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开车戴什么眼镜好:有志 有知 有恒(fg)

有志 有知 有恒
——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
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张淑君
想用语言文字来描述严隽琪，不太容易。在她的举手投足间，你可以捕捉到江南女子那清丽的温婉，不过，大多时候，是长年从事科学研究所形成的富有逻辑的严谨，还有，多年政府官员岗位历练出来的从容与持重。
当然，你走近了她，迎面扑来的，温暖你的，定是那从她骨子里浸润出来的一份感恩的心态。当她淡然谈起过往，你会感觉，如沐春风。
也许，更能打动你的，是汩汩流淌在血液中的那份爱国报国情怀，父亲的音容笑貌早已流逝在历史长河中，而他的风范却融进严隽琪每一颗思想的细胞，父亲赠予其弟子的“有志、有知、有恒”的励志名言，也像浸染了父亲的灵气一样，鼓舞着，呵护着她勤学不辍，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事。
人活在世上，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严隽琪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留美，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时，正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立志教育救国，创办了福建农学院，后来又被复旦大学等5所大学聘为教授。在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搞细菌战，从事生物、昆虫研究的父亲毅然报名要到前线去，军装都做好了，可惜癌症发作，英年早逝。)
记者：父亲去世时，您才6岁。母亲一个人抚养你们5姐妹，一定很辛苦。父母留给您的，是怎样的一种记忆？
严隽琪：父亲只停留在我母亲的叙述中，以及父亲的学生对他的回忆里。但是，他那种教育报国的情怀，对我无形中起了很大的影响。父亲去世时，我们5姐妹，最大的9岁，最小的2岁。当时，我父亲有4个兄弟，商议要一家抚养一个。但是母亲讲，孩子已经失去父亲了，不能再失去母亲，她坚持自己抚养。我母亲也是一位非常坚强的知识女性，她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那个时代，像母亲这样能上大学的女子并不多。母亲一直跟我们说，女孩子要自立，女子不必不如男，你可以嫁个好人家，或者靠父母，但这些都不由自主。这句话我从小就听，对我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
1962年，我和二姐同时考大学，当时家里确实经济拮据，母亲无奈地试探我俩是否有一个去考中专。我和二姐不懂母亲的难处，都以沉默回答她的探问。母亲见状就说，那你们就凭本事考吧，只要考上了，我啃石头也要供你们。结果二姐考上了中国科大，我考上了上海交大。母亲的确是咬着牙供我们读书。她在大学时读的是英语，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语没有用，俄语才有用，母亲就每天下班自学俄语，然后翻译俄文剧本和小说，换点钱。后来，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就卖东西，卖了多少细软我不知道，但是卖家具我是知道的，电风扇、沙发、衣柜，最后，屋里都空了。母亲说，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5个女儿。
记者：事实证明，她有了5个女儿，就有了一切。你们5姐妹都很孝敬她，听说，您第一次开工资，就把钱全交给家里了。
严隽琪：大学毕业正值“文革”，拖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因为有海外关系，保密单位是不能去的，上海也不能留，最后就分到煤矿去了。虽说那时就是当一名井上的维修工人，还是很高兴。因为工作了，我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了。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后(几个月放在一起发，有280块钱)，马上拿回家，给小妹买了一辆自行车。
记者：您在煤矿差不多当了10年工人，这个阶段，是您刚刚走向社会，对您而言，它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严隽琪：这10年，一是增加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二是让我感受到了工人的那种善良和纯朴，体会到了人世间那些美好的东西。他们很照顾我，而且聪明能干，在实用技术上有许多让我钦佩之处。我在那里交了很多工人朋友。
(1978年，严隽琪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机械振动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84年她以访问学者身份公派赴丹麦技术大学学习。)
记者：您出身书香之门，对念书也许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情与天分。在同样有念书天分的人中，您也许是最愿意为此付出的了。所以，您在丹麦技术大学只用了两年就拿到通常需要四年时间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
严隽琪：我就喜欢念书，我把念书看作是一种享受。中学时，如果我写了一篇满意的作文，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只要有继续念书的机会，我就一定要抓住它。所以恢复高考后，我马上考研究生，能公派出国学习，我更是求之不得。到了丹麦，真是开眼界了，一是物质的丰富，商店里琳琅满目，当地人服装的色彩鲜艳抢眼；另外，那里的自然景观特别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导师比我大10岁，他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学术成果已经非常多了。当时，我就觉得时间特别紧迫，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我们已经耽搁了最好的10年，所以，得拼命才行。
