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寻秦记未删节下载:[原创]于庆栋：中国式关系（一）

中国式关系与前景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不但是现在，而且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就和长城一样， “关系”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了。这种观点，实在是少见识的结果。

不但是中国，任何一个法制观念不强、陌生人规范不健全的国家都难免出现“关系时代”。更早的欧洲、先前的北美，先后一度出现大家族的裙带政治和商业家族，包括家族式的黑手党。而且，以血缘为依据的王位传承，不也是关系的产物吗？

  既然历史上被大洋分割的不同人类社会，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以家族、人情为纽带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团。那我们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某种内在的规律在里面。我们从演化的角度推演一下。

  刚出生的婴儿，我们暂时认为他们没有先天的本质差别。想想婴儿的情况，作为“父母身上的一块肉”，被父母捧在手心，获得无微不至的关怀。父母爱孩子乃是出自天性，因为一定程度上讲，他或她就是自己，而且是更年轻的未来的自己，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孩子呢，自然会对父母产生依恋，因为他们代表着无私的爱、安全、可依赖，代表着变动世界里唯一的港湾。父母兄弟一起生活一二十年，在生活中相互依偎，相互照料，感情自然十分亲密。用詹姆士的自我观分析，他们都视对方为自己的一部分，彼此建立起认同。这种认同感能够突破身体，让灵魂纠缠在一起。在强烈的认同中，悲伤彼此的悲伤，快乐彼此的快乐，荣辱与共。和家人比起来，外人的快乐或悲伤对自己无关紧要。自然生活中，较多交往的还有亲戚、邻里、朋友。在实际的接触中，会发生不同的情感联系和认同。一般来说，交往时间长，互动多的关系更亲密，认同度更高。如果其他情况一样，要选择支持自己认同的人，还是支持陌生人的时候，人自然会偏爱前者。

我们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为例。古中国交通不发达，又是农业立国，很多人数代居住在固定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日日接触的都是邻里乡亲，很少有机会接触陌生人。这种日日相依的接触，建立的感情必然十分深厚。如此，古人对家乡、土地、邻里自然有强烈的认同感。村民面对陌生的外来者或是外乡人的时候，感情自然的倾向“自己人”。中国形成了从父母子女开始，到亲戚，朋友，乡亲，再到君臣的层层伦理规范。这不是生硬的规定，它植根于中国古代乡土社会的现状，植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磨合交际，植根于人自发的感情。

我们谈谈基于自然接触的认同感，如何生活的的。基于自然认同的兄弟父子，彼此了解，情感深厚，心心相印，荣辱与共，可为彼此舍生忘死，。当某一成员要在社会上建功立业的时候，其他成员自然会鼎力相助。不为别的，就建立在强烈的情感上，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为兄弟父子，就是为自己，两者是一体的。例如，如果儿子中了状元，不但会成为父母的骄傲，还会光耀门楣，还会荣及乡里。这就是情感认同的作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战争，无论是从信息沟通上、从信任上、从协调上、从成功的动力上，都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对比一下由陌生人组成的经济或军事组织，就可以看出家族的优势。首先，陌生人彼此不了解，需要花费较多的沟通成本，更别说要到默契的程度了。第二，陌生人之间信任难以建立，即便是有允诺、有契约，又如何能够保证能够很好的遵守呢？而家庭基于固有的凝聚力，成员彼此信任，很少在背后搞小动作。既是基于感情，又是基于违规的大成本（一旦存私利被发现，会伤害家庭感情）.第三，陌生人的组织认同度低。陌生人在组织生活中，对自己利益的认同比对任何他人的认同都强烈，除了关心自己的利益之外，很少真心的关心他人，关心集体。而家庭运作中，成员之间有强烈的荣辱与共的认同感，强烈的一体感，适宜集体运作。第四，陌生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比较不容易相互妥协。而家庭成员基于强烈的感情和家族共同体的维护，倾向于协商，各退一步，维持共同体。第五，陌生人没有情感联系，只有最基础的组织规范。而基于自然情感的父子兄弟，一衣带水，情谊相通，愿意为对方牺牲很多东西，更乐于彼此帮助。这种种特点，都说明了基于自然感情认同的家族式运作有巨大优越性。所以我们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基于私德的伦理，曾经一度是传统中国最合宜最优效率的社会组织要素。

