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利网会返多少:文革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 解玺璋的日志 - 网易博客

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序《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解玺璋

 

民兵抓走了堂哥，还是惊得她目瞪口呆，她不相信堂哥是“反革命”，但周围的同学都这么说，而且说，她的父亲就是历史反革命，她的堂哥怎么可能不是反革命。 那时，她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还要忍受公社干部子弟和出身好的同学的嘲笑和讽刺，能够保护她、安慰她、照顾她的，只有她的小叔叔卿汉禾。这个叔叔确实很小，小到几乎和她同岁，是她的同班同学。他长得很丑，又很笨，经常考试不及格，作者不喜欢和他在一起，也不肯认他这个亲戚，觉得很没面子。但他总是及时出现在作者最需要他的时候，向她提供帮助。他甚至为她和班里那些出身好的男生打架，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也并不后悔。在那个任何事情都被扭曲的年代，善良、同情和美好，竟也不能幸免。 大姐在下乡数年后也辗转来到了栗山岭。在作者眼里，大姐始终像个陌生人，她无法理解大姐的那些举动，她也说不准大姐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山里人都说大姐好，回到家乡的大姐组织了铁姑娘队，她带领着铁姑娘们，白天种试验田，晚上读毛选。她们的试验田获得了大丰收，大姐被评为学毛著的积极分子，要到市里去介绍经验。大姐能说会道，讲的大家都爱听，她的事迹还上了报纸，上了广播。 离开栗山岭的时候，不谙世事的作者曾答应她的小叔叔卿汉禾将来一定回来带他到昆明去，还答应回昆明后一定邮寄一张自己穿红色灯芯绒衣服和红皮鞋的照片给他。然而，诺言一直未能实现，原因是回到昆明的她，一直也没有穿上童年梦想中的红灯蕊绒衣服和红皮鞋。 很多年后，卿汉禾的消息传到了昆明，这个一直暗恋着她的小叔叔得了癫痫病，最后竟在放纸船的时候发病掉进资江淹死了。她想起自己曾对卿汉禾说过，小船能顺着资江的水漂流到昆明，只要是他折的纸船，哪怕混迹在一千只纸船里她都能一眼认出来……这样一个孩子式的许诺，卿汉禾竟在心里记了一辈子。他也让作者再次想起了“疯子”的话：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卿卿的叙事明显地带有准自传的特点，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主要来自其童年时代的记忆。固然，人们在复述自己的记忆时，谁都不能逃脱当下的立场、态度以及认识能力对叙事的干预，而记忆本身似乎也早就经过了时间的淘洗，留下的往往是我们可以认同和接受的部分。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诚恳的，对历史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叙事态度。也许，我们谁都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更难以跳出现实的“三界”之外，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态度，一种不想取悦任何人，而仅仅忠实于个人记忆的态度。诚实是叙事者的最高伦理。 诚然，一个以童年记忆为对象的叙事者，在描述个人眼中的历史图景的时候，不能不受制于叙事者的出身、身份、经历、禀性、品行，以及叙事动机。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历史时期、历史场景也许会有不同的记忆和描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基本常识和细节却不能遗忘或修改，尤其不能有意修改，甚而至于篡改，以取悦当今的某些无聊趣味。最近看了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影片讲的也是“文革”记忆，却号称什么“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且不说“最干净”的标准是什么，我想，至少不仅仅是女主角在性方面的无知；而仅就故事本身来说，已颇有些让人莫名其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导演作为叙事者的用心。作为故事主人公的静秋和老三，一个是右派的女儿，一个是走资派的儿子，他们的恋爱如果发生在“文革”当中，恐怕也不会是这样的浪漫和清纯吧？事实上，这样的恋爱只能发生在人造的、超时空的桃花源里，绝不可能发生在“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一见钟情的前提是静秋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新教材的编写实践活动，来到这个小山村。试想，一个右派的女儿、可教子女、母亲还在学校劳改，会有这样的殊荣吗？这是个

    卿卿的新著《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就要出版了，嘱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应允。最早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在2006年我们将要出版她的小说《香香饭店》的时候。那天听她讲过之后，我凭直觉感到，这应该是一个比《香香饭店》更有分量、更有价值的作品。

