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的好处：依靠体制衍生诸多法外幕后权力

2011年05月15日 21:30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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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泛权力》，作者：张程，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一

衍生权力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用来指示依附政治体制产生又有别于法定权力的那部分权力。一方面它具有依附性，权力所有者必须与政治体制有密切联系，或身为官吏，或与官吏、衙门有亲密接触；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权力泛化的结果，政治影响其他，其他反作用于政治，这就衍生出了许多法外幕后的权力来。按照权力来源细分，衍生权力包括以下七种：亲缘权力、地缘权力、科缘权力、陋规权力、体制权力、靠山权力、跨界权力。

一、亲缘权力，指通过亲戚关系获取的衍生权力。权力所有者的法定权力一般为0，却因为有亲戚是朝廷命官或者衙门的差役，依附这些亲戚而获得了权力。古代，大到太后干政、外戚专权，小到衙门里河东狮吼、太太掌权，都可以归入亲缘权力的考察范围。

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亲缘权力的所有者：官亲。有些朝代是戒用官亲的，目的就是防止官亲揽权办事，但多数朝代并没有严格的限制，明清时期还允许地方官员携带亲眷上任，这便造成官亲泛滥用权。客观来说，官员任职少则两三年，多则十数年，没有亲眷在身边，日子的确难过；加上有血缘关系，官员们对亲戚比较信任，会把一些重要事务或者不方便外人处理的事务交给亲戚来办。比如明清州县官员常雇用侄子、表弟、妻弟等人来当账房或者处理文件收发。实际效果并不好，狐假虎威、中饱私囊、贪赃枉法、官亲出事的情况很多。一旦出事，官亲犯事又不能惩办，让当官的亲戚很为难。所以，清代官场上有一句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的“三爷”就是以少爷、姑爷、舅爷为代表的官亲。话虽这么说，但出于血缘亲情的考虑，官亲一直是尾随官员上任的庞大队伍。

二、地缘权力，指通过同乡关系获取的衍生权力。亲戚之外的人要拉关系，首推同乡。古代交通不便，异地遇同乡很不容易。各大城市都有同乡会馆，对来往的官员士人和寻常买卖人家都酌情给予资助，提供食宿。许多贫寒举子赴京赶考，都投宿同乡会馆，节约成本，会馆也热情接待——保不准哪天人家就金榜高中，飞黄腾达了呢！（同乡会馆往往兼具同乡会、招待所和地方政府驻京办的功能。）

清朝末年的杨乃武小白菜案，是一个典型的冤案，最初判定杨乃武小白菜有罪的余杭知县提供不了证据，人证不敢到场，口供前后矛盾，定案漏洞百出。就这么一个明摆着的冤案，却得到了浙江层层官员的追认，一直把官司打到金銮殿上才翻过来。是一层层的官员智商有问题，还是余杭知县能力通天，能让各级有关官员都站在自己一边？都不是，而是当时湖南籍官员遍布朝野，余杭知县就是湖南人。湖南籍官员官官相护，明知是冤案也不平反，因为一旦平反，之前审判的湖南老乡就要顶戴落地。为了保住湖南这条线上的各级官员，越来越多的同乡主动或者被动地被这个案子卷了进来，最终结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力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最初的余杭知县轻易获得了“指挥”上级同乡的衍生权力，长期安然无恙，直到浙江籍官员抱团群起翻案。

清朝州县长官雇佣的师爷以绍兴籍居多，俗称“绍兴师爷”，少数不是绍兴人的师爷也冒充是绍兴人。为什么师爷多用绍兴人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域垄断形成了一个帮派。“一个官员新上任，和上司、同僚全不相识，只能讲官面话，而幕僚则不同，名帖儿一交换，或认同乡、或攀同门、或称师生，马上就编织成了一张左右贯通上下联结的关系网络；有啥需要通同舞弊的事情，台面上官员们心照不宣，而他们各自的幕僚则凑在一块儿，放开胆量讲斤头谈交易。”（《天下衙门》）地缘就是他们套近乎拉关系的好借口，慢慢地就导致全国的师爷行业都被某个地方的人给垄断了。

