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被打倒后编书难：平江起义改称“初”

2011年05月20日 09:0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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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想来想去，决定写红一军团时，说它是由红四军、红五军合编而成的。红四军前面已经写得很多，这里可不再写。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作者：李新，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9年我们正在编写第二卷的时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无情的批判，随即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这次运动来势凶猛，人民大学大部分系主任（包括何干之）都遭受批判。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去的副校长邹鲁风因受批判感到委屈而自杀身亡。我们编书组当然也要检查“右倾”问题。好在全国性的讨论会刚开过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虽有个别人煽动，终未掀起大的波澜。这时我倒觉得在那次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我所采取的彻底展开说透的办法是做对了。那次如果不说透彻，那么这次加在何干之等人头上的帽子，什么“白专”呀、“不贯彻毛泽东思想”呀、“不贯穿红线呀”，以及什么“厚古薄今”之类的大而不当的帽子，一定会往我们头上戴。可见风险来了，如果能顶住还是顶住的好，因为顶住了小风险反而能避免大风险。当然，如果风险太大，那是谁也顶不住的。不过也应想别的方法，最好能在不失原则的条件下加以应付。无论如何也不能像邹鲁风那样，总应该看得远些嘛。这次反“右倾”的错误，不是到1962年就得到了部分的纠正吗（彭德怀等少数人例外）？

编书组顺利地过了反“右倾”大关，但第二卷书怎样写呢？还是个问题。彭德怀在第二卷（1927~1937）中很重要，但不能正面出现他的名字，一出现就不能出版。不单彭德怀不能出现，连平江起义也不能写。因为当时有人把建议写平江起义的历史看作是阴谋，是为彭德怀想夺权服务的。怎么办呢？真伤脑筋！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彭德怀的名字不写，那么相应地在平江起义中滕代远、黄公略的名字也不写。到第三卷抗日战争中，不写彭德怀的名字（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只写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相应地，一一五师只写师长林彪、一二○师只写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只写师长刘伯承，副师长一律不写。新四军也是只写军长叶挺，不写副军长项英，这样正好把项英这个难题也解决了。但平江起义却不能不写，不写它，那红五军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红一军团又怎么写呢？想来想去，决定写红一军团时，说它是由红四军、红五军合编而成的。红四军前面已经写得很多，这里可不再写。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我把这一办法向编书组的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赞成，甚至鼓掌称善。不知哪一位下来对我说，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唉，怎么在历尽千难万险才缔造起来的新中国，写书竟是这样的困难呢？我们在革命中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今天成了这种情形呢？我感到痛心，但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由于“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国都在挨饿。不知饿死以及由饿而病死了多少人！北京各单位都有不少浮肿和肝炎患者。所幸我们编书组没有一个浮肿和得肝炎的，因为我们把稿费全拿来吃了。东厂胡同的对面便是华侨饭店，同志们很早便去排队领牌子，到开饭的时候才能去吃饭。开始还有肉菜，后来便只有鲍鱼这样的海味一两样了，而且价格非常昂贵。为了活命，为了写书，忍痛吃饭！我们五位主编（孙思白、彭明、陈旭麓、蔡尚思和我）的情况好一些。我在人民大学吃小灶，便厚着脸皮去请示人民大学的实际领导人，把他们当作客人也让其吃小灶。为了吃饭，我们每天从八角亭到张自忠路来回走四趟，至少也有七八里路程。不过几人同去同归，好像青年时代过学校生活，也很有趣。有时晚饭后皓月当空，我们踏着月色，边走边谈，其乐融融。

大概从1960年开始，我们当主编的，还得到一点“特殊供应”，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本子，每月持本可以到指定的商店买到一些肉和鸡蛋、糖果，还有两条烟。当时群众对这种特殊供应和高价出售点心糖果就很不满意，流行着一首顺口溜说：“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太太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在街上听着小孩们不断念着这样的顺口溜，心中实在难受。

2011年05月20日 09:0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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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想来想去，决定写红一军团时，说它是由红四军、红五军合编而成的。红四军前面已经写得很多，这里可不再写。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