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序《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解玺璋 卿卿的新著《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就要出版了，嘱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应允。最早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在2006年我们将要出版她的小说《香香饭店》的时候。那天听她讲过之后，我凭直觉感到，这应该是一个比《香香饭店》更有分量、更有价值的作品。 这是一部在她心里埋藏了将近30年的作品。她曾经尝试过以多种方式来完成它，只是为了还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一段痴情，有点曹雪芹写《红楼梦》“倩谁记去作奇传”的意味。 直到2010年我们才看到她的这部新作。小说之名来自书中“疯子”所言：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这一大写的问号悬置在作者的心中，几乎成了一句谶语。是的，很多经历过那个世界的人已经忘了那个世界，而更多后来者，根本就无从了解那个世界。所幸，作者的良知支持她写了30年，由于她的不懈努力，那个一直被严密包裹着的恐怖“世界”——尽管是红色恐怖——终于被撕开了一角。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好像发疯了。那一年作者只有8岁。这个8岁的女孩在四十几年后用文字重新描述那段难忘记忆的时候，笔下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一幅疯狂、恐怖的图景： 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久等妈妈不见回来，爸爸说我们就先吃饭吧！大家都饿了，饭一端到手里闷头就吃，静悄悄的家里只听得到唏哩哗啦的扒饭声和咕咚咕咚的下咽声。正吃得起劲，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一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直愣愣地闯进家来。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来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我听到妹妹冲那人喊了声“妈妈”，抬头一看还真是妈妈呢！ 卿卿关于“文革”记忆的描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任何记忆都会有一个起点，“头戴钢盔的妈妈”就成了这个8岁女孩记忆的起点，并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这一点将对她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谁也不可能知道。那天，妈妈带回来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她所在的“八二三”正在和隔壁的“炮兵团”谈判，谈崩了就要开战，机枪都架上房顶了。她回家来，是要把几个孩子安置好，窗子都用棉被钉死了，大家都打地铺，睡在地上，不许说话，也不许开灯，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战争年代。 战斗最终并没有打响，但是，爸爸的历史问题却终于东窗事发了。受到牵连的首先是大姐，她本是要和妈妈所在的“八二三”开战的“炮兵团”的副司令，还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是个很风光的人物，现在却因爸爸的历史问题被撤了职。但她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被打垮的人，她很快选择了更革命的方式，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插队，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 大姐走后不久，全家也被遣送回湖南老家，一个叫作“栗山岭”的地方。这时，爸爸已被关进监狱，惟剩下妈妈一人，拉扯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回乡之路。乡下不比昆明，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剑拔弩张，却也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恐怖气氛。第一天上学，妈妈嘱咐她，别人问起家庭出身，一定要说“佃中农”，她因为记不住，还挨了打，直到她一遍一遍地背熟了家里出身，妈妈才准她出门。最近看到一本描写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的小说，也写到一个母亲，嘱咐她9岁的女儿，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一族人，你就说我和你们一样。很显然，无论种族灭绝，还是阶级灭绝，对无辜的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血淋淋的。 在乡下家里，作者最喜欢的人要数伯娘屋里的堂哥，他是一所中学的教师，长得很帅又有文化，还爱着一个名叫“樱”的姑娘。这些都使得年幼的作者对他心存好感。学校里出现了反动标语，她这个小学生亦不能幸免，搞得她整日神经兮兮，总以为别人会怀疑到她的头上。不过，那天早晨公社的

 

    这是一部在她心里埋藏了将近30年的作品。她曾经尝试过以多种方式来完成它，只是为了还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一段痴情，有点曹雪芹写《红楼梦》“倩谁记去作奇传”的意味。

 

    直到2010年我们才看到她的这部新作。小说之名来自书中“疯子”所言：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这一大写的问号悬置在作者的心中，几乎成了一句谶语。是的，很多经历过那个世界的人已经忘了那个世界，而更多后来者，根本就无从了解那个世界。所幸，作者的良知支持她写了30年，由于她的不懈努力，那个一直被严密包裹着的恐怖“世界”——尽管是红色恐怖——终于被撕开了一角。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好像发疯了。那一年作者只有8岁。这个8岁的女孩在四十几年后用文字重新描述那段难忘记忆的时候，笔下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一幅疯狂、恐怖的图景：

