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订婚了发个什么说说:四角号码七十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9:00:00
四角号码七十年
作者：钱伯城
四角号码的笔形和代号四角号码查字法分笔形为十种，用0到9十个号码代表如下：
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
七角八八九是小，一点加横变零头。
这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口诀歌，学过四角号码的人大概都曾读过，有的想来还会背诵。《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和《辞海》（1989年版）的四角号码检字表的说明后面，也都载有这个口诀歌，许多人看了，会唤起开始使用四角号码时的情景以及关于过去年代的一些回忆。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如果从1928年（民国十七年）经当时的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并由大学院（后来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通行全国推广采用那年算起，到今年恰好是七十年。若说一件事物的存在满一整数（逢五逢十），便有值得纪念的意义，那么四角号码存在并发挥作用满七十年，应该也是可以纪念一番的了。真要纪念的话，文章该由辞书界和出版界还有教育界来做。但恐事多，不遑及此。我是界外闲人，且说几句闲话。
从我这个界外人眼光来看，四角号码的发明与出现，不仅仅是汉字检索方法的一般性的改良改进，实在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话是不是说得夸张了一点？我认为不这样说，倒不一定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正是有了四角号码以后，方才最终地、最彻底地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快速定位与准确定位的问题。我们的老祖宗凭大智慧，创造了以“六书”为准则的结构奇妙的方块汉字，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一个个汉字都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各自独立，不像西洋文字那样可以按照标音字母顺序排列，一索即可。所以汉字的检索方法，一直是近二千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学者关注并力图解决的问题。
在历史上，汉字检索法有三次大发明：第一次是公元二世纪的东汉许慎，创立了部首检字法。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收录九千三百五十三个篆文，归纳成五百四十个部首，从“一”至“亥”，“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这样查一个字先找部首，就方便多了。第二次是十六世纪的明朝万历人都俞和十七世纪的清朝康熙敕编《康熙字典》，创立了部首加笔画检字法。光有部首，或部首过多，查起字来仍是不便。都俞编了一部字典《类纂古文字考》（《四库全书》入存目类），据《四库总目提要》介绍，这部字典“取《洪武正韵》之字，以偏旁分类编之，凡为部三百一十有四”，这比《说文解字》的分部简化了，部首归到三百多个。更重要的是，都俞发明“每部之中，以字画多少分前后。较《说文》、《玉篇》、《类篇》颇易检寻，故后来字书皆用其体例”。这发明就是笔画检字法，比起单一的部首检字，前进了一大步。但还不够完善，必须再过一百年到十七世纪，《康熙字典》出来，部首进一步归，简化为二百一十五部，收字达四万七千多个，字体笔画亦趋完整（最多的笔画有五十二），至此，部首加笔画检字法方成为汉字字典辞书的唯一标准检字法，并且沿用至今。从许慎到都俞到《康熙字典》，只是从部首法增加一个笔画检字方法，足足经过了一千四五百年的时间，可见检字法的改进之不易。而检字法的改进与简化，意味着“字书”（即今天所说的字典等工具书）的使用率的提高与文化层面的扩大。一千多年检字法的停滞，虽有以韵分部检字法出来，但能用者极少，也正好说明这段时期的字书还只能为少数人所使用。在康熙皇帝的创议与主持下，编了许多大型类书，特别是主编了这部《康熙字典》，确立了部首加笔画检字法，方便了大众使用，促使深奥的字书走进千家万户。康熙是专制君主，但不搞愚民政策，相反大力普及民众知识，为文化建设奠基础，这是大有功的。但这种检字法，仍有一致命弱点，就是出错率高。查一个字，常会部首吃不准，笔画或多或少，与字典的笔画不符。为查一字而花费很大功夫，是常遇到的事。因此，进入二十世纪后，要求出现一种更简便、更快捷、更准确的汉字检字法的要求，便成了读书界与辞书界、出版界的共同愿望。于是引发了汉字检字法的第三次大发明，出现了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根据汉字笔画构造的特点，转换成数码，使得每个汉字都有自己固定的编号与位置，即“定位”。能不能定位，定位准不准，是汉字检索的关键，四角号码变手工式操作（一笔笔数笔画）为智能型数码定位，成为最先进最实用的科学方法。离开《康熙字典》面世，又过了三百年，方产生王云五的四角号码，可见这一发明不容易，决不是小事，所以我说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大事。这道理，对不对，辞书界朋友应该更清楚，不用多说。但是关于四角号码的发明者王云五，却可以多说几句。
