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丽.梅德:[纪实小说]《我这四十年 》陈泰

[纪实小说]《我这四十年 》陈泰


发表时间：2008-8-5 《我这四十年》 文章简介:
　　“我”是江苏省姜堰巿人，本名陈泰，１９６２年中专校毕业，回乡待业，曾先后在粮站、供销社工作以及业余文工团活动，最终响应号召去了新疆。在疆生活、战斗了１７年光景。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干过蚕桑技术员、当过老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磨难。１９８１年调到贵州省某企业集团公司，后来当上老干部处副处长、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前后四十年时间，历尽艰辛。
　　２００４年退休后，赋闲在家，就上电脑写下《我这四十年》。全文共８４章，分上、下两部.上部主要写在新疆的生活,下部主要是到贵州后的生活.

　　　 第一章 我的1962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专技校被砍、停办，毕业生回乡待分配。
　　１９６２年６月， 我怀揣毕业证书离开苏州蚕校，背着简易的行囊，坐公共汽车回到生我养我的故土、祖祖辈辈衍生的地方－－－江苏省苏北一个并不显眼的镇子---泰县姜堰镇、现在的姜堰巿。
　　当初，就是因为家境困难，想考个中专早些毕业出来挣钱，养活自己，为父母减轻负担。可现在划了个圈又回到起点，又张了一张血盆大口，回来啃父、母的那根老骨头。加之，还拖着“肺结核病”的病体。除日常三餐，还得购买治疗的药物和必要的营养，父母费尽心机，供养着我。
　　一天的早晨，父亲早早上班去了，我躺在床上，突然大口吐起鲜血，母亲急的不知所措，有好心人立即去店里叫回父亲。
　　父亲从橱柜里找出那多年不用的墨盒，研磨了浓浓一小杯墨汁，招呼我三两口喝下肚去，他让我躺下好好休息，父亲说：
　　“儿子，不要紧，有爸爸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你好生养病，其他的你不用去想。”
　　自这天以后，每天早晨，妈妈都要烧一只水煮鸡蛋，为我补养身体。静躺了数日，待身体稍有好转，我就又像一只无头苍蝇出去，有时帮派出所、居委会做点抄抄、写写的事，有时去县工人文化宫转转，有时就拿着毕业证书，跟一帮待分配的同学跑县劳动局等待安排。
　　也还是忙的很，有时很晚才能回家。
　　经过一、两个月的努力，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是县劳动局优先安排了一批待分配的学生，我也名列其中，被安排到白米粮站临时工；二是我的病情也似乎没那么严重了，一些病症也消失了......
　　我一下子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世界多么美好，生活充满希望。我又可以像一只小小鸟，在天空自由翱翔！
　　白米，位于姜堰东边不足二十里路，一个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方便的小镇。
　　我第一次坐轮船去白米粮站，报到安顿好后，一个人沿着镇上唯一的一条大街走着，看着。虽然建筑设施简陋，商品并不丰富，人们的穿着也很粗俗，但心情却十分舒畅。
　　粮站位于镇子的西边，门前一条大道，再前就是通扬河，河水慢慢流淌，船儿悠闲自在停泊在水边码头，一群鸭子在水上自由自在地游荡。粮站后边是一家集碾米、榨油、酿酒一身的粮食加工厂，称“白米米厂”。粮站与米厂有便门相通，粮站与米厂在一个锅台起伙，粮站与米厂不是同一行政领导，但同属一个党支部。
　　粮站有正、副站长各一人，开票、收款、司秤、检验、保管等大约八、九个人。收款和检验是两个老人，人们尊称他俩：王爹，刘爹。王爹像老夫子，干起工作慢条斯理，一点不慌张的样子，从不和别人吵架；刘爹则又魁又粗，每天早中晚都喝酒，一大碗饭一大碗酒，菜并不讲究，一碟花生米，一盘罗卜干，边喝酒边吃饭，从不变样，发起火来，亲爹妈都不认。
　　正站长姓周，部队转业的，一脸麻皮；副站长姓李，当地人，对人和蔼。
　　我的工作是门巿司秤，也就是人家来买米、买面、买油，付款开据后，我就凭票给人家秤米、秤面。
　　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秤：秤和磅秤。杆秤检查准确度，磅秤则要将磅秤面板下的一个球拿起放到面板上，检查磅秤的四只脚是否支平。检查完后开始整理，然后等待顾客上门。
　　“上门要笑脸相迎，称秤要公平合理，不能粗暴待客。”这些都是昨天上岗前领导一再交待的。
　　上班没两天，一个名王吉永的年轻人被清退。说是他开票时贪污什么的，我听了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好好干！
　　那些年粮食定量供应，粮站工作也不是太忙，加之伙食可以，二角钱一份荤菜，几分钱一只素菜，没过几个月，我就长得又白又胖，上磅一秤：１２０斤！好家伙，人们见了都称我是“小胖子”了。
　　每月５号，是发薪的日子，每当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从１８元的薪水中抽出５元，然后塞到一个信封里，从邮局寄给当时在上大学的我二哥， 为父母解了一点燃眉之急。
　　每年最忙的时候，是当地农民交公粮的日子。车推船运，粮站门前排起了长队，也是刘爹最为忙碌的日子。他要对每个农民交的粮食进行检查：手一扔，两粒稻谷到了口中，只要轻轻一咬，刘爹就能报出水分７５％或者是８５％。抓一把摊放在手心，一看就知杂质是多少。每一送来的粮食都要经他的手，都要一一进行检查，还要亲自过磅，结算。有时实在忙不过来领导就让我去帮过磅、结算。那是不分早晚，只要农民送粮来，就得开仓验收。
　　第二忙，是农民们交了公粮，然后再购买“返销粮”，每家农户虽然不多，但这是他们的救命粮。一到这季节，也是起早贪黑，不分时间地为他们服务。而要命的事也就发生在这节骨眼上......
　　那时的我已基本适应了自己的工作，也很满足目前的这种工作、生活环境。母亲曾亲自到粮站看我，在粮站住了一宿，回去后连连对人说儿子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在不久前苏州蚕桑学校发来《通知》说让分配去新疆农二师，父母都不同意，我也没理会。
　　这次，正是农民购“返销粮”的时节，因为人太多、太杂、太忙，每天晚上和门巿对帐，我都少一、二张支付白面的发票和支付大米的“粮筹”。后来大家留心，终于发现是在忙的时候，有人趁我低头秤磅偷走了“粮筹”和发票，而第二天，第三天再来秤大米和白面时我又没有发觉，重新支付出去，最终盘结，当月亏空有近千斤粮食......
　　也就是这个关键时刻，某一天，我小学时至交黄明义，骑自行车从姜堰来到白米，用粮票购买了几十斤大米。中午我在后边米厂打了半斤酒，两人喝后，黄明义要回姜，见黄有点不胜酒力，我没有思考，也没给领导请假，推上粮站的公用自行车，又用热水瓶去米厂灌满酒，要送黄一程。来到公路上，突然发现米袋子有点漏，两人下来重新捆扎，不想那停在边上的车侧倒下去，热水瓶也“呯！”的一声爆炸了。一瓶酒横流满地，空气中迷漫开浓浓的酒香。这时我感觉特别懊丧，二话不说，骑上车，一口气将黄明义送到姜堰。待我再返回粮站，已是下午4点过，粮站挤满前来购粮的农民，粮库大门上的锁被砸开了，李副站长正在为农民们秤粮。见我回来，李副站长铁青着脸，让将库房的钥匙交了出来。第二天即宣布：我被辞退了。
　　第二章　决心去新疆

　　我沮丧地回到家中，母亲听完我的述说，伤心的哭了，两肩一耸一耸的，边哭边数落儿子这样的不争气.....
　　我感觉自己又成了一只无头苍蝇，中午饭也没吃，就这样漫无目标地在街头走着、走着，最终又走进了位于坝口镇中心的县工人文化宫。
　　已是晚饭时分，以前的一个朋友程万保拉着我到一小饭馆，煲了二两酒二人吃了一顿。程万保说，在我去白米后不久，工人文化宫成立了“县青年业余文工团”，现在已有男女青年三十多人，程万保也在其中，他让我也去参加。
　　饭后，我又跟着万保去了工人文化宫，文化宫负责人问了我一些简单情况，说:
　　“可以。”
　　这样，我就正式成为业余文工团的一员。主要是晚上的时间，去参加一些节目的排练。因到附近几个工厂，乡演出，反映好，文化宫又组织排练了扬剧《朝阳沟》等，黄明珠、李宝章、程万宝、卢文芳、黄贵华（小）和我都担当了角色。当时在文工团我的年龄较别人大，也长的老气，就成了专演老年人的特型演员。那年春节，在文化宫连演三天，场场爆满，很多认识的人都朝我伸大拇指：
　　“你行！”
　　就在几十年后的２００７年８月我带孙儿回乡祭祖，有认识的人还在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次文工团去乡下演出，在休息的时候，我坐在台下一个角落，这时边上一个老农民，跟我要火（点烟），问：“你老今年六十几？”引得人们一阵哄笑。
　　除在业余文工团排练节目，白天大部分时间还是帮居委会忙，那时已开始“上山下乡”，居委会正在加紧摸底、动员。对那些可以动员下乡插队的人也在主动找其谈心。
　　我母亲也是居委会的一个小组长，也分配有“谈心”的任务，放着自己身边在家待业的“我”，母亲在做他人工作的同时往往遭别人的白眼，所以，我回家就不免又被母亲数落。听多了我就感到心烦，经居委会主任同意，我就住到居委会的一间办公房里。
　　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有朋友帮出主意。因我从小喜欢画画，也曾专门自学修炼“像片放大”，初有成效。朋友帮挂起“人像艺术放大”的牌匾，我又翻出家中以前画下的王丹凤、赵丹、王晓棠等明星照和碳粉、画笔，在这居委会的房子里，想大显一番身手。然而，不到两天，居委会主任找我，说是镇上一位领导发话不让搞，与“上山下乡”大方向不一致！
　　走投无路，难道说也只能走“上山下乡”的路，但居委会主任从来也没给我提起“上”、“下”一个字，我究竟该怎么办？而每当回到那“家”中，见到母亲因为生活煎熬而微微驼背的身躯，我的心也在受着煎熬......
　　一次由居委会组织的到附近“公社”抗旱的活动后，我悄然地没跟大家回来，一个人就在那田埂上坐着。
　　晚上，父母见我还没回家吃饭，打听了几个地方也没有，他们慌了，就找到居委会主任。主任一听也着了急，忙安排人四处去找，最后终于在一田埂上发现躺在那里的我。
　　回到家，母亲急的直哭，又在唠叨：
　　“你呀，你不能这样想不开，你还要不要这个家。管不管我和你爸......”
　　我只有低着头，不语。
　　时值秋日，一天中午，母亲手拿一张县劳动局的《通知》，让我去参加一次珠算考试。最终以８６分被录用，分配到兴泰供销社参加棉花收购工作。
　　兴泰是个水乡，河道纵横交织，在这里出门必坐船，别是一番风光。
　　供销社主任蔡益吾是个文化人，对我的到来他很满意。领导分派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棉花收购，农民们用船送来，我就过磅，结算。
　　一块有足球场大的空地上不到两天，棉花就堆得像雪山一样。因有原来在白米收粮的经验，算盘打的“噼里哗啦”，干起来还算得心应手。 一整天干下来，也是挺累人的。但我不叫苦，有时还参加守夜值班。蔡主任很满意。
　　然而在兴泰供销社工作时间不久，就又接到苏州蚕桑学校《通知》让去学校报到、集中，分配去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工作。
　　经过这两年的磨难，这时的我已经铁了心：到新疆去!!
　　兴泰供销社蔡益吾主任没有挽留，他们为我祝福，专门派人用小船将我送到溱潼镇，我再坐轮船回到姜堰。
　　这时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我终于告别父母双亲，告别故乡姜堰，去了大西北-----新疆。这一去就是十年未归。
第三章　　赴　疆

(一起赴疆的蚕桑学校校友,1964年于阿克苏；第二排左一穿棉袄者是作者，第一排左一为兰万生)

　　１９６４年９月间，待我从兴泰供销社回到姜堰，那些原一帮在县青年业余文工团的朋友李宝章、程万宝，大多下到附近乡下插队落户了，过着头顶烈日背朝天“与天斗，与地斗”的艰苦的岁月。
　　父母庆幸我又有了新的工作，感觉又有了奔头，就是新疆－－－地方远了点。
　　母亲絮絮叨叨让我在外多加小心，早晚不要受凉，经常给家里写信，去几年就回家看看。
　　他们早几天就为我准备好行装：新买了一个大藤条箱，新弹了两床棉絮，新做了二套衣服，新购了毛裤内衣鞋袜毛巾面盆等等。
　　我临去学校报到那日，父母都难过地没有送我去汽车站，他们只是站在家门口看着我远去的身影，母亲在一边抹眼泪。
　　这是多么难忘的一次分别：这一别就是十年之久......
　　按照《通知》，我带着行李来到久别的苏州巿浒墅关镇，来到学校。这时的学校中专部已经关门，很多教室都荒废着，门窗破损,室内桌椅一片狼藉。
　　我们一共有７０多人回校报到，大家两年多未见了，聚在一起谈起１９６２年离校后的五彩斑斓的生活，都显得异常高兴和激动。
　　在一间“会议室”，从新疆农一师来的两名召集人首先作了自我介绍，他们一个姓严，一个姓高，让大家称呼他们：“严同志”，“高同志”。高同志年长些，大约有４０岁，严同志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然后他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新疆兵团及农一师的基本情况，粗略知道农一师的前身是“南泥湾”模范三五九旅，他们“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同时给大家说明，为了发展新疆蚕桑事业，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下令召集我们这一批人去当蚕桑技术员,要求大家一定不要辜负老部长的期望......
　　我们总体称为大队，他俩就是我们的带队，临时大队长。
　　然后，我们被分为若干小队，一切按部队军事化行动。一路上，各小队相互拉歌，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我那时年轻气盛，表现的相当活跃，就自然成了我们这一小队的“啦啦队”队长。
　　车到南京时，因火车车厢要依次轮渡过江，给大家放假半天，要求晚上必须准时回到集合点。
　　我利用这机会，去了南京大学找到我还在上学的二哥陈仲，跟他分别。他虽然学习较紧，但还是抽两个小时时间陪我去了中山陵，然后在那边吃了饭．晚上回到了集合地点。
　　后车到郑州，我们又下车换乘。大家被安排在一家饭店吃了一餐丰盛的饭菜，然后休息，到半夜二点又被叫起床，重新登上从郑州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天蒙蒙亮的清晨，火车到达“大河沿”站，我们全部下车，指示要在这里休息，然后转坐汽车往南疆。
　　只见一望无际的沙砾和树立在上边的一顶顶帐篷。到处都是盖着蓬布的军用物资和忙碌着的搬运工人。据说，这里是通往南疆的特大转运站。
　　天气已经有些寒冷，我们被安排就地稍许休息后，一人分得一只面包，一套黄色的棉军装。大家迫不及待地套在了身上，每个人都情不自禁，欢笑着、追逐着，散发着一股青春活力。
　　不一会，开来了三辆军绿色的卡车。在严同志、高同志的指挥下，大家将被包递到车上，分四排排好，然后，人上车就面对面坐在被包上，依然是一路歌声向南疆开去。
　　一望无际的沙漠，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汽车在飞驶，不时迎面“呼”飞过一辆军车，车后飞起一片沙尘，我们坐在没有遮蔽的车上，满脸满身都是灰，简直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一直要开到很晚，才到达一个叫做“二八台”兵站，大家才下车，上厕所，活动活动身体，抹去脸上的灰尘，吃上些简单的饭菜。在一间吊着一只像萤火虫电灯的房子里，七、八个人挤在一起休息。第二天天刚亮又上车继续前进。
　　三天后，车队载着我们到达阿克苏－－－农一师师部所在地。
　　我们被安排在师部招待所住下，师部首长和师蚕桑生产办公室的负责同志专门来招待所看望大家．要求我们第一休息好，第二总结好，第三分配好。具体安排：一天休息，三天总结，最后就是分配。
　　第一天，大家洗澡洗衣服，然后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晚上，就三五成群地到阿克苏街上闲逛，吃羊肉串，吃酸奶，吃烤馕，反正看什么新鲜，什么以前没见过，就买来吃。女同学们都围绕在一些维吾尔族大妈的小摊边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挂件和装饰品。
　　最后，通过总结，师蚕桑生产办公室高华主任宣布分配结果，我们７０多人被分到一师所属各农场。我、兰万生、朱连保及董书光共四人被分在六团。

第四章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有一首优美动听的纯新疆风味的歌曲《送给你一束沙枣花》，你听过吗？歌词这样写道：
坐上大卡车 / 戴上大红花 / 远方的年轻人 / 塔里木来安家 / 来吧 来吧 / 年轻的朋友/ 亲爱的同志们 / 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不敬你酥油茶 / 不敬你哈密瓜 / 敬你一杯雪山的水 / 盛满了知心的话 / 来吧 来吧 / 年轻的朋友 / 亲爱的同志们 / 我们热情的欢迎你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这首歌伴随着激昂的口号声，锣鼓声，汽车轰鸣声，激动了整个一代青年人，记录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这就是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屯垦戍边的故事。
每当想起、哼起这首《送给你一束沙枣花》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仰，为上海知青屯垦戍边的壮举而激动，为上海知青“斗天地、献青春”的精神而自豪。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大批上海知青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好儿女志在四方,到新疆干革命”的号召，带着几分天真、几分悲壮、几分激情、几分希望，挥泪告别亲朋好友，踏上西去的列车。
经过几天几夜火车、汽车颠簸，他（她）们被分配到农一师各个团场，从阿克苏到阿拉尔，从沙井子到塔里木，沉寂的沙漠戈壁一下子有了生机，到处有上海知青的影子，到处有上海知青的欢声笑语。
在农一师六团，从团部股、科各办公室到各营连排班、机耕连、值班连、畜牧连、工程连、卫生队、文工团，以及学校，除几个主要领导一些技术骨干,全部都成了上海知青的天下。在这里他（她）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早晨吹号起床、跑操、就餐；.晚上，班会，吹号熄灯。全部是统一的。
在这里，他（她）们得过好三关：
一是劳动关：去那里主要任务是“屯垦”，就是与地斗，改造大自然。一句话，就是要在戈壁沙滩种粮食，平时的劳动就是平地、打埂，两天下来，手上打起血泡，肩头红肿。要碰到挖大渠，那就要吃住在工地，劳动量大得惊人。可这些大都巿来的小姑娘、大小伙没有叫苦叫累，个个生龙活虎，努力完成了各项生产、工作任务；
二是生活关：主要指吃的方面。那时的主食是玉米，每餐都是一只玉米馒头，一碗青汤（大家戏称“玻璃汤”），一个月难得见一餐肉。不过这玉米馒头，还真是养人，只见一个个女生都“发”了起来。时间久了，她们一餐只吃半个或小半个，将多下玉米馒头切片晾晒干然后私下送给自己的“心上人”；再说“待遇”：知青一律是“供给制”，生活补贴“３、５、８”，即进疆的第一年补贴是每月３元，第二年始每月５元，第三年始每月８元。三年满后每月３１元零八分。第二年每月３５元５角２分；即即使是这样， 也不能每月发，而是要等一年或两年才能发一次。
三关是意志关：因为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天天、月月、年年都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劳动、劳动再劳动，对于从小生长在上海大都巿的这帮知青，他（她）们没有退缩，没有动摇，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很多人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刻，碰到想家的时刻，都是唱着这首《送给你一束沙枣花》就挺过来了。
他（她）们为边疆的建设贡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支撑起新疆的一片天地！
这就是当年一代上海知青，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创下的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如今，虽然绝大部分当年的上海知青已经按政策返城，回到上海，但他们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他（她）们都引以自豪。
而我,每一次去上海都要与他（她）们聚会，我们一起回忆过去历史，畅谈当今社会变革，我们一起痛饮美酒，高声歌唱那优美动听的纯新疆风味的歌曲:
《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第五章　 　那时我们不懂恋爱

　　六团，离阿克苏只有３５公里路程，我们到达后在团部休息一日。
　　我和其他二人被安排到一连实习，一连炊事班李班长专程赶着马车来团部接我们。
　　我们将行李放在马车上，沿着总干渠边的一条大道徒步而上。总干渠两边栽种的柳树树干都有大腿般粗，柳枝茂盛随风飘荡，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对我们的加入表示热烈欢迎！
　　李班长是１９５６年从河南支边进疆，一直在炊事班干，现在也抓些连队的杂事，但大家仍习惯地称呼他“李班长”。
　　一路上他用标准的河南话给我们介绍一些连队的分布情况。
　　大致知道：这总干渠是全团的供水命脉，总干渠两旁以团部为起点，往上去依次是畜牧连、加工连、值班连、三连、四连、二连、一连；而往下，就是工程连、七连、机修连、五连、六连、九连、八连。
　　这些连队中，就一连、二连和三连栽种有数百亩桑树；四连是林果连，有苹果、桃子、香梨、葡萄等；其他以种粮食作物为主。
　　团，营领导主要是老抗日，三五九旅的老八路。连队领导大多是１９５６年从河南支边来的。
　　目前全团有近一半的是上海知青，他（她）们都是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来的，分布在各个连队，以一连、二连、三连、值班连为主。其中担任排长，班长的都是上海知青，也有极个别的当上了连长或副连长。
　　一路听李班长介绍，不知不觉一拐弯，就到了一连。正是中午收工时间，只见大队身穿草绿军装的人马，一个个年轻力壮的小伙，三五成群的漂亮女生，向一股股潮水般涌过来，先奔向各自宿舍，拿上饭碗，然后又涌向食堂。一派朝气蓬勃的气氛。
　　中午饭是一人一只包谷馒头，一份青炒莲花白。另一大盆飘浮着一点油花的青汤，不定量。大家排队领取到自己的一份饭菜后，有的就近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啃吃起来，有的就在菜碗里舀满汤，端着往宿舍走去，姑娘们仍是三五一群围在一起边吃边说笑着。
　　我们被安排跟二排蚕桑班劳动，等来年开春后再去四排实习育苗。蚕桑班共有１２人，都是些１９、２０岁的姑娘，一个个长得身圆脸胖，红艳艳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儿。班长沈雪芳，戴一副白边眼镜，看上去要比其他姑娘年长一些，她热情、大方地跟我们握手，介绍班里每一位姑娘：
　　“这是副班长朱丽芳，”沈班长指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姑娘说，还没说完，站在一边的高挑姑娘自己大声纠正：
　　“朱丽芳同志！”
　　“呵，呵呵，是朱丽芳同志。”沈班长纠正，引起其他１０名姑娘齐声哄笑起来。反而搞得我们三人有点不知所措。待她们全部介绍完，我们也作了自我介绍，由于我和兰万生是江苏人，一口苏北口音，又引起姑娘们哄堂大笑。
　　有大胆的，也学着用苏北话说：
　　“没得问题，没得问题，技术员同志！”１２个姑娘前仰后合，笑成一锅粥。
　　我们一起在桑田挖沟、灌水、施肥、剪枝，休息时在一起闲聊，有时也一起哼唱《送给你一束沙枣花》、《我们新疆好地方》。晚上也到她们的宿舍参加学习和工作总结。后来，由于桑田没有活，我们就全部参加到大田劳动，与大部队一起在拖拉机翻耕过的地上打埂、平地、灌水；又一起聊天，说笑，大家开开心心。不到半年，大家混熟了，无拘无束，像亲弟兄姐妹一样。
　　不想，有一天，其中有几个姑娘不理我们了，看见都远远地躲开，我们也莫明其妙，就主动去接近她们，反搞得她们几个面红耳赤，而其他的姑娘却在一边喊着我们和这几个姑娘的名字，大声哄笑。后来才慢慢搞清楚：是她们私下里将班里张秀群、束文秀两人和我跟兰万生二人拉郎配了。问题“穿邦”后，也闹得我们有好多天在班里不敢多讲话。
　　真让人不理解，那时的脸皮为什么都那么薄。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上海知青有明文规定：三年内不许谈恋爱；其二大概就是因为那时我们都还不懂得恋爱。你说，在一个年轻女姓占６０％的单位里，在一个整天和她们一起劳动，像《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基本被女姓包围的环境中，我却为什么一直到１９６８年才真正与我现在的妻谈上恋爱了呢？

　　　 第六章　“甫志高”

　　１９６５年３月下旬，师蚕桑生产办公室在阿拉尔“塔里木农垦大学”召开“全师蚕桑生产工作会议”，各团场蚕桑技术人员和分管领导参会，光蚕桑技术人员就有８００多。对当时各方面条件还很差的情况下召开如此规模的会议，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上级领导对发展新疆蚕桑事业的坚强决心。
　　会议结束后，我们满怀信心，要把会议精神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立即行动，离开了曾一起战斗的蚕桑班姑娘们，离开连部，卷起铺盖搬到四排进行育苗实习，大家还真有点依依不舍。
　　对于四排，我曾经在一篇《戈壁红柳》的文章中描述过她。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都相对于一连连部强。这里有几排老房子。据说曾是国民党殘部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也曾在这里种植大烟。
　　四排这边有四个班，总共约有４０多人。排长、一个老技术员、还有几个专门管理总干渠闸门的老同志以及他们的妻，都是河南人。
　　另两个女生班，一个男生班，全部是上海知青。
　　四排长在老房子上边，为我们找了大约有七、八亩保墒好、基肥足的沙质地作为我们的苗圃地，又从女生班抽调６人协助我们育苗。
　　我们挖地，平整，精心将其分成若干小畦，然后，撒种，引水灌溉。
　　当时，我现在的老伴就在６人其中，但那时候的我们俩还都没有“触电”的感觉。
　　她，名叫邢蕴玉，家住上海虹口区，家中有姐妹弟兄九人，初中毕业后她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知青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于１９６４年６月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农一师六团一连任副班长。
　　她人勤快，任何工作都争着干；长得胖乎乎的，因她名字里有“蕴玉”两字，她们班里都管她叫“老油肉”（注：需用上海话讲）。
　　一次，我们在定苗，大家说笑的时候，我也跟她开玩笑，喊她“老油肉”，但因当时我还不会讲上海话，用苏北话讲，那就完全变了味，她一听马上变了脸，半天不开腔，过一会又突然对着我，喊了声：
　　“甫志高！”
　　大家在一边愣了一会，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当时我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慢慢知道，由于我戴副眼镜，当时人也长的瘦高，在她眼里，有点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叛徒－－－甫志高。
　　这以后，她就一直没有理我。有时我给安排工作，她虽然也完成了任务，但就是不跟我讲话。
　　后来，苗圃里没有活，我们就一起参加大部队行动，参加到大田劳动，与那些男生们摸、爬、滚、打在一起。
不长时间，我们与排里所有的人都熟识了。晚上排长召集集体点名和学习时事政治后，大家就一起下棋、打牌、聊天。男生班的孙德强和我们成了铁哥们。
　　就在我们的桑苗长出在半尺高，我们与四排的知青刚交上朋友，这时来了一纸《通知》，要调我和兰万生二人参加“师蚕桑工作检查团”驻十四团工作。
　　这项工作是师蚕桑工作生产办公室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年初工作会议上提出，就是每个团场抽出两名技术人员，后互相交换驻团，进行督促检查，并每月将检查的情况上报师生产办。没想到这么快就实施了。
　　我和兰万生带上被褥，换洗衣物，将剩余的箱箱盆盆等物品寄放在孙德强他们宿舍，就坐汽车去了十四团。
　　
　　　　　　　 第七章　好像没感觉

　　十四团位于塔里木河下游，我们坐车到阿拉尔后在河边等着汽车轮渡过河。
　　那湍流汹涌的河水一浪高过一浪，不时有一些在湍流中的树杈残草被卷翻到船边，然后又被急浪卷入水中向下游奔涌。几里之外就听到水流“哗！哗！”的轰响。
　　多么雄壮又多么危险。
　　记得刚到六团，一次一副团长及一警卫员在此渡河，他俩坐在吉普车上没下来，谁知车上船后没刹住，一下子冲进滚滚洪流。当时，副团长的那张遗相还是我给他画的。
　　过河后又在崎岖的公路上一路颠簸，下午三点过到达十四团团部。
　　团首长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把我们当成贵宾安排在团部招待所休息，跟他们一起在专门为团首长安排膳食的小餐厅就餐，每月光伙食费就２４元。当时我们的工资只有４３．５元，每月光在伙食上的钱占去工资的一半，加之抽烟、零化，一个月就基本没钱了。
　　其实，根据师蚕桑生产办公室安排，是从各团场抽调人员，互相检查、督促，要求我们自带被褥，要与所到团场的技术人员打成一片，不许搞特殊化。但十四团领导的这种诚意，我们也不好讲什么。
　　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下去！下到连队。十四团是个大团，光蚕桑技术员就有５、６０人（其中不少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有桑田单位多、分布范围广，也基本是以团部为中心，向东和向西两边排开。
　　首先我们发现在团部不远的育苗队，其蚕桑技术员李惠，正是我们的同学，跟我和兰万生年龄相仿，泰兴人，已在家乡结婚。人很热情、泼辣。我们就不时到她那里，有时她给我们打“客饭”，有时我们几个打“平伙”，包饺子；当然也有时与她一起到她们的桑园地参加劳动，跟她聊单位的蚕桑生产前景。
　　再，我和兰万生两人分工：一人负责跑一边，一个连、一个连地跑，这里待一天，那里待两天，每月２５日回团部汇总，写出当月《情况报告》上报师蚕桑办公室。
　　跑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除团部和团部附近的单位，其他连队大部分是住在“地窝子”。
　　“地窝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埋在地下的房子。从远处就根本看不出。那天我到了二连，技术员缪永龙和他老婆王桂珍（是我们苏州蚕桑学校的同班同学，这次与我是一个火车皮来的，他们是泰兴县人，１９６２年回乡后他们结了婚）领着我去他们家，一路走去，就是看不到房子。在一条踏出的小路上，我对旁边从地下“长”出的“烟囱”产生好奇，走了上去，正感觉到一种弹簧似松软。缪永龙立即将我拉下来，说：
　　“下来，下来，底下是房子！”
　　我好奇怪，看过去，那一溜排全是这种长着“烟囱”的房子。
　　他领着我走到另一侧，一慢坡下拉开一个草帘，后边是一道门，打开门锁，进了他家。
　　拉开电灯，只见眼前一亮。在一间大约５、６平米的空间里，安放着一张大床，旁边立着几只箱子，门边是一堵火墙，后边是一小方桌，几张小凳，四周墙上贴满年画，虽然没有太多家具摆设，显得有些简陋，还算干净整洁。看得出女主人王桂珍的细腻和勤快。
　　中午就在食堂打了饭回到他家，烧了个菜汤大家一起吃。
　　下午上工，我跟随他俩一起到桑田察看，一群蚕桑班的姑娘立即围过来说长问短，也全是上海“阿拉”。
以后，我就经常来二连，来缪永龙家，慢慢地我就称王桂珍为“王姐”。
　　我跟他们一起在桑田嫁接，施肥，一起在蚕房喂养“蚕宝宝”。晚上就挤睡在单身宿舍。
　　不久，我发现蚕桑班的有两个姑娘收工后，也常常来缪技术员家，坐着与我们有事没事的闲扯。
　　终于有一天，王姐悄悄地对我说：
　　“陈（在学校大家都这么称呼我），有人看上你了。”
　　“啊，是真的？不至于那么快吧。”我嘴里说着，想起在来他们家的两个姑娘中，有一个姓林的高挑个儿，有２３、４岁，常常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盯看我，有一次，她也曾提起她们家在上海住南汇街上，她爸开了间小百货店，妈妈以前当过老师．．．．．．
　　我对王姐说：
　　“啊，王姐，我怎么好像没感觉。”
　　“没感觉可以培养嘛。”缪永龙也在一边说。
　　“我现在可是临时的，还要回我的六团噢！”我说。
　　“在哪还不一样，好了，可以带过去的。”
　　“呵，呵呵．．．．．．”
　　我含糊其辞，没说话。
　　他俩也没再说什么。
　　自此，那姑娘也就没再来缪永龙家。
　　
　　　 　
第八章　“小三子”

　　时间快到１１月，气候有点渐渐冷下来。
　　一天，突然从六团传来一个坏消息：四排被盗！孙德强宿舍被盗！！我和兰万生寄放在其宿舍的箱子等物被盗！！！
　　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孙德强他们宿舍的几个人一起外出去值班连办事，当晚没有回来。下半夜约３点，从上边总干渠下来几个老乡，撬窗翻进宿舍，将里边的６、７个箱子一扫光。后来值夜的发现，一直追了好几公里，才在总干渠边的沙枣林带里发现了几个已被撬开的箱子和一地的杂乱物品．．．．．．
　　我们立即请假返回六团。
　　经查：我冬天穿的一套黄色棉军衣、裤，毛衣被盗；兰万生的情况较我要好些，损失不大。
　　但当时棉布是凭布票供应，而且一套棉衣裤的布票要好几年才能积起，再说当时天气已经明显冷下来，没办法，我只好打了报告，经团首长特批，才买到一套蓝色的的确凉棉衣、裤。
　　再回到十四团，立即遇到尴尬之事。
　　开始我也不清楚。
　　我穿着新买的蓝色棉衣裤，还感觉精神抖擞，可每到一个单位，总有不少人在背后对我指手画脚。我追问身边的同行，他们笑着告诉我：“是你这一身棉衣在作怪！”
　　我还是不明白。他接着说：
　　“在我们这，穿黑衣的一定是劳改犯，穿黄军装的是革命人，你这种穿蓝色衣服的是．．．．．．”
　　他不再说下去，我急切的：
　　“说呀，你到是快说呀！”
　　“我说了你可不生气。”
　　“怪，我生什么气？”
　　“你这是小三子。”说着就自己哈哈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小三子？”
　　“就是劳改、劳教新生人员，称三类人员。他们只能穿蓝色的衣服。”
　　原来，在这里有不少劳改队。三连的边上就有一个，只见那些犯了罪的囚犯一律穿着黑衣.早上早早出去劳动,晚上晚晚回来,回来用盆子打上水就在外边冲洗,然后在伙房打饭,找个角落蹲下狼吞虎咽。
　　我这才闹明白，我被偷了，经特批化钱买了衣服，现在却成了“小三子”。
　　呵呵，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才不管那么多，照样穿着，照样走东窜西，履行着自己光荣的职责。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人再对我指手画脚了。
　　这年春节，我也没有回六团，就在十四团，我们原苏州蚕桑学校的一帮校友一起，一起到三营营部，过了个团聚的欢乐的节日。
　　三营长姓董，河北人，是个老八路，他很支持我们在他的地盘搞这次团聚，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有好多买不来的东西，都是他亲自出面才办回来的。
　　董营长的妻，山东人，要小董营长有１８、９岁，她跟我们说起她跟董营长的婚事，好像有一肚子怨言而又充满幸福的感觉。原来，她们也是以招兵的名义入伍，当初说是文艺兵，后来到了部队，就让她们与这些“老头子”成亲，那时都是１８、９岁的大姑娘，都不好意思，但“成亲”就是命令，必须服从，有的人为此闹的被关了“禁闭”，到头来还是“成亲”。她说：
　　“你说，那时你不跟他是不行，那是强迫！真是便宜了他，还给他生了两个儿一个闺女。”
　　我们一帮人听了哈哈大笑。
　　营长在一边只是低着头，说：
　　“是呀，中国人信命，可我是共产党，又不信那一套。”
　　晚后，闲聊时，我给董营长说起我穿蓝色棉衣裤成“小三子”的事，他思索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是啊，我们绝对不能以衣帽取人，不然是要犯大错误的。”
第九章 原来是她

　　１９６７年３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新疆兴起，蚕桑工作检查团撤销，我们就回到自己原来单位－－－六团。
　　新疆的文革比全国起步晚，特别是兵团，当时有个《１２条规定》：主要是，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不得介入地方，不搞地区性大串连等。
　　我们回到六团，我仍在一连，兰万生调二连。
　　刚到连队一看，人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队从七团调来一位副连长，姓崔，也是上海知青；四排长一家调到连部；我的铁哥们孙德强，帖松云几个男生调到值班连；蕴玉她们班也调到连部这边，为四班，蕴玉仍是副班长。连队又进了一批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进疆的上海知青，有２０多人。
　　那时，实际是“社教”刚刚结束，工作组刚撤点，大家都在说“社教”执行了正确的路线。
　　在一片赞美声中，为了活跃气氛，连队让我组织几个人排练些节目，大家高兴、高兴，也没说要成立什么“宣传队”。后消息一传出，大家争先恐后，办公室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期间，蕴玉也积极报名，他甚至找到连长，软磨硬缠，说她从小就喜欢文艺，都差点被一越剧团选去当了演员。后来没办法，采取自愿报名和组织审查的办法，抽了有２０来人，就成立了宣传小分队，经推举，蕴玉当选为小队长。
　　这时的蕴玉，不再像在四排那样时时处处躲避着我，有时我给她讲话，她也还是低着头认真地听，只是说话很少。
　　我也就发挥了我原来在县文工团的“能耐”，舞胳膊踢腿地并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一起编排了一些歌舞节目，有表演唱《逛新城》、《送给你一束沙枣花》，对口词《夸夸社教工作队》，小快板《我们的周队长》和舞蹈《采茶姑娘》、《边疆的泉水》等，不少节目就是歌颂社教工作队的。
　　先在连队演出，后来团部政治部来指示让我们到各连队巡回演出。
　　我就带着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跑，晚上演出。
　　虽然没有音响，没有乐队，就凭一人一张嘴，每到一个连队还真是台上台下乐成一片，大家齐声称赞，收到较好的效果。
　　在整个演出中，我台前幕后，忙的“头头转”，所好，蕴玉帮了不少忙，她除了参加一些演出，也是上上下下，什么事她都要过问。给我留下较好印象。
　　可不久就１８０度大转弯，又说工作组是执行的“左倾”路线。一批人叫喊着要将工作队揪回来。
　　这就开始在连队形成了两派。
　　一连的房象一座长方形的大四合院，中心种着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房屋四周种植着沙枣树和一些果树。“涝巴”边围成一圈垂柳。
　　我回来后，领导安排我住到连会计蔡文绍的房间。蔡也是上海人，在上海某财会中专校毕业也是没有分配工作，后随上海知青一同赴疆。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固守的那种，肚里有话不轻易表述出来，一般人还不好与之交往。而我正好与之相反，直性子，直筒子，心里藏不住东西。所以以后，在两派问题上就受了他的左右。这当然是后话。
　　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打开前面的窗，一天、两天我没有注意，就是我们住房对面女生宿舍，一扇对着我们房间的窗户也总是几乎在同时打开，而且有个人影总在窗户后晃动。
　　终于有一天，我在窗户后发现那是蕴玉她们的房间，她的床铺就安在窗户的下边。这时她正趴在那窗户上两眼朝我们这边注视地看着。
　　后来，我又发现多次。那专注的目光像是一道电波。终于有一天，我俩的目光对视上，那发出电波的，原来是她！
　　再一点，我和蔡文绍房子的隔壁就是原四排长家，他们家的闺女有６岁左右。我发现一段时间，蕴玉与她们班的一个叫杨月芳的小姑娘经常有事没事的朝排长家走，有时就拿些上海的糖果给排长小闺女吃，斗着她玩。
有一天，吃晚饭后，我一个人也坐到宿舍门口休息。四排长的妻子走了过来，她姓张，我们都称她“张嫂”，四排时大家就比较熟识，所以说话也就很随便。
　　她说：
　　“我说呀，你们做男人的，是不是都有的点大丈夫派头？”
　　“没有呀．．．．．．”我不知她是指什么，只好含糊其辞。
　　“还没有，人家姑娘都快追到门下，你还不能主动点。”
　　“嗳，什么呀？张嫂。你倒是说清楚的嘛。”
　　她哈哈地笑起来：
　　“你也真是，这事还要我给你点拨清楚。”
　　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这才想起，我确实似乎应该做点什么了．．．．．．

“敢死队”

(横眉冷对千夫指;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员,当年戴袖章的作者)

“哎，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半夜里说梦话，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好像什么．．．．．．什么玉？”
一大早，蔡文绍跟我说。
“什么，你说什么？”
我还有点迷迷糊糊，听他一说有点慌，忙着搪塞过去：
“可能这几天太累了。”
因为近来处于农闲时节，大田里农活不多，领导安排我和连队的文教吴江二人一起在搞“红海洋”工程。就是在田头地间，在大道小路上，每隔二十米要树起一座“毛主席语录碑”。还有各宿舍的外墙上，也都要用石灰刷白，然后用红广告色写上毛主席语录。这工作量相当大，而且累人。
蔡文绍接着：
“跟你说，昨天我去团部，以政治部齐廷升为首的已经挂起‘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指挥部’的牌子了，据说已下文，要各连队也要立即成立，要争取８０％的基本群众加入到他们的组织中去。你看呀，一场暴风雨要来了！”
“不行，那我们也加入呗。”我无所谓的样子。
“加？不、不、不，”他一连说了三个“不”。
我试探着问他：“依你看．．．．．．”
“他们，那是官办，那还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他们？是在愚弄群众、左右群众、不相信群众。”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觉得似乎很有道理。他接着说：
“团部演出队和机关的一些人已经识破他们的阴谋，已成立了少数派组织。依我看，不行，我们也搞一个，你来当头头，我协助你。”
“不行，不行，”我推脱：“我不行．．．．．．”
“什么行不行，谁搞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也是第一次嘛。”
这时听得外边一片闹哄哄的声音，我起床到外边一看，不错，在大食堂的外墙已经贴上一张大红纸，好多人在观看。
我立即穿好衣服出去，一看，正是蔡文绍说的：一连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指挥部成立！我没有详细看下边的内容，心里十分怨恨这连队领导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现在，我是加入还是如蔡文绍说的不加入？！
回到房间，蔡文绍说：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早就在搞阴谋，我们都被排斥在外。”停一会，他接着说：
“不要再犹豫了，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你这是干不了大事的！”
“那，好吧。那成立．．．．．．？”
“昨天我就想好了，我们就叫‘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
当天下午，我也找来一张大红纸，郑重地向世界宣告：“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正式成立。
就这样，我将自己放在了少数派的位置上，放在了大多数的对立面。
第二天，我给文教吴江打了个招呼，就到团部搭了辆汽车去了阿克苏城，在一家刻印店，做了４０个“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红袖标。
中午，袖标还没干，可我等不及了，就买了根长竹竿将袖标一个一个挂在上面扛着到公路边找车回去。等了有半个小时，没车，我就沿着公路往前走去。我隐约知道，在１３公里路标的地方，往里翻沙包可以走回到我们连队的。
我雄赳赳走在大道上，肩上扛着一个个红袖标随着我的步伐在左右摇摆。走到一个路标１３公里的地方，我径直拐进去，翻了５、６座沙包，见前面是一条干渠，渠道里也没有水。我没有沿着渠道往下走，不知为何，我跨过渠道，爬到一座大沙包上，一看，只见天边一抹红霞，远处隐隐约约显现出一排房子。我就以那排房子为目标，急速向前奔去。
前边原来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村庄。
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只好硬着头皮向村里走去，一群小“巴郎”像看见稀有动物一样，立即围拢过来，叽叽喳喳对我指手画脚。
我用手努力地比划：
“队长，队长的有没有？”
小“巴郎”们哈哈地笑着，摇晃着脑袋。不一会过来几个大人。
“我，我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你，你，找队长，队长，”我急切地说着。没人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不一会，来了个老乡，他示意让我跟他走，一会，进了一间办公室。又经过艰难的比画，终于其中一个有３０多岁的青年领着我进了他们家。进一道门，是个小院，放着些生产工具，一边棚子里养一条牛。再里边是两间，没有什么摆设，外间有一半被土炕占着，里边一间要大些，有两个大柜，上面堆放着被子之类，主要是一横贯房间的大统炕。
一会家人都回来了，虽然言语不通，但他们待我还算热情。看得出是老两口，小两口，一小姨，还有两小“巴郎”。
吃晚饭时，大家围成一圈，盘腿坐着，饭碗端放在身前。这时老者伸出双手，手掌朝上，然后，又合起双手，放到胸前，口中一直在念念有词。大家也都跟老者一样双手合十，紧闭双眼。老者念完后，大家用双手在脸上搓摸片刻。这时我也完全跟着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动作。最后吃饭。是一碗汤面，另有包谷馕，一人掰一块，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也不知是吃饱还是没吃饱，我整个人只感觉晕晕乎乎。过一会，那青年在炕上垫了一块羊毛毡，让我躺下，在我身上盖了一件羊皮袄，又用一顶羊皮帽子戴在我头上，让我睡下。他们一家人就在里间的大炕上，从老到小依次一字排开，睡觉。
天还没亮，我被冻醒了，身上发痒，再也睡不着。待他们家人起来后，我就起来，对他们千恩万谢，然后认准一个方向，穿过村庄，翻越沙包向南方走去。
　　　　　　
　　　第十一章　　情书

翻过道道沙梁，越过条条沟渠，终于在下午２点过回到了连队，人都累趴下了。
我跑到伙房，抓起两个冷馒头啃起来。大家见我一副狼狈的样子，都说：
“技术员是去打、砸、抢了！”
我回房间躺倒美美睡了一觉，精神有了恢复，可感觉全身奇痒难受，脱下内衣一看，发现好多像蚂蚁样的小虫，一问原来是虱子。我立即将全部衣服换下，将内衣裤一把火烧了。在隔壁排长家烧了一大锅开水，将被褥放在锅内烫煮。这才没使虱子漫延。
我回来后，蔡文绍告诉我已经有十多人来报名加入我们的“敢死队”，我一看名单，都是些平时表现不是那么好的，但又不好说什么。　
这时，连队俱乐部里已贴了不少“大字报”，都是称赞连队党支部如何、如何认真执行党的路线之类的。在蔡文绍的策划下，我也立即动手写下数篇“大字报”与其针锋相对。其实那时我对“党”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党支部执行什么路线”更是一点也不知情，写“大字报”也只是找对方文章的漏洞、弱点与其“对着干”，譬如有一张，针对对方头头中有一位因头顶上生疮，整天戴着帽子，我就写下“乌云遮不住太阳，帽子盖不了瘌痢”，完全是在骂对方，写后我们还沾沾自喜。
几十年后的２００７年，一次在上海的新疆同事聚会时，我碰到了老对头、当年用“大字报”互相攻击的秦奋，她跟我笑着说：
“想起来好笑，笔杆子对笔杆子。反正你写一张，我也写一张。真是好笑！”
就这样，我们与多数派围绕“连队党支部执行什么路线”等问题展开论战，持续了很久，后来又与整个六团、整个新疆的“文革”形势挂上钩，开始保“猫”和打“猫”的论战。大字报你来我往，派性膨胀达到百热化，两派对立加剧。
后来就开始“跳忠字舞”、“早请求、晚汇报”，就是每天起床后就以班、排为单位，大家排成队，唱起：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边唱边跳，然后就每人对着毛主席像，请示自己当天需做的工作；到晚上，又以班、排为单位站立在毛主席像前一人、一人地汇报当天自己的工作、思想等各方面情况，要有什么都要说出来，敢于暴露自己的阴暗面，绝不可“私字一闪念”。
当时，毛主席也是三天两头发“最高指示”。只要有中央电台广播，不管是白天，黑夜，只要有“最高指示”，下边就得立即到外边大道上游行，锣鼓喧天，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发展到要抬着毛主席画像游行。这时，连队安排让我画毛主席像。现在说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当时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怎么就敢接下这差事，如果画的不像或那点出了问题，那就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抓、被斗，说不定还被判上几年。不过还真的成功了，画了两幅，一幅是毛主席围围巾的像，一幅是毛主席身穿军装的全身像。以后，团部有大型活动，连队都要用十六人抬着到团部游行。
画完毛主席像后，连队放了我两天假。
这时，我想起了排长夫人张嫂交待给我的任务，就一个人钻在房间里，化整整一天多时间，反反复复才写下了如我在《三张旧照片》中写下的：
“当时写给老伴的一份《情书》，也有点像现代人写的《入党申请书》，除了个人基本情况，还写下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及一些重要情况，比如我父亲解放初曾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事，也交待的清清楚楚，显得那么正统、规矩。”
下边，就是当时那份《情书》：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邢蕴玉同志：
　　　　我想了很久，才大着胆子给您写这篇东西，想真心地对您说，我自愿与您结交朋友，永远的朋友！
　　　　我不清楚您是否愿意？
　　　　我的家在江苏省苏北，自幼家中贫寒。为表达我对您的真心，下面我将我家里的情况如实地告诉您，请您思考。”
　　　下面是写我个人出生年、月、日，何时上学，初中，苏州蚕校以及我毕业后不分配到白米粮站工作最后下决心到新疆的情况。再就是介绍我父母，我两哥哥一个弟的姓名，经历。
　最后，我接着写道：
　　　“我清楚我的情况不一定如您意，但我可向您保证，我们家是绝对的无产者。只是在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猖獗，我家乡一时成了国民党的重要阵地、桥头堡，他们一方面摆开战场与共产党展开殊死决 战, 一方面在对人民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他们单位的人集体加入国民党。当时也只是单位口头说了一下，没有举行仪式，不久，家乡解放，我父亲就到人民政府交待了这事。
以上绝没有一句假话，请您一定相信。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
致以

最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一九六八年二月
第十二章　恋爱

《情书》写好后，我的心似乎平静了许多，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正好那时两派也处于休战状态。
“晚汇报”后，我就怀揣《情书》，假装散步走到经四班宿舍去往二连的小路上，我漫不经心地走着，眼睛却在四周扫射。
忽然，我发现了四班的杨月芳，她正一个人从二连方向走来。
杨月芳家住上海虹口区虬江路，与武进路相距不远，１９６４年和蕴玉一个火车皮进疆。她年龄是班里最小，人很机灵、活泼，与“蕴玉”的关系最好，平时常常是两人形影不离。
我见她过来，便站着，等她走到身边，我喊住她：
“杨月芳，匆匆忙忙在做啥？”
“我不告诉你。”她调皮地说。
“我看，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是今天挨批了吧？”
“才没有咧，我今天任务完成的好，班长都表扬我了。”
“那，为什么不高兴？”
“我哪不高兴了嘛？人家有事情。”
“那，劳驾，请你办件事好吗？”
“啥事，快说。”一听有事，她来了兴趣。
“请你将这包东西交给你们蕴玉班长。”我掏出用信封装的《情书》交给她：“不要丢了。”
“好。”她一溜烟跑了。
第二天中午食堂打饭的时候，杨月芳磨磨蹭蹭走到我面前，悄悄塞给我一个折叠好的平平整整的信封。我急忙回到宿舍，打开一看，高兴的几乎都跳了起来。
蕴玉说:她愿意与我交一辈子朋友，只要我对她好，她也一定对我好。还有什么“海枯石烂心不变”，“愿与我做比翼同飞鸟”。
啊，她同意了，蕴玉同意与我交朋友了！！
就这样，又通过杨月芳为我们“鸿雁传书”了几次信件，我们就开始了正面交往。
没有现代年轻人的浪漫,潇洒；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最佳方式就是利用星期日去团部逛巴扎。
此情我在我一篇名为《巴扎》的文章中曾经有过记述，不妨将它转录于下：
“巴扎”是什么?是新疆人的乡村自由贸易巿场,正如口内说的“集”,“场”。赶巴扎就是赶集，赶场。
那是二十世纪６０年代，每个星期日这天，十里八乡的老乡们，骑着毛驴、赶着牛车、马车，也有的骑自行车，而绝大多数老乡，特别是些身穿连衫花裙的维吾尔妇女，头顶扎着十几根小辫的小姑娘也都是将鞋提在手上，挎在肩上，光着脚丫走路。眼看快到巴扎了，脚也不洗穿上鞋继续走，他们把家里的土特产、日用品，家里养的鸡、鸭，鸡蛋、鸭蛋以及自制的酸奶全都拿到巴扎上卖。那些小商小贩们都提前占据有利地形搭起棚架，摆开摊位，有卖猪肉、牛肉、羊肉，有卖米饭、羊肉拉面、面包馒头，有卖布匹服装、卖鞋袜碗碟，卖农具农药，卖蔬菜姜蒜，卖瓜果桃李，有耍把戏卖狗皮膏药，有唱小曲卖面人糖果，斗狗的、斗鸡的，当场表演杀牛的.....渠道旁、树阴下，到处坐满人，整个巴扎热闹非凡。
巴扎，对于从大上海来的知青来说，也显得特别的兴奋，一到星期天，各个团场、各个连队的上海知青们，吃好早饭，就三五成群地纷纷走向附近的巴扎，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去吃碗酸奶，去看杀狗，去凑热闹。所以巴扎更是人山人海。从远处看，整个天空，被一片沙蒙蒙的灰土笼罩。
赶巴扎也成了我和蕴玉当年谈恋爱的最佳方式、最佳时机、最佳场所。
开始几年，我们是赶团部巴扎。
　　巴扎离一连有七、八公里路，在团部前总干渠旁的一大块空地上，称“荒地”巴扎。我俩肩并肩边说边走，虽然当时文革，我们分属两派，当我们谈到“观点”问题，有时也会争论几句，但绝没有左右我俩的感情。我们走在大路上，左手边是流经各连队的总干渠，渠水“哗哗”往团部方向奔涌直下，她是六团的主动脉。渠两边垂柳在风动中摇摆，右手这边是大道，在涌动的牛车、马车和步行的人群中，我俩手拉手悠闲地走着，走累了就停下来在渠道柳树边坐下，说会悄悄话。
　　那时我的基本工资是４９元，蕴玉４１.5元，所好我们也不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只中午在巴扎上一人吃一只老乡的包谷囊，再买一点水果。到下午４点半左右就往回走。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上半年，每个巴扎，我们都是这样来来去去的走。大路上留下我俩爱情的足迹，洒下爱情的汗水；渠水为我们喝彩，柳树为我们见证。

　　　 第十三章　 “１０．１２”事件

１９６８年，全国文革形势大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铺关门，全党全民全部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当时，我１４岁的弟弟曾从老家写信给我说：他已经不上学了，父亲也不上班了。不过他们两分属两派，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为了“观点”，两人引起争执，我母亲是中间派，只好从中调和，也不起作用。直到我父亲１９７８年去世时，他还忌恨我弟，直到闭眼也没跟我弟说一个字。
新疆也有了很大变化，整个形势基本被多数派“联指”控制。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开始，少数派就“弹尽粮绝”，连写大字报的纸张都没有了。
所以，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２日，经各单位少数派头头联席会商讨，决定成立一个“联络部”，以团部“演出队”为基础，由当时团部的少数派组织头头马国良担任一号联络员，孙德强（我的铁哥们，这时他也已调在团部工作）担任二号联络员。斗争方式改为以团“演出队”编排一些节目，进行宣传、鼓动。各单位也可自行搞些小节目。
后来，演出队就排练了《永当造反派》、《革命不怕死》、《誓死保卫党中央》、活报剧《猫与老鼠》等，加上原来的歌舞，有二十几个节目，决定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２日“联络部”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公演，地点选在５连晒谷场。并贴出告示，欢迎广大革命同志前往观看。
作为少数派，我们在盼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然而，盼呀盼呀，最终盼来的却是一场灾难。
１０月１２日一早，我们“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一行２８人全部到齐，大家信心百倍，要求前往５连参加活动。
可多数派的动作比我们还快。就在前一天晚上，多数派在连队院落里的所有墙上都糊上了“抓革命，促生产”、“不许搞大串连！”、“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等大幅标语。今天一大早他们也已派人到各大路口守候，要采取“劝阻”的办法，不让少数派前去５连。
可是我们决心已下，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我们。
我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自带干粮，二人一组抄小道去到团部。
中午时分，各单位少数派均零零星星的先后到达团部。
马国良召集各单位少数派头头开会，决定：各单位头头均不参加今天活动，其余人等由他带队去５连。
大家均不同意，马国良对大家说：“我估计今天情况非常特殊，为了让广大群众擦亮眼睛，所以，一是大家均不能带东西，就是木棒，板凳都不带，大家手无寸铁，就坐地上；二你们都不能去，去了反会引起麻烦．．．．．　
我们没去的各单位头头，齐聚在团部的机修连，等待着消息。
大约下午二点钟，演出开始，先是马国良致词，对所有到场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及预祝演出圆满成功。时间不长，演出开始．
少数派的群众大约有２６０人，他们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席地而坐，个个精神抖擞，一边鼓掌一边配合演出在大声唱着歌曲。
大约演出到第三个节目，突然，从一间房顶上响起一挂鞭炮声，顿时一大群（大约３、４００）手持长矛木棍的人，口中大声吼叫着：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
从四面八方向晒谷场这边蜂拥而来。那声势是在场的所有青年人从未见过的，当时就有不少小姑娘惊吓的趴倒在了地，混身发抖，叫喊着“救命！”
这边一群人像发了疯一样，冲进场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人就砍，就打。
不一会，只见血污横流，不少人被打的头破血流，横七竖八。晒谷场一下子变得混乱，哭喊声，叫骂声一片。
我们在机修连，一会就传来消息，我们个个义愤填膺，立即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立即去５连解救伤员和群众；一部分去团部“强烈抗议”，要求团部出面派车救治伤员。
最后统计，共有少数派群众３４人被打伤，其中重伤７人，被打最严重的马国良，一条右腿被打断，头上和大腿上被刺，血流不止。
我们“敢死队”有王思明头部重伤，有两女同志被刺为轻伤。
经团部领导出面，当晚受伤人员全部被送到阿克苏农一师医院就治。
当晚我们没有回连队，就在团部小会议室坐了一宿。
第二天，团部“大字报栏”内，铺天盖地贴满“墨迹未干”的大字报，一致声讨少数派挑起“１０．１２”武斗，说“他们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把他们推到一线，各单位头头却躲在机修连”。
真是恶人先告状，哎，我的天！！