我们说，情感关系是自然交际发展成的。人类社会起初就是在这种纽带的连接下组织起来的。自然交际是感情的连接和认同，是灵魂的纠缠。上面所说的家庭成员的认同情感，是先有亲情，然后共同行事。这就好像好朋友一起创业一样，先有友情，后一起创业。还有另一种，陌生人为了在一起做事，交际互动成朋友、父子兄弟。为了具有像家族认同那样的巨大凝聚力，把政治、经济、军事的运作关系，变成类似父子兄弟的情感认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搞关系”。把生人搞成熟人，把领导搞成父亲兄长，把下属搞成儿子小弟，把女人搞成姐妹或情人，把男人搞成兄弟朋友。通过社会关系的家庭化，社会交际的情感化，彼此之间的陌生关系就转化了，深化了。通过援引家庭的感情体验，推及到陌生交际中，冷冷的生人交往，变成了情感交流，产生了共同体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彼此更亲密，像家人一样，彼此互相帮助自是情理之中。

搞关系完全可以效法自然情感的生成方式：一是利用简单暴露效应。即常常见面，经常联系。无论他人如何，简单的熟悉就能引起好感。二是示好。人更倾向于喜欢喜欢自己的人，因为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能印证自我的良好感觉。主动示好，表示喜欢，对方也会喜欢上你的。。三是说好听的话。人乐于听好话，这里面有两种因素：通过他人的头脑意见，确证自我的良好感觉。 另一方面，即使明白对方的话是夸张的逢迎，心内也洋洋得意，因为必是自己的某种特质或地位，令对方放下尊严，讨好自己。四是送礼物，为对方办事情，主动满足其需求。这样，对方会感激，觉得欠了人情债。要么就会感动，觉得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友谊。无论哪种情况，对方都有投桃报李的倾向。五是寻找其兴趣点，扩大交流，形成某种同志或是同趣，生成认同感，一体感。六是参加一些共同活动，共同的欢乐或悲伤的体验，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尤其是共同的快乐体验。如夜总会的生活，就是共同娱乐。七是分享秘密。分享秘密是感情加深的象征，是值得信任的表示。当人觉得自己被信任，会体会到自我的价值感，从而会对对方产生感激和喜爱。八是，办任何能让对方高兴的事情。在人的心智组织中，会喜爱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如果你是他快乐的原因，自然也就获得了他的喜爱。让他快乐的可能有：美貌、良好的形象、幽默的谈吐、有吸引力的谈话、有吸引力的气质、有吸引力的思想、可敬重的品格，等等。九是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对某些事物的态度和信念。表明自己的支持立场，获得认同。十是救人于危难。人特别会感激在落魄的时候帮助自己的人，因为特别需要，所以回馈心也强烈。特别会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心情。十一是寻找其开心的时候，提出要求。人的心境会对外界染色，好心情能觉得艳阳高照，坏心情能觉得寒冬腊月。开心的时候，你在他眼中也变好了。

酒场是搞关系的重要场合。酒是麻醉品，巧妙在它并不真正蒙蔽思维，而是使人放松警惕，放开心情，缓解紧张，减弱自我控制。陌生初谈，难免生硬。而酒精能使人放松，敞开心胸。喝了酒的人，能说些清醒状态下不会说的话，做些清醒时不会做的事。反过来，说过这些话，一起做过这些事的人，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在一起喝过酒的人，共同经历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就像一起玩了真心话大冒险，体验了降低内心防御的经验。而彼此降低内心防御，不正是亲密朋友才做的事吗？

总结一下，搞关系适用于陌生人，根据的经验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亲密体验。将个人生活的情感体验推及出去，用来缔结友谊和感情。从而扩大交际圈，将关系转化为利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乃是一种聪明的交际策略。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大多数人搞关系不是基于要缔结情谊，而是把感情作为投资的要素，目的是为了相互交易。虽然很多电影的主题，都是描述人原本以私利为目的接近对方，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生了真正的感情。但我们要知道，大多数的搞关系仍然是以感情为幌子的利益勾结而已。其实双方都明白，彼此的感情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亲密，称兄道弟不过是为了降低彼此的生疏和疑虑。如此看来，真正的情感投资，以诚待人属于高明的交际；利用感情投资，相互勾结，属于搞关系的低层次。


