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运城机场客服电话:李光耀与第三势力--与《从阴谋论看李光耀无间道》相关的四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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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与第三势力
——与《从阴谋论看李光耀无间道》相关的四篇参考资料
张泰永 辑
李光耀与第三势力
作者/来源：星洲董狐(
第三势力 李微尘
李光耀重用第三势力分子李微尘，牢牢控制报章以及对付左翼势力，使他稳坐江山，说起来并无什么稀奇，其情形并非李光耀经常提起的五十年代与共产党人斗争那么出神入化。
李微尘之所以被重用，真正的原因并非反对国民党，而是反对共产党。这位在美国受教育的保皇党残余分子，回国后一直吃不开，时代已经无皇可保，而国民党人也不欣赏于他，因此只能在广东香山编编小报《求是报》，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而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喂饱肚皮。
1926年李微尘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前赴上海投靠保皇大师康有为。康有为却赶往青岛住进刚落成的房子，李微尘又匆匆前赴青岛，表面上说是执弟子礼，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走投无路使他不得不亦步亦趋。没想到康有为于1927年喝了橙汁竟然中毒，死在李微尘怀里。李微尘失去了依靠，同时背上谋害康有为的嫌疑。
康有为死了，李微尘在北方无从落脚，只好回返广东，投靠广州国民政府的陈友仁。1944年，陈友仁心脏病发作而死，李微尘又背上谋害陈友仁的嫌疑。
李微尘似乎成了“瘟神”，悄然在上海蹲在铁路局的《京沪周报》当编辑。上海解放前夕，李微尘南下香港，公然与顾孟余、张发奎、张国焘等人，创办报刊杂志，鼓吹反共、反蒋，其背后是美国人。李微尘在香港期间，生活困苦，彷徨无助，一些投机文人如曹聚仁向他示意北归，他不为所动。
由于保皇思想作祟，李微尘讨厌三民主义，更加憎恶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他自小接受美式英文教育，脑海中都是概念不全的所谓自由主义。自美国回香山时，在《求是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而不是自由主义思想，原因是当时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想，时人无法接受自由主义思想，而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思想却还是保皇思想。时不我与，李微尘只有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以解决吃饭问题。
第三势力是一种政治势力的概称，是国共斗争时期已经产生的现象，其代表人物散见于各政治党派中，但还没有树立旗帜表明超然于国共之外。一九四九年后，第三势力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李微尘兴奋异常，在文字上既批国民党，又批共产党，口中自称是自由主义分子。
然而港英当局知道这批第三势力分子会给它带来麻烦，在警告顾孟余之后，顾竟然违背自己的原则，投靠到台北去，李微尘等第三势力分子大有被抛弃之感，此后各寻出路，各求活命。
与此同时，新加坡要求独立的反殖斗争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英国人忙着寻找代理人，以求退路。新加坡受英文教育的一群，完全没有群众基础，正在执律师业的李光耀，还是一个不懂政治的门外汉。英国人明白，只有受中文教育的一群，才真正能够控制群众，是否可以把政权交给受华文教育者呢？这是摆在英国人面前的选择。在英国人眼中，可以授予政权的受华文教育者并非左翼分子，更不是马来亚共产党，而是一群早已存在新加坡社会的第三势力分子。
这股第三势力分子存在于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商界等，他们对于国共斗争一般上保持缄默，有批评时是左右开弓，全无是处。英国人与他们有无联系，自然不会公开，但是第三势力在1949年已经公开培养基层势力，它通过教会组织，组织了数次“全星中学生夏令营”，训练青年人，准备在英国人撤退时接管政权。
那么，新加坡第三势力分子究竟有哪些人呢？可以知道姓名的有傅吾闷、陈振夏、王仲广、刘韵仙、庄竹林、郑安仑、杨瑞初、汪玉聪、王昌稚、姚国华、林耀翔、彭松涛、林学大、刘抗、刘强、沈志中、林秀、蓝天、黄永恩、周震汉等。五十年代中，英国人为了对付马来亚共产党，在第三势力分子中挑选了一批人，前往设于金马仑高原的英国政治部华语培训中心执教，教导英国政治部官员华语会话，以审讯被捕的马共分子。这些被挑选的教员，在人民行动党上台后，都被安插在学校中成为校长或教育部高级人员，行动党与英国人藕断丝连，这决不是偶然。
第三势力的公开活动，引起左翼和马来亚共产党的注意。1950年7月28日，与第三势力关系密切的新加坡副提学司李之华，在纽顿电车终站车上，被人开枪射伤。10月16日，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在校门外被人泼洒硝酸，第三势力因此偃旗息鼓，不再公开活动。而英国人在权衡之下，最终决定将政权让给以李光耀为首的受英文教育者。
