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畅通随时可以开车:一个国家民主与否取决于民族性

一个国家民主与否取决于民族性

文章提交者：胡记茶行

      （这是一个看似荒诞的现实世界：在民主国家里一群粗汉保卫着民主体制，而在专制国家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捍卫着专制体制。中国从“恶质农民阶层历史循环”进入“恶质知识阶层历史循环”）
　　
　　假如民主主要取决于民众的素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以体制内群体的状况，他们可谓是硕士满街走，博士多如狗，留洋如郊游，民主大论倒背如流，那么以今天民众的教育和文凭水准，以体制内外群体的“修养”和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体制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不实行民主了，可是这个国家偏偏离民主很远，甚至不时有返祖现象以至于往牛二方向发展，所以只能说民主主要取决于民族文化，确切的说主要取决于民族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从来没有民主的因子，中国的教育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人文教育。人们常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是虫了，中国人在一起不可能合作，因为没有协商以及分担责任和利益的余地，大家都想独大，都想获取不应有的最大利益和发言权。中国人，不管他是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即使是近现代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如果互相是朋友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辩论一般都是互相吹捧，至少也得是附和，如果发生激烈争辩的话，那么双方基本上会形同陌路仇如敌人，包括今天那些名头响亮的民主人士。所以说，中国熟人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吹捧或者是附和，是谈不出思想和灵光的，这种民族性之根深蒂固，即使多年西方式教育和思想的熏陶也不能改变。
　　
　　在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里，在中国人生命中的每一个情节里，几乎不存在民主细节，无论这个环境的品味高低，受教育的高低，或者修养的高低。而民主实质上是一种生活和思维方式，它体现在一个人和社会运转中的每一个细节里。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和小资中产群体总以为自己懂得民主，更代表着民主，总认为民众不可救，实际上在他们的生命里并不存在民主生活和思维方式。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中产群体普遍有自恋和自大狂，而且情况非常严重。
　　
　　中国古代以科举选拔官员，只有读书才有可能做官，造就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专制体制，现代一些国家也是刻意以文凭学历作为做官的前提，这些国家也都是专制国家，而那些真正的民主国家却并没有刻意去抬高文凭学历，其原因在于：专制国家都会利用一切可能在社会运行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制造阻碍民众正常生活的障碍，以便维护特权和等级制度，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样便造就了一个看似荒诞的现实世界：在民主国家里一群粗汉保卫着民主体制，而在专制国家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捍卫着专□体制。在专制国家里，知识分子垄断着政府机构，专制也许就是专业治理，专家由此获得最大利益。
　　
　　人们常说西方国家是文科治国，而中国是工科治国，表面上看中国好像是技术专家治国，这种论调影响至深。每一个中国人，他都能够了解到他身边的那些所谓技术出身的官僚都是怎么回事。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极大部分技术出身的官僚实际上仅仅懂点专业的皮毛，因为假如他们早年如果真的倾心于专业技术的话，那么他基本上不可能爬上官位或者说能够做大官，中国人称这个过程为“混”，至少他们基本上不配称为技术专才，中国的那些技术官僚和专家权威们，他们总体上只是霸占着技术权威和荣誉头衔的技术文盲，劫掠和霸占着别人的成果，他们既是工科文盲也是文科文盲。所以中国肯定不是技术专家治国，实际上是文盲治国。
　　
　　中国有很多良知知识分子，他们的善良和理想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们无法也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和体制内各岗位上的其它知识群体并没有区别，仅仅是他们在体制内获取不同的职位而已，那位斥责于建嵘的县委书记和于建嵘两者之间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假如将于建嵘和那名县委书记对调一下职位，这没有任何障碍，那名县委书记摇身一变也能成为一名良知知识分子，而于建嵘则立即成为一名公众心中的灰色人物。所以，现代中国陷入这样一个难堪的状态：中国从“恶质农民阶层历史循环”进入“恶质知识阶层历史循环”，这是那些鄙视农民历史、一肚子鹦鹉学舌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小资中产阶级绝不愿意承认的。
　　
