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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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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史研究七十年之回眸与再认识
万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6年10期第126～136页
【英文标题】Seventy Years' Studies on History of Late Ming Dynasty: A Retrospect
Wan Ming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万明(1953—)，女，江西省九江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史及中外关系史研究。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正式提出后，晚明史研究便关涉其中，至今已有七十余年，成果丰硕。综括起来看，相关重要研究视角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的视角，核心是以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追寻。二是近代化/现代化的视角，从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论，更多转向中国本土经验。三是社会的视角，导向多元结构的认识。四是全球的视角，一个整体概念的确立。通过对各主流研究视角的归纳梳理，其实还可以探寻出另一种综合视角，即沿着明代白银货币化——社会经济货币化——近代化——全球化的路径，以货币为引擎，以市场经济萌发为背景，晚明整个社会形成了连锁反应——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元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它也可以概括为一个过程，即货币化；一个趋向，即近代化；双重使命，即走向近代化、全球化。
It has been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1930s when the question of the long period duration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was put forward and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late Ming Dynasty was involved. Generally, the related key points cluster in foru aspects: Firstly, it is a social-economical viewpoint, in which the core is the questioning with the budding of capitalism as the center. Secondly, it is a viewpoint of modernization, which is from a pattern of western-challenge-and-Chinese-response to the theory taking
【关 键 词】晚明/研究视角/白银货币化/社会转型/近代化/全球化late Ming Dynasty/viewpoint of study/silver as currency/social transition/near-modernization/glob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K248.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0-0126-11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提出后，晚明史研究便关涉其中。七十年来，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讨，还是对中国社会停滞论以及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问题的争鸣，中国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无一不与晚明史研究有关。改革开放以后，借鉴西方社会史、文化史等理论，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晚明社会现象，迅即成为国内史学界的热点之一。原因在于，16世纪后的晚明，处于中国乃至全球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它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世界向近代转型即全球化的开端相联系。正是由于它和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紧紧地纠结在一起，学术界对之广泛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关于晚明社会，中外学术界的主导性观点是肯定当时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也有学者认为，变化是明朝政治腐败导致失控的末世现象，只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并不涉及社会的转型。如何看待晚明社会及其变化，中外史学界的评价不一，借以考察的视角不一，分析的框架不一，解释的模式也很不相同。总的说来，七十年来的研究历程向人们提出了究竟如何为晚明社会定位的问题，给研究者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对相关重要研究视角进行回眸，将对晚明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大有裨益。同时，在回眸基础上进行再思考，也有利于一种新的社会转型及中国与全球化关系起源诠释体系的构建。
一、社会经济的视角：资本主义萌芽为中心的追寻
七十年来，与晚明社会变化研究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角。这是中国史学界主要探索的历程，中心问题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追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引发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由此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而这一问题是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密不可分的。停滞论的本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曾以这样一段话来表述：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繁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前，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之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①
这种中国社会停滞的观点，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形成西方对中国社会发展看法的主流观点，一直持续。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了中华帝国是“静止的社会”的论点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追寻式的研究取向，正是对这种“传统的停滞的”解释模式的回应。1937年，吕振羽在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率先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指出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重要因素。③ 由此，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形成两种对立的命题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在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质疑中出现，并成为此后晚明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的讨论，为认识明代，特别是晚明的历史地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认为中国社会经济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视角