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序《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解玺璋 卿卿的新著《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就要出版了，嘱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应允。最早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在2006年我们将要出版她的小说《香香饭店》的时候。那天听她讲过之后，我凭直觉感到，这应该是一个比《香香饭店》更有分量、更有价值的作品。 这是一部在她心里埋藏了将近30年的作品。她曾经尝试过以多种方式来完成它，只是为了还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一段痴情，有点曹雪芹写《红楼梦》“倩谁记去作奇传”的意味。 直到2010年我们才看到她的这部新作。小说之名来自书中“疯子”所言：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这一大写的问号悬置在作者的心中，几乎成了一句谶语。是的，很多经历过那个世界的人已经忘了那个世界，而更多后来者，根本就无从了解那个世界。所幸，作者的良知支持她写了30年，由于她的不懈努力，那个一直被严密包裹着的恐怖“世界”——尽管是红色恐怖——终于被撕开了一角。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好像发疯了。那一年作者只有8岁。这个8岁的女孩在四十几年后用文字重新描述那段难忘记忆的时候，笔下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一幅疯狂、恐怖的图景： 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久等妈妈不见回来，爸爸说我们就先吃饭吧！大家都饿了，饭一端到手里闷头就吃，静悄悄的家里只听得到唏哩哗啦的扒饭声和咕咚咕咚的下咽声。正吃得起劲，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一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直愣愣地闯进家来。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来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我听到妹妹冲那人喊了声“妈妈”，抬头一看还真是妈妈呢！ 卿卿关于“文革”记忆的描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任何记忆都会有一个起点，“头戴钢盔的妈妈”就成了这个8岁女孩记忆的起点，并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这一点将对她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谁也不可能知道。那天，妈妈带回来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她所在的“八二三”正在和隔壁的“炮兵团”谈判，谈崩了就要开战，机枪都架上房顶了。她回家来，是要把几个孩子安置好，窗子都用棉被钉死了，大家都打地铺，睡在地上，不许说话，也不许开灯，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战争年代。 战斗最终并没有打响，但是，爸爸的历史问题却终于东窗事发了。受到牵连的首先是大姐，她本是要和妈妈所在的“八二三”开战的“炮兵团”的副司令，还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是个很风光的人物，现在却因爸爸的历史问题被撤了职。但她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被打垮的人，她很快选择了更革命的方式，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插队，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 大姐走后不久，全家也被遣送回湖南老家，一个叫作“栗山岭”的地方。这时，爸爸已被关进监狱，惟剩下妈妈一人，拉扯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回乡之路。乡下不比昆明，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剑拔弩张，却也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恐怖气氛。第一天上学，妈妈嘱咐她，别人问起家庭出身，一定要说“佃中农”，她因为记不住，还挨了打，直到她一遍一遍地背熟了家里出身，妈妈才准她出门。最近看到一本描写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的小说，也写到一个母亲，嘱咐她9岁的女儿，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一族人，你就说我和你们一样。很显然，无论种族灭绝，还是阶级灭绝，对无辜的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血淋淋的。 在乡下家里，作者最喜欢的人要数伯娘屋里的堂哥，他是一所中学的教师，长得很帅又有文化，还爱着一个名叫“樱”的姑娘。这些都使得年幼的作者对他心存好感。学校里出现了反动标语，她这个小学生亦不能幸免，搞得她整日神经兮兮，总以为别人会怀疑到她的头上。不过，那天早晨公社的

 

    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久等妈妈不见回来，爸爸说我们就先吃饭吧！大家都饿了，饭一端到手里闷头就吃，静悄悄的家里只听得到唏哩哗啦的扒饭声和咕咚咕咚的下咽声。正吃得起劲，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一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直愣愣地闯进家来。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来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我听到妹妹冲那人喊了声“妈妈”，抬头一看还真是妈妈呢！

 

