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市辉南县:秋蚂蚱 : 黑子

黑子 / 秋蚂蚱

黑子是我的老邻居，也是我母亲的同事。文革时他正值青年，翻砂工作练就他一身的梅子肉。低文化高荷尔蒙使他成为造反、抄家、游街、批斗的急先锋。在批斗会上，我曾不止一次地见他把一块块写有颠倒打叉姓名的牌子挂在他的批斗对象的脖子上。被铁丝悬挂的牌子不能往下落，否则就会吃他的耳光。血顺着铁丝从被斗者的颈子往下滴，没有几个人能挺住，栽倒了扶起，换一块硬纸板牌子，继续斗。。那时我还小，因为母亲总是加班、开会，所以我的童年几乎就是在她的车间和批斗会会场消耗的。文革的残忍在我们一群小孩子看来就是一种节日，不同的残忍方法就是节日的不同主题。

我们成为邻居是文革后了。黑子没有受到什么清算，也没有好算的——他的工种就是最底层，再往下打，就是地狱。工厂没有这一层。从黑子和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那天，我印象中的这个狠角色就成了一口“酒缸”。这个世上最文明的酒徒，习惯坐在门口，除了下雪天。他不喜欢桌子，总是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默默地端杯、续杯，就着方凳子上摆放的花生米、咸菜。从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开始，到晚上八点，最少四顿酒。每天至少一斤“二八冲”（一种当地烈酒，因每斤0.28元而得名）。他的最大优点是从来不发酒疯或是借酒装大爷装孙子。

有一天，他敲我门，跟我说，他要把屋子搞一下，我笑着问，是否要结婚了。他说是的，并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戒酒了。一月之后，他笑着送来一包喜糖。他娶了一个高大身材、高大嗓门的乡下女人。又有一天，他敲我门，笑着递给我三个红鸡蛋。他得了子。

这段时间光是看见他的笑容，即使一排不太白的上牙安在他那黑的发釉的脸上，也是完全可以做牙膏广告的（只是那时没有这个产业）。为了这个甜美的笑，我忍受了在他婚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那不隔音的墙壁传来的如同承接了黑子的酒瘾一般的一天好几遍的吱吱嘎嘎，可恨的是我那时也正是叫春的年龄。终于，在一个下午，我开了口：“能不能修一下你家的床？”黑子笑着说（脸红不红当然看不出来，但我相信他是红了的）：“我试过，修不好，明天我到厂里要一些铁丝再试试。”那一晚，难得的西线无战事，我原以为可以安心读书了，不曾想，整个晚上我一个字都没读进去，香烟倒是搭进去一包。

后来我也开始领女孩回来了。有一次，遇见的是一个“现代诗人”，无论我怎么哀求，她还是刹不住地大呼小叫。第二天，院子里左右邻居见到我都是一顿臭骂。我对众人说，向毛主席保证不再重犯。黑子等大家散去，递给我一支烟，说：“摊你了。”呵呵一笑。

大约在他孩子两岁的时候，黑子内退。他开始和妻子卖菜。日子不错。虽然她老婆的讲话声音有点分贝，但那是习惯。这两人并不像这个院里的另一对有点知识的夫妻一样，家里经常响着锅碗瓢盆打击乐，第二天的垃圾里总会有几只碗碟的碎尸。

有一个午后，我推着自行车回来，吃惊地看见黑子又坐在了门口，方凳上两三个菜，地上一瓶酒，他正端着杯子举过额头，歪着头眯眼看着透明的二两杯，一副复杂的表情。看见我进大门，他放下杯子，冲我笑着。

“又开始了？”

“嗯。”

“为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

我放好车，递给他一根烟。坐在他旁边。他知道我滴酒不沾。

“能说吗？”我问。我小他十岁，可以说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他又是我母亲的同事，为怎么称呼他我真拿不准。我曾问过我母亲，她愤愤地说：“什么都别喊，这人太坏了。”（可我们做邻居这么久，我觉得他比大多数人都好）所以我一直以微笑代替称呼。直到有一次我还是就此事征求了他的意见，他说：“就叫我黑子吧。”我不太能喊出口，于是继续以微笑代替。

他摇摇头。一口下了。我凝神看着他，“没事吧？”