三、科缘权力，指的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取的衍生权力。科举考试有固定的时候，比如张三是子丑年的举人、李四是辛亥年的进士，一对就知道是否同年考取的功名。如果是同年，高中者之间就形成了“同年”关系，相互间有“年谊”。考试就有主考官，录取与否主考官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张三是赵中堂录取的、李四也是赵中堂录取的，两人就是“同门”关系，赵中堂就对两人有“师恩”。张三和李四就要对赵中堂“酬恩”，赵中堂对两人也有关照提携的义务。科举时代的这种种关系，把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员都编织到了一张大网中，相互间衍生出种种非正式的权力。

乾隆五十一年广东乡试，中举者最年长的98岁，最年轻的才12岁。这两人之间就存在“同年同门”的亲密关系，可以称兄道弟，当官后相互关照。那12岁的少年在年纪上很占便宜，可以对晚于他中举的人有兄长教训小弟的权力，还可以在晚他十届以上中举的人面前自称“老前辈”——哪怕对方的年纪比他大许多。可别小看了科缘权力，这种权力在官场上也有用。科举出身一直是古代官场的“正途”，受朝野尊崇，与杂途或者捐纳出身的官员之间存在若隐若现的竞争关系，很容易形成自我强化认同。

与考生之间相互扶持的关系比起来，考官和考生的关系就复杂多了。门生初入仕途，沟沟坎坎很多，有恩师的关照能顺利很多。况且能做科举主考官的非一般官员，多为达官显贵，他们关照门生并非难事。相应的，门生要听从考官的吩咐。师生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被官场所默认，如果有官员与录取他的恩师之间政见相左，反而被认为忘恩负义不尊师重道了。慢慢地，考官和门生之间轻易形成了师生团体。历史上，担任科举主考官既是风光显达的事情，也有实实在在的利益：可以招一大批为己所用的官场新人。和就多次担任科举考官，录取标准一条：顺从自己。凡是发榜前没向自己示好、不来拜访、不打招呼的，一律不录取；那些对和不满的考生，一律除名。和当权时，不知有多少只知读书的书呆子和耿直刚毅的愣头青名落孙山。和此举就是为了自己日后能够获取尽可能多的科缘权力。

以上“三缘”是古人编织人际关系网络，获取衍生权力的基本途径。

二

第四种权力，陋规权力，指的是官场上盛行却没有法律依据的制度性权力。这是一种半合法半非法的衍生权力。官场上有许多千百年来就存在的不合理制度或者规矩，比如“向来规矩”是官府里买东西只按九五折付钱，却照整价做账，相关人员有权瓜分百分之五的差价。这种权力是“公开的秘密”，但肯定没有明确的法律许可。

官场有许多陋规，我们先说经济方面的。老百姓交纳粮食时，官府用大斛做量器，粮食要在斛中堆起成尖，差役用脚踢上几脚，粮食散落，尖就削平了。掉出来的粮食，据说是弥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用的，不许老百姓扫回去。这部分就又成了征税者分肥的对象。明清商品经济发达，百姓用银子交税，在朝廷法定的税额之外还要交纳“火耗”。所谓火耗，按官府的说法就是银子熔铸和运输会有损失，需要弥补。可这火耗的标准不统一，有一两正银加征几分乃至一钱火耗的，也有加征至四钱乃至五钱的。新官上任有新标准，他就有从中分肥和决定税率的陋规权力。

陋规肯定是不合理的，但生命力异常强大，因为它关系到权力所有者的切身利益。明代冯梦龙当寿宁知县时，县里有百姓欠粮。当年，县里有部分田地因为等级提高而要多纳粮食（俗称“升科”），冯梦龙就想把这笔多出来的粮食冲抵之前的拖欠，让老百姓喘喘气。全县的书吏们都反对知县这么做。因为收粮能给全县书吏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冲抵了就没有这笔钱了。冯梦龙不得已而只能听从了。

清朝中期，朝廷有意清理火耗，减轻百姓负担。清理的主要思路是“火耗归公”，由各省固定火耗的标准，用法定的形式在正税之外加征，不允许多征多收；收上来的火耗由省里统一支配，在弥补白银的损耗外由各级官员平分。应该说，这个改革方案照顾到了各方面的利益，且有将“陋规”升级为“法律”的建设性意义。结果有官员预言火耗归公后，各地官吏只会在归公的火耗之外加征新的火耗，对百姓无益。果然预言成真，火耗改革只是徒然提高了正税，各地都征收新的火耗，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

