立工党”³⁷，实际上始终依附于自由派的党)，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重大的区别。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无数的后路。    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为着解决究竟由英国还是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还是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而去屠杀千百万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注释：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第七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第一版  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月间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2册(《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  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彼得格勒  选自《列宁选集》第3卷109——221页                     注  释:97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写于1917年8-9月，1918年5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在此以前，1917年12月17日（30日），《真理报》发表了它的序言和第1章的头两节。  为了撰写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著作，列宁于1916年秋和1917年初在苏黎世精心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并把收集到的材料汇集成了一本笔记，取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30—222页)。因笔记本封面为蓝色，通称“蓝皮笔记”。1917年4月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后，由于忙于革命实际活动，不能立即进行国家问题的著述，但也没有把这一计划完全搁置一边。1917年6月。他曾拟了一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书单，并了解过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工作制度。1917年七月事变后，列宁匿居在拉兹利夫，才得以着手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为此他请人把“蓝皮笔记”送到拉兹利夫，后又请人送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和俄文版)等。8月上旬到芬兰的赫尔辛福斯后，他继续专心写作。按原定计划，本书共7章。列宁写完了前6章，拟了第7章们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详细提纲和《结束语》的提纲(同上，第230—231页和第241—242页)。列宁曾写信告诉出版者，如果第7章完稿太晚，或者分量过大，那就有必要把前6章单独出版，作为第1分册。本书最初就是作为第1分册出版的。在本书手稿的第1页上，为了应付临时政府的检查。作者署了一个从未用过的笔名：弗·弗·伊万诺夫斯基。但是这本书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也就没有使用这个笔名而用了大家都知道的笔名：弗·伊林(尼·列宁)。1919年本书再版时，列宁在第2章中加了《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109。98  乔·威·弗·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的结尾部分阐述了国家的理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这一理论的详细分析和批判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5—404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75页)。----113。99  氏族组织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内部严禁通婚。若干氏族为一个部落，若干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在氏族组织中，人们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生产资料公有，集体从事生产,产品平均分配，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氏族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初为母权制，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逐步过渡到父权制。氏族组织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而解体。关于氏族组织，可参看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28—571页)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75页)。克兰是克尔特民族(主要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对氏族的称呼。---115。100  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第4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1875年2月18—--28口给奥·倍倍尔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5、320和26—23页)。---126。101  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26、754。   102  哥达纲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在德国两个社会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哥达纲领比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倒退了一步，它是爱森纳赫派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合并、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的产物。纲领宣布党的目的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回避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并写进了一系列拉萨尔主义的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所渭对无产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普选权和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应当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国家”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草案作了彻底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被认真考虑。哥达纲领于1891年被爱尔福特纲领代替。----128。103  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时还不知道马克思在1871年以前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笔记中曾写道：“查对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以前是否说到过‘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没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49页)在《国家与革命》出版以后，列宁才看到了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边的信。《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列宁作了相应的补充。---130。104  出典于圣经引《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132。105  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通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难的譬喻。---132、296。106  “掘得好，老田鼠!”出自英国作冢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使用善于掘土的老田鼠这一形象来比喻为新社会开路的革命。----133。107  《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大、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持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138。108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多种多样形式的论点，列宁最早是在1916年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版选集第2卷第732—784页)一文中提出来的。但这篇文章直到1924年才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列宁在19]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和1923年写的《论我国革命》(同上，第4卷第59—69、775—778页)中也都涉及了这一问题。---140。109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和《再论我们的处境(致X同志的信)》两篇文章(载于1905年1l、12月《社会民主党人口志》第3、4期)中发表的意见。---141。110  指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393页)。---141。111  指1910年的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共和派在陆海军部队支持下举行起义，迫使国王逃亡英国。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实行了某些民主改革，但农民的上地问题没有解决．赋税和高利贷盘剥没有减轻。这次革命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144。112  指1908-1909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史称青年土耳其革命。1908年7月，驻马其顿的军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发动了革命。他们提出恢复1876年宪法的口号，希望把封建神权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国。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被迫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年4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了叛乱。叛乱被击败后，议会废黜了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选举马赫穆德五世为苏丹，青年土耳其党人组织了新政府。新政府同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利益代表者。这次革命没有发动也不敢发动广大群众，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上层的革命。---144。1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145。114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155。115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158。116  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162。117  指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和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60、551—554页)。---163。118  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168。119  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170。120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入法实施期间，有1 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 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入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72、342。121   列宁谈到伊·格·策列铁里在1917年6月11日(24日)的演说中声言要解除工人、武装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拿法国将军路·欧·卡芬雅克的行为来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4—317页)。----178。122  1917年6月11口(24日)，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在1917年6月10口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夺取政权的阴谋”。策列铁里声称要解除工人的武装，说什么“对于那些不善于恰当掌握手中武器的革命者。要从他们手中把武器夺走。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让他们迄今拥有的过多的技术兵器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关枪和武器留在他们手里”。---178、533。123  与教会分离的运动，又称退出教会的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发生的群众性的反教会运动。1914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修正主义者保尔·格雷的《与教会分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开始就党对待反教会运动的态度问题展开讨论。格雷断言党应当对这一运动取中立态度，应当禁止党员以党的名义进行反宗教和反教会的宣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们在讨论过程中始终没有批判格雷的错误。---179。124  这里说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纸币。俄国的纸卢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贬值得很厉害。---180。125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订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75年，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3。126  指1903年7月17 日(30日)---8月10日(23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先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受警察迫害迁移到伦敦继续进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大会一致批准了《火星报》编辑部拟定的党纲(一票弃权)。并基本批准了列宁拟定的党章，但是在党章第一条这个有关党员资格的重要问题上，却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尔·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的”火星派发生了分裂。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由于崩得和经济派分子退出了大会。列宁派获得了多数票，从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机会主义分子获得了少数票，从此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这次代表大会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列宁曾经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从1903年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派别和一个政党而存在的。---184。127  “七月事变”后，布尔什维克被加上了“力图占领城市”、“强*”苏维埃意志、“侵犯苏维埃的权力”等等罪名。反革命势力炮制了所谓列宁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的案件，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发出逮捕列宁的命令，与此同时，《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22日（日月4日）的报纸登载消息说，将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审讯列宁和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列宁从7月5日(18日)起被迫转入地下。----184、275。128  夏洛克是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一个残忍冷酷的高利贷者。他曾根据借约提供的权利。要求从没有如期还债的商人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198、608。129  指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于1862-1863 年所写的《神学校特写》。---198、539。130  学理主义者指盲目地拘守某种学理，崇尚空谈，脱离实际的人，意思同“教条主义者”相近。---205。131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一7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205。132  《曙光》杂志（aapr）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第1期曾刊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略论最近一次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批评了卡·考茨基在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206。133  指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巴黎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的代表791名。俄国代表团由24名代表组成，在大会上分裂为以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少数派。代表大会注意的中心问题，是与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的瓦尔德克—卢梭政府这一事件有关的“夺取公共权力和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问题。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卡·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其中说：“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的特殊手段。”俄国代表团多数派投票赞成考茨基的这个含糊其词的“橡皮性”决议案，少数派支持茹·盖得提出的谴责米勒兰主义的决议案。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建立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局和在布鲁塞尔没立国际局书记处的决议。——206。134  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  ---207。135  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0--691页)。---208。136  指1872年6月24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28--229页)。---209。137  卡·考茨基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的俄译本是1918年出版的。---211。138  这句话出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0页)。《告同盟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2月底写的，1885年恩格斯把它作为附录发表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214。139  指悉·维伯和比·维伯的著作《产业民主》(德文版和俄文版的书名译为《英国王联主义的理论和实践》)。---217。140  《社会主义月刊》派是围绕《社会主义月刊》杂志而形成的集团。     《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219。141  饶勒斯派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让饶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派。饶勒斯派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1902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该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统一的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中占优势的饶勒斯派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219。142  指意大利社会党。     意大利社会党于1892年8月在热那亚代表大会上成立，最初叫意大利劳动党，1893年改称意大利劳动社会党，1895年开始称意大利社会党。从该党成立起，党内的革命派就同机会主义派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1912年在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分子伊·博诺米、莱·比索拉蒂等被开除出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战，意大利社会党一直反对战争，提出了“反对战争，赞成中立!”的口号。1914年12月，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主张战争的叛徒集团(贝·墨索里尼等)被开除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曾于1914年同瑞士社会党人一起在卢加诺召开了联合代表会议，并积极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但是，意大利社会党基本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底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改良派的影响下走上了社会和平主义的道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意大利社会党积极支持保卫苏维埃俄国的运动，1919年宣布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1月15-21日在里窝那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处于多数地位的中派拒绝同改良派决裂，拒绝完全承认加入共产国际的21项条件；该党 左翼代表于21日退出代表大会并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219。3.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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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⑴，福建的才溪乡 ⑵，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⑶。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⑷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⑸，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 ⑹、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员负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1〕　　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　　　　〔2〕　　才溪乡指福建省上杭县的上才溪、下才溪两个乡。　　　　〔3〕　　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写的《才溪乡调查》中记载：“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 )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　　　　〔4〕　　公略县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县，以吉安县东南的东固镇为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这里牺牲。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这个县以纪念他。　　　　〔5〕　　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普遍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 围剿”的新军事策略。据统计，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江西共筑碉堡四千多座。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也采用蒋介石的这种堡垒政策。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这种反革命的堡垒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战胜的，这已为历史的事实所充分证明。　　　　〔6〕　　见本卷《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注〔3〕。第四章1．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第三编社会主义，二、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以下是全文恩  格  斯反  杜  林  论²³³（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三 个 版 本 的 序 言

 一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²³⁴，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127上批判性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相信他们。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忱欢迎，诚然，这种热忱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善良愿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善良愿望：它们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善良愿望，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种大吹大擂和阴谋的手法，迫使《人民国家报》对这种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学说明确表态。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酸果。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由此可见，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这样的详尽是同这一对象的学术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学术内容极不相称的。但是，批判之所以这样详尽，还有另外两种情况可作为理由。一方面，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而且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²³⁵。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中于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²³⁶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表明德国大学开始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而且是和这一转变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会克服这种幼稚病。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发表看法的领域里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错误的或歪曲的论断。在法学上以及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涉及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专门的自然研究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像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²³⁷。在这里，人们对于表达上的些许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会相互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谅解。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则由杜林先生草拟的出版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以同他以前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考察过的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低温测量仪，既不是用来测量高温，也不是用来测量低温，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狂妄无知。                                        1878年6月11日于伦敦  二 本书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部著作不仅在1877年至1878年间分编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汇编成单行本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对杜林先生的评论，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5颁布之后，这部著作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只要不是死抱住神圣同盟²³⁸各国的传统的官司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地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正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只好干脆任其旧版翻印。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极大，他们由于对论战中所作的正面阐述感兴趣而容忍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对象的同杜林观点的论战。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篇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尽管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我的对手不能作什么修改，那我这方也理应什么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的答辩的权利。可是杜林先生针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在理论上对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杜林先生后来遭到柏林大学的卑劣的、不公正的对待，我对他更应当遵守文字论战的道义准则。当然，这所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一所大学既然可以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那么如果有人要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硬塞给它，它也就不应当感到惊讶了。²³⁹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如果我力求写得通俗些，增补得连贯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抱怨的。而且，这里还有外来的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小册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在所有这些版本中，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不过，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么这就是一种迂腐行为了。此外，我还想作为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注释：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编者注）而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一书中对这期间我能获得的材料作了加工，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这部分进行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²⁴⁰，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²⁴¹，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有时在这方面找不到确切的术语，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来说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当时还不能克服），这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位未被承认的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抱怨我诋毁了√-1声誉²⁴²。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变化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果实的萌芽（注释：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包含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自然研究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自从进化论传播之后这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例如，海克尔完全有理由地承认了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²⁴³。奥肯在他的原浆说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细胞。如果特别谈到黑格尔，那么，他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科学家，这些人硬把某一种力----重力、浮力、电触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上，以为这样就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如果这行不通，就搬出某种未知的要素如光素、热素、电素等等。这些臆想出来的要素，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被排除了，可是，黑格尔所反对的那种玩弄力的把戏还在可笑地耍弄着，例如1869年在亥姆霍兹在因斯布鲁克的演说中（亥姆霍兹《通俗讲演集》1871年版第2卷第190页）²⁴⁴。同18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把牛顿神化（英国使他满载荣誉与财富）这种做法相反，黑格尔指出：开普勒（德国让他饿死）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定者；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开普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达出来了。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第270节和附释中（《黑格尔全集》1842年版第7卷第98、113—115页），以几个简单的公式所证明的东西，作为最新数学力学的成果重新出现在古斯塔夫·基尔霍夫的书里（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1877年莱比锡第2版第10页），而且采用了和黑格尔首先阐发的那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实质上相同的模型。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同空想主义者对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一样的。）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形式中，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给“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的星云说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而他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发现也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²⁴⁵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不过，要从相互联系上，而且在每个单独的领域中这样做，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仅所要掌握的这个领域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就是在这整个的领域内，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急剧的变革过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把全部空闲时间用来干这件事的人，也很难跟踪不失。可是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义务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满足于本书所作的概述，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或许同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²⁴⁶可是，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也许会使我的劳动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中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旧的固定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从最后“真正”气体也被液化以来，自从证实了物体可以被置于一种难以分辨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态以来，聚集状态就丧失了它以前的绝对性质的最后残余。²⁴⁷根据气体运动说的原理，在纯气体中，个别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量成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系列。如果说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十年前还仅仅被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被概括为运动不生不灭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加以概括，那么，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当运动（所谓能）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运动的量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作什么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采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自从用进化论观点从事生物学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不变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鑫，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纲归到另一纲，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卵生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息确实的话，还有用四肢行走的鸟。²⁴⁸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的动物个体的统一体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种看法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和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的²⁴⁹，----而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的发现，使得关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的）个体性的概念则变得复杂多了。可是，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积累起来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认识，如果人们领会了辩证思维规律，进而去领会这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综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作为它的经验的总结的结论都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它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其时期之长短和经验自然研究的历史正好是一样的），----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么，它就会使自己比较容易地经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2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另方面也可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式。 三 这一新版，除了几处无足轻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经提到的，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克思写的。在原定作为报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所删掉的部分里，对杜林的主张所作的批判，与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相比较，远远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这些阐述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马克思说明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魁奈的《经济表》²⁵⁰所作的解释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相反地，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最后，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弗·恩格斯                              1894年5月23日于伦敦

引  论

