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销集团:捍卫正义岂能特权化-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任何一个社会和群体，如果缺少公平正义的捍卫者，这个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也就失去了动力。而一旦发生这种势态，那也就离风暴的到来不远了。事实上，现实中国并不缺少这样的群体，但却缺少让这一群体成长和壮大的环境，使得更多的人处在“缺位”的状态。缺位缘于无奈，无奈缘于恐惧，恐惧缘于暴力。若是这种暴力有公权力支撑，且捍卫者是升斗小民，那无异于车轮下的螳螂、大树前的蚍蜉，不仅是“鱼死网不破”，极有可能的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身心受损甚或搭上性命，身后还会背上一个权力“钦定”的罪名，被不明真相的善良群众所咒骂。按这一套逻辑来看公民徐武，这个“麻烦制造者”之所以成为了一只半死的“鱼”，不仅因为其人微言轻，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个诡异的“潜规则”，那就是捍卫正义也要遵循“身份决定论”，这一现实也让富有正义感且勇于担当者生不逢时，它的命运也将是一个直面“高墙”的“鸡蛋”，不过是赚了一个勇敢的“名份”。

　　毋庸置疑，公平正义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更是一个政权得以延续的合法性底座，它超乎任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一种普世的规律。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面对现实，温总理也不无忧心地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由此可见，公平正义确实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元素，稳定也不是“维”来的，如果缺乏这个核心元素，用强权与暴力保持的一种刚性稳定，它不仅令人窒息，而且还预示着灾难。

　　任何一个社会，渴望公平坚持正义的人，都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缺乏正义之士，也不缺乏公平正义的捍卫者。但当那些“刚直不阿”、“勇于担当”的人屡屡成为公平正义的“殉道者”时，不仅“高墙”犹在，而且它又在不断地加厚加高，必然导致这一群体的严重收缩，公平正义也就严重的“泡沫化”了，这时它甚至沦为纸上文章和嘴上的光鲜口号。当然，这是极度危险的，也是难以想象的。从公民徐武的“被精神病”，使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失望。但拨弄开这片“树叶”，我依稀地看到了一丝光亮，尽管这丝光亮飘摇不定，但它毕竟是光亮。

　　今年的5月18日上午，广州媒体人周筱赟在他的微博上贴出一个帖子，名为：《原长沙市委副书记实名揭露长沙市政府劳民伤财2亿元》。由于检举人朱尚同身份特殊，引发了网络疯狂转发。检举信的内容揭露长沙市芙蓉区在创建文明城市中大肆浪费，仅试点的火星街道的改造，政府就拨款两个亿。之所以这一揭露引起了公众、社会、政府的高度重视，其原因是检举人是原长沙市委副书记。

　　据《新快报》此后的跟踪报道，朱尚同的检举信让芙蓉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随后，芙蓉区区长李蔚带着宣传部长等一行5人赶到朱尚同家中，向其诉说“创文”中的种种“委屈”，并希望朱尚同将举报信从网上撤下。而这个犟老头却执拗起来：“我没错为什么要撤帖?”老人的作为真是让人仰慕，不禁叫我从内心里油生一种敬意。但敬慕之余，也难免生出一种悲怆：对公平正义的捍卫，我们非得用一位82岁风烛残年的老人来振臂一呼么，这难道不是有失公允么?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为何集体失语，难道你们只有举手和唱歌的份么?我们公众在这个时候都到哪里去了?为了“创卫”而丢了饭碗的“五小”( 按居委会的定义，五小指小餐饮店、小钢铝合金加工店、小废品回收店、小歌厅、小车辆修理店)经营者们，你们又到哪里去了?其实我的这“N问”，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问了也等于白问，不问大家也明白道理。

　　在权力者眼中，朱老可能被解读为倚老卖老;而在公众的心目中，他却是嫉恶如仇、敢于为民请命的人。自然，像朱老这样身份的人，在全国不在少数，但心系民众且又敢于匡扶正义的简直是凤毛麟角。

　　无独有有偶，据《新京报》报道，去年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其肇因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1700亩耕地要被征用，房屋在今年年初被限期拆除，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一位年届九龄的退休高官居然退而不休，动用公车为失地农民奔走呼号。为公义动用公车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总要比尸位素餐且又为非作歹之徒们用公车吃请嫖赌要强上万倍。当然，这倒是题外话，我要说明的是，如果公平正义都由这样的老人们来捍卫，那么“捍”得过来么?为什么众人皆喏喏，只有一人来愕愕?我们把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喊破了嗓子又有何用?

