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椎钙化会怎么样:朋朵松夜读--纪念不可言说之痛

朋朵松夜读--纪念不可言说之痛

丁林


朋朵松（Pontorson），法国海岸的一个小镇。火车到达，午夜10点半。初春的夜晚，寒风料峭。整整阴了一个冬天，厚厚的云层依然如锅盖一样罩着，见不到一颗星。我们步出车站，四下里没有见到一个人影，马路上没有见到一辆车。不远处有几个旅馆的招牌亮着灯光。法国旅馆的招牌上，画有五角星，标出这个旅馆的“星级”，供旅人根据自己钱包的力量来选择。我们通常是找一颗星也没有的或者是只有一颗星的。

太晚了，好像所有的旅馆都已大门紧闭，明日请早了。正不知所措地徘徊，看到拐角的小酒店似乎还开着。推门进去，满腾腾一屋子人正吐着酒气、兴高采烈地看电视里的足球比赛。一问，这酒店楼上就是看来很有些年头的“无星级宾馆”。

我们的行囊里，除了一本法国导游手册，就是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历史上至关紧要的一年，卷入社会大动荡的法国人，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巴黎的年轻共和国，面临宿敌英国的干涉。而特别危险的是，旺岱省农民们的保王暴动。保王党看到，旺岱的暴动是王朝复辟的唯一希望。革命党也看到，平定暴动是共和国生存的必要前提。

在朋朵松小酒店的楼上，深夜再读《九三年》，读到了朋朵松这个地名。从朋朵松往南去，就是旺岱省。

雨果讲述了发生在九三年旺岱暴动时期的一个故事。保王党把领导反叛农民复辟王朝的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位朗德纳克侯爵身上。故事一开始，朗德纳克侯爵身怀重托，趁风暴之机，月黑风高，潜入法国，在圣米歇尔修道院附近上岸。始建于中世纪的圣米歇尔修道院，是我们此行目的地，离朋朵松不到十公里。

大名鼎鼎的圣米歇尔修道院是建在海边一个孤岛上的城堡。孤岛座落在无边无际的茫茫一片海滩上，涨潮的时候，海滩被急速汹涌的海流淹没。行走在这样的沙滩上，不仅可能象在沙漠里一样迷失在一个个沙丘里，而且，涨潮时的海水会从低洼地方迂回到你的后方，当你发现海水的时候，可能已经被打着漩涡的激流从四面包围住了。在海水的冲击下，坚实的沙丘刹那间成为流沙的沼泽，一旦陷入，根本无法自拔。就这样，朋朵松附近的海滩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沙漠，最危险的海岸。

朗德纳克侯爵就选在这样的地方上岸。危险对他来说不是问题，这样的人天生就是来对付危险的。上岸后，他领导暴动的农民，开始了和共和国军队的周旋。他的对手，带领共和国军队的人，居然是他的一位侄孙，郭文子爵。雨果给我们讲述了那个时代的残酷，以及平民百姓在这样残酷时代的苦难。时代残酷的象征是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三巨头，三位职业革命家手里革命的断头机。民众苦难的象征是一个女人，一个带着三个小孩的逃难女人。

革命的逻辑和女人的逻辑是有所不同的。当革命军队在拉锯战地区发现这个女人的时候，士兵和女人开始了这样的对话：

“太太，你的丈夫呢？他在什么地方？他怎么样了？”
“他不怎么样，人家把他打死了。”
“什么时候？”
“三天以前”
“谁杀死他的”
“我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谁杀死你的丈夫吗？”
“不知道。”
“是一个蓝的？还是一个白的？”
“是一颗子弹。”

对于革命来说，立场是第一要紧的，蓝的还是白的，这是一切结论的前提，一切问题的答案，一切行动的依据。对这个女人来说，这无关紧要，她只知道，她没有丈夫了。《九三年》一开始的这个情节，蕴藏了雨果心中讲述九三年的宗旨。

第一次读九三年，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正处于一场叫做“文化革命”的革命之中，这场革命前面还有“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其正义性不容置疑的修饰语。就是在这样的革命风暴中，我们亲眼看到了残酷。

那时候，我们十几岁。残酷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我们看到了血，看到了人的尸体，同类的尸体。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恐惧的神色、忧郁的目光、母亲们痛苦的无言。我们用目光向成人们、向领袖们提出疑问。我们被告知，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这是必须的。不这样做，革命就要夭折，无数先烈的血就会白流，人民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这种教导，来自于我们所崇敬的权威。一本叫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书，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教育这个领导中国的党，几十年来一直教育到我们。这本书权威地告诫我们，任何怀疑都会导致你犯路线的错误，这种错误对于革命来说是致命的。为了防止这种错误，你必须相信，必要时革命必须残酷。