老百姓去衙门打官司，衙役就可以向当事人索要“鞋袜钱”、“酒饭钱”、“车船钱”、“招结费”、“解锁费”、“带堂费”，等等；书吏可以向当事人索要“纸笔费”、“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出票费”、“到案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案费”、“和息费”，等等。总之每个细微的环节都要向老百姓索要贿赂，最后逼得老百姓有事都不敢找衙门，都习惯私了。这是司法上的陋规。

我们再说说组织上的陋规。各级官府都有完整的机构和编制，理论上官员上任轻车简从，人到了就行。可明清时期，地方长官上任都随身带来自己的一整套工作团队：协助决策的有私人聘请的各类师爷，执行具体事务的有各种仆役（如看门的“门政”、管理公文发送传递的“稿签”、管理仓库的“仓场”、执行征税的“税务”、跟随左右的“跟班”、对外联系的“执帖”等，统称“长随”或“长班”），等于自己又招募了整套政府班子。原来官府中的相关人员就变成了这套团队的助理和帮闲了。长官通过自己团队掌控政务的权力就是一种陋规权力。

康熙二十五年，朝廷宣布：“议准外任官员，除携带兄弟、妻子外，汉督、抚准带家人五十名，藩、臬准带家人四十名，道、府准带三十名，同知准带二十名，通判、州、县准带二十名，州同、县丞以下官员，准带十名。”这就默认了私人政府团队的存在，部分承认了长官们的陋规权力。而这些幕僚和跟班们依附在雇主权力身上，获得了治理政务的衍生权力。这种陋规权力不小，收益也不少。《官场现形记》通过一个钱典史的嘴，道出了这些人的陋规权力：“州、县虽是亲民之官，究竟体制要尊贵些，有些事情自己插不得身，下不得手；自己不便，不免就要仰仗师爷同着二爷。多一个经手，就多一个扣头，一层一层地剥削了去，到得本官就有限了。”

《清代野记》中则有一则幕僚误事的笑话，最后说来与读者一笑。

光绪初年，河南镇平县出了一件盗案，是大盗王澍汶所为。一段时间后，幕僚们报告知县说王澍汶抓住了。知县方某，是少年进士，一上任就是地方实职，不知道怎么做，处处仰仗幕僚班子。审理案件时，见刑名师爷东涂西抹，与王澍汶的口供多有不符，就觉得奇怪，问他怎么回事。该幕僚说道：“我等都是老资格了，大人你才初出茅庐，不知其中玄妙啊。”方知县就不敢再问了。等到王澍汶绑赴市曹要开刀问斩了，突发事故了。王澍汶一出狱，即大声呼冤。囚车驶出城隍庙街，控制不住，直接闯入了城隍庙中庭下才停止，而王澍汶仍然呼冤不已。恰巧被巡抚大人听到了，命令将案子重审，结果发现要斩首的王澍汶并非真身，而是假冒的。原来为了破案，衙役抓住王澍汶的娈童，要他假冒王澍汶，教他供词，骗他说王澍汶已经为他谋划好出狱的门路了，只要照做就不会有事。那人就冒充了王澍汶，等到发现真要被推出去斩首了，才知道被骗了，高声呼冤不已。此案最终被刑部提讯，刑名师爷下狱，知县方某革职，断送了大好前程。

三

第五种衍生权力是体制权力。政府工作内容和制度的设计，天生地让部分机构或者在特定岗位上的人拥有比同等级别的机构或官吏更多的权力。这是体制设计造成的，任何体制都不能做到绝对的权力平均。那部分多出来的权力，我们姑且称之为体制权力。

“尚书”一职，秦汉就有，本是处理文件和档案的低级官员。一般是年轻人担任，因为事情多要值班，对体力要求高。尚书台处理文件，熟悉中枢和地方的政务，又可以通过文件处理来行使程序性的权力，再加上由皇帝直接掌握，起了决策顾问的作用——似乎在官僚系统中文件工作都很重要。尚书们通过文件和顾问工作，渐渐连贯起了皇权和朝野的政务处理；皇帝越来越喜欢通过简单通畅的尚书系统来贯彻政令，把握权柄，于是尚书俨然成了权力中枢。

排在第一的尚书叫尚书令，尚书令的副手叫尚书仆射。他们的级别还是很低，不过县令级别，实际权力却不在朝堂上的丞相、御史大夫之下。尚书台的体制权力远远超过了三公九卿的法定权力。结果就变成，丞相等高官不惜“屈就”，争着兼任尚书令或者尚书仆射。到汉朝末期，如果丞相不兼任尚书令，就是“假相”，没有实权，只是坐享俸禄而已。后来，皇帝为了提拔某个权臣，或者大臣为了专权，又在尚书令之上设置了一个“录尚书事”，就是全权负责尚书们的工作，尚书令等人成了他的副手。比如霍光、诸葛亮等人，实权都来自“录尚书事”这个职位。