　　　　　　　　 第十四章 高　　压

　　现在，天下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敢死队”的三名伤员，他（她）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大家都不想回连队去，都要求一起去阿克苏，去看望和慰问我们的伤员。
　　没有车，我们就走！昨天去５连的其他人员，虽然没有明显的伤，但他（她）们都被木棍打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走路都是东倒西歪的，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去阿克苏，爬，也要去！
　　就这样，我们坚持走了３５公里，从上午走到下午６点过，终于到达农一师医院。我去买了些水果、糕点。当见到他（她）们时，两个女生都伤心地哭了。他（她）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
　　“太殘酷了，都是些北佬（注：指老职工）。他们就能狠心下得了手。”
　　“我当时一点也没怕，只是现在想起有点后怕。”
　　“技术员，我并不后悔，这是个惨痛的教训；是我们太弱小了，我们斗不过他们。”
　　“是我，对不起你们，现在你们需要好好休养，其他的不要去多想。啊？”我只有安慰他们，心中的泪在流淌．．．．．．
　　回到连队后，我一直处于忏悔之中。蔡文绍也很少跟我讲话。有时他一天都不回房间，只很晚了回来睡觉。
　　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说少数派正在暗中策划武斗，正在秘密偷运弹药和手榴弹，通道是从阿克苏－－四排－－三连－－团部。这些单位都有秘密“联络员”。
　　团部“联指”要求各单位加强管理，严密注视。所以，我和蔡文绍被通知“不能随便外出，有事要请假”，笼罩着紧张的空气。
　　过不几天，传来“四排排长惠志忠（被逼）自杀”的消息。不过当时是被严密封锁，只说是有人自杀。
　　惠志忠，就是我前边讲的，我从十四团回来时，原四排长调到连部这边，这惠志忠就是与他调换的。听说，他是广东人，很早就来到新疆，夫妻俩都是长的瘦小，有两小男孩，大的６岁，小的３岁半。
　　因为他们讲话别人听不太懂，平时也很少讲话。文革中，他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不跟人谈“观点”问题，没事了就提把砍砍，到沙包深处闲逛，有时就挖点红柳或者在哪条河沟里摸几条小鱼回来。行为好像有点诡秘。
　　“联指”通过摸排，最后将秘密偷运武器的“联络员”挂在了惠志忠的头上，将他控制起来，专人看守，不让回家，每天让他交待问题。
　　开始是讲政策，后来就发展到“逼、供、信”，用木棒，铁链等抽打。再后来，惠志忠终于承认，说是自己偷运了二十箱手榴弹和５００公斤炸药。
　　连队多数派将情况立即汇报团部“联指”，团部指示一定要见到东西！连队又专门派人驻进四排，强令惠志忠要他交出这些东西。惠说被他埋在沙包里了。他们就押着惠志忠去寻找。
　　可是三天过去了，一点影子也没有；惠志忠一会讲在这边、一会讲在那边。就整天在沙包里转过来转过去。
　　找不到，就免不了回来就被揍。
　　惠志忠本来就弱小的身躯，已经被打的体无完肤，每次打了还不让他叫，叫了就打的更凶。
　　这天晚上，惠志忠照样被暴打一顿关进了小屋子。他思来想去，再这样下去，自己恐怕是活不成了，迟早一天都得被打死，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但一看，只有地上的一床烂棉絮，什么也没有，裤带早被他们搜走了。想着、想着，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
　　第二天天还没亮，只见惠志忠爬起来，按响了一个专门为他准备的一个按铃，蹲守在四排的几个头头立即来到惠志忠小屋前，惠志忠很高兴的样子，说：
　　“Ｘ长，我昨晚想起来了，是我埋在了一个地方，我想起来了，今天，今天，一定给你们找到。”
　　“就是嘛，惠志忠，我早给你说过，只要你老实交待清楚问题，把东西交出来，你还是革命同志嘛！”Ｘ长说。
　　“不过，我现在有个小小的要求．．．．．．”他轻轻的，不说了。
　　“说吧，只要东西交出来，什么问题我都会给你解决的。”
　　“我．．．．．我想回家换件内衣．．．．．”
　　Ｘ长思索了一会，说：
　　“行，现在就去换。好了就走！”他又对一个人使了个眼色，说：“抓紧点。”
　　就这样，一个人押着惠志忠回家。惠推门进家，那人就站在门外，一会他走开了，回房间去取了包烟。
　　惠志忠一进家，两个儿子还睡着，老婆已经起床见他回来先是吓了一跳。惠志忠说：
　　“快，时间很紧，烧点水我擦一下身子。”
　　老婆见水桶里已没水了，马上提着水桶出去到涝巴打水。
　　这时，惠志忠走上前将门关紧，急速跑到里面，取出一把大剪刀对着镜子，下狠心，将剪刀刺进了自己的脖颈，顿时血流如柱。睡在床上的大儿子其实没有睡着，爸爸的一切动作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吓了，他“啊！爸爸！！”的一声，大哭起来。
　　门外的那个人立即奔进房间，惠志忠已经倒在了地上，只见那喉咙中“呼噜呼噜”直响。他拉起惠志忠，嘴里骂着：
　　“他妈的，还装什么死？！”
　　待惠志忠老婆提水回到家门口，惠志忠已被拉到对面的“卫生室”。
　　这时好多人家都已起床，听到外边的动静，都跑出来，挤在了医务室门口。惠志忠老婆也走过去，一看这情景立即瘫倒在地昏厥过去。
　　卫生员也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他慌里慌张取出一团药棉塞进惠志忠的喉咙。
　　不到１０分钟，惠志忠咽气了。
　　
　　　　　　　　　 第十五章　坏头头

　　随着新疆整个形势的发展，到后期，少数派成了敌对派，蔡文绍因有“海外关系”被打成“坏头头”、“牛鬼蛇神”，揪入牛棚。我也被作为“坏头头”，下放到四班监督劳动。
　　那天，连队召开大会，团部多数派头头、团政治部主任齐廷升也来了，坐在台上“主席台”位置。
　　会上，他念了一份据说是“内部文件”的材料，只听得他在翻来覆去地说着：什么“要坚决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揪出一小撮牛鬼蛇神”等等。说着说着，马上就有几个人上前，走到蔡文绍的位置上，双手一驾，将蔡文绍揪到台前，被揪的还有另外两个１９６６年到连队的知青（原来有“小偷小摸”行为），不问三七二十一，有两人手拿一把推剪，给他们三人剪了个阴阳头。会后三人被拉到涝巴边原来一养鱼人住的破房子里，简称“牛棚”，被监管起来。每天干着打砖块的生活。
　　据说团部马国良更惨：因怀疑他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被挂上“坏头头”木牌揪斗，轮番对他大打出手，将他两手悬空吊在房梁上，逼其交代国民党是如何派人来联络的，数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两条深深的伤痕十多年后还能看到。
　　对于我，会上由连长宣布，下放到二排四班监督劳动。会后，我就搬住到男生集体宿舍，行政隶属女生四班。
　　后来，多数派头头找我谈心，要我反戈一击，争取立功的机会。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给他说：
　　“整个文革期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我没有什么可反戈一击。”
他干脆让我揭发蔡文绍。我说：
　　“我也没有发现他有．．．．．”
　　他立即打断我，说：
　　“不对，不对，你可要认清形势。蔡文绍现在跟你是不一样的，他属敌我矛盾，你呢，内部矛盾。”
　　他顿了顿：
　　“不过咧，这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我又没说话。他站起来，说：
　　“我反正给你讲的很清楚，前面的路要靠你自己来选择。”
　　后来，又一次找我，让我交代蔡文绍的问题，我说了一句：
　　“我们刚成立‘敢死队’的时候，他给我说过：‘谁搞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也是第一次嘛’。”
　　谁知，我“揭发”的这一句话，当时我感觉也没多大的问题，可是到了他们手中，成了蔡文绍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条最大的罪状，足以让他被定成死罪。每天让他交待说这句话的恶毒用心，交待自己的罪恶思想根源。反正怎么说也过不了关。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就差没给他戴上手铐、脚镣。
　　我在四班劳动，我的工作都是由班长周玉妹直接给我安排。
　　现在说起来，真是天报应。这周玉妹班长后来成了蔡文绍的太太。蔡文绍从“牛棚”被解救后不久，他俩就结了婚。待我１９７１年回到连队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刚出生不足一个月。
　　你说这是什么一种复杂的关系。
　　也就是说，那时的周玉妹班长早已私下跟蔡文绍好上了。对于我揭发蔡文绍一事，她也是对我恨之入骨，所以重活累活脏活，她都分给我，而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蕴玉呢？据杨月芳告诉我，对我下放四班监督劳动，作为四班副班长，她的心一直揪着，半夜一个人在被窝里哭醒了多少回。
　　这年冬天，总干渠清淤，我们都上去了。天寒地冻，吃住在工地，一个班多少任务是用尺子丈量好的。要求从现有的沟底挖下去１．２米深，将那些淤泥全部要运到渠道５米外的地方。完全用担子挑，我的任务就是挑土。那周玉妹亲自给我装筐，挖了还要压一压，一天下来，我的肩膀就红肿难受，半当中还不能停留，必须小跑步。这种重体力劳动，老实说，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遭。第二天，我挑着担子，整个人东倒西歪，但不准休息。周玉妹在一边口中直喊着：
　　“快点，快点，抓革命，促生产；你在磨洋工呀？”
　　到第五天，我就累趴下了，发烧至４０度，被抬下了工地。
　　
　　　　　　　 第十六章　　工宣队

　　１９６８年底，在“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实现两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下，团部分别多次召开两派头头“学习班”，对在文革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写出详尽的《调查报告》报团党委，最后由团党委下了红头文件，做出正确认定和处分决定：
　　“１０．１２”被认定为是“联指”挑动的一场“武斗”，团“联指”总指挥齐廷升停职检查。
　　一连惠志忠之死认定为“被逼自杀”，责任人，一连副连长崔大勇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还有一件，是发生在三连的打人致死案。主要打手邱应龙报地方检察机关，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监外执行。
　　不久，我被吸纳为一连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迎玉也被调到二连子弟学校教书，我俩的感情又进一步加深。
　　连文革小组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四排。
　　当时，惠志忠死后，为掩盖真像，他们草草给包裹一下，用牛车拉上到沙包里随便埋了。
　　后来，我们就在沙包里“大海捞针”，天天在沙包里转。
　　当事人也去了，可他说，由于当时自己也害怕，只是挖开了一个沙包，将人塞进去埋上沙就快快的离开了。现在他确实是记不清位置了。
　　我们几个人，就在他讲的大致范围，认真查找。终于被发现了，在一个沙包的侧面，看上去沙子有松动的感觉。用砍土曼一拨拉，不一会就看见一块布，再一挖，就是惠志忠的遗体，干干的，一点没走样。
　　回去后，连队专门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妻和两个儿，经团部同意联系调动到乌鲁木齐的哥哥处。
　　１９６９年５月，根据兵团党委内部指示，各团场抽调人员组成“工宣队”，进驻地方一些尚未实行两派大联合的单位。我幸运地参加了“工宣队”进驻阿克苏扎木台林场。
　　关于扎木台林场，我在另一篇《巴扎》里已有详细描述，为节约笔墨和重复，这里不妨转录部分：
我幸运地参加了“工宣队”进驻阿克苏扎木台林场。这时，蕴玉也被调到二连子弟学校教书。
“人分两地相思愁”。那时还没有现代手机，交通不便，通信困难，一度时间我俩无法联系。
扎木台林场，当时两派势力相当，派性严重对立。我们进去后，不敢轻易表态，只是多听。其主要也就是为了林场的一个副场长的问题，是“打”还是“保”。
工宣队队部指示，我们的任务是稳住各队，不让到场部串联和互相串联。
队部指定我为组长，还配带一个翻译，带４个组员分到林场育苗队。育苗队当时有职工２００多人，其８０％是维吾尔族，极少部分汉族。我们下去后不敢贸然动作，先也不敢接近群众，特别是汉族同志。少数民族同志因为语言的不通，对“工宣队”普遍带有抵触情绪，你如果跟汉族同志接触了，他说你亲他们，支持他那一派，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你。我们只好请翻译配合，先到一些观点顽固的老乡家了解情况，跟他们套近乎。少数民族同志的另一特点是：你对他好他就可以把你当亲人。因为他们失去和场部的联系，加之我们在下边的瓦解工作，问题很快就不那么对立。这也就是少数民族同志----指乡村的民众的又一特点：思想比较简单，想问题是一通百通，如果被他钻了牛角尖你也就大麻烦了,一年两年不一定能解开。问题的症结被打开，工作就好开展了。老乡也跟我们一条心，汉族同志也跟我们一条心。只是他们还不愿意坐到一个板凳上来。
工作局面打开后，我就慢慢思念起蕴玉。我跟他们打听与六团最好的联系方式。
这一问，还真是希望大大。原来，从育苗队过去有一条道可通一个叫黑孜巴扎的地方。而从黑孜巴扎再过去大约有十公里，就是六团。有几个老乡就亲自走过。
我乐的一晚上没有睡好！
一个星期天，我们就实地考察了一番，走到了黑孜巴扎。又用另一个休息日，从早晨六点出发，一直到下午五点走到六团二连。蕴玉见到我回来，高兴的直跳，她不顾他人在一旁，上前来抱住我就地转了三圈。我们约定，从此以后每两个星期天碰一次面，地点就在黑孜巴扎。
育苗队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队部对我组工作经验进行了推广。整个工宣队工作开展顺利。
可是我却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这一个休息日，我向老乡借了部自行车去黑孜与蕴玉约会。走的时候，我们小组的一个叫向梅的，她硬要坐在我自行车后边，带她去。
向梅，也是上海知青，从五连抽上来的，当时也有２３岁，人较活泼大方，大大列列，有点不拘小节，还没有谈朋友。
那天，我们的自行车快到巴扎时，老远就看见蕴玉和其他几个老师站在那路边，翘首朝我们的方向看来。快到她们身边，我一刹车，向梅一个惯性朝我身上一趴，然后拉住我衣服下摆跳下了车。这一刹那间，我发现蕴玉眼睛闪过一种忌恨的目光，然后一扭走开了。这一天她中午饭也没吃两口。我只好将情况给她同来的一位老师讲明，她答应我回去做我蕴玉工作。
工宣队的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我们适期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热地罕娜大婶、阿不都拉大爷以及买买提.库乐班大叔先后上台忆苦，汉族小伙王启民、维吾尔青年巨曼等纷纷上台表决心，紧跟党中央搞好革命大团结。公、检、法三家又在场部召开了公审公判大会，对文革中公开制造谣言，挑起武斗，致死人命的原场部武装部长沙依木予以公捕。先是各队，然后整个林场实现两派大联合，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林场休息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又赶去黑孜巴扎和蕴玉约会。我向她报告了新的任务，她看着我红仆仆的脸膛，羞涩地低着头，依偎在我的怀抱，静静的流下两行眼泪。这是我和蕴玉这一生中恋爱期间的最后一次“约会”，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黑孜巴扎。 　　
　　工宣队领导宣布工宣队从林场撤点，立即开赴新的工作地点：农一师驻新河、“二八台”、库乐勒、“大河沿”各转运站，继续开展新的工作。
　　新河、“二八台”等是农一师设立的从大河沿到阿克苏的途中客运休息的站点。当时主要的是由于站点线路太长、分散，各站可能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男女作风问题和其他问题。
　　我被分派到大河沿站。开始展开正面教育，然后直奔经济问题，个人主动交待和群众相互揭发，查出时任会计王大毛的经济问题。但由于这几个站虽是独立核算，但又互相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经济往来纠纷。所以，工宣队领导决定：集中－－－将所有人员集中，将四个站点的会计账目集中，将现查出已有问题的人员集中。地点：“二八台”。
　　从“二八台”转运站坐车再往里约２０公里，有一片空阔地，这里有几排空房子，房子四周栽种着大沙枣树。那沙枣就跟山东大枣一样，又甜又脆又香。这里是师部原来设的一个养殖场，后来垮了，现在归“二八台”，种些蔬菜、瓜果之类。
　　我们在这里过起部队式的生活：早晨６点起床，集体跑操；白天各小组活动，有查账的，有负责谈话的；到下午５：３０必须集中到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新闻联播”。然后，吃饭。晚上再集中学习时事政治。
　　不到半个月，我们工宣队完成了光荣任务，每人背着一大袋大沙枣胜利返回自己原单位。 第十七章 　结　婚

　　已是１９７０年秋季，我又一次回到一连。此时桑田里的桑树已基本被砍光，改种上麦子。
　　已有好多对上海知青结了婚。他们见我回来，有的表示惊讶：
　　“技术员，你还回来一连？”
　　“你不是在外边混得不错嘛，工宣队队长？”
　　我只是笑笑，无言以对。
　　我被安排在文教吴江住的一间宿舍，他睡里间，我在外间。工作也是暂时协助文教搞些宣传鼓动。
　　在一连，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但蕴玉很高兴，我除了必须在一连工作的时间外，全部待在了她的办公室。
　　９月２６日，我俩各自开了证明，在商店买了些糖果，一起去团部办理结婚登记。
　　团部负责行政户籍和办理结婚登记的是原一连蚕桑班班长沈雪芳。她早几年嫁给了团部公安科科长严江平，也就是我们赴疆时，到苏州蚕桑学校接我们的那位“严同志”。
　　我到六团后不久就知道了“严同志”的真实面貌，只不过那时他还不是科长，只是一般科员。我单身的时候经常到团部去他那聊天。但后来因文化大革命，我们联系就少了。他与沈雪芳结婚，我倒是今天刚刚知晓。我很高兴地对沈雪芳云表示祝贺。
　　沈雪芳热情地为我俩办理了手续，去把严科长叫来。
　　严科长还是那么年轻，我们一起说起过去的事情。他告诉我，那次在阿克苏分配，一开始，我是分在九团，后来是他坚持将我要到六团。他说：
　　“当时，我就看你是个材！”
　　“严同志，”我还以老习惯称呼他：“还‘材’咧，现在都快失业了，没人要了。”
　　“什么，那怎么会？”
　　我将情况详细给他说了，他说：
　　“那不行，你先回去，我帮你想想办法。”
　　回连后我和蕴玉就忙着找房子，准备婚事。可一连回答的很干脆：“没有空房子。”
　　最后，还是二连学校校长帮找了二连连长，答应给我们腾一间。
　　原来我俩准备元旦日结婚，可房子一直没腾出来，元旦后才有了，给了我们钥匙。我们又立即打扫、粉刷、搬箱子，将我们原有的床板拼拢在一起，铺上新的床单，赶在元月９日这天办了婚事。
　　没有现代人的汽车，没有鞭炮，没有鼓乐队，没有婚纱，也没有伴娘，那天只是请了原四排长一家，学校老师，以及兰万生、杨月芳等大约十几个人，在新房里烧了一桌，大家热热闹闹、高高兴兴，为我俩庆贺、祝福。
　　第二天，我没有忘记，带上大包大包糖果，香烟到一连一家、一家进行分发。
　　当我走进蔡文绍家时，给他们送去一包糖果、香烟时，他和周玉妹正在为出生不足一个月的第二个儿子穿衣服。
　　就这样，我和蕴玉就成了结发夫妻，到现在也已有３７年光荣历史了。这３７年也是风风雨雨，而我们是风雨同舟、恩恩爱爱地过来了。
　　一天，我和吴江文教正在商量一件事情，突然有电话找我，我一听是严科长打来的。他让我在尽短时间到团部一趟，我的工作已有新的安排。我都差点把上次和他谈的这事给忘了。
　　忙完了手头的工作，一天，我就给连队请了假，去了团部组织科。

　　　　　　　 第十八章　新的生活

　　团组织科决定调我去基建连，担任文教，暂时先在连部小学代一段时间的课；蕴玉去基建连小学任教师。春节后上班。
　　节前，我先去基建连报到。
　　基建连在三连下边，处于从一连往团部的中间地带。原来称为水磨，就是引用总干渠的水，进行麦子、包谷加工磨面，建有一大型磨面房，有很多机器，另盖有好几间大仓库。后来，基建连整体从沙井子那边搬迁过来，从三连划出数百亩地加水磨这一片就给了基建连。
　　跨过总干渠上架设的一座桥，越过一片林带，就进入基建连地界。只见那一排排整齐划一、低矮简洁的房子，离房前有三米堆放着一堆、堆干柴禾。一些鸡悠闲地在地上找食。
　　我跨进一间办公室。只见里边坐着两、三个人，走进去，其中一人是原来一连多数派的一个被我称为“帽子遮不住太阳”的古文田，河南人，是一个畜牧兽医。后来知道，他于前几年先调到值班连，与一位上海知青结婚，后调到基建连。
　　我们相互点了点头算打了招呼，我说找指导员，他说刚出去，我坐等一会，指导员进来，一看，是原来团部子弟学校校长，叫严兴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去学校找人，跟他有过一面之交，后来他也被作为走资派被揪斗。
　　他接过我手中的《介绍信》，很高兴地让我坐下，说欢迎我到基建连，听说我节后搬过来，他说：
　　“你回去作好准备，这边的房子我给你安排好。说好，正月初五，我用车过去接你们。”
　　这样，一挂牛车拉上了我们的全部家当，搬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
　　一间进深有十几平米的房子，门后就是一堵火墙，我们将大床铺下，将一个柜子和箱子等堆放好，也还有足够的空间。
　　我们又利用时间去见了连长等领导，他们都很热情，说目前地里也没什么农活，学生也在放假，让我们多休息些日子。
　　慢慢我们知道了，基建连的职工除排长以上，大多是解放前国民党新疆残部俘虏后被集中劳改、劳教后的新生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文革期间是“军管”单位。所以，经多年改造教育，这些人随从性强，长期形成一种唯唯诺诺，领导指东他们不敢向西的习性，劳动纪律性相对而言比较强。现在对他们一般采取的政策是：“不揭伤疤、不究以往、重在表现、立功受奖”。
　　因为放假，有好多学生听说新调进了老师，都三五一群走到我们家门口，试探着看我们。其中有一对姐妹，称“小三”、“小四”的７、８岁小姑娘，是严指导员家的，上次我俩去他家见过，她俩胆大一些，径直进了我们家，蕴玉就拿出自己的心爱给她们吃。这阶段，蕴玉正在“闹喜”，反应很大，想吃酸的东西，吃点东西就吐。所以家里东西不少，这“小三”、“小四”也不客气，抓起就吃。
　　慢慢跟我们熟识了，她俩就拉我们去她家玩。她妈李淑英是连队的统计，跟指导员都是河北高碑店人，人很正直，讲话很直，不拖泥带水的，她已生有５个小孩－－三女二男。时间久了，我们两家关系在外人看来：很好！
　　我们俩就这样地过着。她肚子里的小宝宝也在茁壮成长着，肚子也慢慢显露出来。而反应也一天比一天大，常常不能吃东西，所以脾性也大了，要经常给我发个火，跟我吵吵闹闹，我也都是忍着。
　　终于有一天她跟我来了个大爆发，是从我跟她谈朋友以来前所未有的。
　　放假在家，她没事，就翻出家中的毛线给未来的宝宝结毛衣。
　　这新疆的毛线纯度高，不像“口内”，嘴说含纯毛８０％，其实２０％都不一定有，而新疆毛线那是绝对的纯毛。
　　一天她看家中一种蓝色的毛线还不错，想给上海小妹寄去，可估计上海小妹如果结衣服，大概要差个几两。那天她让我去团部商店再买半斤。临走时扯了一小节线让我比对。
　　可我到了商店，就那一家商店，就那一个柜台，翻来找去，比对来比对去，都跟我手中的毛线顏色差一点。营业员也是上海人，她不厌其烦，跟我翻遍，连库房也看了，就是没有。她说：
　　“就这种了，相差不了多少，没关系的。”
　　我真的没了办法，心想既然来了，不能空手回吧，就买了半斤。
　　回到家，她一看，马上变了脸色：
　　“你猪呀？这颜色那对那呀？你怎么这么不会买呀？”
　　我给她解释，越说她越火气大，举起双手捶打着我。
　　“好啦好啦，还有完没完了？你自己咋不去嘛？”
　　“我去，我能去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我也生气了，随手将一团毛线扔在了地上。这一下可不得了，只见她发疯一样冲向我，顺手拿起门边的一根扁担，挥舞着朝我打来。我一个箭步，冲出门外，她就这样挺着个肚子也冲出门外，双手拿着扁担在追打我。闹得左右邻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出门看。
　　这个晚上，她背朝我，一直在“呜呜”地哭，一、两个小时过去，还在“嘤嘤－－”不停。
　　真是吃老酸，这种人我是彻底服了她！
　　
　　　　　　　　 第十九章 　　 我该站在哪

　　３月，学校开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共开设五个班，每个班最多的２０多人，最少的只有９人。一个是古文田的妻朱国华，一个是蕴玉，一个是严指导员老婆李淑英（暂代课），一个是我（暂代课），还有一个姓王的老师。一人包一个班，语文、算术全教。其他体育，图画等是谁的班谁教。
　　当时，我是代五年级班。可是只有课本，没有参考教材。算术还好，是珠算，对我是难不倒的。“三下五去二、五去五进一”，还有“九一下加一、七三四十二”，因原来在老家白米和兴泰就是靠算盘吃饭，对珠算口诀我是一辈子不会忘记。可是给学生们讲，他们就是搞不明白。而且，五年级的学生，１２、３岁，还没定型，上课好动，讲话，跟老师顶嘴，给点颜色就要开染坊，给个梯子要上天．．．．．．我简直烦死了。
　　虽说我自幼的理想是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可面对眼前这些小“神仙”，我简直是被搞得缩手无策。加之我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这普通话对小学生特别重要。所以，教学效果很不好，学生就更不愿听，有过分调皮的，我还上前暗中拧他一把。
　　时间久了，就有家长去连长那告状。
　　所好，我代课不到两月，学校调进一叫李振华的校长。原是三连学校校长；她先生就是前面我讲过的，三连在文革中打人致死的邱应龙。邱应龙被判有期徒刑３年监外执行，现期满后被送基建连。
　　这样我就出来到连部，主要是搞连队文教工作。
　　一开始，连长安排让我重新丈量土地面积，我就手持一把拐尺，整天在地里横量竖量，然后回来计算。你想几百上千亩地，有的地在离连队有一、二十里外的地方，要用这三米的拐尺全部去丈量，那可能是整个量下来起码得绕地球半圈。成天累得我够呛！
　　慢慢，我就听说这基建连的事情也是挺复杂的，斗争也是挺激烈。
　　虽然，我前边讲过，这是一个以劳改、劳教新生人员为主体的单位，人员比较听话，平时也好管理，在工作上也不用化太大气力。因为在基建连，可以说这些人个个是多面手，干什么都成，盖房子、挖大渠、平地、灌水、烧饭、打铁是样样都能拿的起。
　　而问题是在领导之间，据说是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连长徐连东的军阀作风。徐连东是一个相当初中文化的河南人，当年进疆后，由于年轻体壮，完成工作任务突出，先是调在基建连当排长，继而提升为连长。好多年下来，养成了一种主观主义、军阀作风，说话粗鲁、作风暴烈，是一个不能有人反对的人。谁要是敢反对徐长东，那除非是吃豹子胆。
　　在一次会议上，指导员严兴高给连长徐连东指出“军阀作风”这一问题，徐连东当即暴跳如雷，粗口就骂人，严兴高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不与他一般见识，没吵起来，但会议却不欢而散。从此，徐连东连长就不再买指导员的帐，支部会也开不起来。跟当年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一样，闹到连长就要停发指导员的工资，而指导员（也是支部书记）要开除连长的党籍。反正是水火不相容。那些中层一级，几个排长、司务长都跟着徐连东；指导员这边就没什么人了，我大概是算一个吧？反正徐连东一直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看不惯。
　　第二是连队的定向。主要是现在的这片土地太分散，盐碱性大，不易排水，又没发展余地，指导员通过调查，也请团部生产科的同志做过论证，感觉应该搬出去，重新到八连下边开发，建立新的基地。而徐连东却认为，基建连这些老职工，都是些５、６０岁的人了，还要去开什么发？就在现有的土地上搞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不想再搬家了。
　　为这两人也是各持已见，矛盾没有调和余地。
　　可是，真的，我进疆也好多年了，虽然学会了一些平地、打埂、灌溉的基本技能，但对以上两个问题，我无论如何是没有发言权的。想站在指导员这边帮他一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也不清楚，我该站在哪？
　　可是，我却经常发现古文田，还有二排长、司务长等有四个人成天在连长那嘀嘀咕咕，而且是一只眼睛整天好像在盯着我，打我的小报告。
　　我有时就给指导员反映一下这种情况，可指导员总是哼哼哈哈不表态。
　　一天晚上，我喝了二两，突然心血来潮，拿起毛笔，在墙上贴的报纸上写下了：
　　“打油诗一首
　　　－－基建连狗多，有四条
　　出门小心慢慢走
　　脚前脚后防恶狗
　　恶狗阴险暗伤人
　　为着两根肉骨头。”
　　当时是一时兴起，不想，为这几句话，两年后我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后话。
　　
　　　　　　　　　第二十章　是个男孩

　　再说，蕴玉去团部卫生院做了一次孕期检查，医生告知：一，母体患窦性心律不齐、风湿性心脏病，二胎儿横位。要求她在临产前一周去阿克苏农一师医院待产。
　　回来后，又不敢多吃药，只有静心休养，再就是晚上用艾条薰脚小拇指，每天坚持，以治胎儿横位。
　　这年国庆节过不久，我就送她到阿克苏农一师医院，医生让她住院观察。我就回来继续上班。
　　有一天，我早晨去食堂打饭。看见我，一个妇女突然对我说：
　　“文教，你还在啊？”
　　“是呀，我没去哪．．．．．．”
　　“不是，我是说，你没去阿克苏？”
　　“没有，没有去。怎么你有事？”
　　“啊呀，出大事了，你一点没听说？”
　　经她一番述说，我才知道，连队已经传的沸沸扬扬，说是：文教老婆在阿克苏，一下子生了两姑娘，难产，生下来，那小的死了......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呀？”
　　“那人家传的有鼻子有眼，那还会有假？”
　　把我搞的越来越糊涂。我赶快回家，提上早已准备好的一筐鸡蛋，到指导员家借了辆自行车、请了假，往阿克苏而去。
　　到了医院，走进妇产科３号病房，只见蕴玉躺在床上，半闭着眼睛，一脸疲倦。我走到床边，她醒了，轻轻地对我说：
　　“是个男孩．．．．．．１０月２１日生．．．．６斤３两．．”
　　我旋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同病房的人断断续续告诉我：先下来一只腿，医生折腾半天才生下来，又不会哭，医生提一条腿倒过来拍打两下屁股才哭了，后来放在保温箱里了。听的我真想哭－－这生个孩子是太不容易了，我轻轻地趴地她耳边说了声：“老婆辛苦了。”她也轻轻地说：“去你的。”
　　所好我原来“苏州蚕校”的班主任石红菊老师此时也调任在阿克苏四中当教师，我就到她家炖了鸡（内加核桃仁）。石老师陪我到医院，可能蕴玉见石老师来，心情有些激动，吃了鸡汤后突然难受起来，大粒大粒汗珠滚落。马上叫医生过来，医生检查说是心脏病发作，立即给报了“病重”展开抢救，方转危为安。
　　医生将我叫到一边，交待：千万不可生二胎！
　　我就在医院陪护了几天，晚上１０点左右去师部招待所休息。
　　一天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到病房通知，所有能走动的人，包括家属都立即到二会议室开紧急会议。我也不清楚什么事，就去了。一看，原来是传达“９．１３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的文件。前些日子，我们曾集中到团部听过，文件比较长。都１０点一刻了，我看了看左右，没人动，我就站起身向门外走去。快出医院大门时，突然，有几个壮小伙冲过来，一把抓住我，严厉地问我：
　　“你跟我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病号家属，他们不依，硬将我带到里边办公室，像对待罪犯审问起我来。
　　他们反复问我的一句话是：你为什么要走？！
　　我解释了也不行。最后搞到大约１１点半，他们通过电话与六团公安科联系后，才放我走人。
　　又过了一些日子，蕴玉出院回到连队。在家静心抚养着儿子。
　　谁知到６月份，这老天下起了大雨，一天、二天、三天、四天，连续下了四整天，白天黑夜不停的下。“哗啦啦、哗啦啦”越下越来劲。我们住的房子是干打垒，不少房子的后墙，经长期雨水浸泡，有的松软了，有的已经倒坍，很多人家都搬到水磨的库房里暂时躲避。我们俩也抱着儿子，冒着大雨跑到附近的值班连，找到在扎木台“工宣队”一起的好友待才扣家（这时他也已结婚）待了两天。
　　大雨后统计，结果是，有４０几家房子墙壁倒塌，５８家房屋受损，这场大雨给了徐连东当头一棒，他也改变了主意，同意单位搬迁了。　　　　　　
第二十一章　回　乡

(1974年回乡与父母、小弟合影)

　　先头部队早已出发，重建家园的工作启动。勘察、设计工作都已完成；总排水渠在哪，农田如何布局，林带、连部办公室、学校、俱乐部、托儿所、食堂、商店、涝巴、家属区等等都已规划，从图纸上看，那简直就是一座新兴的小城市。
　　这就是新的基建连的地址，建好后统称为六团十连。
　　第一批派出的是两个排，一排挖总排水渠和水渠，二排盖房子。我作为第一批成员，跟着去了工地。
　　地点就在八连下边有三公里的地方。只见茫茫一片低洼地，上边长满密密麻麻的红柳枝，大的有胳膊粗，细的也有筷子粗。先头部队已在那里一字排开挖好了七、八个地窝子。我们分别驻进事先分配好的地窝子。
　　第二天正式开始工作。我主要是统计每天的进度，及时表扬好人好事。要求每天晚上给连长徐长东电话汇报进展情况，也是一点不能马虎。不到两月，就有几幢房子耸立起来。再不像水磨上的那种干打垒。住房一律是一砖到顶。
　　不久又下来一大批，主要任务是整地，挖去地里的红柳，然后是拖拉机翻地，再按《规划》筑成一块块田地。
　　我前边曾讲过，这些人个个是多面手，干什么都成，盖房子、挖大渠、平地、灌水、烧饭、打铁是样样都能拿的起。这一次我可是眼见为实，你不佩服也不行。我每天就是在他们中间转，有时候也当把下手，帮递块砖，上前挖几棵红柳。也有时就在伙房帮橱，中午给工地上送饭。倒也无距无束，心情舒畅。
　　有时休息，我也回到水磨，看看我们的儿子。自从我下去后，蕴玉找了一个婆婆帮带孩子，一个月８元。这婆婆也就是５０多岁，人很干净，一生没有生育，身边有一个从妹妹家领养的一个姑娘当女儿，１４、５岁。我们让儿子叫婆婆为“奶奶”，那婆婆让姑娘叫我俩“叔叔”、“阿姨”。这人与人之间的辈份关系，真是说不清楚。就这样我们两家关系相处的很好。
　　到１９７４年８、９月，家属区房子等都陆陆续续盖好了，渠道、田地也都一切就绪。开始分期分批的搬家，我又是排在前边回到水磨搬家。这时严兴高指导员已调到九连任指导员去了。
　　我将家具等一并收拾好，马车过来装上。可我的家一搬开，麻烦事也接踵而至。你还记得我曾经在家中墙上糊的报纸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就这几句话，差点让我遭遇灭顶之灾。
　　不过，这件事，当时我是完全被蒙在鼓里，一点不知情。
　　还是在２００７年７月我去上海，在上海南汇新疆同事碰头会上，见到几十年未见面的当年一起在基建连工作的何迸，他给我讲了这关于“打油诗”的故事：
　　我们家中的东西刚装上马车，前脚走了，后脚古文田就进了我家，像个侦探一样，东嗅嗅、西看看，终于他发现了墙上旧报纸上的这几句话。他没有声张，而是用随身带的一把锁“咔嚓”将门锁上了。然后找来了照相机，叫来了司务长，两人一起又打开门，拍了几张照，又细心地将这张报纸取下来，用另一张纸包好。到连部找到徐连东连长。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由古文田执笔写了一份《报告》报到团部公安科，意欲将我打成“反革命”，公安科没有同意。
　　当时，我是什么也不知道，还在为搬家的事高兴、忙碌。
　　不过，他们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最终在半年后，找到一个借口，由连长徐连东直接宣布免去了我的‘文教’职务，下放随家属四班劳动。对此，我曾在《感恩》一文中有记述。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我们把家安顿好，学校也在放假，我手头也没什么事，因我到新疆已有十个年头，就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回乡探亲。徐连东同意了。
　　经过三天汽车颠簸，又三天四夜火车“晃悠”，我们先回到上海蕴玉家。
　　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上海，第一次拜见岳父大人，我用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博得老丈人和蕴玉几个哥姐的认可。
　　三天后，也就是１９７４年９月，我们又启程去到苏北－－－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我的故乡：姜堰。
　　我的父母早已在汽车站出站口等待多时。见我们出站了，父亲立即上前接过孙儿。母亲只是走上前拉住我的手，看着我，一会她就哭了起来：
　　毕竟是我离家整整有十个年头了，妈妈整十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蕴玉上前，一只手扶住妈，一手只帮她擦眼泪，说：
　　“妈，不哭。我们这不是回来了。”
　　回到家，我很内疚地对二老说：
　　“真对不起，不孝儿十年未回；这次回来也没什么带给你们。”
　　母亲说：“不带不带，人回来了就行。”
　　父亲说：“一个人出去三个人回来，很好、很好。”
　　邻居们也都过来看望，都很高兴，说：
　　“老三家（注：我在家排行老三，老三家就是指蕴玉）长的不赖，孩儿也乖。不错、不错。”
　　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０日我们和父母及小弟去照相馆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见附照）
　　十年，父母变老了，家乡变漂亮了，盖起了很多高楼，那镇中心坝口也变成一个大的广场。商店一个接着一个，商品琳琅满目。
　　十年，对于人生来说，那是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历程。
　　而我这十年，更是经历风风雨雨，她使我懂得了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掌握了自我生存的能力。
　　但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在一个人前进的道路上，坎坎、坷坷、坑坑洼洼、艰难险阻，到处都暗藏杀机，都需要我们去面对、去挑战。
最终的胜利者将是我们自己！

　　　　　　第二十二章 　（后续）　一连聚会

　　（说明：文章写到上面，写了我到新疆的十年生活，恋爱、婚姻、家庭以及“文革”遭遇，原定题目为《我这十年》，准备结束。但在２００８年元月，我突然接到电话......看来文章还得往下写。）
　　正是三九寒冬，夜里下了小雨夹雪，窗外白茫茫一片，树梢上全结着冰凝。
　　睡了个懒觉，刚起床，家住上海有的一个好友侍才扣打来电话：
　　“我，才扣。有人跟你说话。”
　　我拿着听筒，心想是谁呢？
　　“喂，”我听，是个女的：“侬啥人？”
　　“我，祝美凤。”
　　啊，算起来几十年未见了，听筒里的声音仍旧有一点嘶哑－－－－是“阿黑”的声音。
　　阿黑，是我们原来新疆兵团六团一连蚕桑班的，因她自小皮肤生的黑，从小她父母就叫她“阿黑”。１９６４年到新疆后，大家叫她“黑牡丹”， 也叫阿黑，是蕴玉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去年回上海，在侍才扣家打了多个电话也没打到她。
　　“我们今天是一连聚会，王杏仙起头。”
　　原来，当年奔赴新疆的上海知青按政策在１９８１年后陆续返城，回到上海。多年来他（她）们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每过一段时间，或者谁家有欢庆事，或者是谁（未能回上海而调其他地方）从外地来上海，大家都要聚会。
　　这样，我就要了王杏仙的电话号码。王杏仙原是四班的，那时蕴玉当副班长。晚上打过去，听到是我们，都是非常的开心，王杏仙告诉我们，今天的聚会有靠１００人参加，都是些老头子老太婆了，大家都很开心，在一起还问到“老油肉”呢，说着都哈哈笑起来。顺带我们向她要了几个人的电话号码。有杨月芳、尹月娣、桂舜兰、林秀萍．．．．．．都是一连的。
　　今天上午，王杏仙又给我打来电话，也是说：有人要跟我讲话。
　　我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张秀君的电话：
　　“你们好吗？”
　　这张秀君就是我在《我这十年》中，我刚到蚕桑班，班里开玩笑给我拉郎配的原型（我文章中为“张秀群”）。由于当时“我们都还不懂恋爱”，也就没有那回事。后来，大家相处的也不错，只是她后来嫁给了团部宣传科一个上海知青，后又调去青海失去联系。她能打电话来我也是很感激。
　　这个那个，说了好多的人，就没有人说起当年的文教吴志明（我文章中为“吴江”），在一连时他跟二班长林秀萍结了婚。我将电话打到上海林秀萍家。
　　“请问，吴志明在吗？”
　　“你哪一位？”
　　“我是一连蚕桑技术员。”我买个关子。
　　“噢，技术员，你好；”她顿了一下：“......吴志明他走了。”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他们都没有给我讲。”
　　“不要紧的，走了七年了，心肌梗塞。”她很平和地讲着。
　　我的心只感到内疚：
　　“那你过得好吧？”
　　“跟姑娘一起。很好。”
　　杨月芳我也给她通了电话，她们过得都很好。我仍旧在感谢她，是她－－－杨月芳，为我传递了我的第一封《情书》。
　　真没有想到，在这许多年中，我们先后回上海也有四、五次，回去了也和一些原来在新疆一起战斗过的朋友碰头、聚会，可就是没有遇见这些一连的。
　　这一次可全都冒出来了。
　　由于年龄的关系，我都发誓说这辈子再不回去了，可听到这么多一连战友的声音，听到她们在招唤，我老两口也改变了主意：
　　只要他（她）们再有聚会，就事前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去，在上海与他（她）们相聚，重叙一连的旧情。（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２日记；自此，贵州省五十年未遇的凝冻灾害天气开始。家中断水九日......我得坚持！）


　　　　　　　　
第二十三章　　 　　灾难临头　

　　常言道：十年磨一剑。我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去新疆，到１９７４年９月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姜堰，整整十个年头。
可是我有什么呢？除了我自己、我的妻、我的儿，老实说，那一次回去，我连一块手表也买不起；手脖上戴的一块表是基建队一老职工让我带到上海修的。真的是寒酸透顶。不过那时也有句话，就是我们所攒的那一点钱全拿去铺铁轨了。
　　实在感谢，是老父老母体谅了我们。他（她）们说：“人回来了就行”、“一个人出去三个人回来，很好、很好”。
　　我们在老家待了有半个多月，又到上海蕴玉家住了些日子，然后带着家人的期望，又买票返回新疆。
　　同样是四天三夜，车到大河沿站，是晚上十点多钟，待我们提着、背着大包小包到农一师大河沿招待所，只见值班室门上挂着“已经满员”的牌子。我因当年参加“工宣队”在这待过（注：招待所与转运站是一个单位，分驻两地），对地形比较熟悉，就径直带着蕴玉和儿子来到位于下边的一排宿舍的过道里，铺下毯子，让儿子睡在上边，我俩就靠在一边。但到了下半夜就被冻醒了，我站起来在过道里走，顺手拉住一房间的门把，不想一拧，门开了，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抱起儿子就进了房间。这其实是一间库房，有几张床但没被子，一张床上零乱地堆放着几床棉絮，我也顾不得那许多，拉开一床棉絮，我们一家人就倒下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还在迷迷糊糊地睡着，门“咚”的一声被推开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进来的？”那人凶狠狠地喊着。
　　我坐起身，一看是转运站会计的王大毛。当年在“二八台”经查帐，对他的问题最后定为“负经济责任，不属贪污”。我们撤点时，他对我是千恩万谢。
　　见是他，我慢慢地说：
　　“大毛，不认识我了？”
　　他仔细看了看我：“噢、噢，是陈组长（注：当年我是“工宣队”驻站组长），怎么会是你们？”
　　“大毛，不好意思，昨晚火车到，又找不到人。”
　　“那，待会我在上边给你安排一间房。”
　　就这样，我们在招待所又等了两天，王大毛帮找了辆拉货去阿克苏的（便）卡车，迎玉和儿子挤在驾驶室，我爬坐在车顶的货箱上,三天时间到达阿克苏。
　　待我们回到基建连，又是两天以后，我们将上海带回的糖果之类分发给左右邻舍，大家都非常高兴。
　　然而等待我的一场灾难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次返家回到连队，我本人是相当的高兴。因为第一我终于回去了，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只要他们健在，我的心就安稳许多。第二这次返乡，又在上海游玩一圈，我内心似乎对"党"产生了一点感情，就在我回到基建连不久，我就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当时连队副指导员周世贵手中，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党章》郑重地交给了我。周副指导员是安徽人，从严兴高指导员调去九连后，我跟他关系还算可以。
　　文教工作，在我去老家期间，连队给添置了一个扩音机，一个大喇叭。我就找了根高秆，将大喇叭绑在上边，就这么扛着、背着，在田头地边开展劳动竞赛活动、作宣传鼓动工作，田间休息就放一些音乐，有时我也参加在地里帮装筐、打埂，工作倒也轻松。
　　我在《我这十年》一些章节中曾经写道，因为徐连东连长与连队指导员工作上的矛盾漾及了我，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曾写下几句打油诗，搬家后被抓把柄，他们密写《报告》到团部公安科意欲将我打成反革命，而公安科没有同意。而我却被蒙在了鼓里。
　　有一天下工的时候，我正忙着收拾那些电线，连长徐连东过来交给我一张纸，说是让我明天在广播里宣读。我将纸顺手塞进口袋，回到家，脱去外衣，又忙着洗菜做饭；蕴玉在学校工作也是很忙，都是很晚才能回来。
　　第二天，到工地，我一摸，昨天连长交给我的纸怎么也找不见了，中午收工回家也没有找到。我不知该怎么办，我找到连长，给他说明了情况，只见他铁青着脸，气得两个眼睛都要爆了，但他没有给我发火，而是转过屁股就走了。
　　第二天，连长徐连东突然宣布，让我下到家属四班劳动，文教工作交给我前面所讲的那四人之中的一个叫王畏的。
　　我傻了眼，可又有什么办法？！那时是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连长是老子天下第一，说话就是圣旨。
　　从此，我就跟在家属四班的那些大娘大婶们，在酷暑炎热的夏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平田地、挖大渠。
　　家属四班有十五人，年纪最大的张惠妹的已经５４岁，大家叫她张大娘；年纪最轻的也是班长，是一个叫聂大炮的老婆，四川人，当时才３４岁。她们也是样样拿得起的老把式。你不要看张惠妹５４岁，那挑起担子走起来比我还快，还有劲。她们对我都很好，重活累活她们都争着干，给我安排比较轻的。我曾在一篇《感恩》的文章中说“要不是这些大娘大婶们暗中相助，以及我夫人尽力相劝，我还真不一定能活到今日?”
　　但是，对于自己“文教”的驾座到了徐连东心腹的手中，而自己成天跟那些老妇女头顶烈日，屁股朝天地挖地球，我近乎到了绝望的境地。连想文化大革命自己少数派小头目到后期落到与走资派同等后果却也未遭如此之罪的时候，不禁伤心之泪涑然而下......


　　　　　　　　　　　第二十四章 　团一中

　　我被连长徐连东宣布下家属四班劳动，每天就在大田里挑筐平地。因为新疆南疆的土地碱性化程度高，必须先整平土地然后大水漫灌、排碱，特别要求地面的平整，要将高部位的土填到低洼部位。这就是用筐担土，因为我还不太掌握地面的平整度，所以就只有担。这些大娘大婶都只给我装大半筐，而她们却是满满的。就这样，我也是累的腰酸腿疼，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都是不管地湿不湿，就躺倒在埂子上。每天下工回到家，我也不再烧饭做菜，而是倒在床上，口中只喊“累”，蕴玉回来又做饭又洗衣服，还一边开导我：
　　“想开一点，你是到新疆，活干的太少了，没吃多少苦，这次是让你锻炼锻炼。”
　　我有点生气地说：
　　“你也真是，人家腰都要断了，你还拿我寻开心。”
　　“那好，快，儿子，快去帮你爸捶捶背。”
　　这样，儿子过来用他那双小手为我捶，我似乎也不那么的疼了。
　　但心里的那股气怎么也咽不下。
　　以前我个人曾经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总会有波折，《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纵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的本领，但在护卫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也曾被众多妖魔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去求助观音菩萨施展法力拿下妖魔。在当今社会，遇到一些类似走投无路的事情，自己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刻，虽然不可能去求助哪尊菩萨，但也会常常遇见一些好心人的相助。这种相助，有时却能使人变得振奋起来，甚至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是的，严寒终要过去，迎接她的将是灿烂的春光！前世命定，一个人总是要坎坎、坷坷，历经种种磨难，才能终成大气。
　　正在我感到世界一片黑暗，自己感到绝望的时刻，终于有一天，团政治处组织科来人了,让我去团部第一中学学校报到。
　　１９７５年３月，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到六团团部第一中学。
团一中位于团部办公大楼向西约一公里的地方。靠公路是一个大的体育场，外边几排新教室是初中、高中部，里边是小学部。在院子里广场边树有一５、６米高的旗杆，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教室的外墙上写有两条醒目的大字：“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去报到的那天，学校已经开学，从教室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我似乎也回到了学生年代。
　　在校长办公室报到。校长祝善生接待了我。
　　祝校长，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个子不高，偏瘦，但讲话声音洪亮。他拉着我的手不放，热情地对我说：
　　“欢迎欢迎，欢迎你的加入。目前学校师资力量不足，你来了我很高兴。”
　　我有点拘束，因为从我自己的资历，我感觉到“当老师”有点不配。我有点急巴，说：
　　“祝校长，我，我可能胜任不了。”
　　“你行，一定会行的，我都已了解了，你画的画不错的，也能写点文章。”
　　接着，他又将学校的情况和师资状况给我讲了讲。小学部设一年级到六年级，有十六个班，七百多人。中学部初一到初三共有六个班，高中六个班。整个学校就有近１４００人。但，因为新疆文化落后,经济贫困,地理环境的特殊原因和“文革”影响，内地大学生根本进不来。现在学校老师主要是上海知青，小学部８５％的老师是初中文化，初中、高中这边也不理想，６０％的老师是高中文化。不过这些老师都很尽责。学校是当时阿克苏地区的佼佼者，考试名次排在前三的位置。说起这些，祝校长显露出一种无奈又兴奋的情感。
　　说完他又领着我到中学部几个教研室走了走，让我认识一下环境和教师。
　　在数学教研室，我遇见了原一连的蔡文绍，两人相互点点头，说了几句。原来他在１９７３年就调到学校，教初中数学，物理两门课，他老婆周玉妹在后勤菜地班。此时,他们已有了三个儿子。
　第二十五章　“逐客令”

　　 从小，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可是，１９６２年７月，当我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后将要填报自愿时，我犯了难：父母及全家人不同意，不同意报中师。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
中师毕业出来要分到乡下学校。而我大哥陈乾当年曾在乡下当了一年多民办代课教师。那时候，吃是各学生家轮流分摊，今天在这个学生家，明天在那个学生家，极不稳定，有好有差。那时农村也穷，有时我大哥只能靠吃红薯当中餐，肚子涨，又不顶饱，干了一年多就死活不干回家，后来去了内蒙。大家说：以大哥当教师的教训，到乡下当教师不行。再说当时大家都穷，都困难，都想考个不花钱的学校，早点毕业出来挣钱。据传当时报考中师的学生很多。父母意见：挤独木桥的人太多，万一上不了就大麻烦了。再说当时我二哥陈仲已在读高三，他学习基础好、成绩好，父母一心想家中出个“状元”，已经是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在保二哥能考上大学。家中也再没能力供我继续深造。
　　所以，为保万全让我考上一个不花学费、不交伙食费的学校，由当时上高三的二哥做主给报了个冷门：苏州蚕桑学校。结果中了！
然而，不曾想，十多年后，我还真的当上了教师，当了一回尽责但不一定“称职”的教师。
　　当教师，没有师范院校或是幼儿中师的毕业文凭，没有教师资格认证，在现今社会，那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然而，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是断档的时代，而且是在新疆，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经济贫困、师资缺乏的地方。
　　我也就是在这一种特殊的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学校，当上了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第一学期,学校让我管理学校图书室，负责学生借阅书刊,以及从初一到高二的图画。
那时学校的图书也不是很多，主要是一些期刊杂志、小说及一些专业书籍，大约总共５、６０００册。由于长期没人管理，书刊乱七八糟堆放着，几个书架上满是灰尘。
　　当时，我是一个人先来学校的，就带了一个铺卷，我就临时在图书室安了个铺。用了整三天时间进行了清扫和整理、归类，然后逐一登记，并抄录了《图书目录一览表》贴在图书室醒目的地方。又制定了《借阅图书的管理办法》，规定：每周一到周三为小学部学生借阅时间，四、五、六为初中高中学生借阅时间。教师专业书籍随时可借阅。老师和同学都很高兴。
　　第一天开放图书室，不管是小学、中学的学生大家都挤到图书室外边看，好像是看谁家在迎娶新媳妇，又好像是在赶集。借到书的同学更是喜逐颜开，没借书的同学也兴高采烈。
　　以后我发现，小学五年级的三个小姑娘，一个叫朱永红，一个叫靖钰，一个叫甘爱萍，每周借书不拉，每次都是三人一起来、一起走，三个人十分的亲热。很快我知道，她们仨都是团部机修连的，自小一起长大，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一个班，学习成绩也都是班上的前几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慢慢她们也跟我熟识起来。有时我还跟她们开玩笑，说“以后我要当她们的老师”，不想后来，我还真的成了她们的班主任，这是后话。
但在我接手教图画课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麻烦。
　　原来学校图画老师是一姓孙的，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相当的好，但因为他工作调动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六团。
　　而我，却是一个从未受过专业培训，仅是自己从小喜欢画个小人，以后自己学习画过几张炭笔放大以及“文革”中画过两幅大的毛主席像,但基本理论一窍不通。再就是孙老师离校时没有留下任何教材、大纲, 或讲义或他画下的任何图画。只知道他姓孙,连人影子都没见过。我就犯了难，不知从何下手。
　　但我还必须硬着头皮去为同学们上课。第一课，就被下了“逐客令”。
　　那是一天上午第四节课，我兴致勃勃到初二（一）班，首先向同学们自报了家门，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的大名，这时，一个叫文丽的女生，大胆地站起，说：
　　“我们要孙老师，不要你上！”给我下逐客令。
　　我十分的尴尬。但我很快转过神，对大家说：
　　“同学们，学校领导给我讲，孙老师已经调走。现在调我来教大家，虽然我要比孙老师差，但我愿意跟大家一起上好图画课，如果有谁比我画的好，我就请他上来给大家教，好不好？”
　　这一段表白，还真的镇住了个别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第一课４５分钟也就轻松的过来了。
　　下课铃响，我的手心还在冒汗。

　　　　　　　　　 第二十六章　吵　架

　　是的，对于一个门外汉，一下子站到讲台上上图画，虽然自己会画一些东西，会临摹，但基本理论一窍不通，自己讲什么？自己就只好借助原先的一点“三停五眼”、“人体从头到脚分为七等分”的半懂不懂地给大家讲解，教画一些头像、人体。同时我也立即写信让家人从上海买了几本《怎样画速写》、《速写画法》和《素描基础大纲》等书籍，自己没事时就学习。慢慢就结合到教学当中，再后来就干脆教学写仿宋体美术字。从初一到高二都设有美术课,我就从简到繁，硬是这样地混了过来。
　　到５月份，学校决定调蕴玉到小学部，我就回到基建连搬家。那天是基建连周副指导员亲自帮我装车，一群大娘大婶热情地送我们到大路上。就这样一挂马车驮着我们的所有家当（包括有半车红柳）来到一中。
　　当时住房条件都很差，就大约十一、二平米，不过大家都一样。只有校长或个别家庭人口多的，有一间半。所以，大家都在自家门外圈围起来，有的去巴扎买些老乡的树杆、竹竿，有的用柴禾。
　　分给我的是一排房子的第二间，第一间是物理教研室的冯志林老师，他个子很高人长的也不错，就是脸上有些麻子；她老婆叫徐宝兰，也在小学部教五年级语文。
　　这天中午，我正在门外圈竹竿，突然一盆水从第一间房内倾倒出来，大部分都泼倒我的身上，我有点生气了，大声叫喊起来：
　　“这是干什么！不生眼睛呀？”
　　只见徐宝兰从房间里跳了出来，也大声：“你说什么？还骂人？”
　　见那架势，我没再开腔，只说了句：
　　“这地本来就坑坑洼洼的，大家都有小孩，倒了水，要滑倒的。”
　　这下她更是不依不饶，更大声地与我吵起来。那冯志林坐在他家中，蕴玉也在家中铺床，都没出来。
　　我清楚我一句“坑坑洼洼”惹下麻烦了，我就不再说话。徐宝兰哭着吵着去了祝校长家。　　　　　　　　　　　　
　　俗话说：“男不跟女斗（还有半句不敢在此引用，对不起读者）。”我知道这下可惹大麻烦了。
　　不一会，徐宝兰从校长家出来，不再哭闹，只是走过我身边时，嘴巴里“哼”了一声。
　　一天过去，两天过去，第三天一上班，祝校长来到图书室，看我在整理图书，他在凳子上坐下，顿一会，轻声地说：
　　“老陈，怎么回事，气那么大？”
　　我正想解释，校长又说：
　　“你不用解释。我是说，我们一个男同志，一个人民教师，怎么会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别人身上的一点缺憾。”
　　我低下头，感到在校长面前无地自容，我轻声地说：
　　“我，我愿给他道歉。”
　　“那，看你的吧。”说着出门走了。
中午回家，我简单吃了两口，径直走出了门。蕴玉在身后说：
　　“饭也不吃，你做啥去？”
　　我没吭声，上前推开了冯志林家的门。她俩口和一个女儿也正在吃饭。
　　我走进去，就门口一张小凳子上坐下，很诚恳的样子，说：
　　“冯老师、徐老师，那天是我的不对，我骂了你们，我来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
　　冯老师放下饭碗，站起身，说：
“没，没什么，事情过去就算了。”
徐宝兰并不说话，还有点气呼呼的样子。一会才轻声说:“是我倒水......我不对。”
　　我坐了一会，又说了几句道歉的话，站起身：
　　“你们吃饭吧，不打扰了。”
　　校长听说我主动到冯老师家道歉，又很严肃的跟我谈了一次话。继后，星期五下午又安排了一次全校中、小学教师全部参加的“校务会”，让我作了书面检讨。过后，我们又互相串了一次门，大家都很客气。
　　不过这以后，我们两家还真成了好朋友。多年后，冯志林一家调去江苏仪征某中学，我在一次回乡探亲还专程去看望他们一次。这是后话。　　