们继续深入一点，为什么中国的关系风如此浓烈，而欧美的文化却较少如此。是国民性的问题吗？不是。这是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较早时代的农业社会，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人口流动受限。社会是块状组织，每一块都有以自发交往发展起来的规矩和风俗，国家控制块状之间的关系，而较少直接管理块内的活动。块内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乡民自治。从二千年前的封建，到其后的专制集权，表明了国家统一控制力量的增强，公有规范才越来越多的介入私人生活。而中国直到近三十年，人口流动才比较自由。
人口的自由流动，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农业技术的发展，工业的兴起，生产力的解放。农业技术的发展，使乡村有了剩余的劳动力。而工业的兴起，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样需要人口大量的转移。且新的更高效的生产，需要更优化的分工合作方式。传统的家族生产方式中，虽然家族组织拥有巨大的凝聚力，但却不利于个人能力的优化配置。如何理解呢？个人能力在家族的框架里分工，共同生产。虽然成员之间关系深厚，但是家族成员之间的能力未必是互洽的。更有可能是A家族的某成员，和B家族的某成员之间的能力更能互补，结合起来有更大的生产力。传统的小区域的劳动分工，不利于释放更大的生产力。假如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可以在市场“看不见手”的引导下，达到最大效率的分工合作，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瓦解了原来自然感情的纽带，要基于陌生人的关系来重新组织生产。社会互动失去了深厚的情感基础，失去了乡土社会的传统伦理与可监督性，大量的犯罪和道德败坏也产生了。原因很简单：如果家人组织生产，成员之间彼此亲爱，荣辱与共，很少互相欺骗，家庭的情感和伦理能够补充生产的规范。而陌生人之间没有深厚的情感联系，没有彼此的深刻认同，在组织生活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快乐。为了自己，欺骗他人，损害组织，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并且人员大量流动，如果没有很好的社会管理，很难定位个人，完全可以干一票就走，而很大几率不被抓住。

以空间聚居为基础的乡土社会，转变为以工作和私交为主要关系的现代城市社会。邻里已经变成了陌生人，而生活和工作接触的大多数也是陌生人。相对于乡土社会，每个人需要接触的人更多了，而每一个接触之间又很疏离，这就要求社会管理和规范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在当代的工业化进程中，民间个体还是按照生活惯性，想把陌生人的情境变成熟悉的乡土情境，从而用原来的生活方式来行事。这就是搞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应对智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搞关系的动机大多数是为了让陌生人彼此了解，打消接触的疑虑。而拉关系又要耗费每个人的大量时间和金钱，这都算是生产的成本。这些成本加起来，很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有另一种更有效率的解决方式。鉴于陌生人之间的自然接触不够，情感纽带薄弱，，交往充满疑虑，我们可以建立基于陌生人的文化和普遍规范，加强第三方的监督和服务，从而建立新的社会相应机制。用条文和契约协商，代替私人情感纽带，再配上基于基本个人的道德观和坚决的法制支持。在熟人社会中，人的关系彼此相熟，道德情感、舆论约束力量巨大。在生人社会中，人的关系彼此陌生，开始的交往建立在有罪推定上，用合同和法律打消陌生的疑虑，从而使情感关系淡薄的人，也可以顺利的组织生产。

我们深谈一下熟人文化与生人文化。农业时代的乡土中国，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和生活都是以家庭形式为主，日常接触的都是熟人，人们的交往基于深厚的自然情感。以此为据，形成了父子纲常，以及类亲情的伦理形态。在熟人文化中，父慈子孝，相敬如宾，为兄弟舍生忘死，为朋友两类插刀，重情义，讲私德，是最高的伦理美学。而人口大量流动的工商业社会，生产生活接触的大都是陌生人，陌生人之间没有深厚的情感互动，以此为据，需要的是契约精神。规定权利和义务，重视彼此的约定，重信誉，讲公德，是最高的伦理美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熟人文化中，人们识别的都是父亲、母亲、大伯、舅舅、大哥、二哥、表姨等等亲人以及类亲人的熟人，这是是具体的、详细的、差别的个性化认知。对于父亲，想的是“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父亲”，对于二哥，想的是“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二哥”，如此等等。而在陌生文化中，人们接触的大多是全然陌生的人。人们识别的只是一个人而已，没有了其他的具体信息。这时候人们想的是：“我应如何对待这个人呢”，对另外的一个陌生人，他的思路仍然是：“我应该如何对待这个人呢”。陌生人文化就要思考基于“人”的规范，思考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某种具体个人的关系。这样，就催生出了人道主义，催生出了人的自由、平等学说，从而演绎了了一系列的民主、法制思想。