 一、概 论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释：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编者注）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²⁵¹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阔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²⁵²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人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它缠在一起：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²⁵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马贝尔。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²⁵⁴，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 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 。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不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现实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在现而且已, 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很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圆圆的石子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在此期间，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注释：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编者注）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²⁵⁵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就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不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征、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²⁵⁶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发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本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注释：《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折；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树木。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麻烦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一条合理的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亡的那一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亡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才适用；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联结起来，消失在关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观众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可是，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研究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永恒不变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同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²⁵⁷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注释：在《引论》的草稿中，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如下的描述：“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的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我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处在生成和消逝的不断过程中的世界的观点。现在不再向哲学，而是向一切科学提出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编者注）。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    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实现了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咱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看来，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楚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痞研究工八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作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²⁵⁸，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避孕药，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通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注释：在《引论》的草稿中，接着下面一段话：“在法国，1834年的里昂起义也宣告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义义理论获得了历史价值，并且也必然在德国引起反响和批评，虽然在德国，生产还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小规模的经营。因此，现在与其说在德还不如说在德国人中间形成的理论的社会主义，其全部材料都不得不是进口的……”。----编者注）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一下。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²⁵⁹；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服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事物的进程本身，不如说是针对有害的后果。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已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大体上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来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他又是怎样履行他的诺言。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我们首先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就在第一页上，杜林先生宣布自己是“要求在当代以及为了这一力量<哲学>目前可以预见的发展而代表这一力量的人”（注释：本篇引自杜林著作的所有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样，他就把自己说成是当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同他不一致，谁就违背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许多人对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纳以外，他也许是第一个大言不惭地说出这一想法的人。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杜林先生的哲学是“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这一体系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现实的：它排除梦幻式的和受主观主主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因此，这一哲学有这样的特片：它能使杜林先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真能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不过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怎样才能发生。这个“本身对精神极有价值的知识的自然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它从自己的“真正批判的立足点”出发，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这种哲学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而是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的结果是“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确立了的真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应在全神贯注的首创精神中寻求自身力量的劳动（不管这指的是什么）；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一种根底深厚的科学……一种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一种全面透彻的思想劳动……一种对可由思想控制的前提和结论的创造性的制定……绝对基础性的东西”。在经济政治的领域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在历史和体系方面包容很广的著作”，另外，其中历史著作由于“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而更加出色，这些著作在经济学中促成了“创造性的转变”；而且，他还以自己的一项完全制定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规划作结束，这个规划是“清晰的和穷根究底的理论的实际成果”，因而和杜林哲学一样，是没有谬误的和唯一能救世的；因为“只有在我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主义结构里，一种真正的所有才能取代纯属虚幻的、暂时的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未来必须以此为目标。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颂辞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产生某些怀疑：他是否真的在同一个哲学家打交道，还是同……打交道，但是我们不得不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地了解上述的深厚根底以前，暂时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捧出上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了指明，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思想而让往后的发展来判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决非寻常的人，他声称自己是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如果人们不愿意受最可恶的异端邪说的迷惑，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救世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决不是充满各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人间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这些著作中，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学术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地，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理，因些，这些原理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正像他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不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人。或者他是不对的，那么不管我们作出怎样的判断，即便好心地认为他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也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那么，当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采取颇为蔑视的态度。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伟人的少数几个人才在他的深厚根底面前得到恩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茨，一切哲学侍臣中的这个佼佼者”。康德还被勉强容忍；康德以后就一团糟了：出现了“紧跟其后的模仿者，也就是一个叫作费希特和一个叫作谢林的人的谬论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愚昧的自然哲学奇谈的古怪漫画……康德以后的怪现象”，以及由“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总其成的“热昏的胡话”。此人满口“黑格尔行话”，利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学的手法”和自己的“粗制品”来传播“黑格尔瘟疫”。自然研究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不过只举出了达尔文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连同其粗陋偏狭的理解力和迟钝的辨别力……据我们的意见，独特的达尔文主义----自然要把拉马克的学说从中排除----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可是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至多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享有该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不仅从真理和科学性方面来看是这样，不，而且从品格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除了巴贝夫以及1871年的几名公社委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圣西门还算受到宽大待遇，因为只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态度指出，他深受宗教狂之害。而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为傅立叶“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笨得无法形容的傅立叶”，这个“幼稚的头脑“，这个”白痴“甚至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法伦斯泰尔114根本没有一点合理的社会主义，而是“按日常交往的样板构造的怪物：。最后：“如果谁以为这些评论<傅立叶关于牛顿的评论>……还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叶的名字和整个傅立叶主义中只有第一个章节道出了一点真实的东西，那么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最后，罗伯特·欧文“有着无力而贫乏的观念……他在道德问题上的如此粗陋的思想……几句流于荒唐的老生常谈……不合理的和粗陋的看法…… 欧文的思想进程几乎不值得作比较郑重的批判……他的虚荣心”等等。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地以空想主义者的各自的名字来形容他们；圣西门---saint（神圣的），傅立叶--- fou（疯狂的），安凡丹---enfant（幼稚的），那么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欧文--- o weh![呜呼!]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完整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 简单地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出有关拉萨和马克思的那些话：拉萨尔：“学究气的、咬文嚼字的通俗化尝试……芜杂的经院哲学……一般理论和琐碎废话的奇怪的混合……失去理智的和不成体统的黑格尔迷信……吓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靠最无聊的琐事来自炫……我们的犹太英雄……写写小册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不坚定性。“马克思：“理解力偏狭……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来看，即人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思想潮流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能看作近代宗派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的象征……集中化和系统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体统，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混乱的观念，它们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迷惑人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卑劣的手法……无礼的……舞文弄墨的笨蛋和蠢货……中国人式的博学……哲学和科学上的落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要的玫瑰园中随手采来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还根本不涉及这些可爱的谩骂---如果杜林先生稍稍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作是卑劣的和无礼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将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留神，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深厚根底，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应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讲究措词的谨慎而又真正谦虚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确认：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正像他自己的没有谬误的一样，是肯定地疑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第一编  哲 学

三、分类、先验主义 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哲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阐发，在更广的意义上说，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愿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刺激，或者某一类存在形式为人的意识所考察，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设想为简单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愿。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不知道和接触不到的世界也都有意义。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成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除了一切存在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样，在我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性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这里几乎完全是逐字逐句地引述的。因此，他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但是，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呢？从自身吗？不，因为杜林先生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形式（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后者是错误的）。逻辑模式只能同思维形式有关系；但是这里所谈的是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的做法。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全书》（注释：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1817年海德堡版2。---编者注）以及它的全部热昏的胡话同杜林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林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学。其次，他们两人把这些模式或者说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学；而最后，把它们应用于人类，就是黑格尔叫作精神哲学的东西。这样，杜林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回到了黑格尔的《全书》，它如此忠实地抄袭《全书》，竟使黑格尔学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²⁶⁰感激涕零。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那么结束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由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²⁶¹但是，杜林先生不允许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其实，“如果想通过‘人的’这个修饰语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么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以“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一下，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行动方式，即把普通话叫作上帝的东西，硬塞给自然界。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还有另一种动机。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这种存地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杜林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其次，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需要了。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到处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当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精确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各种联系----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和历史的----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碰到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这正像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可是杜林先生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思维方式是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先生是无所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体之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课题，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杜林先生认为，和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样，全部纯数学也可以先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我们提供的经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在纯数学中，知性所处理的是“它自己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是“对纯数学”来说足够的并且由它自己创造的对象，“所以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特殊经验和世界现实内容的意义”。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这也适用于各门科学的所有已经确定的事实，甚至适用于所有的事实。磁有两极，水是由氢和氧化合成的，黑格尔死了，而杜林先生还活着，---这一切都是不依赖于我的或其他个人的经验的，甚至不依赖于杜林先生安然入睡时的经验的。但是在纯数学中知性决不能只处理自己的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用来学习计数，也就是作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总不是知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它们的数以外的其他一切特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也就是说，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这种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但是，为了对这些形式和关系能够从它们的纯粹状态来进行研究，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这样就得到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厚度和宽度的线，a和b与x和y，常数和变数；只是在最后才得到知性自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即虚数。甚至数学上各种数量的表面上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它们的合理的联系。矩形绕自己的一边旋转而得到圆柱形，在产生这样的观念之前，一定先研究了一些现实的矩形和圆柱形，即使它们在形状上还很不完全。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但是，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行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构成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杜林先生以为，他不需要任何经验的填加料，就可以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中推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认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中推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并把自己的这一宪法钦定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可惜，自然界根本不是由1850年曼托费尔的普鲁士人262组成的，而人类世界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才是由他们组成的。数学公理是数学不得不从逻辑学那里借用的极其贫乏的思想内容的表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1、整体大于部分。这个命题纯粹是同义反复，因为部分这一从数量上来把握的观念一开始就和整体这个观念以一定的方式相联系，就是说，“部分”直接表示，数量上的“整体”是由若干数量上的“部分”组成的。这个所谓的公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但我们没有因此前进一步。这一同义反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这样来证明：整体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东西；部分是若干合在一起才构成整体的东西；因此部分小于整体----在这里重复的空洞更强烈地显示了内容的空洞。2、如果两个数量等于第三个数量，那么它们彼此相等。正像黑格尔已经证明过的，这个命题是逻辑可以担保其正确性的那种推论（注释：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88节；并见《逻辑学》第3册第1题第3章关于定在推论第四式的第1节和第3篇第2章关于定理的1节。----编者注），因此它已经得到证明了，虽然是在纯数学之外得到证明的。其他关于相等和不相等的公理只是这个推论的合乎逻辑的扩展。不论在数学中或者在别的领域中，这样贫乏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引入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思想上极其幼稚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个条线是由点在空间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立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立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甚至语言也反对这种说法。一个具有三个度的数学图形叫作立体，corpus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决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现实中得来的。但是，所有这些冗长的论述有什么用呢？杜林先生在第42页和第43页263上热烈地歌颂纯数学对经验世界的独立性、它的先验性以及它对知性的特有的自同创造物和想象物的研究，以后他又在第63页说：“这就是说，人们容易忽视，那些数学的要素<数、数量、时间、空间和几何运动>只在形式上是观念的……所以绝对的数量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类，都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数学的模式能够作一种虽是脱离经验的，但仍然是充份的描述”。 四、世界模式论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由于它是自满自足的，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并列或在它上面。如果给它加上第二个存在，那就使它成为不是它本来那样的东西，即成为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一部分或组成部分。当我们把自己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时，任何必须进入这个思想统一体的东西都不能在自身中保持两重性。但是任何东西也不能脱离这个思想统一体……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正是通过这种综合的统一点产生的，而宇宙，就像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被认为是万物在其中联合为一个统一体的东西。”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数学方法：“任何问题都应当从简单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原则一样。”---这一方法在这里首先被使用。“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义反复，即在谓语中简单地重复主词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也算是公理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最纯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词中告诉我们，存在包罗万象，而他在谓语中则大胆地断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这一存在之外的。多么了不起的“创造体系的思想”！真是“创造体系的”。我们往下还读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只要精神一学会从存在的同种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没有任何位置了”。这是一个使奥斯特尔利茨和耶拿、克尼格雷茨和色当²⁶⁴黯然失色的的战役。在我们动员第一个公理后还不到一页，只用三言两语，就已经把所有彼岸的东西、上帝、天使军、天堂、地狱和涤罪所，连同灵魂不死，都废弃、排除、消灭了。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最后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些意识的要素综合一个统一体，在这些意识的要素中或者在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可见，存在的统一性，或者说把存在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根据，正是需要加以证明的；当杜林先生向我们保证，他认为存在是统一的而不是什么两重性的东西的时候，他无非是向我们发表他的无足轻重的意见罢了。如果我们要原原本本地叙述他的思想过程，那么它就是：我从存在开始。因此我思考着存在。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但是思维和存在必须协调，互相适应，“互相一致”。因此，在现实中存在也是统一的。因此，任何“彼岸性”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杜林先生这样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而不用上述那些极端玄妙的话来款待我们，那么他的思想体系就昭然若揭了。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即使杜林先生的全部论证都是对的，他也没有从唯灵论者那里赢得一寸阵地。唯灵论者简短地回答他说：我们也认为世界是单一的；只有从我们的特殊世俗的、原罪的观点来看，才有此岸和彼岸之分；全部存在就其本身说来，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是统一的。他们将陪着杜林先生到他所喜爱的其他天体上去，指给他看一个或几个天体，那里没有原罪，所以那里也没有此岸和彼岸的对立，世界的统一是信仰的要求。在这个问题是最可笑的是，杜林先生为了用存在的概念去证明上帝不存在，却运用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法。这种论证法说：当我们思考着上帝时，我们是把他作为一切完美性的总和来思考的。但是，归入一切完美性的总和的，首先是存在，因为不存在的东西必然是不完美的。因为我们必须把存在算在上帝的完美性之内。因此上帝一定存在。---杜林先生正是这样论证的：当我们思考着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来思考的。综合在一个概念中的东西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存在不是统一的，那么它就不符合它本身的概念。所以它一定是统一的。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此等等。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是存在的、实有的。它们被综合在这种存在的统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别的统一性中；说它们都是存在的这个一般性论断，不仅不能赋予它们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暂时排除了对所有这些特性的考虑。因为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在我们眼前。至于这些差别是否在于一些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无生命的，一些是所谓此岸的，另一些是所谓彼岸的，那我们是不能根据把单纯的存在同样地加给一切事物这一点来作出判断的。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继续往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谈到的存在“不是那种纯粹的存在，即自身等同的、应当没有任何特殊规定性的而且实际上仅仅是思想虚无或无思想之对应物的存在”。但是我们很快就看到，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应物，所以是真正的虚无。只是从这样的存在虚无，才发展出现在的分化了的、变化多端的、表现为一种发展、一种变易的世界状态；我们只有在懂得了这一点以后，才能够甚至在这种永恒的变化下，“把握自身等同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的概念”。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了较高阶段上的存在的概念，在这里，它所包含的既有不变，又有变，既有存在，又有变易。达到这点以后，我们就发现：“类和种，统而言之，一般和特殊，是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状态”。但是这些都是区别质的方法；看过这些以后，我们再往下看：“和类相对立的，是量的概念，这个量是同种的，其中再没有种的区别”；这就是说，我们从质转到量，而量总是“可测度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一般有效模式的透彻分析”以及它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同一个叫作黑格乐的人粗制品、混乱的东西和热昏的胡话比较一下。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存在开始的---像杜林先生一样；这种存在表现为一种虚无----也和杜林先生一样；从这种“存在-虚无”过渡到变易，变易的结果就是定在，即存在的较高的较充实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定在导致质，质导致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为了不遗漏任何要点，杜林先生利用另外一个机会对我们说：“人们不管一切量的渐进性，而只是能通过质的飞跃从地感觉的领域进入感觉的领域，关于这种飞跃，我们……可以断言，它和同一特性的单纯的渐进有无限的差别。”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引起质的飞跃，例如，把水加热或冷却，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就是说，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我们的研究也力图穷根究底，并且发现杜林的根底深厚的基本模式的根子原来是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的“热昏的胡话”即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存在论²⁶⁵的范畴，照搬纯系老黑格尔的“序列”，而且对这种抄袭几乎不想作任何掩饰！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从被他百般辱骂的先驱那里剽窍完整的存在模式论，他自己在举出了上述从量到质的飞跃式转变的例子以后，竟泰然自若地谈起了马克思：“例如， <马克思>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的混乱的模糊观念，这岂不显得十分滑稽！”混乱的模糊观念！究竟是谁在这里转变了，究竟是谁在这里显得滑稽，杜林先生？这样，所有这些漂亮的小玩艺，不仅不是根据规定“按照公理来解决”的，而且是干脆从外面，即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业中搬来的。此外，整章中连内在联系的表面现象都没有，因为没有把这种内在联系也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结果，一切都成为关于空间和时间、不变和变的毫无内容的玄想。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进到辩证法。在这里他研究反思的规定，它们的内在的对立和矛盾，例如正和负，然后就进到因果性或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并以必然性作结束。杜林先生也没有什么不同。黑格尔叫作本质论的东西，杜林先生把它译在：存在的逻辑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首先在于“力的对抗”，在于对立。至于矛盾，杜林先生是根本否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回头来谈。然后他就转到因果性，并从因果性转到必然性。所以，如果杜林先生这样来谈自己：“我们不是从笼子里谈哲学”，那么大概他是说：他是在笼子里谈哲学，就是说，是在黑格尔的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现在我们来谈自然哲学。在这里杜林先生又有一切理由对自己的先驱表示不满。自然哲学“堕落到这种地步，它竟变成了混乱的，以无知为基础的伪诗词”，并且“陷入一个叫作谢林的人和诸如此类以绝对物的祭司自炫并迷惑公众的伙伴们的卖弄风骚的哲学清谈”。疲倦把我们从这些“怪物”那里援救出来，可是直到现在，它只给“动摇性”让出了位置；“至于谈到广大的公众，大家知道，在他们看来，比较大的江湖骗子的退隐，往往只是给比较小的、却比较世故的后继者提供一个机会，去用别的招牌重新端出前者的货色”。自然研究家自己对于“在囊括世界的观念的王国中漫游”不太“感兴趣”，所以在理论领域中带有纯属“漫不经心的轻率性”。这里亟待援，幸亏有杜林先生在。为了正确估价以下关于世界在时间上发展而在空间上有界限的启示，我们不得不重新加来研究“世界模式论”的几个地方。又和黑格尔一样（《全书》第93节），存在被赋予无限性----黑格尔称之为恶无限性（注释：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94节。---编者注），然后对这种无限性进行研究。“可以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最明显的形式，是数在数列中的无限积累……正如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数后面加上另一个个位数而永远不会使进一步计数的可能性穷尽一样，存在的每一个状态也都有另一个状态与之连接，而无限性就在于这些状态的层出不穷。因此，这种被确切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也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因为，对我们的思维来说，设想这些状态向着相反的方向积累，虽无关紧要，但这种向后倒退的无限性正好只是轻率地想象出来的东西。既然这种无限性真的要朝反方向走，那么它在它的每一个状态中，都得有一个无限数列留在自己后面。但是这样就会现可以计数的无限数列这种不可允许的矛盾，所以假定无限性还有第二个方向，显然是荒唐的。”从对无限性的这种看法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世界上的因果链条应当在某个时候有个开端：“已经彼此连接起来的原因的无限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假定数不尽的数是可以计数的。这样就证明有终极原因。第二个结论是“定数律：任何由独立物组成的现实的类的相同物的积累，只有作为一定的数的构成，才是可以思议的”。不仅天体的现有数目每一瞬间必然是本来就确定的，而且一切存在于世界上的、物质的最小独立部分的总数，也必然是这样。后一种必然性是说明为什么任何化合物没有原子都是不可思议的真正理由。一切现实的可分性总是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有限的规定性，不然就会出现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的矛盾。根据同样的理由，不仅迄今为止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次数必然是确定的---即使还说不出来，而且一切周期性的自然过程都必然有某个开端，而一切分化的构成，自然界一切前后相继的多样化现象，都必然渊源于某种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从来就没有矛盾地存在着，可是，如果时间本身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的，而不是仅仅由我们的知性借助观念上对种种可能性的安排来任意划分的，那么上述观念就被排除了。至于现实的自身有区别的时间内容，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在时间中实际地充满各种可以区分的事实这一点以及这一领域内的各种存在形式，正是由于自身的差别性，才是可以计数的。如果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什么变化，并且由于它的自身等同性而根本没有前后相继的差别，那么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就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空洞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他因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自鸣得意。起初，他希望这些发现“至少不被看作微不足道的真理”，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其简单的说法……由于现代的尖锐化和深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的时空观念的因素。”我们促使！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我们是谁，我们的现代是什么时候？谁使之深化和尖锐化？“论题：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界限的。---证明：假定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那么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瞬间之前有一种永恒经历过了，因而彼此相继的事物状态的无限序列便在世界上流逝了。但是，序列的无限性正好在于它永远不能由连续的综合来完成。因此，无限的、已经流逝的世界序列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的开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一点。---关于第二点，我们再假定相反的情形：世界是一个由同时存在的事物所构成的无限的既定的整体。对于不在任何直觉的某种界限内提供的量的大小，我们只有通过完成的综合或通过单位自身的重复相加才可以设想。由此可见，为了把充满一切空间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必须把无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连续综合看作已经完成的，就是说，在对所有同时存在的事物逐一计数的，无限的时间必须被看作已经终止了的，但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现实事物的无限聚集不能被看作一个既定的整体，因而也不能被看作同时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世界就其在空间的广延来说，不是无限的，而是自己的界限的。这是<需要证明的>的第二点。”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很著名的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在1781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德著。这些命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第二编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读到。看来，杜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安上了一个名称---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时间。至于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还有些意思的一切，那就是“我们”----伊曼努尔·康德，而“现代”只有95年。的确“极其简单”！好个“空前影响”！可是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最终确立了。相反地，在同页的对照栏内，他提出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康德正是在第一个命题像第二个命题一样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不能解决的矛盾。“一个叫作康德的人”在这里发现了不能解决的困难，才智比较平庸的人对此或许会感到有些困惑。我们这位勇敢的、“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的炮制者却不是这样：他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问题本身解决得非常简单。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起初总是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的。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就被表达出来了，即使表达得很不贴切。恰恰相反，为了得出空间的度的概念，只需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空间的六个度。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的六个度，随后又对那位不愿以通常的空间的三个度为满足的高斯的数学神秘主义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266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无限的线或无限的单位序列在运用于时间的时候，具有某种比喻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种从一数起的序列或从某一点延伸出去的线，那么，我们就是事先说时间是有开端的，我们把我们正好要证明的东西当作前提。我们赋与时间的无限性一种单向的、半截的性质；可是单向的、半截的无限性也是自身中的矛盾，即“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直接对立物。为了避免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假定，我们在计数序列时所由开始的一、我们在量度线时所由出发的一点，是序列中的任何一个一、线上的任何一个点，至于我们把一或点放在哪里，这对线度或序列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可以计数的无限数列”的矛盾呢？只要杜林先生向我们施展出绝招，数出这种无限数列，我们就能够理详细地来研究这个矛盾。等他完成了从一0（负无限）到0的计算时，再来见我们哟。可是显然，不论从哪里开始计数，总有一个无限序列留在他后面，同这个序列一起的还有他应当解决的课题。就让他把自己的无限序理1+2+3+4……倒过来，并且试试从无限的终点再数到一；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完全不懂事理的人的尝试。不仅如此。如果杜林先生断言，已经流逝的时间的无限序列已经数出来了，那么他就是断言，时间是有开端的；因为，否则他就根本不能开始“计数”。因此，他又把他应当证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塞进来了。因此可以计数的无限序理的观念，换句话说，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数律，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contradiction in adjecto](注释：指导“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荒唐的说法。---编者注)，它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很清楚，有终点而无开端的无限性，和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限性相比，不多不少，都是无限的。杜林先生只要有一点点辩证的洞察力就一定会知道，开端和终点正像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具有的一个终占，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数学上运用无限序列的习惯，全部错觉都不可能有了。因为在数学上，为了达到不确定的、无限的东西，必须从确定的、有限的东西出发，所以一切数学的序列，正的或负的，都必须从一开始，否则就无从计算。但是，数学家的观念上的需要，对现实世界来说决不就是强制法。此外，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无限性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无限性就终结了。黑格尔已经完全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应有的轻蔑态度来对待对这种矛盾苦思冥想的先生们。我们再往下看。这样，时间有了开端。可是在这个开端之前是什么呢？是处在自身等同的、不变的状态中的世界。由于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相继发生的变化，所以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第一，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第二，无论时间概念怎样可以变为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我们并没有因此前进一步。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黑格尔的“非时间上过去的存在”和晚期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267，同这种时间以外的存在相比还是合理的观念。因此，杜林先生非常谨慎行事：实在说，这也许是时间，但这是实质上不能称为时间的那种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本身不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而仅仅是由我们的知性任意划分的，只有在时间中实际地充满各种可以区分的事实这一点才是可以计数的，而空洞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这种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问题是：处于这里所假定的状态中的世界是否持续下去，是否经历时间的持续？我们早已知道，量度这种毫无内容的持续性将一无所得，就像在虚无缥缈的空间中毫无目的和目标地量度也将一无所得一样；正因为这种做法很无聊，黑格尔才把这种无限性称为恶无限性。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时间仅仅通过变化才存在，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通过时间而存在。正因为时间是和变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量度时间，因为在量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与所量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远非不是时间；它宁可说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的混入物所影响的时间，因而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握完全纯粹的、排除一切外来的不相干的混入物的时间概念，那么，我们就不行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作与此无关的东西放在一旁，从而设想一种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此，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时间概念沉没在一般的存在观众中，而是由此才得到纯粹的时间概念。可是，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和提出的自身等同的世界原始状态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乱，比较起来，还是纯粹的儿戏。如果世界曾经处于一种绝对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那么，它怎么能从这一状态转到变化呢？绝对没有变化的、而且从来就处于这种状态的东西，不能积蓄它自己走出这种状态而转入运动和变化的状态。因此，必须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一个第一推动，才会使世界运动起来。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推动”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种说法。杜林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论中假装已经干干净净地扫除了上帝和彼岸世界，在这里他自己又把二者加以尖锐化和深化，重新带进自然哲学。接着，杜林先生说：“在数量属于存在的不变要素的地方，这种数量在它的规定性上保持不变。这适用于……物质和机械力。”附带说一下，第一句话是杜林先生的公理化和同主反复式的大话的宝贵例子：在数量不变的地方，在数量不变的地方，数量保持原样。因此，机械力的量既已存在于世界上，就永远保持原样。就算这是对的，在哲学上，大约早在300年前笛卡儿已经知道这一点并且就出来了268；而在自然科学中，力的守恒学说20年来到处都在流传；杜林先生把这种学说局限于机械力，丝毫没有加以改进----这些事实我们都撇开不谈。但是，当世界处在不变的状态的时候机械力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向我们作任何回答。杜林先生，自身永远保持等同的机械力那时在什么地主呢？它推动了什么呢？回答：“宇宙的原始状态，或者更明白地说，没有变化的、本身不包含变化的任何时间上积累的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是一个只有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的人才会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或者是你们不加考虑地接受我的没有变化的原如状态，或者是我，有生殖力的欧根·杜林，宣布你们是精神上的阉人。这的确可以吓唬一些人。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杜林先生的生殖力的若干范例，我们可以同意暂时不答复这一文雅的谩骂，并且再问一次：但是，杜林先生，如果你乐意的话，机械力会变得怎样呢？杜林先生立刻窘住了。他吞吞吐吐地说，事实上，“那种原始边际状态的绝对同一，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转变的原则。可是我们记得，实质上，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新环节都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谁要想在当前的主要场合指出困难，他就应当留意，不要在不太显眼的场合放过它们。此外，还有可能插入循序渐进的中间状态，从而插入连续性的桥，以便向后倒退，直到变化过程消失。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这种连续性无助于摆脱主要思想，可是对于我们，它是一切规律性和任何已知的转变的基本形式，因此，我们有权把它用作上述第一个平衡和它的破坏之间的中介。