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行者称号:二、从官场到商界

二、从官场到商界

　　1978年，邓小平掌控了最高权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秦的朋友孔丹从陕西插队回来，在社科院读了吴敬琏的研究生。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秦晓在中国矿业大学完成了管理学研究生学业，并把目光投向经济领域。

　　80年代是一个思想迸发的年代，在甘阳看来，那时思想界派别的分歧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你死我活，彼此都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在大的方向上共识度很高。

　　秦和很多年轻人交流甚多，这些人多集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等人都是活跃分子。

　　他把金观涛介绍给孔丹讲解控制论，金提出中国是“超稳定结构”的论点。秦当时并不完全认同，和金反复辩论，也因此成为好朋友。

　　赵振开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旗手，被査建英称作“我们时代的金斯堡”。秦当时并不认为文艺会对社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朋友认为只有“半疯子”才能成为诗人。

　　现在他承认，其实文艺上的启蒙是更根本的，那时的见解太狭隘了。

　　1983年，秦晓进入中南海，出任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他说：“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一是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另外就是文革后期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组织渠道不通畅，消息全是通过子女们之间传来传去的。”

　　秦的身份以及人脉让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从而在最高层级了解这个国家。他的朋友孔丹当时是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

　　当秦进入中南海时，宋任穷正处在权力最高峰，作为中共八老成员，他分管人事工作。宋的政治态度处在陈云与邓小平之间，后来担任了中顾委副主任。

　　在此期间，秦晓有机会在体制内从政，但因种种因素而未能赴任。

　　秦晓并不认为自己丧失了什么机会，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从政，他喜欢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他总是试图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

　　担任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秦要向主管部委的领导汇报，一位部长的指示是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延续性，秦当即指出“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并建议把工作班子安排到中信集团。

　　汇报结束后，一位司长私下向他抱怨：“秦总，你以为政府开会是干什么，你以为是解决问题么？只是告诉上面我们开了一个会。”秦并不满足这个答案，并在接下来的汇报中向领导说，只要告诉我什么不能干不能写就可以了。

　　3年后，在石油部担任了一年的副司长之后，秦接受了中信集团业务部总经理王军的邀请，出任副总经理。

　　在此之前，他陪同宋任穷在三峡考察。他和同一艘游船的外国人聊天，宋注意到这个细节，并询问他的英语水平。宋说你应该去更适合的地方。

　　秦去了石油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在此之前不久，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去上海工作的曾庆红。

　　王军最初希望孔丹能够来中信，而孔已经在香港的光大集团任职，他转而推荐了秦。三人见面几分钟后，王开始讨论秦来中信的细节。

　　在此之后，秦先后担任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作为王军的副手出现在前台。

　　中信集团是直属国务院的一家超大型企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找到老牌资本家荣毅仁，成立了这家利用国外资金发展的企业，从银行、房地产、租赁到卫星通讯、金融，这家公司均有涉及。王军在中信集团有着特殊地位，董事长荣毅仁都要让他三分。

　　1995年，秦晓出任总经理。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开始用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来剖析中信资产、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现代企业理论，从科斯的交易费用到威廉姆森的“M型结构”；另一篇文章论述中信管理体制、资产结构、发展战略重组和调整方案，被称为“20条”。

　　两年后，他带着对大公司总部功能的思考和体验，去剑桥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2005年10月11日，秦晓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秦的思想开始转变，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早期在中信，他都是发展主义政府理论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认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始终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最初学习过东欧的奥塔西克、科尔内的理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理论没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此时，东亚四小龙兴起，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韩——因为文化上的相近性，而且在体制层面上更有认同点，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扶持。

　　日本的通产省模式成为他们的楷模，秦晓写了一篇《大公司战略》，提出要学习日韩经验。《通产省的奇迹》、《Governing Market》（《驾驭市场》）这两本书是他反复阅读的。他和吴敬琏开始争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

　　1994年，秦晓出任中信澳大利亚分公司董事长，在悉尼读博士的韦森与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韦森说当时的秦晓尚处在思想转型期，依然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很多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秦已经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并且试图探寻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

　　在澳大利亚时，秦晓开始系统学习微观经济学，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现实问题和理论学习让他扭转了思路。

　　他分析自己的转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的问题得以暴露，这些问题主要是扭曲资本价格（汇率、利率）、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不当替代、官商勾结产生的腐败等，因而它的产生的奇迹是有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东亚模式’受到了批判，这些国家也逐步转向主流市场体制。后来读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看政府也是个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回头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当年留下来两个问题：政府职能和产权。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大障碍，这也涉及到体制、理念（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问题。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还有大量行政审批，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

　　和很多企业家不同，秦晓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1997年担任中信总经理期间去中央党校学习，在《资本论》的课上他向老师提问：“《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是他的假设是资源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是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

　　同班的孔丹拽住秦晓的衣服。党校有中组部的代表，孔担心秦留下把柄。

　　一次，在陪同朱镕基接见外宾时，秦晓提醒说见面的基金经理有几百亿美元资产规模。朱说，他们有钱，他们是富人，我是穷人。秦回答：“朱老板，这话不对。人家对富人和穷人的定义不是按拥有多少钱算的，是以能调动多少钱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比他们有钱多了。”朱马上回应说：“调动钱？我能调动你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朱继续问秦晓：“你能调动荣智健吗？”秦的回答是“不行”。

　　荣智健是荣毅仁的儿子，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从公司内部管理上讲，作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秦晓，是可以指挥控股子公司领导荣智健的。

　　现实并不如此，荣智健完全掌控中信泰富，而且随着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成功，当秦去香港时，港人会问他，你是北京中信还是香港中信的。

　　王军决定出售价值上百亿港元的中信泰富股份给荣智健，这一决定是他和荣两个人做出的。当秦晓知道时，已进入起草合同阶段。

　　直到今天，秦依然不认为当年出售是完全基于缺钱的考虑。在此之前他和王军已经剥离出四十多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盈利已开始增长，因此中信并没有缺钱到出售资产抵债的地步。但他并不反对王军的决定，他认为从已经完全无法掌控的中信泰富换回资金可以去做其他投资。

　　在事后的具体收购中，荣智健的副手范鸿龄和秦晓在很多法律和财务的环节上产生了冲突。

　　荣智健不满意僵持的局面，并质疑秦的做法到底为了什么。最后的结果是王军找了其他人去完成交易，秦晓被“挂”了起来，很多集团的决策他无法参与其中。

　　秦的朋友孔丹在光大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中组部最后安排的结果是孔丹接替秦晓，秦晓去招商局担任董事长。

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告诉秦晓：“招商局是民族老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国民党时期都没有垮，你去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让这家百年老店垮在共产党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