当代中国有法律，有契约，但是法制不健全、缺少普遍的法制精神、政府服务不力。如果政府提供的环境，不足以保证生人交往的安全，个体就会自发的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搞关系，把生人变成熟人来交往。这是耗费社会成本的做法，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法制环境，提供可供遵循的行为规范，就能减少生人交往的成本，不搞关系就能达到的事情，何必又耗费成本去做呢。所以，现代中国盛行的关系文化，我们可以归结为政府的失职。失职的结果是，个体双方、国家、企业都担负起巨大的经济和道德成本，当事人还要逢场作戏、卑躬屈膝，虚与委蛇，阿谀奉承。逼出一群伪君子，一群真小人，一群贪腐的官员，一群移民精英，一个恶化的社会生态。降低生产效率，降低居民幸福感。一个好的社会，就是通过好的价值和规范，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国民幸福。同样，不好的价值和规范，降低社会的生产，能够使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人，惶惶不安，满腹焦虑。

当代中国处于高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乡土社会正逐渐消解，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加入工业大生产。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生人文化还没有形成，旧式的社会生态依然大行其道，但又饱受批评。我称中国正处于两种文明的夹心状态，这难免导致现在的失范状态。我们都意识到了，这是中国的转型期。但是，文化的多元主义又为这种失范辩解：称之为价值多元的进步。混乱的张狂和自由的多元能一样吗？我们唯有建设生人文化，培养公德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才是合宜的出路。唯有公德意识，才能保障基本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才能适宜生人社会。唯有建设法制社会，才能提供处理权利义务的实用机制，才能提供可供遵循的生人规范。依法，而不是依据关系的亲疏来进行决策。

有人常拿“中国的法律还不健全”作理由，来解释中国法制化的进程之缓慢。中国的现状是：有法律，法律有规定各种权利义务，各种基本原则，但是很大部分只是摆在那里的条文，没人真正在意。社会仍然按照与之不同，甚至相左的方式运行。当然，中国的法律体系还很落后，但这绝不是主要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还没有法制精神。法制精神绝不是法律意识，法律意识乃是意识到应当依法办事，而法制精神则是一种对于法律的道德认同。在只有法律意识的社会中，人犯了法，只是认为自己触犯了制度，在他人看来，是“胆子太大了”或是“太不小心了”，因为传统中国人眼中，法律不过是统治的工具。若有人犯了法，是犯了王法，损害的是皇帝的利益，所以他人会认为它“胆子太大了”；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居民没有自己的私有属地，所以他人没有认为犯法者损害了自己什么（除了直接受害人）。只是觉得犯法者忘恩负义，有负赐予土地使用权的“浩荡皇恩”。而在有法制精神的社会中，人犯了法，会认为自己是不道德的，会有羞耻感、罪恶感。他人会认为这是个可耻的、道德败坏的人。因为他犯法，实际上是破坏了契约，是损害了他人的正当权利，粗暴的干涉了他人自由意志的实现。而损害他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乃是最大的不道德，在西方，法制乃是最高伦理的表象化呈现，最高伦理是自由与平等。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西方是法制社会，中国是德治，西方是法治。这是错误的。中西方都是以德治国，不同的是两者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法律不过是道德的具体化演绎。中国的法是传统私德指导下的法治，注重规范具体不同纲常的关系。所以，常常会有法外开恩的事情，因为虽然当事人犯了法，但却符合私德的纲常。既然道义是宪法的宪法，是法律的宗旨，是第一义；而法律条文是宗旨指导下的操作，是工具，是第二义，当两者冲突的时候，当然要取第一义，这在逻辑上是完全通畅的。就算是执法者袒护亲人朋友，损害公义，这仍然是可理解的：因为执法者是尽自己的私德道义，而这又是符合立法第一义的。这种缺点，可以看做中国熟人社会的产物，也可以看做是中国公德精神的缺乏，背后是生人文化的应对不足，没有基于基本个人的权利意识。

而西方则是公德指导下的法。这种公德的原则是：每个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人都不得无不正当理由干涉他人的自由。这不是单纯的抽象观念，或是抽象原则，他和中国传统的孝道一样，是道德信念。基于这种道德观，养育了西方民众的公民精神：公民行使自由意志，别人无权干涉。在参与公众事务时，他们捍卫自己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一致协商并相互妥协，规定权利和义务，达成契约。他们委托一个机构，做契约的仲裁者，这就是法院；由于现实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就国家发生的每个事情，与所有其他的公民协商。所以他们推举自己信任的人，委托他行使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民主选举与代议制。被选举出的议员在议院商讨各种事情，作出决策，制定法律。这时又发现，还需要执行决策事务的人，他们又推选了行政首脑。所有被委托的人，被委托者赋予权力，而他要尽到自己的信托责任，这也是契约的一种。可以看到，整个西方的伦理体系、法制体系、政治体制就是这样产生的。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一个基本的道德信念：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这就是西方人心中最基本的“纲常”，核心道德。

