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追悼会白包封面怎么写:香港三公消费：每一分钱,都看得见(新快报 201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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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钱,都看得见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说，2008年宴会开销共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花费202.3万港元，比上一年上升7%；2010年则花费217.1万港元，比上一年上升8%。最贵的一餐为去年庆祝国庆的酒会，花掉120.6万港元，最节省的是2009年的农历新年及新春宴会，两次共花了48.5万港元。而这些酒会的出席人数都在1000人到3000人之间。 CFP供图
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议：2011年中央部门“三公”（即公务出访、公务用车、公务接待）经费支出情况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在中央的督促之下，目前只有三个中央部委开始公布“三公”消费概数，地方政府未有任何动静。
相对内地地方政府多年来对治理“三公”消费的尴尬，香港特区政府的透明和节俭显然令人惊讶。我们在治理“三公”消费的问题上，有必要学一学香港政府的“细活”。
“吃剩的饭菜打包拿走”
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代表港府公布了近几年节庆宴会以及公务应酬的开支情况。曾德成表示，港府以身作则，公务午宴及晚宴每次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港元及450港元，鼓励中式宴会上只点6道菜，不能点昂贵食材或鱼翅等濒危物种，且吃剩的饭菜需打包拿走。
香港特区特首曾荫权在公务开支上也是如此，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披露的数据显示，曾荫权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领导，仅花费420元。
在香港人眼中，政府是公众以纳税为代价、换取公共服务之所，所有公务员都是为公众服务的“打工者”。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就曾提出口号：“我会做好呢（这）份工！”所以，作为为市民服务的“打工仔”，香港的公务员就没特权可言。海峡对岸的台湾作家龙应台也曾说，“当官其实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迫使你必须学会约束自己。”在任4年，龙应台说自己从没用办公室电话打过一个私人电话。
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
香港的监督系统主要由内外两个部分组成。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外部则是司法和新闻监督。
香港对公务员有一套考核制度，各部门都独立设有“上诉委员会”、“防止贪污组”等机构，接受市民的投诉。
更难得的是，这种自我监督的结果并非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自我消化”，而是按规定提交上级处理，并且必须如实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香港这套严谨的行政监督系统，实质上是昔日宗主国———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英国的文官制度一直是世界的样板与楷模，其公务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英国的文职官员被称作“事务官”，是与参与内阁的“政务官”相分离的。他们不参与党派纷争，是政府的“非政治分子”，也就是专门处理政府事务的技术人员。出了任何道德和纪律错误，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
这套近乎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让许多香港公务员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在公司打工的普通职员，其权益还受《雇佣条例》保护，即使犯错，也不至于动辄被炒鱿鱼。但拿稳定高薪的公务员们不要说有错，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
弗里德曼论花钱模式
相比香港，内地的官场生态更为“宽松”和“自由”。南边的官出了事可以往北边调，山西的官有问题可以去北京。与之相反，在香港官做得越大，出了事，受到的处罚也就越重。
这恰恰反映了权力与责任对等、权限和约束匹配的现代法治原则。宽待民众，严苛政府，而不是恰恰与之相反，正好体现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是民众监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监管民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精辟地论述过花钱的四种模式：“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香港公务吃喝极为俭省的案例则告诉我们，只要制度设计严密、执行严格、监管严厉，人性的弱点就没法释放出来，权力的恣意和狂放就不敢表露出来，在这种语境中，所谓的公款吃喝难题就得以化解、预防，消弭于无形之中。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1-05/29/content_1123532.htm
■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说，2008年宴会开销共花费190.1万港元；2009年花费202.3万港元，比上一年上升7%；2010年则花费217.1万港元，比上一年上升8%。最贵的一餐为去年庆祝国庆的酒会，花掉120.6万港元，最节省的是2009年的农历新年及新春宴会，两次共花了48.5万港元。而这些酒会的出席人数都在1000人到3000人之间。 CFP供图
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议：2011年中央部门“三公”（即公务出访、公务用车、公务接待）经费支出情况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在中央的督促之下，目前只有三个中央部委开始公布“三公”消费概数，地方政府未有任何动静。
相对内地地方政府多年来对治理“三公”消费的尴尬，香港特区政府的透明和节俭显然令人惊讶。我们在治理“三公”消费的问题上，有必要学一学香港政府的“细活”。
“吃剩的饭菜打包拿走”
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代表港府公布了近几年节庆宴会以及公务应酬的开支情况。曾德成表示，港府以身作则，公务午宴及晚宴每次开支上限分别为每人350港元及450港元，鼓励中式宴会上只点6道菜，不能点昂贵食材或鱼翅等濒危物种，且吃剩的饭菜需打包拿走。
香港特区特首曾荫权在公务开支上也是如此，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披露的数据显示，曾荫权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领导，仅花费420元。
在香港人眼中，政府是公众以纳税为代价、换取公共服务之所，所有公务员都是为公众服务的“打工者”。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就曾提出口号：“我会做好呢（这）份工！”所以，作为为市民服务的“打工仔”，香港的公务员就没特权可言。海峡对岸的台湾作家龙应台也曾说，“当官其实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迫使你必须学会约束自己。”在任4年，龙应台说自己从没用办公室电话打过一个私人电话。
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
香港的监督系统主要由内外两个部分组成。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外部则是司法和新闻监督。
香港对公务员有一套考核制度，各部门都独立设有“上诉委员会”、“防止贪污组”等机构，接受市民的投诉。
更难得的是，这种自我监督的结果并非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自我消化”，而是按规定提交上级处理，并且必须如实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香港这套严谨的行政监督系统，实质上是昔日宗主国———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英国的文官制度一直是世界的样板与楷模，其公务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英国的文职官员被称作“事务官”，是与参与内阁的“政务官”相分离的。他们不参与党派纷争，是政府的“非政治分子”，也就是专门处理政府事务的技术人员。出了任何道德和纪律错误，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
这套近乎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让许多香港公务员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在公司打工的普通职员，其权益还受《雇佣条例》保护，即使犯错，也不至于动辄被炒鱿鱼。但拿稳定高薪的公务员们不要说有错，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
弗里德曼论花钱模式
相比香港，内地的官场生态更为“宽松”和“自由”。南边的官出了事可以往北边调，山西的官有问题可以去北京。与之相反，在香港官做得越大，出了事，受到的处罚也就越重。
这恰恰反映了权力与责任对等、权限和约束匹配的现代法治原则。宽待民众，严苛政府，而不是恰恰与之相反，正好体现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是民众监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监管民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精辟地论述过花钱的四种模式：“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香港公务吃喝极为俭省的案例则告诉我们，只要制度设计严密、执行严格、监管严厉，人性的弱点就没法释放出来，权力的恣意和狂放就不敢表露出来，在这种语境中，所谓的公款吃喝难题就得以化解、预防，消弭于无形之中。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11-05/29/content_1123532.htm
香港三公消费：每一分钱,都看得见(新快报 201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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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三分钱的遗产！
每一句都有道理
每一句都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