1956年，李微尘得到同路人傅吾闷的介绍，从香港南来，进入《南洋商报》。在《南洋商报》四年，他静观四周环境，发现华文报章对李光耀政权压制华文的不满，更看到了李光耀反华反共的特点，于是千方百计向李光耀靠拢，终于如愿以偿，在1960年成为总理公署新闻秘书。
李微尘在香港走投无路，濒于绝境，南进之后竟然起死回生，因此充当李光耀打手之后，莫不倾其所有，落力卖命。首当其冲的就是《南洋商报》，该报社长李玉荣对于李微尘的第三势力气息甚感不满，有意要他离开，李微尘离开后立刻向李光耀献策，一个回马枪，立置《南洋商报》于死地，公报私仇，又为主人立了大功，一箭双雕。紧接着，他又向李光耀进言控制华校，又立一功。这时候，他踌躇满志，举目四望，小小狮城，言论尽在本人掌控之中，国民党、共产党，其于我何有哉！
李光耀对于英国人早年对第三势力分子另眼相看的历史了如指掌，而他也知道第三势力分子也因此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上台后，对这些人采取安抚与聘用手段，以掩盖这段历史。李微尘之后，他聘用傅吾闷儿子傅超贤为总理公署新闻秘书就是一例。
李微尘发迹后，并无招徕各地的第三势力分子，原因很简单，小小弹丸之地，无法容纳多一两个同类，况且招徕会使自己失去优势，仅此一家，已经足够。李光耀原本对于国共两党一无所知，李微尘给他开了眼界，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国共都是李微尘打击的对象，当年除了严厉打击左翼势力外，还对国民党在本地的残余势力严加防范，例如严密监视晚晴园、同德书报社，以及其它会所与书局。李微尘之所以得到李光耀的信任，在于他主张打击的对象，都是与华文教育有关，这正是李光耀的憎恨对象，所以李微尘投其所好，无不水到渠成。
一个没有原则的保皇党残余分子，一个喝了洋墨水而懂得一些英文的报人，一个不知自己国家真正前途的知识分子，在落魄时得到意外机缘，时来运转，得意忘形，极力去戕害与自己民族有关的文化教育，这算是识时务吗？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最为辛苦的时期，就是六、七十年代，而此时期正是李微尘担任军师时期，李微尘对于李光耀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李光耀所要用的人，首先条件是能够帮他去除心目中的大患——华文教育，而李微尘正是这种理想人物，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是第三势力分子李微尘毫无民族尊严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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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南洋同盟会
作者/来源：任贵祥 http://www.oklink.net
2．南洋同盟会星罗棋布
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绞杀革命，革命党人在国内难以立足，被迫在海外建立革命阵地，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如雨后春笋，其中不少为孙中山亲自建立的。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在国内外大力发展革命组织，其中海外各侨居地的革命组织发展很快，一日千里。在东南亚一带，同盟会组织星罗棋布。其中地位最重要且影响最大的要数新加坡同盟会和槟榔屿同盟会。
介绍新加坡同盟会建立的过程，需要从孙中山同新加坡华侨革命人士的最初交往开始。
1900年孙中山来到新加坡时，尚未正式与当地进步华侨建立联系，此后不久，他即被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限期5年不得入境。1904年当地进步侨商陈楚楠张永福创办革命报刊《图南日报》，该报与其他各地华侨报刊多有联系和交换关系。
为扩大宣传和增加发行量，1905年新年《图南日报》印有富有反满刺激性的月份牌（即日历表）随报寄至檀香山檀山新报社，被当时正在檀香山的孙中山见到，始悉新加坡也有反满革命思想的华侨，异常喜悦，随即以20美元购取月份牌20张，并致信尤列询问该报为何人所办，不久尤列复函告之。
同年夏，孙中山由欧洲东归，先期致信尤列等，告诉他船过新加坡时，引导请（诸）同志相见。届时尤列引导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登船相见，孙中山因限制入境期未满，加之急于赴日本东京筹建同盟会，故未下船，临行时孙中山告知他们，革命机关不日将在日本成立，嘱其在当地作好准备，是为孙中山与南洋革命华侨交结之始。此次会晤虽是匆匆，但为日后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06年春，孙中山再次来到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