发展到唐朝，尚书省名正言顺地成了行政中心，尚书令就是原来的丞相。尚书们的级别都升高了，原来的体制权力变成了法定权力。可发展到明代，皇帝又嫌尚书们的权力侵犯了皇权，干脆废除了丞相制度，又建立了直接听命于自己的顾问机构：内阁。内阁大学士成了皇帝的新顾问，品级很低，终明一代都没有超过五品，但实权远大于被架空的外界尚书们。首席大学士无丞相之名，但行丞相之权。结果又发展为朝堂上的尚书放着二品高官不做，争着挤进内阁，“屈就”五品官的内阁大学士。如果一个人仅是尚书，而没有进入内阁，那就是“白板尚书”，说话不顶用了。在一个部里，如果侍郎进入内阁而尚书没有进入内阁，那么连尚书都要看侍郎的眼色行事了。等到了清朝，内阁的权力又不被皇帝接受了，结果到雍正时新设了一个“军机处”，又一番权力迁移过程开始了。

从尚书到内阁再到军机处，后人很清晰地看到了权力重心的移动。因为掌管中枢文件运作，这些机构及其内部官员的实际权力远大于法定权力。同样，负责人事和财政等核心权力内容的机构，比如吏部和户部，也拥有体制权力。户部官员进入内阁或者军机处的几率要大于其他部门的官员；一个吏部郎中（司局级干部）去地方办事，巡抚都可能出面接待，而詹事府、鸿胪寺的负责官员去地方办事，要享受巡抚的款待是很困难的事情。

除了工作内容导致的权力不均，出于权力制衡或者集权的考虑，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有意让部分机构获得了傲视同僚的权力。这个现象在明朝最突出。皇帝人为设计了不均衡的权力机构。六部平行向皇帝负责，地方上设立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分割权力，皇帝掌握了大权，但在外面需要内阁协助决策，在后宫仰仗太监势力。司礼监秉笔太监，原本是后宫帮助皇帝抄写奏折批示的角色，即便在本部门（司礼监）也不是头号角色（上面还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却在实践中成了“大太监”。因为皇帝没有精力事必躬亲，有时候还想偷偷懒，处理奏折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就放手给了秉笔太监。很自然的，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在法定权力（抄写奏折批示）之外，获得了部分最高权力（批奏折），连内阁大学士都要对他礼让三分。一代名相张居正力行改革时，政策能够推行，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相勾结，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为法律。日后政敌攻击张居正，就抓住他获取“非法”衍生权力为把柄，说他“擅威作福”。（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潜规则：台面下的罪行、矛盾与冲突，最后都得用台面上的话语来表达和解决。我们姑且可称之为“声东击西”策略。）

说到太监，其实他们出现之初只是低贱的宫廷奴隶而已，却因为皇权体制的漏洞获取了巨大的体制权力。各朝皇帝都派太监外出办事，“如朕亲临”，小到欺负伐薪烧炭南山中的卖炭翁，大到监督大军掣肘元帅。尤其是唐朝太监领军和明朝太监掌管东厂西厂成为法定制度，虽然太监们的级别依然很低，法定权力也不大，但实际权力已经泛滥到可以左右朝政的地步了。

四

第六种衍生权力是靠山权力，顾名思义是指权力所有者仰仗背后的靠山获取的权力，颇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上文提到的“宰相家人七品官”就是靠山权力的体现。靠山权力是所有者自己钻营的结果。“三缘权力”、陋规权力、体制权力基本上是客观存在的权力，个人能够改变的空间不大。一个人一进入权力系统，上述五项衍生权力基本上就固定了。对于社会背景、职位完全相同的权力所有者来说，实际权力的大小就看他能否找到靠山了。朝中有人好办事，一旦找到了靠山，收益是巨大的。

