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具play r18漫画:这“非常态”书写——陈希我小说论（张莉作）

脱贫人，或变态者

    “人体是一架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它。没有食料，心灵便渐渐瘫痪下去，突然疯狂地挣扎一下，终于倒下，死去……但是你喂一喂那个躯体吧，把各种富于活力的养料，把各种烈酒，从他的各个管子里倒下去吧；这一来，和这些食物一样丰富开朗的心灵，便立刻勇气百倍了……”这是梅特里写于18世纪的《人是机器》中的一段话。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一个机器主义时代对人和身体的认识。如果能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奋斗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脱贫致富），你会发现，在中国曾经的语境里，人最重要的是“温饱”――能吃好、喝好，精神就会富足，一切万事大吉。在中国人眼中，生活富裕曾具有那么强大的诱惑力，它意味着快乐无忧，也意味着一个充满金色阳光的美好前景。
    事实上，陈希我小说书写的就是中国人实现致富梦后的生活。他的主人公是一群“脱贫致富者”。之所以说“脱贫”，是因为他们都有做穷人的经验，都经历过贫苦岁月，之后用各种方式（靠父辈的权力、靠投资房地产、靠建造豆腐渣工程、靠传销、靠倒卖假药、卖保健品）富了起来。“脱贫”后他们成长为中国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有车子、房子、票子、有漂亮的老婆，有充裕的时间消费、买醉、嫖女人，寻找各种刺激。他们过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富足生活，仿佛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梦想中的“天堂”一样。如果把人的身体比作机器，这应当是一群被很好的饲料喂饱了的群体。小说集《冒犯书》中的《晒月亮》、《补肾》、《旅游客》、《又见小芳》等，长篇小说《抓痒》中的夫妻二人，几乎都是这一族群。可是，在《晒月亮》中，有了钱的中年男人反而更怀念他的曾经时光。昔日以美好、纯洁、处女的娇羞模样出现。尽管昔日的“我”没有钱和权，但却拥有她的爱――他们曾共同对她的“合法”男友嘲弄并藉此获得快感。他们对金钱鄙视，正是这鄙视使他们感受到青春、激情以及愤怒，那时候的他自负、自大，有无限的活力。可是，当他“有钱”了，当金钱如猛兽一样来临时，在初恋女友面前，他却无从找回“男人风采”。作为小说集《冒犯书》的第一个故事，《晒月亮》以隐喻的方式暗示了陈希我小说人物的共同生存背景：在金钱的漩涡里。
    身体的温饱解决了，人就真的可以丰富开朗，勇气百倍吗？《补肾》中，“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在每个周末到处下馆子，但是，没有什么可吸引他们的了。一家人去吃猴脑。“猴子一声惨叫。那个叫做脑浆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了。滑溜溜的。那滑溜溜的感觉好像为我们呈现出世界的另一面，像皮囊的内里。它在蠕动。女儿又害怕地叫了起来。让她怕，她也该懂得什么是怕。她太幸福太舒服了。我啐道：叫什么叫！不会动了，死了，还有什么吃头。（《补肾》）”这种对极端“吃相”的讲述，刺激着读者对吃的理解。那难道不是对活的生命的杀戮以及对欲望（暴力）的放纵吗？因为有闲，“我”跑到对面的空房子里，偷窥邻居的生活――对面同样是“脱贫人”身份的夫妻两个，失去了男女之间最普通的性能力，男人靠自渎和给妻子手淫的方式过“夫妻生活”。身为护士的妻子，则千方百计地为她的丈夫买补品，甚至人的活肾。――作为机器的身体早已被喂饱，但是，欲望却不能添满，什么都不能让他们满足，这就是都市人脱贫后的“饕餮人生”。