可是，如果我们按照现代力学中已经不引起特殊反对意见的概念来想象所谓不动的平衡，那么甚至根本不能说明物质怎么能够达到变化过程的。”可是除了物体力学，还有物体运动到最小粒子运动的转变，不过这个转变是怎样产生的，“对此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掌握任何一般的原则，而且，如果这些过程稍稍陷入黑暗中，那么，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感到惊奇”。这就是杜林先生所能所说的一切。事实上，如果我们容忍他用这种实在可怜的拙劣的遁词和空话来搪塞，那么我们不仅应当把自我摧残生殖力看成绝顶聪明的行为，而且还应当把盲从看成绝顶聪明的行为。绝对同一自身不能进入变化，这是杜林先生承认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手段能够使绝对平衡自身转入运动。那么还有什么呢？有三个错误的拙劣的论调：第一，证实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环节向后一个环节的转变是同样困难的。-----杜林先生似乎把自己的读者看成吃奶的孩子。证实存在链条上的最小环节的各个转变和联系，正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如果在这方面有些地方还有障碍，那么谁也没有想到，甚至杜林先生也没有想到，对发生的运动要从虚无来说明，而人们总是只从以前的运动的转移、变化或传送来加以说明。在这里像他所承认的，问题倒是在于：让运动从不动中，也就是从虚无中产生。第二，我们有“连续性的桥”。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它无助于我们摆脱困难，可是我们有权把它用作不动和运动之间的中介。可惜，不动的连续性就是不运动；所以如何借助它来产生运动，这就比以前更神秘了。无论杜林先生把他的从没有运动到普遍运动的转变分成多少无限小的部分，无论他给这种转变以多长的持续时间，我们还是没有从原地前进万分之一毫米。没有造物主的行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虚无到某物，即使这个某物小得像数学上的微分一样。因此，连续性的桥甚至不是驴桥（注释：“驴桥”的德文是”Eselsbrucke”,转意是供懒惰的学生抄袭用的题解书，考试时的“夹带”。---编者注），它只是供杜林先生通过的桥。第三，在现代力学适用的范围内---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现代力学是形成思维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它完全不能说明怎样从不动转到运动。可是机械的热理论告诉我们，物体运动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分子运动（虽然在这里运动也是从另一种运动中产生的，但决不是从不动中产生的）；杜林先生胆怯地暗示说，这或许可以在严格的静（平衡）和动（运动）之间起一座桥。可是这些过程“稍稍陷入黑暗中”。杜林先生就让我们留在这样的黑暗中。我们随着全部深化和尖锐化达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越来越尖锐的谬论，并且终于到达那必须到达的地方---“黑暗中”。但是这并没有太使杜林先生难为情。就在下一页，他厚颜无耻地断定，他已经“能够直接根据物质和机械力的作用，赋予自身等同的不变状态的概念以真实内容”。这样的人还说别人是“江湖骗子”呢！我们尽管在“黑暗中”走入迷途，不知所措，幸而还得到一种安慰，而且的确是令人振奋的安慰：“其他天体的居民的数学，决不能以我们的公理以外的别的公理为依据！”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公，化学 往下，我们来谈谈关于现在的世界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理论。物质的普遍弥散状态早已是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可是特别从康德以来，原始星云的假设起了新的作用，在这里，引力和热辐对各个固态天体的逐渐形成起了中介作用。当代的机械的热理论，使得有关宇宙早期状态的那些推论明确得多了。虽然如此，“气状弥散状态只有在人们能够事先比较明确地说明其中所存在的力学体系的时候，才能成为严肃的推论的出发点。否则，不仅这个观念在事实上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原始的星云，如果进一步推论下去，也要真正变成越来越密、越来越不能穿透了……现在一切暂时还是处于一个不十分明确的弥散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因此，“关于这个气状的宇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部分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单个天体上单个有机会消亡，人们总认为类和种是不变的。虽然自然界明显地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这一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还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269，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即便是杜林先生，如果没有这种星云阶段，也不能够完成他的宇宙结构，可是他为此进行了报复，他要求给他指出在这种星云状态另上种种轻蔑的形容词。可惜现代科学不能把这种体系说明得使杜林先生满意。对于其他许多问题，现代科学直到现在只能回答说：因为它们丧失了尾巴。如果有人愿意对这一回答表示愤怒，并且说，这一切都还处于一个不十分明确的丧失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是非常浮泛的概念，那么我们是不会因为有人把道德这样地运用于自然科学而前进一步的。这种厌恶和恼怒的表示，可以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中用。究竟是谁妨碍杜林先生自己去探索原始星云的力学体系呢？幸而我们现在知道，康德的星云团“远不和宇宙介质的完全同一的状态相一致辞，或者换句话说，远不和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相一致”。对康德来说真正的幸运是，他对于能够从现存的天体追究溯到星云球感到满足，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顺便指出，如果说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康德的星云球被称为原始星云，那么不言而喻，这应该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是原始星云，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这完全不排除下述情况，而列更应当说是以下述情况为条件：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杜林先生觉察到自己在这里的优势。当我们和科学一起暂时停留在暂时的原始星云阶段的时候，杜林先生的科学的科学帮助他更远地回溯到“宇宙介质的状态，这个状态既不能理解为现代含义上的纯粹静态的，也不能理解为动态的”，因而是根本不能理解的。“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宇宙介质，是一个可以说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可以用来表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即一切可以计数的发展阶段的前提。”我们显然还远没有摆脱物质的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它在这里被称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等等。所以，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一旦停止，运动就开始了。这个逻辑上真实的公式无非是一种想让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范畴为现实哲学效劳的拙劣企图。在黑格尔那里，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中的尚未展开的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中，这些隐藏的要素的区别和分离显现出来了，它们的抗争开始了。这样，我们应当把不动的原始状态了解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把向运动的转化了解为这两者的分离和对立。我们由此得到的，不是幻想的原始状态的实在性的证明，而只是这样一点：这种状态可以归入黑格尔的自在范畴，而这一状态的同样是幻想的终结可以归入自为范畴。黑格尔来帮忙呀！杜林先生说，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载体；因此，在物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机械力。其次，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在什么都不发生的原始状态中，物质及其状态即机械力是统一的。以后，当有点什么东西开始发生的时候，这种状态显然就应当和物质有区别了。所以，我们应当容忍用来搪塞我们的这样一些神秘的词句和这样的保证：自身等同的状态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动态的，既不处在平衡中，也不处在运动中。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在那种状态下，机械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就是说没有上帝，怎样才能从绝对的不动转到运动。在杜林先生之前，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杜林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顺便说一下，这种联系对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十分简单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机械运动，表现为热或者表现为电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决不是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实现由它的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也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经历化学的过程。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如果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如果它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那么就可以把它看作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我们把这种主动的运动叫作力，把被动的运动叫作力的表现。因此非常明显，力和力的表现是一样大的，因为在它们两者中，实现的是同一的运动。可见，物质的没有运动的状态，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观念之一，是纯粹的“热昏的胡话”。要得出这种观念，必须把地球上某一物体所能有的相对的机械平衡想象为绝对的静止，然后再把它转移到整个宇宙。如果把宇宙的运动归结为单纯的机械力，那么，这样做的确是容易的。把运动局限于单纯的机械力，还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可以把力设想为静止的、受束缚的，因而是在一瞬间不起作用的。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运动的转移成为一个包含各种中间环节的比较复杂的过程，那么，真正的转移就可能因为放过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被推延到任何时候。例如，把枪装上弹药以后，人们自己可以掌握扣扳机发射的时刻，即由于火药燃烧而释放出来的运动实现转移的时刻。因此可以设想，在没有运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下物质是装满了力的，看来杜林先生就是把这一情况理解为---如果他毕竟还有所理解的话---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它把按本性来说是相对的、因而在同一时间始终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物质的那种状态，当作绝对的状态转移到宇宙。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管，困难毕竟还存在：第一，宇宙是怎样装满力的呢，因为在今天，枪是不会自动装上弹药的；第二，后来是谁的手指扣扳机呢？我们可以任意转过来倒过去，而在杜林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总是又回到----上帝的手指。我们的现实哲学家从天文转到力学和物理学，并且叹息道，机械的热理论在被发现在来的一个世代中，本质上并没有超过罗伯特·迈尔使这一理论本身逐渐取得的成就。此外，一切都还非常昏暗不清；我们应该“经常记住，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同时存在的，还有静止的状况，后者是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的……如果我们以前把自然界称为伟大的做功者，而现在严格地采用这个术语，那么，我们还应当补充说，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并不代表机械功。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从静到动的桥；如果所谓的潜热直到现在对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承认有缺陷，至少在应用于宇宙时，不要否认这种缺陷”。所有这些神谕式的空话，无非又是内心有愧的流露，他内心里明明感觉到，他所说的从绝对不动中产生出运动这个问题使他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求助于唯一的救主，即天和地的创造者。既然在包括热的力学在内的力学中也都不能找到从静到动、从平衡到运动的桥，那么杜林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找出从他的没有运动的状态到运动的桥呢？这样也许他就可以幸运地摆脱困境了。在通常的力学中，从静到运的桥是外来的推动。如果把50公斤重的石头举到10米高，悬空而挂，使它处在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中，那么，除非观众是吃奶的孩子，才能对他们说，这一物体现在的位置并不代表机械功，或者说它和原先的位置的距离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向杜林先生说明，石头不是自动升到强子上去的，而且任何一本力学手册都可以告诉他，如果他让这块石头重新落下来，那么它在落下时所做的机械功，正和把它举高10米需要做的机械功一样多。甚至石头悬空而挂这一最简单的事实已经代表一种机械功，因为如果它挂得太久，绳子就会由于化学分解作用，强度不再能承担石头的重量而拉断。但是，一切机械过程都可以归结为---用杜林先生的话来说---这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工程师，他在拥有足够的推动力时还找不到人静到动的桥。运动应当在它的对立面即静止中找到自己的尺度，这对于我们的这位形而上学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难题和一服苦药。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矛盾。而任何矛盾在杜林先生看来都是背理（注释：“矛盾”的德文是“Widerspruch”，“背理”的德文是“Widersinn”,两个词的前辍都是“wider”(违背、反对）。----编者注)。但是这毕竟是事实：悬挂着的石头代表机械运动的一定的量，这个机械运动的量可以根据石头的重量及其与地面的距离确切地计量，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垂直落下，从斜面滚下，绕轴旋转---随意加以利用；而装上了弹药的枪的情况也是这样。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可以表现在它的对立面中，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这全部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睥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的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可以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但是对这问题作这样简单的说明，杜林先生是不满意的。作为地道的形而上学者，他先在运动和平衡之间挖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沟，然后因不能找到跨过自己挖的这种鸿沟的桥而表示惊奇。他同样可以骑上他那匹形面上学的洛西南特去追逐康德的“自在之物”；因为归根到底隐藏在这座难以理解的桥下面的，无非就是这种“自在之物”。但是，机械的热理论以及对这种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的受束缚的热或潜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把处于冰点的1磅冰在标准气压下加热变成具有同样温度的1磅水，那么，所消失的热量足够把同1磅水从0ºC加热到79.4ºC,或者79.4磅水的温度上升1ºC.如果把这1磅水加热到沸点,即100ºC,再使它变成100ºC的蒸汽,那么,当最后一滴水变成蒸汽的时候,所消失的几乎是7倍大的热量,足够使537.2磅的水的温度上升1ºC.270这种消失了的热就叫作受束缚的热。如果通过冷却，蒸汽重新变成水，水重新变成冰，那么以前受束缚的同一热量又释放出来，就是说，作为热被感觉到，被计量出来。在蒸汽凝结成水，以及水结成冰的时候，热的菜发正是蒸汽冷却到10ºC时才逐渐变成水，以及处于冰点的一定量的水只是很慢才变成普的原因。这都是事实。现在的问题是：热在受束缚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呢？机械的热理论—--按照这种学说，热就是物体的那些进行物理活动的最小粒子（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为任何其他的运动形式---把这个问题解释为消失的热已经做了功，已经转变为功。在冰溶化时，各个分子之间的紧密的牢固的结合破坏了，并且变成松弛的并列；当沸点的水汽化时，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各个分子相互间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而且在热的作用下，甚至往各个方向飞散。显然，物体的各个分子在气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比在液体状态下大得多，而在液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又比在固体状态下大。可见，受束缚的热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变了，采取了分子张力的形式，各个分子能够相互保持这种绝对的或相对的自由的条件一旦不存在，就是说，温度一旦降到最低限度即100ºC或0ºC以下，这种张力就松弛了，各个分子又用它们过去相互离散时所用的同样的力重新相互集结起来；于是这种力就消失了，但只是重新作为热表现出来，而且热量恰恰同它以前受束缚的时候一样大。这种解释和整个机械的热理论一样，自然是一种假说，因为直到现在谁也没有看见过分子，更不要说振动着的分子了。正因为如此，它和还很年轻的的整个理论一样，肯定有不少缺点，但是它至少能够解释这个过程，而同运动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创造这一点毫不抵触，它甚至还能正确地说明热在转变时存在于什么地方。因此，潜热或受束缚的热对机械的热理论来说决不是障碍。相反地，这一理论第一次提供了对上述过程的合理的解释，而能够成为障碍的，至多是物理学家继续用“受束缚的热”这个过时的和已经不恰当的用语来称呼已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分子能的热。所以，就机械功是热的尺度这一点而言，固体聚集状态、液体聚集状态和气体聚集状态这三者的自身等同状态和静止状况，的确是代表机械功的。坚硬的地壳和海水一样，在现在的聚集状态下，代表十分确定的数量的散发了的热，这种热量不言而喻是和同样确定的数量的机械力相对应的。在地球所由产生的气团变成液体聚集状态，往后再大部分变成固体聚集状态的过程中，一定数量的分子能转变成热并放射于宇宙空间。因此，杜林先生神秘地窃窃私议的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应用于宇宙的时候，我们固然会遇到缺点和缺陷（这归咎于我们的不完备的认识工具），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理论上不能克服的障碍。从静到动的桥在这里也是外来的推动----对处于平衡的对象发生作用的其他物体所引起的冷却和加热。我们越是深入探究杜林的这种自然哲学，越是觉得，想说明运动从不动中产生，或者想找到一座桥，使纯粹的静态、静止通过它而自行转入动态、转入运动的一切尝试，是不可以实现的。这样，我们总算幸运地暂时摆脱了自身等同的的原始状态。杜林选择转到了化学，并且乘此机会向我们指出了到目前为止现实哲学所获得的自然界的三个不变律，这就是：1、一般物质的量，2、单纯的（化学的）元素的量，3、机械力的量，都是不变的。这样，物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物质的单纯组成部分（正由于物质是由它们构成的）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以及运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这些表述得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陈旧的、举世皆知的事实，这就是杜林先生能够作为他的无机界自然哲学的成果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真正积极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不过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是“不变律”，而且作为不变律来说，是“事物体系的模式属性”。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在讲到康德时的同样的情形（注释：见本卷第386—389页。编者注）杜林先生搬出了某个尽人皆知的货色，贴上杜林的标签，而称之为：“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根底深厚的科学”。可是我们丝毫不必因此而感到绝望。无论根底最深厚的科学和最好的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缺陷，有一点杜林先生是可以说得十分肯定的：   “宇宙中现有的黄金任何时候都必定是同一数量的，而且和一般的物质一样，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可惜杜林先生没有说，我们用这种“现有的黄金”可以买到些什么。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从压力和碰撞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结合，存在着一个由各中间梯级构成的统一的和唯一阶梯。”    凭着这样的断言，杜林先生就避开对生命的起源作稍稍进一步的说明了，虽然对一位曾经追溯宇宙的发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状态并且感到在其他天体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思想家，是可以期望他也确切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此外，如果没有前面提到的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注释：见本卷第384-385页。---编者注）作为补充，杜林先生的这个断言只有一半是对的。尽管会有种种渐进性，但是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力学转变到分子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机制，更是如此。271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越来越稀少和不显著。——这样又要黑格尔来纠正杜林先生了。    目的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在概念论中--借助于目的论或关于目的的学说从化学机制转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无论往哪里看，总是碰到某种黑格尔的“粗制品”，而他：却毫不难为情地拿它冒充他自己的根底深厚的科学。在这里去研究目的和手段的观念运用于有机界究竟会正确和适用到什么程度，那就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甚至运用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即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如上帝的智慧)纳入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了也经常使得那些缺少哲学素养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加给自然界。这位杜林先生在别人表现出一点点“降神术”倾向随时候表示无比义愤：，可是他本人却明确地断言，“本能的感觉主要是为了获得与它们的活动密不可分的满足而被创造出来的”。 他告诉我们，可怜的自然界“不得不经常地一再地维持对象性世界的秩序”，同时它要处理还不止这样一件事：“要求自然界具有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大的纤巧性”。但是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十分美好的东西，它也具有意志；因为，本能的附加物(本能附带地执行现实的自然机能，即喂养、繁殖等等)“我们应当视为不 是直接而只是间接企求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因而已经站在一座不是从静到动、而是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的“桥”上也许杜林先生想稍微从事一下“自然哲学的半诗”？      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有机界，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只限于反对这种自然哲学的半诗、反对“具有轻浮的表面性和所谓科学的神秘化的江湖骗术”、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诗化的特征”的斗争。    首先受到责备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经济学搬进自然科学，说他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说他用生存斗争来从事不科学的半诗，说整个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达尔文从他的科学旅行中带回来这样一个见解；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为了在家乡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除了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没有更好的观察场所了。在这方面英国正是典型的国家；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成就，同英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不能相比。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最近一个世纪获得的，所以要确定事实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当时达尔文发现，这种培育工作在同种的动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还要大些。这样，一方面，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具有异种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于是达尔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原因：它们没有培育者的自觉意图，经过很长时间，会在活的有机体中造成类似人、工培育所造成的变异。他发现这些原因就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胚胎的惊人数量和真正达到成熟的有机体的微小数量之间的不相称。而由于每一个胚胎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取空间和阳光的斗争。很明显，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望达到成熟和繁殖。这些个别特质因此就有了遗传下去的趋势，如果这些特质在同种的许多个体中发生，那么，它们还会通过累积的遗传按既定的方向加强起来；而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就比较容易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异。杜林先生反对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他说：正如达尔文本人所承认的，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国民经济学上的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的普遍化中去寻找，所以这个理论也就具有关于人口过剩问题的马尔萨斯牧师的观点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白白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迄今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比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讨问题的这个积极的方面。不探讨这个方面，生存斗争就必然会一再遭到非难。据他说，在没有意识的植物中和在驯顺的食草动物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斗争：“按照确切的意义说来，在兽类中，只有在通过抢夺和吞噬来获取食时，才有生存斗争”。’他把生存斗争这个概念限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以后，就可以对这个被他自己限制在兽类中的概念的兽性任意发泄他的满腔愤怒了。但是这种义愤只能针对杜林先生本人发出，他正是这种被作了限制的生存斗争的唯一炮制者，所以也只能由他对此负责。因此，不是达尔文“在野兽中寻找自然界一切活动的规律和理解”，——达尔文恰恰把全部有机界包括在这个斗争中了，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在寻找这些东西。此外，生存斗争这个名称尽可以作为杜林先生的高尚义愤的牺牲品。至于这种事实在植物中也存在，关于这一点，每块草地、每块谷田、每片树林都可以向他证明，而且问题不在于名称，不在于叫作“生存斗争”或者叫作“生存条件的缺乏和机械作用”，而在于这一事实如何影响物种的保存或变异。关于这个问题，杜林先生始终固执地保持沉默。因此，在自然选择方面，暂时还得任其一切照旧。    但是，达尔文主义“从虚无中得出自己的变化和差异”。 当然，达尔文在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单个个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体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直到现在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在这方面夸大自己的发现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注重个体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而忽视重复出现的个体变异的原因，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建树的人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体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培育者的智慧”，那么培育者也必定同样是从虚无中得出动植物形态的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变化的。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最近，特别是通过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作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变异的方面。甚至这—点杜林先生也感到不中意。“对自然界所赋予的或者所剥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适应，要以受观念支配的推动力和活动为前提。否则，适应只是一种假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果性并没有超越物理学的、化学的和植物生理学的东西的低级阶段。”又是名称使杜林先生恼怒了。但是，无论他怎样称呼这个过程，在这里，问题只在于这样的过程是否引起有机体的种的变异?杜林先生再一次不作任何答复。“如果某种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阳光的途径，那么这种刺激作用只不过是物理力和化学动因的结合；如果有人在这里想不用比喻而根据文字本义来谈适应，那么这一定会把降神术的紊乱带到概念中去。”这个人对别人是如此严格，而他本人竟十分确切地知道自然界是按照谁的意志做这件事或那件事，竟去谈论自然界的纤巧性，甚至还谈到自然界的意志!确实是降神术的紊乱，然而是在哪里?在海克尔那里呢，还是在杜林先生那里?不仅是降神术的紊乱，而且也是逻辑上的紊乱。我们已经看到，杜林先生竭尽全力让目的这一概念在自然界中起作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以自觉的意图为前提的。” 但是，他如此激烈反对的那种没有自觉意图、没有观念中介的适应，如果不是一种不自觉的有目的活动，又是什么呢? 因此，如果雨蛙和食叶昆虫是绿色的，沙漠中的动物是沙黄色的，两极的动物主要是雪白色的，那么它们肯定不是有意识地或按照某种观念获得这些颜色的，相反地，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力和化学动因来说明。但是总不能否认，这些动物正是由于那些颜色才能合目的地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变得不易被自己的敌人发现。同样，某些植物用来捕捉和吞噬落在它们身上的昆虫的那些器官，对这种活动是适应的，甚至是合目的地适应的。因此，如果杜林先生坚持说，适应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那么他只是用别的话来说：有目的的活动同样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必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于是，像在现实哲学中通常遇到的情况那样，我们又来到有目的地活动的造物主那里，来到上帝那里了。“以前，这样一种解释被称为自然神论，而且是不被重视的(据杜林先生说>；可是现在，看来在这方面人们又往后倒退了。”我们从适应转到遗传。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据说达尔文断定，整个有机界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唯一的生物的后代。似乎在达尔文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所以在他那里一旦生殖或其他繁殖方法的线索中断，他就不得不立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观点一起陷入绝境断定达尔文认为一切现存有机体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说得客气点，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6版倒数第2页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272。海克尔更大大前进了，他假定： “植物界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系，动物界则有另一个品系”，而在二者之间，“还有若干独立的原生生物品系，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品系都完全独立于上述二者而从一个独特的自生的原虫形态发展出来。”（《自然创造史》第397页)273 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通过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对比而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即杜林先生来说，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斯密斯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有关创世和洪水的全部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古代异教徒宗教传说的一部分。在达尔文那里，在自然科学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他就立刻陷入绝境，这的确是对达尔文的一个严厉的但无可辩驳的责备。可惜我们的全部自然科学都应当受到这样的责备。在自然科学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就陷入“绝境”。直到现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学还不能制造出生物，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或其他蛋白体。因此，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能明确地断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现实哲学也许能够在这里助一臂之力，因为它拥有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这些产物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吗?但是到目前为止，甚至自然发生论的最大胆的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机体，而没有提到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如果这些同种的自然产物——当然是有机物，因为这里讲的只是有机物一一相互间没有亲缘的联系，那么—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们或者它们的每个祖先就只能靠造物主的单独行动而出现于世界。于是又回到了造物主和所谓的自然神论那里。其次，杜林先生认为，达尔文非常肤浅的地方是：把特性的有性组合的单纯行为当作产生这些特性的基本原则”。这又是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哲学家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相反地，达尔文说得很明确：自然选择这个用语只包括变异的保存而不包括变异的产生(第63页)。但是，把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硬加给他，这种新的手法却能帮助我们去接受杜林的下述刻见解，“如果在生殖的内在模式中找出某种独立变异的原则，那么这种思想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把普遍发生原则和有性繁殖原则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且从更高的观点出发，把所谓的自然发生不是看作再生产的绝对对立物，而正是看作一种生产，这是很自然的思想。” 能够写出这种胡言乱语的人，居然还有脸去责备黑格尔的“行话”! 杜林先生对自然科学依仗达尔文学说的推动而取得的巨大进展怒不可遏，他用来表示这种愤怒的令人厌烦的矛盾百出的唠叨和怨言已经够多的了。无论是达尔文还是他在自然研究家中间的追随者，都没有想到要用某种力‘法来缩小拉马克的伟大功绩；而且正是他们最先重新推崇他。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足以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并非预测性的即所谓预言式的回答。不过，从拉马克那时以来，在从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还出现了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两门崭新的科学：对植物和动物的胚胎发育的研究(胚胎学)，对地球表面各个地层内所保存的有机体遗骸的研究(古生物学)。于是发现，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植物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但是关于有机生命的进化，现实哲学能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呢?“……物种的变异性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但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也同样有效。 据此就应当这样认为，异种的自然产物，即变异着的物种，是一个传自另一个的，而同种的就不是这样。可是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就是对变异着的物种来说，“亲缘关系，相反地，也不过是自然界的极其次要的行为”。 这毕竟说的是亲缘关系，尽管是“次要的”。我们高兴的是，杜林先生在对亲缘关系说了那么多坏话和糊涂话之后，终于又把它从后门放进来了。对于自然选择也是如此，因为他在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正是通过它来实现的——发泄了全部义愤之后，突然又说：“因此，生物的本性的更深刻的根基应该在生活条件和宇宙关系中去寻找，而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只能算是次要的。”这毕竟说的是自然选择，虽然也是次要的；这样，同自然选择一起存在的，还有生存斗争，从而也还有马尔萨斯牧师的人口过剩论!这就是一切，至于其余的，杜林先生指点我们去请教拉马克。最后，他警告我们不要滥用变态和发育这些字眼。他说，变态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而发育概念，只有在发育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才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如果用“组合”来代替这两个名词，那就会十全十美了。又是老一套：一切照旧，只要我们把名称改变一下，杜林先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我们说小鸡在蛋内的发育，我们就会造成混乱，因为我们只能不充分地证实发育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说它的“组合”，那么一切都清楚了。因此，我们今后将不再说：这个小孩发育得很好，而说：这个小孩组合得极好。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的戒指》的作者并肩而立。²⁷⁴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请考虑一下……为了给我们的自然哲学部分提供它的一切科学前提，需要有什么样的实证知识。它的基础首先是数学的一切重大成就，其次是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论断，以及生理学、动物学和类似研究领域的所有自然科学结论。”杜林先生如此充满信心地和坚决地表明杜林先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博学。但是，从这一贫乏的部分本身看不出，而从它的更加贫乏的结论上更看不出这里隐藏着什么根底深厚的实证知识。无论如何，为了编造关于物理学和化学的杜林式的神谕，在物理学上只要知道那表明热的机械当量的方程式，在化学上只要知道一切物体分为元素和兀素的化合物就够了。此外，谁能像杜林先生在第131页上所说的那样，说出“有引力作用的原子”，那只是证明：他对于原子和分子的区别，还完全处在“黑暗之中”。大家知道，原子不是说明万有引力或其他机械的或物理的运动形式的，而只是说明化学作用的。如果去阅读关于有机界的那一章，而读到的竟是空洞的、自相矛盾的、在决定性问题上神谕般毫无意义的信口胡说，一些绝对无用的最后结论，那就不禁立即会产生一种看法：杜林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他显然不知道的东西。在读到他建议在关于生物的学说(生物学)中今后应当用组合去代替发育的时候，这种看法就令人确信无疑了。谁建议这样做，就证明他对有机体的形成一无所知。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即由很小的、只有经过高度放大才能看得到的、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构成的。通常，细胞也长有外膜，里面或多或少是液态的。最低级的细胞体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绝大多数生物都是多细胞的，是集合了许多细胞的复合体，这些细胞在低级有机体中还是同类型的，而在高级有机体中就具有了越来越不同的形式、类别和功能。例如在人体中，有骨胳、肌肉、神经、腱、韧带、软骨、皮肤，简言之，所有的组织，不是由细胞组成就是由细胞形成的。但是一切机的细胞体，从本身是简单的、通常没有外膜而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的变形虫起一直到人，从最小的单细胞的鼓藻起一直到最高度发展的植物，它们的细胞繁殖方法都是共同的：分裂。先是细胞核在中间收缩，这种使核分成两半的收缩越来越厉害，最后这两半分开了，并且形成两个细胞核。同样的过程也在细胞本身中发生，两个核中的每一个都成为细胞质集合的中心点，这个集合体同另一个集合体联结在一起，中间收缩得越来越紧，直到最后分开，并成为两个独立的细胞而继续存在下去。动物的卵在受精以后，其胚泡经这样不断重复的细胞分裂逐步发育成为完全成熟的动物，同样，在已经长成的动物中，对消耗的组织的补充也是这样进行的。把这样的过程叫作组合，而把称这一过程为发育的意见叫作“纯粹的想象”，这种话无疑地只有对这种过程一无所知的人——很难设想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才说得出来；这里的过程恰好只是而且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发育，而根本不是组合！关于杜林先生对生命的一般理解，我们以后还要来谈。他对生命的特殊的理解则如下：“无机界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活动的体系；但是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和物质循环的中介通过起始于一个内在的点的特别管道并且按照一种可向较小形体转移的胚胎模式开始实现时，才能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谈正的生命。”这句话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一个废话的自我实现的活动的体系(无论这可能指的是什么)，且不说它的混乱得不可救药的语法。如果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开始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海克尔的整个原生生物界是死的，而且根据对分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也许还要宣布更多的东西是死的。如果只有在这种分化可以通过一种较小的胚胎模式转移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至少包括单细胞有机体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不是有生命的了。如果物质循环通过特别管道的中介是生命的标志，那么除去上面所讲的，我们还必须把全部高等腔肠动物(最多把水母除外)，因而把各种珊瑚虫和其他植虫275从生物的队伍中勾销。如果认为物质循环通过起始于一个内在的点的特别管道来进行是生命的根本标志，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一切没有心脏的或有几个心脏的动物是死的。要被宣布是死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要加上各种蠕虫、海星和轮虫(按赫胥黎的分类法是：Annuloida和Annulosa276)，一部分甲壳动物(蟹)，最后甚至还要加上一种脊椎动物，即文昌鱼(Amphioxus)；再就是各种植物。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想从比较狭窄的和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明真正的生命的标志，结果提出了四个完全互相矛盾的生命标志。其中的一·个不仅把整个植物界，而且把大约半个动物界都宣判永久死亡。真的，谁也不能说，当他许下诺言要给我们提供“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时，他是在欺骗我们!他在另一个地方说：“在自然界中，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一切组织，也都是以一个简单的类型为基础的”，这种类型“即使在最不完善的植物的最次要的活动中，也完全以从它的一般性质上看出来”。 这种论断又“完全”是废话。人们在整个有机界里所看到的最简单的类型是细胞；它确实是最高级的组织的基础。相反地，在最低级的有机体中，还有许多远远低于细胞的东西；原生变形虫，没有任何分化的简单的蛋白质小块，一系列其他原虫和各种管藻(Siponeen)。它们之所以全都同高级有机体有联系，只是因为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蛋白质，从而它们执行着蛋白质的职能，即生和死。往下杜林先生对我们说：“在生理学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因此，一切动物形态的特征是能够感觉，就是说，能够从主体方面自觉地理解自已的状态。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鲜明的界限就在于完成向感觉的飞跃。这一界限不能用众所周知的过渡形态来抹去，相反，它正是由于这些外表上没有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态才被当成逻辑上的需要。”接着又说：“反之，植物完全而且永远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素质。” 第一，黑格尔说(《自然哲学》第35l节附释)：“感觉是动物的种差，即绝对的标记。”  因此，又是黑格尔的一个“粗制品”，它经过杜林先生的生吞活剥，被提升到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贵地位。  第二，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植物和动物之间的过渡形态，外表上没有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态(真是莫名其妙的话㈠。这种中间形态是存在的，有些有机体我们简直没法说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因而我们总是不能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这使杜林先生觉得在逻辑上需要提出一个区别二者的标志，同时他又承认这个标志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再回过来谈植物和动物之间的有疑问的领域了；难道那些稍被触动就会卷起叶子或合拢花瓣的敏感植物，那些食虫植物都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素质吗?即使是杜林先生，如果他没有“不科学的半诗”，也不能下断语。  第三，杜林先生断言，在生理学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这又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不仅所有的原始动物，而且还有植虫，至少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显示出神经器官的痕迹。通常只是从蠕虫开始才发现有神经器官，而杜林先生是第一个提出这些动物因为没有神经所以没有感觉这一主张的人。感觉并不必然和神经相联系，但是大概和某种至今还没有确切地弄清楚的蛋白体相联系。  此外，杜林先生的生物学知识从他无所顾忌地向达尔文提出的下述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说明：“难道动物是从植物发展出来的吗?”只有对动物和植物都一无所知的人才去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一般的生命，杜林先生能告诉我们的只是：“通过塑造形象的模式化(这究竟是什么玩艺儿?)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总是真正的生命过程独具的特性。”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有关生命的一切，这里，在碰到“塑造形象的模式化”时，我们又深深地陷入了毫无意义的莫名其妙的最纯粹的杜林行话。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自己去作更进一步的考察。近30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已经无数次地说过，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而在这里杜林先生把这话干脆翻译成他自己的优雅而清晰的语句。但是，如果规定生命就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这就等于规定生命就是生命；因为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或通过塑造形象的模式化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正是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需要用有机体和非有机体的区别即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来解释的说法。所以这种解释并没有使我们前进—步。新陈代谢本身即使没有生命也可以发生。在化学中有一系列过程，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能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在这里有一个确定的物体作为过程的体现者。在通过硫的燃烧制造硫酸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硫燃烧产生二氧化硫(SO₂)，加上水蒸气和硝酸，二氧化硫就吸收氢和氧而变成硫酸(H₂SO₄)。这时，硝酸放出氧而还原成氧化氮，这氧化氮立刻又从空气中吸收新的氧，变成氮的高价氧化物，但是立即又把这氧放出给二氧化硫，并重新进行这样的过程，所以在理论上只要极少量的硝酸，就足够使无限数量的二氧化硫、氧和水变成硫酸。——其次，在液体通过死的有机的膜甚至通过无机的膜渗透的时候，也像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²⁷⁷中一样发生新陈代谢。