新中国建立后，50-6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集中讨论了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问题的提出，是以欧洲封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为参照的。中国史学界在认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萌芽展开了积极的探讨。1954年，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中指出，在明代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已经逐渐地增长起来。许大龄认为，明中叶以后，从正德到崇祯的一百多年间，已经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④ 讨论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代中后期，认为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一批专业化市镇兴起，在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侯外庐对此作了更为确切的界定：
从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⑤
在今天看来，虽然讨论有简单比附西方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痕迹，但在讨论进行中，为了论证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由于西方的入侵而被打断了，史学研究者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对晚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区域和部门经济史的研究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应该说在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追寻中，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史方面，日本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以细致而深入见称。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西嶋定生关于长江三角洲棉纺织业的研究，着眼点就放在是否具有面向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上，结论是“还不具备向近代化转变的任何契机”。50年代，日本学者关于商品生产的研究十分活跃。至60年代，小山正明提出，与其把明末清初时代变化与“近代或资本主义之类联系起来”，不如找出“中国史自身应有的变化途径”。70年代，森正夫将重田德和小山正明等人的研究概括为“乡绅论”，指出研究方向变化是“由普通到特殊，由发展到结构”。80年代以后，日本史学界对地域社会的研究，成为研究的重要特征；同时，许多新领域得到了开拓性的发展。⑥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区域研究日渐成为世界社会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明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因之也不断深入，中国学者再次展开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吴承明提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后期，或者说是从16世纪写起。⑦ 大多数学者考察了明代手工业、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并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结合，探讨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没有发育成资本主义的原因，主要是从经济结构中去寻找。⑧ 1985年，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版，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全面研究，代表了中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90年代初，美国学者黄宗智(Pillip C. C. Huang)提出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规范认识危机”的问题⑨，大多数中国学者对他的论点提出质疑，但却认同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以多样化标准考察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傅衣凌将毕生精力投入明清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他提出“变迁论”，从新与旧、发展与迟滞、成熟与未成熟的矛盾变化把握社会经济变迁的特点和实质，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经济变迁的认识。特别是他在晚年，在对自己一生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社会结构的思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许多西欧社会发展模式所难以理解的现象”，“用西欧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各种现象，在中国这个多元的社会结构中奇妙的统一着，相安无事，甚至相得益彰，这种既早熟又不成熟的弹性特征，使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⑩。有学者评价这篇论文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探索中国历史的独特性的一个有益的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它对方法论问题进行新的思考的意义。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影响广泛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这种思考无疑不仅仅是个人性的，而应视为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思维方式、学术观点和价值概念的整体性反思。强调单元一线的历史研究方法，将丰富多彩的社会发展变化视为向度单一的经济发展史，而纷繁的社会发展变化仅作为经济发展的背景才出现，影响了全面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历史。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不少学人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反思。主要有：李伯重指出了“资本主义萌芽情结”问题，批评了对“萌芽”乃至“资本主义”的概念不清和研究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11)。并以“早期工业化”的深入研究取而代之(12)。胡成提出“用较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范式解释中国社会各项发展”，确立本土化的理论框架。(13) 高寿仙认为，仅仅用经济方面的指标去判断有无资本主义萌芽，本身不够科学，应抛弃单线进化论的模式。(14) 特别是一向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颇有研究的吴承明，近年指出，“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15)。李怀印提出，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资本主义曾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型资本主义不仅不能引发经济现代化，而且甚至自身难保。在现代化过程中，“关键变量”是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而不是其他因素。(16) 罗荣渠以生产力变革来为现代下定义，他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其传统因素的作用、社会改革和经济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差别，具有各自的特点，因而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摆脱了与资本主义的必然联系。(17) 所有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晚明社会开辟了新的思路。