会所晚晴园还有一段艳史，它原是一位富家公子的藏娇金屋，其门口的石灰柱子上有一块石牌，上面的英文是 Bin Chin House，这是那位美人的芳名。屋里的陈设据说是那位公子向欧美定制的，并留有情人的小影。后来该屋被张永福买下，为供其母休养的别墅，孙中山来到以后特地腾出来供开会所用。会议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召开，一是因为它是张永福的家产；二是这里富丽典雅肃静，尤其是这里离市区较远，不会惹人注意。首次与会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黄耀廷、尤列、邓子瑜、张华丹、吴悟叟、林干廷、张秉庚等12人。推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许子麟为会计、林义顺为交际。这12人中有10人是较为富有的商人。在会议上孙中山首先带头宣誓，接着与会者分别宣誓，继之孙中山教给会员握手的符号和见面时谈话的密语。以后陆续加盟者有沈联芳、黄乃裳、许雪秋、郑聘廷、陈芸生、林文庆、陈嘉庚、李竹痴等400多人，现存的名录上知道名字的有255人。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章程是后来孙中山偕胡汉民再来新加坡时，嘱胡汉民起草的，共有28条。后来又制定了（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即南洋支部章程）16条。这些章程还分别对组织机构、会员入会的手续、缴纳会费及义务等做了具体规定。这两个章程与日本同盟会总章尽管有所不同，但其宗旨和目标是相同的。它们是根据侨居地华侨会员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的，为当地会员规定了奋斗目标，当然是革命性质的章程。
按同盟会总章的规定，同盟会南洋支部设在新加坡，1908年秋，孙中山代表同盟会总部，发出（设立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通告）（支部长为胡汉民），分别寄给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负责人，（通告）说：“近年以来，南洋各处同志日多，各就所处结合团体，以实行宗旨，发展势力，真有蒸蒸日上之势，殊可庆慰。今在新加坡设立南洋支部，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 这则《通告》说明南洋同盟会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此后新加坡同盟会一度成为东南亚革命组织的总机关和活动中心。
新加坡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和同盟会的负责人奔波马来西亚各地乃至南洋各侨居国建立革命组织。1906年8月，孙中山偕陈楚楠、林义顺、李竹痴等来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8月7日，同盟会吉隆坡分会正式成立，孙中山亲自主持宣誓，当地华侨杜南、杜冠雄、杜著新、阮卿云、阮德三、王清（又名王清江）、陆秋泰等人加盟。从入会成员分析，除王清外，其余15人祖籍皆为广东顺德、南海、东莞，而且有6人来自两个家庭。尤其是70多岁老华侨阮英舫，聆听了孙中山革命宣传后，欣然率领两个儿子阮卿云、阮德三加盟。数天后，又有一批华侨入会，其中包括著名侨商锡矿主陈占梅和民主人士彭泽民。后在一次全体会员大会上，推选锡矿主陆秋泰为会长，王清为副会长。吉隆坡同盟会会员后来发展到1000多人。
吉隆坡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一行继续前往霹雳州的怡保发展组织，但当地保皇势力嚣张，锡矿富商保皇会首领胡子春，得知孙中山到来，威胁要以武力对付。孙中山得知后，为避免正面冲突而返回吉隆坡，在怡保建立同盟会分会的意图暂时未能实现。未几，经友人介绍，孙中山转赴槟榔屿（简称槟城），拟拜访某大资本家，但此人却避而不见，使孙中山受到尴尬。而当地另一富商吴世荣与其好友黄金庆得知后，主动出面接待，并介绍当地一些爱国华侨与孙中山相识，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与槟榔屿华侨结交。
孙中山在槟城逗留时间很短，旋因事返回新加坡，继派陈楚楠、林义顺持其介绍函到槟城组建同盟会分会。首先加盟的有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辜立亭等22人，在陈楚楠、林义顺二人的主持下，加盟者-一举手宣誓。众推举吴世荣、黄金庆为正副会长。吴世荣是一名始终不渝、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他祖籍福建海澄县，其父在槟城开设“瑞福号”，经营面粉、火柴及土特产，是当地著名殷商，父亲去世后，吴世荣继承产业。他身为富商，但平日生活衣着仍自奉节俭，常穿着经脏耐用的黑布裤子，但思想却很进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故在当地华侨社会中声誉颇佳。自和孙中山首次结识后，始终不渝地追随孙中山革命，甚至不惜倾家荡产，晚年穷困潦倒。
1910年夏，同盟会南洋支部根据孙中山的建议，由新加坡迁到槟榔屿，从此槟城便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同盟会成立不久，由于经费的使用及个人思想差异等原因，章太炎、陶成章等同盟会负责人与孙中山产生矛盾，并大肆攻击孙中山，在新马各地尤其是新加坡华侨中进行反孙宣传等活动。新加坡作为同盟会南洋支部的所在地及其负责人的张、陈等，对陶成章等人的分裂活动表示沉默，未加反对，使孙中山感到失望。为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孙中山采取了这一措施；再者同盟会槟城支部建立后，涌现出了像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坚定的华侨革命党领导人，革命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后来居上；另外，槟城与新加坡同样为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具备较好的通讯、地理条件。这些大概是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迁往槟榔屿的原因。