在丹麦人眼里，那时的中国还是很落后的。我在国内受过正规教育，无论是基础学科，还是专业研究方面，丝毫不比他们差。所以，我出国后，就更加坚定这个信念，只要有好的环境，中国人就能做出更好的成绩来。我把全部精力扑到学习中去。导师定的题目，我一个星期一份进展报告给他。为此，导师对我也是刮目相看。入学3个月后，我自己都没提，他就把我读博士的全部手续给办好了。在我们那一批留学生里面，我是第一个办好的。通常，如果基础不好，他们只让你做一般访问学者，不让读博士学位。
记者：您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许多在国外学业有成的留学生选择留在了外面。您对科研有这么高的热情，丹麦技术大学有那么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和氛围，您当时在学校里也很有名气，又有外国的公司机构邀请您加盟，您为什么会选择回国来？
严隽琪：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次学校举办Party，一个外系的教授正好坐在我旁边，他问我是哪个系的，导师是谁。我回答后，他马上就说，哦，我听说过你，知道你非常勤奋。当时，我跟他讲我勤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要用比别人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二是我早点拿到学位，就可以早点回国，因为我想家。结果他说，难道中国人还会想家吗？这句话给我刺激特别大。
记者：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严隽琪：后来我也问了我的导师，导师给我解释，说这是一位很骄傲的教授，美国麻省理工毕业的，学问很大。另外，他也带了一个中国留学生，明明课题已经做完了，却求他把自己在这里的时间延长下去。在这位教授看来，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很糟糕的国家，出来的人都不想回去。所以，他才奇怪我会想家。这就是我当时要回国的一个动因，我希望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是爱自己的国家的。另外，我在交大的一个教授，当时正好出国访问，到丹麦技术大学来看我。那时，已经有公司邀请我留下来，我的教授力劝我回国，他说将来就算想再出来，也得让他们以专家的身份来请你，给你更高的礼遇。中国的学者要有这个志气。还有一个原因，事关我做人的准则。我是公派出来的，在我出国的问题上，学校里也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觉得，她的社会关系那么复杂，出国后还会回来吗？也有老师说，她是一个可造之才，而且人品很正派，应该派她去。所以我说，我是为相信我的人回来的。人要讲信用，要对得起帮助过我、信任过我的人。人活在世上，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机集成制造专题七人专家组，而后又担任上海应用工程专家组组长，在她领导的交大CIMS研究所内建成了国家863工程实验室、上海先进制造技术产学研合作基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记者：当时，像您这样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非常少，是香饽饽，各方面的待遇尤其是生活条件应该有很大改善吧？
要建立与科技创新体系相适应的人才结构
(回国后的当年，严隽琪入选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计算
严隽琪：当时可不讲究这个。我回来后，就住在上海交大的筒子楼里，做饭是在走廊里烧煤球炉。我真没觉得苦，因为感到祖国需要我、信任我，全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再说，有在煤矿十年的锻炼，对生活要求也不高。人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能改变客观的时候，那你就改变主观，多想你得到了什么。我每天非常高兴地去上班，每天都要面对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有成功，不断激励自己。现在，我会对年轻人讲，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要提高了，当你把困难跨过去了，就说明你已不是昨天的你了。
记者：您所在的两任863计划七人专家组主要做什么？
严隽琪：当时，几乎是集指挥员、战斗员、裁判员于一身。国家出了个大题目，要我们破题做规划，要在全国组织攻关，自己还要领衔其中一部分课题。每天忙得不得了。那时天天面临新的问题，白天做专家，晚上当学生，天天看书到深夜，恶补。可以说我一回国就受到重用，不是愁没有课题，而是愁时间不够。我女儿说小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我坐在书桌前的背影。她上大学后，有一次回来给我讲，妈妈，原来家庭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就是家里人可以坐在一起闲聊天的，我听了挺心酸的。
记者：女儿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责怪您忽视了她，可见，您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国家的科研事业了。我们知道，您后来当了政府官员，也没有离开科研领域，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时候，曾分管科教。即使现在做了民主党派中央的领导人，您依然十分关心我国的科研事业发展。作为科技领域的资深专家，您怎样理解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科技创新？
严隽琪：科学技术的创新是有好多层次的，有知识的创新，即科学发现的问题，这个可能不是马上就有实际用处的，比如说陈景润那样。但是，它是后面一系列创新的基础，所以，今年，我代表民进中央提出建议，希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基础研究要给予充分关注。当然，还有技术的创新，我理解，创新意味着技术要改进，工艺要改进，产品设计要更新，管理要创新，开拓市场的策略要创新。当年，日本汽车打败了美国汽车，美国专门花了不少钱到日本学习，其实学的就是日本管理的创新。因此，科技创新，是多方位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体系