无论如何，中国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期的执著探讨，说明到晚明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不仅没有停滞，而且确实出现了新的因素，由此提出了为晚明社会定位的问题。对于新因素的认识，至今学术界没有取得共识，有学者仍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提出“由传统的古代封建社会向新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已经开始起步”(18)。也有学者认为是“近代化萌芽，即市场经济萌芽”(19)，并进一步提出了“现代化因素”的看法(20)。无疑，进一步的研究必将建立在以往社会经济研究的深厚基础上，而从近代化/现代化的视角对晚明社会新因素的追踪考察，正在继续下去。
二、近代化/现代化视角：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的消解
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联系的是近代化的视角。尽管近代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术语能否通用在史学界存有争议，但有关近代化的研究，或者说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无疑与晚明社会研究有着密切联系。
谈到这里，不能不首先谈到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诞生。经典社会学家孔德(August Comte)、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等，都曾致力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研究，有着从传统到现代社会发展的经典论述。(21)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中华帝国的概念，认为与西方不同，中国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除非受到外力冲击，自身难以转变为一个理性现代社会。他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前此的社会视为两个阶段。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论述了前近代与近代两个社会的特征，分为五对模式变量：普遍性与个别性，特定性与扩散性，业绩与世袭，感情中立与情感，集体取向与个人取向，以此区别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并认为现代化就是前者向后者的进化。(22)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以费正清(J. K. Fairbank)为首的哈佛学派提出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这一模式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而将中国社会看作长期处于基本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在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有可能发生向近代社会的转变。(23) 也就是认为中国社会内部不具备走向近代的动力，推动中国走向近代的是外部的动力。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70年代以后受到批判，被柯文(Paul A. Cohen)称为的“中国中心观”所代替。(24) 中国中心观以中国社会内部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主张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此后，大多西方史学家运用“前近代”(Early Modern，或译为近代早期、早期现代)来研究指称晚明的历史。如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注意到晚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一直持续到清代。(25)
采用前近代，或者近代早期框架进行晚明研究的，还有日本学者。如沟口雄三在研究晚明东林党人的思想时，就是以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为主题思考的。(26)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王国斌(R. Bin Wong)力图在一个平等的框架中，对中国与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变迁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他指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动力颇为相似，直到19世纪，它们才变得截然不同。(27)
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状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28)。8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化研究全面展开，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和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主持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成为国家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十多年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出版了大量论著。然而，大批成果都将考察界定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鸦片战争，主要考察的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因此，其中涉及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即晚明内容的不多。
现代化理论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思维，还是作为研究的方法，都拓宽了中国历史的研究。对晚明社会的研究也不例外。事实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晚明中国发生的变化，认为传统与近代截然两分的近代化理论，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中国台湾学者熊秉真指出，二三十年来的研究“都在陈述着明清与近代之间在对立和断裂之外，可能实存着更重要的延续、衔接、交相为生的关系”(29)。胡晓真称，晚明社会是“启蒙与现代的源头”(30)。张寿安提出，应重新检讨“传统中国的真面貌”，从明清文化的变化探索“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走向”。(31)
90年代末，吴承明提出，“一国的现代化，在历史上有个开始期，即各种现代化因素的出现时期”，并把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出现定于16—17世纪。(32) 也就是说，他提出了将中国现代化起始时间定在晚明。我认为，现代化与工业化基本上属于同义语，而将晚明社会变迁直接与工业化发展相联系显然不太合适；即使是在16—17世纪的英国，当时也同样没有工业化，因此，以工业化的标准衡量晚明，显然无的放矢。所以，对于晚明社会，不宜以现代化代替近代化的提法，以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即近代化的转变过程来解释，可能更为合理。
晚明社会变迁研究，是对晚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现象进行的探讨。