南洋支部迁往槟城后，孙中山进一步采取了一些改组措施，任命吴世荣、黄金庆为支部负责人，颁布了新的章程20条，对南洋支部的组织机构、职权等作了详细规定；按军事组织将槟城所有同盟会会员进行编组，并将全体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些措施加强了同盟会的领导。
在越南华侨中较早建立同盟会的是西贡、堤岸地区。早在1900年孙中山初到西贡时，结识了法国银行买办华侨曾锡周、马培生及侨商李竹痴等人。1902年孙中山利用应法国总督之邀赴河内参观博览会的机会，组织兴中会，奠定了建立同盟会的基础。1905年冬，孙中山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再次来到西贡，受到曾锡周、马培生、李竹痴等热情接待，因此地为法国商业区，而附近的堤岸为华侨集居区，孙中山在西贡住了一二天后即赴堤岸，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随即成立同盟会，入盟者有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黄景南、关唐、李亦愚、曾锡周、马培生、李竹痴等多人，举刘易初、李卓峰为正副会长，以刘易初的昌记行为通讯机关。
1907年春，孙中山为发动粤、桂、滇三省反清起义，住在越南河内，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起义指挥总机关，并趁机将原河内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先后加盟的华侨有杨寿彭、黄隆生、张美池、王和顺、黄明堂、吴祥生等数百人。同时在海防设立同盟会分会，会址设在台湾街32号万新楼，以刘歧山为会长，甄壁、林焕廷、陈耿夫等为干事。
1908年11月，孙中山偕胡汉民、胡毅生等来到逞（暹）罗（即泰国），受到萧佛成等接待，遂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建立同盟会退（暹）罗分会，加盟者有沈劳思、萧佛成、陈载之、周道生、陈景华、梁社长、王杏洲、朱庆初等20多人。由萧佛成任会长。退（暹）罗同盟会分会建立后，创办了《革命机关报》、《华退（暹）日报》，宣传革命；复派人回国参加武装起义；建立中华阅书报社等，革命活动随之开展起来。
（摘自任贵祥著《孙中山与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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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同盟会在海外之发展
作者/来源：hungfuchee http://hk.myblog.yahoo.com
香港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
澳门
新马 1905年6月，
新加坡同盟会为南洋诸分会之中枢，其主要活动有: (一)派员至英属各埠，设立同盟会分会或联络处；(二)捐助革命经费；(三)创立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桥日报等，与保皇派展开论战；(四)收容并救济河口之役撤退来新加坡之革命兵士六百余人；(五)全力支持广州三二九之役；(六)分别就福、湖、客、广等帮，举代表一人，商洽并传达会务。(注7)
新加坡同盟会成立后，为宣扬革命，乃继《图南日报》后创办《中兴日报》，以打击保皇党之言论，曾与保皇党之《南洋总汇报》笔战数月，终获胜利，为革命党大放曙光。那时主笔政者为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居正、田桐、林时爽、陶成章等。林受之时为该报董事，认股最多。《图南日报》人才虽众，但经费有时缺乏，创报不久，濒临停报边缘，幸赖林受之竭力维持，该报方能持续发行。 (注8)
1906年8月，孙中山先生一行前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访问，在杜南的安排下，得到马来亚联邦华民政务司(Secretariat for Chinese Affairs)的允准，在该市大舞台剧院(Grand Theatre)举行公众大会。(注9)孙先生以「合群」为讲题，谓人类可借鉴于蜂蚁，否则虽以虎豹之猛，苟不合群，终必为人类所擒获。(注10)孙先生吉隆坡一行，扫除了当地华人猜想他是粗鲁残酷造反者的负面形象，各人咸认为他温文尔雅，且辩才无碍，措辞中肯，印象非常深刻，证明了孙先生此行甚为成功。(注11)
印尼 1907年春，张俞人、吴文波等奉星洲同盟会之命，前往荷属印尼八打威（即今之雅加达），组织同盟会分会，为避免当地政府耳目，改名为寄南社，并在各地设立书报社，以作联络。1910年，寄南社与书报社合并，向当地政府正式立案。主持当地同盟会者，分别有谢良牧、李柱中、李天邻、陈方度、梁墨庵等人。当地革命报刊，分别有泗槟日报、长锋报、苏门答腊报等。