普通的常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导演却偏偏忽略了这一点，是一时的疏忽，还是记忆出了问题，或是有意想掩饰什么？ 对于“文革”，我们一直表现得十分暧昧。虽然官方早就有过“十年浩劫”，以及“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法，但在叙事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伤痕文学，我们其实很少看到关于“文革”的历史再现。知青文学写作在“青春无悔”的口号下，不仅失语，而且失忆，几乎已经丧失了逼近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青春记忆不再是生长在我们身体里的一根刺，它已经蜕化为一种老年人的臆想，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想像中被重新建构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一直以为，“文革”对于我们的影响，长久以来是被低估了的，它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就深度而言，它的影响将不止于50后、60后、70后，还将包括80后、90后乃至他们的后代；就广度而言，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伦理、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还可能包括更加复杂的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革”之于我们，却更像是一个禁忌，对于“文革”的研究和反思几乎无从谈起，或被严重地边缘化，或被广泛地改写和修正，不要说下一代，即使我们自己，怕也很难了解“文革”的真实面貌了。所以我很希望，能有更多的亲历者，变成“文革”记忆的书写者、叙述者，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和保存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这正是卿卿叙事的可贵之处，也是我所以推重这部作品之处。固然，她所作的只是一部小说，但她的叙事却固执地将我们带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使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从而为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以及生活在这段历史中人铺平了道路。文学和历史有时离得很近，近在咫尺，彼此之间不断地往来交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经过了80年代的启蒙和熏陶，还把文学和历史割裂开来，视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人，怕是太不明智了。 写下这些杂感，或为书序。

    卿卿关于“文革”记忆的描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任何记忆都会有一个起点，“头戴钢盔的妈妈”就成了这个8岁女孩记忆的起点，并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这一点将对她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谁也不可能知道。那天，妈妈带回来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她所在的“八二三”正在和隔壁的“炮兵团”谈判，谈崩了就要开战，机枪都架上房顶了。她回家来，是要把几个孩子安置好，窗子都用棉被钉死了，大家都打地铺，睡在地上，不许说话，也不许开灯，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战争年代。

 

    战斗最终并没有打响，但是，爸爸的历史问题却终于东窗事发了。受到牵连的首先是大姐，她本是要和妈妈所在的“八二三”开战的“炮兵团”的副司令，还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是个很风光的人物，现在却因爸爸的历史问题被撤了职。但她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被打垮的人，她很快选择了更革命的方式，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插队，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

普通的常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导演却偏偏忽略了这一点，是一时的疏忽，还是记忆出了问题，或是有意想掩饰什么？ 对于“文革”，我们一直表现得十分暧昧。虽然官方早就有过“十年浩劫”，以及“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法，但在叙事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伤痕文学，我们其实很少看到关于“文革”的历史再现。知青文学写作在“青春无悔”的口号下，不仅失语，而且失忆，几乎已经丧失了逼近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青春记忆不再是生长在我们身体里的一根刺，它已经蜕化为一种老年人的臆想，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想像中被重新建构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一直以为，“文革”对于我们的影响，长久以来是被低估了的，它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就深度而言，它的影响将不止于50后、60后、70后，还将包括80后、90后乃至他们的后代；就广度而言，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伦理、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还可能包括更加复杂的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革”之于我们，却更像是一个禁忌，对于“文革”的研究和反思几乎无从谈起，或被严重地边缘化，或被广泛地改写和修正，不要说下一代，即使我们自己，怕也很难了解“文革”的真实面貌了。所以我很希望，能有更多的亲历者，变成“文革”记忆的书写者、叙述者，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和保存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这正是卿卿叙事的可贵之处，也是我所以推重这部作品之处。固然，她所作的只是一部小说，但她的叙事却固执地将我们带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使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从而为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以及生活在这段历史中人铺平了道路。文学和历史有时离得很近，近在咫尺，彼此之间不断地往来交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经过了80年代的启蒙和熏陶，还把文学和历史割裂开来，视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人，怕是太不明智了。 写下这些杂感，或为书序。

 

    大姐走后不久，全家也被遣送回湖南老家，一个叫作“栗山岭”的地方。这时，爸爸已被关进监狱，惟剩下妈妈一人，拉扯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回乡之路。乡下不比昆明，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剑拔弩张，却也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恐怖气氛。第一天上学，妈妈嘱咐她，别人问起家庭出身，一定要说“佃中农”，她因为记不住，还挨了打，直到她一遍一遍地背熟了家里出身，妈妈才准她出门。最近看到一本描写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的小说，也写到一个母亲，嘱咐她9岁的女儿，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一族人，你就说我和你们一样。很显然，无论种族灭绝，还是阶级灭绝，对无辜的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血淋淋的。

 