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立刻得到了当时教育界、学术界和辞书界的认可推广，更得到了全国各类辞书、各类出版物和各级学校、机关、图书馆等公共部门的广泛采用，用今天大家已经懂得如何保护与尊重知识产权的话来说，王云五拥有四角号码的发明权和著作权，可以依法获取应得的收益。但是未曾听说王云五为四角号码申请过发明专利权，也没有看见他委托律师在报上登出“版权所有，擅用必究”的声明，更没有听说他因此而成为多少多少万的富翁。现在我们只要找到一本三十、四十年代老商务印书馆的辞典（如《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辞源》等），在书后的《索引说明》中都可看到这样的声明：“兹特采用王云五氏之四角号码检字法编为索引，以便检查。”又可在这一《说明》的后面，看到一份题为《四角号码检字法采用机关及出版物》的名单，也有一条说明：“兹将曾经来函接洽采用本法机关及出版物列下”。我数了一份截止时期为1933年5月的采用四角号码名单，机关有十二（包括交通部、实业部），图书馆有二十七（包括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学校有七（包括清华大学），其他有四（包括中国银行及各省分行），出版物有二十四（包括各种辞书及图书编目法）。由此可见，王云五所享有的权益，在出版物上不过是“兹特采用王云五氏之四角号码检字法”这一句话。至于机关、学校、图书馆等采用此法，也只要“来函接洽”，大概备个案就行了。由此可知，王云五的发明四角号码，目的只是无偿提供公众使用。由于简便易学，一两个小时即可掌握运用，所以至1949年，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公众使用率已经很高，使用的覆盖面也愈来愈广，基本上小学生也会使用四角号码了，警署户籍登记卡也用四角号码编排了。但正像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不高兴别人成功，而要在他脸上抹上点白粉那样，对王云五的发明与成功也产生了各种传闻。最多的一种说法，四角号码非王云五发明，是他花钱买来的。再有说他不过袭取他人已有想法，稍加变化据为己有。等等。总之要抹煞他的发明权，或至少削弱他的发明之功。流言虽可畏，捕风捉影，不久便自行消灭了。
但是，1949年后，王云五的名字却在我们这里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一些辞书虽然还在继续使用四角号码，但在用法说明前面再也不提王云五的名字，好像这种检字法是自古已有的。这自然是出于人们常说的一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即政治原因。王云五以学者从政，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后来又追随蒋介石政府到台湾，做行政院长。这样一个国民党政府的大员、要员，虽未上“战犯”名单，但具备“准战犯”的资格，是不成问题的了。这样的人的名字，尽管有学术成就，也是不可让他见之于公开的出版物的。学术服从政治，实际是政治代替学术。四角号码是学术问题，但王云五的名字则是政治问题，必须讳莫如深，使世间几不知有此人。这事实上是执行政治处决，剥夺了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的发明权、著作权与署名权，即他拥有的知识产权的一切应享权利。同时这也影响了近五十年来对四角号码的功能与贡献的正确评价和推广采用，这后面一点的冷淡漠视态度所造成的知识文化和智能效率的损失，好像至今尚未有为之惋惜者。
我曾查阅当代几部有权威性的大型辞书，有没有关于四角号码的条目。销行量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虽然附有四角号码字头检字表，但并未为之专立词条，说明编纂者不认为有立条的必要性。倒是不用四角号码检字索引的《汉语大词典》（1989年版），却在“四”字条下立了一个“四角号码查字法”的词目，释文如下：
汉字查字法之一。把笔形分为十种，每种用一个数码代表，（取角笔画略—引者）根据所定规则，每字按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个角的笔形得出四个笔形号码，为区别同码字，在末尾加一个“附号”，按照号码的顺序排检。（下举例略—引者）
有这一条释文，比起其他无视四角号码在辞书条目中应占一席位置的来说，固胜一筹，可惜有亦几等于无，因为这条释文有意地回避了不应回避的三个基本事实：一、四角号码发明者王云五的名字。二、四角号码优于其他汉字检字法的功能。三、四角号码对于普及文化知识与推进社会索引工作普遍化的历史贡献。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不容视而不见，更不应故意抹煞。就拿四角号码的优越功能来说，仅举《汉语大词典》的“四”字条为例，即可说明。我用的是笨办法（手指头一条条计数）统计结果：属于“四”字的词目共537条，页码是第三册的569页至602页，共33页。“四角号码查字法”这一条，在第145条，第579页，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查找“四角号码”这条词目及释文，必须在不发生疏忽差错的情况下，从第1条数到第145条的位置，也就是从569页翻到579页共10页之后，方能找到。又假如我要查找的正好是“四”字的最后一个词目（据此书为“四衢”），我就只好自认晦气，从开始的第1条数到结尾的第537条，也就是从569页翻到602页共33页之后，方能看到这条词目及其释文。请问这要花费多少时间？虽然各词目从第二字起又以笔画多少排序，但繁细难记，定不了位，只能从头到尾一条条找下去。然而如果采用四角号码的话，由于它的快速定位、准确定位的功能，大约只要半分钟的时间就能查到你所想要查的条目了。其实，四角号码这种优越功能，早在数十年前老商务编的一些辞书上已显示出来。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索引说明》指出：“本辞典单字及名词，均依笔画顺序编次；但同画之单字，多者至三百余条（如十一画等），同字之名词，多者至八百余条（如大字等），检查仍感不便。”又如《中国人名大辞典》也有同样的情况，此书《索引说明》指出：“同画之单字，多者至一百三十余字（如十一画等），同字名之名词，多者至一千八百余条（如王字等）。”这样众多的同画同字的单字、名词，叫读者如何去大海捞针！所以老商务的所有辞书，无不在部首加笔画检字和正文顺序编次之外，同时另编四角号码索引，目的就是为了提供读者解决这个“检查仍感不便”难题的一种新的更为简便快速的科学检索方法。这点为读者谋方便心恰恰就是我们现在一些辞书所缺少的，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称之为“慈悲心”。