缅甸 1905年，秦力山至缅甸，成功令本属保皇党的庄银安，转而支持革命，而庄银安办之《仰光新报》也转而鼓吹革命。后秦力山赴云南边境运动土司反清，未成而身死。1907年，《中兴日报》派林义顺、许子麟至缅甸招股，并发展党务。1908年，
暹罗
越南 当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1905年冬，越南西贡堤岸成立同盟会分会，明年河内海防等也先后成立。1907年上旬，
菲律宾 菲律宾因入境条例甚严，故革命党之活动亦较迟。1905至06年间，华侨知革命之风，但无固有的革命组织。及1910年春，李萁自香港至小吕宋，始设同盟会分会，是时入会者有郑汉淇、黄三记、黄汉杰、王忠诚等，其宣传机关则有《公理报》，以郑汉淇为主笔。(注12)
澳纽 同盟会创立后，吕杰等十二人组同盟会纽西兰惠灵顿。光绪末年，梁启超到澳洲组织保皇会，创办报馆宣传保皇，当地革命党人乃创办《警东新报》，以辟保皇邪说，继组新民启智会，与保皇会对抗，会员三百余人，旋改为启智社，接收《警东新报》为宣传喉舌。1910年，启智社改为少年中国会，与美国三藩市之少年学社遥相呼应。(注13)
美国 1909年11月，
加拿大 加拿大一向是保皇会的重要根据地，革命党势力在当地较弱。至1910年，加拿大洪门人士，渐受香港中国日报，及旧金山大同日报之影响，温哥华致公堂，乃创办《大汉日报》，为鼓吹洪门与革命的喉舌。而美、加两地致公堂互通声气，影响了加拿大华侨的革命倾向。1910年5月，冯自由担任《大汉日报》主笔，与保皇派报章展开笔战，驳斥保皇派的谬论，加国华侨由是大多支持革命。 1911年2月，
(注1)谭永年、甄冠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上册，页333
(注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页229；《华侨革命史》下册，页76
(注3)《华侨志》，页563，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台北，1978
(注4)《华侨志》，页564-565
(注5)《新加坡同德书报社七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45，新加坡同德书报社，1981
(注6)关于晚晴园的历史，据陈楚楠回忆:「这座屋子，本是当时一位富家公子的藏娇金屋，现在门口的灰柱，还有一块石牌，上面的英文是Bin Chin House明珍就是那位美人的名，后来张永福同志把这屋子买来了，就改名为晚晴园，盖取『人间爱晚晴』之诗意，且与Bin Chin两字谐音，以存史迹，当我们在这里组织同盟会的时候，从前的主人遗下许多家具盘碗，还印有那位明珍姑娘的身影，这些家具和盘碗，据说是那位公子向欧美定制的，可见那时的宠爱了。」 (陈楚楠:「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一册，页542)
(注7)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一册，页322
(注8)《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一册，页545
(注9)《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116
(注10)《国父年谱》，页245
(注11)《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页118
(注1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页102，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
(注13)《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一册，页755
(注14)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一册，页334
(注15)同上，页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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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共济会与阴谋论
作者/来源：《看历史》(
你可能多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近三百年来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背后都有一个神秘组织——共济会的影子。据说这个起源于英国的准宗教组织领导了美国独立战争；起草了美国宪法；支配着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财政，整个美国政府从奠基之后就一直受共济会操纵，历任美国总统只有被暗杀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济会成员；连美联储也从属于它们，世上所有花美元的人其实都是在花共济会的钱。不仅如此，这个组织的神秘长老团还怀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为此他们甚至有预谋地发动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便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这些故事听起来确实曲折生动，而且似乎能让人一下子简单明了地了解所谓“历史真相”，像金融危机这样的事件如此纷繁复杂，那种“一小群神秘人物幕后操纵了所有事件”的说法实在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解释，并能有力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共济会真的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操纵集团吗？