这又一次说明，新陈代谢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因为用来解释生命的那种独特的新陈代谢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另寻出路。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在这里，蛋白体是按照现代化学的意义来理解的，现代化学把所有在构成上类似普通蛋白或者也称为蛋白质的东西都包括在蛋白体这一名称之内。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因为普通蛋白在一切和它相近的物质中，是起着最没有生命的、最被动的作用的，它和蛋黄一起仅仅是胚胎发育的养料。但是，在蛋白体的化学构成还一点也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名称总比一切其他名称好些，因为它比较一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于分解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无疑地，在生物体中，必然还有其他化学化合物会引起这些生命现象的特殊分化；对于单纯的生命，这些化合物并不是必要的，除非它们作为食物进入生物体并变成蛋白质。我们所知道的最低级的生物，只不过是简单的蛋白质小块，可是它们已经显示出生命的一切本质的现象。但是一切生物普遍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在于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其他无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分解或结合，可是这样—来它们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东西了。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金属氧化后就变成锈。可是，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瓦解原因的东西，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蛋白体内各成分的这种不断转化，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一旦停止，蛋白体本身就立即停止生存，分解，即死亡。因此，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像在无生命物体那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是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引起的。相反地，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由此可见，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人工制造蛋白质，那么这样的蛋白质就—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即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当然，化学是否能同时为这种蛋白质发现适合的食物，这还是一个问题。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通过摄食和排泄来进行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可以导出所有其他最简单的生命要素：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已经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上表现于食物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生命定义当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可是对日常的应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没有什么害处。还是回到杜林先生那里去吧。如果说，他在地球上的生物学领域中遭遇有点不妙，那么，他是知道怎样自慰的，他遁入自己的星空。“不仅感觉器官的特殊结构，而且整个客观世界，都是为了唤起快乐和痛苦而安排的。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快乐和痛苦的对立——而且恰恰是以我们所熟悉的方式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对立，而且在宇宙的不同的世界中必然是由本质上一样的感情来表现……  但是这样的一致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它是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  因此，对我们说来，主观的宇宙世界并不比客观的宇宙世界更陌生。对这两个领域的构造应当按一致的型式去思考，这样我们就获得一种超出单纯地球上的有效范围的意识学的入门知识。”对一个在口袋里藏着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的人来说，在地球上的自然科学中犯几个大错误，有什么关系呢?算啦!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杜林先生在整整50页内把陈词滥调和玄妙词句的杂拌，一句话，把纯粹的无稽之谈当作关于意识要素的根底深厚的科学提供给读者享受，我们决不想把这些东西的样品都陈列出来。我们只摘引这样一句话：“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他就永远不懂得抽象的和纯正的思维是什么意思。”这样说来，动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纯正的思维者，因为它们的思维从来不会被语言的强制性的干涉弄得模糊不清。的确，从杜林的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是多么不适合于任何一种语言，而德语又是多么不适合于这些思想。最后，第四编拯救了我们，这一编除了连篇累牍的糊涂话，至少有时还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道德和法的可以捉摸的东西。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被请到别的天体．上去旅行：道德的要素必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重新出现于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中，在这些生物中，能动的知性必须自觉地调整以本能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动………不过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但是除此以外。下面的想法始终是一种有益地扩展眼界的思想：我们设想，在其他天体上个体的和公共的生活必须遵循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能废弃或避开合理地行动的生物的一般的基本规章”。如果说在这里例外地，不, 是在这一章的末尾，而是在开头就指出, ，杜林的真理也适用于其他—切可能的世界，那么这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如果先确定了杜林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那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它们的适用性有益地扩展到一切时代。而这里谈的又不折不扣地是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问题。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  在发展过程中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所以严格知识的可靠性和日常认识的充足性，不容许我们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对知识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长久的怀疑本身已经是一种病态的软弱状态，而且无非是极端紊乱的表现，这种紊乱有时企图在对自身的虚无的系统化意识中装出某种镇定的外表。在伦理问题上，对一般原则的否定，是同风尚和准则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多样性, 牢固地联在一起的，而且一承认伦理上的邪恶和罪孽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那就要否定起协调一致作用的道德本能的庄严意义和实际效用。这种似乎不是反对个别的伪学说而是反对人类达到自觉道德的能力本身的腐蚀性怀疑，最后就流为真正的虚无，甚至实质上流为比单纯虚无主义更坏的东西……  它自炫能在它的已被推翻的伦理观念的一片混乱中很容易地起支配作用，并为无原则的随心所欲敞开一切门户。但是它大错特错了，因为，只要指出知性在谬误和真理中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足以借助这个唯一的类比表明，自然规律可能有的缺陷并不需要排除正确的东西的实现。”到目前为止我们静静地听了杜林先生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的所有这些华丽的词句，因为这一问题只有在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一点上才能予以解决。在此以前，只需要研究现实哲学的个别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有，那么是哪些产物。当我说人的认识的时候，我无意冒犯其他天体上的居民。我还没有认识他们的荣幸，我这样说只是因为动物也能够认识，虽然它们的认识决不是至上的。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单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现在说，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界限，那么，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这一点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因而也包括思维和认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这只是就这样一点而言的，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至于说到每—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注释：见本卷第376页。---编者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一著名的奇迹。 然而， 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表示任何怀疑都等于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这不就是说，还是存在着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吗?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么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这些科学也叫作精密科学。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可变性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一向非常循规蹈距的数学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证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出现了，而．且我们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大多数人进行微分和积分，并不是由于他们懂得他们在做什么，而是出于单纯的信任，因为直到现在得出的结果总是正确的。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人们就像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情况也根本不司·能不是这样。我们在物理学中研究分子的运动，在化学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如果光波的干扰不是一种虚构，那我们绝对没有希望在某个时候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地质学的情况还要糟，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所以要挖掘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在这里要费很大的力气，而所得是极少的。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展现出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为了正确地确定像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经历从盖仑到马尔比基之间的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我们关于血球的形成知道得多么少，比如说为了确定某种疾病的现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间的合理联系，我们今天还缺乏多少中间环节J此外还常常有像细胞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这些发现迫使我们对生物学领域中以前已经确立了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并且把它们整堆地永远抛弃掉。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么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酌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依次相继的过程，这些过程，就我们直接观察的领域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在社会历史中情况则相反，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决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中的科学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 式的联系和结果。因此，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目5日，如此等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等等。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是这样的人，他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应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这时，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料，这位人类的朋友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声明；一切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或多或少都是蠢驴和骗子，全都陷入谬误，犯了错误；但是他们的谬误和他们的错误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而且证明真理和合乎实际的东西掌握在他手里；而他这个现在刚出现的预言家在提包里带着已经准备好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这一切已经出现过一百次，一千次，如果还有人竟如此轻率地认为，别人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他才能做到，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至少还遇到了这样一位预言家，他在别人否认任何个人能提供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时候，照例总是表现出高度的义愤。这样的否认，甚至单纯的怀疑，都是软弱状态、极端紊乱、虚无、比单纯的虚无主义更坏的腐蚀性怀疑、一片混乱以及诸如此类的可爱的东西。像所有的预言家那样，他也没有作批判性的科学的研究和判断，而只是直接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我们本来在上面还可以举出研究人的思维的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和辩证法。但是在这方面，永恒真理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杜林先生把本来意义的辩证法宣布为纯粹的无稽之谈，而已经写成的和现在还在写的关于逻辑学的许多书籍充分证明，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也远比有些人所想的要稀少得多。此外，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像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不会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么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小粒真理就会消失在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就会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也可以说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对它作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它的表述方式（注释：自从我写了上面这几行以来，这些话似乎已经得到了证实，根据门捷列耶夫和博古斯基运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所进行的最新的研究278，一切真正的气体都表现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可变关系，氢的 膨胀系数在直到现在为止所应用的各种压力强度下都是正的(体积的缩小比压力的增大要慢)，对大气和其他研究过的气体来说，每一 种气体都有一个压力零点，压力小于零点，此系数是正的，压力大于零点，此系数是负的。因此，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一直是可用的波义耳定律，需要一整系列特殊定律来作补充。(现在---1885年---我们也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气体。所有的气体都可变成液体状态）。可见，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例如在物理学上，情况就是这样。因此，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碰到，这种著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作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但是，天真的读者或许要问。，杜林先生在什么地方清楚地说过，他的现实哲学的内容是最后的而且甚至是终极的真理呢?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我们在第二章中部分地引证的对他自己的体系的颂歌中（注释：见本卷第367—368页。——编者注）(第13页)。或者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里（注释：见本卷第425页。——编者注），他说：道德的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相似的适用性。而且，杜林先生难道不是断定，从他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出发，通过他的穷根究底的研究，就可以深入到这种最终的基础，基本的模式，因而就赋予道德的真理以最后的终极性吗?如果杜林先生既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的时代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他只是想说，在渺茫的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因而，他想大致地、只是较为混乱地说些与“腐蚀性怀疑”和“极端紊乱”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喧嚣是为了什么呢?这位先生想要做什么呢?（注释：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一编者注）如果说，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前进，那么在善和恶的问题上就更没有前进了。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不是善；如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么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杜林先生的意见，只要除去一切隐晦玄妙的词句，就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么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不乏不同分支，从耶稣会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呆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注释：参看引日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5节和《旧约全书．·申命记》第5章第19节。——编者注）。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丁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卧亿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现在可以去评价杜林先生的自我吹嘘了。他竟在旧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在社会革命的前夜把一种永恒的、不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道德强加给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我们姑且假定他对这种未来社会的结构至少是有概略了解的，---这一点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最后，还有一个“完全独特的”、但是并不因此不再是“穷根究底的”发现：在恶的起源方面，“我们认为，在动物形态中存在着带着固有虚伪性的猫的类型，这一事实同人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性格形态的情形处于同一阶段……  因此，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除非人们有兴趣在猫或所有食肉动物的存在中也嗅出神秘的东西来”。恶就是猫。所以魔鬼没有犄角和马蹄，而有爪子和绿眼睛。当歌德使靡菲斯特斐勒司具有黑狗的形象（注释：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场和第3场(《城门之前》和《浮士德  的书斋》)。---编者注）而不是黑猫的形象的时候，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恶就是猫!这是不仅适用于一切世界，而且也适用于猫（注释：“适用于猫”的德文是“fordieKatze”，也有“毫无用处、徒劳无益”的意思。---编者注）的道德! 十、道德和法。平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社会生活领域内的问题也“应当从单个的、简单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的基本形式一样”。这样，，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应当在这些领域内使所获结果的真理性也具有数学的确实性，使这些结果具有真正的不变的真理的性质。这不过是过去有人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这一方法是：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这些特性。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他所能得到的最简单的要素，终极的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这里也是纯粹的玄想（注释：“玄想”和本段开头处的“玄想的”，德文为“Ideologie”和“ideologisch”，通常译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编者注），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当这样一位玄想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而是从“社会”的概念或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中构造出道德和法的时候，可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当作基础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我们这位玄想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入的内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是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相应表现---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其次或许是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看法；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我们的玄想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扭曲的(因为和它的现实的基础脱离)、像在凹面镜上反映出来的头足倒置的画像。于是杜林先生把社会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而且在这里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杜林先生就按公理同这两个人打交道。而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出一个道德的基本公理:“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一开始就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因此，“道德上的正义的基本形式就被表述出来了”；同样，法上的正义的基本形式也被表述出来了，因为“为了阐发法的基本概念，我们只要有两个人的十分简单的和基本的关系就够了”。 两个人或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这不仅不是公理，而且甚至是过度的夸张。首先，两个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在性别上可能就是不平等的，这一简单的事实立刻使我们想到：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如果我们暂且接受这样的童稚之见----不是两个男人，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建立了家庭，B11以生产为目的的社会结合的最简单的和最初的形式。但是这丝毫不合杜林先生的心意。因为，一方面，必须使这两个社会奠基者尽可能地平等。另一方面，甚至杜林先生也不能从原始家庭构造出男女之间在道德上和法上的平等地位。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杜林的社会分子(整个社会应当通过他们的繁殖而建立起来)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因为两个男人是永远不能生出小孩来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设想他们是两个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十分简单的基本模式就转成自己的反面：它不是证明人的平等，而最多只是证明家长的平等，而且因为妇女是不被理睬的，所以还证明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给读者一个不愉快的通知，读者在今后一段颇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这两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两个人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起着我们现在希望不再与之打交道的其他天体上的居民以前所起的类似作用。只要有经济、政治等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两个人就飞快地出动，而且立刻“按照公理”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那位现实哲学家的卓越的、创造性的、创造体系的发现!但遗憾的是，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真理，那应当说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18世纪所共有的。他们在1754年卢梭关于不平等的论著279中已经出现---附带说一下，在那里，他们按照公理证明了和杜林的论断刚刚相反的东西。他们在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扮演着主要角色；可是在那里他们各操不同的行业---大都是猎人和渔夫，而且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此外，在整个18世纪，他们主要充当单纯用作说明的例子，而杜林先生的独到之处只是在于，他把这种举例说明的方法提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要把“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变得简单些，肯定是做不到的。为了制定基本公理----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没有一方能命令另一方，我们决不能用随便什么样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一切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因此，他们成了这一位到处搜索和揭发“降神术”活动的杜林先生所召来的两个十足的幽灵。这两个幽灵自然必须做他们的召唤者要求做的一切，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一切鬼把戏对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再稍微往下看看杜林先生的公理论。两个意志中一方不能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竟然这样做了，并以暴力来实现他的要求，那就产生了非正义的状态，而杜林先生就是按照这一基本模式来说明非正义、暴力、奴役，一句话，说明全部以往的应唾弃的历史的。可是卢梭早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正是通过两个人，同样是按照公理证明了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在A和B两个人之中，A不能用暴力来奴役B，只能用使B处于非有A不可的境地这一办法来奴役B，这对于杜林先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已经过分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让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件事情。两个舟破落海的人，漂流到一个孤岛上，组成了社会。他们的意志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而这一点也是两个人都承认的。但是在素质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A果断而有毅力，B优柔、懒惰和委靡不振；A伶俐，B愚笨。A照例先是通过说服，以后就按照习惯，但始终是采取自愿的形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B，这要经过很长时间吗?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维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134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两个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而且因为我们害怕受到灭亡的惩罚而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一切放在一旁。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公理论说服了我们，而且我们热中于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的权利、“一般人的自主权”、“个人的自主权”---真正壮丽的字眼，和这些字眼比起来，施蒂纳的拥有自己的所有物的“唯一者”²⁸⁰相形见绌了，虽然他在这方面也可以要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完全平等和独立了。是所有人吗?不，的确不是所有人。也存在着“可以允许的隶属关系”，但是它们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例如对儿童来说，就应当到他们的自我规定的不足中去寻找”。的确如此!隶属关系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去寻找!自然不应当，因为一个意志的活动恰恰是受到阻碍的!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那么什么是这第三领域呢?这是一个受压制的意志即一个不足的意志的具体规定性！我们的现实哲学家同现实脱离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看来，对意志这个抽象的、没有内容的用语来说，意志的真实的内容、特有的规定性，已经是“第三领域”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自我规定不足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退却之一。 其次,  “在野兽和人混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人们可以以第二个具有完全的人性的人的名义提出问题：他的行为方式，是否应当像所谓只具有人性的人相互间所表现的那样呢……  所以我们关于两个在道德上不平等的人----其中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特有的兽性---的假定，就是依照这种区别而可能在人的集团之中和各个集团之间……出现的一切关系的典型的基本形式”。请读者自己去看看紧跟在这些窘态百出的遁词之后的那些可怜的咒骂吧，在那些咒骂里，杜林先生像一个耶稣会会士那样耍花招，以便用决疑法确定具有人性的人可以多么严厉地对付具有兽性的人，多么严厉地运用不信任、计谋、严酷的甚至恐怖的以及欺骗的手段来对付后者，而且这样做还丝毫不违背不变的道德。 因此，如果两个人“在道德上不平等”，那么平等也就完结了。但是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值得费力去召唤两个完全平等的人，因为两个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但是，不平等应 当在于一个是具有人性的人，而另一个则带有一些兽性。可是，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具有人性的人和具有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基督教才知道，基督教一贯地也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实行这种分类。但是在现实哲学中，世界审判者应当是谁呢?这个问题大概得像基督教的做法那样处理，在那里，虔诚的羔羊对自己的世俗近邻山羊行使世界审判者的职权，而且成绩卓著。现实哲学家的教派一旦出现，在这方面一定不会比地上的虔信者逊色。然而，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承认这样一点：由于人们之间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平等再一次化为乌有。退却之二。再往下看：“如果一个人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而另一个人按照某种迷信或偏见行动，那么……照例一定要发生相互争执……  一定程度的无能、粗暴或恶癖，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引起冲突……  暴力不仅仅是对付儿童和疯人的最后手段。人的整个自然集团和文明阶级的本性，能够使得对它们的由于本身荒谬而成为敌对性的愿望进行的压服，即促使这种愿望向共同联系手段的还原，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异己的意志在这里也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但是它由于它的危害活动和敌对活动的荒谬性，它就引起了恢复平衡的行动，如果它遭到暴力，那么它只是受到它自身的非正义的反作用而已。”可见，不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以排除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并树立这样一种道德，按照这种道德，各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径，直到俄国人在突厥斯坦的暴行281，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1873年夏天，当考夫曼将军下令进攻鞑靼部落的约穆德人，焚毁他们的帐篷，并且像在命令上所说的“按照真正高加索的习俗”屠杀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时，他也断言：压服那种由于本身荒谬而成为敌对性的约穆德人的愿望，即促使这种愿望还原为共同联系手段，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而且他所采用的手段是最合乎目的的，谁想要达到目的，谁也就必然要采用这种手段。不过他还没有残酷到另外还去嘲弄约穆德人，说他屠杀他们是为了恢复平衡，他这样做正是承认他们的意志是有平等权利的。在这一冲突中，又是上帝的选民，所谓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的人，归根到底也就是现实哲学家，应该去决定什么是迷信、偏见、粗暴和恶癖，什么时候暴力和压服对于恢复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平等现在就是通过暴力恢复平衡；而第二个意志被第一个意志通过压服而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退却之三，在这里，这次退却简直堕落为可耻的逃跑。附带说一下，所谓异己的意志正是在通过暴力恢复平衡的行动中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这句话，不过是对黑格尔学说的一种歪曲。按照黑格尔学说，刑罚是罪犯的权利：“刑罚被认为包含着罪犯本人的权利，在这里罪犯是被当作有理性者来尊重的。”（《法哲学》第100节附释）我们可以就此结束。没有必要继续跟着杜林先生去一点一点地击破他如此按照公理建立起来的平等、一般人的自主权等等；没有必要去观察他如何用两个男人来组成社会，而为了建立国家又使用第三个人，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这第三个人就不可能有多数的决议，而没有这样的决议，因而也就没有多数对少数的统治，也就不能有国家存在；没有必要去看他往后如何逐步转入建立他那共同社会的未来国家的那条较为平静的航路——我们将来总有一天有幸在那里拜访他。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时候才存在；一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一方面是幼稚、疯狂、所谓的兽性、设想的迷信、硬说的偏见、假定的无能，另一方面是想象的人性、对真理和科学的洞察力；总之，两个意志以及与之相伴的智慧在质量上的任何区别，都是为那种可以一直上升到压服的不平等辩护的。既然杜林先生这样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的平等大厦，那我们还要求什么呢?虽然我们关于杜林先生对平等观念的浅薄而拙劣的论述已经谈完，但是我们对平等观念本身的论述没有因此结束，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鼓动作用。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确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 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来自一般人的平等的法的结论，这一点我们不久前在北美的合众国各蓄奴州里还可以看得到。 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在新宗教的最初阶段同样可以发现财产共有的痕迹，这与其说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不如说是来源于被迫害者的团结。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但是同时使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的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2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最初市民等级本身是—个封建等级，当15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欧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列万特（注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之间进行的贸易，这时已经扩大到洲和印度，就重要性来说，很快就超过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和每个国家内部的交换。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在欧洲泛滥起来，它好似一种瓦解因素渗入封建社会的一切罅隙、裂缝和细孔。手工业不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最先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为工场手工业代替了。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摆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最后，一切人类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 性和同’等意义（注释：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A3，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5页。----编者注），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得到了自己的不自觉的，但最强烈的表现，根据这一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注释：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中这样地导出现代平等观念，首先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地方特权、级差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处处和时时都一再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遭受着从十足的农奴制开始的各种程度的奴役，他们必须把自己极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交纳无数的贡税。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权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可是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一一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因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我们已经举出了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当我们转到杜林先生关于未来的幻想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这类例子。可见，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它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282，那么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因此，如果杜林先生能够直截了当地让他的有名的两个男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料理家务，那是由于这对国民的成见来说是十分自然的。的确，杜林先把他的哲学叫作自然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仅仅从那些对他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东西出发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呢?---这一问题他当然是不会提出来的。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对于政治和法律的领域，本教程中所阐述的原则是以最深入的专门研究为基础的。所以……出发点必然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前后一贯地陈述法学和国家学领域中的成果。我最初的专门研究正好是法学，我在这上面不仅用丁大学理论准备通常所需的三年时间，而且在往后审判实践的三年中，继续致力于研究，特别是旨在加深它的科学内容的研究……  如果对私法关系和相应的法律缺陷的批判不善于像了解这门学科的优点那样了解它的—切缺点，那么，这种批判肯定也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发表出来。”有理由这样谈到自己的人，必定一开始就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特别是和“马克思先生以往对法所作的自己也承认是粗枝大叶的研究”比起来，就更是这样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带着这样的自信心出场的对私法关系的批判，竟只限于向我们陈述：“在科学性上，法学……前进得不远”；成文的民法是非正义，因为它确认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刑法的“自然根据”是复仇，----在这种论断中，顶多只有“自然根据”这件神秘的外衣是新东西。国家学的成果只限于论述已知的三个男人的关系，其中一人至今还对其他两人施行暴力，而且杜林先生还在非常认真地研究首先采用暴力和实行奴役的是第二个人还是第三个人。但是，让我们往下看看我们这位自信的法学家的最深入的专门研究和经过三年审判实践而加深的科学性吧。 关于拉萨尔，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他是“由于策动盗窃首饰匣未遂”而被控告的，“但是没有作出判决，因为那时还容许所谓由法院宣告无罪……这种半宣告无罪”。 这里所说的拉萨尔案件是1848年夏天在科隆陪审法庭审理的283，那里和几乎整个莱茵省一样，通行的是法兰西刑法。仅仅对政治上的违法和犯罪才例外地实施普鲁士邦法，但是早在1848年4月，这种例外规定又被康普豪森取消了。法兰西法根本没有像普鲁士邦法中所说的“策动”犯罪这种不确切的范畴，更不用说什么策动犯罪未遂了。法兰西法只有教唆犯罪，而这只有在“通过送礼、许愿、威胁、滥用威望或权力、狡猾的挑拨或该受惩罚的诡计”(刑法典284第60条)来进行时才可以判罪。埋头于普鲁士邦法的检察机关，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忽略了法兰西法的十分明确的规定和普鲁士邦法的含糊的不确定性之间的重大差别，对拉萨尔提出了预谋的诉讼并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因为只有对法兰西现代法领域完全无知的人，才敢断言法国的刑事诉讼可以允许普鲁士邦法所说的由法院宣告无罪，这种半宣告无罪；法兰西现代法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判罪或宣告无罪，而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判决。这样，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杜林先生手头有过一本拿破仑法典²⁸⁵，那么，他肯定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对拉萨尔作出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因此，我们必须断定，杜林先生对于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化为法律的唯一的现代民法典，即法兰西现代法，是完全无知的。在另外一个地方，当杜林先生批判整个大陆上按照法国典范实行的、以陪审员的多数票作出判决的那种陪审法庭的时候，我们受到这样的教导：“是的，甚至可以去熟悉一下那再说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思想：在完美的共同体中，有反对票的判罪应当属于不可能的制度……  但是，这种极其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正像上面已经说过的，对传统的形式看来是不适当的，因为对这种形式来说，它是太好了。”杜林先生又一次不懂得，按照英国的普通法，即从远古以来至少是从14世纪以来就通行的不成文的习惯法，陪审员的一致，不仅在刑事判罪上，而且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上都是绝对必要的。因此，这种在杜林先生看来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是太好的极其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早在最黑暗的中世纪就已经在英国具有了法律效力，并且从英国被推行到爱尔兰、美利坚合众国以至英国的一切殖民地，而关于这一点，最深入的专门研究竟连一个宇也没有向杜林先生透露!由此可见，以陪审员的一致来实行判决的地区，不但比通行普鲁士邦法的狭小区域大得无可比拟，而且比所有以陪审员的多数来实行判决的地区的总和还要广大。杜林先生不但对唯一的现代法即法兰西法完全无知，而且他对直到现在仍然不依赖于罗马法权威而向前发展的、传播于世界各大洲的唯—的日耳曼法，即英吉利法，也同样无知。为什么不知道呢?杜林先说，    因为英国式的法律思维方式“面对按罗马古典法学家的纯粹概念在德国土地上实施的那种训练，总是站不住脚的”， 他接着说：“同我们天然的语言形式比较起来，讲幼稚的混合语言的英语世界算得了什么呢?”  对此，我们只能用斯宾诺莎的话来回答：Ignorantia non estargumentum，无知并不是论据²⁸⁶。 从这里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杜林先生的最深入的专门研究是在于他用了三年时间在理论方面钻研了民法大全287，以后又用了三年时间在实践中钻研了高贵的普鲁士邦法。这方面的功底肯定已经十分可嘉了，也足以当一个极可尊敬的旧普鲁士地方法官或律师了。但是，如果要给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编写法哲学，那么总应当也多少知道一些像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这样的民族的法的关系，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德国盛行普鲁士邦法的那个角落完全不同。我们再往下看。“地力法、省法和邦法杂乱地混合在一起，它们以非常随意的方式，时而作为习惯法，时而作为成文法(经常使最重要的事务具有纯粹的规章形式)，按迥然不同的方向交*起来，这种无秩序和矛盾的样本---、其中个别使一般无效，而有时一般又使特殊无效，---的确不适于在任何人那里……造成清楚的法的意识。”但是，这种混乱状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又是在通行普鲁士邦法的地域内，那里，在这种邦法的旁边、上面或者下面，还有省法、地方法令，有些地方还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效力，并且使一切实践的法学家发出杜林先生在这里满怀同情地一再重复的呼救声。他根本不需要离开他心爱的普鲁士，他只要到莱茵省走一趟，就可以确信，在那里70年来这一切都已经根本不提了，至于其他文明国家不用说了，这些国家早已消除了这类过时状态。再往下看：“集议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的秘密的、因而是不记名的集体决断和集体行动对个人的自然责任的掩盖，是以不太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体决断和集体行动把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参与隐藏起来了。”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要是不愿意让集议机构遮盖和掩饰这个人的责任那么，这将被认为是一种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们告诉杜林先生：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审判员集议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由；不经过选举、不公开进行审理和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主要是普鲁士的制度，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所以他的要求只有在普鲁士才可能被认为是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那么，对他来说，这也许是一件惊人的消息。同样，他对教会在出生、结婚、死亡和殡葬方面的强制性干预96抱怨，就所有比较大的文明国家来说，也只适合于普鲁士，而且自从采用了户籍簿以来，甚至对普鲁士也不适合了。²⁸⁸杜林先生认为只有通过“共同社会的”未来制度才能实现的事情，俾斯麦目前甚至凭一个简单的法律就完成了。