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序《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解玺璋 卿卿的新著《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就要出版了，嘱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应允。最早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在2006年我们将要出版她的小说《香香饭店》的时候。那天听她讲过之后，我凭直觉感到，这应该是一个比《香香饭店》更有分量、更有价值的作品。 这是一部在她心里埋藏了将近30年的作品。她曾经尝试过以多种方式来完成它，只是为了还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一段痴情，有点曹雪芹写《红楼梦》“倩谁记去作奇传”的意味。 直到2010年我们才看到她的这部新作。小说之名来自书中“疯子”所言：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这一大写的问号悬置在作者的心中，几乎成了一句谶语。是的，很多经历过那个世界的人已经忘了那个世界，而更多后来者，根本就无从了解那个世界。所幸，作者的良知支持她写了30年，由于她的不懈努力，那个一直被严密包裹着的恐怖“世界”——尽管是红色恐怖——终于被撕开了一角。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好像发疯了。那一年作者只有8岁。这个8岁的女孩在四十几年后用文字重新描述那段难忘记忆的时候，笔下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一幅疯狂、恐怖的图景： 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久等妈妈不见回来，爸爸说我们就先吃饭吧！大家都饿了，饭一端到手里闷头就吃，静悄悄的家里只听得到唏哩哗啦的扒饭声和咕咚咕咚的下咽声。正吃得起劲，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一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直愣愣地闯进家来。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来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我听到妹妹冲那人喊了声“妈妈”，抬头一看还真是妈妈呢！ 卿卿关于“文革”记忆的描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任何记忆都会有一个起点，“头戴钢盔的妈妈”就成了这个8岁女孩记忆的起点，并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这一点将对她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谁也不可能知道。那天，妈妈带回来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她所在的“八二三”正在和隔壁的“炮兵团”谈判，谈崩了就要开战，机枪都架上房顶了。她回家来，是要把几个孩子安置好，窗子都用棉被钉死了，大家都打地铺，睡在地上，不许说话，也不许开灯，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战争年代。 战斗最终并没有打响，但是，爸爸的历史问题却终于东窗事发了。受到牵连的首先是大姐，她本是要和妈妈所在的“八二三”开战的“炮兵团”的副司令，还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是个很风光的人物，现在却因爸爸的历史问题被撤了职。但她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被打垮的人，她很快选择了更革命的方式，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插队，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 大姐走后不久，全家也被遣送回湖南老家，一个叫作“栗山岭”的地方。这时，爸爸已被关进监狱，惟剩下妈妈一人，拉扯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回乡之路。乡下不比昆明，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剑拔弩张，却也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恐怖气氛。第一天上学，妈妈嘱咐她，别人问起家庭出身，一定要说“佃中农”，她因为记不住，还挨了打，直到她一遍一遍地背熟了家里出身，妈妈才准她出门。最近看到一本描写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的小说，也写到一个母亲，嘱咐她9岁的女儿，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一族人，你就说我和你们一样。很显然，无论种族灭绝，还是阶级灭绝，对无辜的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血淋淋的。 在乡下家里，作者最喜欢的人要数伯娘屋里的堂哥，他是一所中学的教师，长得很帅又有文化，还爱着一个名叫“樱”的姑娘。这些都使得年幼的作者对他心存好感。学校里出现了反动标语，她这个小学生亦不能幸免，搞得她整日神经兮兮，总以为别人会怀疑到她的头上。不过，那天早晨公社的

    在乡下家里，作者最喜欢的人要数伯娘屋里的堂哥，他是一所中学的教师，长得很帅又有文化，还爱着一个名叫“樱”的姑娘。这些都使得年幼的作者对他心存好感。学校里出现了反动标语，她这个小学生亦不能幸免，搞得她整日神经兮兮，总以为别人会怀疑到她的头上。不过，那天早晨公社的民兵抓走了堂哥，还是惊得她目瞪口呆，她不相信堂哥是“反革命”，但周围的同学都这么说，而且说，她的父亲就是历史反革命，她的堂哥怎么可能不是反革命。

 

    那时，她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还要忍受公社干部子弟和出身好的同学的嘲笑和讽刺，能够保护她、安慰她、照顾她的，只有她的小叔叔卿汉禾。这个叔叔确实很小，小到几乎和她同岁，是她的同班同学。他长得很丑，又很笨，经常考试不及格，作者不喜欢和他在一起，也不肯认他这个亲戚，觉得很没面子。但他总是及时出现在作者最需要他的时候，向她提供帮助。他甚至为她和班里那些出身好的男生打架，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也并不后悔。在那个任何事情都被扭曲的年代，善良、同情和美好，竟也不能幸免。

 