记者：有关方面已为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做了相应部署，您认为，当前，我们还有哪些薄弱环节需要加强或改善，以适应科技创新的发展。
严隽琪：一是多种人才的培养。讨论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时，我认为在强调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同时应该加上要出多种人才。一个多方位创新的体系必然是由多种人才结构来支撑的。中共十六大分三个层次来阐述人才的问题，培养亿万高素质劳动者，这是我们基础的基础，千万不要忘了这个。然后有高层次的，有尖端的。尖端也是有了好环境，靠自己努力冒出来的，而不是你看中了谁，钦定哪一个人，然后去拔。而目前，过分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提供这样的人才结构。中国的科举制度本意是提拔人才，有它积极的一面，而且在唐朝的时候，科举制度也不是只用一种标准来取仕，后来就是因为过于标准化，渐渐演变成八股，才发展成为扼杀人才的枷锁。
二是要注重培育各种人才成长的环境和土壤。我做教师多年，感觉因材施教很重要，每个人都要让他觉得自己有成才的希望。我不能作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但是我可以作鲁班那样的能工巧匠，不能作鲁班那样的能工巧匠，我还可以作一个像杨怀远那样的服务员，但是，社会必须保证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能受人尊重，都能够生活无忧，社保无忧。我的观点是，单位可能有行业之差，人不能有身份之差。
要加快社会人事制度改革，千万不能唯学历了。“文革”以后，有一个拨乱反正，强调知识化，但知识化不是唯学历化。我认为，现在应该经历重于学历。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社会，应该有一个终身教育体系。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龄，只要他想深造，他都能找到一个入口。也就是说，教育要对任何人开门，不能说过了多大年纪，或是工作过就不能再念书了。而且进这个门的成本是我能接受的，它的方式是适合我的，即我要半工半读就半工半读，我要读夜校就读夜校，我要全日制就读全日制，各式各样的教育形式都存在，这才是终身教育体系。
干哪一行，都是尽心尽力的
记者：从一位科技工作者到大学教师，从一位副市长，再到党派领导人，国家领导人，现实中的这种成长路径与您自己设计的相一致吗？您最喜欢哪一种职业？
严隽琪：不一致。我幼时特别崇拜居里夫人，就想做科学家，当老师，而且现在回味起来，最有甜味的还是当老师，特别是当班主任。我愿意花几个小时来备一个小时的课。我会把学生的底牌都摸清楚，找出他们的困惑在哪里，为什么上次作业会出现这些问题，我高兴看到他们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样子。
记者：不同的岗位丰富了您的人生阅历，而且，人们认为您在每个岗位上都做得很精彩。
严隽琪：人在职位上，这种评语不能太当真。要等我退下来，10年，20年以后，人家还会这么说，可能就是我真的做好了。不过，无论干哪一行，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士为知己者死”，人家信任我，把重担交给我，我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我很感谢我受到的良好教育，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本领，这是受益终生的。掌握了学习的本领，就是再有新问题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肯钻进去学。要思考，要悟，要比较。大家都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进步快，有的人进步慢，全在于他是否用脑。到了民进中央，又需要动新的脑子了。每天我都会想，哪件事做得不够周全，哪件事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似乎又找到“恶补”的感觉了。
记者：就任民进中央主席时，您曾表态，会更积极、勇敢地面对新位置带来的挑战和使命，一年下来，您有什么收获？
严隽琪：这一年下来，我看到了做得比较好的方面，也看到了没有顾及到的方面，这本身就是收获。这样，我就知道今年怎样来补足。民主党派经历了整体换届以后，随着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和我们会员素质的不断提升，以及他们期望值的不断提高，对我们会中央领导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也决定了对我们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越来越高。我认为，一年来，我们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会中央保持了团结，保持了继承和发展的连续。一年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包括老领导的支持，机关同事们的合作，各个省的主委和常委们的支持，一些大的决议都很顺利地通过了，这说明我们的思路是正确的，操作的节奏是恰当的。当然，还是有些漏洞，比如，我们在刚性的制度执行有刚性要求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注意个别谈心和协商。在今年还要继续改进工作。此外，对于一些骨干会员，还要给予个别的关心，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是，怎样有效地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这是我们时时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