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夏作者紫鱼儿番外:南宋酒价暴涨以及禁酒引发的血案（节选）

南宋酒价暴涨以及禁酒引发的血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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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有个干部，姓秦，名叫秦棣。这个秦棣名气不大，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听说过他，但是大家肯定听说过他的哥哥：秦桧。

那时候，秦桧在中央任职，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假如天是王大，宋高宗是王二，那么秦桧就是王三，真正是权倾朝野威震百官。秦棣呢，级别当然比不上他哥哥，不过也身居要职——以敷文阁直学士的身份在安徽宣州当知州，正五品的官，近似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

秦桧和秦棣，一对亲兄弟，哥儿俩的人品都不怎么样。咱们知道，秦桧制造过一个大冤案：帮助宋高宗害死了抗金名将岳飞。而秦棣在宣州当市委书记的时候，也制造过一个大冤案。

什么样的大冤案呢？听我慢慢道来。

南宋初年，宋金交战，国库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朝廷垄断了酒水生意，在各州各府都建起国营酒厂，低价生产，高价卖出，从中获取暴利。与此同时，还关闭了所有民营酒厂，并严格禁止老百姓在自己家里酿酒，大小饭店营业也好，民间办红白喜事也好，需要用酒，都得到国营酒厂买去，胆敢自酿，就是违法，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朝廷怕各地的国营酒厂搞竞争，给它们划定了销售范围，每家酒厂都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卖酒，不能跨区铺货。这样一来，国营酒厂与民营酒厂之间的竞争没有了，国营酒厂内部的竞争也没有了，生意弄成了独一份儿，完全意义上的垄断经营，价钱定得再高你都得买，再加上利润的大头最后得上缴朝廷，上调酒价等于给朝廷多弄钱，所以在南宋前期，酒价一再上调，就像现在成品油的油价一再上调一样。

南宋有个我很喜欢的作家，名叫俞文豹，他写过一部《吹剑录》，详细记载了当时发生的很多社会新闻，譬如陆游的儿子陆子遹当县官时血腥征地，打死很多村民；譬如朝廷斥巨资搞公共医疗，想给老百姓免费治病，结果经费被挪用，药材被贪污，地方官的七大姑八大姨看病统统免费，老百姓看病不但不免费，诊金反倒比以前更贵了，所以群众都骂“太医惠民局”实际上是“太医惠官局”；再譬如负责地方治安的县尉为了升官，大搞刑讯逼供，每把七名“强盗”送入监狱，其中就有六名是被屈打成招的良民；还有政府开征房产税之后，房子很多的富人由于行贿而免交税费，住着一两间茅棚的贫民则交不起税费，一个苏州城一年只收上来四十贯房产税，还不够征税的官员吃一顿饭……总之，这部书资料翔实，文笔生动，你读的时候会觉得不像读历史，倒像读小说，考虑到古今事件的相似性，读这本书更像读新闻。

闲言少叙，且说在《吹剑录》中，俞文豹也提到了南宋初年国营酒厂完全垄断经营的弊端，他说：“余见今酒官皆先禁私酒，次造劣酒，盖私酒绝，则官酒虽恶，不容不买，甚至民间吉凶事皆勒买官酒。”由此可见，不但酒价上涨，酒的质量也大幅度下滑，经济学上常讲垄断必然抬高价格、降低品质，这个规律在南宋得到了完美体现。

酒水质量虽然下降，干部们却不用担心喝不到好酒。当时的国营酒厂跟行政机关差不多，从厂长到高级技术员，头上都戴着乌纱帽，都要经过上级任命，能不能升职也都由上级说了算，所以他们不用讨好消费者，却必须讨好上级，平日出产的酒水再差都不要紧，给上级供应的酒是不能含糊的。俞文豹说：“监酒之法，但好酿酒剩饶人，则事办矣。”意思就是当国营酒厂的厂长并不难，只要记得把最好的酒送给该送的人，就什么事都没有了。现在也有这个现象，你看各地的国营酒厂，无论大小，几乎都有“特供酒”，这些酒的质量相对上乘，一般不上市销售，只供官方使用。

老百姓可就惨了，第一，他们喝不到特供酒，只能喝普通酒，而且由于垄断生意太好做、各地酒厂不思进取的缘故，普通酒的质量还越来越低劣；第二，国营酒厂的酒价简直就像房价一样飞涨，哪怕是普通酒，他们也喝不起了。

怎么办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不让私酿，我偷偷地生产，一年酿上几十斤黄酒，不卖，自家饮用，起码逢年过节招待客人，不用再花高价去买国营酒厂的劣质酒了。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从西汉到明清，历代朝廷断断续续地垄断过很多次酒水，垄断的方式主要分三种：