　　　　　　　　　 第二十七章　　灵魂深处闹革命

　　后来，学校党支部专门安排了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积极分子学习班”。
　　我是在去老家探亲回来后不久在基建连写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我搬家来学校时，基建连周副指导员亲自将我写的一份申请转交给了学校党支部。
　　这样我也就理所当然参加了这一次“学习班”。
　　学校党支部书记汲淑云、校长祝善生及几个支委都分别就“党的性质、宗旨”、“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一个人为什么要入党”进行讲课辅导。然后由每一个写入党申请书的人写出书面发言材料，依次发言表态。
　　这次的学习班，对我的触动很大，虽然是短短的几天，但使我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地进行自我总结、自我反思，来了一次真正的灵魂深处闹革命。
　　像放映电影一样，我对自己到新疆这十多年的工作、生活进行了一次过滤。
　　可以说从我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进疆，分配到六团一连先是蚕桑技术员到目前调到团一中，主要工作没有具体指标、要求，大多是指使别人如何如何干，对自己则随意性大，上班下班不按作息时间，所以在我身上养成一种自由散漫的习性、没有积极上进心，碰到不如意还怨天尤人；其二劳动不过关，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参加劳动锻炼，有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所以在让下放到班劳动就经受不了。这实际上也是思想上没有过关；再就是一生中还没有遭遇大的挫折，所以对同志的感情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上风，就会发生拿别人的一些缺陷大做文章，做出一些“亲者痛、仇者快”、不尊重别人甚至是侮辱人格的事情。
　　在学习班上，我痛快淋漓地对自己开刀剖析，狠斗私字不放松，我说：
　　“我虽然向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但我自己身上的毛病很多。今天经过各位领导的辅导，使我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党章，将这次学习班作为起点。”
　　祝校长和大家都在静听我的发言。我最后说：
　　“当然，身上的毛病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全部暴露。我刚来学校，好似刚刚谈恋爱的一对男女，互相展现在对方面前的多是优点和美好的一面，很多劣性或毛病往往是不轻易暴露出来，所以我希望党组织对我多加考验，我一定经受得了！”
　　我越说越激动，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好像自己的灵魂得到了解脱，一生的放松。
　　我刚讲完，祝校长带头为我鼓了掌。大家对我的发言也表示肯定。
　　若干年后，我从贵州去上海，在祝善生校长家闲聊时提起这件事，祝校长给我讲，在我跟马老师吵架这件事上，让我在全校教师“校务会”上检讨和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是他给我下的两副猛药。
　　我说：“是吗？那真该感谢，要不是公开检讨和学习班的‘自我对照’，我也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了。”
　　祝校长说：“那时我还有点担心你承受不了呢。”
　　我说：“那哪能呢，你是校长，你说话我还能不听。”
　　校长说：“说真的，你在学习班上比喻说的谈恋爱那句话让我对你有了感性认识。”
　　其实，在当时从对与冯老师的这件事的处理上，我更是感受到了祝校长的严谨治学精神，从内心深深地彻底佩服了祝校长。后来我更知道，我从基建连调来学校，是祝校长亲自点的将。对此我曾在一篇《感恩》的文章中，详尽描述了这一情况，并说：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见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人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对于这样的好人，我们当终生不忘，我们要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对我来说：祝校长、李老师就是我的恩人。　　　　

　　　　　　　　　　第二十八章　　祝校长的故事

　　祝善生校长严谨治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通过几次与祝校长的接触，对他的处世为人和对问题的处理方式方法，说老实话，我从内心彻底佩服了祝校长。
　　后来，我又慢慢知道了关于祝校长的故事。
　　祝校长，家住上海祝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
　　而祝校长从小聪颖过人，“天分高”，小学、中学家中大人就没操过心，后来考上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大），１９６２年８月毕业，因为学习成绩好、品学兼优，学校原决定他留校继续上本科深造。可临毕业，正是毛主席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鼓动班上几个好友与他一起到新疆干革命，而学校当时并没有支疆任务，没有去新疆人员名额指标，学校教务处出面找祝校长他们谈话，让他们服从学校安排。
　　这种情况下，祝校长带头向学校党组织写下一份“血书”，几个哥们儿也都划下小指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去新疆干革命的坚强决心，最后学校报经区政府特准，一起奔赴兵团农一师，祝善生被分在沙井子农场子弟学校教数学。
　　他的妻，就是李国英老师，家住上海南翔，１９６４年８月毕业于上海安亭师范学校。
　　说起他俩的事还真的有一笔。
　　原来，李国英有一哥哥李国雄，与祝校长是师范学院的同班同学、哥们儿。
　　这样有几次祝校长去李国雄家玩，就认识了他妹妹李国英，因为李国英也是学的师范，两人就有了共同语言，就搭起了腔，慢慢就看上了李国英。
　　李国英也慢慢喜欢上了这憨厚老实而又聪明睿智的哥哥的好友。花前月下、海盟山誓，他俩相爱了，就在祝校长去新疆前，他们俩经双方家长同意按上海农村的习俗请来亲朋好友，办了十八桌酒，“订了婚”。
　　到１９６４年学校毕业，“一纸调令”，李国英也到了沙井子，后来，他们就在学校安了家。
　　说起这李国英，也是“红颜不让须颜”，工作上是没得说的“拼命三郎”，当时她是教初三数学带班主任，对工作的那股韧劲，就是不分上班下班，不分白天夜晚，一颗心扑在了工作上。而祝善元此时已当上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工作也是忙的连上厕所也要计算好时间。家中的两个女儿，大的４岁，小的才１岁半，经常在家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没有办法，才将小女儿送到了上海乡下。
　　到１９６９年８月调来六团一中，祝善生当上校长、校党支部副书记，李国英仍教初三两个班数学和数学教研组组长。工作仍然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待我们搬家到学校后，因为同在一个大院，她大女儿祝郁也经常来我家和我们的儿子小杰玩，有时领着小杰去她们家。后来，祝郁在我们家吃饭或者我们的小杰去她们家吃饭，更是习以为常。
　　这样，我们两家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一些，不过，我一直对祝校长和李老师有着一股敬佩、敬重和感恩的心理。从这以后，在学校，我更是处处、事事从严要求。
　　不久学校放暑假。按惯例，各连队子弟学校的老师全部集中到团部，进行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加起来一共有４００多人，按年级划分，这些老师就分住在学生教室内。主要业务工作都是由一中承担。
　　本来，按规定，这假期的培训班，初中部老师一般是不参加的，但为了锻炼和提高我，祝校长专门安排我参加五年级组的业务培训学习。从备课开始到分析课文，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等让我比较系统地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学习，使我初步入门，为今后走上神圣的“三尺讲坛”奠定下牢固的基础。第二十九章　“笨鸟先飞”

　　下学期开学（秋季招生），校长就让我带初中一年级（一）班班主任，教语文和政治。我终于走马上任了。
　　在初中部语文教研组，为我安排了一套桌、凳，我正式成为了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
开学前一周，各年级老师到位，开始备课。
　　语文教研组组长程天良老师召集了一次会议，他首先对我的加入表示欢迎，后又提出希望各位老师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发扬独立作战的思想，立足本职岗位，共同搞好语文教研组工作。
　　语文教研组共有８位老师。组长程天良，江苏徐州人，据说只是高中文化，而现在在教高三语文，已有八年教龄，并颇有建树，深得老师、同学的赞赏。老教师中，潘国祯老师是贵州黔南人、濮跃江老师是江苏无锡人；教初三的莫璟，还有三个女教师汪凤英、赵丽娟、徐佩采都是上海知青。
　　因为有教学大纲，有书，而且有参考教材，我就多下功夫，做到“笨鸟先飞”，不懂的多向其他老师请教，所以备课就相对容易多了。不再像在基建连小学那样，自己完全是在玩“空手道”，自己讲不清楚，同学更听不明白。自己教不好，还跟学生斗气，动不动拧人家一把......现在想起还真是对不起这些同学。
这是一个刚刚从五年级升上来的班。全班共有５０多名学生，多是团部及附近机耕队、机修连、加工连、畜牧连、卫生院等单位老职工的子女。这些老职工大多是１９５６年从河南省支边来的。我一查名单，靖钰、朱永红和甘爱萍三人还真的在这个班。
　　报到那天，靖玉她们三个早早来到学校教室，她们说她们早听说是我当她们的班主任了，都显得很高兴。到教室就帮忙搬桌子排凳子，一会又帮给同学报名登记。
　 我曾经在一篇《我的学生》一文描述过：
　　靖钰,一个女孩，是我教过的众多学生中一个，她父亲是团机修连的一位工程技术员，河南人，“老兵团”。
　　靖钰和机修连的几个小姐妹：甘爱萍、朱永红，从上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学校里老师全都是上海“阿拉”。从那时起，“仨姐妹”就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她们立志要努力学习，将来要飞出新疆，去闯荡外面的世界！所以三人都在暗中绞劲，三人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均是前几。开始，我还不太分得清谁是谁，常常把靖钰叫成朱永红或将甘爱萍叫成靖钰，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三人中，靖钰性格比较外向，甘爱萍却较内向，朱永红介于二人之间；但论学习就不差上下，是属于“性格互补、学习共进”的那种类型。
　　几十年后，她们仨还真的是飞出了新疆，靖钰和甘爱萍在上海，朱永红在广州，都成了当今的新一代“白领”。不过，这又是后话。
　　当时在班级，我就依赖她们慢慢在同学们中站稳了脚跟。为加强班级同学的管理，我又利用时间把他们的家长单位、基本情况都作了详细记载，在没有课或业余时间就骑辆自行车去作家访。 在班级，我尽量与他（她）们打成一片，多留些时间跟学生在一起。特别是晚自习，基本都是一陪到底。
　　常言说：“你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因此，我就努力加强自我学习，加强基本功训练。因为我是江苏人，普通话讲起来别扭，所以每一节课前我都要化大力气翻查字典，将一些字的拼音标注在课文上，朗读时尽量按标音读。再就是向外求援：一是向我初中时的班主任老师－－江苏省姜堰中学的语文老师陈凯和我在苏州蚕校时的班主任、当时调在阿克苏四中的石红菊老师求助，让他（她）们给我寄一些参考资料和单元测验题之类。我写信让我弟将家中唯一祖传宝贝、十二集（六册本）“光绪二十年岁在甲午孟冬月上海久敬齐藏本点石齐代印”的《康熙字典》寄给了我。在学校里我努力向老教师学习，经常去听他们的课；也经常主动请老教师来听我的课，让他们给我提意见。在班里，做到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譬如要求学生背课文，自己首先会背，学生背的时候，自己不看书，而当学生背错了，能马上指出。再就是作文，我一般是布置题目后，自己也要坐下来写一篇，跟同学交流。对写得好的学生，让他（她）们在班上朗读自己的作文，以此来提高写作的兴趣。长此以往，同学们就信服了你。
　　有这样一件事我至今不忘：班里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叫“张青”，男的是班长，学习成绩很好；女的是一小组长，学习也是班里数一数二。这样，有时候，老师在判试卷时就分不清哪个是男张青，哪个是女张青。跟两人商量，都不愿意改自己的名。我只好翻查字典，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名“菁”，然后找到女张青的父母，晓之以理，最后同意改为张菁，大家都很高兴。
　　再有一事：那时候，正是批林批孔批水浒时节，学校要各班级出节目搞文艺汇演，我就帮编写了个“对口词”本准备让靖玉与甘爱萍俩演，可甘爱萍死活不干，结果没法，我就与靖玉上了台。“师生同台批水浒”，这一来，还轰动不小，团部广播室还让我们去录了音，靖钰的父亲靖炳习也专门来学校对我表示感谢。

　　　　　　　　　　　　第三十章　“差　生”

　　在教研组帮助下，我很快掌握了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后来学校又组织我们到位于六团下游约３０余公里的九团学校开展联谊活动，互相观摩教学，使自己长进不小。祝校长也一直在校务会上表扬我。有人说：语文教研组形成了程天良、莫璟和我三人的铁三角。这是指在教学上。
　　不过带班也不是一帆风顺。因班里同学大多是团部直属单位的，多数同学都是比较自觉，比较听话，但也有个别的让你头疼。
　　先说一个叫李俊才的，男生，家住工程连。在班里是学习不好又上课讲话不守纪律，老师批评他跟老师顶嘴、吵，闹得课上不下去。真的，要是一个班级有几个，不，只要一个，那也就真的是难办。
　　我记得清楚，刚开学报到那天，同学们都报到了，他还没来，快下班，我准备关门，只见“咚”的一声，门被踢开，他跌跌撞撞冲进来，身后还跟了几个小同学。
　　“报....报..到。”
　　我看他，歪戴着帽子，身上脏兮兮；我没吭声，“晾”了他一会，我说：
　　“什么名字？”
　　“李....李俊....俊才。”
　　“先把帽子戴正。”过一会：“怎到现在才来？”
　　他楞了一下，扶正帽子，说：“我...我爸不给我钱。”
　　有同学悄悄给我说，他是去渠沟里摸鱼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李俊才下边还有两弟弟，他才１０岁时失去母亲，父亲是连队的会计，有一点河南人的“二杆”脾气，喜欢喝个二两，平时不太管李俊才，但又动不动要打他一顿。所以李俊才是又调皮又怕他爸打他。
　　对他的情况，我曾去过两次工程连，但都没碰上他父亲。那一天，我又去，硬是在他家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父亲才提着一个破酒瓶回来。我给他说了李俊才在学校的表现，我说：
　　“我希望李会计能配合学校一起来做工作，使孩子成长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祖国的有用人才。”
　　“不争气呀，你看他下边还有两弟弟，他就不知道帮我做点事。整天在玩！”
　　“李会计，听说你常要打他。”
　　“你不知道，陈老师，自他妈走了，我拉扯他们几个，多不容易。哎，我的这颗心，真的是苦。”说着，他从櫃子里拿出两酒杯，倒了两杯，不由分说，端起一杯，敬到我面前。
　　我不知该如何办，只好接下这杯酒，说：
　　“李会计，不管怎样，今后我们一起来教育俊才；我提一个要求，你答应了，我就把这杯酒喝了。”
　　“陈老师，你说，你是痛快之人。什么要求，你说，我答应你！”
　　“就是你从今以后，坚决不能再打他们几个。”
　　“行，行，一定不打，一定不打。”
　　我跟他碰了杯，一口干了杯中酒。
　　从这以后，李俊才在班里的表现有所改进。
　　还有一个男生，叫王桂勇，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前２０名。家住加工连，父亲是副连长。自己处处有种优越感，不太把别人放在眼里。为没有当上班干而一直心怀不满。所以也时不时在班上搞点事情。
　　有一次，学校“三好班级流动红旗”被我们班夺得。高高挂在教室后边的墙上，可是才过了一个星期天就不见了，周一下午班会上，我就这事，说：
　　“是不是周六下午值日的同学没关好门？”
　　“报告老师，我们关好门才走的。”
　　“那，我看这样，请同学们自己看看，抽屉里有没有掉东西。”
　　我这一说，同学们还真的低下头去看自己的抽屉，而王桂勇没动。我心里有了点数。又说：
　　“行了，我已经清楚了。这面红旗，是我们班集体的荣誉，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而且是流动的，现在红旗在我们班丢了，我们如何向学校交代？”
　　大家交头接耳，都显得很焦虑的样子。王桂勇也低下了头。
　　我一看，不再讲什么了，只说了一句：
　　“请拿了红旗的这位同学主动将旗交出来，我可以给他保密。”
　　不出一天，正是王桂勇将旗交给了我，并写了一份检查。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将他写出来。

　第三十一章　 　　灾难“７６”

　　１９７６年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应该是灾难的一年，又是欢欣鼓舞的一年。
　　这年的１月８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９时５７分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国各族人民自动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们学校的老师也齐聚在一起，商讨具体办法，大家推举让我画一张总理画像，可是翻遍所有资料却找不到一张总理的照片或画像。不久又接到上边的消息，不让举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大家很不理解。
　　清明节过后，就传来北京“天安门事件”。原来是广大群众在“４．５”前后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誓言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但却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当时有老师从北京出差偷偷带回来的一些诗歌传单，也被统统要求上交。同时，邓小平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大家都感到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纷纷议论：
　　“难道文化大革命又要从头而起。”
　　这以后，又先后发生朱德总司令去世和“７．２８”唐山大地震。
　　学校的一位李姓女教师当时正好去唐山探亲，结果一家三口把命丢在了唐山。当时因为封锁消息，不太清楚具体情况，私下也有传说“唐山大地震,不仅是盖中国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也是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为悲剧的一页。数秒之内,不仅将拥有百年历史、百万人口、素有中国近代工业摇篮之称的城市夷为平地,而且大半个中国均有震感，死伤一、二十万人。”但当时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讲，只能暗暗地诅咒这灾难的发生。
　　９月９日，更加灾难的消息传来，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４时左右，团部的广播突然向全团播音，一种悲壮、浑厚的声音响彻山川大地：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这时，不论是在上课，是在备课，是在开会，是在......大家全都放下手中的一切，奔涌到广场上，聆听这来自中央的声音，大家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又抱头痛哭，整个广场被一片哭声所笼罩，一时间大家好似失去了主心骨，感觉天在塌陷下来。
　　几天后，在团部办公大楼前，隆重召开追悼大会。团部全体干部、各连队代表和学校全体师生参加。每个同学都精心制作了小白花别在自己的胸前。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站着，脸上毫无表情。
　　会场前贴着巨大标语：
　　战无不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追悼会开始，大家动也不动地肃立着，悲恸地再次聆听大会播放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会场上空荡漾着一片嘤嘤的哭泣声。在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有不少人因虚脱被扶到事前准备好的休息室。
　　我站在全班同学的最前面，全身紧张，到后来也感觉头上直冒虚汗，两腿发软，“坚持，坚持！”我强迫着自己，最后还是身后的两名同学上前扶住了我。
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决定,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被逮捕并接受隔离审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１０月２１日，北京１５０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继而，全国各地乃至六团也抬着“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等大幅标语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以上我用那么多的笔墨记录下１９７６年的诸多事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是我们党的大事，而这一切又是关系到我们－－－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你、我、他以及我们六团学校全体师生的生命攸关的大事！

　　　　　　　 第三十二章 支援三夏

　学校的工作按部就班在进行着，就像一部机器，只要加满油，拧紧螺丝，打开电闸，她就会按你的指令，毫厘不差地完成任务，生产出完全合格的产品。在轰隆隆震耳欲聋的声响中让你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陶醉和满足。
　　我喜爱学校的这种紧张有序的生活，喜欢教师这种紧张但却令人感到愉悦的职业。
　　不是说“要给同学一杯水，你就得有一桶水”吗？
　　不是说“学无止境”吗？
　　如果你要当好一名算得上是称职的人民教师，那你就必须得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地充实自我，不然你就会感到知识的空泛，面对“嗷嗷待哺”、渴求得到知识的那一帮学生，你将会词穷意尽，自觉羞愧而无地自容。
　　在我当上教师的这些日子里，我清楚自己“那点底子，压根就不是当老师的料”。所以我就拼命地学习、不断地学习。比如在教《隆中对》这篇课文时，为了更加生动地让学生理解课文，我从图书馆借来《三国演义》，硬是前后通读了两遍。上课时我就津津乐道先给他们讲刘备、诸葛亮的故事，大家对课文的理解也就迎刃而解，学起也容易多了。
　　而对于我个人，这些学习的东西对以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我变得更加自信，坚定和具有顽强抗争的本领，并促成我几年后去到祖国的大西南，在新的领域中取得了可喜进步。这是后话。
　　不过,那时的劳动特别的多，平时的积肥、打草。老师、同学都各有任务，而且必须要完成。都要在年终时作为优秀教师、三好学生的评选条件之一进行考核。再就是清渠挖沟，或是到连队参加三夏割麦。
　　清渠。主要是因为各单位职工食用水，田地灌溉用水，所有一切用水都是经总干渠，然后斗渠、农渠、支渠这样下来，新疆本来就是沙漠，所以水中的流沙就很多，一段时间就得做清渠的工作：将渠道中沉积的淤沙挖去。不然水就无法通过。但这清渠，是说清就清，没有一定的，后勤一通知校办，校办得马上通知班主任安排人去。清渠这活可以说是体力活了，班上一些个子小、体力弱的小女生就比较困难。所以在分配任务时，我都是有意给少分一些，时不时还走过去帮上一手。为此班上的男生也没少提意见，说我“偏心眼”。不过这些男生也只是嘴上说说，他们干起活，还真的是个个生龙活虎，也有的先干完了自己的任务主动去帮助弱小的女生。
　　这不，说着说着，校办通知又来了，团部要求学校到十连（原基建连）支援三夏，学校研究决定派我们班去。
　　同学们听到这消息，都很兴奋，都在摩拳擦掌，都很快回家打了背包，带着镰刀、草帽、军用水壶，都吵闹着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一致要求步行去十连。
　　这是１９７７年７月，那天祝校长亲自来班里动员，他说：
　　“同学们，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将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我已听你们的班主任陈老师说，大家兴致很高，我也很高兴。你们的陈老师，是我们学校骨干教师，是写了入党申请的积极分子。这两年，你们班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同学们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所以才把这任务交给你们班，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不会辜负学校党支部对你们的信任，一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大家大声地回答，斗志更加激昂，有的用双手在课桌上“咚、咚、咚”敲个不停。
　　然后，祝校长叮嘱了一些要多加注意的事项，队伍就出发了。很多老师、同学前来送行。
　　十连早早派来两挂马车，拉上同学们的行装，一挂在前，一挂殿后。同学们排着队一路高歌向大路走去。走到５连，大约一半路程，大家在渠道边树阴下休息了２０分钟，吃了干粮又继续前进。没有一个掉队的。
　　到达十连，已经是下午４点钟。十连领导和部分职工在大路边欢迎同学们的到来。周副指导员和王金元排长（我《二婚》一文中主人公）接待了我们，引领大家来到连队小学教室。只见已有６、７间教室被藤空、铺了厚厚一层稻草。
　　第二天就下了地。只见眼前的麦田一望无际，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金光灿烂、耀眼辉煌。大家按照事先划分好的地块，挥镰收割。我在一边前后照料。有个别不会割的，就手把手地教，又教他（她）们打“腰子（用于捆扎）”。王排长亲自挑来了茶水，送到每个同学身边。
　　这样，两天下来，同学们一个个直喊叫浑身疼痛，直不起腰。但大家都完成了任务，尤以李俊才、王贵勇、赵志奋、张青、甘萍等突出。
　　第三天下午，我也正在一块地里认真地割着，突然有人在喊：
　　“陈老师，张菁晕倒了！”
　　我赶紧冲过去，背起张菁朝连队卫生室奔去。卫生员沈志明让放平身体，看了看，说：
　　“没有问题，天气太热了，有点中暑，一会就好了。”
　　这天晚上，连长徐长东也到学校宿舍看望了大家，他说：
　　“同学们来支援三夏，这本身意义重大，所以割多割少都不是问题。同学们不要太计较，你们只要来了，我们就高兴、就欢迎！”
　　第二天，连长派来家属四班和同学们一起割，第三任文教王剑云也在田头架起大喇叭，放起音乐，进度大大加快。原本７天的任务，不到６天半就完成了。
　　连长专门派人去瓜地摘了大西瓜、哈密瓜、白兰瓜、铁皮瓜招待同学们。第三十三章　说说王排长

有明眼人说话了：“你这是写小说不打草稿，在瞎编了吧，你去过新疆没有？新疆七月份哪来的大西瓜、哈密瓜？”
　　对了，对了，当时我也纳闷儿，这不是要到１０月份以后才上巿嘛。王金元排长看我这样子，笑呵呵地说：
　　“是我们的塑料大棚培育的瓜，一年四季都可采摘。”他带领同学们去参观了塑料大棚，一进去感觉温暖如春，比外边天气要低１０来度，只见一畦畦地埂上生长着成百上千只瓜，大的有几十斤，小的如拳头，正在生长。瓜棚的边上还建有蔬菜棚，苹果、葡萄棚......同学们都感觉很新鲜。
　　不过，这在当时，十连是利用塑料大棚科学种地的第一家，在新疆还没有普遍推广。
　　这也是王金元排长他们排积极想办法，大胆搞成的。
　　因为割麦任务完成，晚上，连长让加了两个菜招待同学们。晚上无事，大家打牌玩乐。我就抽时间去周指导员家、王金元排长家以及家属四班有两家走一走。
　　在王排长家，他妻子许淑华热情招呼我坐下，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
　　这王排长与许淑华的故事，我在一篇《二婚》中曾有记述，为使大家清楚，不妨再给大家摆谈一次：
　　王排长是甘肃省民勤人，早年当兵转业后到兵团在沙井子某劳改队当排长，后来改制为基建队，整体搬迁到六团。
　　在沙井子时,他与一个河南逃荒到新疆的女子结了婚，但由于王排长在当兵时一次战斗中受伤失去性功能（当时部队给立了三等功），时间久了这河南女子死活不干，不让王排长睡上床，不让王排长碰她身子，还硬要与王排长闹离婚。
　　为这事的处理，当时老连长还吃了个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因为王排长除了这一“毛病”外，真正是个大好人、老实人，工作踏踏实实，年年被评为先进。
　　老连长是与王排长一起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就是王排长的领导。因此，老连长看这女子要跟王排长闹离婚，他急了眼:
　　“这王排是有功之人，那时见她可怜收下她，现在倒翻脸不认人了。这哪行？”
　　还说这女子是猪尿泡打人不疼，“臊得很！”
　　一个星期天，他吩咐几个女职工强行将这女子衣服脱光了，用绳子将她手脚捆在床上，然后，几个女职工又将王排长推进房间，反锁上门。
　　谁也没有想到知这事闹大了，这女子寻死觅活要与老连长拼命，后来一直闹到师部，老连长最终吃了处分。
王排长与这女子离婚，还倒赔八百元让她回了老家河南才了事。
然而,这一次的婚姻给王排长很大打击。作为一个男人，哪个不想有个温馨的家，有个温顺的老婆。下班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有个老伴说说话。
可是他王金元不能，一度他有点自暴自弃，对什么都失去信心，不到两月，人消瘦了不少。
连队整体搬迁到六团后，团部对基建队干部进行了相应调整，调入几个新排长。三排长就是新调入的，他老婆是四川人，人很热情，当知道王排长的感情遭遇后，主动表示帮王排长介绍一个。
也就是王排长现在的妻许淑华。
许淑华，四川人，与三排长老婆一个镇的，有点表姐妹关系。她原来的丈夫是个铁匠，平时爱好喝酒，醉了就要打人，他有劲打起人下手重，许淑华经常是被打的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但她从不给别人讲，都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着了。他怕坏了丈夫的名声，没有人再上门买货。她女儿小蓉看着妈这样，只是哭，背后骂她爸不是人。
后来，许淑华丈夫的酒越喝越上瘾，有时晚上喝了，睡到半夜还爬起来再喝。终于一天，被查出是“胃癌晚期”，王淑华精心照顾了他三个月后走了。
这年，三排长老婆回四川探亲，了解到表姐的这些情况，就一方面给王排长写信征求意见，王排长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一切听你安排。”她就又到表姐家做工作。
“华姐，你现在娘儿两，生活过的蛮清苦。”她放下专门买来的一些礼品：“想开点，人走了回不来，自己想开点，身体要紧。”
“那死鬼，我才不想他咧，早走了好！”许淑华连忙招呼表妹坐下，递上杯热茶，然后悄悄地说：“就是晚上有点怕，总是这死鬼的影子....小蓉也怕的晚上不敢一个人睡。”
“那.....就再找一个仨！”
“你看你妹子说的，我这半老徐娘，又拖个油瓶，谁还敢要？”
“还真不用说，打着灯笼也不好找，我这次呀，就是带着任务回来的......”然后，她就把新疆王排长的事讲给了许淑华。
“嘿，还真那么回事？”许淑华心中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你容我想几天......”
晚上，许淑华把这事侧面给女儿小蓉讲了，这小姑娘就闹着要跟姨娘一起去新疆。
三排长老婆就在探亲的这段日子里帮忙着把这事两头拉扯，最终成功了。
许淑华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家里的一切事务，办好一切该办的手续，随表妹坐火车到了新疆。
她们先在三排长家住下。
大家听说三排长老婆给王排长带回一个老婆，都争先恐后跑到三排长家，只见许淑华白白粉粉，上身穿一件碎花夹袄，下面一条蓝色平脚裤。她女儿小蓉也是穿的清清爽爽。齐口称赞三排长老婆干了件天大的好事。
老连长也代表王排长前去征求许淑华的意见，看这婚事如何安排。许淑华见到老连长，有点不知所措，她说：“连、连长，我、我表妹把情况都说给我听了，我们都是过来之人，就不要那么闹腾，简简单单就行了，而且，我还有个姑娘......”
后来，由老连长主持，当证婚人为他们举办了婚礼。
　　说起婚后生活，他俩都乐滋滋地笑。女儿小蓉已上初二，在９连学校住校，周六回来。
　　据王排长私下告诉我，许淑华原来曾学过赤脚医生，会针灸、推拿，在家没事就帮王排长按摩，时间久了，现在王排长是精神焕发、性功能也有恢复了。

　　　　　　　　　　　　第三十四章　加急电报

　　回到学校后不久，团政治部也给学校送来了一份《祝贺信》，对我班同学在十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完成支援三夏任务的事迹予以表彰。
　　这时已是同学们上初三了，为加强同学们的基本功训练，我就利用时间刻钢板，给大家油印了不少学习参考资料。比如关于同义词反义词的、关于关联词的、关于排比句排比段的等等，反正我在江苏姜堰的陈凯老师、阿克苏四中的石红菊老师给我寄了不少有关资料。还有加强了单元测验，不计分，但可作参考。同学们也积极认真配合，努力完成布置的作业，提高了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
　　正在我一门心思带领同学们攻关学习的时刻，１９７８年３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老家发来的《加急电报》：
　　“父病危速回”！
　　我的一颗心一下凉到了冰点，两只手在微微发抖，泪珠也不由自主滚落下来。
　　当时妻在小学教二年级算术兼班主任，班上有近６０位学生，也是相当的忙，无法脱身。
　　最后商量结果，只有我带着儿子小杰回去。
　　我给学校请了假，程天良老师的妹夫在阿克苏地方运输公司开车。这样他给写了一张条子，我到阿克苏他妹夫家，然后帮找了辆便车，在大河沿上了火车。“哐噹哐噹”三天四夜，到达南京，下了车，先到了我二哥的住地：南京大学宿舍。
　　这时，我二哥陈仲已是南京大学教师；他是毕业后留校，并于１９６８年结了婚。嫂嫂洪祖荫是泰州巿人，原在泰县人民医院医生。
　　听二哥说，父亲一直高血压，上半年摔过一跤，这一次也是下床时又摔倒了，比较严重。他前天刚回去，然后由嫂嫂出面找到一去姜堰的便车，我和儿坐上回到姜堰。
　　一进家－－－这时我家还住在北大街刘家桥巷，只不过是房东家将原４号的大门给封了，出入都从他３号。家中没人，房东大婶告诉说都去了县医院。我放下手中的行包，拉上儿子就直奔医院。
　　到医院门口传达室，那老头见我一身穿着（我当时穿着一件羊皮袄，由于刚下车，满身是土）死活不让我进。
　　我只好哀求地给他说：
　　“老先生，我的父亲在里边住院，你，你看，这是电报。”我赶紧掏出《加急电报》，他看了，说：
　　“啊，是陈爹家.....?"
“是，是，我是老三。”
　　“真是的，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快，快，去吧，在脑内科三楼。”
　　我急匆匆赶到病房，母亲和弟弟守在床边，只见父亲半闭着眼躺在那里。母亲走上前拉过小杰，轻轻地对我摇了摇头，我心底里似乎清楚了母亲在对我说什么，但我还是轻轻地走到床边，匍下身子低下头说：
　　“爸，爸，我回来了，来看你来了。”又拉过小杰：“快，叫爷爷。”
　　小杰走上前，大声叫喊：“爷爷，爷爷！”
　　这时，我忽然发现，父亲睁开了眼，看了看小杰，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一会又闭上了眼。
　　母亲告诉，从倒下那刻就没有再说一句话，但好像心里明白。
　　这这样，我们在医院轮流守护着。
　　清明节那天，大哥陈乾也带着小儿子文庆回来了。这是自１９５６年他去内蒙后我俩的第一次见面。他憨厚地对我笑笑，简单地问我什么时候到家的，不再开腔。性格有点像父亲；只见他身穿一件蓝色羊皮大衣，一顶皮帽，也是一身灰尘，人显得特疲倦、特憔悴、特老态；满口河北腔，没有了家乡口音。我虽然也一口南腔北调，但江苏口音不改。
　　他第二个儿文庆与小杰同年，小月份。两人见面不到十分钟，就一起玩得分不开了。

　　　　　　　　　　 第三十五章　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自幼学徒,一生平淡,没有干过有轰动效应的事情，一辈子像一头老牛，默默地在干着属于他的那份工作。
　　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生了六个儿子，存活率６６.６％。他留给儿子们的最大“遗产”，就是他那对工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老实本分”的天性和“不善言词、与世无争”的良好品质。这是用金钱也买不来的传家之宝。
父亲１４岁学徒，躲过了国民党的抓丁，在一家布店铺跑起龙套：从劈柴生火到端茶送水，慢慢站起柜台，最后当上账房先生(会计)，全凭自己努力奋争。这就耗了他整２０年光阴。
　　由于在祖父手中将祖上房产卖去，“陈”家就成了真正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镇乡结合处到处租借房屋，真正是颠簸流篱。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父母常常怀抱着我，手拉着两个哥哥和一些亲邻到附近乡下躲藏。以后，日本鬼子投降后，又是国民党猖獗，姜堰成了国民党的重要阵地、桥头堡，陈毅元帅曾亲率部队驻扎黄桥，在苏北一带与国民党展开激烈战斗。到１９４８年秋，家乡获解放。我就是伴随着战争的枪炮声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以前曾听母亲说过，我小时候没有奶水，是用米汤一口、一口喂大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下边有两弟弟夭折了，没能活过那个年代。到１９５０年我们家搬到街上“刘家桥巷”才过上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和比较稳定的生活，虽然父亲薪水不高，但一家人勉强温饱平安的生活过来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送饭。那时他在姜堰坝口东街上一家棉百商店当会计，闲时也站柜台卖布。店里的伯伯叔叔都很喜欢我，都要斗我说笑话。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店里聚餐，父亲也带我去了。我有一个坏毛病，一吃饭就要喝水。那天在我去倒水的时候，不知是谁偷偷将一瓣生大蒜头，埋在我饭碗里，我坐下吃饭，那时的小孩，能捞上一顿丰盛的美餐是不多得的，所以吃起来是狼吞虎咽，不想那生大蒜被我咬了，突然，辣的我，眼泪都掉下来，我张开大口，边哭着，边往外吐。那些叔叔伯伯都笑的前倾后倒，哄然大笑。
　　我父亲不善言语,很少和别人说话，与我们也没有过多言语。每月月初将发的３６元薪水交给母亲，没到月底，家中没钱化了，在母亲的絮叨声中，父亲仍像个木头人似的，默默无声地端起那清汤寡水的面汤“呼---噜、呼----噜”喝下去，然后倒头睡下，“呼噜---呼噜”打起鼾，惊天动地！
　　给我的印象：不管外界或家中发生天大的事，他都能忍受，都是这种默默不语的样子，或者将家中一些破旧的东西，什么破锁、旧拉链翻出来捣腾、修理，都是一声不吭。
　　其实，我们也清楚，父亲有多少苦楚，他没有地方述说；一生的艰辛，在他内心深处深藏着一种对于亲情的愧疚和无奈。由于家境贫寒，全家包括祖母、母亲、弟兄数人，全靠父亲一人每月３６元的工资度日。
那是１９７４年９月,离家十年未归的我，带着妻、儿从新疆回去。已经是６７岁的父亲才感到有了一点欣慰，露出了难得的笑脸，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虽然这时的父亲已显得有些苍老，背有点佝，但他还是整天扛着３岁的小孙孙到店里、到街上蹓达，精神特别的好。
　　是呀，在父亲特别需要我们的时刻，我们却远在天边；是我们给予父亲的太少太少，而今他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们又能为父亲干些什么呢？
　　大哥和我，以及弟弟围守在父亲病床前，望着他那瘦削的面庞，那瘦骨嶙峋的身体，我们只有在默默地流泪。
　　４月８日快中午时分，母亲说这多日大家都没吃上一口热饭、菜，她让大家回家去搞点吃的，我坚持说守在医院，这样母亲和哥、弟回去了。我一人守在床边。
　　大约是１２点４０的样子，我突然发现父亲的身体好似动了一下，我匍下身子，一看，像有一种不祥兆头，口中马上叫喊：
　　“医生！医生！”
　　一个大夫进来，翻开父亲眼皮看了看，说了声：
　　“不行了，准备后事。”走了。
　　这时我整个人也像散了架，没有了主张。同病房一位年轻人说：
　　“我知道你们家，我去通知。”
　　不一会，母亲、大哥、弟弟都哭着来了，请几个工友，用担架将父亲遗体抬回家；一方面给南京二哥发了电报。

　　　　　　　　　 第三十六章　 　　化悲痛为力量

家中临时设了灵堂，在堂屋中间，用两条长凳、一块门板搁起，铺一块白褥单，父亲的遗体摆放在上边，身上盖一块白被单，头上罩一张面巾，点天灯、烧香，一切按家乡的习俗进行着。
　　我们弟兄几个立即去父亲单位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亲戚家报丧。
　　中午时分，二哥和嫂嫂及他们的女儿回来。单位领导和亲戚家的婶婶，伯母都来了。
　　大哥、二哥就忙着和单位上来的人商量后事。
　　我就是负责夜里守灵。
　　第三天出殡，在棉百公司的一间会议室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的父亲，你操劳一生，你付出了你自己的一切，而你应得到的，作为儿女，却没能给你，在你最需要我们的时刻，我们却都远在异乡，你让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
　　事情办妥后，我们兄弟一起商量了“母亲”的问题。
　　因为四弟陈建此时虽已２３岁，但在“三机厂”每月不足２０元的工资，他是负担不了赡养母亲的这一重任的。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她的一生就是依靠着父亲，为这个家操劳，多少年来，用父亲每月拿回家的为数不多的３０元钱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每到月底，她就愁眉不展，东挪西借。每到我们弟兄三开学要交学杂费，虽然只有区区几元钱而家中也拿不出，我们弟兄都要哭一鼻子，母亲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１９５４年为了支撑这个家，她单枪匹马去泰州给别人家当保姆。１９５６年家乡发大水，一天，她去河边洗衣，不小心脚下一滑掉到河里，被几个船工救上来，差点丢了性命......
最初母亲没有自己的名字，嫁给父亲后正式叫“陈黄氏”。我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３年，那时学校作为一项任务，安排学生给自己的亲人和邻里扫盲。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就担起教母亲和对门一家婶婶学习文化的任务。母亲就是在这时才多少认识了一些字，才正式启用了自己的名字----黄如珍。６０年代，她不仅操持这个家，还在居委会跑跑腿，搞点社会工作。
母亲正是以她宽阔宏大的胸怀维护着这个家，以她那宽厚仁慈的品质熏陶着我们弟兄的成长。
现在父亲走了，母亲失去了依靠，今后生活......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大哥、二哥和我每人每月寄５元回家。母亲表示没意见。
　　我们几个跟母亲照了一张没有了父亲的“全家福”。
　　然后，二哥回南京，弟上班。母亲说，有一远房姑妈在上海东宝兴路，她要去一趟。所以她就随我和大哥去了上海。
　　大哥从上海买票直接回了包头。母亲随我和小杰去了一趟蕴玉家，两亲家总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面，吃了饭后，我领着母亲找到东宝兴路上的远房姑妈家，姑妈很亲热地招待我妈住下，让她多玩些日子。
　　我和母亲分手的时候，她交待了我一句话：
　　“三，你回去新疆有时间找找领导，看能不能调回来，回姜堰，啊！”
　　我在上海待了没几天也就回了新疆，和蕴玉一商量，当月就给母亲寄去了８元（我将５元标准提高到８元），以后稍好一些我就改寄１０元、２０元，一直坚持。
　　这时，初三年级已进入最后冲刺，我也化悲痛为力量，立即投身到战备当中，和同学们一起起早贪黑，这时候已要求每一个同学晚自习必须到学校，我也就守着他们，为他们释疑解难。
　　 就这样，从初一到初三，我与靖钰等５０多位同学共处了三年。
　　 她们升高中后，我因带上新的班工作忙就没有与她们联系，而她们也因高中功课紧也没有找过我。以后我又调离新疆到贵州工作,相互间更是没有了音信，一断就几十年时间!
　　一直到２００２年后才得到消息：靖钰在上海一家银行当行长，甘爱萍也在上海某大学教师，两人事业、婚姻都美满，靖钰的一个女儿送在英国学习；朱永红在广州一家银行工作，按靖钰说话：“我们仨，朱永红人长的最好，但命运最不好。”据说，前些年朱永红在乌鲁木齐工作时离婚了，后来调到广州，现在自己带着一个孩子。
　　２００４年２月我与蕴玉在上海，靖钰与她先生赵戈飞专门宴请了我们，甘爱萍及郭亚芳（也是六团一中的，与靖玉同级不同班）陪客，我们见了面，朱永红原说要从广州过来，但临时未买到票。

　　　　　　　　　

　　　　　　　　　 第三十七章　从“Ｏ”开始

　　送走了一个班，又迎来一个班，一切从零开始！
　　新接手的这个班，不再像靖钰的那个班，成绩是参差不齐，而且普遍的比较差。再就是纪律也比较松散。
　　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先从抓纪律入手，再逐步提高学习成绩。
　　刚开学，首先从排座位开始。全班同学在教室外排队，男生一排，女生一排。再依次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张课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张课桌，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以前在他们中就行不通，非要男生与男生坐， 女生与女生坐。我在给排座时如有哪位不干，我就将他作为编外，让他自己去找学校另外安排，这一来，还真镇住了几个不太听话的同学，都乖乖就范。
　　我想，只要这第一炮打响，就不怕后来人了。
　　当然，我也仍然利用了我的“杀手锏”：家访以及个别谈心。
　　这前后花了大约４、５周时间，几个课任老师反映，上课的纪律有好转。
　　当时原９连指导员严兴高已调到团部一个部门，也跟我们同住一个大院。他女儿小四－－严兵，也在我这班。我征求了几个课任老师意见后，决定大胆启用：
　　严兵当班长！
　　当时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居中，但听话，尤其以前我在基建连就认识他们家，与他爸也算是朋友。这样，她也就与我贴心。当然，那时我是在班里选班长时，适时提出了我的建议。先是大多女同学举手赞同，后有部分男生也举手了。超过半数，算是通过！
　　在学习上，我采取的是“盯”的办法。只要有空，我就带上我的备课笔记，在教室后边的座位上坐下，跟他们一同上课。一方面对我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方面对个别上课不用心听讲、做小动作、交头接耳的同学，就是一种警示。他们不捣乱，大家专心听，慢慢就听懂了，学习上去了。
　　再就是晚自习，我一般不把语文作为重点，而是在他们的数学上和他们一起下功夫。有一次，祝校长在检查各班晚自习，看到我在黑板上和他们讲一道数学题解，还愣了半天，才明白：我不是数学老师。后来他也曾找我谈话，让我改行教数学，我没敢答应。
　　经过几年教师生涯，我更加清楚教师这种职业是伟大、神圣的职业。
　　教者，就是教书，教学生如何做人；师者，就是表率、榜样。
　　如果你哪样没有做到，你就不配是一位人民的教师。
　　当然，我会努力去做的，一定！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蕴玉患了一种不知叫什么的病。
　　那是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２日夜一点左右，我突然被一声惊叫和随之而来的一阵抽搐惊醒。我立即打开电灯，只见蕴玉两眼翻直，眼珠子一动不动，两片嘴唇青紫，两手在一阵一阵地抽，两手冰凉。我一下子吓呆了，心在“扑通扑通”乱跳，凭着以往知道的一点小常识，我赶紧掐住她“人中”部位，但不管用。我赶紧下床披上衣服奔向学校卫生员家，敲开门，急急巴巴讲述了情况，卫生员也急忙拿上听诊器到我家。这时蕴玉已平稳的睡着，嘴巴在“巴答巴答”像吃东西。我用手轻轻推醒她，她蒙蒙糊糊，说：
　　“干什么？”
　　我说，你刚才怎么啦？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只是头晕，想睡觉。”
　　卫生员被搞的一头雾水，只是说：
　　“大概是心脏病发作。这样，明天我去卫生队给拿点‘炮弹’，你备着。”
　　“炮弹？”
　　“医学名叫亚硝酸异戊脂。”
第三十八章　 　　批准入党

　　说老实话，那天夜里可把我吓坏了。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的第一次，我真怕蕴玉就这样死在我的手里。
　　她一会儿就睡着了。儿子是一直没有被吵醒。
　　我斜躺在床上，不知不觉想起了当时我给父亲守灵的情景：
　　第一天夜，他们陪我到１１点多就各自去睡觉了，我一个人坐在父亲遗体旁的椅子上，一会给长明灯加点油，开始倒没觉着什么，可到了下半夜，万籁寂静，我似乎有点害怕起来，外边风“呼、呼”的吹着，门一会“吱、吱”的响动，或突然那个地方“啪”的声响，我都要心惊胆战，还有这时我也有点瞌睡起来，可忽然又好似父亲一下子坐起身子......
　　后来，我干脆站起来，在堂屋里轻轻地来回走，心中想起父亲的好处，心也就平和了、不害怕了。第二个夜就更没事了。
　　可现在，对蕴玉的这种病，我真的是非常害怕，没有一点预兆，就这样突然的来了，让你防不胜防，没一点心理准备，如果真的一口气没过来，那不是人命关天的事？　
　　对这病，我去卫生队找医生打听，就是讲不清是什么病。我也写信上海，他父亲和哥、姐都来信说，家中谁都没这病，祖上也没有人犯这病。
　　就在这年９月３日的夜里，蕴玉又这样的来了一次，所好，当时我就安卫生员教的方法，用手帕包住“炮弹”，两手一捏放在她鼻子边，这时一股“臭氧”的味道充斥整个房间，她这一嗅，还真灵，一会气就顺了，同样只是感觉头晕。
　　不过，第二天早晨照样正点起床，我去学校食堂打回来稀饭和馒头，她和儿子吃了就去上班、上学。从没影响工作。上班也完全正常人一样。
　　下边该说说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了。
　　自１９７５年３月我调入学校，基建连周副指导员将我在基建连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替我转入学校党支部，我就努力按《党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去做，努力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按期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也参加多次党支部组织的党课学习。
　　因为我曾经在一次学习会上发言称：
　　“当然，身上的毛病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全部暴露。我刚来学校，好似刚刚谈恋爱的一对男女，互相展现在对方面前的多是优点和美好的一面，很多劣性或毛病往往是不轻易暴露出来，只要一结婚，毛病就来了，什么不洗脚睡觉、什么像个女人喜欢唠唠叨叨。一个人的坏毛病只有时间久了才会暴露，所以我希望党组织对我多加考验，长期考验，我一定经受得了！”
　　所以我一点也没有着急，听由组织对我的考验。一定不能拿自己身上的某一优点去对照别人身上的缺点，一定不能只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别人都是缺点。
　　我曾经听见有些写了入党申请的同志说出这样的话：一开始自己积极要求入党的时候，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可是党组织就是不“吸纳”；而当时间久了，自己的思想有了松懈，都有点麻痹了，有点想打退堂鼓了，自己又不合要求了。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要求入党的同志，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既然在思想上有入党的要求，就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打算，也就是说，要经得起党组织的长期考验，切不可一蹴而就。更不能发生动摇、打退堂鼓。
　　总之，我可以说是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份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李国英老师和学校会计魏灵华二人为我入党介绍人。
　　１１月１２日晚上，学校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研究并一致举手通过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
　　这是我政治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从此，我以更高的要求努力鞭策着自己，用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

　　　　　　　　　　 第三十九章 　车过“乌鞘岭”

　　转眼到了１９８０年１月下旬，学校各项工作圆满结束，学校领导研究决定，在春节前搞一次大会餐，好好犒劳这些辛苦了数年、奋战在一线的教师们。
　　后勤也就忙碌起来，挑一头肥猪杀了，就在高中一教室里，将课桌拼成八桌，全体校职工参加尽情地、美美地吃了一顿，一个个吃得油光可鉴。餐后又自由组织了一个小型歌舞晚会，大家尽情玩乐，呈现一派团结、祥和、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就在这一天，祝善生校长提议：回上海过春节。当时就有程天良一家，徐佩采一家，校长一家，后来，我跟蕴玉商量，也同意了。一共四家，十多人一起，由天良去阿克苏找车，去了乌鲁木齐。
那天,已近年关，候车的人特别的多。我们去上海的车次开车时间是明晨３点１０分。
　　因为刚下过一场雪，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气温在零下６到３度。
　　候车室是人山人海，都在地上铺上褥单，东倒西歪地躺着坐着。
　　已经是晚上１１点过，我们几个在里边找到一片空地，也在地上铺了被单，在上边休息。
　　候车室里因有空调，一会人就感觉到暖洋洋的，人也有点犯睏，但都不敢睡觉。
　　因为候车室内，有一帮小年轻歪戴着皮帽，三三两两在旅客之间游动，一双眼睛“滴溜溜”东张西望。
　　到夜２点多，开始检票，人挤人特别的人多，我们几个一起相互拖、拉着检票上了车，在一三人座两边占了６个位置。上车时又碰见工程连的肖卫生员，她带了个不到３岁的小孩，就跟我们挤坐在一起。一会车厢里过道上就挤满了人，吵吵闹闹，显得又闷、又热、又燥。
　　这时，蕴玉就和孩子们钻到座位下边铺上被单，躺下休息。肖卫生员将孩子放在座位上睡着，她则用包包垫着坐在旁边。我们几个就打起了扑克。到白天就轮换着钻在座位下囫囵睡个觉。
　　那时候，虽说已坐过几次火车，但从未买过卧铺，也没有探亲报销一说，都是自己承包了。所以有句话说：我们在新疆十几年，积蓄的一点点血汗钱都拿去铺铁路了。
　　每次坐火车，就自己早先带块单子，或几张报纸，晚上就钻在座位下“呼噜呼噜”睡觉，不过习惯了也就自然。
　　第二个晚上，我们几个照样打牌，蕴玉带几个孩子在下边睡。肖卫生员也仍然是坐在边上，看护着她的小孩。
　　到夜１时，只见肖卫生员突然惊叫起来：
　　“不好，不好，蕴玉老师抽风了！”
　　她这一叫，大家被搞得莫明其妙，而我将手中的牌丢下，第一个跳起来，赶快去提包里摸出“炮弹”，又钻到座位下施救。　
　　一会，我对大家说：“她犯病了。”这样，大家让出一三人座，七手八脚将蕴玉抬到座位上来，让她躺在上面。
　　我简单将蕴玉犯病的前前后后给大家说了说，大家也就不再打牌，他们让我倚坐在蕴玉边上，交待我“小心点”就自己钻下去休息了。
　　我一边看着蕴玉，一边祈祷着，让她好好休息，不要再发生第二次，因为我只带了两粒“炮弹”。
　　慢慢我也迷糊地打起瞌睡。突然蕴玉又一次抽搐，两眼翻直，我也一边取出“炮弹”，一边嘴不停在说着：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大家被惊醒，这时是早晨５点钟，祝校长提议，去找列车长，看车上有没有医生。
　　这时车厢过道是横七竖八地睡着人，我和祝校长就这样艰难地找到车长，向他说明了情况。车长意见是，第一，前方停靠站是兰州，病人可以下车；二可以利用车上广播找医生。考虑下车后也不好办，我们就让广播找人。
　　不一会，从前边卧铺车厢来了一人，他听我简单介绍情况后又把了会脉。说：
　　“没大问题。心脏早博、有停跳.....”他停顿一会，又说：“问题不大，我们刚才经过的这地方，叫乌鞘岭，这一带海拔高、空气稀薄，加之车厢里人太多，空气浑浊，人又睡在地下。”
　　我急切地问：“还会不会再犯病？”因为到上海还得一天一夜多时间，我说：“我带的亚硝酸异戊脂已用完了。”
　　他说：“看问题不大，这样我那边也有个病人，是我父亲，跟她的病有点相似，我把药给你留些，到上海不会有问题。”
　　只见他从随身带的药包里掏出一个标有外文的药盒，从中取出一板给我，说：
　　“这药是美国产的。”
　　我是千恩万谢，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只支支吾吾说是乌鲁木齐什么医学院。问姓名他也不说。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心中对这位热心人再想说声“谢谢”，可又不知他姓什名谁、哪个单位。我今天将这事记录下来，希望有朝一日，这位恩人能够看到。如果是这样，我的心也就会得到安慰。

　　　　　　　　　　　第四十章　家在那里

　 终于躲过一劫，２月３日，我们平安到达上海北站。出站后，大家约好节后会面的办法，就各奔东西了。
　　我和蕴玉叫了一辆三轮车，拉上行包，儿子也爬上去，径直走回到武进路家中。
　　春节过后，我们全体到祝庄祝校长家聚会，玩得尽兴。然后我们一家就又回到苏北－－姜堰。
　　可这一次回去，我的心冰凉到极点，我们已经没有了房子、没有了家！！
　　一下汽车，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到我们住了有３０年的“刘家桥巷”，可进门一看，家中摆设已全部变样，这时房东大婶告诉说：
　　“已搬出去有一年了。”
　　他家老五说：“我知道地方”，就带领我们去了。七拐八弯，到了镇郊，经过一片菜地，来到一屋，老五说：“就这里。”
　　我们走进一院子，看见我母亲坐在凳子上捡菜，我说：
　　“妈，我们回来了。”
　　“是，是老三，回来也不打声招呼？”
　　进院门是个小天井，里边一屋子，分东西厢房。　
　　原来，因“刘家桥巷”房东王家的六个儿子相继长大，早几年就让我们家搬出去，后来我父亲去世后，第二年，我弟结婚，就在外边租了一间房，“刘家桥巷”这边暂时还给我母亲留了个铺的位置。
　　现在这里东厢房就是我弟结婚时的新房。
　　中午，弟陈建和弟媳汤红梅下班回来，见到我们都很高兴。弟媳汤红梅在县胜利织布厂上班，中等个子，人很热情。
　　弟和弟媳将房子让给我们住，他们在外边打游击。
　　弟弟告诉我，就现在这房子也是临时租的，马上就要搬到厂里腾出的一间库房内，那里要大些，母亲也能搬住到一起。
　　后来，我听说弟又先后数次搬家，一直居无定所,四处飘荡。这是后话。
　　当时，我听着越来越感到心中发凉，我悲愤地想大声呐喊：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心想：这姜堰这么大，难道就容不下我们姓陈的一家。我想，母亲不是曾希望我回到家乡，回到姜堰，对，我要回来，回来最起码买一套房子给我母亲遮风避雨。
　　没有待几天，我们就又回到上海，正好蕴玉北京的二哥和在安徽的三姐都回来上海，一家人欢聚一堂。二哥是北京调干生，在某单位搞行政，他问了我们在新疆的一些情况；三姐夫在合肥某交通学校，我们也互相聊了些各自的事，没几天，我们就又回到新疆。
　　回来后，我一方面积极工作，一方面私下在活动，看能不能调动。
　　我去找了团部组织科长汲淑云，她原来曾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后调团部组织科任科长。
　　我将我的家庭情况和母亲的处境给她说了，她表示同情，并说：
　　“我看看，如有可能，我一定给你帮这个忙。”并给我说：“只要那边要，我们这边就放。”
　　所以，我就立即回去给泰县人事局写了封信，说明情况，提出要求调回家乡的愿望，还说了不少大话：什么要为家乡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什么自己的下半身是属于家乡人民，等等。可是等呀等呀，一直到９月收到一封回信，提出要我提供两个《证明》（具体内容已记不清），而我也根本无法来提供这两个《证明》。
这时我想起，前不久在上海，蕴玉二哥曾说了一句“他有个校友在贵州省工作，管人事。”
　　我立即动起脑筋，连夜给北京写了一信，说明想调动工作离开新疆的想法。我也同时将这信抄寄安徽三姐。
在我心里,也是很矛盾,当然能调动到江苏老家是最好，但回到老家又没有房子，这可是个大问题；是呀，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不能给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家人予以保护，连一所基本的房子也没有，那还算什么男人？！我不愿意回到家乡也像我弟那样，今天租住在这，明天又搬家租住到那......
　　记得当年我从白米粮站回到家后，当时在泰县县政府生产办公室蚕桑股工作、家住在扬中县、也是苏州蚕校（大专班）毕业的一位校友，曾介绍我去他那里帮了一段时间忙，在黄石乡，那些蚕农是一家一户的很分散，东一家，西一家，我是到处跑，也是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生活很不安定，待遇也很低。要多少年才能有钱买房子？想到这，我也很犹豫......　
　　我的家究竟在那里！？
　
　　　　　　　　　　　
第四十一章　商调函