---在“对法学家在履行职务上准备不足的抱怨”中，在这种也可以扩大为对“行政官员”的抱怨中，同样唱出了一曲普鲁士特有的耶利米哀歌；甚至杜林先生一有机会就表露出来的夸张到可笑程度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即使不是一种普鲁士特有的特征，也是一种易北河以东地区特有的特征。这个傲然蔑视一切偏见和迷信的现实哲学家，本身却如此深深沉浸在个人的怪想中，以致把中世纪的迷信中流传下来的反犹太人的民族偏见叫作建立在“自然根据”之上的“自然判断”，并目竟作出了这样伟大的论断：“社会主义是能够对抗那种带有比较强烈的犹太混合物的人口状态<带有犹太混合物的状态I多么自然的德语!)的唯——力量。” 够了。这种对渊博的法学知识的炫耀，顶多也只是以一个最普通的旧普鲁士法学家的最平常的专门知识作为根据的。杜林先生向我们彻底地陈述其结论的法学和国家学领域，是和实施普鲁士邦法的地域相“吻合”的。除了每个法学家都熟悉的、目前甚至在英国也为人们所十分熟悉的罗马法以外，他的法律知识仅仅限于普鲁士邦法这部开明的宗法专制制度的法典，这部法典是用德语写的，似乎杜林先生就是从中开始识字的，这部带有道德性的注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以鞭挞作为刑讯和处罚手段的法典，还完全是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的。除此以外的东西，无论是现代的法兰西民法，还是自身发展十分独特的和整个大陆在其对个人自由提供的保障方面都一无所知的英吉利法，在杜林先生看来都是邪恶的。这种“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而是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的哲学，它的真正的地平线就是旧普鲁士东部六省289的疆界，至多还包括德国的其他几小块施行高贵的普鲁士邦法的地方；在这个地平线以外，它既没有揭示地也没有揭示天，既没有揭示外部自然也没有揭示内部自然，而只是揭示了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极端无知的景象。如果不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议论道德和法的问题。现实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有一个，而且甚至有两个。“人们用来代替一切伪自由学说的．是下述这样一种关系从经验中可以得知的特性，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理性的认识，另方面是本能的冲动．双方似乎联成一个合力。动力学的这种基本事实应当从观察中取得，而且为了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要按照性质和大小尽可能地作出一般的估计。这样，几千年来人们之费尽心机的关于内在自由的愚蠢幻想不仅被彻底扫除，而且还被生活的实际安排所需要的某种积极的东西所取代替。”根据这种看法，自由是在于：理性的认识把人拉向右边，非理性的冲动把人拉向左边，而在这样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真正的运动就按对角线的方向进行。这样说来，自由就是认识和冲动、知性和非知性之间的平均值，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自由的程度，用天文学的术语来说，可以根据经验用“人差”290来确定。但是在几页以后，杜林先生又说：    “我们把道德责任建立在自由上面，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知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尽管会觉察到行动中可能出现对立，总是以不可回避的的自然规律性起着作用；但是，当我们应用道德杠杆时，我们正是估计到了这种不可回避的强制。”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它又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注释：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47节附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目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样一段时间的历史。自然，杜林先生对待历史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历史作为谬误的历史、无知和野蛮的历史、暴力和奴役的历史，是现实哲学所厌恶的一个对象，但是仔细说来，历史被分为两大段落：(1)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到法国革命，(2)从法国革命到杜林先生；在这里，19世纪“在实质上还是反动的，在精神方面，它甚至比18世纪还更加这样(1>”。虽然如此，它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而也孕育着“比法国革命的先驱们和英雄们所臆想的更加巨大的变革的萌芽”。 现实哲学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的蔑视，是以下述议论为理由的: “如果想到未来的那些千年的系列……  那么要靠原始记载来作历史回忆的那很少的几个千年，连同这期间的以往人类状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人类作为整体来说，还很年轻，如果有朝一日科学的回忆不是以千年而是以万年来计算，那么，我们的制度在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对于以后将被视为太古时代的我们的时代来说，将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不言而喻的前提。”我们不去推敲最后一句话的真正“天然的语言形式”，我们仅仅指出下面两点：第一，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极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第二，同这个太古时代相比，未来的、不再为这些困难和障碍所妨碍的历史时期、将有空前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成果，所以，这个太古时代的终结无论如何是一个经过极不寻常的选择的时机，借此才能利用在我们这个十分“落后”和“退步”的世纪的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的基础上所发现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变的真理和根底深厚的概念，来为这些未来的千年制定种种规范。人们只有成为哲学上的理查.瓦格纳(但是没有瓦格纳那样的才能)，才看不到：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发展的这一切蔑视，同样非常适用于这个历史发展的所谓最后成果，即所谓现实哲学。新的根底深厚的科学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是关于生活的个人化和生活价值的提高那一篇。在这里，神谕式的老生常谈犹如不可遏止的涌泉从整整三章中喷流而出。可惜我们只能举出几个简短的例子。“一切感觉的因而也是一切主观生活方式的更深刻的实质，都是以各种状态的差异为基础的……  但是对于完全的的手段，就在于使得整体所由构成的个别的、可说是元素般的兴趣，按照自然的时间尺度发展或相互更替。同时，对于同样的状态，也可以利用较高的和效力较持久的刺激去逐渐代替较低的和较易满足的刺激，以避免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的产生。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防止以任意的方式积累和强迫实现那些自然产生的或在社会存在的正常进程中产生的紧张，或者防止出现相反的扭曲，即这种紧张在最轻微的激动下就得到满足，并从而使一种有享受能力的需要的发展受到阻碍。自然旋律的保持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均匀的和使人动心的运动的先决条件。也不应该给自己提出不能解决的任务：企求把某种状态所造成的刺激延伸到自然或环境给它划定的时间界限以外”，等等。如果老实人把一个拿最乏味的陈词滥调来故弄玄虚的学究作出的这种庄严的庸人神谕，当作他“体验生活”的准则，那他当然不会抱怨“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他将不得不用他所有的时间来对各种享受作合乎准则的准备和安排，结果他甚至没有任何自由时间去享乐。 我们应当体验生活，体验完全的生活。只是杜林先生禁止我们做两件事：第一，“吸烟所造成的不洁”，第二，“具有令人厌恶的或为比较精细的感觉所排斥的那些特性”的饮料和食物。 但是杜林先生在《经济学教程》中如此狂热地赞美烧酒酿造业，所以他不可能把烧酒理解为这类饮料；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他的禁令只涉及葡萄酒和啤酒。他只要再禁止肉类，就可以把现实哲学提升到古斯达夫·司徒卢威过去非常成功地达到过的高度，即纯粹儿戏的高度。此外，杜林先生对于酒精饮料可能会稍为宽容一些。一个自己承认还一直不能找到从静到动的桥的人，如果碰到一个可怜的家伙—对过于贪杯，因而在寻找从动到静的桥的方面同样白费了力气，那么，他肯定有一切理由以宽容的态度去进行评断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设定为真实的矛盾本身是背理的顶点……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种抗衡，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  在这里我们能感到满意的是：通常从臆想的逻辑奥秘中升起的迷雾，被真实矛盾的真正荒谬性的清晰景象驱散了；人们有时对于矛盾辩证法这个木偶——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模式论的和雕刻得极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顶礼，被证明是无益的了。”这差不多就是《哲学教程》中关于辩证法所说的一切。但是在《批判史》中，矛盾辩证法，特别是和它一起的黑格尔，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存在于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作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的统一的第一项信条……越矛盾就越真实，或者换句话说，越荒谬就越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启示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通常相当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把直线和曲线的等同看作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对者要来加以反对，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一个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说呢?他断言：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合理的力学中不存在介乎严格的静和动之间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知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矛盾在这里挡着它的路。对它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这个知性既然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它本身就违反自身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注释：见本卷第422—423页。——编者注），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注释：见本卷第376、427页。——编者注），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A的根应当是A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A     ½=

            A  。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得出的是正的平方。因此，一l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一1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 此，如果不准用 一1来运算，那么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颇能说问题的是，正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儿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丝毫不妨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领域中承认辩证法，也不妨碍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进一步运用通过辩证道路所得到的方法。 要对杜林先生的力的对抗和他的对抗的世界模式论作比较详细的分析，只有当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只对我们说空话，而是提供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说了一阵空话之后，无论在世界模式论中，或是在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抗是在起作用的，这就再好没有地供认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这种“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既然黑格尔的“本质论”事实上已被降低为关于按照相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力的陈词滥调，那么确实最好是避免对这套老生常谈作任何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使杜林先生发泄他的反辩证法的怒气有了新的口实。“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正是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及其观念的混乱的阿拉伯式花纹的特色……  对于已经存在的那一部分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则：就某方面说，甚至一般地说<1)，按照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一切可以在每一个东西中寻找，而每一个东西可以在一切中寻找；按照这个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杜林先生的这种对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的理解，还使他能够满有把握地预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理的“结局”是什么，也就是预言《资本论》往后几卷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在他作了下述声明之后正好过了七行讲的，这个声明是：“可是，在<往后的)两卷²⁹¹中，像常人那样地直截了当地说，究竟还应当包含些什么，实在是看不透。” 不过，杜林先生的著作在我们面前表明它们属于具有“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的“事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意扬扬地继续说下去： “但是健康的逻辑可望战胜它的讽刺画……  妄自尊大和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决不能诱惑任何一个还稍微有点正常判断力的人去和这种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体……打交道。随着辩证法蠢见的最后残余的消失，这种欺骗手段……也将丧失其迷惑人的影响，谁也不再认为必须自寻烦恼，而到混乱事物的清洗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谈，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论的特点的地方，去探索某种深奥的智慧……  不侮辱健康的逻辑，就完全没有可能根据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马克思的>一团混乱。”马克思的方法在于“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证法的奇迹”，如此等等。在这里我们涉及的还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研究中的经济学成果是正确或不正确的问题，而只是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但是肯定无疑的是：《资本论》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现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们究竟读了些什么。在这些读者当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1867年(补充材料》第3卷第3期)还能够对该书内容作出对他那类思想家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介绍²⁹²，还不急需一开头就把马克思的论述翻译成杜林的东西，而现在他声明非这样做不可了。虽然那时他已经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把方法和通过方法所获得的成果区别开来的能力，还能理解：笼统地诋毁方法并不等于把成果---驳倒。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混乱的和错误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杜林先生称之为  “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或者也称为“总括方法”的样品，“这—总括方法考虑到类和型，并且决不会硬去通过细枝末节的揭露来礼遇被一个叫作休谟的人称为学界小人的那类货色，只有这种具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的方法，才和完全真理的利益相容，才和在摆脱子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相容”。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和这种考虑到类和型的总括方法，对杜林先生实在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作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而只凭泛泛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此外，这种历史记述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不给对方以任何实际的立足点，因而使对方几乎无法作出任何别的可能的回答，而只能同样以伟大风格和总括方法来进行论断，大讲其泛泛的空话，并且最后也把杜林先生斥责一通，一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人的口味的。我们应当感谢杜林先生，因为他破例地丢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给我们至少举出两个有关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逻各斯学说的例子。“例如，由于引证了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显得多么滑稽！”这一论断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显得相当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2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注释：〈资本论第1卷〉第9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1页。---编者注）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8小时，而其余的4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自己像他的一个工人那样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给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殖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已的生活仅仅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用8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4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丁这些说明以后，马思才指出：“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注释：同上，第342—343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现在让大家来赞叹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每个别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成为资本”。可见这正好说反了。 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出于“在摆脱了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而作错误引证的习惯，我们已经在杜林先生对达尔文学说的评论中领教过了。这种习惯越来越表明它是现实哲学的内在必然性，而且的确是非常“总括的方法”。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用在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作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同样地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注释：见本卷第384—385页。——编者注）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极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气压下，在OºC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100ºC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字眼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谈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注释：《资本论》第1卷第11章，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 页。——编者注）此外，马克思还在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弄颠倒了的那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论，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注释：同上，第9章脚~(20sa)，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3页。——编者注）可是这和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正是在半科学和少许贫乏哲理竟成了捞成博学样子所必不可少的可怜工具的地方，例如在马克思先生和他的对手拉萨尔那里，恰好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而在杜林先生那里，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原理”等等为基础的。这究竟怎样，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但是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断，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在注释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如果我们按化学上的通例，用C表示碳原子，用H表示氢原子，用O表示氧原子，用n表示每一个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系列中某几个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C_nH_2n+₂---正烷属烃系列C_nH_2n+₂O---伯醇系列C_nH_2nO₂---一元脂肪酸系列如果我们以最后一个系列为例，并依次假定n＝1，n=3等等，那么我们就得到下述的结果(除去同分异构体)：CH₂O₂----甲酸---沸点   100º  熔点1ºC₂H₄0₂----乙酸---沸点   118º  熔点17ºC₄H₈O₂----丙酸---沸点   140º 熔点--C₃H₆0₂----丁酸---沸点   162º  熔点--C₅H_l00₂---戊酸---沸点   175º  熔点--等等，一直到C₃₀H₆₀0₂三十烷酸，它到80º才熔解，而且根本没有沸点，因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种情况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们的量的地方表现得最为纯粹，例如在正烷属烃C_nH_2n+₂中：最低的是甲烷CH₄，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C₁₆H₃₄，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21º熔融，在278º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个新的项都是由于把CH₂，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但是，这几个系列仅仅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化学中，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种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种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转变为质”，看到黑格尔的这个所谓混乱的模糊观念在事物和过程中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而在这里，除了杜林先生，谁也不会感到混乱和模糊。既然是马克思第一个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点，既然杜林先生读了这个提示，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不加惩罚地放过这种空前未闻的罪行)，那么这就足以使人们甚至不用回顾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学便完全弄清楚：究竟是谁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是马克思还是杜林先生，是谁不知道“化学的……主要成就”。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这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兵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 “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 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 500个马木留克兵。”293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有虽然是可变化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整体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所包含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刀法较精、至少同样勇敢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但是这能向杜林先生证明什么呢?拿破仑同欧洲的斗争中没有惨败过吗Y他没有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吗?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运用于骑兵战术之中!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历史概述<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过程>，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抛掉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社会所有制’，那么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就是说按照这种文字游戏，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便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  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蠢话的信誉而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使这样的人感到惊奇，他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同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基础合拍，或者不如说一定会出现无稽之谈。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  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将占统治地位。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在上面由于精通黑格尔的“胡思乱想”的方法而能够毫不费力地确定尚未完成的几卷《资本论》中一定包含些什么，同样地，在这里他也可以不大费力地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294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6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注释：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14l瓦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在黑尔辩证法中一定会出现的无稽之谈，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据称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有责任提出一个真正的更高的统一作为否定的否定的结果，可是由于他做得不合杜林先生的口味，所以杜林先生只得又表现出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并且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把他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马克思。一个完全不能正确引证，连一次例外都没有的人，自然要对别人的“中国人式的博学”表示义愤，这些人总是毫无例外地正确引证的，但是正是以此来“拙劣地掩盖自己对于每次所引证的作者的全部思想的缺乏理解”。杜林先生是对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万岁！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这样的假定：杜林先生的顽固的错误引证，至少是出自好意，而且，或者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可是好像我们在这里已经达到在杜林先生那里量也转变为质的那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马克思书中的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清楚，而且同一书中还有其他决不可能引起任何误解的地方加以补充；第二，不论在上面所引的登载于《补充材料》的对《资本论》的批判中，还是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载的对该书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没有发现“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样一个怪物，而只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就是说在三读《资本论》的时候才发现的；在这个按照社会主义精神修订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让马克思就未来社会组织发表尽可能荒唐的荒唐意见，以便能够与之相对立，更加得意地提出“我在我的《教程》中从经济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经济公社”（他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仃J考虑到这一’切，那么就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杜林先生在这里使我们几乎不得不假定，他在这里是故意“有益地扩展”---对杜林先生有益地----马克思的思想的。 那么，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中所作的关于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267—270页。------编者注）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到社会地集中的生产资料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注释：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268--269页----编者注）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及其观念的混乱的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这种归根到底把一切都说成是一个东西的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的奇迹在哪里呢?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和根据黑格尔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的一团混乱---据杜林先生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可能是非常讨厌的。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注释：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269页。---编者注）。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或者他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种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的必然性，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正如人们可以把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狭隘地理解为单纯证明的工具一样。杜林先生把辩证法也看成这样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运作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显然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如果像在这里的情形一样，人们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对于一个像杜林先生这样愚蠢的形而上学者说来，企图仅仅用辩证法向他证明什么东西，那就正像莱布厄茨和他的学生向当时的数学家证明微积分定理一样，是白费气力的。微分在这些数学家当中引起的慌乱，正像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那里引起的慌乱一样，此外，在否定的否定中，我们将会看到，微分也起一定的作用。这些先生们，凡是当时还没有死去的，最后都嘟嘟哝哝地让步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说服，而是因为它所得到的结果总是正确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说的，现在才四十多岁，如果他长寿---我们祝他长寿，那么他也会有同样的经历。 这个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充满烦恼，在杜林先生看来，它就像基督教中的亵渎圣灵罪一样，起着不可饶恕的犯罪的作用。可是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一旦清除了旧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而且由杜林先生一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盖在它上面的神秘的破烂，它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够理解的。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lo倍、20倍或30倍。谷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差不多和100年以前的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培育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我们只要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向前推进这种完善化。-----像大麦粒的情形一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中，例如在蝴蝶中发生。蝴蝶通过卵的否定从卵中产生出来，经过各种变化而达到性的成熟，交尾并且又被否定，就是说，一旦繁殖过程完成而且雌蝴蝶产了很多卵它们就死亡了。至于其他植物和动物，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这样简单，它们在死亡以前：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地结子、产卵或生育后代，但是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我们只是要说明，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逐层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起初，由于液态物质冷却而产生的原始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和大气化学的作用而碎裂，这些碎块一层层地沉积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这种最初的地层的一部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从地心爆发出来的、然后再冷却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几万万年间。新的地层不断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毁坏，又变为构成新地层的材料。但是结果是十分积极的，造成了由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混合而成的、通过力学作用变成粉末状的土壤，这就使得极其丰富的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可能生长起来。 在数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试取任何一个代数值，例如a，如果我们否定它，我们就得到一a(负a)，如果我们否定这一否定，以一a乘一a，那么我们就得到+a²，就是说，得出了原来的正值，但是已经处在更高的阶段，即二次幂的阶段。至于我们可以通过正a自乘得出a²的办法来得到同样的a²，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被否定了的否定如此牢固地存在于a²中，使得a²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两个平方根，即+a和一a。要摆脱被否定了的否定，摆脱平方中所包含的负根，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在二次方程式中已经具有极其明显的意义。----在高等分析中，即在杜林先生自己称为数学的最高运算而在普通人的语言中称为微积分的“求无限小之和的运算”中，否定的否定表现得更加呀显。这些计算方式是怎样实现的呢？例如，我在某一课题中有两个变数x和y，两者之中有一个变化，另一个也按照条件所规定的关系同时变化。我把x和y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x和y当作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多么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x和y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所谓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即除了没有任何数量的数量关系，就什么也没有剩下。所以_dy^dy即x和y的两个微分之间的关系＝⁰₀ ,可是这⁰₀是   ^y_x的表现。我只附带指出，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消失的被确定下来的一瞬间，本身就是一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可能妨碍我们，正像差不多200年来它根本没有妨碍过数学一样。那么除了否定J和夕之外我不是什么也没有做吗?但是，我不是像形而上学者否定它们那样来否定它们，即不再顾及它们，而是根据同条件相符合的方式否定它们。这样，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现在我继续运算这些公式，把dx和dy当作实数---虽然是服从某些特殊规律的数，并且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我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于是又重新得到实数x和y来代替dx和dy，这样，我并不是又回到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也许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 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或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使生产摆脱桎桔，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某种现实的内容。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的和歪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式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能，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几乎20年的事。295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作自然状态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Alali----没有语言的原始人²⁹⁶。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化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表面上是走向个人完善化，而实际上是走向类的没落……  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革命(变原始森林为耕地，但是由于财产的出现也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全部公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极限，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的出发点相遇（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恰恰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不能抱怨暴力……  暴力曾支持过他，现在暴力又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进程前进”。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如果说在1754年卢梭还不能说黑格尔行话，那么，无论如何他在黑格尔诞生前16年就已经深深地被黑格尔瘟疫、矛盾辩证法、逻各斯学说、神学逻辑等等所侵蚀。当杜林先生为了把卢梭的平等论肤浅化而摆弄他的两个常胜的男人的时候，他已经落在一个斜坡上，无可挽救地滑进否定的否定的怀抱。那种盛行两个男人的平等并且被描绘成理想状态的状态，在《哲学教程》第271页上被称为“原始状态”。根据第279页，这种原始状态必然为“掠夺制度”所消灭----这是第一个否定。但是，多亏现实哲学，我们现在才进到这样一步：我们废除掠夺制度，而代之以杜林先生发明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公社----这是否定的否定，更高阶段的平等。杜林先生亲身犯下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行，这确是一个有趣的、有益地扩展眼界的场面！那么，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么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积分也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如果作出这种对立的论断，那只会肯定这样一个谬论：大麦植株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或者，我也可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经常归咎于辩证法的东西。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唯一的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但是，现在有人会提出反驳，说这里所实现的否定根本不是真正的否定：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我也就否定了大麦粒；如果我把昆虫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虫；如果我把正数口涂掉，我也就否定了正数a，如此等等。或者，我说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这句话否定了；如果我又否定这一否定，并且说玫瑰终究还是玫瑰，这样能得出什么结果来呢?---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它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拍。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²⁹⁷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时候，就必须使第二次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怎样做呢?这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么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行为，却使第二个行为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正的乘方时的否定。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应该从勤学中得到。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很明显，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作儿戏，先写上a，然后又涂掉，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然后又说玫瑰不是玫瑰，那么，除了做这种无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否定的否定，那么这就是恰当的方式。 因此，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的不是别人，又是杜林先生，他说什么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发明的、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按照原罪和赎罪的故事作出的荒唐类比。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用散文讲话一样。(注释：参看莫里哀《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2幕第4场。---编者注)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它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如果杜林先生愿意自己悄悄地干这件事，而只是不能容忍这个名称，那么他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名称来。但是，如果他想从思维中排除这件事，那么请他先把它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请他发明一种数学，在那里，一a×—a不等于+a²，而微分和积分则严禁使用，违者必究。 十四、结 论  我们现在结束了哲学，至于《教程》里还包括的关于未来的幻想，我们以后考察杜林要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时还有机会来探讨。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诺言呢?一个也没有。“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创造体系的思想”，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暴露出是纯粹的欺人之谈。“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的世界模式论，的确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肤浅得无以复加的复制品，而且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陷入这样一种迷信：这些“基本形式”或逻辑范畴，在它们应当“运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在了。自然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天体演化学，其出发点是“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借助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联系的最无可救药的混乱观念才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着一个唯一能帮助这种状态进入运动的、超越现实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论述有机界的时候，现实哲学先是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看作“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而加以拒绝，后来又把这两者作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是次要的因素----从后门放了进来。此外，现实哲学还找到机会在生物学方面证明它的无知，而自从人们不再忽视通俗科学演讲以来，即使在有教养阶层的少女中，这种无知也必须打着灯笼去找。在道德和正义的领域中，现实哲学对卢梭的庸俗化，并不比前面对黑格尔的肤浅化更成功些；在法学方面也是如此，虽然总是保证要提供相反的东西，还是表现了甚至在最平庸的旧普鲁士法学家中也很少见的无知。“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的哲学，在法律上却满足于和普鲁士邦法的实施范围相重合的真实的地平线。这个哲学答允要在自己的强有力的变革运动中向我们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地和天”，现在我们仍然在等待着，正像我们仍然在等待着“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绝对的基础”一样。这位在思维方式上“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的哲学家，不仅由于他的已经被证实是极端贫乏的认识，由于他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而且甚至由于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而受到主观主义的限制。如果他不把自己对烟草、猫和犹太人的厌恶作为普遍适用的规律强加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人类，他就不能制造出这套现实哲学。他对别人采用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就在于固执地把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而是杜林先生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别人。他在生活的价值和生活享乐的最好方法这类庸俗题目上所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注释：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充满了庸人气味，这说明他为什么对歌德的浮士德义愤填膺。