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头巾混混:西方理论能否研究东方人的幸福感？听众提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3:13:14

听众提问


日期：2011-05-23 作者：傅国林 来源：文汇报                      
    
    
西方理论能否研究东方人的幸福感？
    
    建筑设计师：彭教授认为，自由意志是决定幸福的前提，我觉得您的整体研究建立在西方心理学基础上。西方强调个人利益，而亚洲注重集体利益。陆教授也说中国人既对经济上的平均化不满意，又对差距大不满意。由此可见，不同社会形态会产生对幸福的不同解释，这是否可以理解成——西方理论无法研究集体利益为上的东方人的幸福感？
    
    彭凯平：这个问题非常好。心理学家发现，最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是在充分地、有意识地思考后做出的。它面对外界压力不妥协，也不会顺从短期自我利益而做出选择，与我们通常说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第一，它是根据理性原则，综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思考后做出的判断及产生的行为。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尽管字面上仍带有差异，但实际上某种程度而言它超脱了文化差异。中国人虽然不谈自由意志，但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对其内涵的认同。第二，自由意志行为必须抑制生物冲动，在智慧的指导下，经过行为自由地思考后做出决定。这是天性中感觉的存在。心理学家的工作就是把很多哲学思辨变成一个大家都能测量、观察、分析的行为概念。这样才能做科学研究。
    
警惕全球排行榜中的意识形态干扰
    
    上师大学生：北欧国家幸福指数很高，但北欧百姓的自杀率也非常高，如何理解？
    
    彭凯平：你的提问让我非常担忧。我认为要从他们如何得出结论来看。我仔细看了指标的设定，发现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比如自然景色和民主体制等。这些差异可能对中国的幸福感得分永远不会有帮助。社会变量太多，就容易增加一些意识形态的干扰。北欧自杀率高很自然，因为季节性情绪障碍。所以我特别不在意这样的比较，最主要是跟自己比，向未来求发展。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大国心态。
    
要争取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话语权
    
    彭凯平：我担心有一天幸福指数会像可持续发展指数等一样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工具。20年前，西方学者就开始研究碳排放量等工业污染指数，如今他们以违反可再生发展为名限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我们很被动。而幸福指数的研究全球都处在起步阶段，中国人要重视并参与，争取话语权。
    
    陆铭：对于跨文化、跨国家的指数构建是否科学，我持保留态度。但更多要看北欧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首先得承认他们很富有，第二是政府廉洁程度，第三是社会福利制度，第四是社会的同质性。民族构成、种族构成、身份等差异较小，同质的社会就容易形成共识，民主体制会比较有效，政策的操作成本也较低。而中国社会比较复杂，各种差异大导致了实际利益的千差万别。所以，在中国要通过公共政策合理推进社会的均等化，提升国民幸福感。
    
    本版内容根据5月15日文汇讲堂现场速记整理而成，  本版摄影均本报记者傅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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