本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流逝的岁月》，作者：李新，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9年我们正在编写第二卷的时候，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无情的批判，随即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这次运动来势凶猛，人民大学大部分系主任（包括何干之）都遭受批判。刚从人民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去的副校长邹鲁风因受批判感到委屈而自杀身亡。我们编书组当然也要检查“右倾”问题。好在全国性的讨论会刚开过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虽有个别人煽动，终未掀起大的波澜。这时我倒觉得在那次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我所采取的彻底展开说透的办法是做对了。那次如果不说透彻，那么这次加在何干之等人头上的帽子，什么“白专”呀、“不贯彻毛泽东思想”呀、“不贯穿红线呀”，以及什么“厚古薄今”之类的大而不当的帽子，一定会往我们头上戴。可见风险来了，如果能顶住还是顶住的好，因为顶住了小风险反而能避免大风险。当然，如果风险太大，那是谁也顶不住的。不过也应想别的方法，最好能在不失原则的条件下加以应付。无论如何也不能像邹鲁风那样，总应该看得远些嘛。这次反“右倾”的错误，不是到1962年就得到了部分的纠正吗（彭德怀等少数人例外）？

编书组顺利地过了反“右倾”大关，但第二卷书怎样写呢？还是个问题。彭德怀在第二卷（1927~1937）中很重要，但不能正面出现他的名字，一出现就不能出版。不单彭德怀不能出现，连平江起义也不能写。因为当时有人把建议写平江起义的历史看作是阴谋，是为彭德怀想夺权服务的。怎么办呢？真伤脑筋！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彭德怀的名字不写，那么相应地在平江起义中滕代远、黄公略的名字也不写。到第三卷抗日战争中，不写彭德怀的名字（他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只写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相应地，一一五师只写师长林彪、一二○师只写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只写师长刘伯承，副师长一律不写。新四军也是只写军长叶挺，不写副军长项英，这样正好把项英这个难题也解决了。但平江起义却不能不写，不写它，那红五军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红一军团又怎么写呢？想来想去，决定写红一军团时，说它是由红四军、红五军合编而成的。红四军前面已经写得很多，这里可不再写。对红五军则采取补叙的办法，从平江起义一直写下来，顺理成章，只是像古代史书那样，加一个“初”字，表明是倒叙。这样读者一看也就明白了。我把这一办法向编书组的同志们一说，大家都赞成，甚至鼓掌称善。不知哪一位下来对我说，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是的，我的心是苦的，也是良的，不管怎样想方设法以求出书，总不能连良心也丧失啊！唉，怎么在历尽千难万险才缔造起来的新中国，写书竟是这样的困难呢？我们在革命中梦寐以求的自由、民主和幸福，怎么到今天成了这种情形呢？我感到痛心，但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由于“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全国都在挨饿。不知饿死以及由饿而病死了多少人！北京各单位都有不少浮肿和肝炎患者。所幸我们编书组没有一个浮肿和得肝炎的，因为我们把稿费全拿来吃了。东厂胡同的对面便是华侨饭店，同志们很早便去排队领牌子，到开饭的时候才能去吃饭。开始还有肉菜，后来便只有鲍鱼这样的海味一两样了，而且价格非常昂贵。为了活命，为了写书，忍痛吃饭！我们五位主编（孙思白、彭明、陈旭麓、蔡尚思和我）的情况好一些。我在人民大学吃小灶，便厚着脸皮去请示人民大学的实际领导人，把他们当作客人也让其吃小灶。为了吃饭，我们每天从八角亭到张自忠路来回走四趟，至少也有七八里路程。不过几人同去同归，好像青年时代过学校生活，也很有趣。有时晚饭后皓月当空，我们踏着月色，边走边谈，其乐融融。

大概从1960年开始，我们当主编的，还得到一点“特殊供应”，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本子，每月持本可以到指定的商店买到一些肉和鸡蛋、糖果，还有两条烟。当时群众对这种特殊供应和高价出售点心糖果就很不满意，流行着一首顺口溜说：“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太太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在街上听着小孩们不断念着这样的顺口溜，心中实在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