签订《南京条约》的两江总督伊里布年轻时在云南做通判，没有什么背景，因事被弹劾罢官。他穷得没办法，就去求巡抚拨点盘缠回老家北京。巡抚衙门前站岗的兵丁见是个没钱的前官员，不肯通报。再三恳求，他们才让伊里布到西偏房等着接见。一连三天，伊里布看到云南大小官吏走进走出，晋见巡抚大人，可就是没有自己的份儿。大家都当伊里布不存在一样。在这三天里，伊里布枯坐胡床，百无聊赖，只好仰头默数西偏房房顶的椽木，数完了椽木又数椽上的方砖有几块，反反复复，默记在心。直到晚年，他都还记得云南巡抚衙门西偏房的结构和砖木数量。西偏房里的伊里布无论法定权力还是衍生权力，都等于0。

第四天，伊里布明白巡抚是不会搭理自己了，只好借了一点点钱先孤身一人回北京，把妻子儿女暂时留在云南，等在北京赚到了钱再想办法接回去。回到北京后，伊里布还是没人搭理，生活都成问题了。朝廷有规定，八旗子弟有过官爵的，都有奏请觐见皇上的权力。这是项法定权力，但从来没人把它当过一回事——就好像朝廷规定所有百姓都可以到紫禁城鸣冤一样。伊里布实在是山穷水尽了，干脆孤注一掷，狠狠心把衣服裤子都典当了凑钱塞给值守的人，向皇帝递上一个奏折。

奇迹出现了！皇上正琢磨着云南局势混乱要加强治理，见到有一份云南来的奏折，马上下令单独召见伊里布。召见时，皇上向伊里布详细询问了情况，很认可伊里布，龙颜大悦将伊里布官复原职，回云南上任。伊里布高高兴兴地准备返回云南，皇上突然下圣旨越级提拔伊里布为知府。伊里布刚走出京城，突然又下圣旨再破格提拔伊里布为监司（监察州县的地方长官，比按察使低一级）。一到昆明，伊里布就去拜访巡抚。门口站岗的还是那几个兵丁，看到伊里布一口一个老爷，极尽谄媚之能事。衙门里的大小官员看到伊里布，都忙着主动行礼，满脸堆笑套近乎。巡抚接到通报就来接见，和颜悦色说了一大堆庆贺的话。见伊里布还穿着监司的衣服，巡抚惊讶道：“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昨日圣旨到昆明，升你做云南按察使（省政府第三把手）了，怎么还穿监司的衣服呢？”巡抚呵斥左右：“赶紧去把大人官服拿来！”

到这里，伊里布的法定权力是云南按察使，正三品，但他的“靠山权力”让巡抚都敬畏三分。他的靠山是谁？皇上！因为皇上专门单独召见了伊里布，伊里布这人肯定和皇上有密切关系，不然怎么会单独召见呢？皇上如果不是宠信伊里布，怎么转眼就让他官复原职，而且还几天之内把他从小小通判破格提拔为按察使呢？所以，伊里布上可通天，说不定就是皇上暗地派往云南的钦差大臣呢！出于对皇权的敬畏，云南全省上下都对伊里布礼敬不休。不到两年，伊里布便由按察使升为布政使，又升为巡抚。

《清代野记》里面记载了两则有“皇帝靠山”的人物的命运。安徽人龙汝言在某都统家教书。嘉庆皇帝生日，都统让龙汝言代写祝词。龙汝言就收集康熙、乾隆两朝御制诗百韵，写了篇祝词。结果嘉庆皇帝非常喜欢，要奖励该都统。都统不敢隐瞒，说祝词是家庭教师龙汝言写的。嘉庆更高兴了：“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今此人熟读如此，具见其爱君之诚。”立即赏龙汝言举人功名，参加第二年的会试。第二年会试结束后，嘉庆大声申斥各位考官，说这次录取的进士水平太差了。考官们出来后，很不解，偷偷询问近侍太监：“今年中进士的人水平不错啊，皇上为什么还不满意呢？”太监回答：“龙汝言落第了，皇上不高兴。”龙汝言是嘉庆嘉奖过的，亲自树立起来的“南方士子”榜样，是嘉庆特命其参加会试的。他落第了，无疑是在说嘉庆皇帝的眼光有问题，挑选的士子水平不好。龙汝言因此获得了“靠山权力”，在科举考场上无往不胜，在下一科会试中“拟中”状元。考官们把初步名单交给嘉庆，嘉庆皇帝一看排在第一的是龙汝言，高兴地说：“我所欣赏的人果然能力不错嘛。”龙汝言随即被委派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差，赏赐不断，举朝艳羡。