　　从上海回来不久，祝校长两口被调到阿克苏地区机械工业学校，莫璟老师因爱人在江苏省泰州，也办手续调了过去，数学老师谢万富调去四川广元，有好多人都在联系调动。有消息称：如两口子都是上海知青，可以返回上海；而如果有一方不是，那就不能返回上海。所以迎玉心里很着急。
　　很快，到了１１月份，地处塔里木河下游一些团场的上海知青大批涌向阿克苏，要求返城。
　　真是的，那段日子真是搞的人心惶惶。
　　也是病急乱投医，我除了给家乡的人事部门写信，同时又多方联系。当时的想法是，先调出去再说。
　　当时就连夜给我老家、安徽蕴玉三姐，以及北京二哥写信。
　　很快安徽回话，可以帮联系到金寨，我和蕴玉商量，不理想，就回绝了。
　　而８月份就开始联系的老家一直没有消息。
　　１１月１０日，蕴玉二哥与贵州联系，贵州有了消息：可以考虑我们的调动问题。接着就给阿克苏地区农垦局组织部发出商调函。
　　而到１９８１年１月才接到老家江苏省泰县发来的《干部商调函》，如下：
“干部商调函 泰人（８０）协（进）字第１６６号
新疆阿克苏地区农垦六团政治处：
ＸＸ同志因照顾困难要求调往我县工作，请按下列（３）内容办理：
１、你处能否安排，请速函告，以便寄档；
２、目前能以安排，现将该同志档案退回；
３、请先将该同志档案、近几年的表现、身体健康状况及爱人情况等材料一并于81年1月30日前寄来，待研究后通告；
４、同意调入，分配 工作，如能服从分配，即于 月 日前来报到，否则不予接受；
５、同意调你处工作，现将其档案、现实表现及身体健康情况等材料寄给你们，请速函复；
６、因工作需要和其他原因暂不同意调出；
７、拟我县 同志与你处 同志对调，是否同意，请寄档案或函复；
８、与 同志对调，未发调动通知之前，请勿介绍；
９、附：干部登记表一分，请组织上详细填写后，随档案一并寄来。
　　　　　　 江苏省泰县人事局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接到这《商调函》后，我感到有一点不如人意，第一是时间比贵州晚了些，再就是只商调我一人，没有蕴玉的。我心中感觉一丝不快。不可能我先回去，再“商调”她吧？
所以，我立即找领导反映情况，提出“我们主要是为了照顾、赡养我母亲，才申请调动，但基于当时心切，想可能江苏暂不好进，先去贵州后再逐步设法往家乡调，反正贵州离家乡要比新疆近些，现既然泰县已来函，我们还是愿意去泰县，以供养老母。”
　　团部组织科也帮我给发去信函：“贵处发来的（80）协进字第166号干部商调函（商调我团一中ＸＸ同志）已收悉，因该同志等不及贵处复音，又向贵州进行了调动联系，现接贵处来函，该员仍愿去贵处。该员所述情况属实，望贵处念其家庭应有困难，而给予照顾，尽可能按本人的要求给予联系，为盼，并望予复信。”
　　　　　　　　　　　

第四十二章 　泪别新疆　　

　　接到江苏省泰县人事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发出的《商调函》，而实际上，我和蕴玉的档案等材料已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由团部组织科发去贵州，贵州也给我发来信件，说：“收到档案安排后即发调令”。
　　真是事不尽人意。但也是没有补救办法，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我们只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贵州来的调令。因为对于“贵州”，我们对她的认识还是一张白纸。
　　语文教研组潘国祯老师是贵州黔南人，水族。我们向他打听，他说他已经在外边三四十年，现在的情况他也不清楚。只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贵州的顺口遛：什么“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还有什么“鸡蛋串起卖、头上顶锅盖、汽车比火车跑的快、妇女背起孩子谈恋爱”，说得我们肚皮都笑疼了。
　１月２４日夜下半夜起下起雪来，第二天又下了整一天，整个大地一片雪白。这在新疆也是不可多得的，大家高兴地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
　　２月５日春节。这天，就在我们小小的房间里，搬来几张课桌，生起小煤炉，烧了有十几个菜，请来一些老师、朋友一起聚了一下，祝校长一家也专程从阿克苏过来，大家对我们到新的单位寄予新的期盼，说了不少勉励的话语。
　　节后，２月７日，又收到贵州来信：“令已发出，２月底报到”。
　　就在焦虑中等待，直到１４日，团组织科通知：接农垦局电，让“办好手续，来局报到。”
　　当到阿克苏地区农垦局办好手续，我的心情又是特别的难受，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对自己说：
　　新疆，难道就这样地离你而去，我在这里生活、战斗了１７年，我的爱情就是在这片土地萌发、开花，我们的儿子就出生在这里，我和我爱人的青春年华基本都奉献给了妳，可以说，妳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而今却要真正的离妳而去。
　　新疆天山溶雪流下的水清又清，是它滋润着新疆广袤的大地，虽然我们生活是在南疆，但一眼就能看见妳那雄伟壮丽又白雪皑皑、巍峨耸立的身影，多少次曾激情想写下妳的雄姿，但终因自己水平有限而找不合适的词语，如今,我们却要远离妳而去，但妳仍将永远耸立在我的心中，让我思念、回想和留恋。
　　我们要真正的感谢新疆，正是新疆十几年的锻炼,使我们得以坚强,学会了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的决心和期望,在逆境中奋争的勇气和能力!是六团一中圆了我从小当教师的梦！
　　接下来，我们就整理东西，一些物品低价处理给他人，一些物品如锅碗瓢盆就送给朋友，所好原在基建连时我曾经请连队木工打下一大箱子，正好将一些东西塞在里边。共装了大木箱一件，皮箱一件（两只），床一件，木板两件，行李一件（两包），旅行包一件（三只），以及一些小件物品。
　　办齐了一切离开的手续，租了一辆卡车，１９日上午７：４５我们坐在卡车顶棚的行李上（有蓬布），离开了六团。那天来了很多人送我们，感动得我和迎玉热泪盈眶。
　　那正是天寒地冻的日子，坐在车顶上，不一会我们就冻的够呛，儿子小杰当时已经虚８岁，他一个劲叫冷，我和蕴玉挤靠着，又用皮大衣将儿子包紧坐着。当晚住“二八”台站，第二天早不到６点，司机就起床，用喷枪烧化开被冻住的机器，然后就出发，中午在库尔勒站休息吃饭，就一个菜：炒鸡蛋（３个蛋）１元８角钱。紧赶慢赶，到夜里１点到达大河沿站。
　　一直等到下午才总算办好行李托运手续，购了两张硬卧票，２１日晚１０：３８坐上乌鲁木齐至郑州的火车，然后在２３日下午１７：５２又从兰州转车往成都，２４日夜在成都火车站招待所住一晚，２５日上午１１：１５乘上成都－－贵阳快车，２６日中午到达贵阳。下午３：４５转乘贵阳－－柳州慢车晚８：３０到达都匀车站，结束了我们的长途旅行。
　　面对我们的是一座既古老而又新颖的城市，而迎接我们将是一场新的挑战，是对我们命运的挑战。
　　我们将在这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我们能够战胜命运的挑战吗？
（上部完）
　　第四十三章　　生命的赌注
　　
　　我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去新疆，在那里奋斗了近１７年，结婚生子，已基本立下自己的根基。特别是在团部一中的几年，我入了党转了正，虽然没有文凭，但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之一，我所教初三《社会发展史》在地区统考中名列第二，已取得一定成绩。然而，在上海知青“返城”的浪潮中，我却随波逐流，又阴差阳错地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到这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巿。
　　我是在拿自己包括妻、儿的性命作赌注。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即使前面是刀山火海、是雪山草地，我也只有带着妻儿去跳、去过！
　　经过整整八天的长途跋涉，我们于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６日来到都匀。
　　下火车，天正下着小雨。因为在火车上已买上“大桥旅社”的住宿票，我们冒雨提着随身带的行包，穿过两条马路，一路小跑，住进大桥旅社。
　　第二天上午，按照事先得到的电话号码，拨通“贵州省第四机械工业局干部处”的电话。
　　一个女同志接的电话，知道是我们已到都匀，她让我们出旅社，过（百子）桥，沿着（剑江）河往下走，过（文峰）塔，然后就可看到挂着“工业局”的牌子，就到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百子桥、剑江河、文峰塔是都匀的标志。 剑江河是都匀的母亲河，它由北至南穿过都匀市区，流程９１.２公里。 百子桥位于剑江河中段，建于清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为七孔青石拱桥，典雅宏丽，长１４０米；文峰塔为七级密檐式石塔，高３３米，建于清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塔东边龙潭水深不可测，每逢春夏水涨，潭水涌激，雪浪翻腾，又有石塔临波照影，明清时期称为“龙潭春涨”，又称“雁塔涵潭”，为都匀八景之一。
　　沿剑江河往下走，不到２０分钟，也就在“龙潭”的边上，就到达工业局，沿台阶往上，在四楼找到“干部处”，刚才接电话的那位女同志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她，戴副眼镜，跟我们年龄不相上下，自我介绍：她叫程玉莲，江苏徐州人，让我们称她“程干事”。她说，郭处长现在正在开会。然后，又拿起电话，从电话谈话中听出是让派车来接我们的。说了一通后放下电话，对我们说：
　　“这样，你们是安排在国营南华仪器厂，代号１１６信箱。今天厂里比较忙，派不了车，说好明天下午上班后到大桥接你们。”
　　下午，我们又去了一趟工业局，见到了郭处长。他就是蕴玉二哥说的“校友”。他亲切接待了我们，说安排我们在南华厂子弟学校教书，并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工厂的情况。晚上我们又到他家中吃了晚饭。他爱人是家庭妇女，没工作，有一个儿两女儿，小女儿叫郭绿平和女婿金世平也在南华厂上班。那天晚上我们都见到了。
　　２８日上午无事，我们就到都匀街上走走。因为刚下过雨，地上还是湿漉漉的，一走一滑；空气也是湿漉漉的，我们虽穿着羊皮袄，但感到一股凉意。难怪有一说“贵州下雨赛过冬”。走在街上，当地人穿着夹衣、羊毛衫也不冷，与我们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在街上走走看看，都匀大十字一派都巿景色、繁荣景象，比我们在新疆时的六团要好上千百倍。
　　下午３点过工厂来了一辆面包车，干部处程干事陪着，工厂有厂组干科干事李德俊（女）来“大桥旅社”接我们，互相认识后，大家高高兴兴，面包车一路风驰电掣向工厂开去。弯来拐去，沿一个山坡开往一山上，再一拐弯，眼前一片绿树阴中，幢幢高楼耸立，车子进了厂区。
　　不到５时，汽车在办公大楼下边的招待所门前停下，小李开玩笑地说：
　　“各位旅客，终点站到了，请下车。”
　　我们下得车来，只见我们正处在大山的包围之中，特别是那座又高又大的“蟒山”，山上一片郁郁葱葱，我们正处在她的半山腰。这时我的脑子突然一激灵，我问自己：啊，这就是我们的终点站？这里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处所？
　　我突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压抑、无名的愁闷。我不清楚我的路是不是朝着我梦想的那个方向在延伸......我的赌注下的是对还是错......
　　我们被暂时安排住在招待所。组干科小李又领着去食堂买了饭菜票，晚上就在食堂买了饭菜自己吃。
　　晚上，厂子弟校老校长贺诚忠来招待所看望了我们。使我们感觉到一定的温暖。心情也不再那么压抑。

第四十四章 　　接手高二政治

３月２日我们到学校报到。学校在整个工厂的最外边，过来是家属区，这边是办公大楼及附属单位：医务所、小卖部、食堂以及托儿所等，再里边是厂区，门口挂着牌子“非本厂职工和闲散人员不得入内”。
　　初中、高中在一幢楼上，楼边上的几排平房是小学部，运动场在初中、小学的中间部位。
　　在贺校长办公室，贺校长告诉我，学校有一刘敦书副校长目前也在等待调动，她先生是厂部宣传科科长，已经调到贵阳巿委工作，刘副校长正在等调令，这学期就没有安排具体课程。我来了正好接手她原来教的高中政治和初中形势课。
　　我一听，内心里吓了一跳：让我教高中政治课？有没有搞错？可是我刚来，又不敢说什么。
　　贺校长还告诉我，学校现有党员加我一起共４人。刘敦书副校长又要调走，党的工作力量比较薄弱，他勉励我好好工作。
　　我是更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只有乖乖接下了任务，所好，刘副校长人很好，她将手头的所有教材、资料以及她的备课笔记本都统统传给了我，到她４月份搬家去贵阳后，她住的那一套房子也就由厂总务科转给了我。
　　蕴玉在小学部报到，小学部校长徐世权让她带小学二年级算术，这是她原教过的，轻车熟路；我们的儿子先上了四年级，这里的老师大多是东北铁岭的、四川的、贵州本地的，也有山东的，小杰听不大懂他们的讲话，学习跟不上趟，所以后来就让他退回去上了三年级。
　　我回家告诉蕴玉，学校让我上高中政治，她一下子跟我急了，说：
　　“你这人真是的，不知天高地厚，刚来就逞能，你吃几碗饭还不清楚，上高中政治，你昏了头啦？”
　　我怎么给她解释她也不听，我其实也真的没有办法，一个蚕校中专生教高中政治，这不成天大的笑话，可是领导已经将这一“炸药包”交给了我手中，我自己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能退缩吗？
　　除利用时间认真研读起刘副校长交给我的一切资料，又去城里“新华书店”购买了一堆《辩证唯物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大纲》的书，回来关起门研读。我也继续向在江苏省姜堰中学的原班主任陈凯老师求援，让他给我寄来一堆高中政治参考资料。
　　所以以后上课了，我也就很从容地讲起课，讲“辩正唯物主义”，讲“剩余价值”，做到滴水不漏。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也保留着与新疆六团学校那些老师、学生的联系。老师有：濮跃江、周金辉、杨国秀、许树魁、陈家仪；学生有：陈文君、郑永利、田翠云、戴丽珍、马路君、张艺君、马金荣、雷桂花等。虽然，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联系的具体情况，这里我写下这么多人的名字，我希望如果能有一日，这些人中的一个发现了我在这写下的他（她）的名字，请一定与我联系。
　　慢慢我也摸清了一些情况：
　　南华厂是从东北铁岭搬迁来支援三线建设的，全厂共有８００多职工，工厂不算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哪个部门都不拉下。
　　子弟校是属工厂办学校，也是企业办校，教师工资都是由工厂发放，计入成本。学校现有教师中学小学共５０余，学生是本厂职工子弟。所以学校存在一是经费不足，二是学生难管。老校长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原是青岛某中专学校领导，后因文化大革命原因被下放。他也在等待落实政策......
　　现在学校初中部有六个班，每班人数２０多人，高中就三个班，高一班２０多人，高二班１６人，高三班只有１２人。
　　学校楼一楼为初一、初二四个班。二楼东半部为物理、化学试验室，西边为初三班教室。三楼东边为高中班教室，西边是教师办公室和图书室。再上四楼就是厂教育科和科办“七.二一”半工半读大学。
　　自刘敦书副校长搬去贵阳后，我就正式搬住到她原来住的三号楼二楼一室。也正式接手上起高中从高一到高三的政治课。

　　　　　　　　　　第四十五章　又一个棘手的班

　　因为有在新疆六团的锻炼基础，那种刻苦学习的韧劲，又无论如何说起来自己是一个新党员，刚来到一个单位，自己也必须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我每天坚持早起床，协助妻把家里收拾好后，吃好饭，一般都是提前半个多小时上班，进办公室后就打扫卫生，不但清理自己的办公桌，其他老师的也都一起干，搞完这一切后就开始从四楼到一楼清扫，包括楼前的大道，每天都扫的一尘不染。等这一切都完成后，这时开始正式上班。
　　有的老师轻蔑地认为我是在表现自己，可我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就一直在坚持着。不久学校改选分工会，大家推举我当上分工会主席，又多了份社会性工作。这也正好是我多接触工厂的人，广交朋友的最好途径。
　　郭处长的女儿郭绿平和婿金世平也常来家坐，逗小杰玩，在小杰１０岁生日那天，我们还专门请他俩来家吃饭。后来他们都去了深圳。
　　上学期过去了。这时老校长贺诚忠办理了离休手续回了山东老家。新上任的丁力毅校长让我带初三语文、政治和班主任。
　　经一段时间接触，我发现这工厂的学生要比在新疆六团的那些学生难弄，因为他们虽然地处山沟，但与外界接触多、当时已好多家庭有了黑白电视机，看的多，思想要比新疆的那些学生复杂的多，也很不好调理。他们身处工厂，好多人的父母是工厂里的中层干部，自身有一股优越感，批评不得，说的轻了不管事，说的重了他的父母也不依，大多老师都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
　　下边让我带的这初三班，都是些这些年没有考取学校，有的已经有家闲荡了两年，大部分是工厂中干子女。原来贺校长是坚决不让收他们回来继续就读；而现在是丁校长，他妻妹徐世权（也就是小学部校长）的丈夫陈继平又是工厂党委副书记。因此一句话，就收下了，就交给了我。这是一个真正烫手的山芋，是又一个棘手的班。
　　假期里，我一边备课，一边对这个班的每一个同学的情况进行比较深入的摸底，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里边有一个最不好调理的同学叫罗刚，他父亲是厂设计科科长。
　　有一次，我见过，人长的标致，也很可爱的样子，但大家反映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谁要是不服他，他会使出狠毒的办法治你，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他指使手下给你来个狗吃屎，打的你鼻青脸肿，你还不知是他干的。但只要你顺着他，你让他叫你亲爹他也干。听说原来带过他的老师没有一个不曾被他闹得哭鼻子。有给他父母告过状的反被他父母记恨在心，遇到反对你“哼”鼻子瞪眼。
　　现在，经过认真的思考，我斗胆决定启用他当班长。
　　他家就在我们房子前面的一幢，我先后去了多次，也没碰见。终于一天，他们全家吃饭的时候，我将他堵在了家中。我将我的想法给他父母讲了，他们有些高兴的脸上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只是说：
　　“这孩子恐怕不行。陈老师你还是选别人吧。”
　　“这是给罗刚的一个锻炼机会。我的看法，罗刚这孩子很聪明，是个有出息的人。”
　　去了多次，他父母也不把我当外人了，一次罗刚母亲对我说了知心话，她说：
　　“陈老师，给你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指望孩子成龙成凤，我们都是双职工，这闲在家里，白天上班，哪能管得了他，到社会上学坏了又不行，我们不求他学习如何、如何的好，只要在学校有个老师给看着，就行。”
　　她这是把学校当托儿所了。不过，最后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让罗刚当班长，他对罗刚说：
　　“小刚，陈老师是一片真心，一片苦心，你‘不蒸包子争口气’，不为我们，也不要负了陈老师这一片好心。”
　　罗刚点了点头。这事就这样搞定，开学后，一切都在正常进行。
　　这在这时，小学部发生一件事。一天下午，学校新分来的一个邹小平老师在给四年级上体育课，工厂孙立生副厂长的儿子孙林，也是一上了多年小学六年级，没考上初中在家闲荡的孩子，已经十七岁，这天他带领一帮小孩到小学部运动场上玩，见同学们在踢足球，也上前争抢，邹小平老师年轻气盛，前去制止，与孙林争执起来，孙林身边有一帮小孩，就一下“轰”了上去，将小邹老师打了一顿，孙林更是一砖头打得邹老师头破血流，被急送医院。这边小学、初中老师不依了，集体“罢”了课。厂部办公室、公安科、学校指导员高松鹤、校长齐出面，我当时因是分工会主席也参加了研究，最后决定：由公安科出面报地方公安局将孙林“扣留”，邹老师所化一切费用由孙林家长负担，并孙副厂长带孙林当面给小邹老师赔礼道歉，才了事。

第四十六章 　“家长会”

　初中部语文教研组共有６人：丁校长算一个，有５０多岁，是一老私塾生，长得干干瘦瘦，说话、办事、走路都是一板一眼，有棱有角。其他王登云、程新华等几个都是黔南师专毕业，也都年轻。物理组吴一顺、王力几个老师更是年少，是学校的新生力量。几个女教师也都活泼、热情。在这样一种氛围，大家都很开心，工作也协调。
　　对我所带的这个新班同学们的微弱转变，一些课任老师也给予了新的肯定。
　　我在带班中也经常召开班干部会议，对每一个班干特别是罗刚的那怕是一点点进步都要进行表扬，并给他们提出新的希望。平时的家访，也做到“报喜不报忧”，讲成绩、讲进步。学生的缺点、不足由家长自己讲，因为哪个家长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但每个家长就是不愿别人多讲自己孩子的不是。你一个劲夸他孩子，他就会不由自主讲起孩子的不是。
　　这种心理，不是我的发现，我想很多当老师的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再，我不是学校分工会主席吗？我就到厂工会要来一些羽毛球拍和球，分发给各教研组，让老师们课余时间更加充实。
　　所以，１９８１年年终我被评为厂年度“先进工作者”。
　　但这时班里又发生一件事。一个叫唐斌的同学三天没来学校上课。我去了他家，他母亲只是一个劲在哭，他父亲唐得久（是在工会认识他的）也是唉声叹气，说“看他回来，老子不整死他！”。
　　罗刚对我说：“这家伙会偷东西，肯定是偷他爸的钱被打跑了，老师，你不用管他，待他回来我来收拾他。”
　　我笑了笑，说：
　　“罗刚，非得你帮忙这事才能摆平？”
　　罗刚伸了伸舌头，做个鬼脸不再说话。
　　后来，唐斌的母亲告诉我，就是唐斌偷了他爸的钱，他爸狠狠揍了他一顿，当晚就跑下了山。他们都是都匀本地人，巿里有好多亲戚。
　　一个星期天，我跟唐斌的母亲一起下山，转来拐去，终于在唐斌三姨家找到他，将他带了回来。
　　在教室里我给他谈了足有两小时，然后，送他回家给他爸认错，他爸才罢休，他给唐斌说：
　　“这次是看在陈老师的面子，不然，老子非揍扁你不可。”
　　班里共有８个男生，１０个女生。到半期考试，学习都有一定进步。女生中有张燕华、成海英、闫丽英、曹阳、姜丽红、吴毓秀、吴雪，男生有罗刚、揭强、彭涛，单科都在６０分以上，没有不及格的。其他一些同学也不同程度有进步，还有几个就差些。
　　就这样，不少家长对孩子也有了新的希望，学校开家长会，以前是回避，一个班２０几个学生，也就能来７、８个家长，而现在只要听说是开家长会，不到开会时间，大家就都来了。
那是一个周六,我早在几天前就通知了，要开家长会，晚上７点开始，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半期考试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
　　在我们教室内，下午，有成海英、闫丽英、揭强等几个就在黑板上写下了“总结半期、展望未来”和“三．三班家长座谈会”，还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红红绿绿的彩带，将教室布置一新。
　　不到７点，不少家长都已来到，大家兴高采烈。他（她）们说：
　　过去学校开家长会，是学生在学校犯错，家长挨批，老师也不讲面子，说得家长个个是面红耳赤、回去只好给孩子算账，骂的、打的、文的、武的几管齐下，孩子到校还是老样子，家长也更怕学校开家长会了。
　　我的方法，不一样。我是采取协商、讨论的方式，通报学生半学期以来的进步、取得的成绩，谈对学生的希望和提出努力的方向；家长在会上也要表态，就是对自己孩子的进步、存在问题和如何改进，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就达到“家、校共同”教育学生的目的。

　　　　　　　　 　　第四十七章　“申诉书”

　　家长会在热烈进行中，因为是半期考试的总结，所有家长都来了。揭强的父亲，是厂组织科科长，叫揭子章，南京人，我们很说得来，但他平时工作较忙，找他都难，可今天他也来参加了；罗刚的母亲早早来到教室，见其他家长不像以前躲着、避着，现在是大大方方坐在前边，说起话来也是头头有道，他尽量在夸他家罗刚现在懂事了，在家里也不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唐得久来了，一见面他就感谢我上次帮把唐斌找回来，并教育唐斌认错，现在已不再偷家里的钱，在家就是还有些懒、散；还有张燕华的老父亲，是工厂的一个退休老工人，对女儿在学校学习上的长进是赞不绝口；
　　发言很热烈，大家畅所欲言，都很开心。
　　这时，托儿所那边打来电话，是劳资科科长史秀琴打来的，说让赶快过去开会。
　　我只好给各位家长说明情况，提前散了会。
　　原来是劳资科召集学校老师和托儿所阿姨调资的会议。根据文件，托儿所属教师系列。
　　传达文件后，史科长就具体情况作了说明，说像我这样１９６２年的中专毕业生安规定是加两格，还有托儿所所长余福荣也是这情况，加两格。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像邢蕴玉这样的情况，虽然１９６９年就进入教师行列，但没文凭。学校还有个彭华云老师虽有幼师文凭但教龄又太短。现在还有一个加两格的名额。
　　史科长说：
　　“所以把大家都叫来。现在这题目就交给大家。二选一，请大家投票表决。蕴玉老师和彭老师的命运就交给大家了。”
　　下边就一个一个来，叫一个名字大家举一次手，叫一个名字大家又举一次手。
　　结果是４８票对４２票，邢蕴玉胜出。
　　史科长宣布结果后，散会。
　　第二天星期天，我稍许睡了会懒觉，到１０点过起床，洗漱、吃好早餐后，我就去学校办公室，看有没有新疆来信和取报纸。
　　路上，我碰到几个老师往回走，还问了我一声：
　　“你没开会？”
　　我也没注意他讲的什么意思，只嘴里“嗯”一声，过去了，我随意走进了校长办公室，只见徐世权校长低着头在写东西，我眼角一扫，见是写的上报增资报告，上边清清楚楚写着的是“彭华云”老师的名字。
　　我愣住了，昨天不是大家选的是“邢蕴玉”，怎么报告又改为“彭华云”了？
　　我当时没发作，下楼碰到学校高松鹤指导员，问他，他说是刚才大家投票定的。
　　原来，昨天在托儿所大家投票后，这彭老师越想是越想不通。当晚，正好是厂党委在开党委会议，彭老师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会场，又哭又诉，最后，厂党委书记舒通远叫来学校徐世权校长，也不问三七二十一，让她组织老师明天再表决一次。
　　这就是我刚才碰到一个老师问我“你没开会”的会议。
　　是徐世权校长有意避开了我和蕴玉，不通知我俩开会。
　　再有，据中学部几个老师告诉我，他们也感到奇怪，可又不好办，最后他们几个决定用抛硬币来决定，最终落在彭的名下。
这怎么行，你开会让我们参加，即使选不上我也不好怨你，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就因为彭老师是你厂子校的老教师？是你们四川老乡？表决就是这样抛币定终生，这是谁的王法？
　　我越想越气不过，立即找了徐校长，她不给我解释；我又去找史科长，她说后来发生的事她不知道。
　　我就劳资科、人事科、厂长、书记一个挨一个的找，一个挨一个的申辩。
　　对于工厂党委书记的不负责任和一些老师采取抛币投票的做法，后来我写了一篇《人选》予以讽刺：
　　厂工会主席第三梯队接班候选人经过三上三下遴选，只剩下张三和李四。全厂１７４６名职工对他俩的信任投票，每人各得８７３张，力均相当。筹委会将名单报厂党委定夺，谁知党委８名委员的举手表决也来个对半开----４比４。意见相持不下，只等胡书记拍板。
胡书记想：要论思想素质、坚持原则、办事认真，张三比李四强；但说脑瓜灵活、办事可靠、人缘关系，李四比张三好。这......
胡书记摸头搔脑，半晌，突然立起身，从衣服口袋摸出一枚硬币：“就这么定，国徽张三，字面李四。说着将硬币往空中一抛，硬币在空中翻了几个个，“啪！”的一声落在水泥板上，１６只眼睛立即瞪得溜圆：
只见那枚硬币不倚不靠直立在墙角边上。
　　找了好多领导、好多部门，都没有答案，我就回去刻钢板，写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又一张小字报－－－《申诉书》。

　　　　　　　　　　　　第四十八章　丁校长之死　
　　
　　《申诉书》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个别人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将“蕴玉”的升资名额变成“彭华云”，描写了一些老师万般无奈采用抛币压宝的方式定夺胜负的可笑场面。可以说是一篇极具讽刺意味的文章。当时有老师看了，说是“文笔犀利，刺中要害”。
　　这时正好学校放假，我就将所刻印的《申诉书》按组织程序，先送学校党支部，然后报送工厂劳资科、人事科、组织科、厂纪委、厂部办公室和主管学校的厂级领导。那时候，舒通远书记家住在凯里市永华厂，他爱人住在那边，他一人在厂，就在招待所的一间房子住下。因为事情从他让“再表决”而起，我就每天晚上去他宿舍，找他要求解决问题。他都是支支吾吾。
　　舒通远书记是抗美援朝时参加革命的干部，“跨过江、扛过枪”，但就差几天没能赶上“离休干部”队列，后来退休后工资很低，他也多处写信反映，有一肚子“苦水”。
　　看来在南华厂是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了，我就开始了新的目标。
　　这时“第四机械工业局（Ｏ八三基地）”已更名为“电子部贵州管理局（Ｏ八三基地）”，是这些工厂的上级单位。
　　我就步行下山，去了“管理局（基地）”，照样将《申诉书》送劳资处、干部处、纪检组、基地办公室、和有关领导。
　　虽然，没有一个人给我满意的答复，但我的心似乎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平衡。
　　两级工资在当时也就是１０元钱左右，在现代人的眼里是不屑一顾，打麻将只是放一“炮”。可当时我们的工资，也就是每人不到５０元／月。
　　心平定下来后，我们也想，没有这１０元钱也一样的过。但如果当初大家举手表决，第一次就不是蕴玉，我们其实也就认了。何必找那么多的麻烦。
　　下学期开学我又照样投身到工作之中，慢慢也把这事给淡忘了。
　　不想，这时学校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丁校长突然地给摔死了，大家都很诧异。
　　原来一个星期天，厂里的人都要到山下城里赶集，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和基本上是一个星期的蔬菜、肉、鸡、蛋等。工厂里平常虽也有个小巿场，那些附近的农民也将自家种植的白菜、萝卜、芹菜等拿来卖，但数量少，厂里人多，下班晚一会就买不上了。大家只好在星期休息时到都匀巿集巿上多买些，放在家中冰箱。工厂每周日派多辆卡车来回地跑，将人送到城里某一地点，大家下车自行去巿里，买好物品再回到这一地点坐车返厂。
　　这天丁校长和他老伴一起去城里，但因有急事，丁校长半途先回来，一到家门口，发现自己的钥匙忘在家中，妻又没回来，他这时不知是那根神经搭错了线。他看见自家的后窗户是开着的，窗外用一块木板搭着上边放了几盆花。就找到隔壁房间的主人要借道从这家的窗户爬到自家窗户，然后进屋。邻居看了看直摇头，劝他还是请工人来帮忙开锁，可他不听，说自己可以。就这样从这家窗户出去，爬到自家的窗户，不想这脚刚踏在那放置花盆的木板上，只见那木板就断了，他整个人和那些花盆一起从四楼摔了下去，“咚”一声闷响，掉在下边的水泥地面上，一下子失去知觉。
　　厂里立即派车将他送到３２０医院，可是没救了。因为他因为人瘦，从四楼摔下去，真正是应了“粉身碎骨”这句话。
　　也就是开追悼会的那天下午，“基地”干部处王志昌副处长和程玉莲干事来到南华厂。他俩是为《申诉书》而来。他们先找了我，详细了解我写《申诉书》的情况，然后分别找了有关当事人，找了一些老师了解情况。最后，又到了办公楼，据说是找了分管学校的副厂长和舒通远书记。然后，就带着一些笔录回去了。
　　不久，也就是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份，“基地”干部处给南华厂组干科下了一份“借调”的《通知》，要借我到基地。
　　就这样，１０月２７日我办理手续，离开了南华厂子弟学校。
第四十九章　三线建设

　　从１９６５年开始，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在我国曾经有过一次重大的经济布局战略转移，这就是“三线建设”。
　　何为“三线”？
　　一线，主要是指沿海和沿边地区。三线，就是长城以南、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阔内地。介乎两者之间地带就是二线。西南地区（贵州）是三线的战略腹地。有Ｏ一一基地、Ｏ六一基地、Ｏ八三基地，在贵州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多年来，为贵州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正是这大批企业、千军万马从北京、上海、江苏南京、安徽合肥、东北哈尔滨、辽宁铁岭、四川成都等大城巿奔赴三线、搬迁贵州，在荒芜沉寂的千百条山沟里安营扎寨，遇山开路，逢水搭桥，艰苦奋战，建成一座座工厂。当时有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山、散、洞”，就是一是工厂建在深山沟里，二是工厂布局分散，像“羊拉屎”一样，三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战结合”，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
　　三线工厂在山沟定点，给当地农村、农民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尤其是路通、水通、电通，使这些与世隔绝的深山农舍，一下子与外部世界连通，他们丢掉了祖祖辈辈祖传的油灯拉上电灯，不再去那深山沟里担水而用上清澈的自来水。他们种下的一些瓜果或鸡蛋副产品也有了销路，从没见过“人民币”的老伯妈也知道了“钱”的重要性。
　　当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非常关心西南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一天没搞好，毛主席就一天睡不着觉。”
　　当年，在都匀巿成立了“Ｏ八三基地三线建设指挥部”，踩点布局、调兵遣将、坐阵指挥。
　　迎玉二哥当年曾被下放在“Ｏ八三基地指挥部”工作两年，进山沟，出现场，下工地，对这边情况也很熟悉。
　　后来“Ｏ八三指挥部”就慢慢演变为“贵州省第四机械工业局”－－“电子部贵州管理局”。“Ｏ八三基地”一直保留。
　　贵州管理局下属有２２个企业、４个事业单位，加局机关本身共有工程技术人员、职工约３万人。这些单位分布在都匀巿、凯里市和遵义巿。　　
　　这２２个企业又分属电子部雷达局、机械局、仪器仪表局等四个部门，基地管理主要是党的关系属地化管理，工作性质机关化。
　　我到机关后，被安排在管理局纪检组办公室，干事。
　　基地（管理局）主任崔振江，基地（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兼纪检组组长刘清泉。分别是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１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此时都已到离休年龄，正在办理手续中。
　　纪检组尚未配副组长，仅一名叫祝雪元的、１９４９年４月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负责，原是凯里红云厂组干科长，去年抽调上来的。祝雪元是浙江省萧山人，相当高中文化，说话干脆利落，不喜欢工作拖泥带水。对我到纪检组工作，他表示满意。
　　就这样，因为我自己的一纸《申诉书》，彻底砸碎了我苦苦经营了将近十年的“教师”营生，砸碎了我梦寐以求“当教师”的美好愿望，但是“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没有后悔。我虽然仍然热爱着教师的职业，因为我认为，那是一个神圣而伟大的职业，“教书育人，责任重大”，而且也是自己天天进步的一级、一级神圣的阶梯，你要教好学生，你就得不断地学习、补充“营养”，不断去更新自我，干到老、学到老。人生本来就是“学无止境”。而其他一些职业，往往是将原来学到的那些知识用光了，耗尽了，你的人生也该到终点站了。
　　在我到机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南华厂厂组干科长揭子章，曾想通过私人感情找我，劝我回到工厂，说回去让我当宣传科长。我没有答应他。
　　现在我又到了一种新的环境，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我的态度是继续努力的工作，向老领导、老同志学习，从新的起点开始，争取尽快熟悉工作。我在机关单身宿舍安下床铺，每天提前到办公楼上班，打扫楼道卫生。从一点一滴做起。

第五十章　　蕴玉

　我被借调机关工作，家中就蕴玉一个人和儿子小杰，她也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从不愿落在别人的后边。
　　儿子小杰已虚１１岁了，上四年级。我基本上从在新疆六团一中带上班后，就没有管过小杰的学习，一切都是蕴玉在管。
　　这一次我一个人到机关，一般是每星期六下午回去，然后星期日下午又回机关，回去也是没有多管小杰，所以，他的学习一直跟不上，不理想。
　　有一次算术没有考好，又上课不遵守纪律，蕴玉知道后，跑到四年级教室，拿起一捅煤炉的铁杵，追着小杰要打他。要不是其他老师拉住，还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但是她对自己所教的班级却很用心，对那些学习不好的同学又很耐心。
　　再说她的那病，在１９８０年内又先后犯过４、５次，就没有再犯。一直到过了几年后才又继续，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前面讲过，蕴玉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知青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奚玥蕴等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六团一连任副班长。经过多年的锻炼，上海人那种小家碧玉的性格，完全磨去，成了一个不怕苦不怕累，能吃苦耐劳的人。由于在新疆挖大渠时的劳累，一到中间休息，就地倒地上，落下一身风湿病。一到天阴就浑身骨头架子像散了一样，从里往外感到凉丝丝的。一到冬天手脚冰凉。而这种由惊叫开始继而抽风的病又不是先天性，无家族史，就真的说不清是什么了。
　　不过，经多次犯病，她整个人的性格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急躁、任性，或者说有时有点叫“无理取闹”。
　　但是，十多年来，在当上小学教师后，蕴玉也是将一颗心完全溶合在自己的工作中，对待班里的同学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甚至要超出。她经常带一些小朋友到家里吃饭，将家中一些小孩穿不下的衣服送给这些孩子。
　　她班里的同学都很喜欢她。
　　１９８４年７月，经小学部老师推选、工厂党委批准蕴玉为“优秀教师”，参加了“全国三线优秀教师暑期杭州点”、于杭州基地教师培训中心组织的夏令营活动，暑期带儿子小杰一起去了杭州参观游览，结束后顺便又去了一趟上海家中。
　　所以，回到贵州后不久的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１日蕴玉的老父亲去世，真是让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兄姐们等丧事办完后，才来信告诉她。
　　说起她老父亲的去世，也是让人很伤心的。
蕴玉的父亲原是上海Ｘ畜产进出口公司会计。一生辛劳，共养育了九个孩子，三男六女。几十年来，一直与金姓人家同住在武进路一幢楼的四楼、不足３０平米的公房内，公用厨房、阳台，没有厕所、洗澡间。蕴玉母亲１９６２年因病去世，因家庭儿女多，生活困难，蕴玉的父亲将老家南通的两间祖房廉价卖出。儿女长大以后，他也老了。后来与在江苏大丰插队后回城的小女儿住一起。女儿女婿每天是早上６点出门，晚上６点进家，７０岁的老人每天早晨５点不到就起床到菜场买菜，回来还要烧，晚上等女儿回来吃。１０月１１日这天，老人似乎有点感冒，没有早起。女儿、女婿上班还给他打招呼：“当心点。”
　　不想，到１０点多钟，邻居金老伯见没有动静，在阳台的窗户往里一看，只见蕴玉的父亲趴倒在地上，那便桶也倒翻在地。
　　金家老伯立即冲进房间，拉起迎玉父亲，只见人已有点僵硬。他马上给小女儿厂里打了电话。
　　等在上海的几兄妹回到家，老人已真的走了。他一生生养了９个儿女，可是他临终却身边没有一个人......

蕴玉先父邢必来老先生遗像

第五十一章 一块心病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干部处下了调令,我于１９８３年１正式被调入机关工作。
　　我到纪检组不久，原先在纪检组工作的两人，一个是刘副书记的老伴曹玉梅，一个叫周友贵。两人先后走了：曹玉梅办理离休手续休息了，周友贵调到生产处去了。
　　办公室办事员就我一人。从到机关，我的主要工作是熟悉情况，学习有关政策、学习纪检业务。
　　开始，老祝（当时，干部处程干事带我到纪检组报到，她给我介绍时就让我叫他“老祝”）带着我一个厂一个厂地跑。基本上上半个月一次都匀，下半月一次凯里，反正机关派车。回来就要出《简报》。
　　都匀这边有９家工厂、一院（３２０医院）一校（都匀技校）一站（通讯站），及三代管单位“两所一库”：３７研究所、３８研究所、云贵物资供应库；凯里那边有１０家工厂，也是一院（４１８医院）一校（凯里电校）；再就是遵义那边南北镇有两工厂，从开始筹建至今未验收的单位。
　　后来，纪检组又从都匀红旗机械厂借调来一个同志，叫陈立新的，我们就两人一起跑厂，了解单位党风党纪情况。
　　此时也正是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对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严厉查处的时候，当时基地有两个案子在电子部里挂了号，已基本处理完毕。老祝还是让我多多了解案情，可当时我对此一窍不通，把案件卷宗拿出来，翻半天就是看不出问题。我很着急，找老祝：
　　“老祝，我怎么真的看不出问题。”
　　“让你看，是叫你学点东西，往后遇到这类案子，就要我们自己出面处理了。”他还告诫我：“打击经济犯罪是一个长期的，我们要多学习，才能把握战机；现在机关各部门人员都不多，但工作是多方面的，就要多看、多听、多学。对每个工厂的党风情况都要了解。”
　　不久，机关要在各部门抽人组织对下属企业单位进行“企业整顿验收”工作，老祝也让我参加了验收组。
　　这样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的跑，坐下来听汇报、翻资料、查报表、召开座谈会，将近一个月时间下来，我就熟悉、掌握了不少关于单位的情况，对各单位的领导也熟识了不少。
　　蕴玉从杭州“夏令营”回来，说起老父亲和家人还很高兴，不想一个多月后，接到上海哥姐“父亲去世”的来信，一下子就是接受不了，哭的天昏地暗，主要因为当年去新疆是蕴玉欺骗了自己的父亲，骗得户口，而父亲当时是死活不让她去的。至今内心对父亲感到有愧。
　　我一边抹泪，一边只有劝她。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层缘由，这也是积聚心头多年的一大块心病：
　　其一，就是当年去新疆的一批上海知青，现在大多返回了上海。因为我不是上海知青，迎玉就回不了上海，但按政策，自己的独生子是可以将户口报在上海，可是却没有能实现这一愿望。
　　其二，就是一些上海知青虽然当时没能回上海，但退休后，大多数人也都回去了。而因为家中没有房子，同样是没有办法回去。现在父亲走了，这以后回上海，只能是到别人家，这里住一天，那里住两天，完全是没有了家的概念。
　　她越想是越伤心，我劝也是劝不了的。只能说：
　　“只要我们俩好，我们自己各方面过的好，身体好，就行了，贵阳也不定就比上海差。”
　　只不过当时也还只是处于一种矇懂的感觉，只觉得父亲不在了，“家”也没了，这上海也再不属于自己了。
怨谁呢？只能怨自己，自己的命不好，是天意......慢慢蕴玉也似乎想通了。　　　　　　　　　　　　　　　　
　　
　　 第五十二章 　“振华公司”

１９８４年国家机构改革在逐步展开，原５２个部、精简为４１个。电子工业部决定“电子部贵州管理局”整体下放贵州。
　　６月，原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同志在调任上海巿委书记前来到贵州考察工作，他的足迹遍布“管理局”每一个工厂，每一条山沟，每到一处他都要和该单位的领导促膝谈心，谈经济发展，谈改革开放、谈光明前程。他和原管理局领导深切交谈了“管理局”改制为“公司”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指示。“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的雏形就此孕育而生。一切申报工作和成立公司的手续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公司在国家经贸委“计划单列”等一切享受优惠的文件已经批复。
　　１９８４年８月８日，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在贵州省都匀巿正式挂牌。国家有关部委、贵州省领导、省有关部门及地方各部门前来贺喜。公司总经理徐英莲、党委书记温新望及所有公司领导一个个笑逐颜开，忙碌着接待客人，应酬着记者的拍照、采访。
　　在公司成立的同时，公司领导决定在深圳成立振华（深圳）公司,负责对原在深独资、合资公司的管理。
　　振华公司的成立，打破了原来的管理局单一的管理方式，而实行“人、财、物、债、权、利”的统一管理模式。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这时，原纪检组也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就等贵州省纪委批准。
其间，因为人少手，公司干部处商定借我跑一趟北京，到“国务院港澳办”为公司副总经理陶炎生办理去香港的“出国”手续。
　　那天正是星期六，徐总经理要回新云厂。她原是新云厂厂长，原基地主任崔振江离休后，徐英莲被调任公司总经理，但她在凯里新云厂的家还没全部搬到都匀公司。
　　那时从都匀去北京，必须经凯里走湘黔化线－－京广线到北京。那天我坐上徐总经理去凯里的专车，然后又在她家吃了饭，在凯里公司招待所（办事处）取了票，晚上１１点上了去北京的车。
　　徐总经理，个子不高，人很精干，办事很细。是个工作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在她家吃饭的时候，他很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当得知我爱人还在南华厂上班，她说：
　　“要想办法调在一起。四十岁左右的男同志，身边是一定要有个人照顾的。回去我给你解决。”她又说：
　　“机关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多了就会人浮于事、互相扯皮。所以，现在从上到下不是都在精简机构。这事待你北京回来后，你要给我提个醒，不然我事多，要忘记的。”
　　我连连点头、表示感谢徐总经理。
　　两天后的下午６点过火车到了北京。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到北京，一出站就分不清了东南西北，一路问着坐公交车才找到了三里河招待所。第二天，连换了几辆车，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只见那是戒备森严、一片树阴里一堵红墙弯曲向前，进了办公室，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头也不抬，说：
　　“那来的？这点小事还要跑到北京？不在省里办？”
　　一连几个问号，打的我稀里糊涂，我赶紧说明了我们是刚组建的中国振华电子公司，是省里让来北京的，等等。
　　他顿了顿，说：
　　“这样，你把材料放下，三天后来取。”
　　我一生轻松，放下材料，就直奔招待所，订了回程票。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碰到了基地崔主任和他老伴老王（名王正），他们是去北戴河疗养，听说我已订了回程票，他说难得来一趟北京，为什么不玩玩，急着回去干什么。我说已订好票了。看我回心已定，崔主任就让人帮我找到一张“中南海参观游览票”。第二天我就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浏览了中南海、故宫，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第五十三章　　一篇典型材料

　　北京回来后，我们的主要工作仍然是跑厂，抓党风、抓典型。一方面自己组织写成《纪检简报》，上报电子部纪检组和贵州省国防工业办公室纪委。再，公司宣传部办了一份《振华报》。这“振华报”三字还是江泽民部长在黔时，由公司领导出面请他亲笔写下的。我们跑厂的材料也有的经整理后在《振华报》发表。当时写的多的有华联厂、南丰厂、建新厂、永光厂等单位。多是写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一些中层干部拒收红包的事。
　　１９８４年８、９月间，电子工业部纪检组武部长和干事纪敏玉的来公司检查、了解党风建设情况，当了解到八五一厂（华联无线电器材厂）领导班子从自我做起，抓党风、厂风，工厂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情况后，很感兴趣，即指示公司纪委组织材料，并上报电子部党组。具体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不敢怠慢,我一头扎进工厂，翻阅资料、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经过努力，终于写成材料《加强党的建设　端正党的作风》，经公司党委批准上报部党组、贵州省纪委以及下发所属单位。 材料报部不久，来电要求修改。因原文是以八五一厂党委名义上报的，现要求改成第三人称报道稿。我就又化了两整天时间进行修改为《八五一厂抓党风 促经济 取得明显效果》经验材料，报部。
　　全文如下：
　　题目是：八五一厂抓党风 促经济 取得明显效果
八五一厂位于贵州山区，是一家电子工业公司下属的接插元件厂，也是国家录音机定点生产厂。一九六六年五月筹建，一九七O年底正式验收投产。全厂现有职工一千六百多人，其中党员二百八十二人，设党支部二十三个。
十年内乱中，这个厂派性严重，干部、职工思想混乱，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年年完不成国家计划，从一九七O年至一九七车年亏损总额高达五百多万元。党风不正,严重亏损，工厂生产和职工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九七五年，上级组织对八五一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工厂形势开始好转，这一年第一次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八五一厂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扎扎实实抓党的建设，端正党风，严肃党纪，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广大党员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高，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党风、厂风明显好转，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三年工业总产值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二十点七的速度增长。税利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一，一九八四年人均税利二千八百一十五元，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一九八五年四月，这个厂的代表出席了贵州省党风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经验交流会。同年五月，在贵州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这个厂被评为一九八四年度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
几年来，八五一厂党委从领导班子做起，扎扎实实地开展对党员的党性、党风、纪教育，以好的党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益。
端正党风 　从领导班子做起 　在端正党风中,八五一厂领导干部首先严于律已，以身作则，狠抓班子的党风建设，他们先后制定了《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八条纪律》和《加强班子思想作风建设的措施》，坚持“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首先带头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领导首先带头不做”。现已离休的原党委书记张金旺，一九七四年从桂林调到这个厂后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常年和单身职工一起在职工食堂排队就餐，有时由于工作忙，去晚了，食堂饭菜卖完，他就买个凉馒头吃，从不搞特殊、占便宜。原厂长乔乃光多次去深圳、厦门、香港接洽生意，外商所赠物品回到厂后都如数归厂，丝毫不沾。近两年，工厂经济效益好了，职工住房条件逐步有了改善，但乔乃光一直住在条件较差的通廊式简易楼内。一九八三年，工厂三幢单元新房竣工，按分房条件给他安排了一套。乔乃光知道后，立即找到有关部门说:“我不去住，先安排别的同志吧！”他还叮嘱妻子:“我是领导干部，我们不去住，你也不要去看。”一九八四年三月，工厂又盖了一幢新宿舍，乔乃光分到二楼的一套住房，他坚持不搬，把房子让给了一位工程技术人员。他的小孩看到别人家搬新房，问:“我们家什么时候搬房子?”乔乃光笑笑说:“等全厂职工都住上了，我们再住。”四十九岁的乔乃光为工厂的发展积劳成疾，因患骨癌不幸于一九八五年一月病逝。
端正党风 加强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 　　在端正党风过程中,八五一厂针对不同时期,党内存在的不同问题,采取多种形式,经常、及时、生动地开展对党员的党性教育。长期以来,他们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新党章、中共中央整党决定等为基本教材,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分期进行了脱产轮训。一九八三年,这个针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开展了“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教育。一九八四年为深入贯彻“边学边议、未整先学、未整先改”的方针,再次组织党员学习整党文件,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从一九八O年以来,他们还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经常开展读书演讲、歌咏比赛、文艺汇演、厂史展览和各种形式的为民服务活动和义务性劳动。
通过一系列工作，广大党员进一步提高了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增强了党的观念，提高了端正党风，遵守党的纪律的自学性，党员在四化建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一九八三年全厂共评选出五十名优秀党员，三十四名党员被评为厂级五好职工。一九八四年全厂评选出五十四名优秀党员，五好职工中党员的比例也有提高。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初评为五好职工的党员四十九名，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共产党员贺文长是已故厂长乔乃光的妻子，多年来，她积极支持丈夫工作，从不要求特殊照顾。乔厂长去世后，领导考虑她身体不好，又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决定将她调回四川成都她母亲身边工作，贺文长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她说:“老乔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是他妻子，应该在他为之奋斗的八五一厂继续干下去。”
端正党风 　敢于抵制　　纠正不正之风　　八五一厂党委对于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不管来自外部的，内部的都敢于抵制和纠正。去年这个厂的服务公司在河北为职工联系了一个车皮水果，对方提出要额外支付手续费五百元。厂领导明确表示:“这种歪风，我们不能助长，苹果可以不吃，但党作风不能丢!”一九八三年，厂服务科主要负责人将上级机关分配给工厂的五台“飞人牌”缝纫机，私自分配给职工，他自己也得了一台，群众议论纷纷，厂纪委立即进行调查核实，责成这个负责人作了检查，收回缝纫机交工会按规定重新分配。一九八四年底，工厂部分职工听到外地有些单位给职工发了许多实物和补贴，思想波动很大，认为厂里经济效益好了，就应该多发多分，有的埋怨厂领导“稳重有余、灵活不足”,“执行上级政策太死，没有开拓精神”等等，这些思想对工厂的生产，工作带来一定影响。为此，厂党委首先统一思想认识，认真制定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新的不正之风的各项规定，在全厂党员、职工中进行反对不正之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多为国家做贡献的教育。一九八四年，工厂在建房分房等方面，没有违反规定，没有随波逐流发实物、补贴，没有用公款请客送礼。工厂在抵制、纠正不正之风的同时，还认真注重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关心职工生活。近几年来，他们不断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对职工子女入学、入托、房租、电费实行优惠。逢年过节，厂领导坚持去医院和家中看望病员和离、退休职工，使全厂职工安心生产、安心工厂,自觉地遵守国家政策法令，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端正党风 　 促进经济 　 发展生产　　一九七五年，八五一厂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初步整顿，使政治、生产形势有了转机。但到一九七九年，由于国民经济调整，这个厂生产任务大幅度下降，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职工有劲无处使，工厂又一次面临亏损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厂党委没有消极等待，安于现状。他们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认真组织全厂党员和中层以上干部进行讨论，发动全厂职工提合理化建议，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狠抓民用产品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生产了电风扇、四位插座、电子计算器等十多个品种投放市场。同时，又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承接了录音机芯的试制生产任务。厂党委对全厂职工进行了思想动员，厂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全厂职工共同努力，从一九七九年九月起，仅用了一百天时间，就完成了一百七十余张产品图纸的测绘，一百二十七副模具的设计制作任务，装出ＬＸ--８０型样机二十台。一九八二年实现生产定型，开始大批量生产。一九八三年这个厂生产的录音机芯被评为电子工业部和贵州省优质产品。国家经委决定八五一厂为录音机芯定点生产厂。
八五一厂在端正党风中，坚持党风建设与经济建设一起抓，把抓党风与经济效益挂钩，进一步促进了党风、厂风的好转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他们在一九八四年实现利润三百六十九万元的基础上，提出一九八五年实现利润五百万指标，至六月二十五日止，已实现利润二百五十万元，比一九八四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四十三。

　　　　　　　　　　　　第五十四章　 　中纪委的声音

　　１９８４年年底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公司机关党委决定，在公司机关范围展开整党教育，要求“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履行党章规定的八项义务，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具备党章规定的六项基本条件，对每个参加整党的党员必须确定“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最后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和党员组织处理。
　　我们属于机关第一党支部，有组织部、宣传部、纪委、团委、工会及机关党委。在这次整党教育中大家都很积极，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我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转正至今，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所以也事先认真写出《整党对照检查提纲》，然后在支部大会上宣读，接收同志们的批评。因为我是从新疆过来，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说得比较多，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一场内乱，给我们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必须加以彻底否定，承认自己在文化革命中参与一派，参与了派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对三中全会的表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党结束了较长时期以来的“左”的路线，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时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建设上来，妥善地处理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把我国的经济搞活了，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充分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无比正确。
　　通过对对照检查，最后机关党委张高畅书记和老祝对我提出一些希望，主要是：对机关工作要注意总结、积累经验；要加强纪检的业务的学习，包括党建党史、纪检工作；要安心纪检工作，提高对经济案件的分析能力。
　　最后评定为“合格”党员。
　　到１９８５年５月，经贵州省纪委省纪干任（１９８５）３２号文批准：中共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祝雪元任纪委副书记（正处级），委员有张高畅（机关党委书记）、王汉民（干部处长；此时，郭处长已离休，王从永华厂调来任干部处长）、于立燕（公司办公室主任）、唐元明（组织部干事）和我（为纪委专职委员）。书记晢缺。公司同时下文任命我为纪委办公室主任（正科级）。
　　此时，公司决定调蕴玉到机关财务工作。具体是在公司小财务，也就是对机关这一块，每月的工资及各种补贴发放，每月的各部门差旅费报销。因原来的会计已到退休年龄，原来的出纳就接手会计工作，蕴玉接手出纳。
　　这样，我们在机关一号楼一楼３室分得一套改造的小三间住房，并很快从南华厂搬了过来。这时，我们的小杰也转学到都匀二中上学。
　　这年春节，南华厂原来我带班的揭强（他已随他爸调去南京，这次他是来厂里玩；罗刚也已随父母回到东北）和彭涛、成海英、闫丽英等几人来给我拜年，送了一个瓷五子登科的弥陀佛。　我在家请了他们一顿。回忆往事，大家非常开心。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清晨，人们还没起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里，传来播音员播读《中纪委推荐八五一厂端正党风经验》这篇推荐文章的浑厚的声音。整个国家，从边疆到南海、从工厂到草原、城乡、街道都响起这同一声音。八五一厂更是沸腾起来：“八五一上中央台了！”人们奔走相告，齐聚集到大操场上，聆听这来自中央的声音，聆听这篇报道自己工厂的事情，聆听这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同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各省报均在头版头条登载了《中纪委推荐八五一厂端正党风经验》材料。
　　原来，经我撰写的《八五一厂抓党风 促经济 取得明显效果》经验材料上报给电子部后，由电子部又上报给中央纪委，最后就推荐到全国。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的按语说：
　　这里向大家推荐八五一厂从领导班子做起，端正党风，促进经济发展的经验。这一经验值得同志们特别是在企业里工作的同志借鉴。
　　这个厂在短短的几年内，面貌发生如此显著变化的事实，又一次证明：搞好一个单位，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十年动乱期间，这个厂派性严重，职工思想混乱，生产停顿，连年亏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改变这种状况，这个厂调整加强了领导班子。新的领导班子励精图治，齐心协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端正党风中从领导班子做起，狠抓对党员的党性教育，敢于抵制，纠正不正之风，以好的党风促进经济，发展生产，坚持在抓好物质生产的同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样做的结果，提高了学员的政治素质和职工群众的思想觉悟，调动了他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使全厂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第五十五章　　公交车上的艳遇