    大姐在下乡数年后也辗转来到了栗山岭。在作者眼里，大姐始终像个陌生人，她无法理解大姐的那些举动，她也说不准大姐是好人还是坏人。但山里人都说大姐好，回到家乡的大姐组织了铁姑娘队，她带领着铁姑娘们，白天种试验田，晚上读毛选。她们的试验田获得了大丰收，大姐被评为学毛著的积极分子，要到市里去介绍经验。大姐能说会道，讲的大家都爱听，她的事迹还上了报纸，上了广播。

 

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序《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解玺璋 卿卿的新著《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就要出版了，嘱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应允。最早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在2006年我们将要出版她的小说《香香饭店》的时候。那天听她讲过之后，我凭直觉感到，这应该是一个比《香香饭店》更有分量、更有价值的作品。 这是一部在她心里埋藏了将近30年的作品。她曾经尝试过以多种方式来完成它，只是为了还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一段痴情，有点曹雪芹写《红楼梦》“倩谁记去作奇传”的意味。 直到2010年我们才看到她的这部新作。小说之名来自书中“疯子”所言：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这一大写的问号悬置在作者的心中，几乎成了一句谶语。是的，很多经历过那个世界的人已经忘了那个世界，而更多后来者，根本就无从了解那个世界。所幸，作者的良知支持她写了30年，由于她的不懈努力，那个一直被严密包裹着的恐怖“世界”——尽管是红色恐怖——终于被撕开了一角。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好像发疯了。那一年作者只有8岁。这个8岁的女孩在四十几年后用文字重新描述那段难忘记忆的时候，笔下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一幅疯狂、恐怖的图景： 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久等妈妈不见回来，爸爸说我们就先吃饭吧！大家都饿了，饭一端到手里闷头就吃，静悄悄的家里只听得到唏哩哗啦的扒饭声和咕咚咕咚的下咽声。正吃得起劲，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一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直愣愣地闯进家来。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来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我听到妹妹冲那人喊了声“妈妈”，抬头一看还真是妈妈呢！ 卿卿关于“文革”记忆的描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任何记忆都会有一个起点，“头戴钢盔的妈妈”就成了这个8岁女孩记忆的起点，并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这一点将对她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谁也不可能知道。那天，妈妈带回来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她所在的“八二三”正在和隔壁的“炮兵团”谈判，谈崩了就要开战，机枪都架上房顶了。她回家来，是要把几个孩子安置好，窗子都用棉被钉死了，大家都打地铺，睡在地上，不许说话，也不许开灯，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战争年代。 战斗最终并没有打响，但是，爸爸的历史问题却终于东窗事发了。受到牵连的首先是大姐，她本是要和妈妈所在的“八二三”开战的“炮兵团”的副司令，还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是个很风光的人物，现在却因爸爸的历史问题被撤了职。但她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被打垮的人，她很快选择了更革命的方式，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插队，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 大姐走后不久，全家也被遣送回湖南老家，一个叫作“栗山岭”的地方。这时，爸爸已被关进监狱，惟剩下妈妈一人，拉扯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回乡之路。乡下不比昆明，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剑拔弩张，却也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恐怖气氛。第一天上学，妈妈嘱咐她，别人问起家庭出身，一定要说“佃中农”，她因为记不住，还挨了打，直到她一遍一遍地背熟了家里出身，妈妈才准她出门。最近看到一本描写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的小说，也写到一个母亲，嘱咐她9岁的女儿，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一族人，你就说我和你们一样。很显然，无论种族灭绝，还是阶级灭绝，对无辜的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血淋淋的。 在乡下家里，作者最喜欢的人要数伯娘屋里的堂哥，他是一所中学的教师，长得很帅又有文化，还爱着一个名叫“樱”的姑娘。这些都使得年幼的作者对他心存好感。学校里出现了反动标语，她这个小学生亦不能幸免，搞得她整日神经兮兮，总以为别人会怀疑到她的头上。不过，那天早晨公社的

    离开栗山岭的时候，不谙世事的作者曾答应她的小叔叔卿汉禾将来一定回来带他到昆明去，还答应回昆明后一定邮寄一张自己穿红色灯芯绒衣服和红皮鞋的照片给他。然而，诺言一直未能实现，原因是回到昆明的她，一直也没有穿上童年梦想中的红灯蕊绒衣服和红皮鞋。

 