京城西便门外有个白云观，每年元宵后，都要开庙十多天，届时男男女女都会前去游玩，称之为“会神仙”。白云观兴旺的原因是“交通宫禁，卖官鬻爵”。道士高峒元和总管太监是拜把兄弟。高峒元以神仙之术惑弄慈禧太后，慈禧封他为总道教司，与江西龙虎山正乙真人并行，其实正乙真人远不如白云观的权力大。有了慈禧这个靠山，白云观既有了法定权力（总道教司），又有了衍生权力（沟通宫廷卖官鬻爵的通道）。凡是达官贵人的妻妾子女有点姿色的，都寄名为义女高峒元的义女，并将被他宠幸视为极大的荣耀。杭州有个侍郎的妻子姿色绝美，也拜高峒元为假父。高在慈禧面前为他美言几句，该侍郎就得到了广东的学差，要知道，广东的学差可是天底下最好的学差呀。

正是因为“靠山权力”力量巨大，天下钻营取巧之徒无不四处奔走。以一两个权贵为核心结成了圈子，圈子外的人拼命往圈子里挤，圈子边缘的人拼命望圈子核心挤。一个圈子挨着一个圈子，大圈子套着小圈子，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圈子生态。简单言之，圈子即派系，利益各不相同，党同伐异便难以杜绝；在圈子生态中，法定的官员考核奖惩升迁制度让位于人际关系。你属于什么派系、处于派系的什么位置、和派系核心（靠山）的关系如何，决定了你的仕途。因此，权力所有者在敷衍法定的人事制度之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搭建和维系人际关系上（人际关系始终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本书《朝中有人好办事》一节将结合案例进一步阐述这种衍生权力。

五

最后一种细分的衍生权力是跨界权力。政府权力跨出了正常的政府管理领域，在社会其他领域施展权力，就属于“跨界”。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的那部分权力，就是跨界权力。政府为了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将权力跨越到一定的范围是应该的，关键是跨越要有一个度。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要协调好相互的管理范围。跨界权力关注的是那部分跨越到民间领域的政府权力。

古代官府常常跨界行使权力，大包大揽。“集市办在什么地方，商肆店铺该怎样开设，这都得由州县衙门来解决。开店要向衙门提出申请，要有担保，衙门审核后发给凭证，这才允许开张。集市的地点和日期，亦都由衙门指定。”（《天下衙门》）州县衙门有专管医药事务的医典科（州）、医训科（县），有主管天文星象和时令气候观察预报的阴阳训术等。办诊所、开药铺、做游方郎中、出家当和尚、和尚道士云游他处、瞎子摆摊算卦测命，理论上都要到衙门审批，求官爷们给你盖个大红章。一些灰色行业，比如赌坊、妓院、肉铺等，无法可依，官府是有权力取缔的。官员却默认这些行业的存在，转身变为这些行业的庇护者和规则制定者。明清时典史定期收取这些行业的“月敬”、“节敬”，是他们主要的灰色收入。

古代官府还开办了许多“官办企业”。食盐、生铁等因为关系百姓生存、国家安全，国家专营专卖，还在情理之中。可其他一些行业，政府也插一脚，就没必要了。从宋代开始，州县衙门都建立了官办的乐队，专备在恭接圣谕、庆贺年节或迎送上司等仪式上吹吹打打。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清末。上段提到的医典科、医训科等既是医药管理机构，又是官办医院。医官既管理其他医生，又和其他医生竞争。这些官办事业的水平怎么样呢？海瑞说：“医官本是诊断病症脉理、辨识药性，为一方百姓祛除疾病的。但最近医官却多是通过缴纳银子取得的，谋图官位只是为了得利。”可见在明朝，人们争相花钱买医官职位，医生的水平实在不能保证。上述阴阳生等的情况也类似。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官办企业中的人是没有国家俸禄的。官府不给医官、阴阳生等人发工资，全要他们“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从这些事业长久存在和人们贿赂相关职位的史实来看，这些官办企业的盈利情况尚可。其中自有官府支持的缘故，但更有一个比较令人纠结的原因：虽然服务质量不怎么样，老百姓总认为公家的东西比江湖术士或者游方郎中可靠一些，官办企业从不缺顾客。

政府权力会伸缩。金钱、武力等都可以与政府权力竞争。政府权力影响范围有变化，但中国历朝历代对社会其他领域的权力影响始终牢固存在。本书“一切以衙门为中心”一文还会详细说说跨界权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