但是，王云五与四角号码虽同遭冷落，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四角号码的不被重用，主要还不是因为王云五发明（当然也有关系），这只要革去王云五名字就行了，更主要的是受学术大环境的重功利轻基础、因而形成的一种唯我的排他性学风的影响。比如关于传统文化，几十年来高头讲章式的大文章写了不少，但传统文化典籍的基础之基础的索引工作却无人过问，似乎这只是资产阶级学者搞的东西。学术领导部门也不重视，学术机构的设置似乎从未考虑过应有一个像当年燕京哈佛学社或中法汉学研究所那样专门从事索引编制工作的高级研究机构。国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也没有想到应为索引的编制出版立一项目和表示资助。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有志于从事索引工作的开展，于八十年代中期首先设立索引编辑室，希望第一步至少在本社的所有出版物后附上索引，却因得不到内外有力支持，无疾而终。学者们多年来仅能依赖五六十年前出版的一套旧“引得”、旧“通检”和零散的《十三经索引》、《十通索引》、《佩文韵府索引》等的翻印本作为主要工具用书。至于在每部学术著作后面应该附上有关索引，几乎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作者与出版社双方都不具有索引意识，或竟不知索引为何物。作者怕麻烦编，出版社怕增加成本。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只能读到没有任何索引的《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邓小平选集》，这还是我们尊之为经典的著作，其他新出的如《周恩来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重要文献书籍，就更想不到要编什么索引了。而在西方，一部学术著作后面如果没有人名、主题和术语等有关索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岂不知在我们这里则是极平常极正常的事。从这里也可看出由于东西方价值观不同而产生的观念差异。西方的作者与出版社，比较珍惜读者方的时间与精力的使用，所以很重视索引的作用。我们这里对这方面的问题向来是不大在乎的，可能还会振振有词说出一大通理由：不就是查一个人名和词语吗？顶多费点功夫，把一本书从头到尾滤一遍，总能查出来嘛！这恐怕还不是少数人的看法与想法。
正是处于这样的学术大环境和学风内，作为最为有效的索引手段与方法的四角号码，受到不宣传、不提倡、不推广的“三不”对待，从过去较高的普及使用率下降到当前若存若亡的状态，也就是不足为奇的了。最近有幸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类书审稿会，我提出这部类书的索引如何编制的问题。会上反应不多，认为现在考虑为时尚早。许多人都说没有学过四角号码，不会使用。我说四角号码是“不学不会，一学就会”，因此建议除笔画和汉语拼音索引外再增加四角号码索引，并请求把我的意见写进会议简报，以引起注意。但后来印发的会议简报，不提此事，足见认为非当务之急，应毋庸议，是我多话了。但编类书同编辞书一样，岂可不讲检索手段？再举一事。我的小孙女读初中一年级，用《新华字典》，查起字来常要问我，因为笔画常常数不准，多一画少一画的。查汉语拼音，又不会所要查的字的读音。《新华字典》有四角号码检字表，我问为什么不用四角号码？小孙女说从来没有学过。我说老师不教吗？很容易学的呀！她说没有教过，小学老师也不教。我觉得很吃惊，这样下去将来谁还会使用四角号码呢？青少年学生是需要引导的，学不学四角号码在某些人眼中或是小事，甚至是小事中的小事，我却为文化忧，为当前功利教育忧。
现在一些辞书，处理四角号码的办法和态度，可用八个字概括，叫作“不冷不热，可有可无”。不冷不热者，四角号码当作检字法的一种聊备一格，唱主角的仍是手工式操作数笔画的部首加笔画法，再加一个笔形法（即在大部首下再分若干小部首），以示改进。而对四角号码，则又变换几个取角号码，以示新旧有别（若按著作权法，这是要征得发明者同意的）。当然另外还有汉语拼音法，但使用拼音必须先知道读音，再则同音字太多了，无法定位。所以只能做辅助手段。可有可无者，有的辞书采用四角号码，有的辞书可不采用（而且是国家级的），采用的也只编一个字头索引，不编词条索引。唯一例外的是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的《辞源》合订本，编制了完整的无新旧之分的四角号码字头和词条索引，为所有使用此书者造福，我要向这本辞书的主编者和出版者表示崇高敬意。
小小四角号码，实无关国家兴亡；但七十年来也阅尽沧桑，几经炎凉。它的发明人王云五也墓木早拱，不再过问身后荣辱。但历史既是善忘的，也是公正的。即使是学术上的是非功过，虽可涂抹于一时，也终将还其真相。
戊寅立秋前二日，于观景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