在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从社会的角度对晚明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如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倓《明季社党研究》，都是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翦伯赞在评价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指出，论战双方“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句，而忘记去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认为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都存在复杂多样的形态，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历史有它独特的“色彩”。(34) 他意提醒人们，社会形态具有多样性，中国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路径。
在西方，20世纪50—60年代初，结构功能主义孕育了现代化理论，成为有关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最流行的理论。它避免了以往社会变迁理论的笼统的纵向描述，采用横向的结构比较，通过结构类型差异的分析，考察变迁的具体内容。在结构功能的分析中，社会变迁分为社会结构的分化、整合和适应三个方面。斯梅尔塞(Nell J. Smelsel)进一步以结构功能考察社会变迁，提出了解释框架：一是“变迁的结构背景”，即蕴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变迁内涵，不均衡的迹象越多，变化的可能就越大。二是“变迁的原动力”，即社会内部或外部的变迁压力，压力的结果产生威胁。三是“变迁动员”，受到压力的社会不能确定变迁发展的方向，调动资源的领导者对变迁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四是“社会控制实际操作”，可以促进或抵抗有意义的变迁，也可能阻止或刺激无价值的变迁。(35) 这一框架成为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解释方式。
50-60年代，在中国史学界执著于资本主义萌芽探讨的同时，西方学者开始了对晚明社会的新探讨。美国学者何炳棣(Ping-ti Ho)注意到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通过统计明清的进士、举人和贡生的履历，对明清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36) 80年代，余英时(Yu Yingshi)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探讨了传统宗教伦理对中国本土的商业活动的影响，指出明清商人已走近传统边缘，但未曾突破传统，主要的阻力来自官僚体制。(37)
1986年，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i)在一次讲演中说：
在此，我只想强调如下的明确事实，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年间，主导社会学有关大规模社会变迁研究的“发展”(development)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概念，已在这场运动中遭到不断批判，并朝历史化的方向发展。这里所谓的历史化指的是，将重大社会转型的研究时期向过去延伸，寻找可以与现代变迁相类比的历史，然后再借助它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文献资料，来考察现代变迁的横扫过程及其结果，并检视通则概念是否无误。与此同时，一小部分历史家也同样对流行在他们学界中的大规模变迁模式展开批判，进而转向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以便为历史研究另辟蹊径。(38)
他指出了关于历史上重大社会转型的研究，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两者的结合成为趋势。
8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史学界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引进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吸收海外及港台地区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宽了研究领域；同时，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重新思考研究取向和理论方法。视角由单纯的社会经济，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晚明社会现象，成为中国海峡两岸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明后期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早已为历史学家所关注，并吸引了众多学者去探讨，举凡明代人口、家庭、家族、婚姻、宗族、阶级、阶层、民族、社会群体、日常生活、社会观念、价值体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社会思潮、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等变化，都进行了非常可贵的探索，产生了大量有分量的专题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但是，从总体来说，对晚明社会的变化，研究者更多地集中于对社会风气的考察。从大量对晚明社会风气变化的论述可以看出，对社会现象的一般性描述较多，而涉及社会结构变化的方面则相对薄弱。也就是说，涉及社会风尚变化的论述太多，而对社会深层结构变化的考察不够深入。
如何评价一个社会的运行与发展状态，长期以来在中外社会学界颇有争议，迄今没有达成一个公认的标准。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衡量社会运行和发展不能只从某个方面，或几个片面的角度出发，而必须用一种全面的、综合性的标准来评价。因此，仅从社会风气的层面来研究社会变化显然是不够的。
可贵的是，傅衣凌在他的遗作中指出，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与西欧或日本的那种“纯粹的封建社会(Feudalism)”，不管在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或者思想文化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为了避免在比较中出现理论和概念的混淆，他使用了“中国传统社会”一词，并将中国传统社会定义为一个“多元的结构”，(39) 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多元化的传统社会结构图像——生产方式的多元化，社会控制体系的多元化，财产权的多元化，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中国社会独特性的有益的理论框架。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指出：“以历史学为一方和以人类学、社会学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目标和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40) 20世纪80年代以后，借鉴国外新史学的经验，中国学者已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上进行开拓研究，成果显著，可以说海外关注的热点，中国学者也都有相当的投入，如士商关系、文人行为、宗教思想传播与融合、城市史、市民社会、法制史、妇女和性别、个性思想解放、庶民文化、公共领域、从中西比较出发进行的启蒙思潮研究，等等。80年代末以来，逐渐兴起了学术领域的整体反思，近年一些明史研究学者如赵毅、商传等已经展开了对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今后对晚明社会的研究，首先应确定综合研究的取向，以多维角度进行探讨。
四、全球的视角：一个整体概念的确立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转变。当世界各国、各民族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1) 15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理上的新认识，使得地球上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于是，愈来愈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被打破，世界逐渐连成了一个整体，一幅全新的世界图景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