　　１９８６年６月，领导派我去深圳，这是我第一次出差深圳，当时进出口黄武杰副处长也去出差，正好同路。但由于当时没有直达广州的火车，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到广西玉林后，改坐长途公共汽车夜车去广州，再火车往深圳。
　　由于我的不小心，在公交车上被小偷划了包。这事在我退休后，赋闲在家，就上ＱＱ、上博客，写下一篇短文《公交车上的艳遇》，不想文章在《小说阅读网》上发表后，遇到一点麻烦：一个“pm - xt９８”的人指责这篇文章是“庸俗的作品”，说：
　　“这样的文字其实要称为作品很难，通篇用平淡而又无味的笔调述说了自己上公交车被偷的过程，而且冠以“艳遇”的题目，使本来就缺乏底蕴的一点材料更显无足轻重,真是不知所云，或许整篇还不如站到马路上叫一声“上车当心小偷”来得有份量......真是俗不可耐。”
我真不清楚，这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本来写出来就是为了逗个乐，却为什么惹怒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先生”？
　　但是也很奇怪，这篇小文发表后，至今仍被《文学博客网》评为“推荐博客文章”，点击数达２９００多人；《小说阅读网》点击数也已高达４０００多人。
　　下边，将原文转录于下：
　　１９８６年６月,我在贵州省都匀巿某单位工作。
　　一次，我和一个同事出差去深圳，由于级别低不能坐飞机，当时又没有直达广州的火车。我们选择了坐火车到广西玉林后，改坐长途公共汽车夜车去广州，再火车往深圳。
　　这是我第一次去深圳出差。这时的广州、深圳，都已经是开放城市，走前，老伴一边给我开玩笑，说：“到那边要当心，不要花了眼，被苍蝇蚊子叮了。”一边为我做准备：一些重要文件资料和专门到深圳穿的衣服还有出差用的钱，别人请代购物品的钱合计有几千元，全部放在了大提箱里，外边的锁链上还加了锁。手提公文包里放些不太重要的东西，以及喝水杯和洗脸刷牙工具。还有准备下火车购买汽车票和路上用于零花的钱就塞在了裤腰上的表袋里，也有三百来元。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俩就上了火车，在车上睡了一觉，相安无事。第二天下午到达玉林车站。
我俩下火车出站后，经人指点，不远处就是公交车站，正有一辆准备开往长途公共汽车站的车。只见车厢后边已挤满人，前边还有空间，我俩就上了车，这时有几个原先蹲在车下门边的三、四个衣着整洁的人也随我们后边跳上了车，车厢里一下子人挤人，成了沙丁鱼罐头。
我被挤到靠车头前面，我的同事被挤到中间。后上的有两个小伙挤靠在我身边，一高一矮将我夹在中间，两只眼睛在四下里张望。我没有在意，一手护着大提箱，一手提着公文包，努力地使自己平稳站在那，心中在想：上了长途汽车就快了，明天早上到广州中午就到深圳。心中似乎踏实不少。
“轰.....”公交车一阵轰鸣开动了。
“旅客同志们,大家好。现在开始售票。”售票员热情招呼大家,又说：“刚上车的两位同志，请将你的大箱放到我这,我给你们看护。”只见那售票员站在那，笑容可掬，身边的座位上已放了两个大行李包。我也就放心地将大提箱交给了她。内心感到一阵温暖、一阵感激。
这时，大提箱交出后，感到轻松很多，我右手向裤腰边摸着，想掏钱买票。站到中间的我的同事说：“我买吧。”
车在飞快向前走着，路两旁的梧桐树“唰唰”的向后倒去。
一会，车速明显低下来，前边在修路，路的右侧堆积着一堆堆的沙石，路基也不平整，公交车东倒西歪，车厢里的人也前后左右晃荡。
虽然，公交车坐了多次，但那多是在巿区大街上，平滑又整洁的道路，心中也是很平稳的感，而这颠来晃去让人有点神魂颠倒，我用手紧紧握住扶杆，两眼紧盯着车前的大玻璃窗外，看那些挖沙填路的工人。
不一会，我感觉脚底下有人在用劲踩我的脚，我侧过头一看，见挤站在我边上的是个衣着时髦的女子，穿一件粉红色的衬衫，大约有２４、５岁，她也是一手拉着扶杆，正盯看着我，两眼珠转动着好像要跟我讲话，而且很急迫的样子。这时，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看，赶紧侧转过头，将腿向自己身边收拢一些。可又紧接着，这个女子又用手狠狠地按在我手上。
我近乎有点气愤了：“这开放也太大胆了，这不明明在挑斗？”我脑子飞速在转，但又不敢发作：“大概是碰上鸡了，不要理她！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场所，你若举止不端，那将后患无穷！”我警告着自己，立即将手抽了回来，往下拉扶杆，有点恼羞成怒的样子，两眼继续瞪看车前的窗户。
车行了大约有３０分钟，在半道上停了下来，挤站在我两侧的两小伙和挤到中间的有四个人下了车，车松散了许多。这时，那时髦女子又像要开口给我说话，我立即向侧面挪动了身子，背对着她。
车又一路颠簸，终于停了下来：到长途公共汽车站了。
我俩提着大提箱，来到售票口准备买票。我伸手一摸，惊呆了，我的裤腰上表袋被划了个大口子，里面的钱.....没了。
我这才想起那刚下车的三个小伙，想起那用脚踩和用手按我手的时髦女子，这时才明白：原来她那想跟我讲话转动的眼珠是在告诉我有人在偷我的钱包。内心一阵气愤、一阵感激、一阵内疚......
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但那公交车上遇见的时髦女子的面庞还时不时在我脑海中显现。

其实这次去深圳，我是带着特殊任务。
原来，１９８６年年初，公司徐英莲总经理带了７、８个人去香港考察，在从香港返回深圳时，在文锦渡海关，其中经贸处副处长孙文才因携带违禁书籍《龙虎斗》被香港警方“扣留”，徐总经理是带队的，也被“滞留”，为此徐总经理大为光火，回来后立即让纪委查处。
经公司纪委查实，报党委批准，决定给予孙文才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处分决定》下来后，徐总经理又指示，由纪委派人去深圳窗口单位宣读对孙文才的《处分决定》，进行党性党纪教育。
经研究，由我去深圳。后来就发生了在公交车上被盗的事。但我还是安原计划到达深圳。在振华（深圳）公司，找到王松经理，作了初步安排。由于单位多、党员少，不集中，工作任务重等原因，只好抽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振华（深圳）公司办公室，由我传达了《处分决定》，同时就“严格党的纪律”给大家讲了一堂“党课”。
在深圳住是在“公司”招待所，吃在“公司”食堂。炊事班班长罗强是我原来单身一人到机关时同住一寝室的朋友，８４年调到深圳，他一见我，很高兴。以后每天我去吃饭，他都让我坐到里边，亲自给我打好饭、菜。等到最后我要离开深圳，找他结账时，他对我一笑：
“干什么哟，看不起人了吧，你老哥子来，我小罗招待一下也不行。”
我硬要将钱塞给他。他有点生气，说：
“搞纪检的也是人，也要吃喝的，我还没请你下馆子，就这粗茶淡饭，值几个钱？还讲廉政，你臭摆！”
后来，办公室还安排我去了一趟沙头角。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去沙头角中英街，也就好像出国，要办出入签证。
在中英街，就是那么很普通的一条街，但是一边中国，另一边却属香港－－英租界。而路的中间并没有明显标示，但如果你走偏了，也有大胆的，一下窜到对面的商铺，就会有警察出面干预，要是还不听，那你就一定会有大麻烦。
我只是走走看看，在一些小铺上买了些香皂、味精，那些商店里金货琳琅满目，我因为没有任务，也只是看看。
从深圳出来，又到公司设在广州的“华丰”公司待了几天，同样由我给全体党员传达了《处分决定》和给他们上了党课。
当时公司办公室方永家主任的老伴也在广州“窗口”，她就陪我去吃早茶，逛商场，在一家商厦，她帮我挑选了一件色彩鲜艳适合蕴玉穿的衬衫，带回后，蕴玉虽嘴上讲“好”，但压在箱底，几十年也没穿一次。
然后就从广州坐上往湖南怀化的火车，再由凯里返回都匀。
不久，我接到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是我弟打来的。他说，他和厂里一个同事去昆明出差，从上海走要经过都匀，母亲表示要跟他一起到都匀来。现在人已在上海，已买好了票。我给他说：一定要照顾好母亲，要给她买卧铺。弟说：就只给妈买到一张卧铺。我说那好。
我很高兴，母亲一生辛劳，苦了大半辈子，而且，我２０岁就去了新疆，从来没有赡养过老人，这一次她能来，我一定要好好对待她。但蕴玉似乎有些感到突然，因自１９６２年她母亲去世，这二十多年没有和老人一起生活过，怕不习惯。
实际上，说起来我母亲对蕴玉的印象很好。我曾在一篇题为《三张旧照片》中记述过，１９７０年当时我在新疆农一师大河沿参加“工宣队”工作脱不开身，蕴玉一个人回上海探亲的事，我这样写道：她回到上海后,不顾别人的闲言碎语（由于历史的误会和旧的习俗,上海人忌恨苏北人,妇女不愿与苏北人通婚）,第一次一个人带上礼品作为未过门儿媳妇登门去苏北姜堰见了我父母双亲，她到了苏北也不顾言语的障碍,每天坚持跟母亲去菜场买菜,下河边洗衣。二老见了都很高兴，笑得嘴巴合不拢。
说好车次，算好到都匀的时间，大约是正午时间，我和蕴玉在公司车队要了个车，都到车站外出口处等待。
火车正点到达，只见母亲和弟及那同事三人出来了，坐上车回到家中。
我弟第二天正午坐同样车次火车去了昆明。
母亲这儿看看那儿望望，高兴得嘴巴合不拢。此时我们的小杰已考取都匀技校，在上学，住校，平时不回来。母亲就睡在外间小杰的床上。星期六小杰回家也就跟奶奶睡。

　　　　　　　　　第五十七章　　水漫“金山”

这时我母亲已经７０出头，但身板还硬朗。我和蕴玉上班，工作都比较忙，母亲就帮我们把电饭锅插上，将饭烧好，我们回家来再烧菜。也正好我们一幢楼另一单元干部处干事陈月桂的老父亲、母亲也从浙江来到贵州，两个老太婆有时就在一起说说话，虽然言语不太通，但慢慢也就说在了一起。
蕴玉的工作反正就是出纳那一档。发工资，那时是每月到时间，她们要造好花名册，算好帐，开好支票，去银行排队领取，回来再分发。有的是几元几角几分都要给配好。那也是一堆麻烦事。不像现在一下子给你打到银行存折上去干净利落。
我的工作，也是忙。增加跑厂的频率，经常不在家。也没机会陪母亲到外边走走。其实那时外出旅游的人还少。我们到贵州好几年了，什么黄果树、龙宫都没有去过。也就不用提陪母亲去那些地方了，最多就是在都匀街上各商场转转。
对母亲的态度，蕴玉也是不温不火，就是这样，反正有些事说工作太忙，搪塞过去，就看不出好与不好。
可是，在母亲来贵州有７、８个月后的一天，终于发生了一件水漫“金山”的事，这下子可就不得了了。
那一次，祝副书记和我，我们在凯里八五一厂召开公司纪检干部理论研讨和知识讲座，开了一个星期，那天星期六，下午结束。那天下午，蕴玉将电话打到八五一厂厂办，一定要厂办的人通知我，让我立即回都匀。
我搞得有点莫明其妙，祝副书记也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也不清楚。
那没有办法，一切只有等下午会议结束，等晚上吃了晚饭才能走。
晚上，八五一厂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上了酒水。而我一点也没有了兴趣，简单地吃了几口。
等晚上到家已是晚上８点钟。
我走到家门口，我母亲迎了上来，对我说：
“三，我犯大错了。”
“怎么啦？”
“家里被水淹了......”
我推开门，只见地上仍是一片水迹，蕴玉在里间哭着。
对门邻居王富民过来，几个人七嘴八舌，我才基本弄清楚，原来是：
今天上午９点过，我母亲下到公司大门口，一般称为“龙潭口”的地方。这我还没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公司的隔壁是黔南州委招待所，在大门前左边就是剑江河龙潭，所以就称为“龙潭口”，这里经常有附近农民卖菜的、卖其他东西的经过，那天我母亲正好碰到一个卖猪大肠的。因为母亲有严重的痔疮，她跟人家讨价还价就卖下了这副大肠。可当时身边没带钱，她就跟门卫借了。然后就拿回家。
她将大肠放在一面盆里，放置在水池里，开了一小点水，就取了钱，出门到大门口还别人钱。在大门口又遇到陈月桂母亲，两人就扯上了，这一扯把家中水池里大肠的事全忘了。
等到了将近要下班时间，母亲回家烧饭，一打开门，完了，一屋子的水，已经有１０公分深。她也慌了神，也不管其他，两只脚就踩到水里进了家，用一个破碗往外舀水。
中午下班，蕴玉走到门口一看，马上大声哭起来。
倒是对门邻居王富民（公司车队司机）赤脚进来帮打开通往阳台上的一扇门，帮忙往外舀水。
这一天，中午、晚上两餐饭她两都没吃。
我回来时，地上的水已基本舀干，只是原来放有床底下的纸箱被水浸泡还没取出来。
我也没了主意，只有先马马虎虎烧了点饭和菜，我母亲亲自端了让蕴玉吃，她也没理。

　　　　　　　 第五十八章　送母回家

公司党委书记温新望专程去了北京一趟，回来就兴高采烈地说要去海南。据说是信息产业部（原电子部）领导找他谈了话，将由他牵头，去海南筹建“海南省电子工业公司”。
他给想报名跟他去海南的同志许下了愿：海南因是刚建省，那边电子工业基础还比较薄弱，所以过去了，发展前途肯定是大的。
干部处副处长程玉莲两口已铁定要去。程玉莲是１９８４年提起当副处长的，她爱人是基建处处长刘荣邦。
一次，程玉莲副处长来我们家，想劝说我们跟她一起去海南打拼，我们想，因为我们对电子方面的知识实在知晓的不多，没有专业知识，那跟着去也将是没什么希望的，对大家、对自己都不会有好处。所以，虽然，我们从新疆来贵州，程副处长从中出力不少，这我们心里清楚，蕴玉都一直把她当姐对待。但就是没有应允她让我们一起去海南的要求。　　　　　
当他们有２０多人启程的时候，我们专程去车站为他们送行。
转眼来到１９８８年，那年春节下了一场大雪，正月初三起床，只见窗外白雪皑皑。那天机关在“黔南电影院”包了一场电影，这是当年过春节比较时髦的。
早晨起床后，我们按江苏老家习惯，包芝麻汤圆，烫百页、大蒜，泡一壶滚茶，吃嫩姜。
然后，小杰搀扶着奶奶，一步三滑，我们一家四口去了影院。影院里多是机关大院的人，大家互相恭贺新禧，共祝新春佳节。
电影是宽屏幕《大决战》。战争场面，“呯呯嘭嘭”打的好热闹，音响声音开得很大，吵闹得人心都要蹦出来。影院里开放着暖气，一股暖洋洋感觉，看着看着，老太太打起瞌睡。
正如一条长期生活在大海里的鱼，突然来到江河，肯定是一下子适应不了。我母亲看来也有这样的问题，白天我们都在上班，就没有人跟她说话，就是有，别人也听不懂她讲的姜堰话。很难相互交流。
有一次，中午下班，我回到家，一看母亲不在，到大门口也不见人影，我有些着急，就沿着我们平常领她去大十字的一条大路上去找，心里非常焦急，不知出了什么事，有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体育场边上的一条石凳上，见她坐在那。
我走上前，说：“妈，都１２点过了，你还坐这？”
母亲愧涩地说：“走着走着，累了，就坐这。人犯困，迷糊了一会。”
在家看电视，也是看着、看着就打起呼噜，
再就是从水淹一事发生后，蕴玉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老母亲看了心里也不好受，常常一个坐那犯傻。
终于有一天，母亲对我说：
“三，我想，我还是回去吧，今年是你爸去世十周年，你还是给单位请个假，送我回去吧。我回去跟你爸待一起。”
说得我心里挺难受。
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本来母亲大约是想在我这多住些日子，她穿的衣物很多都带来了，而且还叫我弟从邮局寄过一次。
我也背后给蕴玉讲过，可她说，老人容易犯糊涂，下次再水淹一次你负责？再说我有点不习惯，她回去以后，我们多寄点钱也行。
就这样，我请了假，请凯里那边帮买了去上海的票，然后，就送母亲回去了。
回到家，弟媳问：“那么快就回来了？”
我和母亲只好以回来给父亲过十周年，搪塞过去。
这次回姜，他们已搬到“三机厂”滕出来的原库房里，住的地方也宽敞，就是四处漏风。
４月８日这天，母亲专门包了些金、银锡箔元宝，包了一大红包，烧了几个父亲在世时喜欢吃的几样菜，到坟头供了。
这时候，祝校长一家已调在仪征化纤公司学校，我专程去了仪征祝校长家。祝任中学部校长，李国英任小学部校长，工作都很忙。在仪征，又去了冯志林老师家（仪征地方学校），莫璟和兰万生也从泰州过来一起团聚。都是新疆老朋友，大家都很高兴。















　　　　　　　
第五十九章 　　三线调迁



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沿海沿边开放城巿的增加，三线企业的很多弊病也突显出来，比如：战线长、资金短缺、设备落后、机器陈旧。同样条件、同样水准，三线企业就是竞争不过内地企业。
因此，国务院成立了“国务院三线调迁办公室”，对三线做出调整的决策，提出“三线企业逐步向大城巿、向中心城巿靠拢”，我公司紧紧抓住“调迁”的机遇，被列入“七五”、“八五”、“九五”调迁计划。
地处都匀地区的公司建新机械厂、地处凯里地区的宇光电工厂、永光电工厂为划定为第一批优先调迁单位。
选址在贵阳巿乌当区新添寨“国家高新经济开发区”。
说起公司建新机械厂，是一个最最典型的“羊拉屎”单位。原处在都匀巿一个叫“冷水沟”的地方，从进入厂区地界，一直到处于工厂最里边的“研究所”，整整是７公里的路程，一条大道，弯弯曲曲，车间旁就是老乡的茅草屋，办公楼边就是老乡的水稻田。就这样的工作环境、条件，但就是这一代三线人，在深山沟里战天斗地，“献了青春献儿孙、献了儿孙献终生”，为国家的经济大发展贡献力量。在那些年内，建新厂找准了产品方向，狠抓市场，开发了大理石切割机，工厂大打了翻身仗。
在调迁中，建新厂化上千万元在“开发区”建起了一幢大楼，１９９１年１２月，江总书记来贵州视察工作，还专程将那些省委领导拉到这已经竣工的崭新大楼开了一次“办公会”。
１２月２３日，江总书记为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题写了：“三线创业绩，振华开新天”的光辉题词。这是后话。
“新添寨高新经济开发区”原是一片荒山和部分农民的菜地，不到几年时间，一幢幢厂房和家属区宿舍耸立起来。供水供电系统一致，不再像那以前的“单打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搬迁单位提出了“边搬迁边生产，当年指标不减”的豪言壮语。紧接着，第二批调迁单位也马不停蹄地跟上了。
第二批单位有：新云厂、风光厂、红云厂、群英厂。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公司纪检工作的上级直接领导，是省国防工办纪委。工作也是抓的很紧。工办纪委除自己有一些直属单位，主要是三大基地：Ｏ一一基地、Ｏ六一基地、Ｏ八三基地，这三大基地是贵州三线建设的三大支柱。说清楚一些，就是航天部、航空部和电子部在贵州的下属单位。
　　除我们Ｏ八三基地已经下放省里，那两个基地没有下放，他们的实力也比我们强、人员比我们多。Ｏ六一基地机关驻地在遵义，Ｏ一一基地机关驻地安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多年来，为贵州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研讨。Ｏ六一基地纪委副书记陆小男、Ｏ一一基地纪委副书记张崇元，虽然定为正处级，但实际工作中享受司、局副总工待遇，这一点我们公司就不如，祝仅仅是正处。所以一直以来，已成为祝副书记的一块心病。这时的他已经近５７岁，看升上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老祝有时火气特别的大，动不动要训人，或为了一件小事与别人吵。
一次，组织部干事老齐将我们办公室的一张“文摘”小报拿去她办公室看，这张报纸是祝副书记自己私人订的，当时没给老齐说清楚。老齐拿去看了就没及时还回来。后来祝副书记在老齐的办公室看到了自己的这张报，便说了些不好听的话，两人便争执起来，最后吵的是整个办公楼四楼“家喻户晓”。
这时我跟祝副书记也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那时，纪委办公室新调进了两个人。原来从红旗厂借的陈立新被公司派到都匀通讯总站当了站长。这调进的二人，一个是华联厂（即八五一厂）电镀车间主任，一个是新分来的女大学生。这电镀车间主任是祝副书记亲自要来的，是个大学生，是学物理的。事前也没有跟我打个招呼。可来后，连下厂后让他写个《简报》也拿不起。还有个女大学生，老祝也是安排她搞“会计”。也不明确是不是属纪委办公室。所以，弄的我是管他俩还是不管。还有一点，就是按省纪委文件，像我们公司的“纪委专职委员”应该享受“副处级待遇”。我因为要经常去省里开会，有一个“副处级”也好说话。人家是３０来岁就“副处”、“正处”，这一点在工办开会，其他两基地纪委副书记也帮我给老祝说过，我自己也亲自找他说过，可就是解决不了。当然只要他给公司主管领导讲一下，办个手续，也不牵扯工资待遇之类。
有一次祝副书记主持召开纪委办公室会议，就我们四个人，会议内容是关于选举工会积极分子的，本来大家说说，提个名表个态就成，可他硬是拿着架子让我拿纸作记录。我想那还有两人呢，我就回说：
“不记。”
这一下，他动了真火，说：会议不开了。
我站起来出了他办公室，他将那二人留下，关起门叽叽咕咕说了半天到下班才开门。

第六十章　 　蕴玉的病

其实我对老祝还是很敬佩的，对他不能升为书记也表同情。感谢当初他接受我到纪委工作,来公司纪委后我经常跟他一起出差，他常常给我讲他在四川绵阳老厂的事，讲调到凯里红云厂当组干科长以及文化革命自己挨整靠边站的一些事。所以总的说来，我应该是了解他的。
他与同一级干部的关系相处的不算太好。同在四楼的组织部长王志昌、公安处长韩汝元都不跟他讲话。
他对下级的工作本应属挑剔型的，因为每年纪委的年初工作计划安排、半年工作总结、年终工作总结以及平时的《纪检工作简报》或者其他文件，我起草后都要经他过目，里边的一个用词或者某一句话，他都很严格地把关。他自己也能写出一些好的文章。
机关工作，主要就是会耍笔杆子，而不是耍嘴皮子，可我就不清楚，他为什么亲自选了一个不会文字处理的人来办公室？
再就是，公司纪委也没有账目，也不发生经济来往，为何要配一个会计？还买了一个７、８００斤重的保险柜。
原来，纪委也曾先后借调过两个同志协助工作。一个是陈立新，后来去都匀通讯总站当了站长；还有一个是从红星厂借来的，叫谢忠良，也能写能讲，但就是话多，后来退回去了。现在他亲自挑选了这样的一个人，当然用不用谁，是他说了算。
但不管怎样，我工作照样，我原有他办公室一把钥匙，每天早晨因我来的早，就同时打开他办公室，一起打扫，再就是提着热水瓶到一楼打开水，这些工作我也仍然在做。
可不久，他把钥匙也要了回去。
我很想不通。
下边说说蕴玉的病。　　　
从１９７９年４月第一次犯病，继后在一年时间内，又相继犯了４、５次。这就停了，好多年也没有犯。
可是在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６日这一天她又犯病了。
这天中午，我们都在午睡。我们一般是１２点下班，在食堂打了饭回家就吃，草草地，也不讲究，然后抓紧时间上床睡觉。这时候，我们的儿子小杰已技校毕业在单位上班，不回来。中午１时半的样子，实际上是刚刚睡着，我矇眬听到一声惊叫，然后就感觉整个床在颤动，我被惊醒过来，又看见蕴玉那又吓人又痛苦的面孔。意识告诉我：又犯病了。
我立即起床跑到医务室，孙医生来家，蕴玉的那一阵已经过去，进入睡眠状态。孙医生又是听诊又是把脉，此时，蕴玉睁开眼，有点莫明其妙地看着孙医生和我。孙医生问：
“你刚才怎么啦？”
蕴玉摇摇头说：“不知道。现在只感觉头晕，想睡觉。”
我在一边说：“你怎么又犯病了。”
她一脸漠然。
孙医生说：“不行，还是去３２０看看。”
孙医生去医务室开了张“转账单”，下午我就陪去了３２０医院。
３２０医院是公司下属单位，坐车４０分钟就到了。挂了“内科”，一个男医生，戴副眼镜，一听我们是上海人，他也就讲起上海话和我们交流。我将蕴玉犯病的大致情况讲述后，他开了张单子，让去做个“脑电图”。结果出来也看不出什么。
再回到医生那里，他说：
　　“你这病，应该是属癫痫病。你看这，”他拿一本书指给我看，念着说：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由于异常放电神经元所涉及的部位不同，可表现为发作的运动、感觉、植物神经、意识及精神障碍。它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临床常见的症状之一。”
　　又指一段，念：“全身强直-阵挛性发作：又称大发作。按其发展过程可分如下三期：１、先兆期：约半数患者有先兆，指在意识丧失前的一瞬间所出现的各种体验。常见的先兆可为特殊感觉性的幻视、幻嗅、眩晕，一般感觉性的肢体麻木、触电感。２、痉挛期：继先兆期后，随即意识丧失，进入痉挛发作期。首先为强直性发作（强直期），表现突然尖叫一声，跌倒在地，全身肌肉强直，上肢伸直或屈曲，手握拳，下肢伸直，头转向一侧或后仰，眼球向上凝视。持续约一分钟。３、昏睡期：抽搐停止后患者进入昏睡、昏迷状态，然后逐渐清醒。”

　　　　　　　　　　 第六十一章 　　老干部处

　　当时医生就让蕴玉住院。蕴玉不干，说过了就没事。我想，医生说的跟蕴玉犯病的情况基本相符，让医生再检查检查应该是好事，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医生用上海话给我们说：
　　“这种病，你们不要不重视。这病一次比一次要严重的。”又说：
　　“这次算碰上我，我可是学的就是神经内科。”后来，我们知道他姓冯，叫冯经元，是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蕴玉坚持不住院，冯主任就给开了些镇静药，笨比巴妥什么的，交代说：这种药吃了就不能停，不然要负作用。回去后，蕴玉想起“负作用”就一粒也没吃。
　　反正奇怪，犯病后蕴玉就又跟好人一般，一点也看不出是刚刚犯了病的。
　　也因为冯主任介绍的病症，有一些也不完全符合迎玉的情况，她没有先兆、幻嗅、眩晕等症状，“脑电图”也查不出“癫痫波”，所以我也没坚持让蕴玉吃药。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９日，这天上午，公司副总经理柳学宏电话通知让我去他办公室。
　　我去了，不知道什么事，坐在那发呆。柳副总原是长洲厂副厂长，前年调到公司副总经理，年龄与我相差不大，江苏泰州人，他说话不拐弯抹角：
　　“老陈，恭喜，公司总经理办公会通过，你提为公司老干部处副处长，主持日常工作。”
　　我一听，愣在那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
　　“柳总，你开玩笑？”
　　“没有，是真格的。文件下午就发。再，你去准备一下，下周去北京参加部里老干工作会，你去将情况摸一下，会上要汇报的。”说着将一份部召开老干工作会的《通知》交给我。
下午，公司司人（１９９０）４２１号文件下发：聘我为公司老干部副处长，同时公司宣传部干事邱三桃被聘为公司监察室副主任（副处级）。公司纪委与监察室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老干部处办公室也在四楼，现仅有一办事员张劲。
当天下午，我就将办公桌搬到老干部处，邱三桃也将办公桌从宣传部搬到了纪委办公室。
我将部里的会议《通知》给张劲看，就请他将《通知》上要求的一些基本数据告诉我。
当时全公司有离休干部３１６人，其中厅（局）级４人，县（处）级７７人，享受县（处）待遇１８９人，一般干部３０人，尚未办理离休手续１６人；易地安置４５人，其中省外易地安置３７人。党员２８８人，非党２８人；男２９６人，女２０人。另外又对这几年来组织老干部开展活动的情况初步摸了底。
因为好多政策，我还一窍不通，只有到会上认真学习别的单位的经验和听取领导的讲话。回来很好地贯彻执行就行。
在北京的会议上，我听到了一些全新名词，学到了一些全新的理念，思想在急速的从“纪检、党风、廉政”这些词语迅速向“老龄化、五个老有、两项待遇”这些名词转化。
从北京回来后，又参加了省国防科工办党委组织召开的“老干部工作会议”，又立即着手准备春节慰问（离休老干部、退休厂级干部），准备传达贯彻省、部老干工作会议精神的会议。当时，春节慰问，一般采取实物，主要是因为钱不多，平均每人７、８０元，不像现在一人２００，封个红包送过去就成，大家轻松。只有一般一人一桶食油、加点水果或者茶叶或者其他酒类或者买些米、面。所以工作量也是比较的大，要先一包一包、一袋一袋或一箱一箱扛回来，再用车拉到工厂，一家一家的走访、分发。当时要求有公司领导参加，礼品要发到老同志们的手中。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党组织的温暖。 第六十二章　　　老年迪斯科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发现了要搞好老干部工作，应该抓住“三老组织”，即老龄委、老体协和关心下一代协会。把老同志们组织起来，参加到组织中来，通过“老有所乐”带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发挥老年人的优势和特长，在两个文明建设中贡献力量，使老年人精神充实，安渡晚年。
因此，我们首先完善和充实了公司这三个组织。原基地领导崔振江任“公司老龄委”主任，“老年体协”主任，原基地副书记刘清泉任公司“关心下一代协会”主席。我本人兼任三个组织的秘书长，负责具体日常工作。并按此模式要求下属各单位都建立健全“三老”组织。
公司机关当时有离休老干部１８人，其中司（局）级３人，根据贵州省文件规定，享受司（局级）待遇的２人，司（局）单项待遇１人，县（处）级６人，享受待遇６人。成立离休支部，由我兼任支部书记，每月发工资的日子，就是组织生活、学习文件的日子。由于这时张劲被调去组织部任干事，公司领导就安排了一名叫王贵英的　女同志到老干处，主要负责公司机关老干部活动室和一些对老干部的日常服务。
　　根据省１９９１年２月国防工业系统老年体协首届三次年会纪要，提出１９９１年老体协的主要工作是：一、１９９１年主要任务是：首先巩固现有的老体协组织，进一步理顺一些关系，本着以“基层为主、因地制宜、小型多样、因人而异”的原则，广泛、深入、积极地开展各种老年体育活动；二、确定１９９１年国防工业系统评选五个先进集体、２０名先进个人；三、１９９１年老体协年会定于９月在都匀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召开，在召开年会的同时，表彰“两先”和举办“国防工业系统老年人迪斯科表演”，Ｏ一一、Ｏ六一各派一至二个队参加，振华公司二个队参加，各队不超过１２人，每个队必须由４名男队员、８名女队员组成，男队员年龄要求５５岁以上，女队员５０岁以上。具体组织工作由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老体协负责，并请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刚上任，就碰到这一档子事，特别是老年迪斯科，我可是一窍不通，但又要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是对我上任当老干部处副处长的一次严峻考验，不然，就是丢人，就得走人。
　　我们当然首先是要抓住两个老领导崔主任和刘副书记，这样就可以首先保证经费落实，只要他们开口，现任领导总是要给他们的面子的，何况这又是国防系统三大基地一起组织的活动。只要经费落实，后边的事就好办。
　　所以，我们立即召开了公司老干部工作会，将任务分解落实下去。各单位老同志听了这一消息，也很高兴并积极报名参加。
　　１９９１年６月，公司首先召开老干工作“双先”表彰大会。对孙奎东、吴见求、张朝雨、孙金栋、唐玉茂、姚银良、李月俭、梁久顺、胡传丹、杨申、徐东朝、王忠、孙世富、付有祥等２２名优秀离休干部、米振河、雷隆英、田淑敏、李乐兴、陈年贵、崔亚甫、宁聚仁、谢名义等１１名老干工作先进个人和风光厂离退办和４１８医院离退办进行表彰。
　　同时选定以南丰厂老同志为主体，再从其他单位抽调人员组织迪斯科队，开始排练。公司工会副主席丁占勇，也是公司老年体协秘书长之一，他也有这个天赋，热心这项工作。所以他和我就放下手头一切工作，去了南丰厂，成天与这帮老头老太一起经营练起迪斯科。丁占勇还从群英厂找来一专业舞蹈老师，到南丰厂施教。大家很快掌握了要领，步伐也大大加快。
　　什么工作也不干，什么问题也不管，一切就是迪斯科。硬是练了三个月，振华公司两支队伍走了出来。一段时间，我们将队伍拉到附近几个单位进行了预演，得到大家一致好评。
　　这年９月２０日，在公司南丰厂礼堂，灯光、布景堪称一流，都是丁占勇从各厂工会抽来的人、都是些能人。这些人，都是丁占勇的哥们儿，只要老丁一招手，只要老丁准备好几十瓶啤酒，这些哥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
　　整个现场布置的就好似上了中央电视演播大厅，省国防系统老体协领导管健民、王化棠、李长根，公司领导、各工厂来的领导、广大职工将南丰厂大俱乐部坐得水泄不通。台上灯光闪烁，台下人声鼎沸，每个节目都获得台下观众的雷鸣般的掌声。
　　表演非常成功。这次的组织工作受到了国防工办老体协领导和公司领导的赞扬。

第六十三章　 　　　婚纱摄影

　 在都匀市区广惠路上有一条街，长约２００米，路面以１０００１块青石铺砌而成，街两头各配一对石狮，南面街口建有古式门楼，街道两旁房屋皆以古典风格建造，青瓦红墙，雕花门窗，古朴雅致，当地人称他为“石板古街”。据说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公元１３６８年－－１３９８年），随改革开放形势，石板街经维修改建，房屋随着街道蜿蜒上升，整条街金碧辉煌，成为别具特色的古建筑群。
　　１９９２年初春，就在“石板街”的“５１８”门面，突然燃放起串串爆竹，几个书生面孔的人在此新开了一间“雅艺照相馆”。声明在开张的一个月内八折优惠。所以是门庭若市，来照相、观看的人特别的多。
　　这原来是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宣传部的一伙人集资“下海”办实体。他们在工商行政管理局办了营业执照，大大方方开起了“照相馆”。
　　因为是“宣传部”的人，都是个个“专业对口”、轻车熟路。所以那照片照出来就是不一样，一下子都匀巿街面上原来的那些“照相馆”都快没了生意。
　　一天，大家在办公室闲聊，一下子就聊到“照相馆”，聊到“婚纱摄影”，大家就来了劲。说要去补拍婚纱。是呀，我们当时都是５０岁左右的人，原来结婚那里有什么“婚纱摄影”一说，那是“封、资、修”一套，谁敢触摸。
　　当时有几家：宣传部部长许克忠和夫人、宣传部干事段宜兴和夫人、监察室副主任邱三桃和夫人以及我和夫人，与蕴玉一个办公室的会计唐燕京及先生共五家人，说好了星期六晚上７点半，各人理好发，然后到照相馆化妆、穿婚纱。
　　蕴玉一直喜欢照相，人也上照。听说拍婚纱，高兴了好几天。
　　好容易等到星期六下午下班，回家草草搞点吃的，我们俩就去了理发店。我先理，吹了风，喷上发胶，人顿时变得精神。
　　等我理好，但蕴玉看那理发的觉着不理想，提出再换一家。就又走到隔壁再隔壁的一家，走进去。
　　那女老板一边给蕴玉修头发一边和她说着话，不知是这女老板献殷勤还是怎的，她突然问了蕴玉一句：
　　“那是你儿子？”
　　蕴玉被问的呆在那里，我也是突然的愣住了，又急转过来：
　　“你，你开什么玩笑，我是她老头子！”
　　不管那女老板如何解释，蕴玉到理完发就再也没说一句话，一副面孔就那么板着。
　　闹的那女老板也下不了台，最后少收了１０元算道歉。
　　出得门来，我只好给蕴玉说：
　　“人家没看出来，也不是有意的。”
　　蕴玉有点生气的样子，说：
　　“你当然听的开心啦！你年轻，你好，你去找她好了。”
　　“行了行了，又在胡说了不是？”
　　她也就不再说话，心中还积着一股气。
　　一会到了照相馆，他们几对都已经到了。许部长说，抓紧化妆。
　　我和蕴玉就去化妆室，我简单涂了点口红。许部长夫人帮蕴玉画了眉，在脸上又淡淡地施了点粉，淡淡地涂了口红。我们就出去，到一面大的镜子面前。
　　就时站在一边的监察室副主任邱三桃的夫人，也就是我们老干部处新调来的那个女同志，叫王筑英的突然说了一句：
　　“哟，我们处长今天真漂亮！”
　　这一句话如惊天地雷爆炸，一下子说的大家都愣住了。蕴玉更是气的不行，她急急地跑回化妆室，抓起一堆纸就朝脸上擦，嘴里说：
　　“不照了，不照了......”

第六十四章　 　　　门球比赛

　　那天晚上，前后不到一个小时蕴玉碰到两件让她感到尴尬的事，心里非常窝火，本来补照婚纱，是个高兴的事，都给搅了，“不照了！”她跑到化妆室擦去了脸上的粉妆。最后还是许部长劝住了她，许部长说：
　　“都已准备就绪，就等你们新郎新娘来照相了。”
　　总算勉强照了，但蕴玉总觉着有点不是滋味，所以两个月后，我俩又去重新补照一次。
　　郭处长也是一离休老干部，他１９８５年６月办理了离休手续，他的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这时已全部安排到深圳窗口工作。
　　在１９９１年９月份，他就开始经常肚子不好，去３２０住院，我曾多次去陪夜。快过春节了，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回来过节了，可他还住在医院。正月初一就在医院下饺子，还能吃了６个，我们去医院看望了他，精神也很好。
　　１９９２年２月４日，正月初三清晨三点，我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我已意识到有不妙情况，一听果然是郭处长去世了，我赶紧起床穿衣，然后通知组织部部长王志昌，又敲门叫醒了值班司机连夜开车去了医院。这时郭处长遗体已送“太平间”，我就将一家人从医院拉回了家。我们开始后事的处理，发了“讣告”，购买花圈、联系车辆、安排火化等，三天后也就是正月初六，召开“追悼会”，前前后后，安排布置、照相，都是我在忙，因为我是老干部处副处长，正是我份内工作。再有一点，郭处长是二哥的老“校友”，我们从新疆调过来，也全是郭处长从中帮的忙，从感情上讲，我也应该就样做。
　　事情处理完后，我就继续投身到火热的“老有所乐”之中－－组织老同志打门球。因为要选拔出一支队伍准备参加１０月份省国防工办组织的老年体协“门球赛”。
　　目前的状况是都匀有红星厂、风光厂、３２０医院、长洲厂、长虹厂共５支球队，凯里这边有南丰厂、新云厂、４１８医院、华联厂、永光厂、红云厂共６支球队。经公司老年体协商定，先采取分片循环赛，即都匀片定在长洲厂５支队循环，取前两名；凯里除华联厂，其余５支队同样方法循环，取前两名，然后拉到凯里华联厂继续采取循环赛，最后决出冠军代表公司参加省国防工办的比赛（因华联厂作为“东道主”在第一次片区循环中未参加，直接进入冠军冲刺）。这样算来，工作量是相当的大，不算最后的决赛，单就是循环，就得打３０场次。所好由于单位领导的支持。在片区赛时的两主办单位，都匀这边是长洲厂，凯里这边是新云厂负责了比赛期间的食宿，公司只是负责在华联厂比赛时的食宿和最终奖品。不过华联厂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一场场，一场场，太阳照射得大地冒金花，可这些离、退休的老同志个个精神抖擞，一丝不拘，认真对待每一个球的处理，想方设法为自己单位争取荣誉。
　　最后比赛结果是：新云厂门球队获第一名（冠军）、华联厂门球队获第二名（亚军），长洲厂门球队和４１８门球队并列第三名。
　　公司老体协老领导崔主任、刘书记给获名次单位颁发奖金和奖状。
　　新云厂门球队将代表中国振华电子工业公司老体协，参加１０月在贵阳举办的“门球赛”。
　　回去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此时新云厂的这些老同志们一个也没休息，他（她）们仍然每天在球场上练球、研究战略、战术。球队中有一个叫欧阳的老人，挺是认真，他打球也准，颇有心计，是球队的军事。队长是个女同志，叫古月仙，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去，打球也很有策略。大家很服她。她爱人叫袁万昌，是个离休干部，有点争强好胜，仗自己资格老，比赛是非要场场有他上，但是只他老伴一声吼，他也就不再吭声。
　　到了１０月，球队出发了，公司负责给每位同志做了套运动服，一人一双新运动鞋。为加强领导和管理，公司决定公司工会丁占勇副主席和我一起带队。
　　比赛前，老丁和我研究规定了严格纪律，对球场上的人员调配一定听从安排，不得自行主张。这一条对老同志很是重要。论年龄、论资历，他们可能都比我们大和高。结果也证明这一条确实起到重要作用。
　　比赛结果，我公司获第二名。第一名是Ｏ一一基地门球队，他们经常代表省里去外地打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球队。

　　　　　　　　　 第六十五章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

为了渲染气氛，造成悬念， 那些言情小说书上，长篇情感电视剧上的有情人都这样说：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
你见过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么（双胞胎除外）？ 没有吧？
我见过，而且我本人就是一例。
我们二人，不但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是同在一个单位，同一个部门，同住在一个院坝里，同性别---男。
那是１９９３年的一天，在凯里市召开片区老干部工作的会议，传达贯彻上级关于老干部有关文件精神。一天的会议，晚上吃饭的时候，由于高兴，就搞来几瓶啤酒，大家喝着喝着，就热闹起来，几个单位领导硬是来给我敬酒，干了一杯又一杯。
此时“他”跟我对上了劲，划拳行令。
我说的这个“他”，就是时任红云厂党委书记的郝振生，同时分管老干部工作。这天开会，他来了。
这时的他，中等个，身体强壮结实，微微有些秃顶；而我个子稍他高些，戴一付近视眼镜，看上去有些文弱。
喝着喝着，他问起我年龄多大，说好年龄小的要多喝三杯。
我说：“你小老弟认输吧。”我报个数他不信，非要跟我争个你大我小，正过来反过去，说了半天，谁也不买谁的帐，闹的不可开交，这时谁说了句：“看身份证！”
当时我俩挺认真地从各自身上翻出自己的《身份证》，打开一看大家都傻了眼：我们俩一个是在都匀巿办的证，一个是凯里市办的证，我的籍贯江苏，他的籍贯河北，可出生年月日相同，一字不差，都是１９４Ｘ年１０月２９日！
以《身份证》为准，我们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自此我俩真正成了好朋友、好兄弟，每年夏天他都要从凯里给我捎西瓜、红薯。我每次下厂去凯里一定要去他家。
大概是１９９５年，他也被调到集团公司，先是公司机关党委书记，后经贵州省委批准当上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纪委书记。
因同住一个大院，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加密切，过年过节不用说，就平时，如果家中烧好吃的，都要叫对方来家喝两杯。
我俩虽没明说但心底里都想着要支持对方的工作。
不过有一次，我跟他吵了，很认真的。那时他是机关党委书记。机关这一摊工作很杂、很麻烦，鸡毛蒜皮、吃喝拉撒什么都要管。
我调进集团总部机关时，分住在一个单元楼的底层，因是５０年代的老房子，又潮湿，我的腿有关节炎，很想换一套，但当时经房改政策已经化二千多元买下。但我想换房的心不死，这个想法也给他说过。
后来不久，新盖的七号楼一套房子空出来待分配，很多家都争着写报告要求分到这套房。
我心想：我们好朋友、好兄弟，不用多说也会该是分给我了。
当时正好省老干部局来通知让去开会，我也放心地去了，不想三天回来，房子已分，是一个新调进的高级工程师。
我心里那个气愤呀，真没法说。刚走进办公室，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他打来的：“嗳，兄弟，那房子分给Ｘ了......”我没听完，说了句：
“我知道了！”就搁下电话，不理他，几天不理他。
他也暂时没有找我。后来我才知道，为这套房子他大伤脑筋，排过来、排过去，就是难办。
但这新调进的高级工程师，他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和年迈的老父亲......而我们有几个人，都是已经买下了现有住房，按说是不好动的......慢慢我也终于理解了这一点。
我俩仍是好朋友,好兄弟。
这年３月接到信息产业部离退休老干部局来信，要去石家庄５４所参加“老干部易地安置”的会议。在石家庄５４所安置的我公司离休干部，有４１８医院原副院长王群、都匀技校原党委书记于敬轩、风光厂原副厂长李振虎和原车间支部书记赵金玉、遵义新风厂原工会主席王云峰等５人。特别是王云峰因单位从筹备到现在都没有验收，工厂十分困难，老干部的生活待遇根本无法落实。还有其他几位也都程度不同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我前去参加了会议，在会上认真听取了几位老领导的述说，均一一作了笔录，表示将他们的意见带回来向他们所在单位反映，对能够解决的要求尽快解决，解决不了的也一定要说明原因，给大家一个说法。
当时我儿小杰在建新厂正好派在石家庄销售点上，我利用休息也去看望了他。第六十六章　 　　回到纪委

我再一次回到纪委，是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６日。公司党委常委会已经讨论通过，任命我为公司纪委副书记、正处级。
这时，祝副书记已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办理了离休手续。据说，当时公司准备提郝振生为纪委书记，征求他的意见，他没有表态。因为郝是他在红云厂当组干科长时亲自招进厂的大学生。　
１９９６年６月，公司决定，公司机关整体搬迁贵阳“新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和一些部门已抽调人员作为先头部队去“现场办公”。
一天，我突然接到贵阳打来的电话，是郝振生打来的。这时他是机关党委书记。已明确“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就等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他给我说：机关整体搬迁贵阳后，老干部处将撤销，老干部管理职能转组织部。他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回到纪委工作。
我想老干部处撤了，我还能干啥？回就回呗。我就一口答应了他。但当时信息产业部老干部局９月初还有个会议，他说那还是你去参加，回来后，到纪委上班。我说行。
后来，他从贵阳回来，又一次找我，给我提出了一个强硬任务，就是回到纪委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学会运用电脑、学会打字，打文件！因为原在纪委任监察室副主任的邱三桃同志被调任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另一使用电脑的同志提为公司团委书记。原来祝副书记调来的那人还在，但不会使用电脑。说起这个人，也曾在车间担任支部书记，是个老实人，说起话也是１、２、３、４很有条理，就是组织不了文字。我与他关系也还可以，也曾让他多动笔的机会，不行，只好在处里搞些收收发发的事。所以郝书记要求我去后，必须首先要尽快掌握电脑。当时我满口答应了。
信息产业部老干部局这次在西安市电子２０所召开的是老干部工作表彰会议，我公司八五一厂离休干部、原厂党委书记张金旺同志是受表彰的老干部之一。但这一时期，工厂遇到困难，职工的工资都是一拖再拖，所以张书记就不想前去西安参加会议，我将情况反映到部里，信息产业部老干局处长童纪凤立即请示局长，后同意参加会议经费减免。但工厂还是考虑张书记的具体情况，特批经费让张书记坐了飞机，我和他一起去了西安。
　　说起信产部老干部局，是相当重视老干部工作，这一年多的时间就开过好几次会议。所以也让我认识了不少从事老干部工作的同仁。除石家庄会议，还在成都科技大开了一次西南片区会。这次在西安是一次全国性会议，人很多，但我还是跟西南片的同志一个组，讨论和会后游览兵马俑、华清池都在一起。部里的童处长，叫童纪凤，是个很热情的女同志，一口标准的“京腔”，很是好听。开了几次会，童处长以及我们西南片的同志一起都比较熟识了，知道我已调任公司纪委副书记，都对我表示祝贺。
西安会议结束，回来后，我搬到纪委办公室，第一任务就是找来《五笔字型键盘字根总表》，不论早晨、中午，还是晚上，只要有空闲，我就背“口诀表”，或者上机练习，找感觉。终于不到两月，硬是攻下这一关，记熟了“口诀”，又在团委书记小侯的帮助下上了机，从打一些小“豆腐块”开始，慢慢就初步掌握了操作，到现在当然可以说是运用自如了。
回到纪委，我和郝书记的关系也更加好了，因为他是书记，我是副书记；他是上级，我是下级；我主持纪委的日常工作，他放手让我大胆地干，我也很尊重他，大事小事都要给他汇报。我们共同认定：纪委的工作，千头万绪，就是要协助党委抓好党风。我们制定了《贯彻党风廉政责任制实施细则》，狠抓基层党委对党员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每年坚持开展党风自查、互查。
当时，公司机关确定整体搬迁贵阳“新经济开发区”，没有办公地点，就以一闲置的厂房进行简单装修作为临时办公室。后又经过一段时日，办公楼各办公室基本就绪，公司决定本着“精简、效能”的原则，从原来在都匀１３０多人的机关压缩为７８人，（蕴玉也在这次调整中提前“病退”），并租用十多套新云厂已竣工的家属楼宿舍，临时分配给大家居住。接下来，我们立即联系车辆，连夜往贵阳搬家。
时间过的真快！从１９８１年２月到都匀至现在的１９９７年１月离开，整整算来，我们在都匀已生活了十六个年头。如今又要去到一个新的地点，继续去奋争、去战斗。
１９９７年春节后上班日全部在贵阳新的办公地点报到，“齐崭崭”的，一个不缺。公司领导红光满面，他在给大家祝贺新年的同时，给大家发了“红包”：每人２００元的“开门红”。

　　　　　　　　 第六十七章　　一篇论文

搬迁到贵阳上班后，大家“齐崭崭”的一身新工作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办公室的布局，也不再像在都匀，一个办公室一个门，一关起门就是另一个世界。这次可不同，一个一个办公室用透明的玻璃隔开，大家都处于“公开”的状态，。不过也有例外，那领导的就不完全是透明的，而是用的毛玻璃。
这样，可是能真正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好办法。
我还是每天上机练习，这阶段学习打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企业与效能监察》。
全文如下：
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企业的监察部门是在厂长（经理）领导下专司企业行政监察的职能机构。企业监察部门的基本职能是：对监察对象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令、法规情况进行监督，一般称之为执法监察。
执法监察包括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两个部分。廉政监察是从群众热点问题或案件线索入手以解决以权谋私问题；效能监察从管理入手以解决尽职尽责问题，两者密不可分又相辅相成。实践证明，开展效能监察既能查清管理工作中的漏洞，也能发现违法违纪线索和问题。尉健行同志提出：“效能监察在企业大有可为”，“各级监察部门在开展廉政监察的同时要逐步加大效能监察的份量。”
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企业效能监察也必须围绕如何服务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如何为进一步搞活企业和深化改革这个中心来开展工作。笔者认为：企业效能监察工作应该抓好五方面的监察和充分发挥好四个作用。就是说：第一，抓好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监察，使企业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严格按章办事，树立正确的经营思想，使企业生产经营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岗、责任到人，既严密细致，又协调一致；第二，抓好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突出的问题的监察。企业的中心任务是提高经济效益，为国家多交利税，为社会提供丰富的产品。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确保设备长期安全运转，改善职工劳动环境，降低物耗，提高产品质量，这些都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第三，抓好企业管理人员工作数量的监察。既是检查他们合理组织工作的依据，又是衡量他们的工作成绩、贡献大小的标准之一；第四，抓好企业管理人员工作质量的监察。目前，在一些企业管理人员中，对工作敷衍塞责，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和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因忽视工作质量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造成产品滞销压库以至客户退货的事情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信誉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第五，抓好企业管理人员工作作风的监察。企业管理人员是企业的一个“窗口”，他们的工作作风状况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在一些企业管理人员中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工作疲沓、效率低下，甚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等官僚主义作风和“不送礼办不了事”的腐朽作风依然存在。
以上五个方面的效能监察工作抓好了，势必能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维护企业的安定团结；促进企业廉政建设；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真正达到政令畅通、企业兴旺，也真正达到了效能监察的目的和要求。
企业效能监察是一项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在企业党政统一领导下，以监察部门为主、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层层负责，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目前，振华公司效能监察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切实搞好企业效能监察，需要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１、进一步开展企业效能监察的宣传，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的认识。首先让各级领导正确了解效能监察的目的、意义，明确效能监察工作是为经济工作服务的，是促进企业管理和生产经营任务完成及保证企业政令畅通的重要手段，从而进一步加强对效能监察的领导和支持，切实把企业效能监察作为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和发展社会主义巿场经济的重要措施提到议事日程，纳入目标管理；同时要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的效能监察意识，使广大干部理解、职工群众拥护。
２、必须加强同行政、业务管理、其它监督部门的协作和配合。企业效能监察是一项牵涉面广、政策性强的综合性工作离不开行政监督机构和业务管理部门的密切配合，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特别要加强同厂办（经理部）、工会、人事劳资、审计、财务、企管办等行政部门的协作，也要注意同纪委、宣传组织等部门的配合，特别是牵涉管理工作中的很多专业性问题，监察部门不可能取而代之，而应该依靠以上部门解决。所以，作为监察部门本身，应该在完成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时，主动与上述部门联系、配合，起到牵线和协调作用。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分工负责，共同把企业效能监察工作搞好。
３、进一步加强企业监察队伍的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企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企业的监察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对监察干部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加之企业效能监察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需要认真探索和研究，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企业监察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思想、组织、业务和作风建设。首先，企业监察干部要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增强效能监察意识，破除“监察就是办案”的习惯认识，树立监察部门有“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职责的自信心；其次，企业监察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提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第三，企业监察干部要学好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学好经济管理等专业性知识，改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深入实际，大胆实践，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加强效能监察的理论探讨，深化效能监察工作；第四，企业监察干部本身也要改进工作作风，主动加强同主管领导和业务部门的联系，虚心向经营管理干部学习经营管理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有针对性地帮助有关部门建章建制，堵塞管理上的漏洞，为企业多办实事。
总之，企业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建立以企业效能监察为中心的企业监察体系这一基础工作入手，不断增强反腐败斗争的能力，加强廉政建设，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
企业效能监察工作大有可为！
此文后来被中共贵州省纪委、监察厅主办的《贵州党风廉政》杂志刊登。

　　　　　　　　 第六十八章　　“振华科技”