    “脱贫人”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状态。他们以寻找各种刺激弥补内心的恐慌：购买已经在市场上不卖的骨头、去吃被社会禁止的猴脑、购买血淋淋的从犯人身上摘下来的肾做补品……人人都试图通过“吃”/“性”获得人存在的感受。“脱贫人”的日常生活，使读者看到金钱在中国社会引发的新的灾难，那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金钱并没有带给他们安适、幸福、和谐的生活。现代化也没有使他们进入天堂般的世界。他们身上携带着焦灼不安的气息。从这些人的生活场景中，你会感受到整个中国进入了极度的物质主义世界。当然，陈希我的笔下，还有一群人――为达到“脱贫”目的，他们甚至希望去偷、去抢，迫切出卖身体，做梦都想嫁给有钱人或者傍上富婆，这是时刻渴望“脱贫”的人们。在这些脱贫人和渴望脱贫人那里，你会深刻体会到金钱有如龙卷风一样已经席卷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直至每个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身上都刻下了对金钱的隐秘渴望。
    陈希我笔下的人物都有极端的性格。也正是人物身上有点“轴”、不变通的性格特点，小说才戳穿了久附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谎言，使“脱贫人”成为了常识意义上的“变态者”。《旅游客》中，当女作家娜拉对“我”，一位不断向她表达爱意的、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男人说“我就想尿在你嘴里”时，他逃跑了。可是，女作家的逻辑也是成立的，“难道你不是说愿意为我付出一切吗，难道你不是说爱我吗？”陈希我以不无恶意的细节颠覆了生活中成为常识的东西，他以使小说人物成为“变态者”的方式，冒犯了两性关系中不堪一击的谎言：“我愿意为你做一切”。在《我们的骨》中，小说家则以一对夫妻寻找一块毫无价值的猪瓢骨的方式，揭示了金钱的无所不在以及无能为力：“钱不是什么都可以买到吗？为什么瓢骨就不能卖呢，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它呢？”《又见小芳》中，女主人公贪婪地掠夺食品变得极度肥胖，她以传销及从事房地产的方式侵占他人财富从而成为富豪。陈希我别具匠心地使“贪”在这个女人身上合二为一，这是对“贪欲”的讽刺和象喻，这样的象喻也使陈希我小说在当代物质主义中国的语境中具有了锋利的批判意识。但是，肥胖/富有的女人并没有仅仅沦落到只相信金钱的无知程度。她还能辨识真实的拥抱与情感。也因此，为留下“我”拥抱床上“青年小芳”那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格，女人从高楼上跃下。这样的安排其实也显示了陈希我身上的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他让小说人物对身陷其间的物质世界做出了决绝而又不乏可爱的反抗――这是身在物质天堂又身陷精神地狱的生存风景，也是每个不愁温饱者的生存困窘。正是在物质天堂与精神地狱之间，人的生存意义才直逼每个读者的心灵：这就是富饶世界里的满目荒凉与破败，这就是我们个个都能约略感知但又不忍说破的真相。
    稍微体察会发现，陈希我笔下的“脱贫人”群落其实分两种。一种是极端没有道德感的金钱主义和消费主义者，比如《补肾》中的“水”。“水是我的好友，因为他到处打枪，大家说，你射出的已经不是精液，都是水了，就有了这外号。”比如《抓痒》中的“朴”。“朴不姓‘朴’，不是韩国人。只因为喜欢嫖，朋友们就叫他‘朴’。”水和朴都不与女人发生感情，而只喜欢嫖。他们通晓各种赚钱手段，会打通各种社会关系，也赚到了大钱。这是一群常识意义上的为富不仁者。但他们只是陈希我小说主人公的同学和朋友。陈希我的主人公与这些人不一样，他们不遍寻妓女，不花天酒地。他们通常很执着、很认死理，很专一。例如，长篇小说《抓痒》中的男人，其实他有足够的机会去挥霍，但他却只对着电脑和对方虚拟地虐恋，而且他也知道，电脑对面就是他隐匿了面容的妻子。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读者都认为这个人物是令人厌恶的性变态者。这是颇为吊诡之处。在大多数人的道德里，他们宁可接受花钱嫖无数女人的男人，也不愿接受一位专一的在电脑上与妻子进行虐恋者。对此一人物的阅读接受也恰恰折射出读者惯常道德中的虚弱性：只要是常态的，就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是非常态的就是丑恶的。而这种对“常态”的默许，难道不是变相地承认了已婚男人在当今时代嫖妓的“合理合法”、“光明正大”吗？
