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性支气管哮喘饮食:中西医结合还是“两张皮”

　　①“中医西化”、“以药养医”、“以西养中”成了普遍现象，简、便、验、廉的中医药因其“廉”而受到有意无意的排斥，阻碍了中西医结合的进一步发展

　　“中医好，西医也好，中西医结合更好。”

　　这句话的来历，年过九旬的国医大师朱良春至今铭记在心。新中国成立不久，林伯渠手术后频频呃逆，不能进食，医生曾两次下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请章次公诊脉查病。他只用一味药，煨成独参汤，用勺一点一点地倒入病人口中。半个时辰，病人不再呃逆。至此，47天的顽症完全治愈。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病案讨论会，讲了上面那段话。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现有中西医结合医院257家，医师7万多人，医学硕士培养点82个，博士培养点31个，培养了一大批不同层次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活血化瘀等多项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中西医结合”诞生以来，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中国中西医结合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院长陈凯先院士说，中西医结合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学术界公认的、内涵确定、外延清晰、符合逻辑规则的科学定义，多是从常识、经验、技术操作层面的解释。

　　回首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朱良春说，中医与西医在临床上的结合非常成功，但在中西医理论上的结合收效甚微。由于对中医、西医之间的联系与差异缺乏了解，很多研究带有盲目性，也不乏荒谬之处。

　　有人说，中西医结合的历程，大体可以概括为“主观愿望——西化中医——中医衰落”三部曲。陈凯先认为，中西医结合面临着“不中不西”的问题，中医底蕴不深、西医基础不牢、中西医知识融合不够，没有突破中医和西医的局限，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说，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生存和发展脱离不了经济支撑。当医疗被推向市场，“中医西化”、“以药养医”、“以西养中”成了普遍现象，简、便、验、廉的中医药因其“廉”而受到有意无意的排斥，阻碍了中西医结合的进一步发展。

　　中西医结合面临的困境，与专业人才断档不无关系。一些中西医结合的老专家，被称为是一代“剩人”，剩下的人；或者被称为是一代“完人”，后继无人。

　　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范永升教授认为，中西医结合缺乏政策层面的支持。执业医师中有临床医学和中医学，但没有中西医结合，导致有些中西医结合专业方向毕业生找不到相应岗位，“报国无门”，改走临床医学或中医学的道路。

　　②中西医结合的疗效，优于单纯西医，也优于单纯中医。两种医学不能互相代替，但是可以互补

　　一位来自浙江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给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彭明强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全国名老中医焦树德还在世，患者已经无法站立行走，坐在一个轮椅上。经过焦老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患者整个人都变了，腰背都挺直了，精神状态很好。”这个病例让学西医出身的彭明强体会到中医独特的疗效。

　　近年来，我国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生活方式引发的糖尿病、高血压等复杂性代谢疾病高发。张伯礼说，这些疾病由多种因素造成，单靠一种药、一个途径、一个靶点很难解决根本问题，需要中药多种成分、多种途径、多个靶点发挥综合作用，标本兼治。

　　朱良春坦承，中医也有一定的局限。直肠癌早期的症状，容易与慢性痢疾混淆，如果不运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早期确诊，就会贻误病情。现代医学科学所得出的检查证据，已大大超出中医望、问、闻、切的诊察范畴，对多数疾病能做出明确诊断。

　　中西医结合的疗效，优于单纯西医，也优于单纯中医。张伯礼说，在一些重大疑难病、复杂性疾病诊治中，中西医结合更是经常采用、确有疗效。使用介入方法治疗心肌梗死，20%—25%的病人术后会出现心肌血液供应不能恢复的问题。如果在围手术期使用中药，这种情况的发生率会降低一半。

　　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各有不足，能不能取长补短有机结合？

　　国医大师颜德馨说，中医基本理论很简单，“一、二、五、六”。即天人合一；看病要用两分法（阴阳、虚实等）；五行相生相克；六经包括太阳、阳明、少阳与太阴、少阴、厥阴。但是，这些内容从西医的角度很难理解。

　　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医学体系。张伯礼说，西医是基于解剖、生理、病理基础上的分析科学，重视形态机构和病变局部。中医学是在系统论指导下的整体医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重视人体功能状态和整体调节。两种医学站在不同角度和层次把握人体的健康，具有等同的科学价值，有很强的互补性，但不能相互取代。

　　张伯礼强调，中西医结合是取两法之长，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令人可喜的是，在生命科学领域，两种医学逐渐靠近，宏观整体与微观局部相结合，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相统一，这种观念已逐渐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的主流。

　　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不仅仅是对传统中医药学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提高，同时也是对现代医学的丰富和发展。浙江省康莱特集团董事长李大鹏院士介绍，薏苡仁按中医原理“性味归经”分析，作用的靶向器官是脾。运用现代药物研究方法，对代谢物和排泄分析，证实药物浓度最高的器官确是脾。通过提取有效成分，制成了抗肿瘤新药康莱特注射液。一支注射液的剂量，相当于服用好几公斤薏苡仁。

　　③中医辨证，西医辨病，各有短长。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就是发挥中西医诊治疾病的集合优势，创造新的诊疗体系

　　张伯礼为一名肝癌患者诊治，病人主述舌下痛。病人翘起舌头，张伯礼发现，舌底有一片暗红色的淤斑。没听过，也没见过，以往教科书和历代医籍也未有记载。带着疑问，他在临床上给每一名病人都看一下舌底，一连看了几千人。这让张伯礼明白，两千多年历史的舌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将舌诊现代化研究作为切入点，引入物理学、微电子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开展“舌诊客观化研究”，并得到了全国中医诊断学的最高奖励。

　　谈起中西医结合的前景，张伯礼表示，在临床上的结合点是，对同一患者用中、西医两种方法提高疗效；在理论上的结合点是，用现代科学方法，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明两种医学结合作用的机制。要坚持主体发展与多元开放并进，吸取现代科学的精华，融两种医学之长，优势互补，以疗效为核心，以方法为重点，从而推动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中西医结合工作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中医药事业加快发展为中西医结合工作营造了有利的环境。中西医应该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未来医学的发展。

　　2003年，中医中药在防治非典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年颁布的《中医药条例》明确提出：“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中国中医药事业。”

　　朱良春表示，中医辨证，西医辨病，各有短长。证候是机体的病理反应，疾病是症状产生的原因，两者有因果关系。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就是发挥中西医诊治疾病的集合优势，创造新的诊疗体系。

　　在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几乎每有一个西医科室便有一个中医科室与之相对应。彭明强介绍，为了适应新的医疗发展和患者需求，医院对部分科室设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一部分中医科室被保留了下来，还有不少中医大夫留在了西医科室中继续从事临床工作，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特色。

　　从简单“混合”到有机“结合”，最终到完全“融合”，是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趋势。陈凯先认为，中西医结合要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两种医疗手段的综合运用；第二层次是理论上的结合，形成新医学和新药学；第三层次是思维方式的融合，也就是哲学层面的融合。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科协主席李兰娟院士认为，中医是中国特有的医学。中西医在中国结合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两种医学互相借鉴学习，甚至部分达到互相融合，长此以往，必然产生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中国医学。

　　颜德馨说：“新医改需要大量全科医师，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最切合人民需要，且多快好省，不失为最佳方案。”范永升认为，中西医结合医学是一门卫生资源最节约的医学，防病治病效果最好、副作用最少、服务面最广。他建议，把中西医结合作为国家医学战略进行规划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