　　中国并没有人文传统，虽然中国人特别喜欢拿仁义说事，这不过是历代精英阶层虚幻的牌坊而已，论残忍和无耻，历史上中国的精英阶层无疑是当仁不让勇夺冠军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越是标榜仁义和道德的时代，却是更无耻的时代。在当今社会各个有地位的群体里，比如教育领域里，那些学院里文凭贩卖知识分子们所展现出来的几乎都是一张张人渣的脸面，而每当发生社会事件后，知识专家立即跳将出来的“这些老百姓不懂法”成为当今社会最人渣的言辞。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问题不是背离了道德、良心和正义，而是知识阶层破坏了人类运转下去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秩序。
　　
　　中国人没有忏悔的传统，无论他是何种阶层或者何种层次的人。在上世纪中叶史上最大的骗局中，很多所谓的民主人士自作聪明以民主的名义欺世盗名，却被更大的骗局淹没（当时很多民主人士知道这是一个局），这些人士没有为此忏悔过，有的只是数十年絮絮叨叨地哀怨别人。
　　
　　中国的城市街头很容易购买到刚出生的小动物给孩子当作玩物，那些小鸡小鸭往往活不了几天，而那些家长并不在意这些，中国人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冷酷无情和对生命的漠视，那么中国人又如何要求统治者珍爱生命呢？
　　
　　中国人表面上非常讲究平等也强烈要求平等，实际上中国人从思想深处是最讲究等级制度和特权的，不论他是何种阶层的人。即使中国一个村长，他都会把自己看着是一方土地上的国王，但是当他见到乡长时立即条件反射似的变得奴颜婢膝；即使中国大城市里不名一文的平民，他也会表现出对农民的天然鄙视，这种对等级和阶层制度的深度认可和崇拜是民族性的和天然性的。但是中国人表面上又非常讲究平等，中国人所讲究的这种“平等”实际上是要求获得别人的权益却不用承担别人的责任，而这种所谓“平等”要求的最终实质则是中国人渴望获得胡作非为的权利，所谓“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所以中国人极度崇拜“有作为”的君主，而通常这种“有作为”伤害了千百万民众，这种崇拜实际上是对权力不受限制的崇拜，是对无法无天行为的崇拜，那么中国人又如何要求当政者循规蹈矩呢？
　　
　　民主社会里更加讲究责任、秩序和信用，而这正是中国人几乎不能胜任的。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属于最不讲责任和信用的群体之一，这在近代以来几乎是国际共识。今天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横扫全球，将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工业产品的质量和品质降低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中国以环境污染、低工资低福利、对民众肆无忌惮的掠夺以及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而获得制造业的价格优势，这导致了全球性的抵制，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对此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这是国家强大的标志；而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社会运转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无时不刻的存在着假冒伪劣和欺诈勒索，全社会却以此能力为荣。而中国的文化教育系统更是成为人类文明以来最肮脏的时期，但这是得到全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的默认。中国人不讲责任，不讲信用，不讲秩序，那又如何要求统治者呢？
　　
　　民主要求对社会资源和利益公平、公开分配。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顶层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中上层获得悠闲的现代化生活，社会极大部分资源体制性的掌握在中上层群体的手里，他们所组成的各个利益集体像八爪章鱼一样将社会每一个细节里的利益死死抓到手里不放过，更像蝗虫一样吞噬掉他们眼前的一切，而底层的数亿人过着勉强温饱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却生活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承受着无尽的病痛、死亡、勒索、劫掠以及巨大的不公正。前南非有着世人皆知的种族隔离，而中国却有着更加严密的无形的隔离，这种隔离造就了史上最庞大奢华的挥霍群体，极大的不公也造就了社会道德和公德的彻底沦丧，造就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色情产业和从业群体。对于这种难以想象的社会分配不公，中层群体几乎整体性的认为这是“职业不同”的原因，总体上“无可厚非”。而普通中国人亲情之间在对房产等财物的争夺时，在对长辈的赡养问题时，中国人普遍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蛮横、贪婪和民族性的牛二精神。如果中国人对自己有利的不公和无理视之为理所当然，又如何要求统治者消除其它的不公呢？
　　
　　世界各国中实现理性民主和秩序的国家并不多，主要是少数白人国家，中美洲身处民主中心，却仍然是注水民主，而其中的海地成为当代人类最失败、最肮脏、民族素质最低劣的国家之一，这只能用民族性来解释了，可以这样说，海地是所有失败国家的浓缩。有人说了，台湾人与大陆人同为一个民族，台湾为何能够实现民主？其实那些人不能面对现实，中国南北文化差距极大，台湾更是如此，且台湾在近代期间脱离大陆这个母体的影响独自发展数十年，早已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虽然不能像西方人那样实行理性民主，却是比对岸强太多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也许当前的制度就是最适合中国人的制度，所以，中国人奢谈民主是虚幻和毫无意义的，最现实的还是先实行开明专制，假如能把开明专制办好，以后再慢慢谈论民主才是正道，可是到哪里找这样伟大而富于理想的开明强人去呢?
　　
　　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