    与其说陈希我书写了一群脱贫人/变态者，不如说他以一群脱贫人/变态者的生存方式冒犯了日常的审美和道德，以及常态的社会认知。他以他们的生存方式提出了诸多我们生活中从来不去想也不敢细想的问题：什么是富足什么是贫乏，什么是道德什么是非道德，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无意义。而这些问题的底子，便是以巨大的“时代”和“金钱”为阴影，你会发现，原来自己身处的就是以“玩”、“假”、“作秀”、“金钱”为特征的时代，这是不虚伪，不说谎，不作假的人就不能生存的时代！

冲出牢笼的身体

    文明社会的进步，常以规范人们对身体的认识为代价，它不鼓励人们清晰辨认个人的情欲和身体的细微感受，它只肯定身体行为中某个符合社会道德的方面。于是，身体的冲动，身体的快感和身体的反抗，在各种各样的教条中被悄悄隐藏。而就个人与身体的关系而言，也不是随心所欲――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以他与自己身体关系不好的说法，揭示了身体与个人意志的关系。人类可以使用身体，却不能像了解个人意志那样去了解它。
    许多时候，陈希我小说人物与其身体的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几乎在每个情境下，他的人物身体重要部位都不听主人召唤。尤其男人们，他们几乎全都在性生活中遭遇生理障碍。在《带刀的男人》中，本来有强烈性能力的批评家面对女诗人越来越主动的进攻时阳萎了，最后对自己的器官产生厌恶，以至于自宫。在《晒月亮》中，志得意满的男人面对初恋情人时最终“无能为力”。对身体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书写是《抓痒》中。这对互相或许还爱着对方的夫妻以网络视频的方式进行性生活，他们对着镜头暴露下半身，用虚拟的、残暴的、超出常人想象力的方式施虐与享虐，达到犹如下地狱般的快感。在封闭的生活空间里，小说家以极端简明的方式书写着婚姻的极致状态：夫妻二人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他们靠隐匿面容赤裸身体的方式获得疼痛、难堪、羞辱、刺激、仇恨。在阅读这个小说时，读者恐怕需要扼制住晕眩、厌恶和排斥的情绪，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书写，在某个层面上可能烛照的是性的终极本质与困境。
    陈希我小说的价值在于以极端逼视的形式使读者重新认识身体，也使读者认识“人”。在陈希我那里，身体产生的一切感觉，脆弱、麻木、疼痛、痒、饥饿、恶心、松驰、恐惧、亢奋、紧张都以物质形式对自我做着清晰的注解。因为身体的存在，人才变得那么具体和结实。某种意义上，他的小说好似“藏污纳垢”之所在――肮脏的快乐们在现实世界中常常被日常、传统、道德和羞耻感所遮蔽，而他则刻意把这些感受放大。换言之，他书写了我们身体中某种不为人知的、隐密的、带有污点的快感和欢乐，比如对疼痛的享受与追逐，对暴力的渴望和施放。所以，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身体书写，不是后现代时代小青年们在纸上的性生活表演，这是对传统的、日常的、道德的、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的突围。这种书写，也最终使陈希我具有了某种常态生活的反叛者、革命者和造反者姿态。