一个秘密组织的兴起
和其他秘密组织一样，共济会最让人恐惧、也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其神秘，虽然它已经是这类社团中最不秘密的一个了。实际上，围绕着它的众多阴谋论，最关键的一个矛盾就在于：所有这些论调都声称共济会秘密干下了所有这些事件，因而是一支可怕的隐秘力量；但同时，人们却又似乎普遍知道这些事正是它所操纵的——而这就谈不上秘密了。
共济会的英文正式原名为Freemasonry，直译即“自由石匠”，其标志上有圆规和曲尺图案，象征着对伟大宇宙秩序的建构。其公开文献《共济会宪章》将其历史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认为圣经时代的石匠（当时只有他们掌握着几何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创造了这个组织，目的是以理性和知识克服人类弱点、重回神的领域。这些石匠秘密交流宇宙天文、几何、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互称“兄弟”，以图重建上帝的秩序。
秘密组织的起源年代常常是无法认定的，就像中国人所熟知的天地会，虽然常被认为由郑成功创立，但实际上很可能直到一百年后的乾隆中叶才成立，而其口号“反清复明”更是直到嘉庆年间才出现。共济会也是如此，它的第一个总会所（Grand Lodge）于1717年6月24日成立于英国伦敦，此前只有一些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不定期在一些小酒馆里的非正式集会。在这一天，会员们投票选举安松•塞亚为第一代总导师（Grand Master），因此这一天普遍被视为近代共济会运动的开端。
这里一个不可回避但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共济会为何在此时、在此地成立、又为何秉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众所周知，16-17世纪欧洲兴起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英国、德意志等地出现了许多新教团体，与天主教会决裂。为对抗这一改革，天主教会也相应发动了一场“反宗教改革运动”，其中尤其是组织严密的耶稣会，成为教会最顽强的斗士。当时那些护教心切的国王及天主教当局，事实上对那些“自以为是以及对教条说三道四的家伙”，是越来越没耐心了，这又反过来激发了主张理性的那些团体的反弹。17世纪英国国教、天主教、清教徒的内部斗争十分剧烈，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才稍稍稳定下来，共济会便在这个环境中生长出来。与共济会宗旨相似、并同样发展为秘密组织的的光明会，也在1776年创立于欧洲大陆的巴伐利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济会和光明会一样，都主张用理性力量来改造人类心灵，甚至推广启蒙原则，并进而改变世间秩序。这种信仰在欧洲也有着深厚的根源。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一书中所言，“从最早的记录开始，在思想史中就贯穿着这样一个概念，即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连贯的世界。人类本能地排斥一种观念，即人和他们周围的环境是众多偶然因素的结果。”在欧洲思想中，这种“有序世界”的观念尤为强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用严密的数学规律来解释世界的有序性，他们认为数就是“人类思想的向导和主人，没有它的力量，万物就都处于昏暗混乱之中”，强调只有在这样的秩序中，我们才发现了一个可理解的宇宙。这个学派的密教特征与共济会不无相似之处：严格规定所有教徒必须对教外严格保守秘密，不得泄露有关教派的一切规条、教训、学说、状况；在教内不立文字、不做记录，所有教导、指示都只凭师徒、上下级之间的口耳相传。
随着欧洲文明的发展，到中世纪中叶，上帝越来越经常地被描述为机械术语里的工程师或者建筑师。14世纪的一位法国主教Nicole Oresme将上帝描述为以人启动手表的方式启动了这个世界——上好发条、然后让它自行运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济会等组织的神学思想根源：他们认为，人间充满不幸，秩序崩坏，而人性中则有许多缺陷，因此，要建立一个天国式的协调秩序，就要按照一个工程师一般的上帝形象，依靠严密的组织，来秘密而有计划地推进人间秩序的改造。
发展：公开化与神秘性
那么，这样一个似乎怀着“美好愿望”的组织，又是如何演变为世人眼中操纵许多阴谋的、令人恐惧的力量的呢？实际上，这与其说是因为其强大，不如说是因为其神秘性。