“没事。”他回道。“真的。”他顿了顿，补充道。

为了打破僵局，我开始找话。我把明清怪人归庄的有关戒酒之苦的一段用白话说给他听：“一日不饮，口燥唇干；二日不饮，舌本强，喉棘；三日不饮，五官不灵，肌肉死，腑脏龟坼；四日五日以往，便当以所荷之锸埋于陶家之侧矣。无酒之害如此，仁人君子，岂得不念哉！”他哈哈大笑（我们相邻多年，我很少听见他的笑声）。趁他高兴，我又补充道，孔老二也是酒贤。他问我孔子的酒量，我说，古书上说“孔子百觚”，觚有多大，不知道，应该是海量。倒是那个归庄的酒量他自己交待了每天三斤不到。黑子说，那得多少银子啊？我笑着说，这厮一个穷头陀，全靠化缘。我猜那时的秤应该比现在小，算起来，归庄的酒量和你差不多。

黑子收起笑，忽然问我：“我是好人吗？”

“为什么这么问？你应该是。”我补充道：“我不是。”

“我这辈子是吃的没有文化的苦。你年轻，又有学问。”

我没有再接茬，回屋了。

一切又像回到了以前。一天四顿，天天不冇。除了方凳上多一两个老婆抄的蔬菜和一个屁颠颠的儿子在四周绕之外。

几年后，我搬出来了。有一个周末回母亲家里吃饭，席间母亲说，黑子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惊得筷子掉在了地上。母亲翻了我一眼：“至于吗？”我问：“怎么死的？”“早上四点到惠民桥（批发蔬菜集散地）进货，在路上被一辆大货车连三轮车带人撞飞。大货车跑了。黑子在医院躺了三天，还是死了。”

第二天，我带了一些吃的，去了我的旧居。我快要搬走的时候，黑子曾跟我商量，先把他的孩子的床和东西搬进来，我说行，反正是单位的房子，谁先占就是谁的。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数月了。当我敲黑子家的门时，我下意识地伸长了手臂，仿佛黑子还坐在门口的小凳上喝酒似的。

房间空了一些。黑子的遗像放在大桌上。一瓶洋河。一口杯子。一包大前门烟。黑子生前抽的是八分钱一包的“大铁桥”，“大前门”是他的招待烟。黑子不抽有过滤嘴的烟，我猜他是怕一旦接下了别人递来的好烟，自己不买小气，买了心疼，所以干脆声称自己不习惯抽。我的猜测得到了黑子老婆的证实。我站在黑子的遗像前，从“三五”里拽出两根，点燃，放一只在他生前用过的烟缸上。“这烟缸还是你搬家走了留给他的。”黑子老婆说。

黑子老婆本来就是又高又瘦，几年不见，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是在街上，我断认不出她。人要是老起来比岁月快得多也下手狠得多。

“黑子为什么又开始喝酒了？”照例的对话后，我直奔我最想找到的答案。

“他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害了好多人。他不能闲下来，一闲就想。喝酒就好多了。”“可当时的造反派有十几个人，又不是他一人。”“我也这样说的。可他说他是最积极的，打人也是最多。”黑子老婆顿了顿，问我：“真有报应吗？”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岔开话题问：“他最后走的时候痛苦吗？”我本来想问的不是这个愚蠢的问题。

“他跟我说，带好孩子，永远不害人。还说，终于戒酒了。还有就是‘报应’。”

“黑子曾问过我他是好人吗？”我转向黑子的遗像：“黑子，就冲着你自文革结束后没有对任何人动过拳头这件事上，你是难得的好人。”

黑子老婆“哇——”地哭了。我一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安慰她。

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我起身告别。我最后问的是：“那个货车司机找到了吗？”

黑子老婆摇摇头。幽幽地说了句：“他也要遭报应的。”

那个司机遭没遭报应天知道。我知道的是，绝大多数在文革时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比黑子大得多的人，至今活的不是一般地好。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文化程度是十个黑子也无法比的。这一点，黑子意识不到。他把他在文革作的恶归咎于他的文化缺失，但事实上，世界上所有集体恶、大恶的肇始者大多是有文化的畜生。

文化和文明非但不是一回事，而且在很多人那里就是仇敌——越有文化就越是利用文化来干反文明的事。千年文化古国造就了千年的反文明民族，而且以此为荣。

我相信黑子已经救赎了自己。黑子已经死了二十年了，而这个世界还在买醉中。

“没有内疚

人是什么？一头野兽，是不是？

一头肉食而得到宽恕的狼，

一只交配而仍然纯洁的甲虫。”

——阿奇拜尔德•麦克莱什（Archibald MacLeish）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