的确，歌德把不道德的浮士德而不把严肃的现实哲学家瓦格纳当作主角，这是不可饶恕的。---总而言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哲学归根到底正是“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什么东西。这个人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下流的江湖骗子，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简直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作江湖骗子，而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确实有江湖骗子，但那是谁呢? , ="杜林">杜林先生胆怯地暗示说，这或许可以在严格的静（平衡）和动（运动）之间起一座桥。可是这些过程“稍稍陷入黑暗中”。杜林先生就让我们留在这样的黑暗中。 我们随着全部深化和尖锐化达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越来越尖锐的谬论，并且终于到达那必须到达的地方---“黑暗中”。但是这并没有太使杜林先生难为情。就在下一页，他厚颜无耻地断定，他已经“能够直接根据物质和机械力的作用，赋予自身等同的不变状态的概念以真实内容”。这样的人还说别人是“江湖骗子”呢！我们尽管在“黑暗中”走入迷途，不知所措，幸而还得到一种安慰，而且的确是令人振奋的安慰：“其他天体的居民的数学，决不能以我们的公理以外的别的公理为依据！”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公，化学 往下，我们来谈谈关于现在的世界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理论。物质的普遍弥散状态早已是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可是特别从康德以来，原始星云的假设起了新的作用，在这里，引力和热辐对各个固态天体的逐渐形成起了中介作用。当代的机械的热理论，使得有关宇宙早期状态的那些推论明确得多了。虽然如此，“气状弥散状态只有在人们能够事先比较明确地说明其中所存在的力学体系的时候，才能成为严肃的推论的出发点。否则，不仅这个观念在事实上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原始的星云，如果进一步推论下去，也要真正变成越来越密、越来越不能穿透了……现在一切暂时还是处于一个不十分明确的弥散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因此，“关于这个气状的宇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部分都从, 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 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单个天体上单个有机会消亡，人们总认为类和种是不变的。虽然自然界明显地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这一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还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269，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即便是杜林先生，如果没有这种星云阶段，也不能够完成他的宇宙结构，可是他为此进行了报复，他要求给他指出在这种星云状态另上种种轻蔑的形容词。可惜现代科学不能把这种体系说明得使杜林先生满意。对于其他许多问题，现代科学直到现在只能回答说：因为它们丧失了尾巴。如果有人愿意对这一回答表示愤怒，并且, 说，这一切都还处于一个不十分明确的丧失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是非常浮泛的概念，那么我们是不会因为有人把道德这样地运用于自然科学而前进一步的。这种厌恶和恼怒的表示，可以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中用。究竟是谁妨碍杜林先生自己去探索原始星云的力学体系呢？幸而我们现在知道，康德的星云团“远不和宇宙介质的完全同一的状态相一致辞，或者换句话说，远不和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相一致”。对康德来说真正的幸运是，他对于能够从现存的天体追究溯到星云球感到满足，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顺便指出，如果说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康德的星云球被称为原始星云，那么不言而喻，这应该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是原始星云，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这完全不排除下述情况，而列更应当说是以下述情况为条件：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杜林先生觉察到自己在这里的优势。当我们和科学一起暂时停留在暂时的原始星云阶段的时候，杜林先生的科学的科学帮助他更远地回溯到“宇宙介质的状态，这个状态既不能理解为现代含义上的纯粹静态的，也不能理解为动态的”，因而是根本不能理解的。“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宇宙介质，是一个可以说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可以用来表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即一切可以计数的发展阶段的前提。”我们显然还远没有摆脱物质的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它在这里被称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等等。所以，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一旦停止，运动就开始了。这个逻辑上真实的公式无非是一种想让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范畴为现实哲学效劳的拙劣企图。在黑格尔那里，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中的尚未展开的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中，这些隐藏的要素的区别和分离显现出来了，它们的抗争开始了。这样，我们应当把不动的原始状态了解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把向运动的转化了解为这两者的分离和对立。我们由此得到的，不是幻想的原始状态的实在性的证明，而只是这样一点：这种状态可以归入黑格尔的自在范畴，而这一状态的同样是幻想的终结可以归入自为范畴。黑格尔来帮忙呀！杜林先生说，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载体；因此，在物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机械力。其次，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在什么都不发生的原始状态中，物质及其状态即机械力是统一的。以后，当有点什么东西开始发生的时候，这种状态显然就应当和物质有区别了。所以，我们应当容忍用来搪塞我们的这样一些神秘的词句和这样的保证：自身等同的状态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动态的，既不处在平衡中，也不处在运动中。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在那种状态下，机械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就是说没有上帝，怎样才能从绝对的不动转到运动。在杜林先生之前，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杜林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顺便说一下，这种联系对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十分简单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机械运动，表现为热或者表现为电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决不是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实现由它的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也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经历化学的过程。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如果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如果它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那么就可以把它看作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我们把这种主动的运动叫作力，把被动的运动叫作力的表现。因此非常明显，力和力的表现是一样大的，因为在它们两者中，实现的是同一的运动。可见，物质的没有运动的状态，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观念之一，是纯粹的“热昏的胡话”。要得出这种观念，必须把地球上某一物体所能有的相对的机械平衡想象为绝对的静止，然后再把它转移到整个宇宙。如果把宇宙的运动归结为单纯的机械力，那么，这样做的确是容易的。把运动局限于单纯的机械力，还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可以把力设想为静止的、受束缚的，因而是在一瞬间不起作用的。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运动的转移成为一个包含各种中间环节的比较复杂的过程，那么，真正的转移就可能因为放过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被推延到任何时候。例如，把枪装上弹药以后，人们自己可以掌握扣扳机发射的时刻，即由于火药燃烧而释放出来的运动实现转移的时刻。因此可以设想，在没有运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下物质是装满了力的，看来杜林先生就是把这一情况理解为---如果他毕竟还有所理解的话---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它把按本性来说是相对的、因而在同一时间始终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物质的那种状态，当作绝对的状态转移到宇宙。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管，困难毕竟还存在：第一，宇宙是怎样装满力的呢，因为在今天，枪是不会自动装上弹药的；第二，后来是谁的手指扣扳机呢？我们可以任意转过来倒过去，而在杜林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总是又回到----上帝的手指。我们的现实哲学家从天文转到力学和物理学，并且叹息道，机械的热理论在被发现在来的一个世代中，本质上并没有超过罗伯特·迈尔使这一理论本身逐渐取得的成就。此外，一切都还非常昏暗不清；我们应该“经常记住，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同时存在的，还有静止的状况，后者是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的……如果我们以前把自然界称为伟大的做功者，而现在严格地采用这个术语，那么，我们还应当补充说，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并不代表机械功。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从静到动的桥；如果所谓的潜热直到现在对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承认有缺陷，至少在应用于宇宙时，不要否认这种缺陷”。所有这些神谕式的空话，无非又是内心有愧的流露，他内心里明明感觉到，他所说的从绝对不动中产生出运动这个问题使他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求助于唯一的救主，即天和地的创造者。既然在包括热的力学在内的力学中也都不能找到从静到动、从平衡到运动的桥，那么杜林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找出从他的没有运动的状态到运动的桥呢？这样也许他就可以幸运地摆脱困境了。在通常的力学中，从静到运的桥是外来的推动。如果把50公斤重的石头举到10米高，悬空而挂，使它处在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中，那么，除非观众是吃奶的孩子，才能对他们说，这一物体现在的位置并不代表机械功，或者说它和原先的位置的距离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向杜林先生说明，石头不是自动升到强子上去的，而且任何一本力学手册都可以告诉他，如果他让这块石头重新落下来，那么它在落下时所做的机械功，正和把它举高10米需要做的机械功一样多。甚至石头悬空而挂这一最简单的事实已经代表一种机械功，因为如果它挂得太久，绳子就会由于化学分解作用，强度不再能承担石头的重量而拉断。但是，一切机械过程都可以归结为---用杜林先生的话来说---这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工程师，他在拥有足够的推动力时还找不到人静到动的桥。运动应当在它的对立面即静止中找到自己的尺度，这对于我们的这位形而上学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难题和一服苦药。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矛盾。而任何矛盾在杜林先生看来都是背理（注释：“矛盾”的德文是“Widerspruch”，“背理”的德文是“Widersinn”,两个词的前辍都是“wider”(违背、反对）。----编者注)。但是这毕竟是事实：悬挂着的石头代表机械运动的一定的量，这个机械运动的量可以根据石头的重量及其与地面的距离确切地计量，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垂直落下，从斜面滚下，绕轴旋转---随意加以利用；而装上了弹药的枪的情况也是这样。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可以表现在它的对立面中，即表现在静止中，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这全部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睥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的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可以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但是对这问题作这样简单的说明，杜林先生是不满意的。作为地道的形而上学者，他先在运动和平衡之间挖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沟，然后因不能找到跨过自己挖的这种鸿沟的桥而表示惊奇。他同样可以骑上他那匹形面上学的洛西南特去追逐康德的“自在之物”；因为归根到底隐藏在这座难以理解的桥下面的，无非就是这种“自在之物”。但是，机械的热理论以及对这种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的受束缚的热或潜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把处于冰点的1磅冰在标准气压下加热变成具有同样温度的1磅水，那么，所消失的热量足够把同1磅水从0ºC加热到79.4ºC,或者79.4磅水的温度上升1ºC.如果把这1磅水加热到沸点,即100ºC,再使它变成100ºC的蒸汽,那么,当最后一滴水变成蒸汽的时候,所消失的几乎是7倍大的热量,足够使537.2磅的水的温度上升1ºC.270这种消失了的热就叫作受束缚的热。如果通过冷却，蒸汽重新变成水，水重新变成冰，那么以前受束缚的同一热量又释放出来，就是说，作为热被感觉到，被计量出来。在蒸汽凝结成水，以及水结成冰的时候，热的菜发正是蒸汽冷却到10ºC时才逐渐变成水，以及处于冰点的一定量的水只是很慢才变成普的原因。这都是事实。现在的问题是：热在受束缚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呢？机械的热理论—--按照这种学说，热就是物体的那些进行物理活动的最小粒子（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为任何其他的运动形式---把这个问题解释为消失的热已经做了功，已经转变为功。在冰溶化时，各个分子之间的紧密的牢固的结合破坏了，并且变成松弛的并列；当沸点的水汽化时，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各个分子相互间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而且在热的作用下，甚至往各个方向飞散。显然，物体的各个分子在气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比在液体状态下大得多，而在液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又比在固体状态下大。可见，受束缚的热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变了，采取了分子张力的形式，各个分子能够相互保持这种绝对的或相对的自由的条件一旦不存在，就是说，温度一旦降到最低限度即100ºC或0ºC以下，这种张力就松弛了，各个分子又用它们过去相互离散时所用的同样的力重新相互集结起来；于是这种力就消失了，但只是重新作为热表现出来，而且热量恰恰同它以前受束缚的时候一样大。这种解释和整个机械的热理论一样，自然是一种假说，因为直到现在谁也没有看见过分子，更不要说振动着的分子了。正因为如此，它和还很年轻的的整个理论一样，肯定有不少缺点，但是它至少能够解释这个过程，而同运动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创造这一点毫不抵触，它甚至还能正确地说明热在转变时存在于什么地方。因此，潜热或受束缚的热对机械的热理论来说决不是障碍。相反地，这一理论第一次提供了对上述过程的合理的解释，而能够成为障碍的，至多是物理学家继续用“受束缚的热”这个过时的和已经不恰当的用语来称呼已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分子能的热。所以，就机械功是热的尺度这一点而言，固体聚集状态、液体聚集状态和气体聚集状态这三者的自身等同状态和静止状况，的确是代表机械功的。坚硬的地壳和海水一样，在现在的聚集状态下，代表十分确定的数量的散发了的热，这种热量不言而喻是和同样确定的数量的机械力相对应的。在地球所由产生的气团变成液体聚集状态，往后再大部分变成固体聚集状态的过程中，一定数量的分子能转变成热并放射于宇宙空间。因此，杜林先生神秘地窃窃私议的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应用于宇宙的时候，我们固然会遇到缺点和缺陷（这归咎于我们的不完备的认识工具），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理论上不能克服的障碍。从静到动的桥在这里也是外来的推动----对处于平衡的对象发生作用的其他物体所引起的冷却和加热。我们越是深入探究杜林的这种自然哲学，越是觉得，想说明运动从不动中产生，或者想找到一座桥，使纯粹的静态、静止通过它而自行转入动态、转入运动的一切尝试，是不可以实现的。这样，我们总算幸运地暂时摆脱了自身等同的的原始状态。杜林选择转到了化学，并且乘此机会向我们指出了到目前为止现实哲学所获得的自然界的三个不变律，这就是：1、一般物质的量，2、单纯的（化学的）元素的量，3、机械力的量，都是不变的。这样，物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物质的单纯组成部分（正由于物质是由它们构成的）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以及运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这些表述得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陈旧的、举世皆知的事实，这就是杜林先生能够作为他的无机界自然哲学的成果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真正积极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不过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是“不变律”，而且作为不变律来说，是“事物体系的模式属性”。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在讲到康德时的同样的情形（注释：见本卷第386—389页。编者注）杜林先生搬出了某个尽人皆知的货色，贴上杜林的标签，而称之为：“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根底深厚的科学”。可是我们丝毫不必因此而感到绝望。无论根底最深厚的科学和最好的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缺陷，有一点杜林先生是可以说得十分肯定的：   “宇宙中现有的黄金任何时候都必定是同一数量的，而且和一般的物质一样，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可惜杜林先生没有说，我们用这种“现有的黄金”可以买到些什么。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    “从压力和碰撞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结合，存在着一个由各中间梯级构成的统一的和唯一阶梯。”    凭着这样的断言，杜林先生就避开对生命的起源作稍稍进一步的说明了，虽然对一位曾经追溯宇宙的发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状态并且感到在其他天体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思想家，是可以期望他也确切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此外，如果没有前面提到的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注释：见本卷第384-385页。---编者注）作为补充，杜林先生的这个断言只有一半是对的。尽管会有种种渐进性，但是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力学转变到分子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机制，更是如此。271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越来越稀少和不显著。——这样又要黑格尔来纠正杜林先生了。    目的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在概念论中--借助于目的论或关于目的的学说从化学机制转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无论往哪里看，总是碰到某种黑格尔的“粗制品”，而他：却毫不难为情地拿它冒充他自己的根底深厚的科学。在这里去研究目的和手段的观念运用于有机界究竟会正确和适用到什么程度，那就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甚至运用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即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如上帝的智慧)纳入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了也经常使得那些缺少哲学素养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加给自然界。这位杜林先生在别人表现出一点点“降神术”倾向随时候表示无比义愤：，可是他本人却明确地断言，“本能的感觉主要是为了获得与它们的活动密不可分的满足而被创造出来的”。 他告诉我们，可怜的自然界“不得不经常地一再地维持对象性世界的秩序”，同时它要处理还不止这样一件事：“要求自然界具有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大的纤巧性”。但是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十分美好的东西，它也具有意志；因为，本能的附加物(本能附带地执行现实的自然机能，即喂养、繁殖等等)“我们应当视为不 是直接而只是间接企求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因而已经站在一座不是从静到动、而是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的“桥”上也许杜林先生想稍微从事一下“自然哲学的半诗”？      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有机界，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只限于反对这种自然哲学的半诗、反对“具有轻浮的表面性和所谓科学的神秘化的江湖骗术”、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诗化的特征”的斗争。    首先受到责备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经济学搬进自然科学，说他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说他用生存斗争来从事不科学的半诗，说整个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达尔文从他的科学旅行中带回来这样一个见解；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为了在家乡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除了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没有更好的观察场所了。在这方面英国正是典型的国家；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成就，同英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不能相比。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最近一个世纪获得的，所以要确定事实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当时达尔文发现，这种培育工作在同种的动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还要大些。这样，一方面，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具有异种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于是达尔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原因：它们没有培育者的自觉意图，经过很长时间，会在活的有机体中造成类似人、工培育所造成的变异。他发现这些原因就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胚胎的惊人数量和真正达到成熟的有机体的微小数量之间的不相称。而由于每一个胚胎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取空间和阳光的斗争。很明显，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望达到成熟和繁殖。这些个别特质因此就有了遗传下去的趋势，如果这些特质在同种的许多个体中发生，那么，它们还会通过累积的遗传按既定的方向加强起来；而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就比较容易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异。杜林先生反对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他说：正如达尔文本人所承认的，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国民经济学上的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的普遍化中去寻找，所以这个理论也就具有关于人口过剩问题的马尔萨斯牧师的观点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白白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迄今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比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讨问题的这个积极的方面。不探讨这个方面，生存斗争就必然会一再遭到非难。据他说，在没有意识的植物中和在驯顺的食草动物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斗争：“按照确切的意义说来，在兽类中，只有在通过抢夺和吞噬来获取食时，才有生存斗争”。’他把生存斗争这个概念限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以后，就可以对这个被他自己限制在兽类中的概念的兽性任意发泄他的满腔愤怒了。但是这种义愤只能针对杜林先生本人发出，他正是这种被作了限制的生存斗争的唯一炮制者，所以也只能由他对此负责。因此，不是达尔文“在野兽中寻找自然界一切活动的规律和理解”，——达尔文恰恰把全部有机界包括在这个斗争中了，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在寻找这些东西。此外，生存斗争这个名称尽可以作为杜林先生的高尚义愤的牺牲品。至于这种事实在植物中也存在，关于这一点，每块草地、每块谷田、每片树林都可以向他证明，而且问题不在于名称，不在于叫作“生存斗争”或者叫作“生存条件的缺乏和机械作用”，而在于这一事实如何影响物种的保存或变异。关于这个问题，杜林先生始终固执地保持沉默。因此，在自然选择方面，暂时还得任其一切照旧。    但是，达尔文主义“从虚无中得出自己的变化和差异”。 当然，达尔文在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单个个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体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直到现在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在这方面夸大自己的发现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注重个体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而忽视重复出现的个体变异的原因，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建树的人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体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培育者的智慧”，那么培育者也必定同样是从虚无中得出动植物形态的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变化的。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最近，特别是通过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作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变异的方面。甚至这—点杜林先生也感到不中意。“对自然界所赋予的或者所剥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适应，要以受观念支配的推动力和活动为前提。否则，适应只是一种假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果性并没有超越物理学的、化学的和植物生理学的东西的低级阶段。”又是名称使杜林先生恼怒了。但是，无论他怎样称呼这个过程，在这里，问题只在于这样的过程是否引起有机体的种的变异?杜林先生再一次不作任何答复。“如果某种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阳光的途径，那么这种刺激作用只不过是物理力和化学动因的结合；如果有人在这里想不用比喻而根据文字本义来谈适应，那么这一定会把降神术的紊乱带到概念中去。”这个人对别人是如此严格，而他本人竟十分确切地知道自然界是按照谁的意志做这件事或那件事，竟去谈论自然界的纤巧性，甚至还谈到自然界的意志!确实是降神术的紊乱，然而是在哪里?在海克尔那里呢，还是在杜林先生那里?不仅是降神术的紊乱，而且也是逻辑上的紊乱。我们已经看到，杜林先生竭尽全力让目的这一概念在自然界中起作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以自觉的意图为前提的。” 但是，他如此激烈反对的那种没有自觉意图、没有观念中介的适应，如果不是一种不自觉的有目的活动，又是什么呢? 因此，如果雨蛙和食叶昆虫是绿色的，沙漠中的动物是沙黄色的，两极的动物主要是雪白色的，那么它们肯定不是有意识地或按照某种观念获得这些颜色的，相反地，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力和化学动因来说明。但是总不能否认，这些动物正是由于那些颜色才能合目的地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变得不易被自己的敌人发现。同样，某些植物用来捕捉和吞噬落在它们身上的昆虫的那些器官，对这种活动是适应的，甚至是合目的地适应的。因此，如果杜林先生坚持说，适应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那么他只是用别的话来说：有目的的活动同样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必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于是，像在现实哲学中通常遇到的情况那样，我们又来到有目的地活动的造物主那里，来到上帝那里了。“以前，这样一种解释被称为自然神论，而且是不被重视的(据杜林先生说>；可是现在，看来在这方面人们又往后倒退了。”我们从适应转到遗传。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据说达尔文断定，整个有机界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唯一的生物的后代。似乎在达尔文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所以在他那里一旦生殖或其他繁殖方法的线索中断，他就不得不立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观点一起陷入绝境断定达尔文认为一切现存有机体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说得客气点，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6版倒数第2页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272。海克尔更大大前进了，他假定： “植物界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系，动物界则有另一个品系”，而在二者之间，“还有若干独立的原生生物品系，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品系都完全独立于上述二者而从一个独特的自生的原虫形态发展出来。”（《自然创造史》第397页)273 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通过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对比而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即杜林先生来说，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斯密斯关于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有关创世和洪水的全部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古代异教徒宗教传说的一部分。在达尔文那里，在自然科学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他就立刻陷入绝境，这的确是对达尔文的一个严厉的但无可辩驳的责备。可惜我们的全部自然科学都应当受到这样的责备。在自然科学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就陷入“绝境”。直到现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学还不能制造出生物，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或其他蛋白体。因此，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能明确地断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现实哲学也许能够在这里助一臂之力，因为它拥有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这些产物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吗?但是到目前为止，甚至自然发生论的最大胆的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机体，而没有提到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如果这些同种的自然产物——当然是有机物，因为这里讲的只是有机物一一相互间没有亲缘的联系，那么—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们或者它们的每个祖先就只能靠造物主的单独行动而出现于世界。于是又回到了造物主和所谓的自然神论那里。其次，杜林先生认为，达尔文非常肤浅的地方是：把特性的有性组合的单纯行为当作产生这些特性的基本原则”。这又是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哲学家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相反地，达尔文说得很明确：自然选择这个用语只包括变异的保存而不包括变异的产生(第63页)。但是，把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硬加给他，这种新的手法却能帮助我们去接受杜林的下述刻见解，“如果在生殖的内在模式中找出某种独立变异的原则，那么这种思想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把普遍发生原则和有性繁殖原则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且从更高的观点出发，把所谓的自然发生不是看作再生产的绝对对立物，而正是看作一种生产，这是很自然的思想。” 能够写出这种胡言乱语的人，居然还有脸去责备黑格尔的“行话”! 杜林先生对自然科学依仗达尔文学说的推动而取得的巨大进展怒不可遏，他用来表示这种愤怒的令人厌烦的矛盾百出的唠叨和怨言已经够多的了。无论是达尔文还是他在自然研究家中间的追随者，都没有想到要用某种力‘法来缩小拉马克的伟大功绩；而且正是他们最先重新推崇他。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足以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并非预测性的即所谓预言式的回答。不过，从拉马克那时以来，在从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还出现了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两门崭新的科学：对植物和动物的胚胎发育的研究(胚胎学)，对地球表面各个地层内所保存的有机体遗骸的研究(古生物学)。于是发现，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植物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但是关于有机生命的进化，现实哲学能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呢?“……物种的变异性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但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也同样有效。 据此就应当这样认为，异种的自然产物，即变异着的物种，是一个传自另一个的，而同种的就不是这样。可是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就是对变异着的物种来说，“亲缘关系，相反地，也不过是自然界的极其次要的行为”。 这毕竟说的是亲缘关系，尽管是“次要的”。我们高兴的是，杜林先生在对亲缘关系说了那么多坏话和糊涂话之后，终于又把它从后门放进来了。对于自然选择也是如此，因为他在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正是通过它来实现的——发泄了全部义愤之后，突然又说：“因此，生物的本性的更深刻的根基应该在生活条件和宇宙关系中去寻找，而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只能算是次要的。”这毕竟说的是自然选择，虽然也是次要的；这样，同自然选择一起存在的，还有生存斗争，从而也还有马尔萨斯牧师的人口过剩论!这就是一切，至于其余的，杜林先生指点我们去请教拉马克。最后，他警告我们不要滥用变态和发育这些字眼。他说，变态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而发育概念，只有在发育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才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如果用“组合”来代替这两个名词，那就会十全十美了。又是老一套：一切照旧，只要我们把名称改变一下，杜林先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我们说小鸡在蛋内的发育，我们就会造成混乱，因为我们只能不充分地证实发育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说它的“组合”，那么一切都清楚了。因此，我们今后将不再说：这个小孩发育得很好，而说：这个小孩组合得极好。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的戒指》的作者并肩而立。²⁷⁴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请考虑一下……为了给我们的自然哲学部分提供它的一切科学前提，需要有什么样的实证知识。它的基础首先是数学的一切重大成就，其次是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论断，以及生理学、动物学和类似研究领域的所有自然科学结论。”杜林先生如此充满信心地和坚决地表明杜林先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博学。但是，从这一贫乏的部分本身看不出，而从它的更加贫乏的结论上更看不出这里隐藏着什么根底深厚的实证知识。无论如何，为了编造关于物理学和化学的杜林式的神谕，在物理学上只要知道那表明热的机械当量的方程式，在化学上只要知道一切物体分为元素和兀素的化合物就够了。此外，谁能像杜林先生在第131页上所说的那样，说出“有引力作用的原子”，那只是证明：他对于原子和分子的区别，还完全处在“黑暗之中”。大家知道，原子不是说明万有引力或其他机械的或物理的运动形式的，而只是说明化学作用的。如果去阅读关于有机界的那一章，而读到的竟是空洞的、自相矛盾的、在决定性问题上神谕般毫无意义的信口胡说，一些绝对无用的最后结论，那就不禁立即会产生一种看法：杜林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他显然不知道的东西。在读到他建议在关于生物的学说(生物学)中今后应当用组合去代替发育的时候，这种看法就令人确信无疑了。谁建议这样做，就证明他对有机体的形成一无所知。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即由很小的、只有经过高度放大才能看得到的、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构成的。通常，细胞也长有外膜，里面或多或少是液态的。最低级的细胞体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绝大多数生物都是多细胞的，是集合了许多细胞的复合体，这些细胞在低级有机体中还是同类型的，而在高级有机体中就具有了越来越不同的形式、类别和功能。例如在人体中，有骨胳、肌肉、神经、腱、韧带、软骨、皮肤，简言之，所有的组织，不是由细胞组成就是由细胞形成的。但是一切机的细胞体，从本身是简单的、通常没有外膜而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的变形虫起一直到人，从最小的单细胞的鼓藻起一直到最高度发展的植物，它们的细胞繁殖方法都是共同的：分裂。先是细胞核在中间收缩，这种使核分成两半的收缩越来越厉害，最后这两半分开了，并且形成两个细胞核。同样的过程也在细胞本身中发生，两个核中的每一个都成为细胞质集合的中心点，这个集合体同另一个集合体联结在一起，中间收缩得越来越紧，直到最后分开，并成为两个独立的细胞而继续存在下去。动物的卵在受精以后，其胚泡经这样不断重复的细胞分裂逐步发育成为完全成熟的动物，同样，在已经长成的动物中，对消耗的组织的补充也是这样进行的。把这样的过程叫作组合，而把称这一过程为发育的意见叫作“纯粹的想象”，这种话无疑地只有对这种过程一无所知的人——很难设想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才说得出来；这里的过程恰好只是而且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发育，而根本不是组合！关于杜林先生对生命的一般理解，我们以后还要来谈。他对生命的特殊的理解则如下：“无机界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活动的体系；但是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和物质循环的中介通过起始于一个内在的点的特别管道并且按照一种可向较小形体转移的胚胎模式开始实现时，才能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谈正的生命。”这句话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一个废话的自我实现的活动的体系(无论这可能指的是什么)，且不说它的混乱得不可救药的语法。如果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开始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海克尔的整个原生生物界是死的，而且根据对分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也许还要宣布更多的东西是死的。如果只有在这种分化可以通过一种较小的胚胎模式转移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至少包括单细胞有机体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不是有生命的了。如果物质循环通过特别管道的中介是生命的标志，那么除去上面所讲的，我们还必须把全部高等腔肠动物(最多把水母除外)，因而把各种珊瑚虫和其他植虫275从生物的队伍中勾销。如果认为物质循环通过起始于一个内在的点的特别管道来进行是生命的根本标志，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一切没有心脏的或有几个心脏的动物是死的。要被宣布是死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要加上各种蠕虫、海星和轮虫(按赫胥黎的分类法是：Annuloida和Annulosa276)，一部分甲壳动物(蟹)，最后甚至还要加上一种脊椎动物，即文昌鱼(Amphioxus)；再就是各种植物。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想从比较狭窄的和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明真正的生命的标志，结果提出了四个完全互相矛盾的生命标志。其中的一·个不仅把整个植物界，而且把大约半个动物界都宣判永久死亡。真的，谁也不能说，当他许下诺言要给我们提供“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时，他是在欺骗我们!他在另一个地方说：“在自然界中，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一切组织，也都是以一个简单的类型为基础的”，这种类型“即使在最不完善的植物的最次要的活动中，也完全以从它的一般性质上看出来”。 这种论断又“完全”是废话。人们在整个有机界里所看到的最简单的类型是细胞；它确实是最高级的组织的基础。相反地，在最低级的有机体中，还有许多远远低于细胞的东西；原生变形虫，没有任何分化的简单的蛋白质小块，一系列其他原虫和各种管藻(Siponeen)。它们之所以全都同高级有机体有联系，只是因为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蛋白质，从而它们执行着蛋白质的职能，即生和死。往下杜林先生对我们说：“在生理学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因此，一切动物形态的特征是能够感觉，就是说，能够从主体方面自觉地理解自已的状态。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鲜明的界限就在于完成向感觉的飞跃。这一界限不能用众所周知的过渡形态来抹去，相反，它正是由于这些外表上没有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态才被当成逻辑上的需要。”接着又说：“反之，植物完全而且永远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素质。” 第一，黑格尔说(《自然哲学》第35l节附释)：“感觉是动物的种差，即绝对的标记。”  因此，又是黑格尔的一个“粗制品”，它经过杜林先生的生吞活剥，被提升到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贵地位。  第二，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植物和动物之间的过渡形态，外表上没有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态(真是莫名其妙的话㈠。这种中间形态是存在的，有些有机体我们简直没法说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因而我们总是不能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这使杜林先生觉得在逻辑上需要提出一个区别二者的标志，同时他又承认这个标志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再回过来谈植物和动物之间的有疑问的领域了；难道那些稍被触动就会卷起叶子或合拢花瓣的敏感植物，那些食虫植物都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素质吗?即使是杜林先生，如果他没有“不科学的半诗”，也不能下断语。  第三，杜林先生断言，在生理学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这又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不仅所有的原始动物，而且还有植虫，至少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显示出神经器官的痕迹。通常只是从蠕虫开始才发现有神经器官，而杜林先生是第一个提出这些动物因为没有神经所以没有感觉这一主张的人。感觉并不必然和神经相联系，但是大概和某种至今还没有确切地弄清楚的蛋白体相联系。  此外，杜林先生的生物学知识从他无所顾忌地向达尔文提出的下述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说明：“难道动物是从植物发展出来的吗?”只有对动物和植物都一无所知的人才去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一般的生命，杜林先生能告诉我们的只是：“通过塑造形象的模式化(这究竟是什么玩艺儿?)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总是真正的生命过程独具的特性。”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有关生命的一切，这里，在碰到“塑造形象的模式化”时，我们又深深地陷入了毫无意义的莫名其妙的最纯粹的杜林行话。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自己去作更进一步的考察。近30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已经无数次地说过，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而在这里杜林先生把这话干脆翻译成他自己的优雅而清晰的语句。但是，如果规定生命就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这就等于规定生命就是生命；因为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或通过塑造形象的模式化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正是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需要用有机体和非有机体的区别即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来解释的说法。所以这种解释并没有使我们前进—步。新陈代谢本身即使没有生命也可以发生。在化学中有一系列过程，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能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在这里有一个确定的物体作为过程的体现者。在通过硫的燃烧制造硫酸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硫燃烧产生二氧化硫(SO₂)，加上水蒸气和硝酸，二氧化硫就吸收氢和氧而变成硫酸(H₂SO₄)。这时，硝酸放出氧而还原成氧化氮，这氧化氮立刻又从空气中吸收新的氧，变成氮的高价氧化物，但是立即又把这氧放出给二氧化硫，并重新进行这样的过程，所以在理论上只要极少量的硝酸，就足够使无限数量的二氧化硫、氧和水变成硫酸。——其次，在液体通过死的有机的膜甚至通过无机的膜渗透的时候，也像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²⁷⁷中一样发生新陈代谢。这又一次说明，新陈代谢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因为用来解释生命的那种独特的新陈代谢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另寻出路。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在这里，蛋白体是按照现代化学的意义来理解的，现代化学把所有在构成上类似普通蛋白或者也称为蛋白质的东西都包括在蛋白体这一名称之内。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因为普通蛋白在一切和它相近的物质中，是起着最没有生命的、最被动的作用的，它和蛋黄一起仅仅是胚胎发育的养料。但是，在蛋白体的化学构成还一点也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名称总比一切其他名称好些，因为它比较一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于分解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无疑地，在生物体中，必然还有其他化学化合物会引起这些生命现象的特殊分化；对于单纯的生命，这些化合物并不是必要的，除非它们作为食物进入生物体并变成蛋白质。我们所知道的最低级的生物，只不过是简单的蛋白质小块，可是它们已经显示出生命的一切本质的现象。