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７日，这一天是振华职工为之高兴、为之自豪的日子。这一天，一个代码为“０７３３”的，名称为“振华科技”的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７０００万股（含公司职工股７００万股）Ａ股、每股价格为７.８１元的新股上巿公开发行。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公司独家发起而设立的股份制企业，是振华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实施科技兴业与优势发展战略的产物。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公司（原为“工业公司”）从她筹建到１９９６年末，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拥有３０多亿元总资产、由三线军工基地、贵阳高新基地、深圳窗口基地协调发展，集科、工、贸、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
从１９８９年起，由国家实行计划单列，１９９１年是全国首批进入５５家试点企业集团的一员，是贵州省三大军事工业基地之一，曾经为国防重点工程提供过数以千计的产品和配套设备。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江总书记在贵州视察工作中，专程到集团公司新天基地（国家高新经济开发区）视察，亲手题写了“三线创业绩，振华开新天“的光辉题词。
是改革的浪潮，将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
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质量的两个转变中，在激烈的巿场竞争中，振华集团公司３０多家企业３万多职工正经历着磨合和洗礼，在苦苦地探索、追求、拼搏。
对振华公司的产品结构调整、企业结构调整以及优势企业的发展、困难企业的出路，从中央领导到贵州省领导都给予了十分的关注，倾注了极大心血。江总书记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５日来贵州视察工作，晚上到达遵义，立即向省领导询问：振华的现状如何，主导产品是什么，振华当前的困难是什么等，并要求省里给他提供资料。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３日，邹家华副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有国家计委、财政部、电子部、人行、工行等１０多个部、委、行参加的会议，听取了贵州代表的汇报，并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明确指示。
当振华公司实施科技兴业与优势互补发展战略，将“优势企业、优势产品、优势资产”三优叠加，组建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设想提出后，立即得到贵州省委、省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
优势企业：振华集团公司的几十家企业中，通过重组进入振华科技股公司的４家企业有，深圳程控交换机厂，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连续两年获得“深圳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的称号，实现利税连续多年在２０００万以上；新云器材厂，是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全　国　电子元件百强，１９９６年产值、销售收入过亿元，实现利税超过千万元；宇光电工厂，在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中，产值递增３４％，产品产量年递增４９％，实现利税总额年递增１５７％。１９９６年产值、销售收入双过亿，利税总额达２１２８万元；建新机械厂，从１９８３年起，生产经营一直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１１年翻五番。１９９３年产值、销售收入双双过亿，１９９６年实现利税超过千万元。
优势产品：在集团公司上千个产品中，数字用户程控交换机、钽、铝电解电容、厚薄膜混合集成电路、高压真空开关管、电子专用设备和建材加工成套设备、新型墙体材料等产品，无论是产品性能、产品质量，还是在巿场占有率都处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优势资产：４家进入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不是将其全部资产带入股份公司，而是在生产经营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进行剥离以后，将其优势资产进行重组，经评估后作价折为国有法人股投入股份公司，由振华集团公司持有。
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为具有３０多年发展史的中国振华电子集团谱写了新的篇章。１０５００万国有法人股，７０００万社会公众股，构成了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股本１７５００万股。７０００万Ａ股发行所募集的巨额资金，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全公司由“九五”初期亏损７２００多万元，到１９９８年实现整体扭亏，以后几年持续保持盈利，提前实现了“以整体不亏损跨入新世纪”的战略目标，职工人均收入也翻了近一番。

　　　　　　 第六十九章　 　　二进培训班

振华科技的上巿发行，不仅仅是给集团公司带来较大的经济利益，对个人也是极大的好处。
就我个人为例：最初按公司要求，处级购买原始股４０００股，老伴购１０００股，儿小杰在建新厂，因是进入股份公司的单位，也购得１０００股，每股７.８１元，到上巿日，不到两个小时，价位升到１３元多。对于我们这些初涉股巿的人简直就是一种诱惑，犹如一个在河边钓鱼的新手，那鱼明明还在咬钩，慌不拉叽就拉竿。我们也是沉不住气，赶快“抛”，卖出！虽然当时也是净赚，但后来那股票直线飚升，都超过１５元。不过，我们也算是赚了。正好，后来公司新盖的公司家属楼，我们就用这股巿赚来的一笔钱交了房款。
你想，公司包括加入振华科技公司的那些单位的职工，个个成了股民，个个手中持有“振华科技”股，那个不是赚的衣包鼓鼓的。
这不是振华科技为大家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１９９７年７月，接到省国防科工办纪委“通知”，让我参加中纪委、监察部举办的“全国第九期地（巿）监察局长培训班”学习。
据说全省就两名额，另一个分给遵义巿监察局一个叫王勇的。因为时间安排有点紧，在上火车前也没给王勇联系，那天上了火车，我估计王勇可能也在车上，还去求得列车长批准，在列车广播室给播了寻“王勇”的“广播找人”通知，谁知直到我到了北京大兴县“中纪委、监察部培训中心”报到后第二天“开学典礼”王勇也没有来。
这期学习班有１００多人，都是些各地、巿级纪委、监察局局长，仅我一人是来自企业。
培训班从７月１４日到８月２日下午结业典礼，１５天时间，除“开学”、“结业”两个典礼，共安排三个单元、８８课时，１１天时间听课，小组讨论一天半，个人小结半天。
其中有“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讲话”的辅导，“当前全国反腐败斗争形势”、“关于行政监察概论”、“关于当前信访举报工作的几个问题”、“关于当前案件审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关于讲政治的几个问题”、“‘八五’回顾和今年纠风工作”讲座以及“党纪处分条例和廉政准则的起草情况介绍”，还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有关情况和廉政建设在我驻外使（领）馆的情况。
讲授课的都是些学者、专家，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学院党委书记王启芬、中央党校校务委员、政法院主任李中杰、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培训中心主任冯治益、北大经济学院教授肖灼基、中国政治大学教授樊崇山、中纪委法规室主任干以胜、国务院纠风办副主任刘汝斌以及香港廉署社区关系处穆裴文女士等（还有很多教授、学者和中纪委的领导不能一一提名，请原谅。）
时任监察部部长曹庆泽百忙中专程到会接见学员并讲话。他说：“在新的形势下，要突出抓好党风廉政工作完成反腐败三项任务，又要侧重抓好行政监察工作。”他指出，十五大即将召开，当前要突出抓三件事。第一，反对铺张浪费八项规定的落实，要切实抓出成效。落实八条，要有干货，要催成果，但此项工作要坚持下去并不容易，因此当前要突出抓，为党的十五大创造良好的气氛；第二，抓查（结）一些有影响的案件，陈希同的问题在十五大前要做出交代，要增强人民反腐败的信心，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第三，要求全体监察干部树立信心，努力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最后，曹部长与大家合影留念。
培训班还组织安排在７月２１日清晨参加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登天安门、游故宫，以及游长城，参观十三陵、８月１日安排参观中纪委和监察部办公大楼，游恭王府和雍和宫。
这次中纪委、监察部培训班，领导重视，授课人员层次高、政策水平高、权威性大，授课内容有较强指导意义，提高了广大学员的政治理论水平，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加深了解和掌握纪检监察业务的理论和专业知识，明确了纪检监察职能、工作程序，增强了法规意识，拓宽了知识面，开阔了眼界。广大学员求知欲望高，纪律严明，成绩显著。
通过考核，我获得中央纪委宣教室、中央纪委监察部北京培训中心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颁发的《学业结业证书》。
回来不久，贵州省纪委、监察厅又决定在海南岛海口巿举办一期“贵州省大中型企业纪检监察案件检查干部培训班”。时间为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２９日。
这次海南培训班共４０人，是省属大型企业，如宏福公司、茅台股份有限公司、电力公司、移动通信公司、电信公司、建行贵州分行、省工商行等单位的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国防科工办及三大基地均派了人参加。
１７日在海口椰晖大厦开班，贵州省纪委秘书长李万鑫、海南省纪委常委梁先中先后讲话。要求大家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加强团结，遵守纪律，真正坐下来，学进去。然后，先后由海南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廖逊、省纪委宣教室副主任伊焕强、省纪委常委、副厅长赵若鸿、等同志授课，主要有：“海南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关于体制创新”、“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违纪案件的发生特点与防范”及介绍香港廉政公署及其运作。

　　　　　　 第七十章　 　小杰结婚

前边不是讲过，我们搬来贵阳上班，当初是公司统一租借的房子，经过一年时间，公司本部家属宿舍三幢楼也已经修建好，也已按打分将房子分到户，不少家都已经在装修。我一直在外边跑，总算蕴玉退休在家，正好招呼着装修，省了我不少心。
这不，１９９８年又是两次外出。
一次是４月份中国监察学会电子分会西南片区会，由重庆电子２６所承担，会议定在巫山县。这次贵州这边是我一个人前往参加。我坐“夕发朝至”车到达重庆时天还没亮，在车站吃早点后打车到达２６所，一天无事，晚上６点急匆匆去了码头，上了轮船，连夜向巫山驶去。到达巫山在县政府招待所会议室开了会，主要内容就是布置研讨论题，大家回去准备，９月将在长沙电子分会年会时，宣读论文、进行评比。然后组织游览了小三峡和丰都鬼城。
７月，我们搬进新居，一套三室两厅的住房，儿子也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
８月，集团公司振华司人任（１９９８）０１９号文，决定聘任我为集团公司监察室主任；郝振生不再兼任监察室主任职务（他是公司党委常委、公司纪委书记、公司工会主席、公司本部机关党委书记）。
到９月份，我又和省国防科工办纪委书记杨学军一起赴长沙市，参加了中国监察学会电子分会年会（工办纪委也是电子分会会员单位），我一篇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论文获二等奖。会议组织参观了毛主席故居、滴水洞和刘少奇同志故居。
再回来后，蕴玉一个劲在跟我嘀咕：你一天到晚在外边跑，这个家还管不管？房子装修你不管，这儿子要结婚了，你还不管？！
是呀，成天的忙？人都忙老了，儿子那么小......一眨眼，就要结婚了，你说，这“时间不饶人”，说的一点也不错。
儿子的对象小燕是新云厂的。新云厂已搬过来，他们家还在凯里那边，暂时没有搬过来。所以我就利用一次去凯里市下厂的机会，去了新云厂，晚上，去了未来的“亲家”家，与她父母见面，算是正式提亲。
他们家是本地人，凯里市镇远、剑河那边的，汉族。小燕父亲早年当兵后转业到新云厂，在工厂人事劳资科搞人事。母亲原在济南那边铁路上工作，后也辗转调到新云厂。两人年龄要比我俩小几岁。
我给他们说：“我们早年去新疆，后来再调到贵州，所以对外边的一些生活上的礼节，规矩我们也不清楚。”
他们说：“我们也早年出来，有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知晓。”
我说：“到时间关于彩礼什么的，你们先提一下；如果我们有不周的地方，也还请你们多包涵。”
他们说：“哪里、哪里，有些东西还是你们看着办吧。”
我说：“儿女的事，只要将来他们自己好，就行。”
“是的，是的。”
我说：“关于请酒，我在公司机关就不准备办了，还请谅解。儿子、小燕他们的朋友请不请，他们自己定。”
他们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这边厂里不办酒是不行的，过不去的。”
我说：“厂里你们办，我们老的也来不了。”
最后，婚期定在１２月１９日，小杰从贵阳过凯里接亲，晚上亲家在凯里市办酒，第二天即２０日返回贵阳，小杰小燕自己办几桌请朋友。
到这天，我在机关车队化４００元租了两个车，一辆“上海”轿车，一辆有后备货厢的那种。两个司机每人另１００元“红包”。并按当地习俗，准备了现金３８８０元，一条１０数斤重的猪腿，六条烟、六瓶酒、六斤糖果等以及一些小红包备用。
新房就在我们一起，２０日那天，小杰和小燕的朋友，也有近１０桌，酒足饭饱后，又来家，玩起“鬼子进村”，用墨汁在小杰脸上胡乱画的像个鬼，头上顶个破盆子，手上在敲一个面盆，在机关院子里，大家前呼后拥，笑笑哈哈，小杰一手敲盆子，边走边说：“我结婚了，我结婚了......”
第七十一章 　　又说蕴玉

蕴玉退休以后，虽然不工作了，但是人并没有轻闲，特别是在装修房子的一段时间，她都是一直跟着，盯着，要不她不放心，那边刚到菜场买好菜，她就又到新房这边来了。尤其是搞油漆的那一阵，她跟在一边，每天晚上就感觉头昏脑花，加之她原来就有心脏病，所以那段时间，人也瘦了，而且是莫明其妙地一天天消瘦，原来１１０斤慢慢变得只有８０斤不到。
为了蕴玉的身体，我曾写信到南京我二哥，因我二嫂原来也学过医，他们专程去找南京一专家咨询，后来帮买了好多“茶色素”和一纸箱中草药给寄来，吃了大半年。
她那疑是“癫痫”病，每年也４次、５次的犯着，有时大白天也犯。有一次是还在上班的时候，她们财务处副处长姚文惠生病（胃癌晚期，当时病人自己不知道）住院，处里是轮流去医院护理，那天安排蕴玉去了，可是到下午１点４５分蕴玉突然犯病，把在场的人都惊恐的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打的”把她送回了家。退休以后，是９７年６月１６日下午３点半，她在家与另一退休的张桂英，坐在我们家中沙发上正说着话，不想蕴玉犯病，张桂英从来也没见过蕴玉这个样子。事后她说：
“挺害怕人的。”
人的性格也变的烦躁，特别容易生气，看什么都不舒服，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
大约是“更年期”？
反正是够难弄的。我到底是那么多年了，耳朵生老茧了，随她怎么说，怎么闹。有时她烦躁了，半夜里就突然坐起身，就这么“我难受、我难受”的吭吭叽叽，半宿半宿不睡，你也得坐起身陪她。有时劝她去医院住院，她是死活不去，说医院这张床昨天死了个人，那张床今天抬出去一个。反正是不去，有时去了，也就待个十天半月就闹着要出院，弄得你也没办法。
当然，最最受不了的应该是小燕。
那时蕴玉常常挂嘴边的话就是：
“我喜欢一个人安静，我不要小孩，将来你们生了你们自己带，我烦。”
你说那个女人结婚了，不想早点当妈妈，不想早点有个小不点抱在怀里像个玩具一样玩弄着，亲亲那小脸蛋，摸摸那小屁蛋，那心里一股乐滋滋，是用笔也描写不了的。
也怪，结婚一年多，小燕的肚子就是没动静。
这年３月，省国防科工办纪委在Ｏ一一基地黎阳公司组织三大基地“党风建设理论研讨会”。这项工作半年前就下发了《通知》，公司纪委也重点进行了布置，有华联厂党委副书记黄光进、新云厂宣传科科长唐绍荣、久达厂纪委干事李荣翔、建新厂纪委副书记谢满元等几个，都写下了质量较高的文章，参加评选。
此次研讨会，根据工办要求，我是作为评委参加。最后，我公司华联厂党委副书记黄光进同志获一等奖。因为当时去参加研讨会的我公司共有１９人，而黄光进的“官”最大，大家起哄让黄书记请客，黄也不推辞，在大会疏散时，在饭馆里摆了两桌，大家热热闹闹高兴了一番，也从此，我跟黄光进书记结上了好朋友。
黄光进，原是华联厂建厂初期从遵义招进厂的一批学工中的一个，凭借自己能吃苦，肯钻研的精神，进厂不久就被抽调到厂办当上办公室主任。在１９８４、８５年我去厂组织材料时，他正被厂里外派科技大进修学习。回来后，很快被提为厂党委副书记。工作很有魄力，能写一手好文章，人又年轻（１９４８年出生），脑子特别好使，对朋友真诚，我们相处的很好。所以，我经常去华联厂，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也找他帮忙。如我在老干部处时组织打门球，他帮解决了部分经费，平时纪委要开个研讨会之类而缺少费用也找他。总之帮了我们解决不少问题。平常只要我去厂，他工作再忙都要陪我吃顿饭。后来，他在工厂是党委书记干过，厂长干过，厂长、党委书记一肩挑也干过。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第七十二章　 　　热门话题　

那些年，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党内监督”、“以权谋私”等等成为热门话题，党内关注、社会舆论关注、老百姓关注。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层层召开理论研讨。
我们公司纪委除直接上级省国防科工办纪委，还参加了中国监察学会电子分会。电子分会是全国性的，我们又被划分在西南片区，有成都电子２９所、成都电子３０所、成都电子１０所、电子科技大、成都电子１１设计院、重庆电子４４所、重庆电子２４所、重庆电子２６所、绵阳电子９所，贵州就我们公司和工办。规定各单位轮流坐庄，开展活动。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我公司在贵阳承办西南片区会议。紧接着是２０００年上半年在四川绵阳由电子９所承办片区会，下半年重庆－－武汉由电子２６所承办电子分会年会，２００１年上半年在四川广汉由成都电子３０所承办片区会，下半年在江苏无锡由华晶公司承办电子分会年会。
这些会都是一个一个的参加，宣读论文研讨，讨论颁奖，一个程序。这其中，我一篇论文《进一步加大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监督力度的思考》被“中国监察学会电子分会”选入２００２年６月《优秀论文选编（续集）》，一篇论文《对国有企业监察工作几个问题的认识》被“中国监察学会信息产业分会主办”选入《信息监察理论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其中《进一步加大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监督力度的思考》一文简要节录如下：
建立监督机制实行有效监督，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由于一些企业领导人员执行制度不严，管理混乱，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效益低下，一些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成效不大，腐败现象总难以遏制，除私利私欲这一强大的驱动作用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制约的手段不硬，措施不力，各方面的监督没有形成合力。要从严治党，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必须注意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的重视，在加强企业监督机制方面做以大量的工作对提高经济效益、预防和遏制腐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１、监督不到位。企业监督有三个字“空、虚、难”，就是上级监督“空”，同级监督“虚”，下级监督“难”。实际工作中，上级只注意效益、产值、利润，而忽视对运用权力进行严格的监督甚至放弃监督，对来自基层的反映，不认真、不重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是“空”；同级监督不到位，不少企业都制定了相应的监督规定、制度，由于检查不力，往往流于形式。比如每年都召开的党内民主生活会，普遍存在不接触实际、不敞开思想，讲集体的多，讲个人的少；讲工作多，讲思想少；讲成绩多，互相开展批评少。这就是“虚”。下级因所处的地位，对领导人员的权力运作、社交往来和家庭状况知之甚少，有的明知不对，怕遭打击报复，只好少说为佳。这就是“难”。２、对权力的制约不力。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为解决生产经营管理无人负责或指挥不力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权、执行权集中于厂长一人身上，难以监督，往往造成一人说了算，有的是上级监督不到，下级监督不了。
加大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监督力度的对策思考：一要强化监督意识。加强监督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监督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工作。不受制约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领导人员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监督，不接受监督就是违反了党纪政纪的约束。二要强化组织监督。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所有党员，特别是赏领导干部必须按时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２、各级领导班子必须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企业的重大事项，应由班子集体研究并在采取记名表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防止个别领导人员个人独断专行、以权谋私。３，把监督的关口前移，认真把好用人关，建立健全领导人员任前公示制度和选拔任用干部失察责任追究制度。４、要广开监督渠道，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非公务活动的监督。５、实行廉政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三要改革监督体制。在大、中型企业要把生产经营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适当分开，实行职能交叉，有利权力的制衡。四要强化群众监督机制，扩展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反腐败力量。企业职工群众的监督是建立企业监督机制的基础，应通过多种方式发挥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要推行厂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五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既是加强企业管理的必要条件，也是监督的基础。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并真正落到实处，防止流于形式。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权力需要监督，不仅要严格监督，而且要科学监督。只有提高认识、变革体制、畅通渠道，从制度上规定，从物质上保障，认真开展党内监督的同时，做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才能到位、才能有力、才能有效。

　　　　　　　 第七十三章　　我的爱好

说起爱好，倒觉着为难起来，因为我确实没有特殊的爱好，小的时候喜欢打乒乓球，没练出来；小时候喜欢画画，但没有经专业学习；长大了，说玩麻将，只是会打，但不爱好。加之，后来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参与打麻将，变成“不参与、不支持、不反对”。说喝酒，贵州是酒乡，一首苗歌这样唱道：“会喝，也得喝；不会喝，也得喝，嗨嗨，都要喝、喝，哟，哟！”在机关经常要下厂，到厂里就少不了要喝酒，这慢慢也练出来了，特别是有几个哥们：华联厂的纪委书记蒲应忠、凯里电校校长殷海春、红云厂纪委书记罗国旺，碰到你不喝也得喝，慢慢，不叫爱好，那纯粹是贪杯。加之自己高血压，所以后来就“脑出血”了。这是后话。
小时候，要说爱好，那就是玩，所以学习不好，只能考个中专校。
后来在苏州蚕校上学，学校有个图书室，里边藏书不少，那时候就大书小书借着看，抚有《牛氓》、《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知道了戈果里、托尔斯泰还有一个“车尔尼雪夫斯基”什么的。反正没事就看书，消化的不消化的，都囫囵吞枣“看”下去。常言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我并没有到“有神”的地步，但起码对我的作文有一点影响，使我对写文章至少有了点兴趣。再加上后来当了老师，对我更是有提高。
到振华公司后，公司有一份内部刊物《振华报》，后来，贵州省纪委、省监察厅办的《贵州党风廉政》杂志，也就成了我经常练笔的好“战场”。这时，我就结合工作，经常写点“消息报道”，写点“小小说”发过去。有的还被评了奖。
一篇《答卷》，就是结合省纪委组织全省百题知识竞赛时写下的，被评为一等奖。转录如下：
罗厂长从广州出差回来，下火车，挤公共汽车，又走了十多里山路，才到工厂。待他踏进家门，时间是４月２８日晚。
他换上拖鞋，倒杯水，疲倦地坐在沙发上。妻子凤英就急火火地递过一份资料，说：“你再不回来，就过期限了。”
“什么过期不过期，总得让我喘口气嘛！”
凤英这才想起什么，忙问：“吃饭了吧？”
“在火车上吃了份盒饭。”罗厂长边回答边看资料，见是《党风党纪知识百题竞赛试题》，连声称道：“"好，好！”
凤英麻利地从厨房里进进出出，像变戏法似的在饭桌上摆满了菜碟，又斟了满满一杯红葡萄酒，说：“办公室小刘告诉我，说你今天回来，中午我就去巿场采购，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带鱼、这是烤鸭......来，先吃饭吧。”
“免了，夫人。再不回来，就过期了。”罗厂长学着妻子的腔调调侃。
“你呀，老不正经。本来嘛，这次省纪委举办的党风党纪百题知识竞赛，截止期限４月３０日，你不想想，今天都几号了？”妻子还说，厂纪委办公室的同志告诉她，这试卷厂纪委的同志先后去了三次省纪委，原本只是纪检干部和厂领导，后来扩大到中层党员干部，最后全体党员都参加。大家热情高涨，饭厅里、上下班路上都在讨论，隔壁陈副厂长出差把试卷带在火车上答，七车间张支书家两口子为一道题还辩论得脸红脖子粗，就差没到法院打离婚......说得罗厂长哈哈大笑：“对，对，我这就答。”
老罗铺开试卷，掏出钢笔，端正地先在“参赛者姓名”栏写下“罗连颉”，“职务”栏写下“厂长”几个字。凤英悄悄走过来,从背后猛地抽去丈夫手中的钢笔，嗔怪道：“真是个急性子,你先吃饭,误不了你的期限。”
罗厂长疑惑地瞪眼看着妻：“......？”
凤英说：“我的一份试题答完还没交，待你吃完饭抄一遍就成，保险全对！”
罗厂长仍瞪眼看着妻子，继而“嘿嘿”笑了起来：“我说今天夫人怎么啦，贤内助就这么当的？焦裕禄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滋味’，个中意思你不明白？”
凤英说:“不就一份试题？我都花了三天时间才答完。你整天忙得家里待不上几个小时，热饭吃不上两口，今天办公室小刘用车去接你，你又是走回来。现在这么晚了,明天准又是开会。抄一遍好早点休息呗！”
“好啦,牢骚太盛防肠断。”罗厂长深情地望着妻子，说：“厂里生产要发展，两三千职工要吃饭，我当个厂长能轻松？我忙一点，少睡一会儿，正是为了全厂职工睡得更香、更美！”他喝口水：“再说，厂长不光要抓生产经营,也得抓精神文明,抓党风党纪。省纪委这次知识竞赛，正是我学习党风党纪的一次极好机会，是衡量我能不能当一名合格厂长的一次考试。”罗厂长拉过妻子，抚摸着她的肩，接着说：“凤英，你先休息吧，我一个人答卷，安静点，效率高些，保准误不了期限。”
凤英抬起头盯看着丈夫布满血丝的双眼，轻轻点点头，她又一次理解了自己的丈夫，她站起身给丈夫续了一杯热茶，然后转身走进内房。
罗厂长呷了两口热茶，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到厨房洗了把脸，重新坐到写字台前。
他抓起电话，先向生产副厂长了解了他出差期间主线车间的生产情况，又将明天（确切地讲应是“今天”，因为时间已过了零点）召开厂务会要研究的几项工作与党委书记通了通气。这才铺开试卷，像一个虔诚的小学生对待老师布置的每一道作业，边翻查有关资料边认真严肃地答卷。
夜深了，笔尖落纸的“沙沙沙”声伴着内房传出的妻子轻微鼾声，那么和谐、那么美妙！
第七十四章　 　回乡祭祖　

到１９９９年底，振华公司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完成产值２９.５亿元，销售收入１０亿元，利税３０００多万元。按公司制要求，改制为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在资产、财务、人员上与控股股东实行“三分离”，同时在思想观念、经营机制、内部管理诸方面规范进行整合。
公司提出２０００年工作思路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改革统揽全局，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抢抓机遇，活用政策，创新求实，壮大科技，调整结构，狠抓规模，名牌拓巿，增创效益，人才为本，增强实力，全体员工，团结奋进，以新的姿态、新的风采、新的面貌、新的业绩、新的希望奔向新的世纪。
这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了解到儿子、儿媳他们单位的事不是太多，就让他俩去单位请了假。因为当初他俩结婚时，曾许愿让他们旅行结婚。我们全家就一起去上海和江苏老家探亲。当时，我和蕴玉两凭原来在南华厂子弟学校时的《教师工作证》，在航空公司买到两张７５折票，小杰小燕就买了全价票，一起飞去了上海。
在上海虹桥机场，蕴玉的妹妹和妹夫来接我们。开始几天住在许昌路口辽原四村蕴玉她二姐蕴芳家，因为二姐夫董学富生病在家，后又搬到四平路四姐蕴兰家。四姐家也就是两室一厅，四姐和四姐夫王占咸一间，他儿子王伟儿媳杨峥一间，我们去了，四姐就让出来给我们，他们一家就挤在一间房里。我们也是一家挤在一间房里，我和蕴玉睡床上，小杰两人睡地铺，不过也真是没有其他的办法。要说蕴玉大哥大哉家，就那么１０来平米一间房，厨房、厕所与别人合用，老两口住了几十年了，当年还有孩子。不也就这么的过来了。要不会说上海是“寸土寸金”。
因为蕴玉父亲去世后，在上海不好安葬，后来到苏州找了个公墓安葬了。这一次蕴玉回去，正好碰上她二哥大智也回来，家人早有安排一起去苏州扫墓。由蕴玉大姐蕴芝家老二黄启源组织，租了两个车。启源在巿政府部门上班，人很精道，办事一丝不拘。几家人一起。那天早晨天不亮，就出发。大哥大嫂从天山路那边气喘吁吁地过来，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儿媳小燕，当小燕叫了他一声“大舅”，他高兴的嘴都合不拢，掏出一个“红包”给了小燕，说：“是我大舅该给的。第一次见，见面礼！”大家都高兴的附合着“哈哈”地笑。
车到苏州，拐来弯去，好不容易找到墓地，大家忙下车，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在蕴玉的父亲墓前，有的拔去杂草，有的忙着将前几天包好的“元宝”和香烛取出来。大姐蕴芝将烧好的菜、饭摆放在墓前的一片空地上，大哥大哉往酒杯里斟满酒，然后，各家取出准备好的纸钱，点着火，烧、供起来。又安辈份走上前磕拜，表示哀悼。这是自蕴玉的父亲去世后我们第一次给他老人家上坟，迎玉满面愁容，内心一股伤感无法表达。
祭拜完后，车子进了城，去“虎丘山”游玩一番。第二天，又全体集中到启源家中大聚会。启源和夫人陈敏以及他们的弟媳储鸣一起，在家烧了丰盛的两桌菜肴，欢欢喜喜地渡过了一天。对小燕从小在山沟里长大的孩子，简直是上了天堂。
然后，我们全家又坐车去了苏北老家。这时，我弟已经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据说买房时厂里给予了一定的补贴。
这时的姜堰已变化不小，原来的“坝口”往西成了“步行街”，北大街一片只留下“刘家桥巷”几处，其余房子全都拆了。北街对面，新盖了不少房子，叫什么“香园”、“詹园”、“北园”，我弟就搬在其中一临街的房子５楼。
一走进去，又宽敞又明亮。进门算个厅，然后，中间一小间我母亲住，小间外是个阳台。两边两个大卧室，“厅”右手边进去是厨房、洗手间。条件不错。我母亲和弟、弟媳都在家。蕴玉第一个进去，走到母亲面前，对她说：
“妈，我对不起你。”
母亲知道蕴玉说话的意思，就说：“不说了，不说了，事儿已过去了。”
母亲是第一次见孙儿媳妇，用红纸包了２００元给她；小杰小燕就懂事地拉着奶奶下楼去玩，小杰又硬塞给奶奶２００元。
弟弟和弟媳很高兴我们全家回来，去买了好多好吃的烧给小杰小燕吃。
这时候，我弟还没找到新的工作，弟媳所在的“胜利布厂”也处在待关闭状态，虽然去厂，也只是报个到，就回来。所以，在弟的陪同下，我和蕴玉带小杰、小燕一起去了我父亲的墓地，烧了纸钱、祭拜后不几天就又回到上海。



　　　　　　　　　　 第七十五章　　难得的聚会

３月１２日再次回到上海，我们仍住在四平路四姐家。四姐夫王占咸在闸北发电厂上班，此时虽已到退休年龄，但是高级工程师，厂里仍在返聘留用，儿子、儿媳都在上班，工作很忙。一个孙孙上小学二年级。只有四姐是个闲人，可以陪着我们，但也有限制，必须接孙儿。
所以，我们就采取迂回作战方法，白天我们都出去，上街活动，中午就在街上随便吃，挑自己喜欢、以前没见过的吃，晚上再回去。这样就省了好多麻烦。
小杰小燕他们就满天飞，找好玩的地方去玩、去吃。
这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是原新疆在学校一起当老师的同事打来的，因我们来上海后已经给他们取得了联系。她通知我们让我们在３月１８日（星期日）９时在周浦镇康沈路上找一家“又一村”饭庄聚会。
这天，我和蕴玉两人换了两班车赶到周浦，来到“又一村”，一看，原来是原六团一中小学部老师房兰花和她先生钱宜开的。钱宜原在六团团部电工班工作，因和学校都住同一大院，他俩就相识，在新疆六团结了婚。后来返城回上海后，两人历尽艰辛，摆过地摊、贩过黄鱼，最后总算盘下这饭店，因为在周浦，“又一村”是独一无二，又别具特色，生意相当红火。现在，钱宜是又跑采购又操大厨，房兰花也是跑前跑后、整天忙的没时间上厕所。正因为他们家开饭店，学校老师已经不止一次在他这里聚会。反正他们是“大老板”。
这天，来的人不少。有祝校长、李国英两口，程天良、陆平两口，我们两口，赵丽娟、顾国峰两口，严国生、奚月蕴两口，鲍振淦、苏秋萍两口，以及汪凤英、徐大宝、孙金芳、刘德宝、程鹏南、班如锦等，摆了整整两桌。
这里要说的是顾国峰，他１９６４年进疆后，先在六团值班连当排长，后来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曾出席兵团召开的大会，受到表彰，之后当上值班连副指导员，１９６９年调团一中当支部副书记（专职），后来返回上海，他与儿子共同筹建了一沙轮加工厂，当上“老板”，厂子办的不错。鲍振淦原在学校教物理，回沪后到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当上了党委委员、副主任。大家边吃边聊，都很开心。
我给钱宜、房兰花说：“真的是感谢你们，不过你们是真正的实力派、大老板。”
“那里，那里，我们这是小本生意。不过大家难得一次聚会，我们是应该的。”
大家在新疆共事多年，现在所流露出来都是真情实感，没有一点虚假做作。
人们不是说上海人“抠”，只要你是去过新疆，再回来，你就绝对不会那样做。据说上次是孙传斌（原学校图画老师）两口从连云港来，场面比这还大，人还多，也是钱宜、房兰花承包了。
这种聚会，有时是以原在新疆的单位（连队）或者片区或者是没有回到上海在外地来上海，只要知道，只要是以前的朋友，就要互相通知来一起聚一聚。
在前不久回到江苏老家姜堰，我一个电话打到老同学兰万生。他也是在返城的浪潮中带着妻、女回到他故乡－－泰州巿。听到电话，他立即喊上原调来泰州的上门女婿莫璟骑自行车到了姜堰，第三天，我和蕴玉及小杰小燕也去了泰州，他们陪着吃了泰州的名点早茶，游玩了梅园（即“梅兰芳故居”）。
这样的聚会，在扩大；这样的见面，将越来越少。慢慢地人老了，不少人已经走了。
这次上海聚会才知道，原来与蕴玉在二连当老师同住一宿舍的孙金芳的老公刘新昌因为得了肝癌去世了，孙金芳回到上海后又重新嫁了一个本分、老实的赵林海师傅，两人恩爱如新婚。孙金芳带过来的一个女儿，跟老赵也相处亲密如亲生父亲。
当然有点遗憾的是，那次没有能遇见原六团一连的人，没有遇见我原来的那些学生，连一点音讯也没有。在老家也没有碰上李宝章、程万宝几个。

第七十六章　　 　戈壁红柳

从上海回到家中，我的思绪一直沉浸在“新疆”这词里出不来。
是的，在我的一生中，有十七年是在新疆渡过，那里的一草一木对我都有着无尽的怀念，虽然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先后怀着热烈的心情奔赴新疆的那些上海知青们，绝大部分都已按政策返回上海。但有一个人，他至今仍躺在那荒漠的沙堆里，仍在那坚守岗位，担当起“屯垦戍边”的重任。
这就是我所写下的《戈壁红柳》：
我早就想写这么一篇文章，纪念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小弟。可是感觉手中的笔太沉重，心情更是沉重，而久久下不了决心。
已经几十年过去了,用现代年轻人的观点,除非他是军人、警察、消防战士一类的特殊人物，可能是谁都无法想象得到的，谁都无法去干得了的。
一个人,早晨４、５点起床，赶着一辆破牛车,走几个小时，去荒芜人烟的戈壁沙滩深处挖红柳。然后，回到“家”已是晚上９、１０点钟或者更晚......
这就是当年上海知青赴疆屯垦戍边众多故事中的一朵小浪花。
故事说的是在生产建设兵团Ｘ师Ｘ团Ｘ营Ｘ连，一个叫许志强的.....
许志强,一个普通上海知青,家住上海闸北区,是解放初从苏北逃荒过来的,母亲因病早年去世,靠父亲在菜场贩卖小菜为生。家庭生活十分清苦，许志强在家排行老三，自幼言语不多但很懂事，上小学三、四年级时一放学就去帮父亲守摊卖菜，从小养成了一种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性格。
１９６４年他１７岁，刚初中毕业，便随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被分在Ｘ营Ｘ连。
这时的他，微黑的脸庞，戴一付圆圆的小眼镜，中等个头，不太结实的身材,一身略显肥大的绿军装,看上去有些稚嫩。我们都称他“小眼镜”或“小弟”。
Ｘ营Ｘ连，百分之八、九十的是１９６３年上海来的“阿哥”、“阿姐”们，经过一年的锻炼，大家已渡过劳动关、生活关、意志关、基本掌握了生产技能，无论是平地、打埂、灌水、堵口子，还是割麦、摘棉花，样样是“好把式”。所以，每天早点名时连长将当天各排工作布置后,就各排、班各自为战，均能完成任务。
许志强来连队后，感觉各方面条件都比自己想象的要好,自己暗下决心：要好好干，自己是自愿报名来的，不能落在后边，不能给爸爸丢脸,不能给自己抹黑！
这小伙子从小就这脾性，说一不二。
他先被安排在大田劳动了半个月,他不怕苦不怕累,在一次棉花地灌水中,三天三夜不下岗,出色完成了８００余亩地的浇灌任务,多次受到连队领导口头表扬。
两周后，他被正式分配到畜牧班。
畜牧班的工作是：负责连队养的３４头牛和５０来只羊。每天将它们放到戈壁滩有水草的地方，由它们“吃喝玩乐”，然后下班时再将它们赶回圈。再就是在牛羊赶走后，将圈里昨天铺垫经一夜牛羊拉屎踩踏的骆驼草、芨芨草、野苜蓿等杂草清理出来，堆积起来“沤肥”。然后再铺上新砍回的骆驼草之类。所以，不管是放牛放羊,还是砍草清圈,都不是轻松的活。
畜牧班共有六人,分两小组,放牛和垫圈每周一轮。许志强与一个叫陶招娣的女生和另一男生分在一组，他（她）们每天都背着军用水壶，带着干粮,翻过六、七道沙梁，走出二、三十公里的路放养牛羊。然后，牛羊自行吃草，可他们自己呢，那就没有事干。开始一次，小许带了本小说，边放边看书，结果牛羊走散了，把它们赶拢到一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以放时什么也不能干，只有三人分三个点站在那守望着。特别是夏天烈日当空，沙漠被烤的如烧红的铁锅灸人难耐，一个夏天他们都要晒脱几层皮。
陶招娣较许志强大一岁，许志强来连队后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动了她，特别是知道许志强的身世后她更是待许志强如自己的小弟，处处关心着他，处处维护着他，把自己的草帽给他戴，把自己的好吃的留给他吃。许志强的劲头更足了,工作起来干劲更大,在班里总是重活累活争着干。
就这样，许志强在畜牧班干了整整两年，畜牧班年年超额完成积肥任务，放养的牛羊个个膘肥体壮。那年春节，连队让许志强去选了一头最大的羊，宰杀后全连包了一餐饺子，还有羊肉泡馍，吃的大家乐开了怀。
节后，连队领导决定，许志强去炊事班任班长。
一连建制，四个排外加一后勤排，一个排四个班，每班１２人左右，全连就有二百五、六十人。除四排是个独立排，驻在三公里外的地方，还有少数老职工自己在家开伙外，在食堂就餐的人也有近二百人。炊事班每天早晨４点起床,上午６点半，中午１１点半，下午６点一日三餐，虽然当时伙食简单，每餐就一个大大的包谷馒头和很少见到肉的蔬菜，但必须定时定量和保证热饭热水供应。炊事班有五男二女共七人，在班长小许带领下，个个干得生龙活虎。不曾想，不到半年，许志强的工作又变动了。
那一天副连长崔大勇找小许，通知让他去四排。工作是在食堂挖柴禾（红柳）。崔副连长征求小许的意见:“一个人去沙包，工作相当艰苦，你看能行吧?”许志强低着头，有些羞涩但很坚定地说:“副连长，你放心，我许志强从小就吃惯苦的，吃点苦我不怕；反正，工作都得有人干，我不去，那还不是要人去。”也正是由于连队领导发现小许的这一特点：自控能力特强，就是他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的监督，就能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工作越是艰巨他工作的劲头越大，才研究决定将他放到那个位置。
四排，位于连部再往上三公里的地方，翻过七、八个沙包，眼前一亮，出现一片树荫。一条从沙包地上踩出来的大道，两边栽着排排沙枣树、胡杨树以及垂柳，再前边是三排平房，一个院落，边上一房间是伙房。 四周也全是高大的沙枣树，再往上就是总干渠。
四排，主要种植蔬菜、红薯，及夏天种的哈密瓜、大西瓜和部分包谷。气候也比连部那边舒适。这里有人员四十多，除几个老同志，也全是上海知青。四排食堂原有一名炊事员，但因为这里四周的沙包里有着极为丰盛的柴禾------红柳，所以一直以来伙房都不烧煤。许志强调过来的任务，就是挖红柳。
稍许熟悉了一下环境，许志强第三天就带上砍土镘，一天的干粮和一麻袋牛吃的草料，单人赶着一挂破牛车出发了。好者老牛识路，吱吱呀呀走了大半天，经过维吾尔族老乡两个村寨，不知越过多少沟，跨过多少坎，来到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只见四周全是一座一座象小山样高耸的沙丘，一望无际，有的已经前人挖开，地上还躺着一些没有运走的红柳树根，有一人多长，干干的，用砍土镘一敲，“邦邦”响。这些红柳起码深埋在沙包里有上千年历史。许志强沿着这先人挖过的地方思量着，很快摸索出一条经验：找那些沙包的基部布满厚厚一层干枯的红柳叶，从沙包背阳的地方挖进去，肯定有家伙，是一根根一人长的干透了的红柳，见火就着；而朝阳一面挖出的往往是还有生长能力的活红柳。许志强就这样越挖越起劲，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排伙房门前的空地上红柳很快堆起了一座小山。
正如开头所讲：除每周星期天休息外，许志强每天早晨四、五点起床，每天晚上八、九点以后回来，就这样周而复始地运转着。有的时候，头发长的很长也顾不得修理。因为他早出晚归，大家都不太知道他。只有陶招娣心里在惦记着他，每个星期天都从连部步行来到四排，为他拆洗被褥，把自己的毛巾和家人从上海寄来的糖果之类送给他，和他一起哼唱“给你一束沙枣花”，和他说悄悄话。
有一次，招娣问小许:“你最喜欢什么?”
许志强不假思索回答:“红柳。”
“为什么?”
“我也说不好，我只觉得，红柳生命力特强，在那沙漠里又没有水，而红柳长得特茂盛，而且几百年干枯了还给人们当柴烧。我如果能像红柳一样就好了......”
“别胡说。”招娣将话题引回来:“那你还喜欢谁?”
“我.....张思德!”
“你说谁?”
“就《为人民服务》里的张思德，他在深山烧炭，没有豪言壮语，我喜欢他。”
“.....还有?”招娣似乎有些失望。
“我......”没有说出。
“十三点。”招娣轻轻说了声,自己脸上却泛起一片红润。她很快转换话题，因为许志强这两天有些感冒，便关切地说:“你一个人去沙包，要小心!”
“没事，你放心，我又不是小孩。”说着，他眉飞色舞起来:“那是另一个世界，经常会有野兔从你身边窜过，还有像四脚蛇一样叫什么虫的在沙包上瞪眼看你，待你走过去它一下子就钻进沙子里了,....姐，有机会，你跟我一块去。”
“还姐，不....不是说过嘛，以后叫我招娣。”
“是，姐！一定改正。”许志强伸了伸舌头，做个怪脸，两人均哈哈笑起来。
就这样，许志强挖柴禾一挖就是四、五年时间。
１９７０年６月的一天，也就是这次谈话的第三天，许志强照老样４点过起床，赶着牛车走了。到目的地，他卸下牛套，支架起牛车，将麻袋里的苜蓿草和一包包谷籽放到车上，牵过牛让牠自由自在地吃着。然后自己扛起砍土镘向沙包深处走去。
他想起，昨天崔副连长捎信来，让他准备下周去团部参加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会议。所以，他决定今天要多挖些红柳。
他找到一个沙包，褪去外套，狠命地挖了起来。眼看一根根又粗又长的红柳显露出来，小许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然而，到中午时分，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黑沙滚滚，一会整个天空漆黑一团，下起瓢泼大雨，小许藏也没地方藏，就这样被淋成个落汤鸡。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天空又恢复明朗，烈日当空。到下午，许志强感到一阵心口难受，但他咬了咬牙，又坚持挖了半天。然后装满整整一牛车比往常多得多的红柳，套上牛，“得儿....架”艰难在往回走去。
老牛开始还小跑了一段，后来，也有点吃劲起来，牠瞪着两眼，两只鼻孔“呼哧--呼哧”喘着大气，四条腿蹬在地上“趴达、趴达”直响。小许也在一边用绳子套在车上帮着拉。走着走着，天已全黑了。许志强感到从骨子眼往外透出一股凉意，肚子也有点饿。这时正好越过一条沟渠，往常只是“噢--!”大声一吼牛车就过去了，可今天牛在死命在往前拉，许志强在一侧往上推，车就是上不去。许志强本想卸下部分红柳，但天太黑了。他想，再冲一次。他又大吼一声，牛在猛使劲，他也在一侧使劲，不料这时牛车朝许志强这边侧翻过来，几十根红柳一下子砸在他身上，他两眼一黑......
话分两头，四排长在办公室坐着，将近夜１２点了,许志强还没回来，这......他感觉情况有些不妙，立即向连队报告。崔副连长马上带４、５个人骑马打着手电从连部赶过来，分析了一下情况，然后立即沿着牛车的辗印向前寻去，终于在一条沟渠边看到了，只见许志强躺倒在沟边，牛车侧翻，车上的有上千斤重的几十根红柳全都压在许志强的身上，有一根又粗又大的红柳砸在了他的头部，许志强已经停止了呼吸......只见那老牛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静静地匐伏在许志强身旁。看到这惊心的一幕，大家纷纷低下了头，流着眼泪，唏嘘叹息......
在连队召开的追悼会上，原与许志强一同战斗过的畜牧班、炊事班的人全都换上一身新装，站立在小许遗体两侧，陶招娣更是哭得泪人一般；副连长崔大勇代表连部致悼词后，团政治部齐主任走上前，将一尚未来得及颁发的，盖有团部党委大红印章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的奖状轻轻地放在了许志强身上......
第七十七章　 　　　新的生命

(小孙孙彬睿100天)

由于我的努力，我被中共中国振华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委员会授予“１９８８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中共贵州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委员会授予“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度优秀纪检监察干部。”
表彰决定认为：该同志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多年，能协助纪委书记抓好集团公司各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能严格按《廉政准则》和“四条八不准”要求，坚持党的原则，遵守职业道德，保持廉洁自律，没有违纪违规问题。能认真执行党的纪律，努力钻研纪检业务，自觉更新知识，工作中肯动脑子、出点子、想法子。对１９９９年各单位送阅的《民主生活会记录本》认真批阅并签署意见或建议。认真建立“厂（处）级干部“廉政档案”，打印了《基本情况登记表》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自查表》分发填报，使《廉政档案》有了实在内容。认真编印《振华纪检通讯》，组织各单位信息稿件１００余篇，其中有的被《贵州日报》、《振华报》选用。认真开展《纪检监察主要工作目标量化考核》的自查和组织人员分片对１１个单位进行互查。该同志两年来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为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
２０００年上半年、下半年我又分别参加了在四川绵阳由电子９所承办的片区会和在重庆由电子２６所承办的电子分会年会。
重庆这次年会，是重庆２６所与武汉７１０厂合办，游览了长江三峡。由重庆出发，顺水而下，会议等活动都安排在船上进行。船过三峡船闸时大约是清晨４、５点时，大家都涌到甲板上观看三峡大坝，只听得远处阵阵隆隆的机器轰鸣，一望无际的水面上耸立着拦河大坝，灯火通明、雄伟壮观、气势磅礴，大家欢呼雀跃。然后船到武汉市，我们又游玩了黄鹤楼、汉正街，观看了长江大桥。
这年初，也就是在江苏老家时，我弟我弟媳见小杰小燕，就买好多好吃的，可这时的小燕开始不太想吃，有了反应。
这次去上海和江苏老家，反正他两是玩了个够，自己给自己买了不少好东西。
后来在上海买到８５折机票，就一起坐飞机回了贵阳。
这时候，蕴玉虽然身体还是不太好，人照样的是瘦。都说可能是在装修特别是油漆那时的有毒气体物质侵入所致。但此时，她不再说关于孩子的事了。
这之前都已和“亲家”家说好了，小燕生养时去凯里，由她妈妈来照顾。
后来在１０月份，小燕就请了休假，去凯里厂里待产。
１１月１０日上午９时４０分，小燕在凯里４１８医院生下了一个胖小子，重６斤９两。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小杰从凯里打电话给我，特地告诉说，是医院妇产科专家级王主任医生亲自给接的生。
凯里４１８医院也是集团公司的下属单位，妇产科主任王燕甫是个专家级医生。她的父亲是公司遵义新风厂原工会主席王云峰，离休老干部，易地安置在石家庄电子５４所。１９９５年我去石家庄开会，在凯里上了火车，当时王燕甫也正好去石家庄，在卧铺车厢，我俩碰上了。当听说我是老干部处的，要去石家庄开会，她立即拿出一叠材料交到我手中，说起他父亲王云峰的事。由于遵义新风厂单位从筹备到现在都没有正式验收，工厂十分困难，老干部的生活待遇根本无法落实。但不管怎样，后来我到５４所开会期间，我又一次认真倾听了王云峰的自述，回贵阳后也找了厂里，部分解决了王云峰的困难。这件事王燕甫对我也很感激。这次小燕在４１８生养，她知道后，很重视，并亲手接生了我的小孙孙。虽然是顺产，本来一般医生就行了，用不着专家级的主任医生出手。我听了此事也很感激。
在孙孙满月那天，我特意去了凯里４１８医院，先在病房看望了小燕和孩子，小燕的母亲正在给小燕吃从家里捎来的鸡汤。
我第一次将孙孙抱在手中，只见软绵绵的粉团一个，两眼微闭，一张小嘴来回吸吮着，很是可爱。
我就又到医生办公室，对医院领导和妇产科的医生、护士表示感谢。晚上我在饭店要了一桌，专请了王燕甫以及院里有关领导，可这餐饭医院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出，他们说：“到了凯里，是我们的地盘，哪轮得上你来请客？”
几个人将我控制好，他们去结了帐。真是没办法。
 第七十八章　三下新云厂

２００１年初，贵州省委、省政府决意在全省范围召开一次党风廉政建设的表彰大会。分配给省国防工办一个先进集体名额，省工办又将这一个先进集体名额给了振华公司。
经与工办一起研究，决定上报新云厂。工办意见：必须先去厂里听听意见。
三月的贵州，仍是寒风凛冽，工办纪委书记杨学军、纪委办公室主任杜兰英和郝书记及我一起坐车，翻苗岭、过下司，来到新云厂。在认真听取党委成员的汇报后，又召开了中层一级干部会议。决定由我来完成上报材料。这样我又先后三次到厂收集资料。最后写成：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企业改革发展》。文章节录如下，
多年来，新云厂党委始终围绕企业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心，努力探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途径和方法，以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取得了一定成绩。
从领导班子成员抓起　　俗话说：群雁高飞头雁领。新云厂党委始终把狠抓班子成员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先后制定了《关于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办法》、《关于加强民主管理、实行厂务公开的实施办法》等，厂党委要求全体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清正廉洁，思想上求真务实，工作上真抓实干，生活上艰苦朴素。坚持“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领导首先带头做到；凡是要求群众不做的，领导首先带头不做”。
原厂长兼党委书记率先垂范，他将集团公司奖给的经营承包奖１.９万元、凯里市政府奖给的“纳税大户奖”２.５万元，全部交财务处作为困难职工子女上学的助学金和引进人才基金。近几年，该厂党员、干部收受和拒收礼品、礼金达１７人（次），收受和拒收的礼品、礼金折合人民币近万元。
几年来，新云厂党委按照中纪委“四条八不准”完善有关规章，先后对办公用车、电话费控制、差旅费使用和来客招待费等经常性活动作了进一步规范。工厂为１０余名供销人员配备了手机，但全厂１０余名厂级领导却无一人用公款配备手机。厂党委还坚持抓每年两次的党政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开展每年一次的党风廉政检查。
抓学习教育　新云厂党委始终坚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着力点：一是以党委中心组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学习教育，二是以中层以上干部为重点对象的干部理论学习教育，三是由各支部组织对党员和要求入党积极分子的学习教育，四是对管钱管物单位人员进行有铚性的学习教育。党委中心组坚持每个星期学习一次。
在组织领导成员和中层以上干部的学习教育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意防止凭文件资料就事论事，只谈干什么，不谈怎么干；只说问题，不说办法；只讲客观，不说主观。努力将学习教育与议事融合在一起，根据议事内容安排教育，使教育的内容离企业更近，贴自己更紧，使学习教育更加充实。
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一是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学习邓小平理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形势任务教育，二是组织学习巿场经济理论，进行改革开放、转机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竞争意识和危机感方面的教育，三是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上级关于反腐倡廉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一系列规定，进行党纪、政纪，廉政勤政方面的教育，四是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孔繁森等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工厂党风廉政勤政的好人好事，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五是组织学习《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行党的宗旨、理想、信念教育，六是组织学习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进一步利用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例，进行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的教育。
抓热点问题的解决　“九五”调迁到贵阳，全厂７００户职工于１９９３年参加集资，到９７年在贵阳“国家高新经济开发区”建了１０幢宿舍，解决了３３２户职工住宅问题。１９８８年底，工厂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款，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安居工程”又兴建１１幢宿舍楼，可解决３６４户职工的住宅问题。宿舍修好后，如何分配一时成了职工议论最多的问题。为此厂党政领导先后１０次，职代会４次研究讨论分配方案，并从方案的制定到最后实施，全部采用公开办法充分体现了民主、公开、公平的原则，广大职工情绪高涨，不但没影响生产，反而当月的产品产量、质量都超额完成计划。
建厂３０年，厂领导班子主要成员换了六届，但无论是新班子还是老班子，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积极探索各种投资渠道，内引外联，采取小步快跑、滚动式发展，使工厂的主导产品钽电解电容，从小到大，先后经历了从产品升级到产业升级再到技术创新三个阶段，使企业的产品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巿场份额、巿场潜力、衍生性能以及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兼容性等方面都具有了一定优势，军品涵盖航空、航天装备系统；民品遍及大江南北，使原来资产不足０.３亿元增值到３.２亿元,销售收入从不足千万元上升到1亿元以上。
第七十九章 　　新世纪到来

新世纪的太阳升起来，２００１年走过来了。
江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２００１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人类社会前进的航船就要驶入２１世纪的新航程。中国人民进入了向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新征程。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很高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向全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致以新世纪第一个新年的祝贺！”
这之前，我突然接到来自家乡《姜堰大众报社》的一份“联系函”，指出：“家乡的亲人难忘远方的游子，无论你走多远，永远也走不出家乡亲人的视线，走不出无限情意。在这世纪交替、新千年来临之际，我们谨邀你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我们写一篇思念家乡、祝福亲人的短文，以１００－５００字为宜......”,为此我写一篇《我是老姜堰》的短文登载在《姜堰大众报》２００１年１月３日第一期（世纪珍藏版）“天涯共此时”栏目，如下：
面对来自家乡大众报社这浓浓情意，心中有千言万语，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１９６４年，２０岁刚出头的我离乡去了新疆，一晃，数十年过去，岁月的磨练已使我双鬓白发，但思乡确实是令人魂牵梦萦。１９８０年曾有过一次回乡的机会，县人事局发出商调函，而同时得到来自贵州的一纸调令，使我与家乡擦肩而过，但终挣不脱对家乡的刻骨思念。
３０多年来，我先后数次回过姜堰，一次一次地吸吮着家乡清新的空气。特别是２０００年３月，我携妻（上海人）、儿（新疆出生）、儿媳（贵州人）回姜堰探望８５岁的老母，面对家乡巨大的变化，我似乎感到陌生。当我用一种特别的“姜堰话”在商场购物时，售货员投来惊异的目光，我立即申明“我是老姜堰......”。我利用一切时间奔走在儿时走过的大街小巷，温习着往日的旧梦......
如今我已祖孙三代,思乡之情更是迫切,我时时都在告诫自己:“我是老姜堰！”
仅借《天涯共此时》专栏，祝福家乡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这年中国监察学会电子分会上半年活动由成都３０所承办。通知书下达后，这一次郝书记决定和我一起前往参加。
他让我订好两张去成都的飞机票，但考虑成都双流机场比较远，我就想起成都十一设计院的组织部的补莎莉部长，因为我们以前一起开过多次会（她们部也负责老干部工作、纪检工作），一起游玩乐山大佛和西安兵马俑，算是熟识、也是朋友。就打个电话过去，她一听是这事，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因太忙，接机那天她来不了，特请别人在机场接我们。等我们开完会，那是7月13日晚上，补部长又专门来到３０所招待所看望我们，还送我和我的领导一些土特产。那天晚上，虽然时间不久，而我们谈的很投机。她是四川绵阳人，穿一身花连衫衣裙，她的得体、大方、热情、好客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
这次会议安排在四川广汉，会议期间专门安排去了“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１２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的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据说是１９２９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１９８６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进入三星堆，一个硕大无比的人面铜像 “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骨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多少有些类似埃及人、犹太人；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三星堆文化是与世界上的最兴盛的古文化时间相当的，有着自己独立的起源和独立的发展脉络，并且高度发达的区域性文明。所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意义重大。
据说好多中央领导都来看过，我们都觉着来“三星堆遗址”很有价值。
也就在这后不久，大约是１０月份，弟来电话告诉，说母亲身体又大不如前，有一天在家中厨房，突然人跌倒，不省人事，大便也拉了一身。
下半年年会安排在江苏无锡由华晶集团公司承办。我去了，开了个头，我就跟主管人员请了假坐车回了姜堰。一看母亲基本上还能自主活动，也就放心不少。
可这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电话铃声阵阵，我鞋也没顾上穿，走过去接电话，只听得电话里一阵呜咽声，是蕴玉！她断断续续，边哭着边说，似乎吓破了胆：“你，你，你快回来，我一个人在家，我怕，我怕.....”
原来这天是孙孙满一周岁，亲家在凯里为他做周岁生日，请了不少人，儿子小杰下午也赶去了凯里，家中就蕴玉一个人。由于自己身体不好，平时胆子也小，所以到半夜，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灯光也忽闪忽闪，越睡不着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越睡不着，这样就拿起电话打过去。可是我是在千里之外，我急得实在没了办法，就这三更半夜，给郝书记家打过去电话，告诉了他蕴玉的情况，请他帮助想办法。后来知道，郝书记半夜三更起了床，叫上一女同志，来到我家，让蕴玉去医院，可她又死活不去，最后是郝书记动了真火，下死命令，才将蕴玉连夜送去医院。
第八十章 　　脑出血