    很多年后，卿汉禾的消息传到了昆明，这个一直暗恋着她的小叔叔得了癫痫病，最后竟在放纸船的时候发病掉进资江淹死了。她想起自己曾对卿汉禾说过，小船能顺着资江的水漂流到昆明，只要是他折的纸船，哪怕混迹在一千只纸船里她都能一眼认出来……这样一个孩子式的许诺，卿汉禾竟在心里记了一辈子。他也让作者再次想起了“疯子”的话：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卿卿的叙事明显地带有准自传的特点，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主要来自其童年时代的记忆。固然，人们在复述自己的记忆时，谁都不能逃脱当下的立场、态度以及认识能力对叙事的干预，而记忆本身似乎也早就经过了时间的淘洗，留下的往往是我们可以认同和接受的部分。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诚恳的，对历史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叙事态度。也许，我们谁都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更难以跳出现实的“三界”之外，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态度，一种不想取悦任何人，而仅仅忠实于个人记忆的态度。诚实是叙事者的最高伦理。

 

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序《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解玺璋 卿卿的新著《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就要出版了，嘱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应允。最早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在2006年我们将要出版她的小说《香香饭店》的时候。那天听她讲过之后，我凭直觉感到，这应该是一个比《香香饭店》更有分量、更有价值的作品。 这是一部在她心里埋藏了将近30年的作品。她曾经尝试过以多种方式来完成它，只是为了还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一段痴情，有点曹雪芹写《红楼梦》“倩谁记去作奇传”的意味。 直到2010年我们才看到她的这部新作。小说之名来自书中“疯子”所言：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这一大写的问号悬置在作者的心中，几乎成了一句谶语。是的，很多经历过那个世界的人已经忘了那个世界，而更多后来者，根本就无从了解那个世界。所幸，作者的良知支持她写了30年，由于她的不懈努力，那个一直被严密包裹着的恐怖“世界”——尽管是红色恐怖——终于被撕开了一角。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好像发疯了。那一年作者只有8岁。这个8岁的女孩在四十几年后用文字重新描述那段难忘记忆的时候，笔下呈现出来的依然是一幅疯狂、恐怖的图景： 一九六七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久等妈妈不见回来，爸爸说我们就先吃饭吧！大家都饿了，饭一端到手里闷头就吃，静悄悄的家里只听得到唏哩哗啦的扒饭声和咕咚咕咚的下咽声。正吃得起劲，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一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直愣愣地闯进家来。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来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我听到妹妹冲那人喊了声“妈妈”，抬头一看还真是妈妈呢！ 卿卿关于“文革”记忆的描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任何记忆都会有一个起点，“头戴钢盔的妈妈”就成了这个8岁女孩记忆的起点，并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这一点将对她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谁也不可能知道。那天，妈妈带回来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她所在的“八二三”正在和隔壁的“炮兵团”谈判，谈崩了就要开战，机枪都架上房顶了。她回家来，是要把几个孩子安置好，窗子都用棉被钉死了，大家都打地铺，睡在地上，不许说话，也不许开灯，仿佛一下子进入了战争年代。 战斗最终并没有打响，但是，爸爸的历史问题却终于东窗事发了。受到牵连的首先是大姐，她本是要和妈妈所在的“八二三”开战的“炮兵团”的副司令，还到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是个很风光的人物，现在却因爸爸的历史问题被撤了职。但她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被打垮的人，她很快选择了更革命的方式，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插队，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 大姐走后不久，全家也被遣送回湖南老家，一个叫作“栗山岭”的地方。这时，爸爸已被关进监狱，惟剩下妈妈一人，拉扯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回乡之路。乡下不比昆明，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剑拔弩张，却也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恐怖气氛。第一天上学，妈妈嘱咐她，别人问起家庭出身，一定要说“佃中农”，她因为记不住，还挨了打，直到她一遍一遍地背熟了家里出身，妈妈才准她出门。最近看到一本描写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的小说，也写到一个母亲，嘱咐她9岁的女儿，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一族人，你就说我和你们一样。很显然，无论种族灭绝，还是阶级灭绝，对无辜的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血淋淋的。 在乡下家里，作者最喜欢的人要数伯娘屋里的堂哥，他是一所中学的教师，长得很帅又有文化，还爱着一个名叫“樱”的姑娘。这些都使得年幼的作者对他心存好感。学校里出现了反动标语，她这个小学生亦不能幸免，搞得她整日神经兮兮，总以为别人会怀疑到她的头上。不过，那天早晨公社的