早期共济会是秘密结社，一个身体无残疾的、持有神论的成年男子赞同其理念便可加入。但他们大多是通过秘密的人际网络发展，成员大多来自上层社会，热衷于维持排他性因素，例如1780年代初的法国共济会成员虽然彼此互称“兄弟”，但禁止工人阶级会员加入，更坚决排斥女性，因为“自由交往和启蒙的责任只是男人们的事情”。这也是不同国家秘密组织的共同特征，严格会员资格、入会仪式的强调能在成员内部创造出一种自豪感，并有助于形成一种内部团体感及手足之情。实际上，现代社会一切的高级会员俱乐部都是如此。
和早期基督教一样，共济会最初重视在上层阶级发展会员，1722年沃顿公爵成为新一代总导师，据说一度曾说服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王储加入共济会，只是因为王储英年早逝而功亏一篑。不久之后的1745年，荷兰出版的一本匿名书籍暴露了共济会的许多内部礼仪和活动规则，这反倒成为共济会活动公开化的一个契机，会员逐渐向中产阶级转化，现代共济会大部分活动均已公开。1751年7月，一部分分支机构由于不满英国总会所的现代化倾向，公开宣布另立门户，从此这个“古典派”与余下的“现代派”之间为争夺最高领导权长期纷争，直到1813年11月才达成和解，成立英国联合总会所（United Grand Lodge of England，简称UGLE）。
同期共济会也在迅速地向外扩展，尤其是英属领地，爱尔兰及苏格兰总会所分别于1725年和1736年成立。在同一时期，所有共济会的内部派别都扩张至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其会员确实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就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一名共济会成员。1920年代，200万美国共济会成员为纪念这位先驱，共同修建了一座“乔治•华盛顿共济会纪念堂”（The George Washington Masonic Memorial）。但华盛顿是其成员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共济会在背后操控和组织了美国独立。一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华盛顿本人有意组织一个独立的“美国共济会总公所”并自任第一任总导师，但这也从未得到证实。
共济会一直在英美较为发达，现在全球约300万共济会成员中，就有约240万在英美。但在其成立后不久，也在向欧洲大陆扩散。法国东方公所（the Grand Orient de France）于1728年成立，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曾一度繁荣，但波旁王室1815年复辟后只落得惨淡收场。此后当法国分会开始接纳无神论者为会员后，1877年英美的共济会宣布与之断绝来往。1849年，共济会在上海正式开设了在中国的第一个会堂，此后的一百年间主要在华从事慈善事业。
进入20世纪后，共济会主要以基金会等现代组织形式存在，其成员活动已基本公开化。不难看出一个基本的历史脉络：共济会这个组织的神秘色彩随着发展而逐渐褪去，以理性改造世界秩序的信念已逐步变成推动慈善事业，人们对它的组织内部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可以说这个秘密组织已经没有多少秘密可言。然而一个看起来十分费解的悖论是：无论在大众心目中还是通俗读物中，关于共济会拥有许多秘密权贵成员、并在幕后操纵惊人阴谋的传闻，却从未衰歇，甚至还越传越神了。
如影随形的阴谋论
绝无偶然因素。对于公众来说，没有任何一件事不是有意策划和控制的结果。
——Jean-Noël Kapferer《谣言》
自共济会诞生之后，这一名字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阴谋论的漩涡。吊诡的是：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共济会是近代西方最早为人所知、也为最多人所知一个秘密社团（这就意味着它已经不大秘密了），又有着重塑世界秩序的信念，所以人们经常将许多真实或虚构的阴谋归于它的名下。这就像基地组织一举成名之后，每当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发生什么恐怖袭击的时候，世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会不会是基地组织干的？
这种虚虚实实的揣测常常使人过于夸大秘密组织的力量，似乎它们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当然这可能也正是秘密组织所期待的效果之一。现代社会的运行又极为复杂，尤其在新闻、外交等领域，信息被集中掌控，公共舆论看上去总像是在被引导。人们对于征服全世界的阴谋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这时候，他们宁可相信，有少数秘密权力精英在操纵着世界事件。借用汽车大王Henry Ford的那句名言：“世界对生活指导的所有需求都能用一本儿童图书的两页即可写完。”
这些阴谋论的先驱之一是苏格兰人John Robison，他于1797年提出一种观点，即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这样惊心动魄的革命活动必定是被操纵的。两年后，美国神父Jedidiah Morse发展了这一观点，推断光明会和共济会已经渗透进美国，“共济会已经与美国体制结构彻底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并不准备推翻政府，因为他们就是政府。”