我给郝书记打了电话后，也顾不上再睡觉，就这样眼睁睁到了天亮，赶快在姜堰街上找到一家卖飞机票的连锁店，买到一张第二天从上海去贵阳的机票。当天又马不停蹄赶到上海，第二天从浦东机场坐上飞机，下午５时多到达贵阳。车队司机王富民早在机场等候。待我到医院一看她人已经回家了。
过后，到１２月，一次正好集团公司召开各单位厂长会议，华联厂厂长黄光进来了，我给他打了个招呼，就用他的小车，我和蕴玉坐上去凯里厂里将小燕和孙孙（小杰起名叫“彬睿”）接了回来。小燕也正式上班了，家中就请了个保姆，和蕴玉一起带。
我去办公室也忙起自己的事。
为迎接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和中纪委第七次全会精神，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理论及纪检监察业务知识的学习，在集团公司纪检监察工作全年计划安排中已写下“年内组织党的基本知识竞赛”，后来，《中国监察》杂志社也下文，从５月下旬至７月１日组织开展《迎接十六大党风廉政建设知识有奖竞答活动》，我们考虑《中国监察》的知识竞答，一定要组织参加，但他是全国性的，中奖率肯定不高，所以我们决定，两个竞赛都要搞。以公司的竞赛促《中国监察》的竞赛，具体是：我们从公司行政要了些费用，用于对参加公司竞赛获奖人员的奖励，但对其中“单位组织奖中“《中国监察》的参赛人数”将是一主要依据。所以，各单位都很积极。认真组织党员学习有关知识作好充分的准备，保证了《中国监察》的参加的人数，到６月中旬，已有６４０名党员干部参加《中国监察》的答题，不少单位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也认真组织，全体厂级及党员干部都参加。最后，集团公司获《中国监察》颁发的《组织奖》奖牌。公司的知识竞赛也圆满成功，从１００％正确的答卷中，由各单位纪委书记参加抽取，一等奖３０名，二等奖５０名，三等奖１００名；“单位组织奖”５名。
这期间，我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己编印了一本简易《五笔汉拼字典》，收集了３６２５个汉字，以五笔和汉语拼音互查方法，具有简便、快捷特点，先是按汉字读音，取第一字母，再按汉字第一笔顺，按编印的“检索表”很快就能查到该字的五笔或汉语拼音打字方法。印好后，送了不少初学者，大家都称赞：一学就会，易学易懂。
　　可是不久，我与死神相遇，差一点就去见了阎王。
　　２００２年７月３１日，星期五。那天下午我和郝书记还在办公室研究准备去镇远那边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的事。我们纪委每年一般开两次工作会，一是开春，年度工作安排，二是下半年，对上半年工作小结和再布置下半年工作。这次去镇远是下半年会。去镇远是让大家出去长长世面。开了一下午，基本都定下来，就等下周具体落实。
　　晚上吃过晚饭，大约七点。也怪，以前这时候我都是坐下来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可这天，我却下楼（我家住五楼）在院子里陪不满二岁的孙孙玩，我先带孙儿坐童车，后来儿媳下来就抱他出去了。
可不久，突然天空阴云密布，雷电交加，“哗啦啦”下起了大雨。我在楼道站了一会，雨还在下，感觉有点凉，脑子想要给孙儿送伞和衣服，就返身上楼。
待上到四楼，突然看到华联厂黄光进厂长的妻周学英和她女儿黄媛从四楼陈开芬家下来。陈开芬原是公司工会会计，周学英原在厂里也是厂工会干事,她们一直相处很好。
　　我立即邀周学英和她女儿到家坐。周学英有好久不见，她女儿黄媛是来公司报到，明天正式上班。当时我显得异常激动，也有点语无伦次，一边说：“祝贺祝贺，明天我请你们吃饭，”一边端茶切瓜又拿上雨伞和衣服，开门下楼。
　　待我走到四楼，我发觉左腿突然不听使唤，发软无力，我用手拉着楼梯扶手，抬起左腿想用力向前甩也甩不动。当时我也不清楚是怎样走到了二楼，就再也无法动腿了，我瘫坐在楼道上，嘴角不自觉流下口涎，我知道我这是中风了！我全身无力，口语不清地喊叫着，可无人回应，但我脑子清醒，我用右手拿出挂在裤腰上的手机,给妻打电话。
后来来了好多人七手八脚将我就近送到四一八医院在这开设的分院。但由于刚才的雷击，ＣＴ机无法扫描检查，只好将我安置到“特护室”留观。刚送去不久，医院就给下了“病危通知书”。
挨到第二天上班，公司来了不少人先从三楼将我抬到一楼做ＣＴ检查，继又抬上三楼。一会又来了不少人看望我。再一会，公司主要领导也全来了。这时，我心底里清楚，因原来我搞过老干部工作，清楚这主要领导来就是一种“临终告别”仪式。我问自己：大概是我真的不行了？可这时我的脑子很清楚，公司工会的龙小珊来了、办公室的蔡小兵、赵红梅来了......房间里挤满了人，一个小护士进来说：“请大家出去，病人需要安静。”大家都不理。谁来了谁没有来，我都很清楚，但不管怎样，来了那么多的同事、朋友，我激动的眼泪也不自觉的流出来，“鸣、鸣”地哭了。妻蕴玉不知发生了什么，又赶紧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边哭边说：“你，你冷静点，不能激动，啊。”
不过，我还是挺过来了，经ＣＴ检查，医生说是丘脑出血。所好一是出血量不大，二是当时没有摔倒形成脑部损伤，三是送医及时。但就这样，医院还是先后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没有敢交给我妻蕴玉，而是送交给了郝书记。
　　总的一句话：是我的命大，与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这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小时候去捞蝌蚪，掉到河里，第二次是在上中学时被电打，这在我《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有描述。
　　这次脑出血，究其原因，还是饮酒过量。就在出事前，我去了凯里，在一些厂里“老朋友相见满三杯再说其他”，就这样，中午、晚上是逃不脱。酒喝多了肝火旺，这就有了那天见了朋友心情特别激动.....看来这酒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病后我也就戒了酒，做到滴酒不沾。
　　再说这脑出血后，我整个人一下老了有１０多岁。一次，我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退休后二年），碰到一个看上去跟我差不多年岁的老者。
他问：“你今年７０几？”
我诧异了，但立即回过神。
我开个玩笑：“快８０了。”
他说：“啊，看上去好年轻！”
“好年轻？”－－－我的心好难受： 第八十一章　丁正海　你在那里

(丁正海1964年8月照片)

我说过，对有恩于自己的人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要知恩感恩。这种恩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大恩大德，哪怕是一小点点恩惠，我们也不能忘怀，同样要知恩感恩。
我为什么要一再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几十年来，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我要感恩！特别是在我生病的时刻，我的思绪万千，想起很多往事，这事又特别的在我心头久久不愿离去，也因此，今天我要发出这《寻人启事》，请各位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你见到过这篇《寻人启事》的，你就一定要帮助我，帮助我共同来解除这块几十年的心病。
情况是这样的： 丁正海 男 江苏省如皋人 年龄约63--64 1959年考入江苏省苏州蚕桑学校 1961年应征入伍赴舟山群岛服役....... 当时，我和丁正海同年考入苏州蚕校，同在一个班，住的上下铺，又都是苏北老乡，时间不长就成了知已，用现代的话就是“哥们儿”。
１９６１年征兵工作开始后，我们全班男生都参加了体检，结果只有包括丁正海在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应征入伍，而我却被查出患有肺结核病与征兵无缘。那时候的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时，就开始内心烦躁、面孔燥热。开始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还每天坚持着上课，有时实在不行便趴在课桌上，为这还受老师不少批评。当时正是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自己家庭经济条件太差，虽然学校属半供给制，不缴学费、伙食费，但吃的质量很差也吃不饱，常常没菜就喝可以照见人影的“酱油汤”，一度曾多数同学患上浮肿病。我当时的胃也不好，学校照顾每天中午一餐＂病号饭＂（一碗面条），常常吃饭后到学校医务室去喝一种“氢氧化铝”的药。
这些情况，我都在写给丁正海的书信中尽情倾诉，他也常常来信从精神上安慰我。
拖了有几个月，学校让我去医院复查，结果病情没有好转，学校决定给我配点药让我回家休养，而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连回乡买一张车票的钱也拿不出，我只好又给正海写了一信，丁正海收到信后立马从邮局给我汇来了８元钱。要知道他们在舟山群岛服役，也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就一点点微薄的津贴费，他节省下来寄给了我......
我回到家中，父母为我操心，而我却很烦躁，也就没有心思给正海写信。
休养不到两个月，学校又突然通知让回校提前参加毕业考试。
原来，根据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的中专技校被砍，全部下马、停办。考试完学校就放羊了，全校同学回家，毕业生也不分配。
我回家后，整天像一只无头苍蝇似的，坐也坐不下来，慢慢我就断了与正海的书信往来......
后来，我去了新疆，１９８１年又调到贵州工作。
几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我常常思念，也曾经打听，可是有谁能告诉我？
丁正海，你现在哪里？你过的好吗？你能体验到我对你的思念吗？你知道我这几十年来内心的痛苦吗？
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不知如何报答你,我想你也绝不会要求我对你的任何报答,而我也只想见你一面并当面对你轻轻地说一声:谢谢!
只想让我们这种纯真的友情代代相传。
联系：ＱＱ３７０２１０６７２

 第八十二章　 　母亲去世

我也是终于又逃过一劫。在医院，一开始几天，单位里派人，每晚２人值班看护我。后来待我好转一些，就是蕴玉一人整天整夜守候着。这时在我倒下的第二天就已将孙儿送到凯里他外婆家。
从一开始，我整个人的脑子是清醒的，讲话也没障碍，基本是口齿清楚。仅是左侧身体僵木，左手、左脚不听使唤，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这时吃饭什么的都是蕴玉在服侍我，喂我吃，帮我翻身。就这样躺了几个月。
在我住院期间，不少单位纪委的领导同志前来看望和慰问我，有省工办纪委书记杨学军、办公室主任杜兰英、有公司永光厂、宇光厂、红云厂、华联厂、４１８医院、都匀技校、凯里电校等。今天写在这里，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后来我能就慢慢地下床练走步，蕴玉扶住我像个初学步的幼儿那样，从起步开始练习，我恢复的还好，后遗症不大，整个前后有７、８个月，我就能拄着拐杖走了，我又继续去办公室。
我们又将孙儿彬睿接回来，继后就送了“宝宝乐园”托儿所。这时的蕴玉，身体似乎非常的好，不然我生病住院这么大的事，她是承受不了的，起码在精神上也是要垮的。大家说，这是自她带上孙儿以后，才有的变化，是孙儿给她带来的福音，使她的身体素质变好了。
也确实是，她的那“癫痫”病也就没有再犯过。
２００３年３月，根据公司干部老化问题，公司按照“本人自愿干、群众拥护干、领导批准干”的原则，公开选拔、竞聘两总部部门领导职位，参加竞聘的人员达９０多人，结果有２０余人胜出并上任新的领导岗位，公司纪委副书记岗位由久达厂原党委书记夺得。像我这样的一批人被宣布“退居二线”，当调研员（还在纪委上班，只是没“岗位”）。公司纪委及时召集各部门新上任领导干部会议，进行党风廉政教育。郝振生书记在会上要求新任领导干部，必须牢记一个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正确树立“三观”－－“人生观、权力观、利益观”；严格把握“四慎”－－“慎权、慎独、慎初、慎微”；认真执行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的“五个不准（字数太多，略）”。
当调研员期间，我还陪新上任的公司纪委副书记宋本源下厂转了一圈，到各单位熟悉情况。去了凯里华联厂、红州厂、都匀红星厂、南华厂。
到２００４年１月我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成为一个真正的退休人员，“享受正处待遇”，在“社保”领取退休养老金。
这年春节，正月初九（即元月３０日）,我们全家正带着孙孙在贵阳街上商店里玩，忽然，手机响了，虽然我灵感告诉了我这是一噩耗，但当弟弟在电话那头，说：
“妈妈她......走了。”
我还是很吃惊、很伤心，我只说了一句：“我马上回来。”当即从街上“打的”回到家中。经商量，由我和蕴玉回老家奔丧。
第二天，我们就坐上飞机，中午到达上海虹桥机场，然后乘坐机场通勤车到“徐家汇”，直接到去苏北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当晚５时到达姜堰弟家。
灵堂就布置在房外间“客厅”，我的母亲遗体已被安放在一张用门板搭起的床上，身上罩着白被单，脸上也盖面巾。我和蕴玉立即上前跪在一放好的棉垫上给母亲磕头，心中充满愧疚，泪水不由自主在滚落。心中有好多的话要给母亲讲，但此时只是边流着泪说：“妈，你老安息吧。”
我南京二哥、二嫂已先我到达家中，弟弟、弟媳以及我舅家的几个孩子、我的表弟黄诚、黄俊、黄华等都在家中帮忙。
我舅与我母亲是同父异母，母亲年长我舅１３岁，自小可以说舅是我母亲给带大的，可不清楚，我母亲去世，舅是一步也没跨进我弟家的门。
现在就等在内蒙的大哥回来，一直到３１日夜里近１１点过才到达，大哥、大嫂和他们的长子文华一起回来了。大哥似乎仍旧穿着１９７８年回姜堰时穿的那身蓝色羊皮袄，戴一顶毛线帽，一路颠簸回来，一脸倦意，更显苍老。
我们全家都在等着他们的到来。
大哥、大嫂先后在母亲遗体前磕拜，大哥说：“妈，不孝儿给你老磕头，儿回来晚了。”
陈家长孙文华此时也上前磕头，口中喊叫着“奶奶”，嚎啕大哭。文华曾在高中一段在姜堰老家念书，奶奶对他是百般疼爱。
当晚，就将事先准备好的纸钱由我们弟兄给母亲烧了（按习俗在今晚一定要烧），一直烧了一个小时。
睡了个囫囵觉，大家又起床，护送母亲遗体去火化场火化。因是请的丧葬“一条龙”服务，很多事也省了我们麻烦。
火化后，我们又捧着母亲的“骨灰盒”去到“姜堰巿公墓”，举行了简单而又庄重的“合葬”，将母亲的骨灰盒安放到父亲的墓穴中。大家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个个仪态凝重，看那些工友们在劳作，墓穴起封后，我们排着队在绕墓穴走着，随手将一些硬币扔放到墓穴中。
母亲平时节俭，存有一万余元，共四张存折存放在舅舅那里，二哥和弟先前去取了回来。就这母亲积攒下的一万余元成了处理自己丧事的全部费用。
从１９６２年我苏州蚕桑学校毕业，背着简易的行囊，回到父母身边，１９６４年９月启程去了新疆，到现今已满打满算有４０个年头，４０年风霜雪月，坎坎坷坷，我总算自己也已变成一个“老人”，自己也当上了父亲、爷爷。可对于我自己的父母，我没有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没有尽半点赡养责任，没能在老人需要的时刻陪伴在他们的身边，虽然每月按时寄一些微薄的区区几十元钱，可那又能解决什么？一个人老了的时候，他最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一点也不了解。据说，母亲最后也只是摔了一跤，只是不省人事，但如果能及时送到医院，可能活过９０岁是不成问题的。而我们当时没能及时回到她老人家身边......
在这样的时刻，心中充满愧意，想了很多很多，但我要感谢，苍天大地，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予了我生命，带我到人间，是他们养育了我，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的道理和遗传给我的那对工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那宽厚仁慈的品质，才使我有了４０年的发达。
同时，在我的４０年中，我也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因为在我离开父母走上工作岗位特别是我与她结婚后、在我生病之后，是她处处、时时陪伴着我、支撑着我，给予了我力量,使我能在工作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另外,我也要感谢我的儿、我的儿媳,是他们为我生下了我的孙孙、我的生命的继承人。我还要感谢的是那些曾经是我工作中的领导和同事们，不是你们，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和成果。我还要感谢一切的人们，是大家构筑了和谐、平安的社会，才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
４０年，一个人生命中宝贵的４０年！人生中仅有的一次，没有第二回...... 《刘家桥巷》

《正在崛起的姜堰巿》
火车开到姜堰

　　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庇护我们弟兄长大成人的两棵大树，如今都已倒下，只留下我们弟兄－－一个在内蒙、一个在南京、一个在贵州、一个在老家。什么时候我们再会面？在母亲断七的那天，我根据大哥记录的一点“家谱”，写下了一篇《祖籍地》，现在我庄重地把她放在我这篇文章的结尾。作为我的结束语。
据有关资料，在中国，陈姓是一大姓。常言道：一笔难写两个陈，五百年前是一家。虽然现在我们无从考证五百年前的陈姓氏族状况，难以断定姓陈的谁与谁本是一家，但五百年后的今天，作为陈姓的一个分支，从江苏姜堰又分杈内蒙、南京、贵州，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为让百年后陈姓后代知晓这分支、分杈的细枝末节，他们的根在何方，我们特记录下这《祖籍地》，一方面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情况告诉他们，一方面也有利于今后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祭祀。
在江苏省苏北，有一个并不显眼的镇子---泰县姜堰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这里是贫困落后的地方，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祖祖辈辈衍生的地方。现在，她已经更名江苏省姜堰巿，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城巿，而且必将成为中国有名，世界知名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们的祖籍地。
曾祖父陈肯堂（辈分以笔者计，无从再往上追溯，拟定为第一代）留有六个子女。其四子陈辅臣后来成了我们的祖父。其生于１８８６年,卒于１９３９年，职业为店员。因一次守夜值班中，一伙盗贼撬门入室被发觉，一把火烧毁了店铺和账本，祖父被逼变卖了祖房家产赔偿。从此一撅不振，于５３岁时气绝身亡，时长孙２岁。
父亲陈墨林，生于１９０７年，卒于１９７８年，自幼学徒，一生平淡。解放后一直在泰县棉百商店任会计，解放前夕曾集体参加国民党。其共生有六子：第四、第五两子因病于１９４９年前夭折。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时候，祖国并不强大、富裕，我们全家也随祖国一起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由于在祖父手中将祖上房产卖去，“陈”家就成了真正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镇乡结合处到处租借房屋，真正是颠簸流篱。到１９５０年三弟７岁时才搬到镇上，租住在房东（沾上一点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王家房子----姜堰镇北大街刘家桥巷４号,一直住了３０余年。
在这３０余年中，陈家在“刘家桥巷４号”历经了巨大演变：(按时间先后)长兄去内蒙、祖母去世、三弟去新疆、二弟结婚、父亲去世和随着房东六个儿子长大成家，母亲和四弟被迫搬出......
由于家境贫寒，全家包括祖母、母亲、弟兄数人，全靠父亲一人每月３６元的工资度日。长兄读完初中，下乡做了一段民办代课教师，于１９５６年支援边疆建设去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钢铁公司白云鄂博铁矿当了工人，并在那里成家生子，直至退休。（注：２００７年８月３日因病在包头巿去世。）留有一女二子仍居住在白云，其长子武汉钢铁学院采矿工程学士学位，现任白去铁矿车间主任兼书记。
二哥自幼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父母省吃俭用，克力培养，供其读上南京大学，后留校执教，由于其在数学教学方面有独特成就,升为教授。现有一女一子。其子１９９８年南大电子系本科毕业，２００３年南大电子系硕、博连读毕业现南大任教。
三弟１９６２年毕业于江苏省苏州蚕桑学校,因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１９６４年分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六团工作，１９８１年调贵州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公司。生有一子，现在贵州省贵阳市国营八七三厂１１０车间工作。
四弟初中毕业后，因文化大革命未继续升学,一直与父母共同在姜堰生活。由于三兄长都在外地，赡养老人的重任主要落在了四弟身上,特别是搬出“刘家桥巷４号”后，一直居无定所，四处飘荡，又加之“三机厂”破产,失业在家，处境十分困难，所好继后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临时工作。其子大学毕业后也在南京谋到一份差事，已在南京买房结婚,心中安慰些许。
俗话说：叶落归根。但长年在外的人，又建立起自己的新的根基，要回去又谈何容易。现如今，我们都是过６０岁的老人,大家感慨万端，相约十年后再聚姜堰。
　　虽然我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籍地。
　　而且，在我几十年内几次返乡，反复听到的一个关于“刘家桥巷”的传说，使家乡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直到２００４年我又一次回到姜堰，再一次回到“刘家桥巷”我原来居住过的老屋，再一次聆听原来的房东，现已近九十高龄的王老伯讲起这传说，和亲眼看见那一批批的来到这“刘家桥巷１号”又是拍照，又是摄像的人们，我终于是听懂了，相信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
　　这个传说是这样的：
　　解放前夕，在姜堰街上开有一家“胡记”茶叶店，店主胡敬之老先生为人忠厚老实，店内茶叶品种多，质量好，买卖不掺杂耍滑，生意十分红火．胡老先生是从安徽绩西过来的，当时就租住在“刘家桥巷１号”的一二层小楼上，膝下生有一男二女。该男孩就出生在这小楼上，５岁左右随亲人去了泰州，后来就在泰州上学。胡夫人李文瑞于１９４９年过世，年仅２９岁；胡老先生１９７８年去世，享年５９岁。１９９７年，二老的墓移至姜堰公墓内。
　　所以，前面我说，待有朝一日，当这一美丽的传说正式向世界公开之时，姜堰必将成为中国有名，世界知名的地方!
　　姜堰，历经数十年苍殇，现在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建起来，火车开到家门口，有了“城巿”的味道，虽然她留给我们记忆中的只是贫穷和辛酸，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祝愿她建设得更好，家乡人民生活的更好，我们弟兄甚至我们的后代还是会回“家”去看望她的，因为她终究是生我养我的故土、祖辈衍生的地方，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祖籍地”！！

　　　　　

　　　　　　　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下午１３时３０分脱稿　三月十日修改完

   后记 ２００７的那个夏天

２００７年，算起来应该是我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他的出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初一。 　　这年的夏天，我和妻蕴玉商量，决定利用暑假学校放假的时间，带孙儿彬睿回老家－－江苏省姜堰巿，一方面是带彬睿去我父、母的坟头祭拜、认祖，算是对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一方面让他利用假期去江苏、上海游玩一次。
这次去上海、江苏，短短一个月零几天时间，我们却经历了长时间３９度以上高温天气的煎熬；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每天都在高速运转；遇见了几十年未见到的老朋友，经历了亲人庆寿的欢庆和和失去亲人的悲痛，也促成了《我这四十年》文章的诞生．．．．．．
说起来有点啰嗦，不要急，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孙儿彬睿当时刚七岁，等玩一趟回来，正好上小学一年级。在他六岁的那年春节，他爸、妈带他坐飞机去了一趟厦门。所以这次，彬睿自己说要坐火车。 　　也在这时，接到上海来电说，蕴玉的大姐夫要过八十大寿，时间是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阳历８月４日），蕴玉北京的二哥大智要为大姐夫祝寿庆贺，发来《请柬》邀安徽蕴玉的三姐全家、我们全家到时都去上海聚会。
　这样，我们更坚定了“回”的决心。    我和蕴玉去火车站买好票后，我给从新疆六团一中调到徐州巿铜川某县委党校的朋友程天良打过去电话，他说，他也正准备７月下旬利用假期带孙女去上海。我们就约定了在上海的会面时间。
接着，我又给在上海某银行工作的原在新疆六团学校时我的学生靖钰打电话, 告诉她说，我和程天良老师在７月份将去上海，她听了很高兴。程天良曾在靖钰高中时教过她。当时，靖钰就说：等我们到了上海，她要请我们和祝校长及其他的老师一起聚会，让我到上海后一定和她联系，再定时间。
７月８日下午，火车正点到达上海南站，蕴玉的妹、妹夫和弟都来接站，然后“打的”到了四川北路武进路的老房子，现在是她妹住在那里。蕴玉的妹妹淑琴当年曾去江苏大丰插队，后返城就一直住在武进路。当晚，由淑琴的儿子小炽请我们吃“全鸭”。小炽在一家日本人的企业上班，工作紧张但待遇不错，自己买了房，买了车，他的妻张海宁也在一家外企工作，年初生了一小宝宝。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吃饭时，我给靖钰打电话，她说她近日急着要出国去女儿那边，大约十多天时间回来。我说，我也正好要去苏北，也要十多天。然后我和靖钰两初步将聚会时间定在了２６日，她让我通知祝校长两口子，天良老师两口子以及其他原六团一中的几位老师。
在上海休息了一天，１０日，我和蕴玉就带孙儿彬睿去了苏北姜堰。弟弟陈建和弟媳红梅都很高兴。这时候，江苏的天气已是很热，弟和弟媳要将他们的主卧室让给我们（内装有空调），我和蕴玉坚决没同意。我们在另一个房间，打开两个电风扇，晚上就在地板上放一张席子睡。白天，弟媳还从邻居家请来一小朋友成成陪我孙儿彬睿玩。不到一小时，两人就成了一对好兄弟。
这时我弟在一家工厂上班，５０多岁的人还要“三班倒”，很累人的。弟媳工厂已关闭，拿一些基本生活费，再要等几个月才能办“正退”，他们的生活过的很清苦，吃的很简单、节省，平时电冰箱也不开，见我们回来，才打开，买些冰棒放在里边，让孙儿彬睿吃。还每天变着花样，烧些江苏特色菜给我们吃。
他们的儿子冬瑞大学毕业后在南京谋到一差事，已找到一女朋友、买下一套二居室“二手房”，并定在这年的１０月１日结婚。蕴玉当即拿出２０００元给弟媳，说是给冬瑞的礼钱，弟媳说：
“已给他们打了电话，下个周六就回来，三伯一家回来不容易，一定要见见的。”她让等冬瑞回来时，由我们将钱亲自交给他们。
这次回姜，由于天气太热，一动就是一身汗，我们除带孙儿去姜堰公墓我父、母的坟上祭拜，去“刘家桥巷”老房东家拜望，基本哪也没去。连老朋友游武雄、黄明珠也没通知，因为在２００４年我母亲过世我们回去时，当时就住到他们家，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感觉不好意思，就没与他们联系，但最后还是让他们知道了。已是７月２０日，那天下午，他夫妻两找上门，还带上几只在家烧好的菜给我们，对我说：
“你太不够朋友了，怎么说，回来都应该说一声的。”
搞的我很不好意思，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黄明珠说：“你不是一直在找李宝章，今天下午我看见他了，不过他在南京的女儿要生孩子，宝章两口已去南京了。”
我赶紧说：有电话没有？
她翻出一本本，告诉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立即打过去，四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听声音还那么熟悉，他问我在姜堰待多久，我说：
“真遗憾，我已买好２３日去上海的票了，”
他说：“那．．．．．我明天回来。”
我说：“你女儿不是生小孩？”
“不要紧的，已经生了，一个丫头。”电话那头，很兴奋的语气。
２１日，星期六，冬瑞和他未婚妻王春花从南京坐火车回到姜堰，上午１１时到，我和蕴玉专程去姜堰火车站接他们。冬瑞从南京买了“南京板鸭”等土特产回来给我们，蕴玉也将２０００元礼金给了冬瑞，还带春花去街上商场里给她买了一套新衣。下午５时左右，宝章也坐火车从南京回来了。
这天晚上，就在我弟家，由弟媳操办，搞了一桌菜（白天就准备好），请来李宝章，游武雄、黄明珠两口，“刘家桥巷”房东家老大、我儿时朋友王秋林两口，以及我们、我弟一家一起欢聚。吃了饭，冬瑞和他未婚妻坐９时火车返回南京。
这天，我们一起坐了很晚，谈了很久。临走，王秋林一定约我第二天中午去他家，说是老爷子的意思，我不好回绝，只有答应。这样，李宝章说：那，明天晚上就在他家，大家一起去。
２２日中午，我们去了我们家原来居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刘家桥巷”，年届９０高龄的房东王老伯陪我们一起吃了饭，又讲起了关于“刘家桥巷”的那美丽的传说（见《我这四十年》）。
晚上就在李宝章订的饭店聚会。他硬是打了好多电话，将程万宝也找了来。这李宝章，当年插队，回城后回到“姜堰扬剧团”，以后当上小头头，再以后与一大学毕业生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程万宝回城后考上一所大学，现在自己办了一所工厂，也是成日忙的很。大家边吃边叙谈各自的经历，都是丰富多彩、感慨万端。最后，宝章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蛋公发给大家，说他女儿在南京生了个姑娘，一脸的高兴。
２３日我们告别了亲友，回到上海。临走时，蕴玉硬塞给弟媳１０００元钱。
第二天我们在四平路蕴玉四姐蕴兰家待了一天。
２５日，我们就去了南翔祝善生校长家，当晚就住在他家。
２６日和校长一起径直打车去了靖钰约请的饭店――位于娄山关路上的“东方国际大厦”。由靖钰和她先生赵戈飞作东，宴请我们，参加的有：祝校长、李国英两口，程天良、陆平两口和他们的孙女，我和蕴玉及孙儿彬睿，另有秦奋老师、徐佩彩老师、徐大宝老师，原六团一中靖钰的同班同学王琳（也是新疆时我的学生，现在上海某单位组织科科长）也在座。靖钰说：甘爱萍（原我的学生、现在上海某大学教师）因有急事回了新疆，不能来，但让我代问各位老师好。
这里要说说秦奋，她就是原在新疆六团一连，文革时的“老对头”。后来，她比我先调到团部一中当老师。等我调进一中，她又调到山东了。这次见面，我两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她说：“想起来好笑，笔杆子对笔杆子。反正你写一张，我也写一张。真是好笑！” 她还说：
“不过你老陈应该拿起笔，写点东西，现在是ＸＸ人在北大荒、ＸＸ在内蒙大草原，就是没有写上海知青在新疆的。”
在座的人都起哄，让我写。我只好摇摇头坐下，说：“我想想，我想想。”
到下午３点，宴会结束，大家依依不舍分别。
正好蕴玉的大哥大哉家就住在娄山关路，与大家分别后，我们就去了大哥家。刚坐下，靖钰打来电话，问我到哪了，我告诉了她地址，她让单位上的司机专门开车找到我，给我孙儿送了几大包糖果。
２７日，我和蕴玉带孙儿去了宜川四村，在原新疆时一起在扎木台“工宣队”的朋友侍才扣家作客。在闲聊中说起“祝美凤”几个人，但电话打过去就是没人接。
２８日，按照约定，我们坐“轻轨４号线”到了“张江”。原新疆六团基建连与我住隔壁的王剑云和妻肖继囡开私家车“东风标志”到“张江”，接我们到南汇区宣桥镇他的家中。
这王剑云，当年进疆后，先是在值班连当司号，以后调基建连任警卫，住我家隔壁。他有一儿子，我们叫他“大眼睛”，比我儿小一岁，两人一起摸、爬、滚、打。我调团部一中后，他当上了第三任文教。１９８４年他举家返回上海南汇，王剑云跑过码头、贩过黄鳝、当过裁缝，吃了不少苦头,后来搞起“园区餐饮配送服务”,自己当上“总经理”，家中盖有一幢三层小楼,买了小车。两个儿子也都已自己买了房,三层小楼就他老两口住，特显清静、空闲。所以，那年他打听到我们在贵州家中的电话，就一直邀我们到上海时一定去他家小住。
将我们接到他家安排住下后，他又马不停蹄，去二十多里外接来原在基建连时、几十年未见面的同事何迸两口，沈志明两口，都是新疆老朋友，大家谈得很开心。就是这一次，何迸告诉了我关于在基建连时，我在家中墙上写下的“打油诗”，连长几个欲将我打成“反革命”的事，大家都感到好笑。
第二天，我们就在他家休息，参观他的“园区餐饮配送服务”作坊，边看，王剑云边给我们介绍，说这餐饮配送第一讲究卫生，第二是质量，第三是价格。我们看见，那些员工都穿着整洁，作坊里地净、盆净。这时，只见王剑云对一年纪比较大的女员工大声喊叫起来，他说：“王师傅，不是给你讲多次了，叫你上班不要戴戒指，你怎就不听。”说得那妇女面红耳赤，转过身将戒指去了。王剑云走上前，说：“下次可不行了。”
当天下午４点过，王剑云又开着车带我们去了海湾沙滩。一直玩到很晚才回来。
３１日我们去火车站预购了8月１０日的返程票。买到票，就坐上车去了浦东，在芳华路，找到蕴玉的原中学同窗、闺中好友奚玥蕴家。２００４年我们回上海时，曾在她家，由她作东请了新疆六团的老师在她家团聚。这次去，她的身体不太舒适，心情也不太好，我们坐片刻，劝说了不少话，就分别了。
８月１日，因为天气太热，我感觉有些低烧，整个人没有气力，就在家休息了一日，由蕴玉的妹妹淑琴和妹夫陈兆宣带孙儿彬睿去上海动物园游玩。２日，由张海宁购票邀我们一起去了“上海东方明珠塔”游玩和参观“海洋水族馆”。彬睿在姨奶奶和姨爷爷的陪伴下，玩的很开心，很尽性。
８月３日，这天一早，蕴玉四姐蕴兰打来电话，让我们到国顺路一家宾馆集中，我们就搬了过去。在宾馆的房间里，我正准备好好休息一下，９点多钟，我弟打来电话，报告我一个悲痛的消息：大哥陈乾今晨在内蒙包头市去世！他说：文华（大哥的长子）打不通我电话。一时间，我懵了，泪水夺眶而下。我将电话打去包头，文华哭泣着告诉了我详情：大哥确实已经走了。这是继父母去世后，我们弟兄四人中又一棵大树夭折。我给文华发出短信：
“惊闻大哥不幸病逝心中万分悲痛，特致短信表示哀悼！望大嫂保重节哀！我因近来刚返姜身体也不很好不能前往万望原谅！”
真是没有想到，在７月初我回姜堰前，我曾与大哥通电话，告诉他我要带孙儿回乡祭祖，他说他这时回不去。到姜堰后，我也给他打了电话。可就是到上海后，没有与他联系，不想，就这不长的时间，他就离开了我们。这时，我又给我在南京的二哥陈仲发了一短信：
“二哥：大哥走了。在我回家前、到家后我都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回，他说他回不了。遗憾的是离姜后我没有给他打电话，而他却永远离开了。”
我在姜堰，也给二哥打了电话，本打算从南京转上海，去他那里玩一、两天，可二哥回说他现在很忙，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南京。
弟弟和弟媳决定去包头，已在姜堰连锁店买到从上海起飞的机票，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到上海，住在天山北路与古北路路口的一家“佳银”旅店，明天一早的飞机。这时，外边下起大雨，我和蕴玉商量，给送一些钱去，我的心很焦急。正好，蕴玉二姐蕴芳的女婿沈伟有一辆面包车停在宾馆门外，由四姐夫王占咸出面，给沈伟说了，他答应送我们去。外边的雨越下越大，面包车就在雨中穿行，最终找到了那家旅店，我给弟说，我们实在去不了，请他代我在大哥遗体面前三鞠躬，蕴玉给了弟弟２０００元，说好其中１０００元送大哥，１０００元作为他们的车费。然后又在大雨中返回。
我们回到宾馆，大家都在忙碌。安徽三姐蕴香、三姐夫宋立坦一家共来了１２人，一半从安徽开了辆车过来，一半是从深圳坐火车过来；蕴玉的二姐蕴芳因为身体原因，也住到宾馆来，便于和大家交谈。二姐夫董这富在年前因病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二姐带儿子国权，女儿董峰前段时间去了二姐夫四川老家，不想在那边摔一跤受伤住院。上海这边聚会，她也是病未好就赶回来。不过大家都很高兴。几姐妹都围拢在她床边，说笑着。
４日一早，蕴玉的二哥大智带着他两个女儿燕雯、燕青坐火车从北京来到，大家又都聚到二哥的房间，都是多年不见，要说的话儿真是千言万语。
这天晚上，安排在“上海老城隍庙老饭店”，外边又下起瓢泼大雨，大家坐车前往城隍庙。老寿星大姐夫黄瑞祥和大姐蕴芝早在“老饭店”门口迎接。大姐夫的三个儿子启人、启源、启文,儿媳王敏云、陈敏、储鸣，两个女儿雯珏、慧珏和女婿李金忠、高广荣等都在忙碌着。这边蕴玉的哥、姐、妹、弟，九家人等均一齐来到，共设了近二十桌。
饭厅里布置的辉煌耀眼，正中挂着一只巨大的“寿”字。由大姐夫家三媳妇储鸣主持，祝寿活动场面活跃、大家也感觉尽兴。大家共唱“祝你生日快乐”歌，共祝大姐夫健康长寿！只见大姐夫黄瑞祥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大姐蕴芝也是高兴的嘴都合不拢。我虽然为我大哥的去世而心中悲伤，但在这热烈的气纷感染下，我还是高兴地举起手中的相机，为大家拍摄下一个又一个精美的镜头。
饭后坐车返回宾馆，虽然已不下雨，在四平路，不少地方汪洋一片，很多一楼居民家进水，宾馆楼门前也是深深的水，车开不过去，我们只好下车，绕道走小路从宾馆楼后边的小门进去。
８月５日，由大姐夫家老二启源出面组织，借了两辆车，带我们“外地”来的几家去东海大桥和洋山深港游玩。晚上又请我们几家到南京路上的“老丰阁”饭庄就餐。晚上又组织我们“夜游浦江”。
庆贺大姐夫８０寿辰的活动在大家又一次高唱“祝你生日快乐”歌声中结束。
６日，我们住到蕴玉的弟弟家。蕴玉的弟弟，叫建平。早年去黑龙江插队，后调动到安徽合肥。他儿子的户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落在了上海四姐蕴兰家。他们先是在朋友家借宿，慢慢借钱在虹梅路买了一套房子，后又卖出去，从中赚取了３０万元。因儿子在奉贤区找到一工作，建平就在奉贤镇上买了一套住房。我们去一看，好家伙，还真的是不错。现在儿子已结婚，并生了个女儿，取名佳欣，与彬睿两玩得很好。
７日中午，家住奉贤的原新疆朋友、现在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当上了党委委员、副主任的鲍振淦请我们吃了商务套餐。下午，王剑云、肖继囡又开车从宣桥来到奉贤，大家又欢聚一番。
大姐夫祝寿活动结束后，二姐住进了上海黄埔中心医院，我们在弟弟建平家待了两天，就到医院看望二姐，陪了她半天时间。
这次为大姐夫祝寿，除北京二嫂方娅因身体原因，她大女儿燕波及女婿在美国，另两女婿和我们小杰、小燕未参加，也算是邢氏家族的一次大聚会。
８月１０日下午，我们坐车返回贵州。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晚上热的睡不下，白天又连轴转，实在是累的够呛。所好现在上海家家有“空调”，还算不是太受罪。虽然经历了悲伤，但也经历了欢乐。当然，人们应该尽情地欢乐，努力地去忘记悲伤。这２００７年的夏天，使我永不忘怀！
回到贵阳，天气已不再那么炎热，不久，我就在家练笔，慢慢写起文章，直到《我这四十年》。(全文完)
第八十七章 我的企图

作者：陈　泰

《我这四十年》的诞生，确实是我预想不到的，当然在经过努力写成１6万文字后，虽然我感觉有点累了，但正如一个女人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后的喜悦一样，对《我这四十年》自己也是爱不释手，每天都要翻看一次。
　　我要感谢的是《小说阅读网》给了我机会，使我有勇气一篇一篇地完成了这个作品。
　　当然在完成文章后，我也慢慢有了野心。这就是：拿出去发表！！
　　不过，有谁能看上这篇东西？我试图着将文章首先发给了我的一些朋友，后来在他们的建议下，我就想能否找一家出版社，不过很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本《小说月报》，看到上面的《钟山》。我想，这是我的老家－－江苏省的一家有名刊物。我是江苏人，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我大着胆子到公司办公室将文章打印成册，很壮烈的寄给了位于南京的《钟山》杂志社。
　　当然，结果是可想而知－－石沉大海！
　　说老实话，我要发表这篇文章，并不是想捞一把－－钱。对我来说，我不缺钱。我是想，我的这一生，虽然不是很荣耀，但也坎坷不少，有点传奇色彩,一些经历，也是可以警示后人的。
　　我是想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篇文章，从中受到一点启迪。
一开始，我发现了新疆兵团的一个网站，就试着将我写下的《我这十年》的前几章先发过去（当时后边的几十章还没有写出来）。不久，该网站的一个编辑、一个自称老家也是“姜堰巿”的韩姓小姑娘，给我打来电话，询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后问关于稿费我是如何考虑的，我说，这无所谓，多少都可，只要能发表。后来我就将《我这十年》的文稿全部发给他们，然而，这以后，我等了很久，也是没有了音讯。
我不管那许多，认真地投入写作，慢慢地文章脱稿。
但后来,我在网页上搜索,才发现我的这篇文章还是满天飞，有不少我根本不知道的网站转载了，有火狐鸟文学网、微微书屋、恋岛园中文网、免费小说网、8810读书吧、多客中文、百部纪实文学、流行小说网、网络小说、大众小说网、言情小说－大唐文学、猪猪小说网、蜘蛛网、牛逼小说网、玄幻魔法-800当Txt电子书下载、纪实文学读书频道、润客读书、国学网小说站等等，有一家更为离奇－－一个称作《妙文精选》－打造绿色健康网的在转载《我这四十年》时，直接以“发布人：小鱼”而“作者：未知”。真是“天方夜潭”的故事一则。
其中有两家大概可称作是官方网站的也转载了《我这四十年》，有安徽广播网和深圳热线读书频道。
虽然一些网站在刊载《我这四十年》时，都声称：版权所有，不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但这么多的网站在转载时，根本没有顾及到这一点。
所以，我想，他们这样不知名地转载，还不如我自己出面直接向有关网站发送。
我的企图，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她、阅读她－－我的《我这四十年》。
６月９日，我直接发给了“凤凰网－凤凰博报”，７月２日发给了“红袖添香”和上海“解放社区”个人门户，以后又发给江苏“中国江苏网－江海论坛”、新疆“新丝路博客”、贵州“贵州信息港－夜朗社区－博客”……（网站另附）
不过，在这里，我得“画蛇添足”似再写上几句：在我上传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网站都很顺利,但也有一些（有几家）网站，因为一些章节中的个别词语,如"游"+"行","学习江总书记同志三个代表"句中的"江"的名字等(改为"江XX"就通过了),有称:"文章中有过滤词"被放入"垃圾箱",也有的行"封杀",称 :"文章中使用绝对禁止的关键词,请注意你的言论",而不能再上传文章。所以，有一些只能半途而废，上传了的一部分文章不得不忍痛割爱中断上传，有的规定文章中不能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就只能用"XX"代替,河南“大河”网就因第十一章节中有“毛主席”的字，就将文章打入冷宫，禁止作者登录。“博客中国人网”更是将第六十八章“振华科技”一文打入“垃圾箱”，确实是很遗憾的事情，南京金陵社区、乌鲁XX论坛连“共产党员”也成了“禁用词语”，不让文章上传，让人觉着很奇怪..... 第八十八章 我的网址
《我这四十年》自从2008年3月写完后，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上传到以下各网站。目标：一百篇文章，一百家网站。现记录如下：

1、小说阅读网2、文学博客网 3、央视网博客 4、法律博客网5、中国广播网（博客）6、新华网博客 7、凤凰博报 8、搜狐博客 9、新浪博客 10、网易博客 11、中广论坛（情感人生） 12、解放社区 13、百度空间 14、中国校友会网 15、天涯博客 16、人民网强国博客 17、环球网博客 18、新民网博客 19、红袖添香 20、深圳热线 21、东方博客 22、老知青之家 23、文新传媒 24、华声论坛博客 25、老人论坛（个人空间） 26、上海论坛酷爱博客 27、南京论坛 28、辽沈北国网 29、扬子博客 30、扬州百姓生活论坛 31、东林书院 32、天山网社区 33、新丝路博客 34、天脉论坛 35、贵阳论坛 36、贵州信息巷夜郎社区博客 37、老人论坛（文学天地） 38、四川在线博客（天府社区） 39、岁月留痕-华夏知青 40、兰州（飞天）博客 41、苏网（江海）论坛 42、泰州博客网 43、起点中文小说网 44、苏州博客 45、、吴江生活网 46、神州博客网 47、TOP苏州人论坛 48、浙江博客网 49、浙江卫视论坛 50、新华报业网博客（星河） 51、化龙港论坛 52、好心情原创文学 53、原创文学网 54、江阴论坛“勾沉书楼” 55、舟山论坛 56、姜堰热线网 57、苏州在线论坛 58、华龙网博客 59、山东新闻网博客 60、北方新闻网博客（北方新报） 61、广西新闻网红豆博客 62、包头论坛 63、包头博客 64、苗岭夜雨 65、兵团新闻网（戈壁红柳） 66、内蒙古新闻网博客频道 67、博客中国人 68、北京论坛京华空间 69、中国知青网论坛 70、中国撰稿人基地 71、仪征论坛 72、仪征在线 73、金羊社区 74、新贵阳城巿通个人版 75、苏州生活互动论坛 76、石河子论坛 77、阿克苏论坛 78、三水人家 79、乌鲁木齐论坛 80、夕阳红论坛 81、贵州家园 82、中国老年社区（论坛） 83、上海知青文艺网 84、大时代论坛 85、老顽童俱乐部 86、新世界社区 87、香港知青网 88、“知青.上海”论坛 89、农博网博客 90、华夏知青投稿吧 91、共和国知青网论坛 92、老知青之家 93、凯迪 94、江山如此多骄 95、中国教育人博客 （客串教师） 96、中华文学论坛 97、天南地北论坛 98、“知青.上海”论坛 99、追忆往日时光 100、 西南知青论坛

第八十九章 三张旧照片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7-11-17 　

(一)

三张旧照片，是我和老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历史见证，勾起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老伴是上海支边青年，家住上海虹口区，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两年，先是她姐所在一家工厂招工，她都参加检查了身体，就等通知。可是她偏偏喜欢上那支疆青年的一身绿军装，加之几个中学同班的闺中好友一起嘀咕，以及她在京工作的二哥来信表示支持，几经周折她才从老父亲手中骗得《户口簿》，匆匆到街道居委会报名，于1964年6月随大部队踏上去新疆的火车。分配到农一师六团一连，从此过上半军事化、兵团农工的生活。早晨天蒙蒙亮，随着“嘀嘀--嗒嗒”的军号声起床，集中跑步，然后洗漱、早餐、上班、中餐，下午上班、晚餐、班会、吹号熄灯休息。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说上班就是在大田劳动：打埂、平地、灌水、种包谷(玉米)、割麦子......吃的：那几年尽是包谷馒头,很少有一餐白面馍，米饭更不用奢想。然而包谷是发的，只见那些女生个个白白胖胖，象发面馒头一样。费用：3--5—8，就是第一年每月津贴3元，第二年每月5元，第三年每月8元,三年满后每月31.08元。当然女生每月比男生多发一份卫生纸，还有就是每月休二天例假。住的因为六团离阿克苏近，还都是平房，而塔里木河一带的团场，有好多都是住“地窝子”:一种基本处于地下的简易窝棚。
条件是相当艰苦，虽然这些上海青年是从大都巿来，绝大多数人从小娇生惯养，但他(她)们个个不甘落后，挑起担子一路飞奔，干得满头大汗，不叫苦不喊累。当时老伴工作也和大家一样：曾在畜牧班赶过牛车，在四排养过蚕，后来在四班当副班长。
我当时在连队任蚕桑技术员。(是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一声号令，从江苏、浙江桑蚕学校毕业生中召去的。好多分在一师、二师的各个团场。但在那里发展桑蚕条件并不理想， 没几年桑田荒芜、蚕桑技术人员也纷纷转行搞别的工作了。)我们技术人员的工作也和大家一样，只是不固定在哪个班组，随意性大，上午可在四班，下午也可去六班。就这样，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慢慢了解，慢慢认识了她。


(二)

经几天几夜的火车，汽车簸波，我们七十余名蚕校学生，在阿克苏休整一个星期后被分配到农一师各个团场。我和兰万生等四人被分在六团。据说，六团原是国民党残部的一个要害机构所在地，也是通往塔里木的关卡要塞。所以住房，交通都很不错。现在六团的70%以上都是1963年、1964年来的上海青年。大家穿着统一的草绿军装，一个个朝气篷勃。见来了几个穿着和他(她)们一样衣服的男性，那些女生在指手画脚，窃窃私语，继而哈哈大笑。
我们几个被分在蚕桑班参加劳动。蚕桑班有12个女生组成，没多久，大家都混熟了，这些女生，她们私下将班里谁、谁、谁和我们几个分别拉上了钩，暗地里开我们的玩笑。搞得我们几个很不好意思。不过那时有明文规定：上海知青三年内不可谈恋爱。
过了有一年多时间，我和兰万生被抽调参加师部组织的“师蚕桑工作检查团“，派驻到地处塔里木河下游的十四团，负责对团场蚕桑工作的督促检查指导和将情况及时向师部报告。到1967年3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新疆兴起，检查团撤销，我们就回到自己单位。
新疆的文革比全国晚，特别是兵团，当时有个12条：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不得介入地方，不搞地区性大串连等。
我回到连队，已经成立两派组织：一派由连排长为首，全连200多人有约75%的人参加其中，我因与连会计一个叫蔡文绍的住一寝室，当时他也因看不惯一些事情，就组织了一个“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起初两派也没对立。我也就没有犹豫参加了少数派组织，后来蔡推我当头头，他当军师，与多数派围绕“连队党支部执行什么路线”等问题展开论战，大字报你来我往，派性膨胀达到百热化，两派对立加剧。随着新疆整个形势的发展，到后期，少数派成了敌对派，蔡文绍因有海外关系被打成“坏头头”、“牛鬼蛇神”揪入牛棚，我也被作为“坏头头”,下放到四班监督劳动。
这之前，虽然，我与我老伴分属两派观点，但我们已经“相识”。是我向她抛出爱的绣球，写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封“情书”。一个叫杨月芳的四班小姑娘帮我将“情书”转交给了后来成我老伴的“她”。以后鸿雁传书，都是杨月芳作为信使，为我们传递。
我下放四班监督劳动，作为四班副班长，“她”的心一直揪着，半夜一个人在被窝里哭了多少回，但在劳动中，她又尽心为我减轻压力。 把自己晾晒的馒头干给我充饥，为我洗劳动后的脏被子衣服。
1968年底，在实现两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下，我被吸纳为一连文革小组成员。69年5月被抽调参加“工宣队”，先后进驻地方扎木台林场和师大河沿转运站。老伴也被调整到二连子弟学校当上了小学教师。

(三)

以上写了我和老伴的一些相识、相知的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但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并没有现代年轻人的浪漫、潇洒，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场景，就是当时写给老伴的一份〈情书>，也有点象现代人写的<入党申请书>,除了个人基本情况，还写下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及一些重要情况。比如我父亲解放初曾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事，也交待的清清楚楚。显得那么正统、规距。那1968年5月在连队涝巴边由时任文教吴志明帮照的和1969年去阿克苏相馆照的这两张照片，也是那么端正、严肃。这两张照片，到现在，真正成为了我们爱情的最好佐证。
1970年初，老伴来疆后第一次回沪探亲，我当时正在大河沿(即吐鲁番火车站)师转运站“工宣队”工作，脱不了身，只是担当了“中转”送、接她的任务。她回到上海后,不顾别人的闲言碎语(由于历史的误会和旧的习俗,上海人忌恨苏北人,妇女不愿与苏北人通婚)，第一次一个人带上礼品作为未过门儿媳妇登门去苏北姜堰见了我父母双亲。她到了苏北也不顾言语的障碍，每天坚持跟母亲去菜场买菜,下河边洗衣。二老见了都很高兴，笑得嘴巴合不拢。
待她回疆后不久，我们于1971年元月9日结婚。没有雪白的婚纱、没有隆隆的礼炮，只是将两人原有木板床合拢，铺上新购的褥单，请几个朋友来家啜一顿，相当简单。那时候也买不到东西。有两样不象样的“家具”也还是她托人在农村购的。那有现代人的那种排场和气派。
同年“10.21”日生下我们的儿子。但生孩子的时候，也经历一番曲折。由于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和胎儿横位，团部卫生院让她转去阿克苏农一师医院。生下儿子第二天，沸沸扬扬连队传开了，说“文教他老婆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孩，生下来当时有一个就死了”。我半信半疑，立即带着一只鸡，一筐鸡蛋，骑着自行车走了35公里路，去医院看望她。只见老伴躺在床上，一脸疲倦。我走到床边，她醒了，轻轻地对我说：是个男孩...同病房的人断断续续告诉我:先下来一只腿，医生折腾半天才生下来，又不会哭，医生提一条腿倒过来拍打两下屁股才哭了,后来放在保温箱里了。所好我原来苏州蚕校的班主任石红菊老师此时也调任在阿克苏四中当教师，我就到她家炖了鸡(内加核桃仁)。石老师陪我到医院，可能老伴当时有些激动，吃了鸡后突然难受起来，大粒汗珠滚落，医生检查说是心脏病发作,马上报了“病重”"展开抢救，方转危为安，医生交待：千万不可生第二胎！
转眼到1974年，儿子也长大能自己走路。我也因离家整整十个年头，决定全家回乡探亲。在回到家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整日为我们操劳着好吃的菜肴，父亲整日将孙孙骑在肩上走遍家乡的大街小巷。然后，我们一起在相馆拍下这张照片，留下难忘时刻的宝贵镜头，这张照片，到今天已有33个年头。而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与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也是我与我父亲的最后一次合影......
第九十章 父亲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7-11-17

见过很多写父亲的作品,当属朱自清的〈背影〉最好。我这里也学习着写一写我的父亲，因为是那一刻的记忆,几十年在我脑海中怎么也抹不去......
我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没有干过有轰动效应的事情,一辈子像一头老牛,默默地在干着属于他的那份工作。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大贡献，就是生了六个儿子，存活率66.6%。再就是他遗传给儿子们的“老实本分”本性，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传家之宝。
父亲14岁学徒，躲过了国民党的抓丁，在一家布店铺跑起龙套。从劈材生火到端茶送水，慢慢站起柜台，最后当上帐房先生(会计)。这就耗了他整20年光阴。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送饭。那时他在一家棉百商店当会计，闲时也站柜台卖布。他不善言语，少与我们说话，每月月初将发的30多元薪水交给母亲，没到月底，家中没钱化了，在母亲的絮叨声中，父亲也仍是默默无声地端起那清汤寡水的面汤“呼---噜、呼----噜”喝下去，然后倒头睡下，“呼噜---呼噜”打起鼾，惊天动地。给我的印象，不管外界或家中发生天大的事，他都是这种默默不语的样子，或者将家中一些破旧的东西，什么破锁、旧拉链拿出来捣腾、修理，也是一声不吭。
那已是1974年9月的时候，离家十年未归的我，带着妻、儿回来了。已经是67岁的父亲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这时的父亲已显得有些苍老，背有点佝，但他还是整天扛着3岁的小孙孙到店里、到街上蹓达，精神特别的好。
听说我们一家人从新疆回来，这天二哥也带着嫂嫂回家来，二嫂中等身材,周身浸透着一股贵妇人气质，说话也和蔼大气。我妻虽是上海人，但因去新疆多年，各方面反显土气，加之小孩不懂事，中午不停地哭闹。为不影响二嫂他们休息，我俩就带孩子出去，因没有把话讲在明处，可能引起一点误会，在晚饭桌上，二哥暴发了，我也没有很好解释，与二哥顶撞起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母亲见如此，不知怎的也发起无名之火，只见她一边哭一边絮叨:“我这是怎么了,你爸现在还活着,他将来走了,我可该怎么办?”边哭边蹬脚......惊动得房东王家快90高龄的王老太太也过来相劝。
这餐饭不欢而散，而父亲从头至尾也没讲一句话。
当晚，父母两到邻居家借宿，里边大房间让给二哥嫂住，我和妻、儿及弟在中间客厅里住下。
第二日清晨,天麻麻亮，只见父亲一手提着豆浆，一手提着有十几根油条轻轻地回家来。我赶快起床拾掇，然后敲大房间门，喊着让二哥他们起床。半天没动静，一会再喊，仍没声音，母亲急忙推开房门，一看傻了眼：只见床上被子叠得好好的，不见人影。再看，见边上格子门留了一条缝隙。原来他两不知是什么时间从格子门走了.......这时，我父亲突然“咚”的一声跌坐在条凳上,两夥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第九十一章 客串教师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7-11-17 　