但是一切生物普遍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在于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的适当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其他无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分解或结合，可是这样—来它们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东西了。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金属氧化后就变成锈。可是，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瓦解原因的东西，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蛋白体内各成分的这种不断转化，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一旦停止，蛋白体本身就立即停止生存，分解，即死亡。因此，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是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像在无生命物体那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是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引起的。相反地，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由此可见，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人工制造蛋白质，那么这样的蛋白质就—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即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当然，化学是否能同时为这种蛋白质发现适合的食物，这还是一个问题。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通过摄食和排泄来进行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可以导出所有其他最简单的生命要素：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已经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上表现于食物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生命定义当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可是对日常的应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没有什么害处。还是回到杜林先生那里去吧。如果说，他在地球上的生物学领域中遭遇有点不妙，那么，他是知道怎样自慰的，他遁入自己的星空。“不仅感觉器官的特殊结构，而且整个客观世界，都是为了唤起快乐和痛苦而安排的。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快乐和痛苦的对立——而且恰恰是以我们所熟悉的方式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对立，而且在宇宙的不同的世界中必然是由本质上一样的感情来表现……  但是这样的一致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它是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  因此，对我们说来，主观的宇宙世界并不比客观的宇宙世界更陌生。对这两个领域的构造应当按一致的型式去思考，这样我们就获得一种超出单纯地球上的有效范围的意识学的入门知识。”对一个在口袋里藏着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的人来说，在地球上的自然科学中犯几个大错误，有什么关系呢?算啦!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杜林先生在整整50页内把陈词滥调和玄妙词句的杂拌，一句话，把纯粹的无稽之谈当作关于意识要素的根底深厚的科学提供给读者享受，我们决不想把这些东西的样品都陈列出来。我们只摘引这样一句话：“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他就永远不懂得抽象的和纯正的思维是什么意思。”这样说来，动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纯正的思维者，因为它们的思维从来不会被语言的强制性的干涉弄得模糊不清。的确，从杜林的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是多么不适合于任何一种语言，而德语又是多么不适合于这些思想。最后，第四编拯救了我们，这一编除了连篇累牍的糊涂话，至少有时还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道德和法的可以捉摸的东西。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被请到别的天体．上去旅行：道德的要素必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重新出现于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中，在这些生物中，能动的知性必须自觉地调整以本能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动………不过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但是除此以外。下面的想法始终是一种有益地扩展眼界的思想：我们设想，在其他天体上个体的和公共的生活必须遵循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能废弃或避开合理地行动的生物的一般的基本规章”。如果说在这里例外地，不是在这一章的末尾，而是在开头就指出，杜林的真理也适用于其他—切可能的世界，那么这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如果先确定了杜林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那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它们的适用性有益地扩展到一切时代。而这里谈的又不折不扣地是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问题。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  在发展过程中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所以严格知识的可靠性和日常认识的充足性，不容许我们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对知识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长久的怀疑本身已经是一种病态的软弱状态，而且无非是极端紊乱的表现，这种紊乱有时企图在对自身的虚无的系统化意识中装出某种镇定的外表。在伦理问题上，对一般原则的否定，是同风尚和准则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多样性牢固地联在一起的，而且一承认伦理上的邪恶和罪孽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那就要否定起协调一致作用的道德本能的庄严意义和实际效用。这种似乎不是反对个别的伪学说而是反对人类达到自觉道德的能力本身的腐蚀性怀疑，最后就流为真正的虚无，甚至实质上流为比单纯虚无主义更坏的东西……  它自炫能在它的已被推翻的伦理观念的一片混乱中很容易地起支配作用，并为无原则的随心所欲敞开一切门户。但是它大错特错了，因为，只要指出知性在谬误和真理中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足以借助这个唯一的类比表明，自然规律可能有的缺陷并不需要排除正确的东西的实现。”到目前为止我们静静地听了杜林先生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的所有这些华丽的词句，因为这一问题只有在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一点上才能予以解决。在此以前，只需要研究现实哲学的个别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有，那么是哪些产物。当我说人的认识的时候，我无意冒犯其他天体上的居民。我还没有认识他们的荣幸，我这样说只是因为动物也能够认识，虽然它们的认识决不是至上的。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单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现在说，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界限，那么，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这一点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因而也包括思维和认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这只是就这样一点而言的，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至于说到每—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注释：见本卷第376页。---编者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一著名的奇迹。 然而， 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表示任何怀疑都等于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这不就是说，还是存在着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吗?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么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这些科学也叫作精密科学。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可变性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一向非常循规蹈距的数学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证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出现了，而．且我们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大多数人进行微分和积分，并不是由于他们懂得他们在做什么，而是出于单纯的信任，因为直到现在得出的结果总是正确的。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人们就像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情况也根本不司·能不是这样。我们在物理学中研究分子的运动，在化学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如果光波的干扰不是一种虚构，那我们绝对没有希望在某个时候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地质学的情况还要糟，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所以要挖掘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在这里要费很大的力气，而所得是极少的。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展现出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为了正确地确定像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经历从盖仑到马尔比基之间的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我们关于血球的形成知道得多么少，比如说为了确定某种疾病的现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间的合理联系，我们今天还缺乏多少中间环节J此外还常常有像细胞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这些发现迫使我们对生物学领域中以前已经确立了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并且把它们整堆地永远抛弃掉。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么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酌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依次相继的过程，这些过程，就我们直接观察的领域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在社会历史中情况则相反，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决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中的科学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 式的联系和结果。因此，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目5日，如此等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等等。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是这样的人，他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应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这时，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料，这位人类的朋友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声明；一切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或多或少都是蠢驴和骗子，全都陷入谬误，犯了错误；但是他们的谬误和他们的错误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而且证明真理和合乎实际的东西掌握在他手里；而他这个现在刚出现的预言家在提包里带着已经准备好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这一切已经出现过一百次，一千次，如果还有人竟如此轻率地认为，别人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他才能做到，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至少还遇到了这样一位预言家，他在别人否认任何个人能提供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时候，照例总是表现出高度的义愤。这样的否认，甚至单纯的怀疑，都是软弱状态、极端紊乱、虚无、比单纯的虚无主义更坏的腐蚀性怀疑、一片混乱以及诸如此类的可爱的东西。像所有的预言家那样，他也没有作批判性的科学的研究和判断，而只是直接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我们本来在上面还可以举出研究人的思维的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和辩证法。但是在这方面，永恒真理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杜林先生把本来意义的辩证法宣布为纯粹的无稽之谈，而已经写成的和现在还在写的关于逻辑学的许多书籍充分证明，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也远比有些人所想的要稀少得多。此外，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像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不会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么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小粒真理就会消失在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就会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也可以说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对它作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它的表述方式（注释：自从我写了上面这几行以来，这些话似乎已经得到了证实，根据门捷列耶夫和博古斯基运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所进行的最新的研究278，一切真正的气体都表现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可变关系，氢的 膨胀系数在直到现在为止所应用的各种压力强度下都是正的(体积的缩小比压力的增大要慢)，对大气和其他研究过的气体来说，每一 种气体都有一个压力零点，压力小于零点，此系数是正的，压力大于零点，此系数是负的。因此，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一直是可用的波义耳定律，需要一整系列特殊定律来作补充。(现在---1885年---我们也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气体。所有的气体都可变成液体状态）。可见，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例如在物理学上，情况就是这样。因此，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碰到，这种著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作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但是，天真的读者或许要问。，杜林先生在什么地方清楚地说过，他的现实哲学的内容是最后的而且甚至是终极的真理呢?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我们在第二章中部分地引证的对他自己的体系的颂歌中（注释：见本卷第367—368页。——编者注）(第13页)。或者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里（注释：见本卷第425页。——编者注），他说：道德的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相似的适用性。而且，杜林先生难道不是断定，从他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出发，通过他的穷根究底的研究，就可以深入到这种最终的基础，基本的模式，因而就赋予道德的真理以最后的终极性吗?如果杜林先生既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的时代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他只是想说，在渺茫的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因而，他想大致地、只是较为混乱地说些与“腐蚀性怀疑”和“极端紊乱”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喧嚣是为了什么呢?这位先生想要做什么呢?（注释：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一编者注）如果说，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前进，那么在善和恶的问题上就更没有前进了。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不是善；如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么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杜林先生的意见，只要除去一切隐晦玄妙的词句，就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么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不乏不同分支，从耶稣会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呆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注释：参看引日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5节和《旧约全书．·申命记》第5章第19节。——编者注）。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丁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卧亿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现在可以去评价杜林先生的自我吹嘘了。他竟在旧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在社会革命的前夜把一种永恒的、不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道德强加给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我们姑且假定他对这种未来社会的结构至少是有概略了解的，---这一点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最后，还有一个“完全独特的”、但是并不因此不再是“穷根究底的”发现：在恶的起源方面，“我们认为，在动物形态中存在着带着固有虚伪性的猫的类型，这一事实同人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性格形态的情形处于同一阶段……  因此，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除非人们有兴趣在猫或所有食肉动物的存在中也嗅出神秘的东西来”。恶就是猫。所以魔鬼没有犄角和马蹄，而有爪子和绿眼睛。当歌德使靡菲斯特斐勒司具有黑狗的形象（注释：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场和第3场(《城门之前》和《浮士德  的书斋》)。---编者注）而不是黑猫的形象的时候，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恶就是猫!这是不仅适用于一切世界，而且也适用于猫（注释：“适用于猫”的德文是“fordieKatze”，也有“毫无用处、徒劳无益”的意思。---编者注）的道德! 十、道德和法。平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社会生活领域内的问题也“应当从单个的、简单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的基本形式一样”。这样，，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应当在这些领域内使所获结果的真理性也具有数学的确实性，使这些结果具有真正的不变的真理的性质。这不过是过去有人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这一方法是：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这些特性。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他所能得到的最简单的要素，终极的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这里也是纯粹的玄想（注释：“玄想”和本段开头处的“玄想的”，德文为“Ideologie”和“ideologisch”，通常译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编者注），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当这样一位玄想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而是从“社会”的概念或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中构造出道德和法的时候，可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当作基础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我们这位玄想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入的内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是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相应表现---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其次或许是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看法；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我们的玄想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扭曲的(因为和它的现实的基础脱离)、像在凹面镜上反映出来的头足倒置的画像。于是杜林先生把社会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而且在这里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杜林先生就按公理同这两个人打交道。而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出一个道德的基本公理:“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一开始就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因此，“道德上的正义的基本形式就被表述出来了”；同样，法上的正义的基本形式也被表述出来了，因为“为了阐发法的基本概念，我们只要有两个人的十分简单的和基本的关系就够了”。 两个人或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这不仅不是公理，而且甚至是过度的夸张。首先，两个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在性别上可能就是不平等的，这一简单的事实立刻使我们想到：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如果我们暂且接受这样的童稚之见----不是两个男人，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建立了家庭，B11以生产为目的的社会结合的最简单的和最初的形式。但是这丝毫不合杜林先生的心意。因为，一方面，必须使这两个社会奠基者尽可能地平等。另一方面，甚至杜林先生也不能从原始家庭构造出男女之间在道德上和法上的平等地位。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杜林的社会分子(整个社会应当通过他们的繁殖而建立起来)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因为两个男人是永远不能生出小孩来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设想他们是两个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十分简单的基本模式就转成自己的反面：它不是证明人的平等，而最多只是证明家长的平等，而且因为妇女是不被理睬的，所以还证明妇女的从属地位。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给读者一个不愉快的通知，读者在今后一段颇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这两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两个人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起着我们现在希望不再与之打交道的其他天体上的居民以前所起的类似作用。只要有经济、政治等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两个人就飞快地出动，而且立刻“按照公理”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那位现实哲学家的卓越的、创造性的、创造体系的发现!但遗憾的是，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真理，那应当说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18世纪所共有的。他们在1754年卢梭关于不平等的论著279中已经出现---附带说一下，在那里，他们按照公理证明了和杜林的论断刚刚相反的东西。他们在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扮演着主要角色；可是在那里他们各操不同的行业---大都是猎人和渔夫，而且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此外，在整个18世纪，他们主要充当单纯用作说明的例子，而杜林先生的独到之处只是在于，他把这种举例说明的方法提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要把“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变得简单些，肯定是做不到的。为了制定基本公理----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没有一方能命令另一方，我们决不能用随便什么样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一切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因此，他们成了这一位到处搜索和揭发“降神术”活动的杜林先生所召来的两个十足的幽灵。这两个幽灵自然必须做他们的召唤者要求做的一切，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一切鬼把戏对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再稍微往下看看杜林先生的公理论。两个意志中一方不能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竟然这样做了，并以暴力来实现他的要求，那就产生了非正义的状态，而杜林先生就是按照这一基本模式来说明非正义、暴力、奴役，一句话，说明全部以往的应唾弃的历史的。可是卢梭早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正是通过两个人，同样是按照公理证明了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在A和B两个人之中，A不能用暴力来奴役B，只能用使B处于非有A不可的境地这一办法来奴役B，这对于杜林先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已经过分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让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件事情。两个舟破落海的人，漂流到一个孤岛上，组成了社会。他们的意志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而这一点也是两个人都承认的。但是在素质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A果断而有毅力，B优柔、懒惰和委靡不振；A伶俐，B愚笨。A照例先是通过说服，以后就按照习惯，但始终是采取自愿的形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B，这要经过很长时间吗?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维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134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两个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而且因为我们害怕受到灭亡的惩罚而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一切放在一旁。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公理论说服了我们，而且我们热中于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的权利、“一般人的自主权”、“个人的自主权”---真正壮丽的字眼，和这些字眼比起来，施蒂纳的拥有自己的所有物的“唯一者”²⁸⁰相形见绌了，虽然他在这方面也可以要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完全平等和独立了。是所有人吗?不，的确不是所有人。也存在着“可以允许的隶属关系”，但是它们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例如对儿童来说，就应当到他们的自我规定的不足中去寻找”。的确如此!隶属关系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去寻找!自然不应当，因为一个意志的活动恰恰是受到阻碍的!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那么什么是这第三领域呢?这是一个受压制的意志即一个不足的意志的具体规定性！我们的现实哲学家同现实脱离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看来，对意志这个抽象的、没有内容的用语来说，意志的真实的内容、特有的规定性，已经是“第三领域”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自我规定不足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退却之一。 其次,  “在野兽和人混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人们可以以第二个具有完全的人性的人的名义提出问题：他的行为方式，是否应当像所谓只具有人性的人相互间所表现的那样呢……  所以我们关于两个在道德上不平等的人----其中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特有的兽性---的假定，就是依照这种区别而可能在人的集团之中和各个集团之间……出现的一切关系的典型的基本形式”。请读者自己去看看紧跟在这些窘态百出的遁词之后的那些可怜的咒骂吧，在那些咒骂里，杜林先生像一个耶稣会会士那样耍花招，以便用决疑法确定具有人性的人可以多么严厉地对付具有兽性的人，多么严厉地运用不信任、计谋、严酷的甚至恐怖的以及欺骗的手段来对付后者，而且这样做还丝毫不违背不变的道德。 因此，如果两个人“在道德上不平等”，那么平等也就完结了。但是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值得费力去召唤两个完全平等的人，因为两个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但是，不平等应 当在于一个是具有人性的人，而另一个则带有一些兽性。可是，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具有人性的人和具有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基督教才知道，基督教一贯地也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实行这种分类。但是在现实哲学中，世界审判者应当是谁呢?这个问题大概得像基督教的做法那样处理，在那里，虔诚的羔羊对自己的世俗近邻山羊行使世界审判者的职权，而且成绩卓著。现实哲学家的教派一旦出现，在这方面一定不会比地上的虔信者逊色。然而，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承认这样一点：由于人们之间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平等再一次化为乌有。退却之二。再往下看：“如果一个人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而另一个人按照某种迷信或偏见行动，那么……照例一定要发生相互争执……  一定程度的无能、粗暴或恶癖，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引起冲突……  暴力不仅仅是对付儿童和疯人的最后手段。人的整个自然集团和文明阶级的本性，能够使得对它们的由于本身荒谬而成为敌对性的愿望进行的压服，即促使这种愿望向共同联系手段的还原，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异己的意志在这里也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但是它由于它的危害活动和敌对活动的荒谬性，它就引起了恢复平衡的行动，如果它遭到暴力，那么它只是受到它自身的非正义的反作用而已。”可见，不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以排除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并树立这样一种道德，按照这种道德，各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径，直到俄国人在突厥斯坦的暴行281，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1873年夏天，当考夫曼将军下令进攻鞑靼部落的约穆德人，焚毁他们的帐篷，并且像在命令上所说的“按照真正高加索的习俗”屠杀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时，他也断言：压服那种由于本身荒谬而成为敌对性的约穆德人的愿望，即促使这种愿望还原为共同联系手段，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而且他所采用的手段是最合乎目的的，谁想要达到目的，谁也就必然要采用这种手段。不过他还没有残酷到另外还去嘲弄约穆德人，说他屠杀他们是为了恢复平衡，他这样做正是承认他们的意志是有平等权利的。在这一冲突中，又是上帝的选民，所谓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的人，归根到底也就是现实哲学家，应该去决定什么是迷信、偏见、粗暴和恶癖，什么时候暴力和压服对于恢复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平等现在就是通过暴力恢复平衡；而第二个意志被第一个意志通过压服而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退却之三，在这里，这次退却简直堕落为可耻的逃跑。附带说一下，所谓异己的意志正是在通过暴力恢复平衡的行动中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这句话，不过是对黑格尔学说的一种歪曲。按照黑格尔学说，刑罚是罪犯的权利：“刑罚被认为包含着罪犯本人的权利，在这里罪犯是被当作有理性者来尊重的。”（《法哲学》第100节附释）我们可以就此结束。没有必要继续跟着杜林先生去一点一点地击破他如此按照公理建立起来的平等、一般人的自主权等等；没有必要去观察他如何用两个男人来组成社会，而为了建立国家又使用第三个人，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这第三个人就不可能有多数的决议，而没有这样的决议，因而也就没有多数对少数的统治，也就不能有国家存在；没有必要去看他往后如何逐步转入建立他那共同社会的未来国家的那条较为平静的航路——我们将来总有一天有幸在那里拜访他。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时候才存在；一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一方面是幼稚、疯狂、所谓的兽性、设想的迷信、硬说的偏见、假定的无能，另一方面是想象的人性、对真理和科学的洞察力；总之，两个意志以及与之相伴的智慧在质量上的任何区别，都是为那种可以一直上升到压服的不平等辩护的。既然杜林先生这样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的平等大厦，那我们还要求什么呢?虽然我们关于杜林先生对平等观念的浅薄而拙劣的论述已经谈完，但是我们对平等观念本身的论述没有因此结束，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鼓动作用。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确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 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来自一般人的平等的法的结论，这一点我们不久前在北美的合众国各蓄奴州里还可以看得到。 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调过。在新宗教的最初阶段同样可以发现财产共有的痕迹，这与其说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不如说是来源于被迫害者的团结。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但是同时使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的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2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最初市民等级本身是—个封建等级，当15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欧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列万特（注释：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之间进行的贸易，这时已经扩大到洲和印度，就重要性来说，很快就超过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和每个国家内部的交换。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在欧洲泛滥起来，它好似一种瓦解因素渗入封建社会的一切罅隙、裂缝和细孔。手工业不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最先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为工场手工业代替了。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摆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最后，一切人类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 性和同’等意义（注释：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3节A3，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5页。----编者注），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得到了自己的不自觉的，但最强烈的表现，根据这一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注释：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中这样地导出现代平等观念，首先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地方特权、级差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处处和时时都一再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遭受着从十足的农奴制开始的各种程度的奴役，他们必须把自己极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交纳无数的贡税。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权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可是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一一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因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我们已经举出了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当我们转到杜林先生关于未来的幻想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这类例子。可见，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它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282，那么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因此，如果杜林先生能够直截了当地让他的有名的两个男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料理家务，那是由于这对国民的成见来说是十分自然的。的确，杜林先把他的哲学叫作自然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仅仅从那些对他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东西出发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呢?---这一问题他当然是不会提出来的。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对于政治和法律的领域，本教程中所阐述的原则是以最深入的专门研究为基础的。所以……出发点必然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前后一贯地陈述法学和国家学领域中的成果。我最初的专门研究正好是法学，我在这上面不仅用丁大学理论准备通常所需的三年时间，而且在往后审判实践的三年中，继续致力于研究，特别是旨在加深它的科学内容的研究……  如果对私法关系和相应的法律缺陷的批判不善于像了解这门学科的优点那样了解它的—切缺点，那么，这种批判肯定也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发表出来。”有理由这样谈到自己的人，必定一开始就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特别是和“马克思先生以往对法所作的自己也承认是粗枝大叶的研究”比起来，就更是这样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带着这样的自信心出场的对私法关系的批判，竟只限于向我们陈述：“在科学性上，法学……前进得不远”；成文的民法是非正义，因为它确认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刑法的“自然根据”是复仇，----在这种论断中，顶多只有“自然根据”这件神秘的外衣是新东西。国家学的成果只限于论述已知的三个男人的关系，其中一人至今还对其他两人施行暴力，而且杜林先生还在非常认真地研究首先采用暴力和实行奴役的是第二个人还是第三个人。但是，让我们往下看看我们这位自信的法学家的最深入的专门研究和经过三年审判实践而加深的科学性吧。 关于拉萨尔，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他是“由于策动盗窃首饰匣未遂”而被控告的，“但是没有作出判决，因为那时还容许所谓由法院宣告无罪……这种半宣告无罪”。 这里所说的拉萨尔案件是1848年夏天在科隆陪审法庭审理的283，那里和几乎整个莱茵省一样，通行的是法兰西刑法。仅仅对政治上的违法和犯罪才例外地实施普鲁士邦法，但是早在1848年4月，这种例外规定又被康普豪森取消了。法兰西法根本没有像普鲁士邦法中所说的“策动”犯罪这种不确切的范畴，更不用说什么策动犯罪未遂了。法兰西法只有教唆犯罪，而这只有在“通过送礼、许愿、威胁、滥用威望或权力、狡猾的挑拨或该受惩罚的诡计”(刑法典284第60条)来进行时才可以判罪。埋头于普鲁士邦法的检察机关，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忽略了法兰西法的十分明确的规定和普鲁士邦法的含糊的不确定性之间的重大差别，对拉萨尔提出了预谋的诉讼并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因为只有对法兰西现代法领域完全无知的人，才敢断言法国的刑事诉讼可以允许普鲁士邦法所说的由法院宣告无罪，这种半宣告无罪；法兰西现代法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判罪或宣告无罪，而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判决。这样，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杜林先生手头有过一本拿破仑法典²⁸⁵，那么，他肯定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对拉萨尔作出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因此，我们必须断定，杜林先生对于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化为法律的唯一的现代民法典，即法兰西现代法，是完全无知的。在另外一个地方，当杜林先生批判整个大陆上按照法国典范实行的、以陪审员的多数票作出判决的那种陪审法庭的时候，我们受到这样的教导：“是的，甚至可以去熟悉一下那再说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思想：在完美的共同体中，有反对票的判罪应当属于不可能的制度……  但是，这种极其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正像上面已经说过的，对传统的形式看来是不适当的，因为对这种形式来说，它是太好了。”杜林先生又一次不懂得，按照英国的普通法，即从远古以来至少是从14世纪以来就通行的不成文的习惯法，陪审员的一致，不仅在刑事判罪上，而且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上都是绝对必要的。因此，这种在杜林先生看来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是太好的极其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早在最黑暗的中世纪就已经在英国具有了法律效力，并且从英国被推行到爱尔兰、美利坚合众国以至英国的一切殖民地，而关于这一点，最深入的专门研究竟连一个宇也没有向杜林先生透露!由此可见，以陪审员的一致来实行判决的地区，不但比通行普鲁士邦法的狭小区域大得无可比拟，而且比所有以陪审员的多数来实行判决的地区的总和还要广大。杜林先生不但对唯一的现代法即法兰西法完全无知，而且他对直到现在仍然不依赖于罗马法权威而向前发展的、传播于世界各大洲的唯—的日耳曼法，即英吉利法，也同样无知。为什么不知道呢?杜林先说，    因为英国式的法律思维方式“面对按罗马古典法学家的纯粹概念在德国土地上实施的那种训练，总是站不住脚的”， 他接着说：“同我们天然的语言形式比较起来，讲幼稚的混合语言的英语世界算得了什么呢?”  对此，我们只能用斯宾诺莎的话来回答：Ignorantia non estargumentum，无知并不是论据²⁸⁶。 从这里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杜林先生的最深入的专门研究是在于他用了三年时间在理论方面钻研了民法大全287，以后又用了三年时间在实践中钻研了高贵的普鲁士邦法。这方面的功底肯定已经十分可嘉了，也足以当一个极可尊敬的旧普鲁士地方法官或律师了。但是，如果要给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编写法哲学，那么总应当也多少知道一些像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这样的民族的法的关系，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德国盛行普鲁士邦法的那个角落完全不同。我们再往下看。“地力法、省法和邦法杂乱地混合在一起，它们以非常随意的方式，时而作为习惯法，时而作为成文法(经常使最重要的事务具有纯粹的规章形式)，按迥然不同的方向交*起来，这种无秩序和矛盾的样本---、其中个别使一般无效，而有时一般又使特殊无效，---的确不适于在任何人那里……造成清楚的法的意识。”但是，这种混乱状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又是在通行普鲁士邦法的地域内，那里，在这种邦法的旁边、上面或者下面，还有省法、地方法令，有些地方还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效力，并且使一切实践的法学家发出杜林先生在这里满怀同情地一再重复的呼救声。他根本不需要离开他心爱的普鲁士，他只要到莱茵省走一趟，就可以确信，在那里70年来这一切都已经根本不提了，至于其他文明国家不用说了，这些国家早已消除了这类过时状态。再往下看：“集议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的秘密的、因而是不记名的集体决断和集体行动对个人的自然责任的掩盖，是以不太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体决断和集体行动把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参与隐藏起来了。”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要是不愿意让集议机构遮盖和掩饰这个人的责任那么，这将被认为是一种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们告诉杜林先生：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审判员集议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由；不经过选举、不公开进行审理和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主要是普鲁士的制度，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所以他的要求只有在普鲁士才可能被认为是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那么，对他来说，这也许是一件惊人的消息。同样，他对教会在出生、结婚、死亡和殡葬方面的强制性干预96抱怨，就所有比较大的文明国家来说，也只适合于普鲁士，而且自从采用了户籍簿以来，甚至对普鲁士也不适合了。²⁸⁸杜林先生认为只有通过“共同社会的”未来制度才能实现的事情，俾斯麦目前甚至凭一个简单的法律就完成了。---在“对法学家在履行职务上准备不足的抱怨”中，在这种也可以扩大为对“行政官员”的抱怨中，同样唱出了一曲普鲁士特有的耶利米哀歌；甚至杜林先生一有机会就表露出来的夸张到可笑程度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即使不是一种普鲁士特有的特征，也是一种易北河以东地区特有的特征。这个傲然蔑视一切偏见和迷信的现实哲学家，本身却如此深深沉浸在个人的怪想中，以致把中世纪的迷信中流传下来的反犹太人的民族偏见叫作建立在“自然根据”之上的“自然判断”，并目竟作出了这样伟大的论断：“社会主义是能够对抗那种带有比较强烈的犹太混合物的人口状态<带有犹太混合物的状态I多么自然的德语!)的唯——力量。” 够了。这种对渊博的法学知识的炫耀，顶多也只是以一个最普通的旧普鲁士法学家的最平常的专门知识作为根据的。杜林先生向我们彻底地陈述其结论的法学和国家学领域，是和实施普鲁士邦法的地域相“吻合”的。除了每个法学家都熟悉的、目前甚至在英国也为人们所十分熟悉的罗马法以外，他的法律知识仅仅限于普鲁士邦法这部开明的宗法专制制度的法典，这部法典是用德语写的，似乎杜林先生就是从中开始识字的，这部带有道德性的注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以鞭挞作为刑讯和处罚手段的法典，还完全是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的。除此以外的东西，无论是现代的法兰西民法，还是自身发展十分独特的和整个大陆在其对个人自由提供的保障方面都一无所知的英吉利法，在杜林先生看来都是邪恶的。