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有对自己和他人之自由和平等地位的普遍尊重吗？没有。不尊重自己的自由和平等，就不会勇于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奴性；不尊重他人的自由和平等，就会乐于干涉他人的自由，漠视他人的权利，这就是暴民。有奴性的暴民是什么状态呢？屈从于威权，用威权让别人屈从。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有极强的官本位思想，因为唯有威权，才能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没有基于基本个人的尊重，人们就会依赖原始的爱憎来行事，在中国，人们会援引传统的私德规范。私德规范是建立在情感联系上的，私人道义是最高正义。现代社会，相对于一个人一生要接触的人来说，只有极少数是自己认识，并有亲密关系的。在公共事务中，有权力的人自然会为占少数的家人朋友行方便，从而损害大部分人的平等机会，损害他人意志的实现。同时，由于没有对一般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尊重，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威权，干涉他人的自由，这就是官僚，也是中国官本位的来源，在中国，唯有官僚才能算是有地位的。与此相应，那些平民，由于没有对自我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尊重，害怕威权，不敢提要求，不敢抗争，沦为官僚的顺民，任人鱼肉。除了天子之外，那些官僚也不好受，虽然可以在下属治民面前作威作福，却也同样要被上级踩踏。这样，就形成了一级级以政治权力为据的阶梯社会等级。中国人都有两副面孔，一副暴民的面孔，一副奴隶的面孔。上面的陈述，简直就是中国社会生态的鲜活肖像。

中国当下如何呢？虽然没有了天子，但是中国仍沿袭了官本位的思想，官本位的体制，仍然没有对基本个人自由平等的道德认同。没有对基本的个人自由平等的道德认同，就不会有公民意识的产生。没有公民意识的产生，国民就不会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也会无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国民不积极争取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就没有参与公共政策制订的需要。没有参与公共政策制订的需要，就不会有国民间的协商要求。没有国民间的协商要求，又没有对人人自由平等的道德认同，就不会有民主产生。没有民主的产生，就不会有民主的法制、国策和政府。而没有民主的法制、国策和政府，就仍然是一个集团统治另外的一群人。而一个集团统治另外的一群人，就是官本位的社会机制。当下中国，虽然没有了天子，但是社会运作机制和以前还是一样。在政府官员选拨上，是内部产生。在国策上，由统治集团高层拟定。在法制上，由统治集团制定。在伦理上，还是私德道义。在国家治理上，除去没有了皇帝，没有了皇权思想，当代中国和千年王朝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虽然中国有了宪法，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了选举，但是这一切都是虚有其表，是空壳。它只能算是官僚集团治国的新外衣。如果国民没有形成基于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尊重与道德认同，真正的民主就不会产生，人民就不会真正的当家作主，社会就仍然沿袭官僚本位制，我们作为“臣民”的日子也不会结束。中国的社会，遵照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逻辑。如果，我们社会高速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更快乐了。但我们的快乐绝不是“公民”的快乐，不是自己做主自己享受成果的快乐，不是主人般的快乐。我们只能享受“臣民”的快乐：有幸遇到了明主。我们只能享受客人般的快乐，就像寄人篱下，如果主人殷勤热情，好生招待，我们会感激不尽，觉得实在幸运。如果主人粗暴无礼，我们也只好认栽。在官僚体制的中国，我们快乐不快乐，乃在于遭遇什么样的主人，而我们自己是没有选择的。

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会形成一个时期的普遍文化，会养成相应的基本道德，而相应的道德又会影响基本国策和法制。即便是暴力立国者，在国策和法律的制定上，也要着重参考社会普遍的道德伦理。植根于小农社会的熟人文化，养成了中国的私德伦理，建设了中国的法治。植根于工商业文明的生人文化，养成了现代西方的公德伦理，形成了西方式的法制。而中国正处于两种文明的过渡期，旧式的私德伦理很很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由于旧道德的惯性存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适应生人文化的精神意识。虽然中国引进了许多表面的东西，但仍然是传统的治理模式。这绝不仅是政治的问题，乃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发育的不成熟所致，是国民没有相应的关于个人权利的意识所致。新文明的社会，需要基本的道德的养成才可，绝非仅仅靠条文或是制度文明所能达到的。离了个人权利的道德观，引入的所有东西都不会有真正内涵和意义，也不会达到它本该有的效果。这样看来，中国生成适应新时代的新社会形态，唯有养成生人文化，而生人文化的根基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化意识，这一定要和传统中国的孝道文化一样，摆在底座的重要性上。没有这点，其他一切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