一、民间可以酿酒，但是禁止私自出售，想卖的话，必须按照规定的极低价格卖给政府，然后由政府加价出售。这个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和王莽执政时期曾经短暂实施，近似于二十年前官方对粮食的统购统销。

二、民间可以酿酒，也可以私自出售，但是酿酒所用的酒曲必须从政府手里高价购买，否则视为违法。这个政策叫做“榷曲”，曾经在唐朝、五代十国和北宋前期实行过，效果并不理想。

三、既禁止民间酿酒，也禁止私自出售，无论生产还是销售，都由政府设立的酒厂和酒水零售点进行。这个是最严厉的酒水专卖政策，给政府创造的利润最大，南宋前期所实施的，正是这种政策。

以上三种垄断都需要严刑峻法和有效的监管手段来配套，由于古代中国讯息落后，官民比例也没有现在这么大，那时候普遍采取的监管手段就是让老百姓互相检举揭发：小明私自酿酒，被小强举报上去，小明会被抄家，而小强则会得到小明家产的一半作为奖赏。

在南宋前期，也不知是老百姓厌恶了互相检举，还是国营酒厂的高价劣质酒引起了普通群众的公愤，反正私自酿酒的家庭很多，而检举揭发的人却很少，你张三酿酒，我李四睁只眼闭只眼，就当看不见，爱谁酿谁酿去，我才不打小报告。对于这种现象，“上进心”不强的地方官会表现得很是通情达理：民不告，官不究，只要没人举报，我就不去抓人，毕竟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而那些“上进心”强、又心狠手辣的官员，就会大肆抓人，用更加严厉的刑罚来杜绝私酿对国营酒厂垄断利润的威胁。

秦桧的弟弟秦棣，是个“上进心”很强的官员，他为了在任职期间超额完成指标（当时朝廷给地方官定有酒水专卖利润指标，州官和县官每年都有“创收”任务），经常把捕快、弓手以及国营酒厂的执法队派出去，挨乡挨村排查，一旦发现酿酒作坊，立马砸场子拿人。

话说有一天，秦棣派出的执法队听说宣州城郊一个叫何村的地方有户人家在酿酒，又听说那户人家在本村很有人缘，怕白天去逮会遭到村民围攻，于是就在晚上溜进了何村。那天晚上，月黑风高，执法队在半夜时分包围了酿酒的那户人家，然后破门而入，就要逮人。哪知这户人家以为来了强盗，在后院咚咚地擂起牛皮大鼓，一边敲鼓一边高喊：“乡亲们都来抓贼，我们家遭贼了！”喊声过后，应者云集，全村的男子都拿着棍棒冲了过来，给执法队来了个反包围。

执法队的队长（当时叫做“酒巡”）叫道：“别误会，我们是查私酒的！”村民们问：“有什么证据？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那队长拿不出，村民一拥而上，把那队长和几十个队员捆了个四马攒蹄。第二天一早，派人到衙门送信，说我们抓住了一帮强盗，现在就在我们村捆着呢，请大老爷过去看看。衙门的人过去一瞧，不是强盗，是执法队被捆上了，大惊，赶紧向秦棣报告。

秦棣气得脸色发青，恨不得把那个村的人全给抓了，可是又不敢激起民变，就骗村民说：“你们抓贼有功，现在就请你们把强盗送过来吧。”于是大伙高高兴兴地带着“强盗”到了衙门。这时秦棣突然翻脸，喝令衙役把领头的三个村民按倒在地，从头到脚用麻绳捆紧，从肩膀以下，到小腿以上，每人打了一百大板，等到把绳子解开时，那三个村民已经全都死了。

按当时法律，无论官吏还是百姓，凡是没有经过对方允许，同时又没有法定手续的，在夜里私闯民宅，都可以按盗贼论处，主人有权把闯入者当场打死或者打伤，而不必受到法律处分（《宋刑统》：“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死者，勿论；折伤者，不坐。”）。那几十个执法队员在半夜里破门而入，又拿不出合法手续，村民是完全可以把他们打死的，现在只是把他们捆了起来送交官办，可谓守法良民。而秦棣竟然把守法良民给活活打死，实在徇情枉法到了极点，惨无人道到了极点。

在南宋正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有御史向朝廷参奏秦棣，用了“惨毒”两个字，但竟然没有任何一级衙门敢于过问，而且秦棣还能顺利升官。在南宋野史《夷坚乙志》中，作者洪迈为了证明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不得不虚构了一个结局：秦棣在打死村民之后的第二年，得了暴病，死在了宣州。这个结局其实是与史实不符的。

照我看，秦棣的恶行被人捅到朝廷，而最后竟然无事，最关键的一条并非因为他哥哥身居高位，而是因为他的做法跟朝廷合拍——朝廷为了获得专卖暴利，正在严厉打击私酒，正在“下很大的一盘棋”，全国百姓都在为此付出代价，冤死几个村民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