    诚然，一个以童年记忆为对象的叙事者，在描述个人眼中的历史图景的时候，不能不受制于叙事者的出身、身份、经历、禀性、品行，以及叙事动机。不同的人，对同一个历史时期、历史场景也许会有不同的记忆和描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基本常识和细节却不能遗忘或修改，尤其不能有意修改，甚而至于篡改，以取悦当今的某些无聊趣味。最近看了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影片讲的也是“文革”记忆，却号称什么“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且不说“最干净”的标准是什么，我想，至少不仅仅是女主角在性方面的无知；而仅就故事本身来说，已颇有些让人莫名其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导演作为叙事者的用心。作为故事主人公的静秋和老三，一个是右派的女儿，一个是走资派的儿子，他们的恋爱如果发生在“文革”当中，恐怕也不会是这样的浪漫和清纯吧？事实上，这样的恋爱只能发生在人造的、超时空的桃花源里，绝不可能发生在“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一见钟情的前提是静秋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新教材的编写实践活动，来到这个小山村。试想，一个右派的女儿、可教子女、母亲还在学校劳改，会有这样的殊荣吗？这是个普通的常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导演却偏偏忽略了这一点，是一时的疏忽，还是记忆出了问题，或是有意想掩饰什么？

 

    对于“文革”，我们一直表现得十分暧昧。虽然官方早就有过“十年浩劫”，以及“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法，但在叙事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伤痕文学，我们其实很少看到关于“文革”的历史再现。知青文学写作在“青春无悔”的口号下，不仅失语，而且失忆，几乎已经丧失了逼近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青春记忆不再是生长在我们身体里的一根刺，它已经蜕化为一种老年人的臆想，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想像中被重新建构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一直以为，“文革”对于我们的影响，长久以来是被低估了的，它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就深度而言，它的影响将不止于50后、60后、70后，还将包括80后、90后乃至他们的后代；就广度而言，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伦理、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还可能包括更加复杂的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革”之于我们，却更像是一个禁忌，对于“文革”的研究和反思几乎无从谈起，或被严重地边缘化，或被广泛地改写和修正，不要说下一代，即使我们自己，怕也很难了解“文革”的真实面貌了。所以我很希望，能有更多的亲历者，变成“文革”记忆的书写者、叙述者，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和保存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这正是卿卿叙事的可贵之处，也是我所以推重这部作品之处。固然，她所作的只是一部小说，但她的叙事却固执地将我们带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使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从而为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以及生活在这段历史中人铺平了道路。文学和历史有时离得很近，近在咫尺，彼此之间不断地往来交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经过了80年代的启蒙和熏陶，还把文学和历史割裂开来，视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人，怕是太不明智了。

 

普通的常识，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导演却偏偏忽略了这一点，是一时的疏忽，还是记忆出了问题，或是有意想掩饰什么？ 对于“文革”，我们一直表现得十分暧昧。虽然官方早就有过“十年浩劫”，以及“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法，但在叙事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伤痕文学，我们其实很少看到关于“文革”的历史再现。知青文学写作在“青春无悔”的口号下，不仅失语，而且失忆，几乎已经丧失了逼近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青春记忆不再是生长在我们身体里的一根刺，它已经蜕化为一种老年人的臆想，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想像中被重新建构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一直以为，“文革”对于我们的影响，长久以来是被低估了的，它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就深度而言，它的影响将不止于50后、60后、70后，还将包括80后、90后乃至他们的后代；就广度而言，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伦理、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还可能包括更加复杂的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革”之于我们，却更像是一个禁忌，对于“文革”的研究和反思几乎无从谈起，或被严重地边缘化，或被广泛地改写和修正，不要说下一代，即使我们自己，怕也很难了解“文革”的真实面貌了。所以我很希望，能有更多的亲历者，变成“文革”记忆的书写者、叙述者，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和保存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这正是卿卿叙事的可贵之处，也是我所以推重这部作品之处。固然，她所作的只是一部小说，但她的叙事却固执地将我们带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使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从而为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以及生活在这段历史中人铺平了道路。文学和历史有时离得很近，近在咫尺，彼此之间不断地往来交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经过了80年代的启蒙和熏陶，还把文学和历史割裂开来，视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人，怕是太不明智了。 写下这些杂感，或为书序。

    写下这些杂感，或为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