1903年俄国《旗帜报》刊载一系列题为《犹太人控制世界的计划》的文章，首次公开提出一个著名的阴谋论，即有一群所谓“犹太锡安长老”密谋控制全人类，并公开一份文件，题为《共济会与锡安长老会世界联盟会议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Sessions of the World Alliance of Freemasons and of the Sages of Zion），这份文件随即成为反/共济会和反犹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献，也是此后几乎所有阴谋论的始祖文件。
虽然这份文件后来据考证系沙俄秘密警察伪造，但它却迎合了19世纪末以来欧洲关于犹太长老图谋统治世界的谣言，因而深深影响了欧洲政治，到1920年代成为欧洲各地反犹的重要武器。据英国学者F.L.Carsten所著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点之一是“反对共济会的，更不用说是反犹主义的（意大利除外）”。如法国的夏尔•莫拉斯将犹太人、新教徒、共济会会员、外国佬并列为四类“反法兰西”分子，当时法国右翼的很多教士僧侣憎恨共和国这个“可恶的犹太-共济会政权”，因为它使教会与国家分离。1919年德国执行暗杀任务的“执政官组织”暗杀的目标就是“犹太人、共济会会员、耶稣会士”。匈牙利1923年成立的极右翼“种族防御党”，其宗旨之一就是在匈牙利铲除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在比利时右翼的弗兰德主义者中，共济会纲领同样是攻击目标。“共济会”还常成为政治清洗的借口，1941年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的铁卫军枪杀一切“叛国者”和原来著名的政治家，借口就是：他们都是共济会成员。
在这种周期性出现的阴谋论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核心论述：即有一个小群体试图控制世界，与这种邪恶意图的斗争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较量。这种启示录式的世界观倒是真的对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多次提到，德国人和犹太人虽然方式相左，但目的都是要控制世界，他上台后进一步利用捏造的文件来指控共济会受犹太人掌控，意图控制整个德国和欧洲。1950年代初有高达70%的美国人相信苏联的目标是统治全世界，而与之斗争就是一场世界性的、光明与黑暗、自由与奴役、基督精神与反基督精神之间的殊死较量。这种偏执的信念导致无止境的怀疑，几乎能在一切善意和公开的举动中看到某些邪恶动机。美国的民兵组织虽然抱有不同的理念，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普遍想像美国正遭受一个旨在建立世界秩序的古老阴谋的威胁；而这个反基督运动被某个秘密集团（可能是美国政府或共济会）操控。
很多谣言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美国政府关于肯尼迪暗杀的说法迄今未能说服所有美国人，现在又传说奥巴马是穆斯林，手上戒指图案则表明他是共济会成员——这种揣测也不新鲜，1981年美国还谣传宝洁标志是魔鬼标志，隐含着撒旦数字666，是敌基督化身，据称宝洁还将公司利润的10%奉献给一个信奉撒旦的教派；为了杜绝这个谣言，四年后宝洁决定自此在所有产品上取消这个图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济会相信并向往一个有秩序的宇宙，而这些阴谋论的信奉者也是出于同样的缘故：他们总是想象在偶然、混乱、错综复杂的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秩序，只不过那是被一小群人操纵的秩序。
法国学者Gil Delannoi曾指出，建立在对头号敌人的恐惧之上的意识形态，有如下特征：存在指挥世界的地下网络；财富被一小撮人掌握；拒绝融入民族的群体；潜在按照超民族或世界主义标准划分的异族人群；存在虚伪的普世思想（来自教会、邪教、国际政治、共济会）的宣传；掌握并操纵经济命脉和媒体；通过秘密仪式与魔鬼结盟；诸如此类。在这种心态下，共济会只不过是秘密、异端、阴谋的代名词，成为一个箭垛，人们把所有的恐惧都投射在它身上。
当然，这也至少有一个好处：为通俗文学和电影带来源源不断的题材。许多这类故事都包含着相同的叙事：你可能不知不觉地生活在一个被人操纵的阴谋之中，无论这个操纵者是他人（《楚门的世界》）、电脑网络（《骇客帝国》）、还是共济会（丹•布朗的新著《失落的秘符》就将谈到共济会），而英雄人物首先要做的就是Trust No One（不要相信任何人），因为一切都已被操纵；然后孤军奋战，最终找到这个操纵者并击败他。不难看出，这一直是好莱坞电影中最受欢迎的故事模式之一。从这一点来说，这种阴谋论还将会有市场，无论它宣称控告的是共济会还是其他魔鬼。
载《看历史》杂志2010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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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