从小，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可是，1962年7月，当我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后将要填报自愿时，我犯了难：父母及全家人不同意，不同意报中师，更不同意上高中。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二:
一是中师毕业出来要分到乡下学校，而我大哥曾在乡下当了一年民办代课教师，那时候，吃是各学生家轮流分摊。今天在这个学生家，明天在那个学生家，极不稳定，有好有差。那时乡下也穷，有时我大哥只能靠吃红薯当中餐，肚子涨，又不顶饱。干了一年就死活不干回家，后来去了内蒙。大家说：以大哥当教师的教训，到乡下当教师不行。再说当时大家都穷，都困难，都想考个不化钱的学校，早点毕业出来挣钱。据传当时报考中师的学生很多。父母意见：挤独木桥的人太多，万一上不了就大麻烦了。结论：报考中师不行!
二,高中?那更是不行。因为我二哥当时已在读高三，他学习基础好、成绩好,父母一心想家中出个“状元”,已经是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在保二哥能考上大学。再来一个,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为保万全让我考上一个不化学费,不交伙食费的学校，由当时上高三的二哥作主给报了个冷门：苏州蚕桑学校。结果中了！
然而，不曾想,十多年后，我还真的当上了教师,当了一回尽责但不一定称职的“客串”教师。
当教师，没有师范院校或是幼儿中师的毕业文凭,没有教师资格认证,在现今社会,那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然而,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是断档的时代，而且是在新疆，一个文化落后、经济贫困、师资缺乏的地方。是由于60年代，大批上海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屯垦戍边，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团场，在那里支撑起一片天地。使那些老职工的子女有学上、上好学。六团一中学校是当时阿克苏地区的佼佼者，考试名次排在前三的位置。
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六团一中。是由于学校教图画的一位专职教师工作调动离校,而我曾因文化大革命期间画过游X用的两幅大主席像和一位团长去世时为其画过遗像,在六团小有名气。学校校长点名让我去了学校。
第一学期，学校让我管学校图书馆,负责学生借书,再就是教初中美术。图书馆好办,但由于原图画老师离校时没有留下任何教材、大纲, 或讲义。只知道他姓孙，连人影子都没见过。我就犯了难，不知从何下手。第一次到初二班,一个叫文丽的女生,就大胆地站起,说:“我们要孙老师,不要你上!”给我下逐客令。虽然自己会画一些东西、会临摹，但基本理论一窍不通,上课讲什么?自己就只好借助原先的一点“三停五眼”,“人体从头到脚分为七等分”的半懂不懂地给大家讲解，教画一些头像、人体,后来就干脆教学写美术字。那时从初一到高三都设有美术课,硬是这样地混了过来。
从第二学期开始，校长就让我带初中班主任，教语文和政治，从初一带到初三。
因为有教学大纲,有书,而且有参考教材,所以我就多下功夫,做到“笨鸟先飞”,平时多向其他老师请教,去听他(她)们的公开课。这样,很快就掌握了基本门道，从一个门外汉走进了教学的神圣殿堂。
全班共有50多名学生，多是团部及附近机耕队、机修连、加工连、畜牧连等单位老职工的子女。这些老职工大多是1956年从河南省支边来的。为加强班级同学的管理，我把他们的家长单位,基本情况都作了详细记载,在没有课或业余时间就骑辆自行车去作家访。 在班级,我尽量与他(她)们打成一片,多留些时间跟学生在一起。特别是晚自习,基本都是一陪到底。再一点,就是努力做到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譬如要求学生背课文,自己首先会背,学生背的时候,自己不看书,而当学生背错了,能马上指出。就是说要让学生信服你。在教<隆中对>时,为了更生动和让学生理解课文,我从图书馆借来<三国演义>前后通读了两遍,上课时我就津津乐道给他们讲刘备、诸葛亮的故事,大家对课文的理解迎刃而解,学起也容易多了。再就是作文,我一般是布置题目后,自己也要坐下来写一篇,跟同学交流.对写得好的学生,让他(她)们在班上朗读自己的作文.以此来提高写作的兴趣.。
有这样两件事我至今不忘：班里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叫“张青”。男的是班长,学习成绩很好；女的是一小组长,学习也是班里数一数二。这样,有时候,老师在判试卷时就分不清哪个是男张青,哪个是女张青。跟两人商量，都不愿意改自己的名。我只好翻查字典，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名“菁”,然后找到女张青的父母,晓之以理,最后同意改为张菁。大家都很高兴。另一件是,当时家住机修连的三个女生,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都是同班.三人好的时候好似合穿一条裤子,但也有闹意见的时候,上学放学也走不到一起了。几位家长从中调和都没解决,问题反映到我这里,我只好一个一个找来谈话,终于使她们和好如初。如今,这三个女生,一个在广州,两个在上海,都成了“白领”。
不过,那时的劳动特别的多,一会清渠挖沟,一会到连队支援三夏割麦。在劳动中,我也特别关照那些个小体弱的女同学，分任务时少分一点,时不时还走过去帮上一手,闹的男同学对我意见多多.说我偏心女生.。
在学校几年时间,我入了党。虽然没有文凭，但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之一，我所教初三<社会发展史>在地区统考中名列第二。我调离六团一中学校的时候,校指导员给予了较好评价。
但是当了几年“客串教师”，使我长了不少知识。俗话说:“你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杯水”，“我那点底子,压根就不是当老师的料”。所以我就拼命地学习,不断地学习。这些学习的东西对以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我变得更加自信,坚定和具有顽强抗争的本领。并在新的领域取得了可喜进步。
新疆,六团一中,我感谢你们,是你圆了我自幼当教师的梦!!  第九十二章 感恩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7-11-17 　

一个人的一生总会有波折。《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纵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的本领，但在护卫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也曾被众多妖魔逼得途穷技尽,不得不去求助观音菩萨施展法力拿下妖魔。在当今社会，遇到一些类似途穷技尽的事情，自己实在无能为力的时刻，虽然不可能去求助哪尊菩萨，但也会常常遇见一些好心人的相助。这种相助，有时却能使人变得振奋起来甚至会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我这里绝不是危言耸听，信口开河。这里我要给你讲一个我亲历过这种事情......
很久以前，我学校毕业后因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回老家待业两年，终于接到学校发来的《通知》,去新疆军垦农场某连队当了一名技术员，后又调基建队(连)当文教。
基建队(连)是从沙井子那边搬迁过来的新单位，连长徐连东是一个相当初中文化的河南人,说话粗鲁，作风暴烈。连队人员组成主要是一些解放初被俘国民党残余经劳改劳教后的新生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经多年改造教育，这些人随从性强，长期形成一种唯唯诺诺，领导指东不敢向西的习性，劳动纪律性相对而言比较强。日积月累，连、排干部也就养成了一种主观主义、军阀作风。
我在连队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一些政治宣传活动，开展劳动竞赛活动。整天背着一个大大的扩音机、大喇叭，在田头地边做宣传鼓动。工作倒也轻松。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天，连长徐连东突然宣布：让我随家属四班劳动。我是求天不应、求地不灵，只有忍气吞声。在酷暑炎热的夏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我跟随着那些大娘大婶们平田地，挖大渠，要不是这些大娘大婶们暗中相助，以及我夫人尽力相劝，我还真不一定能活到今日？那时是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工作，连长是老子天下第一，说话就是圣旨。
大概过了有二、三个月，事情突然有了转机。是因我的忍耐感动了上帝，还是上帝洞察了这里的奸机，观世音菩萨来了.....
眼看自己“文教”的驾座到了徐连东心腹的手中，而自己成天跟那些老妇女头顶烈日、屁股朝天地挖地球，我近乎到了绝望的境地。连想文化大革命自己少数派小头目到后期落到与走资派同等后果却也未遭如此之罪的时候，不禁伤心之泪涑然而下......
不过，严寒终要过去，迎接她的将是灿烂的春光!!前世命定，一个人总是要坎坎坷坷，历经种种磨难，才能终成大气!
终于有一天，团政治处组织科来人了，让我明天去团部第一中学学校报到。
我当时并不清楚自己这样的水准，怎么会被调到团部一中学校当上了老师。到后来慢慢才搞清，原来学校一位专职美术老师因故调往口内，经别人介绍，时任校长祝善生亲自同意，我才被调任的。经历坎坷的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崭新的工作，事事从头学起，事事向老同志求教。这期间，校长祝善生也多次找我谈心，在业务上进行指点、帮教，加之我自身也很努力，很快就上岗了,不但教美术，还当上班主任，教初中语文、政治。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之一是校长夫人:李国英老师)。这段经历为今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也成了我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多年过去了,祝善生校长和夫人李国英老师都回到上海老家----南翔，我一家展转调到贵州省一家集团公司工作。虽然远隔万水千山，我们始终保持联系，保持着那股友情、亲情。几年来，我们夫妇多次到上海看望校长一家。
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遇见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人有可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对于这样的好人,我们当终生不忘，我们要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对我来说：祝校长、李国英就是我的恩人。 第九十三章 我的学生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7-12-03

本文是写给我的学生----靖钰、甘爱萍和朱永红。
但写下这一题目,内心感觉有一点遗憾.有一点欣慰,高兴和骄傲.....
是的,我是当过老师,曾在三十年前教过她们.她们是我的学生.那时是在新疆.。
一九五六年,大批河南,河北青年支边,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当年英雄三五九旅一道屯垦戊边,谱写下赫赫战果。
六十年代初期,又大批上海知青奔赴新疆,成为新一代兵团战士,他们给荒漠的戈壁带来生机,也给那些“老兵团”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带去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
靖钰,一个女孩，曾是我教过的众多学生中一个。她父亲是团机修连的一位工程技术员,河南人,“老兵团”。
靖钰和机修连的几个小姐妹:甘爱萍、朱永红,从上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学校里老师全都是上海“阿拉”.从那时起,“仨姐妹”就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她们立志要努力学习,将来要飞出新疆,去闯荡外面的世界!所以三人都在暗中绞劲,三人的学习成绩在班级均是前几。
一九七五年,她们仨一起升上初中,也是这年学校分派我带初一，就成了“仨姐妹”的班主任。教语文、政治。一开始，我就发现她们仨除上课外都在一起,很是亲近，我都分不清谁是谁。常常在上课时把靖钰叫成朱永红或将甘爱萍叫成靖钰,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三人中,靖钰性格比较外向,甘爱萍却较内向,朱永红介于二人之间,但论学习就不差上下,是属于“性格互补、学习共进”的那种类型。那时候,正是“批林批孔批水浒”时节,学校要各班级拿节目搞文艺演出，我就帮写了个“对口词”,本准备让靖钰与甘爱萍俩演，可甘爱萍死活不干,结果没法,我就与靖钰上了台。“师生同台批水浒”,这一来,还轰动不小,团部广播室还让我们去录了音。靖钰的父亲也专门来学校对我表示感谢。再,那时学校安排的劳动也特多,挖渠是经常的,要将渠底淤泥挖起再抛到一人深的渠邦外没有一定力量是很难的。所以在安排任务时,我有时就有意对靖钰这样的小女生少分一些,时不时还前去帮帮手。闹的一些男生直对我有意见。所以，她们仨中,靖钰对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不过，她们仨也有闹意见的时候,有一次闹的三个家长跑到学校找我反映,说他们也解决不了,请求我做点工作,我就分别找三人谈话,结果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很快三人又好得如亲姐妹 。
就这样,从初一到初三,与她们共处了三年,我对她们仨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情谊,留有深刻的印象。
她们升高中后,我因带上新的班工作忙就没有与她们联系,而她们也因高中功课紧也没有找过我。以后我又调离新疆到贵州省工作，相互间更是没有了音信,一断就几十年时间! 因此,想起来实在有点遗憾!
二OOO年,我全家去上海。在青埔我们原新疆学校老师同仁聚会,大家建立了通讯联络网。后不久,我接到消息:“靖钰在上海!”我立即用手机与之联系。得知她高中毕业考上了财经学院，后来到广州打拼，最后在上海XX银行一支行当行长。她先生(也是新疆同校不同届校友)在上海X公司总裁。她让我再去上海一定要找她,我答应了。
二OO四年,我夫妇去上海,靖钰在第一时间派人专车接我们在一家饭店招待我们,陪客除她先生,还有甘爱萍和另一也是新疆同级不同班的郭娅芳。甘爱萍现是上海X大学老师、博士生,郭也在上海X单位工作。条件都很好，都可称之为“白领”。靖钰告诉我:“朱永红现在广州X银行工作,也很好。”这餐饭边吃边谈,很是高兴。后来,在我要离开上海时，她又专门在一家“黔香阁”的饭庄摆宴招待我们(同时请了祝校长两口,及其他新疆的老师)。二OO六年,靖钰一家(她女儿在英国学习假期回来)来贵州旅游,她又专门从上海打电话约我X日X时到一家叫“金卢笙“的饭店宴请了我们。二OO七年,我们再次去上海,靖钰又将原新疆的近十个老师叫到一起,在娄山关路上的“东方国际大厦”设宴招待。(甘爱萍因事回疆未参加),她对我是一口一个“陈老师”,我从内心感到欣慰。
靖钰、甘爱萍、朱永红,我的学生,她们从小立志,奋发学习,长大后扎根上海、广州,成为了新一代的佼佼者。这在新疆不乏其人，我为他(她)们感到高兴和骄傲！  第九十四章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7-12-04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有时往往是一刹那间,你就命丧黄泉。
我就有过至少是三次这样的遭遇: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一次,那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屁跟着大哥去河边捞蝌蚪。大哥他们总不愿意让我跟在后边，他和另一帮小朋友趁我稍不注意就悄悄地跑了，可我也特机警，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踪影，然后快快地赶上。大哥生气地说:“滚一边去,等一会掉河里淹死你!”不一会果真我脚下一滑，整个人掉下河去,呛了几大口水,大哥他们吓的一蜂窝跑了。后来是一老大妈来河边洗衣服，看见把我拉上岸。要不是这老大妈.......死亡就差一小步。
第二次,我已上初二。一天下午,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师生大会。我和一个叫袁舜华的同学去教室取东西。走进教室，我见日光灯全亮着，就去拉闸。那时的接线方式与现在好似不一样：是上面一闸刀，下边一根线两插头连着。我当时个小，拉不了闸，就用右手去拔下边那插头，谁知刚一碰上那插头，就有一股巨大的力将我吸上去，我条件反射,左臂很自然也碰上去了,这时两条腿和整个身体动弹不得,我“啊”大叫一声,脑子飞速闪出:“完了，谁让你拔....”就那么二、三秒时间或者是几十分之一秒，我发觉我倒在了墙边地上。我立即爬起身向外奔去，浑身颤抖着用尽全力抱住一棵树,心在“嘭!嘭!”地乱跳。(在我“啊”叫时,袁同学早吓的飞出的教室，到会场他也没敢吭声)。后来,有半个多月时间,半个身体麻木,右手掌上有一小洞洞。后来才清楚,当时是人倒地,电源断了。如果电线长出有一、二米,我也就不在这写东西了......
第三次,是二OOO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那天下午，郝书记和我还在办公室研究准备去镇远那边召开一次半年纪检工作会议的事。晚上吃过晚饭,大约七点，也怪,以前这时候都是坐下来看《新闻联播》,可这天,我却下楼(我家住五楼)在院子里陪不到二岁的孙孙玩，我先带孙孙坐童车,后来儿媳下来就抱他出去了。
可不久,突然天空阴云密布,雷电交加,“哗啦啦”下起了大雨。我在楼底站了一会,雨还在下,感觉有点凉,脑子想要给孙孙送伞和衣服,就返身上楼。
待上到四楼,突然看到一个老朋友的妻和她女儿从楼道下来,我立即邀她们到家坐。这老朋友的妻因有好久不见，她女儿是来公司报到，明天正式上班。当时我显得异常激动,也有点语无伦次,一边说:祝贺祝贺,明天我请你们吃饭,一边端茶切瓜又拿上雨伞和衣服,开门下楼。待我走到四楼,我发觉左腿突然不听使唤，发软无力，我用手拉着楼梯扶手,抬起左腿想用力向前甩也甩不动。当时我也不清楚是怎样走到了二楼,就再也无法动腿了,我瘫坐在楼道上,嘴角不自觉流下口涎,我知道我这是中风了!!我全身无力,口语不清地喊叫着,可无人回应。我用右手拿出挂在裤腰上的手机，给妻打电话。
后来来了好多人七手八脚将我就近送到四一八医院分院。但由于刚才的雷击，CT机无法扫描检查,只好将我安置到特护室留观。刚送去不久，医院就给下了“病危通知书”。
捱到第二天上班,公司来了不少人看望我。一会，公司主要领导也来看望。这时,我心底里清楚,因原来我搞过“老干部”工作，清楚这主要领导来就是一种告别仪式。
不过,我还是挺过来了,后经检查,是丘脑出血,所好一是出血量不大,二是当时没有摔倒形成脑部损伤,三是送医及时。总的一句话,是我的命大。与死神又一次擦肩而过。
我写这些,不是表明我怕死。而正好相反,我现在对死已无所谓,我的信条是:平平淡淡做人、健健康康生活；快快乐乐每一天，高高兴兴渡晚年。 第九十五章 我的出生日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7-12-07 　

明天，阴历十月二十九，是我的出生日。按老家江苏习俗，是虚六十五岁的生日。而且再过一天（阴历十一月初一）就是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为了祝贺我65岁生日，祝福我的未来和纪念父亲一百周年诞辰，我有些等不及了，等不到明天，现在----今天晚上就坐下来，提前写下这篇祝福和纪念的文章。
我出生在江苏省泰县姜堰镇（现为姜堰巿），那年我父亲三十六岁，母亲二十七岁。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父母常常怀抱着我，手拉着两个哥哥和一众亲邻到附近乡下躲藏。以后，日本鬼子投降后，又是国民党猖獗，姜堰成了国民党的重要阵地、桥头堡，陈毅元帅曾亲率部队驻扎黄桥，在苏北一带与国民党展开激烈战斗。到一九四八年秋，家乡获解放。我就是伴随着战争的枪炮声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以前曾听母亲说过，我小时候没有奶水，是用米汤一口一口喂大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下边有两弟弟夭折了，没能活过那个年代。到一九五零年我们搬住到街上“刘家桥巷”才过上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和比较稳定的生活，虽然父亲薪水不高，但一家人勉强温饱平安的生活过来了。到一九五五年母亲又为我生了一个弟弟，整小我十二岁，同属羊。曾有瞎子算命先生说：我这头羊命凶，克死了下边两个弟弟，再后这弟也属羊，就互抵了，相安无事。
所以，在我生日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予了我生命，是他们养育了我。这里我要重点说说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最初她没有自己的名字，,是叫“陈黄氏”。我记得大约是一九五三年，那时学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安排学生给自己的亲人和邻里扫盲，当时我是上小学三年级，就担起教母亲和对门一家婶婶学习文化的任务。我母亲就是在这时才多少认识了一些字，才正式启用了自己的名字----黄如珍。母亲一生就为这个家操劳，用父亲每月拿回家的为数不多的三十几元钱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每到月底，她就愁眉不展，东挪西借，每到我们弟兄三开学要交学杂费，虽然只几元钱而家中也拿不出，我们弟兄都要哭一鼻子，而母亲就是以她宽阔宏大的胸怀维护着这个家，以她那宽厚仁慈的品质熏陶着我们弟兄的成长。二零零四年元月，她八十九高龄时与世长辞。
我的父亲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描述过他。他留给我的最大“遗产”，就是教会了我如何做人的道理和他那对工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但他不善言词，不与世争，也一样遗传给了我们。一九七八年四月他患病住院，我带着他的孙孙从新疆回姜看护他直到他去世。今年七月，我又带着我孙孙（假期）回姜祭祖，纪念他诞辰百年。
因此，在我六十五岁生日之际，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因为在我离开父母走上工作岗位特别是我与她结婚后，是她处处、时时给予了我力量，使我能在工作中取得较好的成绩；另外，我也要感谢我的儿、我的儿媳，是他们为我生下了我的孙孙，我的生命的继承人。我还要感谢的是那些曾经是我工作中的领导和同事们，不是你们，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收获和成果。我还要感谢一切的人们，是大家构筑了和谐、平安的社会，才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 第九十七章 我的新疆情结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7-12-19 　
有人问我，你怎总是写一些新疆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新疆对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在那里生活、战斗了有17年，我的爱情就是在那萌发、开花，我的儿子就出生在那里，我和我爱人的青春年华基本都奉献给了她。可以说，她也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老了还能在网上写点博客，要不，从那时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到现在整整一大摞，那现在就省劲多了，随便整理整理就成几部长篇，呵呵。
新疆天山溶雪流下的水清又清，是它滋润着新疆广袤的大地，虽然我们生活是在南疆，但一眼就能看见那雄伟壮丽又白雪皑皑的天山巍峨耸立的身影。多少次曾激情想写下她的雄姿，但终因自己水平太低而找不合适的词语。今天，虽然我已远离她，但她仍耸立在我的心中，让我思念、回想和留恋。
我们刚进新疆，分到农场。首先要学会的农活，是打埂、平地、灌水。
那一大片土地，是由一块一块的地构成，每块地小的六、七分，大的一亩多。要打上埂子将它们分开，便于平地、灌水。打埂实际是力气活，只要有力气，当然要将土埂打直，成一条直线。要从下一块地取土，往上加，再夯实，埂一般高30、40公分；平地，是一项技术活，要学会看水平。将高地方的土挖到低洼地，使整个地面保持水平状态；灌水，就是往地里灌水。就要等整个一片地平整好后，统一调度，才能开渠放水。渠分为总干渠----干渠---斗渠----农渠----支渠，放水一般指在支渠上开口子，沿田间的沟渠进到一块一块地里。灌一块堵一块，最后整个地放满了水，就要在支渠或农渠上堵。就是用砍土曼在渠道里挖上一大块湿泥，先从“哗哗啦啦”流水的口子边堵起，逐步将整个口子堵严，不能有漏。这就要心不慌，动作快，干净利落。
以上平地、打埂、灌水，就是我们在新疆生活十几年中的主要工作。最最基础的工作，是基本的生活技能。你不掌握，就将失去在农场生存的能力。
正是新疆十几年的锻炼，使我们得以坚强，学会了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的决心和期望，在逆境中奋争的勇气和能力！
 第九十七章 我的新疆情结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7-12-19 　
有人问我，你怎总是写一些新疆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新疆对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在那里生活、战斗了有17年，我的爱情就是在那萌发、开花，我的儿子就出生在那里，我和我爱人的青春年华基本都奉献给了她。可以说，她也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老了还能在网上写点博客，要不，从那时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到现在整整一大摞，那现在就省劲多了，随便整理整理就成几部长篇，呵呵。
新疆天山溶雪流下的水清又清，是它滋润着新疆广袤的大地，虽然我们生活是在南疆，但一眼就能看见那雄伟壮丽又白雪皑皑的天山巍峨耸立的身影。多少次曾激情想写下她的雄姿，但终因自己水平太低而找不合适的词语。今天，虽然我已远离她，但她仍耸立在我的心中，让我思念、回想和留恋。
我们刚进新疆，分到农场。首先要学会的农活，是打埂、平地、灌水。
那一大片土地，是由一块一块的地构成，每块地小的六、七分，大的一亩多。要打上埂子将它们分开，便于平地、灌水。打埂实际是力气活，只要有力气，当然要将土埂打直，成一条直线。要从下一块地取土，往上加，再夯实，埂一般高30、40公分；平地，是一项技术活，要学会看水平。将高地方的土挖到低洼地，使整个地面保持水平状态；灌水，就是往地里灌水。就要等整个一片地平整好后，统一调度，才能开渠放水。渠分为总干渠----干渠---斗渠----农渠----支渠，放水一般指在支渠上开口子，沿田间的沟渠进到一块一块地里。灌一块堵一块，最后整个地放满了水，就要在支渠或农渠上堵。就是用砍土曼在渠道里挖上一大块湿泥，先从“哗哗啦啦”流水的口子边堵起，逐步将整个口子堵严，不能有漏。这就要心不慌，动作快，干净利落。
以上平地、打埂、灌水，就是我们在新疆生活十几年中的主要工作。最最基础的工作，是基本的生活技能。你不掌握，就将失去在农场生存的能力。
正是新疆十几年的锻炼，使我们得以坚强，学会了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的决心和期望，在逆境中奋争的勇气和能力！
第九十九章 老婆与我约法三章

作者：陈泰 本文发布时间：2008-01-28 　

一个人，到六十岁，也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终点了，下车（船）－－－这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退休”。
　　退休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新生活的开始，是人生旅途中新长征的第一步。
　　刚开始，有个过程，总是感觉不习惯。
　　原来上班忙忙碌碌、紧紧张张，早八晚六。开会、下厂、抓产品、找巿场，．．．．．．都成规律了。忽然一下子卸了担子，轻松了、自由了，反感觉浑身不自在，坐不是、立不是，吃不香、睡不实、头脑昏昏，失去了方向。这是一个过程，是每个老同志在退休的时候要经历的，当然，如“更年期”一样，有的人反应大些，有些人基本没什么反应。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适应它，在退休的时候提前做好思想准备。
　　有好多老同志退下来，就立即加入到炒股的队伍中，有的就去参加早锻炼的行列，炼剑术、扇子舞，有的就干脆去走路，早上跑一趟新添寨，下午跑一趟新添寨。也有少数的，是去参加多种健身讲座，买点“营养品”回来滋补身体。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你也不能说哪就不好，是吧？
　　但是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退休不久就买了个电脑，开始上网打游戏，玩九球，慢慢就上了ＱＱ，学会了在“空间”里写日志，又后来就上了博客，玩起了“现代”。所以，有些ＱＱ友听说我已６５岁，他们就怀疑是我报了假资料。
　　一次，我碰见原八九一厂书记秦凤岗。我知道，他是个写家，真正的用心用笔在一个字一个字的爬格子，努力地给《振华报》投稿，卓有成效。我就建议他，搞台电脑，那就省劲多了，可他说：“还是写习惯些，多写字也是在锻炼嘛！”这是各人的习惯，也没办法。
　　我还是坚持在电脑上操作。闲的没事，就把自己那些平凡的过去的事拿出来炼笔。
　　开始，我以自己的经历先写下了几详情短文：《我的１９６２》、《三张旧照片》等，写了十几篇。都是围绕我自己平凡的恋爱、婚姻及记述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的艰辛生活。
　　 后来，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文章，建议说：“不要说平凡，曾用心爱过的婚姻都是一段传奇，依我看，这样平凡的故事写出来肯定不平凡，一来可以叙述些当时文革时期的社会风气，让现代人多多了解 ，二来可以回忆过去；回忆就等于再活一次。老先生何不重新再体会一次呢？再细细描述当年一次呢？ ”
　　所以， 从去年十月份，我用心地投入，写成一篇《我这四十年》（长篇原创纪实小说）已写了有十二万多字。文章详尽描述了“我”１９６４年去新疆及以后来到贵州共４０年的生活，有文化大革命及婚姻恋爱的诸多故事，充满生活气习和传奇色彩，文章感情丰富，文笔流畅，四十年风风雨雨，催人泪下，催人奋进。
　　目前，这篇文章已基本脱稿，我的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也真别说，写这东西，我就如着了魔，比上班还认真，就坐在那写啊写啊，老婆一天到晚唠叨：“电脑幅射啦”、“坐的时间太久啦”，最后老婆不得不跟我约法三章：上午写两小时，下午写两小时，晚上再最多两小时，一天六小时工作制。其余时间就是出去散步，在家做饭和陪她看会电视。这样倒也不错，我就严格遵照执行，老两口总算相安无事。
也使我能安心地一步一步爬上了八达岭长城的顶峰----《我这四十年》完稿。



（补记） 第一百章 大篷车

作者： 陈泰

一位网名“lypht”的朋友在看了我发在“老知青之家”上的《我这四十年》，问我：
“70年代末的那场上海支边青年回城大风波，怎么没有提到呢？”
还说：“最有史料价值的就是那次上海知青回城大风波，缺少这点，文章的格局就小了。”
是呀，我在《我这四十年》第四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中，曾经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上海知识青年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屯垦戊边的壮举，激动了整个一代青年人，记录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本来这应该是我们的作者、文艺工作者去创作、去歌颂的现成话题，可是，几十年来，上海人在“内蒙”、上海人在“云南”的文章随处可见，却没有人去描述上海知青在新疆的文字。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一次的“上海知青回城大风波”。上海知青成了“危险的极端分子”，成了一堆“臭狗屎”。
是呀,对于支援边疆建设的上海知青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大风波”，是一个让人们不敢触及的话题，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
因此，也是我迟迟不敢去写它的原因之一。在《我这四十年》第四十一章“商调函”中仅轻描淡写了一句：
“很快，到了11月份，地处塔里木河下游一些团场的上海知青大批涌向阿克苏，要求返城。真是的，那段日子真是搞的人心惶惶。”
不过，思来想去，几十年过去了，这一段历史还是应该将他如实记录下来，提供给上海知青的下一代去思考。
所以，我庄重地写下了这篇文章：“大篷车”。
事情发生在1980年年底。
起因是：位于新疆南疆塔里木河下游农垦十四团的一位女教师（上海知青）去阿克苏办事，遭遇不测，被几个维吾尔歹徒挟持，强暴后惨遭杀害。激起该团场上海知青的愤怒，该团部分上海知青于1980年11月12日集中到阿克苏，到行署讨说法，要求“严惩凶手，还我公道”！
过激的言行，行署的领导一个个藏了起来，后来干脆不见人影。这样，上海知青也更加气愤，他们一方面占据了行署办公大楼，一间间办公室成了他们的宿舍，同时支起锅灶，生火做饭；一方面在阿克苏“大十字”搭起“灵堂”，悼念亡友，向群众揭发、痛诉“女教师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群众无不为之动容，纷纷解囊，将身上仅有的几元、十几元“钞票”投进设在“灵堂”边的“募捐箱”。
但，没有领导出面。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到11月19日，已聚集上万上海知青。
21日，有人开始“绝食”，23日上午10时有500人参加，26日发展到1300人“绝食”。
仍然没有领导出面。
当时的阿克苏“大十字”，到处是横七竖八躺倒在地的上海知青，经前后近100小时的“绝食”，终于有消息称：“XX工作组来疆”。
27日中午开始复食。
但一直等到12月上旬，仍没有领导站出来。在焦急万分的时刻，有一小部分人就开始砸窗户玻璃，有的将办公桌砸烂，当柴烧。事情也由原来的“悼念”演变成“上海知青要求返城”的大举动。
后来，经研究，决定组织少量人员去乌鲁木齐直接找自治区政府。
1980年12月11日，这一天是个难忘的日子。
上海知青组织的“大篷车”队出发！
“大篷车”队由四辆卡车，每辆车20人组成。
这里，我要说给大家的是，在第一辆车上，有一对恩爱的小两口，但严格说来他们还没有结婚。女的是原师部文工团的独唱演员“铁蛋”，文工团撤销后，她被下放到某团。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她已30出头，但始终未婚配。到某团后，她认识了小她三岁的现男友小卢。这次到阿克苏，她俩都参加了，去乌鲁木齐也双双被选中。他们已经商定，待这次成功返回上海，就立即举行婚礼。
几十个人高高兴兴登上车，一路高歌开出了阿克苏城。
再要说给大家的一件事是：车虽是开出去了，但开车的人全都是上海知青，在农场只是开拖拉机的，没有正而八经地开过卡车，更不用说这长途跋涉。
出城后，他们选择了一条较近的路线，从“拜城”绕道“库车”。
然而，当天晚上传来消息，“大篷车”在一处陡峭悬崖的地方，第一辆车翻了。当场死亡三人。“铁蛋”和她的小卢均不幸遇难。
“大篷车”计划被迫取消。
此时，传来上级通知：“凡上海支边青年坚决要求回沪，劝阻无效者，按离职发给粮户关系，车送到大河沿（注：火车站）”。
正在大家欢呼胜利的时刻，一个个满怀希望的时刻，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
12月26日的清晨，阿克苏地区公安处采取行动,对参与组织这一次活动的七名主要头头分别抓捕，定为“闹事”。聚集到阿克苏的上海知青分别被遣返回各自团场。“所发户粮关系作废，不发工资、粮票，沿途设站劝阻，无效者就地收容”。
12月29日，根据上级精神，宣布：对十四团、阿拉尔渡口、阿克苏主要交通要道实行“军管”，各团场开办学习班……
……

（作者声明：《我这四十年》拙作已全部完成，谢读者关心、阅读。但要声明一点，我这篇文章是“纪实”又是“小说”，所以不免有“虚构”成分，请在阅读时千万不要自己去与某件事情硬性挂钩。请谅解，谢！）

（全文完，谢谢阅读）


补“三张旧照片”插图：
一、

二、



三、


我这四十年（续）四十五年喜相逢

作者：陈泰

（一）小序

2009年8月21日，当我将装满照片的50个信封送到邮政局，我这一次的江苏、上海之行才算划上圆满的句号。
我是8月16日回到贵阳的，一回来就忙着整理照片，400多张照片、50多个人，要一个个分发清楚，也不是容易的事，这不，总算搞好了，我才有时间坐下接着写我的这一篇“后记”，因为文章的总标题叫：我这四十年，现在再接下去写，就超出“四十年”了，但我也顾不得那许多了，就这样往下写吧。
这次的旅程，总的来说，用我姜堰当年一起在“业余文工团”的战友李宝章说的一句话，是：“四十五年喜相逢”。
还是利用假期，也正好是蕴玉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分别45年之久的原姜堰“青年业余文工团”的朋友和新疆六团一连的老战友在向我们召唤，对我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就和夫人蕴玉带孙孙三人一起买了火车票，7月18日开始了这次的江苏、上海之旅。
（二）姜堰行

回姜堰，是我一直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想回家，我想亲吻故乡的土地，我想抚摸故乡的桥栏，我想重温儿时的美梦，我想寻找青春的足迹......
这次回姜，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能见到新、老两代朋友。这是指：一是在“姜堰论坛”网上结交的新朋友，一是40多年前在“泰县青年业余文工团”一同战斗的老朋友。
我于7月19日到达上海，事先联系好的一个开出租的朋友在车站外等我，他直接开车送我们到了上海汽车客运总站，买上16：40返姜的大客，当天19：20到姜，弟弟早在车站出口等候我们。
弟媳热情接待我们，他们在南京上班的儿子、儿媳请了假回来与我们相见。一个安徽姑娘、2007年在姜人民医院就职、寄宿在弟家曾与我们有过一面之交后来到苏州某医院当护士叫张旖旎的，也专程请假从苏州来探望我们。
李宝章是25日从南京（他长住南京女儿家）过来，找上一些有45年未见面的原“文工团”的朋友黄素华、张和顺以及已80高龄的当时“文工团”负责人陈银山及黄明珠、程万宝等共十多人，与我共进晚餐。黄明珠、程万宝也分别请大家一起聚会，第三天，当年的小妹、现也早已是“奶奶”的黄素华因我时间安排太紧，特地在姜堰有名的餐馆请我和大家吃“早茶”：“姜堰酥饼”。
大家坐到一起，共同回忆1963年在“文工团”时唱唱跳跳、那年轻人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张和顺也饶有兴趣地唱起了当年《朝阳沟》里的唱词，大家又如回到那个年代。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李宝章拿去照相馆洗印，取名：“四十五年喜相逢”。
我又去了刘家桥巷老房东家，两位90岁高龄的大叔大婶精神矍铄，大婶对着蕴玉说：我还记得你那年一个人来姜堰的情景，逗得大家都笑了。我们和自幼一起长大的房东家几弟兄一起吃了饭。
27日上午，当年从新疆六团一中调到泰州巿工作、现已退休的莫璟老师来姜堰与我一见。
这次姜堰之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逛街，主要目的是会见新、老朋友们。我如愿了，我见到了我想要见的朋友，大家都热诚地让过几年待我70岁时再回姜堰，他们将聚集更多的“文工团员”为我庆贺生日，我真正感受到了家乡亲人给我的那难以述说的亲情、友情、乡情。
当然，有一点点遗憾。这就是“论坛”新朋友“开心人”等没能见到，当然我不怨他们，他们大概是太忙了。
还有一个网名“才郎”的，当他知道我回到姜堰后，短信告诉我说他正在江阴出差，问我住哪，他让文化局的同志来找我。我回他：不用了，只等他出差回来见一面就成。一天我从外边回弟家，走进小区，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在注视着我，问：你是陈老？我诧异，说你怎么知道我？他笑着说：与照片上一个样。他说他是“论坛”的叫“阳光”，并告诉我说头儿“才郎”就快回来了。第二天中午午睡起来，忽然一个电话，我一听，是“阳光”，他让我立即去“曲江楼”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个活动。我冒着烈日，来到“曲江楼”，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下往外走，一问原来是“论坛”组织的“姜堰古镇夏日游”，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份活动的“路线图”。我问工作人员：“才郎在哪？”她回说：在接受记者采访。一会后，她说“那就是”，我立即上前自我介绍，他高兴地与我握手，说（三）一连战友

我在《我这四十年》第二十一章“一连聚会”写道：真没有想到，在这许多年中，我们先后回上海也有四、五次，回去了也和一些原来在新疆一起战斗过的朋友碰头、聚会，可就是没有遇见这些一连的……只要他（她）们再有聚会，事前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去，在上海与他（她）们相聚，重叙一连的旧情。
2008年初，当我们终于与一连的一些战友电话联系上后，就有不少的人常常在电话中要求我们回去上海与她们相聚。我们也一直在犹豫，因为2007年刚刚回过……
这一次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定下的，而且事前作了很好的计划、安排，设计了“行程图”。
7月29日，我们从姜堰回到上海，在宝昌路四姐家待了一宿，按“行程图”，第二天即去了宝山区淞南五村当年我们恋爱的第一牵线人---杨月芳家。
杨月芳的爱人何永康，当年先在一连畜牧班，后来调到值班连当警卫，退休后成了正而八经的“国家公务员”。杨月芳后来从一连调到五连，自己带着孩子在大地里劳动。在回上海的历程中，他们也是吃尽苦头。现在总算安定了，他们现在与儿子、儿媳及孙女住一起，大女儿和女婿及外孙女住在附近，也经常回来。一家人关系密切，其乐融融。在他们家的两天中，他们叫来住在附近的原一连战友姜廉都、袁征霞、邵扣才、张新琴及外号“小皮匠”的李存五来家中，拿出丰盛的菜肴，大家边吃边聊。说到高兴事，又如回到那以往的岁月。
因时间太紧，31日吃了晚饭，不得不赶去住在浦西的蔡璇家（也是应蔡璇强烈要求）。
所好，杨月芳的儿何俊是开出租的。7月19日，就是他去车站接我们，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他硬是在站外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然后又将我们直接送到上海汽车客运总站。
31日晚上，小何开着车，将他爸何永康及我们三送到长阳路蔡璇家。
蔡璇曾经在一连畜牧班，因为是女同志，又戴一付深度近视镜，放羊并不是她的强项。一次羊走散了，同在畜牧班的何永康帮忙很晚才从老乡庄找回走散的羊。为此，蔡璇对何永康多年来一直心怀感激。这次是蔡璇亲口交待让何永康与我们一起去她家一聚。第二天，蔡璇又电话叫来家住“五角场”附近的孙珊珊、祝梅凤、吕辉和帖松云。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边包一边谈论着往事。蔡璇后来嫁到西安，后又周折返回上海。她的丈夫周先生虽已70有余，但也高兴地楼上楼下地跑，为我们烧饺子、当好后勤。
饭后分手，接着是下一个目标：浦东—南汇—六灶---尹月娣家。
我们坐公交车，蔡璇送我们到车站，吕辉要跟我们一起去六灶。吕辉是16岁就支边去了新疆，返城后，接任母亲的工作，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由于工作认真被评为上海市劳模，奖励了一套一室一厅住房。
公交车到张江，尹月娣老公戴项德、她女儿、女婿开着车到张江接我们。不一会，车到鹿溪，就到了她们的家。
尹月娣、蔡璇当年都是四班的，蕴玉是副班长，她们同住一个寝室，关系亲如姐妹。1973年，我们调基建连搬到下边后，尹月娣调到五连，她与戴项德结婚时，我们只送了几个茶杯。后来，戴项德去修铁路，尹月娣一人带着孩子很是艰苦。待我们再调去团部一中，慢慢就失去联系。
现在她家住的是新修建的一幢有300多平米的二层（加一阁楼）小楼。这小楼的修建倾注了月娣不少的心血。见到蕴玉如同见到亲人，一个晚上，月娣滔滔不绝，谈起建房，她就泪水盈眶。
8月2日，外边下着大雨，戴项德电话召来一“面的”，拉上我们六人去了惠南镇马国良家。
马国良，当年六团少数派头头，1968年“10.12”事件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只知道他与一连四班的夏凤琴结婚后又调去五团，后来当上五团宣传干事。2008年联系上后知道他曾两次脑梗。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夏凤琴昨天就通知了家住附近的原一连邬桂鑫、王杏仙两口和住在荡湾新村的王文彬、赵秋娥（大家都叫她“阿六头”）两口。他们到后，闲聊一会又拍照留影，继而在一家有名的海鲜酒楼共进午餐。平时很少进油的马国良显得特别高兴，烤鸭、熏鱼连吃了好几块，还喝了满一杯“红酒”。本来是饭后就回六灶，可王杏仙不让，一定要请大家晚上吃晚饭。
王杏仙，也是四班的，当年我被下放四班“监督劳动”，曾被班长周玉妹安排我俩晚上同去棉花地放水，一人管两“农渠”。她也不害怕，硬是连放了三个晚上。下午我们去她家聊天，她给我说，我和蕴玉恋爱传信人才不是杨月芳而是她和陆蕾行。这话也对，在我和蕴玉恋爱中，有时也闹点小矛盾，王杏仙和陆蕾行确实从中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闲聊中，王杏仙问我是否6日要去张秀君家，如定了，她们也过去。因为她知道当年蚕桑班传我跟张秀君的故事，而张秀君原也是惠南镇的，她们都是初中一个班的，从小一起长大，只是后来张秀君爱人在普陀区买下房子，但她们经常保持联系。
晚饭，他们安排在一家“农家饭”餐厅用餐。饭后，邬桂鑫开着“私家车”
送我们回六灶。
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尹月娣家，吕辉自己坐公交走了，戴项德与我们一起去张江，又陪我们上了轻轨2号线到人民广场，看着我们转上8号线，他才返回。
8月6日，按“行程图”，我们先在火车站预售窗口买了15日的返程票（预售10天），然后坐63路公交车去普陀区张秀君家。当我们10：30到达时，王杏仙、邬桂鑫、夏凤琴、“阿六头”已早我们先到。
张秀君和她90高龄的老母亲在家，她先生徐伟利因事去了青海。徐伟利原在六团团部宣教科，画有一手好画。与张秀君结婚后调去青海，成为青海美术家协会的理事。张秀君的儿网名叫“阿迅”，是一名警察，这一年多时间，我们经常网上聊天。这次去他家，可惜他正在上班没见上。
中午，张秀君未来的女婿安排，在一家“酒楼”宴请我们。开始说是不远，她母亲也跟我们一起走，可一会天下起雨，这时又打不上车，走了有三、四站路，终于到了目的地。90高龄的老人一点也不显劳累，倒是我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这一餐就化了700多。回贵州后，我QQ与阿迅聊天，说起这事，阿迅说：“我给我妈报销！” （四）兄弟姐妹

说起蕴玉的兄弟姐妹，那是要吓你一跳。她们家共有九兄妹，六女三男，六姐妹中，蕴玉排行老五。除她二哥在北京，三姐在安徽合肥，我们在贵州贵阳，其余都在上海。
定今年去上海，主要是去看望那些几十年未碰面的一连战友，所以一开始就准备除去一连战友和校长祝善生家住，另安排只去看望二姐。
这也是因为：2007年我们去上海时，是住在武进路。这里是蕴玉父亲在世时的居住地，是蕴玉幼时直到新疆支边前生长的地方，后来是蕴玉二姐、二姐夫与父亲住一起，到大约1983年，二姐家搬到许昌路后，就由小妹和妹夫住进这里陪伴父亲。父亲去世后，就他们单住。2008年，他们搬住到儿子的的住处，将武进路房子租了出去。这样，我们如果去上海，落脚的地方就成了大问题。
所以我们决定，去上海我们打算住旅馆，不通知上海兄弟姐妹。
但因为今年是蕴玉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想去苏州给老人家上坟，就告知在上海的弟弟建平，让他带我们去坟上。可这事建平给四姐讲了，四姐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我们回说：日程已安排好，婉转地回绝了。四姐就将电话打去北京，二哥来电话批评我们，他说：“你们还能有几次回上海，都七老八十的人，你们不去看望一下好吗？住旅馆，你们有多少钱？”这样，我们才修订了原来的“行程图”：哥姐每家一天。
这次是四姐理解和解决了我们这“住”的难题。她让我们住到她家。四姐家原住四平路，也是搬住到宝昌路儿子购买的一室一厅房。姐夫已70多岁，四姐也67，他们将房间的一张大床让给我们睡，而四姐夫将就着睡在一张临时搭的小床上，四姐则睡沙发。与他们住一起的小儿子和孙儿（暑假期跟他们）就睡到地板的席子上，很是让我们过意不去。
我们于7月29日在宝昌路住了一宿，8月3日从六灶又回到这里。
按照新排的“行程图”，8月4日，8月5日四姐陪我们先后去了娄山关路大哥家和闵行区七辛路的二姐家。
去大哥家，小妹后我们一步也去了。已77岁的大哥亲自下厨，烧一桌丰盛的菜肴，就一间十多平米大小的房间里，摆上圆桌，有坐在床上，有坐在凳子上，就着饮料边吃边聊。大哥一生辛劳，几十年与大嫂就在这一间房里（厨房、卫厕与人合用）相依为命。但他很乐观，从不埋怨。他的邻家有一小女孩，四、五岁大，大哥亲如自家孙女，有好吃的都要拿去给她。那天桌上的大虾，我们都不舍得吃，留着本想晚饭时再吃，可大哥生气地（说我们不吃）将大吓一只只装在碗里端去小女孩家。说起我们回上海，大哥一直在埋怨（批评）我们一开始不应该不安排去哥、姐家，他说：我是邢家老大，大姐也80岁了，你到上海能不来看我们吗？接着又批评小妹说小妹夫今天不应该不到他家来。我们只好一边道歉一边解释。吃过晚饭，又聊了很久，这时天下起大雨，等雨小些大哥才让我们坐轨道车回去。
5日，也是四姐陪我们去闵行二姐家，建平弟也从奉贤南桥来到。二姐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二姐夫去世后，2007年，二姐带儿子、女儿去姐夫老家四川探望，不小心夜间上厕所时摔了一跌，一直没恢复过来，现不能出门，就由儿子整天陪伴着、侍候着在家休息。我们对二姐一直很敬重、有着特别的情感。我们在新疆时多次去上海，那时二姐与父亲住一起，去后，二姐理解我们在新疆的苦处，每次都千方百计让我们吃好、休息好，回新疆时又给我们买好多东西。这次去看她，二姐很高兴，一定让我们吃了晚饭再走。这样，中午就买了几份凉面将就，晚上二姐坚持着和我们一起走到外边饭馆吃了饭。
8月7日，是安排去苏州上坟的日子。四姐、小妹、建平弟和我们三坐火车到苏州，又辗转着打车来到墓地，恭恭敬敬地供上香烛和酒水，为老父亲在天之灵祈祷，祝福老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晚上回到上海，四姐的长子王伟请我们吃晚饭。
8日，是星期六，我们去看望家住在浦东新区成山路的大姐，四姐、四姐夫陪我们同行。这是特意安排的，因为平时去，就大姐、大姐夫老两口在家，都是80岁的老人，招待很麻烦。星期六去，大姐的儿子们也休息，就方便多了。
大姐家原住在陆家浜路，后拆迁搬到浦东，老两口一室一厅；大儿子启人住他们隔壁，二室一厅。因启人的儿子（也是大姐的长孙）要结婚，大姐就将自己的一室一厅让了出来，重新装修给长孙当了新房。启人将大房间让父亲、母亲老两口住，自己和媳妇住到原来儿子住的一小间。这天我们五个人去，加上后来，大姐的小儿子和儿媳回来，一下子，作为客厅的一间立即变的有些拥挤。当然如果大姐的子女和孙辈们都回来，就有近20人，那就更无法待了。
大姐和大姐夫虽80岁，除耳朵有些聋，身体还硬朗。由于家中子女多，大姐17岁就嫁到黄家，当时四姐蕴兰5岁，基本上都是大姐给带大的。我们对大姐也有一定的情感，每次去上海都是要到大姐家的。2007年，大姐夫80大寿我们专程来上海为他祝贺（见《2007的那个夏天》）。
中午，大姐给我们包了水饺，晚上，启人烧了一桌好菜。大姐夫还是一个劲地对我们说：没什么好的招待。我们在大姐家待了一整天，还在准婚房内拍了不少照片，大姐和大姐夫也显得特别高兴。走时，天都黑了，大姐的小儿媳储呜开车将我们送到附近的地铁站。
小妹和妹夫在我们29日回到上海时就来宝昌路看我们，以后也来过两次。他们的儿和儿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按政策生了二胎。所以两个孙女，和亲家一家带一个，也顶忙的。只能忙里偷闲来一会。小妹说她家就住在不远的附近，我们没有去。
弟弟建平，原在黑龙江插队，后调合肥，也是四姐帮忙，作为“监护人”将儿子的户口落到她家，后建平经自己努力，在虹梅买房，经倒手一下赚了30万，就在奉贤买了住房。2007年时我们去他家住了些日子。所以这次就没再安排去他家。但他很热心，陪我们去二姐家，去苏州，还专程到武进路为蕴玉开出一张去新疆时的户籍证明。8月15日当我们返贵州时，建平和弟媳带着孙女佳欣特到南站将我们送上火车。 （五）难忘浦东

俗话说，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边。在“行程图”上，我们将这次上海之旅的重头安排放在了最后。
这就是：8月9日—14日，去南翔，祝善生校长家。
这也是祝校长、李国英老师的心愿。
2008年8月，祝校长夫妇二人兴致勃勃来到贵州，在我家住了有十多天时间，只是因在上海某中学当校长的女儿祝郁来电话催，不然还要多住些日子。当时，我们就已约定，在适当时间去上海他们家，住上一、两个月。
所以，这次去，在祝校长家时间安排上，相对就多一些。
再，我2004年、2007年两次去上海，都得到曾经是我的学生、后来在上海某银行支行当行长的靖钰的盛情款待（每次祝校长夫妇都在），作为回答，校长和我们商定：这次要在南翔宴请她夫妇，校长作东。
所以，一直没有电话告诉靖钰说我们到上海的事。8月6日，我心血来潮，给靖钰发了一条短消息，说我们已在上海，并告诉她，祝校长准备请她和甘爱平两家到南翔，具体时间再商量。
靖钰马上回信，问我在上海住宿有没有困难，如有一定不用客气给她讲；并告诉我一条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的事情----爆炸性消息：
朱永红13日从广州到上海，14—16**们一起去黄山（旅行社安排）。
这里说的靖钰等三人是我在2007年12月3日写下的一篇《我的学生》中的人物，我说：“靖钰、甘爱萍、朱永红,我的学生,她们从小立志,奋发学习,长大后扎根上海、广州,成为了新一代的佼佼者。”
现在靖钰是上海某银行总行企业金融部人力部总经理，甘爱平是上海某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副教授，朱永红则在广州某银行信贷部副总。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我心想：这次一定要与朱永红见一面。上次是2004年我在上海时，靖钰在“黔香阁”请校长和我吃饭，约朱永红也来上海，可她没有买上票，使我遗憾了一次。我说这次不能再“遗憾”了，不然错过了这次机会那可能就是终生的遗憾。但我已买下15日的回程票……
我将我的想法和情况告诉了靖钰，她想了一会，说：“这样，由我来安排。”
最后定下：1、她们于8月9日到南翔；2、与朱永红等会面在8月13日晚。
8月9日不到8点，祝校长就找一辆车从南翔来到宝昌路接我们。李国英老师联系好一家饭店的包间。
约10：30，由靖钰的弟靖明（名片：靖明 中石化.香港.燃料油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开车，靖钰、赵戈飞夫妇和甘爱平、陈家聪夫妇来到南翔。
然后，祝校长的女儿（人们一般称“女祝校长”或“小祝校长”）和女婿及女儿过来，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地举杯，共祝健康！这餐饭一直吃到下午近三点。 饭毕，靖钰她们开车回去了。
由于一段时间来的连续奔波劳累，蕴玉有些吃不消，两只脚肿胀发亮，再就是路走多了就后背疼痛。
下午稍休息后，国英老师说晚上吃饺子，就拿出已准备好的肉馅和新买的面皮，一边包一边说起下一步安排。说，家住青浦的徐佩采老师准备在12日请两桌，邀我们一起过去。说着说着，蕴玉突然“不、不、不”地说着，然后就坐在那发呆整个人没有了知觉，惊吓得国英老师不知所措，我立即将蕴玉背到房间的床上，半小时后，蕴玉苏醒过来，走出房间，直说自己没事（7月30日早上，离开宝昌路四姐家去宝山，在上电梯前，蕴玉曾犯过一次）。
这样，校长、国英老师和我商量，并马上打电话给徐佩采，说明情况，让她和其他一些老师11日来南翔。
靖钰也来电让我们13日晚五时前去浦东大道五牛城张生记酒楼聚会，到时她派车来南翔接我们，并直接点了几位当年的老师名，让我们通知一起去。
11日，原新疆六团一中的老师徐大宝和丈夫董文斌（原六团宣传科），赵丽娟和丈夫顾国峰（原团一中指导员），秦奋及徐佩采都先后来到，房兰花老师因不适打来了电话问候蕴玉的身体。中午就在一家校长熟悉的人的酒店吃饭，与9日差不多标准，但价格却少了一半。
12日，校长因其他事去了巿里，这边国英老师找来原师范学校老同学，开着车陪我们去了嘉定老城游玩，陪孙孙彬睿坐了游船（这是孙孙跟我们到上海唯一的一次“玩耍”），中午在一家“宜茶馆”的地方吃“自助餐”，下午，游“孔子庙”，到F1赛车场外边远观场景，还到一处德国人修建的无外挂空调的“红房子”转了一圈。13日上午就近在南翔古镇、古猗园拍了一些照片。
下午4点不到，靖钰派车来接我们直接将我们拉到酒楼。所邀约的秦奋（当年赵戈飞的班主任）、汪凤英（当年高中时靖钰的地理老师）和徐大宝两口也先后到达。在五楼餐厅，不一会，靖钰和她女儿赵靖婧（英博士在读）、朱永红和女儿李璐瑶（大三在读）、甘爱平和女儿陈可桢（高三在读）来到餐厅。她们和在场的每个人握手打招呼。
朱永红和女儿走到我身边，先将女儿介绍，然后说：“陈老师还是老样子。”我突然想起靖钰曾经说过“我们三人中朱永红最漂亮”，我开玩笑地对她说：“朱永红还是那么漂亮”，她看看身边的靖钰和甘爱平，说：“是吗？”大家会心地笑了。
参加今晚聚会的还有郭亚芳和丈夫畅旭升，王玲等共二十人，分坐两桌。靖钰刻意将她们三人、她们的女儿和祝校长、我及我的孙孙安排在一桌。靖钰的先生赵戈飞则安排在另一桌。坐定后，靖钰致词，她说：今天在座的都是六团一中的老师和学生，大家共聚一起，感谢老师对我们的教育、培养，祝福老师们身体健康！祝校长和我分别讲话答谢。大家频频举杯，互致问候。饭后，拍下很多珍贵照片，靖钰又派车送我们到南翔。
大上海的夜晚，到处是霓红灯，将城巿照耀的跟白天一样。在滚滚如潮的车流中，我很感慨：这一次上海之旅真是不虚此行，她圆了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梦，使我今生难忘浦东！！ （六） 新朋友 老朋友
在我们决定利用假日带孙孙再次去上海前，我曾经写下这样的话语：
“今天，7月18日，经过多日的准备和谋划，今天终于启程。
“这是为了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与分隔有近45年的新疆原一连的朋友们会面。
“这件事是考虑时间很久、但最终还是决定成行，问题主要是去后的住宿问题。虽说是家在那边，可怎么说呢，现在已经没有了，连个落脚、放放东西的地方也没有了......
“但不管怎样，还是决定了：去！
“今天，就要启程，就要去到那熟悉又陌生，那自幼生长却又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所好，我还有姜堰，还有朋友，我都可以去，我都可以住。
“18日，今天就要启程，去经受又一次盛夏酷暑的煎熬！！
“老朋友、新朋友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终于来了……”
时间过的真快，这一转眼，快一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虽然我们已经收获不少，已经圆满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但有一点很让我不安，这就是蕴玉的身体。
……我还是接着往下写吧：
8月14日一清早，校长就叫来汽车送我们回宝昌路。因为今天已经讲好，要去医院给蕴玉检查身体（抽血和尿检）。在21日晚上，国英老师曾经联系南翔医院一个熟人，可22日早晨去医院却因蕴玉已吃早餐无法抽血检查失去了一次机会，后联系让四姐先去宝昌路边上的“中医院”挂号，我们回去就抽血检查。当天下午取验尿化验单后，四姐夫又帮去医院开了药。吃后，脚肿就消退了。25日医院上班后取到验血的化验单，因是全检，也看不出什么，只好等回到贵州再说。
25日上午，我们就在四姐家收拾行李，十点过钟，突然门铃响，一问，是家住浦西长阳路的蔡璇和她老先生登门拜访。
在我们8月1日离开长阳路她家后，蔡璇就一直电话跟踪我们，她给我们说：在她家既没休息好，也没吃好；她关心地询问蕴玉的身体；她让我们回头再一次去到她家；她说，她不常出门，一出门就分不清东南西北；她说她要到火车站送我们却又不知如何去南站。我们很不过意，让她放心。可现在，她还是在先生的陪伴下登门拜访来了，一见面，就将一条戴在手臂上的价值不菲的手镯退下戴到了蕴玉的手臂上。看到蕴玉消瘦的面庞，她很动情地让我们好好保重身体，一年后再到她家，到时她将路费给我们邮来。时近中午，我们坚持着让她们和我们一起去附近的饭店吃便餐。
饭间，蕴玉又一次犯病，所好时间不长就缓过神。大家也是一阵紧张。临分手，就在大马路边，蔡璇与蕴玉相拥痛哭，难分难舍。蔡璇反复叮嘱，让我们一定再来上海。
下午一点过，四姐夫、四姐陪我们在宝山路站坐3号线去南站，建平弟和弟媳胡萍带着小孙女佳欣早早等待在车站，秦奋老师也从家中过来送我们。建平找来一工作人员，帮我们拖、拉着行李，一直送我们上了卧铺车厢。
当火车开动，我也无力地躺倒在卧铺上时，我的脑海里便不停地显现当年“文工团”战友和新疆一连战友、那新结识的安徽女孩以及我新认识我那些新疆老朋友的子女，他（她）们将成为我QQ的好友的身影。
啊，我的老朋友，新朋友！！
文章写完，这也是使《我这四十年》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