　　以上的两位老人都是位高权重的“准体制”内的人，前者是履行监督责任，而后者是为民请命，他们在履行的不过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为什么需要他们来争取?或许，从公民徐武的遭遇上看，你已经找到了答案。原来捍卫正义者也要遵循“身份决定论”。但有“身份”的并不一定都是勇于担当的人，由此可知这一群体的力量了，它们只不过在强权的死水中搅起了一朵美丽的涟漪，让绝望的人看到一点虚幻的希望。

　　当捍卫公平正义演变为一种特权，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却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升斗小民真的不能捍卫正义么?撇开炒过的徐武不谈，我们用眼前发生的一件事就能明证。

　　朱跃贤是浙江义乌市大唐下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农民，自去年开始举报合作社“一把手”朱有云涉嫌“在旧村改造过程中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并违法出售集体土地等问题”。他说：“一年多时间，我和家人遭到了被举报人的三次公开殴打，打人者都是村干部和村里的联防队员。我是实名举报，他们是实名殴打。”实名举报腐败，遭遇实名殴打，发生在义乌市的这个奇特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的密切关注，并专门就此事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查处。但在省长批示后，殴打还在继续。5月12日早上8点多，朱跃贤刚出家门，突然遭到几个人的殴打，听见朱跃贤的呼救声，妻子赶紧跑过来，用身体护住丈夫，并大声说，“他头上的伤刚刚好，不能打呀!”结果是自己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正义网》2011年05月19日)

　　这个由村改制成的合作社，“一把手”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村官，但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和气魄，在其腐败和违法行为已经被有关部门证实的情况下，还敢公然行凶，更何况省长已经作了批示，想必其原因自然是复杂的，但权力和司法机关的放纵自然是根本原因。当然，经过这样的遭遇，朱跃贤捍卫正义的信念固然可敬，他说：“那怕付出生命代价，也有和腐败行为作斗争。我坚信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共产党的天下不允许腐败横行。”这就有点让人无语了，这难道不让我们有些人脸红么?您瞧，我们的人民是多么的可爱呀!

　　公平正义是每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共同追求，这一规律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事实上，无论是皇权社会还是曾经的纳粹德国，他们都用公平正义来唤起民众的支持，又用维护公平正义来“诏告”天下，只不过支撑他们所谓公平正义的理论是邪恶的，所以他们永远也实现不了公平正义，不过是“打着大旗反大旗”，这也决定了他们走向灭亡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自以为找到了走出治乱循环的“膏药”，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但是在建国后，他却把这帖“膏药”时不时地拿出来，用在清理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们的“事业”上，致使国家主席也不能幸免，从而也让中国社会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而经过30年的跛足似的改革，在没有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我们只不过在经济上取得了一点进步，而且这种进步不过是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取得的，就有人大言不惭地谈论起“中国模式”来了，如果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那就是别有用心了。其实那是一贴好“膏药”，关键是我们一直没用或是用到了不应该用的地方，应该治的病没有治好，反而“贴”出了“羊羔疯”。

　　朱尚同老人固然可敬，但我们如果把一切都寄托到这样一个群体上，得到的最终自然是绝望。而抱存这一观念的却大有人在，这无疑是皇权专制社会的遗毒，是专制时代人们的惯常思维，其结果是误入了 “臣民社会”的陷阱。说到此，我想起了前不久在《求是》上读到的一篇奇文，作者是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他说：“一定要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现代社会早已经抛弃了等级意识和臣民观念，公民社会才是一条康庄大道，怎么把前面加上西方的定语就成了陷阱了?东方的传统是专制，它支撑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权时代，而100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接受了世界文明的成果，成功地打破了这一传统所固守的皇权专制，使人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曙光，但由于专制思想并没有被中国人所摒弃，权力者也乐见其成，导致中国人总是在“臣民社会”的陷阱中不能自拨，思维上的“路径依赖”又不断地强化了权力的专制状态，这是中国目前缺乏公平正义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人一切悲剧的总根源。要改变这种状态，走向公民社会才是应然的归宿。由此看来，公民社会“陷阱说”是不是有点荒腔走板?

　　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正义包括社会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等，它是每一个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公平正义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捍卫。我们并不是要求当每一个人受到不公待遇时都要站出来，但你至少要去捍卫和坚守自己的权利，如此这般，我们就离公民社会不远了。

　　在权力主导的社会，人心乱了，队伍自然不好带。面对目前充满戾气的社会，《人民日报》连发了4文谈执政者如何面对当前社会心态，其意不言自明，但社会心态是如何形成的?皆因权力失控和执政理念的错位，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力关进“笼子”，无疑就是“死路一条”。而目前最要紧的是，坚定不移地落实温总提出的“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当然，有效性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如果一个社会捍卫正义也要“特权化”，只能说明我们还陷在“臣民社会”的泥沼中，整个社会并没有完全脱离权力社会的窠臼。而当公民徐武们也能和朱尚同老人一样，既能够在权力死水中搅出涟漪，又没有“被失踪”、“被精神病”、“被犯罪”和“被处理”，公平正义也就自然会从口头和纸张中主动走出来，变得“比太阳还要有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