这种“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而是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的哲学，它的真正的地平线就是旧普鲁士东部六省289的疆界，至多还包括德国的其他几小块施行高贵的普鲁士邦法的地方；在这个地平线以外，它既没有揭示地也没有揭示天，既没有揭示外部自然也没有揭示内部自然，而只是揭示了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极端无知的景象。如果不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议论道德和法的问题。现实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有一个，而且甚至有两个。“人们用来代替一切伪自由学说的．是下述这样一种关系从经验中可以得知的特性，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理性的认识，另方面是本能的冲动．双方似乎联成一个合力。动力学的这种基本事实应当从观察中取得，而且为了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要按照性质和大小尽可能地作出一般的估计。这样，几千年来人们之费尽心机的关于内在自由的愚蠢幻想不仅被彻底扫除，而且还被生活的实际安排所需要的某种积极的东西所取代替。”根据这种看法，自由是在于：理性的认识把人拉向右边，非理性的冲动把人拉向左边，而在这样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真正的运动就按对角线的方向进行。这样说来，自由就是认识和冲动、知性和非知性之间的平均值，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自由的程度，用天文学的术语来说，可以根据经验用“人差”290来确定。但是在几页以后，杜林先生又说：    “我们把道德责任建立在自由上面，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知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尽管会觉察到行动中可能出现对立，总是以不可回避的的自然规律性起着作用；但是，当我们应用道德杠杆时，我们正是估计到了这种不可回避的强制。”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它又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注释：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47节附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目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样一段时间的历史。自然，杜林先生对待历史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历史作为谬误的历史、无知和野蛮的历史、暴力和奴役的历史，是现实哲学所厌恶的一个对象，但是仔细说来，历史被分为两大段落：(1)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到法国革命，(2)从法国革命到杜林先生；在这里，19世纪“在实质上还是反动的，在精神方面，它甚至比18世纪还更加这样(1>”。虽然如此，它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而也孕育着“比法国革命的先驱们和英雄们所臆想的更加巨大的变革的萌芽”。 现实哲学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的蔑视，是以下述议论为理由的: “如果想到未来的那些千年的系列……  那么要靠原始记载来作历史回忆的那很少的几个千年，连同这期间的以往人类状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人类作为整体来说，还很年轻，如果有朝一日科学的回忆不是以千年而是以万年来计算，那么，我们的制度在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对于以后将被视为太古时代的我们的时代来说，将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不言而喻的前提。”我们不去推敲最后一句话的真正“天然的语言形式”，我们仅仅指出下面两点：第一，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极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第二，同这个太古时代相比，未来的、不再为这些困难和障碍所妨碍的历史时期、将有空前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成果，所以，这个太古时代的终结无论如何是一个经过极不寻常的选择的时机，借此才能利用在我们这个十分“落后”和“退步”的世纪的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的基础上所发现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变的真理和根底深厚的概念，来为这些未来的千年制定种种规范。人们只有成为哲学上的理查.瓦格纳(但是没有瓦格纳那样的才能)，才看不到：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发展的这一切蔑视，同样非常适用于这个历史发展的所谓最后成果，即所谓现实哲学。新的根底深厚的科学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是关于生活的个人化和生活价值的提高那一篇。在这里，神谕式的老生常谈犹如不可遏止的涌泉从整整三章中喷流而出。可惜我们只能举出几个简短的例子。“一切感觉的因而也是一切主观生活方式的更深刻的实质，都是以各种状态的差异为基础的……  但是对于完全的的手段，就在于使得整体所由构成的个别的、可说是元素般的兴趣，按照自然的时间尺度发展或相互更替。同时，对于同样的状态，也可以利用较高的和效力较持久的刺激去逐渐代替较低的和较易满足的刺激，以避免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的产生。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防止以任意的方式积累和强迫实现那些自然产生的或在社会存在的正常进程中产生的紧张，或者防止出现相反的扭曲，即这种紧张在最轻微的激动下就得到满足，并从而使一种有享受能力的需要的发展受到阻碍。自然旋律的保持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均匀的和使人动心的运动的先决条件。也不应该给自己提出不能解决的任务：企求把某种状态所造成的刺激延伸到自然或环境给它划定的时间界限以外”，等等。如果老实人把一个拿最乏味的陈词滥调来故弄玄虚的学究作出的这种庄严的庸人神谕，当作他“体验生活”的准则，那他当然不会抱怨“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他将不得不用他所有的时间来对各种享受作合乎准则的准备和安排，结果他甚至没有任何自由时间去享乐。 我们应当体验生活，体验完全的生活。只是杜林先生禁止我们做两件事：第一，“吸烟所造成的不洁”，第二，“具有令人厌恶的或为比较精细的感觉所排斥的那些特性”的饮料和食物。 但是杜林先生在《经济学教程》中如此狂热地赞美烧酒酿造业，所以他不可能把烧酒理解为这类饮料；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他的禁令只涉及葡萄酒和啤酒。他只要再禁止肉类，就可以把现实哲学提升到古斯达夫·司徒卢威过去非常成功地达到过的高度，即纯粹儿戏的高度。此外，杜林先生对于酒精饮料可能会稍为宽容一些。一个自己承认还一直不能找到从静到动的桥的人，如果碰到一个可怜的家伙—对过于贪杯，因而在寻找从动到静的桥的方面同样白费了力气，那么，他肯定有一切理由以宽容的态度去进行评断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设定为真实的矛盾本身是背理的顶点……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种抗衡，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  在这里我们能感到满意的是：通常从臆想的逻辑奥秘中升起的迷雾，被真实矛盾的真正荒谬性的清晰景象驱散了；人们有时对于矛盾辩证法这个木偶——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模式论的和雕刻得极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顶礼，被证明是无益的了。”这差不多就是《哲学教程》中关于辩证法所说的一切。但是在《批判史》中，矛盾辩证法，特别是和它一起的黑格尔，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存在于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作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的统一的第一项信条……越矛盾就越真实，或者换句话说，越荒谬就越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启示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通常相当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把直线和曲线的等同看作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对者要来加以反对，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一个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说呢?他断言：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合理的力学中不存在介乎严格的静和动之间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知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矛盾在这里挡着它的路。对它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这个知性既然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它本身就违反自身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注释：见本卷第422—423页。——编者注），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注释：见本卷第376、427页。——编者注），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A的根应当是A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A½=A  。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得出的是正的平方。因此，一l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 一1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 此，如果不准用 一1来运算，那么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 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颇能说问题, 的是，正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儿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丝毫不妨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领域中承认辩证法，也不妨碍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进一步运用通过辩证道路所得到的方法。 要对杜林先生的力的对抗和他的对抗的世界模式论作比较详细的分析，只有当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只对我们说空话，而是提供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说了一阵空话之后，无论在世界模式论中，或是在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抗是在起作用的，这就再好没有地供认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这种“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既然黑格尔的“本质论”事实上已被降低为关于按照相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力的陈词滥调，那么确实最好是避免对这套老生常谈作任何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使杜林先生发泄他的反辩证, 法的怒气有了新的口实。“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正是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及其观念的混乱的阿拉伯式花纹的特色……  对于已经存在的那一部分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则：就某方面说，甚至一般地说<1)，按照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一切可以在每一个东西中寻找，而每一个东西可以在一切中寻找；按照这个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杜林先生的这种对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的理解，还使他能够满有把握地预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理的“结局”是什么，也就是预言《资本论》往后几卷的内容是什么，这是在他作了下述声明之后正好过了七行讲的，这个声明是：“可是，在<往后的)两卷²⁹¹中，像常人那样地直截了当地说，究竟还应当包含些什么，实在是看不透。” 不过，杜林先生的著作在我们面前表明它们属于具有“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的“事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意扬扬地继续说下去： “但是健康的逻辑可望战胜它的讽刺画……  妄自尊大和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决不能诱惑任何一个还稍微有点正常判断力的人去和这种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体……打交道。随着辩证法蠢见的最后残余的消失，这种欺骗手段……也将丧失其迷惑人的影响，谁也不再认为必须自寻烦恼，而到混乱事物的清洗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谈，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论的特点的地方，去探索某种深奥的智慧……  不侮辱健康的逻辑，就完全没有可能根据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马克思的>一团混乱。”马克思的方法在于“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证法的奇迹”，如此等等。在这里我们涉及的还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研究中的经济学成果是正确或不正确的问题，而只是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但是肯定无疑的是：《资本论》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现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们究竟读了些什么。在这些读者当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1867年(补充材料》第3卷第3期)还能够对该书内容作出对他那类思想家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介绍²⁹²，还不急需一开头就把马克思的论述翻译成杜林的东西，而现在他声明非这样做不可了。虽然那时他已经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把方法和通过方法所获得的成果区别开来的能力，还能理解：笼统地诋毁方法并不等于把成果---驳倒。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混乱的和错误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杜林先生称之为  “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或者也称为“总括方法”的样品，“这—总括方法考虑到类和型，并且决不会硬去通过细枝末节的揭露来礼遇被一个叫作休谟的人称为学界小人的那类货色，只有这种具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的方法，才和完全真理的利益相容，才和在摆脱子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相容”。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和这种考虑到类和型的总括方法，对杜林先生实在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作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而只凭泛泛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此外，这种历史记述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不给对方以任何实际的立足点，因而使对方几乎无法作出任何别的可能的回答，而只能同样以伟大风格和总括方法来进行论断，大讲其泛泛的空话，并且最后也把杜林先生斥责一通，一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人的口味的。我们应当感谢杜林先生，因为他破例地丢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给我们至少举出两个有关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逻各斯学说的例子。“例如，由于引证了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个混乱的模糊观念，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显得多么滑稽！”这一论断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显得相当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2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注释：〈资本论第1卷〉第9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1页。---编者注）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8小时，而其余的4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自己像他的一个工人那样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给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殖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已的生活仅仅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用8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4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丁这些说明以后，马思才指出：“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注释：同上，第342—343页，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现在让大家来赞叹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每个别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成为资本”。可见这正好说反了。 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出于“在摆脱了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而作错误引证的习惯，我们已经在杜林先生对达尔文学说的评论中领教过了。这种习惯越来越表明它是现实哲学的内在必然性，而且的确是非常“总括的方法”。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用在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作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同样地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注释：见本卷第384—385页。——编者注）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极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气压下，在OºC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100ºC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字眼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谈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结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注释：《资本论》第1卷第11章，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 页。——编者注）此外，马克思还在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弄颠倒了的那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论，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注释：同上，第9章脚~(20sa)，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3页。——编者注）可是这和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正是在半科学和少许贫乏哲理竟成了捞成博学样子所必不可少的可怜工具的地方，例如在马克思先生和他的对手拉萨尔那里，恰好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而在杜林先生那里，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原理”等等为基础的。这究竟怎样，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但是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断，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在注释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如果我们按化学上的通例，用C表示碳原子，用H表示氢原子，用O表示氧原子，用n表示每一个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系列中某几个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C_nH_2n+₂---正烷属烃系列C_nH_2n+₂O---伯醇系列C_nH_2nO₂---一元脂肪酸系列如果我们以最后一个系列为例，并依次假定n＝1，n=3等等，那么我们就得到下述的结果(除去同分异构体)：CH₂O₂----甲酸---沸点   100º  熔点1ºC₂H₄0₂----乙酸---沸点   118º  熔点17ºC₄H₈O₂----丙酸---沸点   140º 熔点--C₃H₆0₂----丁酸---沸点   162º  熔点--C₅H_l00₂---戊酸---沸点   175º  熔点--等等，一直到C₃₀H₆₀0₂三十烷酸，它到80º才熔解，而且根本没有沸点，因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种情况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们的量的地方表现得最为纯粹，例如在正烷属烃C_nH_2n+₂中：最低的是甲烷CH₄，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C₁₆H₃₄，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21º熔融，在278º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个新的项都是由于把CH₂，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但是，这几个系列仅仅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化学中，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种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种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转变为质”，看到黑格尔的这个所谓混乱的模糊观念在事物和过程中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而在这里，除了杜林先生，谁也不会感到混乱和模糊。既然是马克思第一个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点，既然杜林先生读了这个提示，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不加惩罚地放过这种空前未闻的罪行)，那么这就足以使人们甚至不用回顾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学便完全弄清楚：究竟是谁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是马克思还是杜林先生，是谁不知道“化学的……主要成就”。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这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兵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 “2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 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 500个马木留克兵。”293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有虽然是可变化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整体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所包含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刀法较精、至少同样勇敢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但是这能向杜林先生证明什么呢?拿破仑同欧洲的斗争中没有惨败过吗Y他没有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吗?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运用于骑兵战术之中!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历史概述<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过程>，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抛掉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社会所有制’，那么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就是说按照这种文字游戏，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便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  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蠢话的信誉而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使这样的人感到惊奇，他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同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基础合拍，或者不如说一定会出现无稽之谈。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  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将占统治地位。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在上面由于精通黑格尔的“胡思乱想”的方法而能够毫不费力地确定尚未完成的几卷《资本论》中一定包含些什么，同样地，在这里他也可以不大费力地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294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6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注释：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14l瓦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在黑尔辩证法中一定会出现的无稽之谈，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和臆想。据称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有责任提出一个真正的更高的统一作为否定的否定的结果，可是由于他做得不合杜林先生的口味，所以杜林先生只得又表现出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并且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把他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马克思。一个完全不能正确引证，连一次例外都没有的人，自然要对别人的“中国人式的博学”表示义愤，这些人总是毫无例外地正确引证的，但是正是以此来“拙劣地掩盖自己对于每次所引证的作者的全部思想的缺乏理解”。杜林先生是对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万岁！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这样的假定：杜林先生的顽固的错误引证，至少是出自好意，而且，或者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可是好像我们在这里已经达到在杜林先生那里量也转变为质的那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马克思书中的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清楚，而且同一书中还有其他决不可能引起任何误解的地方加以补充；第二，不论在上面所引的登载于《补充材料》的对《资本论》的批判中，还是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载的对该书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没有发现“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样一个怪物，而只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就是说在三读《资本论》的时候才发现的；在这个按照社会主义精神修订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让马克思就未来社会组织发表尽可能荒唐的荒唐意见，以便能够与之相对立，更加得意地提出“我在我的《教程》中从经济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经济公社”（他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仃J考虑到这一’切，那么就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杜林先生在这里使我们几乎不得不假定，他在这里是故意“有益地扩展”---对杜林先生有益地----马克思的思想的。 那么，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中所作的关于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注释：见本选集第2卷第267—270页。------编者注）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到社会地集中的生产资料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注释：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268--269页----编者注）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及其观念的混乱的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这种归根到底把一切都说成是一个东西的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的奇迹在哪里呢?辩证法的神秘杂货摊和根据黑格尔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的一团混乱---据杜林先生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可能是非常讨厌的。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注释：参看本选集第2卷第269页。---编者注）。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或者他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种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的必然性，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正如人们可以把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狭隘地理解为单纯证明的工具一样。杜林先生把辩证法也看成这样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运作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显然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如果像在这里的情形一样，人们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对于一个像杜林先生这样愚蠢的形而上学者说来，企图仅仅用辩证法向他证明什么东西，那就正像莱布厄茨和他的学生向当时的数学家证明微积分定理一样，是白费气力的。微分在这些数学家当中引起的慌乱，正像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那里引起的慌乱一样，此外，在否定的否定中，我们将会看到，微分也起一定的作用。这些先生们，凡是当时还没有死去的，最后都嘟嘟哝哝地让步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说服，而是因为它所得到的结果总是正确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说的，现在才四十多岁，如果他长寿---我们祝他长寿，那么他也会有同样的经历。 这个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充满烦恼，在杜林先生看来，它就像基督教中的亵渎圣灵罪一样，起着不可饶恕的犯罪的作用。可是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一旦清除了旧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而且由杜林先生一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盖在它上面的神秘的破烂，它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够理解的。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lo倍、20倍或30倍。谷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差不多和100年以前的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培育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我们只要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向前推进这种完善化。-----像大麦粒的情形一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中，例如在蝴蝶中发生。蝴蝶通过卵的否定从卵中产生出来，经过各种变化而达到性的成熟，交尾并且又被否定，就是说，一旦繁殖过程完成而且雌蝴蝶产了很多卵它们就死亡了。至于其他植物和动物，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这样简单，它们在死亡以前：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地结子、产卵或生育后代，但是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我们只是要说明，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了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逐层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起初，由于液态物质冷却而产生的原始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和大气化学的作用而碎裂，这些碎块一层层地沉积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这种最初的地层的一部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从地心爆发出来的、然后再冷却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几万万年间。新的地层不断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毁坏，又变为构成新地层的材料。但是结果是十分积极的，造成了由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混合而成的、通过力学作用变成粉末状的土壤，这就使得极其丰富的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可能生长起来。 在数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试取任何一个代数值，例如a，如果我们否定它，我们就得到一a(负a)，如果我们否定这一否定，以一a乘一a，那么我们就得到+a²，就是说，得出了原来的正值，但是已经处在更高的阶段，即二次幂的阶段。至于我们可以通过正a自乘得出a²的办法来得到同样的a²，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被否定了的否定如此牢固地存在于a²中，使得a²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两个平方根，即+a和一a。要摆脱被否定了的否定，摆脱平方中所包含的负根，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在二次方程式中已经具有极其明显的意义。----在高等分析中，即在杜林先生自己称为数学的最高运算而在普通人的语言中称为微积分的“求无限小之和的运算”中，否定的否定表现得更加呀显。这些计算方式是怎样实现的呢？例如，我在某一课题中有两个变数x和y，两者之中有一个变化，另一个也按照条件所规定的关系同时变化。我把x和y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x和y当作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多么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x和y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所谓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即除了没有任何数量的数量关系，就什么也没有剩下。所以_dy^dy即x和y的两个微分之间的关系＝⁰₀ ,可是这⁰₀是   ^y_x的表现。我只附带指出，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消失的被确定下来的一瞬间，本身就是一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可能妨碍我们，正像差不多200年来它根本没有妨碍过数学一样。那么除了否定J和夕之外我不是什么也没有做吗?但是，我不是像形而上学者否定它们那样来否定它们，即不再顾及它们，而是根据同条件相符合的方式否定它们。这样，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现在我继续运算这些公式，把dx和dy当作实数---虽然是服从某些特殊规律的数，并且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我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于是又重新得到实数x和y来代替dx和dy，这样，我并不是又回到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也许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 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或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后者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它才将使生产摆脱桎桔，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机械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某种现实的内容。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的和歪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式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能，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几乎20年的事。295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作自然状态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Alali----没有语言的原始人²⁹⁶。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化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表面上是走向个人完善化，而实际上是走向类的没落……  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革命(变原始森林为耕地，但是由于财产的出现也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全部公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极限，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的出发点相遇（注释：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恰恰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不能抱怨暴力……  暴力曾支持过他，现在暴力又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进程前进”。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如果说在1754年卢梭还不能说黑格尔行话，那么，无论如何他在黑格尔诞生前16年就已经深深地被黑格尔瘟疫、矛盾辩证法、逻各斯学说、神学逻辑等等所侵蚀。当杜林先生为了把卢梭的平等论肤浅化而摆弄他的两个常胜的男人的时候，他已经落在一个斜坡上，无可挽救地滑进否定的否定的怀抱。那种盛行两个男人的平等并且被描绘成理想状态的状态，在《哲学教程》第271页上被称为“原始状态”。根据第279页，这种原始状态必然为“掠夺制度”所消灭----这是第一个否定。但是，多亏现实哲学，我们现在才进到这样一步：我们废除掠夺制度，而代之以杜林先生发明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公社----这是否定的否定，更高阶段的平等。杜林先生亲身犯下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行，这确是一个有趣的、有益地扩展眼界的场面！那么，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么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积分也是否定的否定，所以，我如果作出这种对立的论断，那只会肯定这样一个谬论：大麦植株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或者，我也可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但是，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经常归咎于辩证法的东西。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唯一的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但是，现在有人会提出反驳，说这里所实现的否定根本不是真正的否定：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我也就否定了大麦粒；如果我把昆虫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虫；如果我把正数口涂掉，我也就否定了正数a，如此等等。或者，我说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这句话否定了；如果我又否定这一否定，并且说玫瑰终究还是玫瑰，这样能得出什么结果来呢?---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它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拍。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²⁹⁷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时候，就必须使第二次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怎样做呢?这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么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行为，却使第二个行为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正的乘方时的否定。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应该从勤学中得到。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很明显，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作儿戏，先写上a，然后又涂掉，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然后又说玫瑰不是玫瑰，那么，除了做这种无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否定的否定，那么这就是恰当的方式。 因此，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的不是别人，又是杜林先生，他说什么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发明的、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按照原罪和赎罪的故事作出的荒唐类比。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用散文讲话一样。(注释：参看莫里哀《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2幕第4场。---编者注)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它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如果杜林先生愿意自己悄悄地干这件事，而只是不能容忍这个名称，那么他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名称来。但是，如果他想从思维中排除这件事，那么请他先把它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请他发明一种数学，在那里，一a×—a不等于+a²，而微分和积分则严禁使用，违者必究。 十四、结 论  我们现在结束了哲学，至于《教程》里还包括的关于未来的幻想，我们以后考察杜林要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时还有机会来探讨。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诺言呢?一个也没有。“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创造体系的思想”，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暴露出是纯粹的欺人之谈。“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的世界模式论，的确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肤浅得无以复加的复制品，而且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陷入这样一种迷信：这些“基本形式”或逻辑范畴，在它们应当“运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在了。自然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天体演化学，其出发点是“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借助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联系的最无可救药的混乱观念才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着一个唯一能帮助这种状态进入运动的、超越现实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论述有机界的时候，现实哲学先是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看作“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而加以拒绝，后来又把这两者作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是次要的因素----从后门放了进来。此外，现实哲学还找到机会在生物学方面证明它的无知，而自从人们不再忽视通俗科学演讲以来，即使在有教养阶层的少女中，这种无知也必须打着灯笼去找。在道德和正义的领域中，现实哲学对卢梭的庸俗化，并不比前面对黑格尔的肤浅化更成功些；在法学方面也是如此，虽然总是保证要提供相反的东西，还是表现了甚至在最平庸的旧普鲁士法学家中也很少见的无知。“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的哲学，在法律上却满足于和普鲁士邦法的实施范围相重合的真实的地平线。这个哲学答允要在自己的强有力的变革运动中向我们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地和天”，现在我们仍然在等待着，正像我们仍然在等待着“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绝对的基础”一样。这位在思维方式上“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倾向的哲学家，不仅由于他的已经被证实是极端贫乏的认识，由于他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而且甚至由于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而受到主观主义的限制。如果他不把自己对烟草、猫和犹太人的厌恶作为普遍适用的规律强加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人类，他就不能制造出这套现实哲学。他对别人采用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就在于固执地把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而是杜林先生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别人。他在生活的价值和生活享乐的最好方法这类庸俗题目上所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注释：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充满了庸人气味，这说明他为什么对歌德的浮士德义愤填膺。的确，歌德把不道德的浮士德而不把严肃的现实哲学家瓦格纳当作主角，这是不可饶恕的。---总而言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哲学归根到底正是“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什么东西。这个人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下流的江湖骗子，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简直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作江湖骗子，而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确实有江湖骗子，但那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