    但我感兴趣的是小说家将网络引入婚姻生活的隐喻。两个同处一室的现代夫妻，却要靠电脑互相倾诉和抚慰来达到性高潮――这就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是现代化的进步，这就是物质主义时代的天堂吗？这在电脑网络上以虚拟方式发生的一切性生活方式，实际都触目惊心地展现了机器对人生存方式的围剿。这是人与人的身体如何深陷机器围困的深刻隐喻。
    可是，我也得说，作为一名女性，在阅读过程中，我也被强大的“拒斥感”困扰，无以排遣。我必须得指出，陈希我对身体的关注既有非常态的逼视，也有着属于男性的粗暴与野蛮。我知道，陈希我是当代少有的具有强烈女性主义意识和女性主义理论认识的男性小说家。可是，在阅读过程中，当读者与叙述人，尤其是和男性叙述人一起凝视“她”时，女性身体呈现出的令人作呕的一面。我无法不抵触。在《抓痒》中，叙述人和他的男主角一起不断地感叹着女人身体的肮脏，这种感叹渗入了女性身体的最细节和最隐密部位。小说中频繁地过度使用“脏死了”，“臭”，“脏东西”来指代。当然，这种观看你可以理解为某种反色情和反欲望化书写，也可以认为是对作为欲望的女性身体的深度反抗，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却呈现出对女性身体价值的极大贬抑――我认为这是以语言暴力的方式对女性身体进行的虐待，它甚至让人怀疑叙述人内心深处的某种厌女/憎女情节。那种对女性身体的厌弃与鄙视，那种对女性身体“肮脏”的感叹，难道不正应和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司空见惯的贬低吗？在阅读小说时，读者会强烈感受到一个具有强大主体意识的男性，作为会阳萎、会自宫、会自卑的“他”，常常无意识地运用男性身份无休止地“挑剔”、“批评”和没来由地“指摘”“她的身体”，他“指手划脚”，他“喋喋不休”。女主角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性、对男性身体的渴望以及对性爱生活的自然向往被多次习惯性地解读为人类欲望的不节制、时代的堕落、处女之美的消逝以及女性内心深处的轻佻和放荡等等。尽管读者可以理解为小说家在借用对女性身体的冒犯来批判“欲望”的贪婪，但是，我必须得说，这种批判是令人遗憾地以顺应大众对女性身体的“常态认识”为代价，因而也就最终遮蔽了小说中的锋芒。所以，女性身体在陈希我小说中其实呈现了强烈的悖论色彩。一方面，如张念所分析的，《带刀的男人》、《旅游客》中，你会看到一个强大的带有主体意味的女性形象和更趋于女性主义的书写，而在小说家的另一些小说《抓痒》、《又见小芳》、《补肾》中，你又看到一个丝毫不具主体精神、只渴望男性身体的女性符号，小说中她们最终沦为对男性的性无能表达嘲笑与不满或者渴望男人温情的工具。老实说，我为此感到遗憾。
    小说中虚拟的对身体的虐恋方式和手段也令人震惊。尤其在《抓痒》中，阅读时我常常会联想到著名的虐恋电影《感官世界》和《钢琴教师》。影片中，主人公们以沉迷身体、给予身体疼痛和鲜血以及受虐和享虐的方式完成对自我身体的认知和感受，从而确认自身的存在。其实，在书写身体层面上，陈希我和这类电影所表达的主题有着某种相似性：他借用网络虚拟，使中国文学对身体的书写彻底冲破了常态、传统、道德的牢笼。他以人物对虐恋的沉迷和追逐逼问每一位读者，那样的身体究竟是谁的，人的身体到底怎样，身体的终极快感以及性的终极快感在哪里？虽然这种书写被众多人认为“病态”、“色情”、“肮脏”、“丑陋不堪”，但是，它恐怕也是中国文学中的盲点。因而，我们不能对这种书写――对人性黑暗最深处的书写贡献视而不见。作为一位小说家，陈希我没有因为道德和传统的束缚而却步，他冒了被鄙视、被批判、被世俗审问、被斥为哗众取宠的风险。他的书写，使读者对黑暗、对无聊、对存在，有了更可能深刻的认识，“读他的小说会使人感到一种震撼，一种尖锐的震撼。”

愤怒的叙述者

    “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不管你是否承认。反正我是看到了。你会问，你看到了什么？我告诉了你，但你仍会说：这不是真的，你怎么就看到了？你病了。是吧，我病了，我是个不幸的人，因为我看到了你看不到（或许只是不愿意看到）的世界。我的所有的不幸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是陈希我在小说集《冒犯书》里的“引”。在这段文字中，他承认自己“病了”。我知道，陈希我的疾病对于读者来说已不是一个秘密――因长年饮食海鲜，他成为痛风患者。
    很多人把陈希我对“非常态”世界的书写归之为疾病所致。但这种归结需要谨慎。毕竟，并不是所有病人都愿意书写，并不是所有病人都有勇气书写他所经历的人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克服肉体和精神的磨折坦然面对世界。当一位作家主动承认自己“病了”时，我愿意把这样的承认视作“示弱”。正如陈希我曾经说过文学是种示弱一样。所以，他的作品中也打上了强者/弱者的书写印迹。之所以弱者，是因为他的示弱，是他对病人身份的自认。而强者身份则是他对于那个世界言之凿凿的“确信”。这种确信，最终使陈希我小说成为有情绪的文本。那情绪是“愤怒”、是“追问”、是“质疑”，是精神上的“拷问”。
    所以，在我看来，陈希我小说的非同寻常，还在于他的叙事声音和表达方式。“你”是他常使用的方式，但这个“你”却绝不是温和的、有礼貌的。某种程度上，“这个叙述者是一种分裂出来的意识。他以你为借口，自言自语，是个有些精神分裂的人物――叙述者，虽然已经卷入情节，却通过精神分裂症的样子装作与读者保持一致（有时是与他自己保持一致）。”对“你”的使用，使叙事人、读者和小说人物的关系拉近，但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认同了小说中的“你”，那么，你将成为一个尴尬的受审者。“在我的作品里,有不少是用‘你’的,首先是一种写作时的需要,以‘你’来写,容易追问。用我,是一种倾诉型的,他是陈述型的,而你,是追问审问。”（《“写作，首先是自己需要”--与陈希我对话》）李敬泽认为陈希我小说有个审判官。“不管你是否喜欢，‘审判官’出现了，而且我相信，它的出现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新的动力：一种向着我们的经验、生活、灵魂发问的忠直态度，不闪缩、不苟且，如果有深渊那就坚决向着深渊去。”  这很准确。这个审判官在你阅读时将不断地出来打扰，他质疑你，审问你，他问你这生活它真实吗？它幸福吗？它有意义吗？有意思吗？你们就这样活吗？
    审问者就是叙述者。他是愤怒青年。他憎恶这世界的庸常和人们的麻木，他憎恶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他憎恶人们对身体的道德感，他憎恶在性生活中放荡的女人以及放纵的男人。他一根筋，发牢骚，喜欢对读者和小说人物提问。当他质问读者什么样的生活有意思时，当他质问婚姻的本质以及人生存的本质、性的本质时，那方式既简单又直接，让人难以招架。叙述人的问题总是充满情绪，有如愤怒的拳头打到坚硬的墙壁鲜血四溅――陈希我的小说喜欢冒犯读者，使他们变得不满，使他们怨气冲天。老实说，这个叙述人偏激、感性、粗暴，还喜欢吼叫。他总是高于小说人物本身，他看起来有思想高度、有审视的能力，他有控制欲，喜欢带领读者看世界，边看边说三道四――这使读者受到了强有力的压迫。
    我想到现代文学发生期时的“问题小说”。还想到郁达夫的《沉沦》。郁达夫早期作品的叙述人就以愤怒青年的面容、以大于人物声音的方式出现，这使他的作品远离了温柔敦厚之美而一度引领现代文学进入了个人化和情绪化表达的时代。因为有了郁达夫那样露骨的直率，才使中国现代文学某类文字在粉饰、作假时出现了困难。我以为，在露骨的直率这一点上，陈希我小说与郁达夫早期小说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是观念小说，叙述者都是愤世嫉俗者，叙述人常常会在文本中大声提醒和质问读者，当然，他们的小说又都以“变态”使读者和文坛震惊。
    可是，郁达夫小说和陈希我小说有本质不同：郁达夫小说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我”，一个远离了“现代价值”的传统的文人形象，而读完陈希我小说，你脑海里常常会出现一幕幕封闭的场景：一间房子，一对男女，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一个个直击人心的拷问。对一幕幕场景印象深刻，而不是对小说人物的印象深刻，使我想到博尔赫斯在评价霍桑作品时的话，在博尔赫斯看来，“刺激霍桑的事物和他的出发点一般说来是情景。是情景而不是个性。”“他先是设想一种情景或一系列情景，然后再创作他计划所需要的人物。”这类小说的阅读感受常常是小说情节比人物更突出。陈希我小说的阅读感受也类似。
    可是，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一部优秀的、杰出的作品的终极魅力在于其丰富、形象和间接。尽管我们可以从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中获得那么多对人生存的认识，但是，这部著作最迷人之处是一千个人从哈姆雷特身上可以获得一千个理解角度。尽管我们可以从卡夫卡《城堡》中深刻认识到现代人生存的种种困境，但是，这种困境并不是卡夫卡本人或叙述人的声音直接传达给读者的，而是他的人物：K。文学的魅力终在于它的含混、间接、丰富、诗意、感性以及形象。而就人物本身而言，他/她在小说世界里应该有自己性格发展的逻辑和轨迹，他/她的性格应与其生长背景血肉相联，他/她应该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陈希我小说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小说人物却实在不应该成为小说家的符号或传声筒，换言之，小说人物不应只是如剪纸般的人物形象，他们应该生活在一个更广阔的鲜活可感空间――这是陈希我小说的瑕疵。
    “但陈希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内在限度可能也正好隐藏在他的力量之中，他太有方向感，太专注，因此他单调；他太严厉、太彻底，因此他枯燥。他也许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深入地分析了我们的经验，但面对我们的经验，他也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为粗暴，他像个外科大夫，他让我们重新想起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小说家形象--提问者的形象，是的，作为小说家，他是提问者，而不是表现者或梦想者。”“他甚至来不及为自己的叙事添加更多的肌理和血肉，而直接就将生存的粗线条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那么，当诸多批评家和读者都深刻认识到陈希我小说的特点是简单、直接、明了、“粗线条”时，作为小说家的希我，是否应该认识到这样的评价还隐含了另外的意思？
    我知道，陈希我在访问中说过，他认为有关小说的讨论应该由“怎么写”、“写什么”到“怎么看”了。在他看来，读者面对新的小说类型应该换一种阅读经验和价值判断。或许他是对的。如果陈希我小说中叙述人的声音不再那么愤怒，不再那么有情绪，不再向人物和读者质问“活着有什么意思，活着有什么意义”，当他的小说不再以对封闭生活场景描摩取胜、不进行极端书写时，那样的小说是否还能打上“陈希我”的标签，还能是散发陈希我个人气息的小说吗？我是怀疑的。所以，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过于苛责，是自己的阅读趣味肤浅，落伍了。
    无论怎样，我认同谢有顺的判断：“陈希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觉地从这些快乐的写作人群里抽身而出，独自在存在的黑暗旅程里艰难地前行。”是的，作为读者，你不得不承认，陈希我以其直面黑暗和疼痛的勇气，以其对庸俗生活和传统审美的冒犯，使自己的写作独具风格。我以为，陈希我的小说，使读者对“存在”有所触动，也重构了当代物质主义中国的别种图景。他以他的劳动使读者看到了一个不断渴望冲出“常态”牢笼的写作者形象，深刻接触了一种“非常态”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