那时候我们能够看的电影屈指可数。《列宁在1918》，看了多少遍，我们记不清了。所有的人都能背出里面的精彩台词，包括如下这段列宁在厨房里对一个农民说的话：

“苏维埃需要粮食。我们要你们把粮食交出来。如果你们不交，我们就强迫你们交。如果你们反抗，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的，农民的真理。”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十月革命以后，在“契卡”无情镇压反革命的几年里，有很多完全无辜的工人、农民和其他人被不经审判地枪毙了。行刑队每天夜里都要枪杀人，以致于一度找不到有钢铁般革命意志的人来担任行刑队。很多行刑队员干不多久就神经失常了。残酷地杀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轻率地杀人，是正常人的神经都吃不消的。

但是我们接受了联共党史里的说明，为了革命事业的长远成功，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软弱只会使革命前功尽弃，那样人民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会失去更多的生命。反革命阵营的人被杀，这是罪有应得，即使他们罪不该死，形势紧迫无法仔细考究。反革命屠杀革命人民的时候也滥开杀戒，如今革命阵营杀过了头，只是一报还一报而已。不能让“怜悯的眼泪遮住你的眼睛”（列宁在1918中列宁告诫高尔基语）。而无辜者被杀，那是革命风暴形势下，事出无奈，是为了保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被错杀的革命者和无辜者，你们的被自己人所杀，就算是你们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吧。革命政权是无数先烈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才得到的，这里头也包括非常时期死在自己人手里的革命者、无辜者。

革命好像是一头嗜血的动物。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那从来也没有过的美好未来，那美好得不能再美好的未来，一直需要用人血来喂养。革命的非常时期总在延续，革命牺牲的需要总是存在。我们从联共党史里得知了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苏共的大部份中央委员，苏联的多数将军，都在大清洗中给“清洗”了，已经没有人去追究到底是罚不当罪还是根本无辜错杀了。

人们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这是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不要软弱，不要怜悯。如果不这样做，革命铁定要完蛋的。

人们也用这个道理来给我们解释发生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残酷，也用这个道理来理解我们自己耳闻目睹的残酷。

就是在这样的革命需要的塑造下，我们那个时代的十几岁学生，一夜之间都变了。文质彬彬的中学女生，突然向昨日的教师头上挥舞起军用皮带。金属的皮带头顺着弧形，打在老师的头盖骨上，发出沉闷的声音。打人的十几岁学生，眼睛里的恐惧在血光的酝酿下消失，转变成兴奋、骄傲、和过节的狂欢。因为，他们被教导过，这就是革命。这是革命的需要。残酷，学会残酷，热衷于残酷，是他们的成人礼，是他们加入革命队伍的仪式，是他们进入生死与共的和睦革命大家庭的批准书，是他们革命坚定性的证明，是抵抗反革命的精神力量，是防止软弱的免疫力。

我们在青春时期就看到，残酷是会传染的，当残酷带着革命的名义的时候，就象细菌随风飞扬一样。

差不多三十年前，小兴安岭的林中茅屋里，一灯如豆，我们第一次读到了雨果的《九三年》。我们想看到，在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平定保王叛乱的时候，在残酷降临到无辜民众头上的时候，人类的道德良心还会发出声音吗？

九三年的故事，转折点是一个母亲的一声可怕的喊声。

郭文子爵成功地把叛党领袖朗德纳克侯爵及余党包围在他们俩共同的家，一个城堡里了。只要抓住朗德纳克侯爵，叛乱就平息了，共和国就得救了。对于朗德纳克侯爵来说，如果被俘，保王大业就此夭折。这是最后的决斗。共和国军甚至已经运来了大名鼎鼎的断头机，等着伺候叛党头目朗德纳克侯爵。朗德纳克侯爵却在最后时机从城堡的暗道里逃生了。城堡起火，顶楼上是那三个被朗德纳克侯爵用作人质的天真无知的小孩。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母亲筋疲力尽地赶到了，眼睁睁地看作大火将吞没三个无助的孩子。

“母亲认出了她的孩子。她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喊声。这种说不出地愁苦的喊声是作母亲的人所特有的。没有别的声音更凶猛，同时又更能使人感动的了。一个女人发出这样的喊声，我们还以为是一只母狼在嗥；一只母狼在嗥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一个女人在叫喊。”

朗德纳克侯爵听到了这种母性的嗥叫。这种母性嗥叫竟然粉碎了这个铁石心肠的人的理性策划。他转身返向城堡的大火，在火光中，在共和国士兵的注视下，救出了孩子，自己束手就擒。

在至关紧要的保王大业面前，朗德纳克侯爵的贵族道德使他挺身而出。他一言不发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现在，轮到他的侄孙，带领共和国军队的郭文子爵来回答这个问题了。当黎明降临的时候，朗德纳克侯爵就要被送上断头台。朗德纳克侯爵却安静地睡着，因为他已经回答了自己，他死而无憾。郭文子爵却无法安眠：

“郭文正在遭受一次审问。他被法官提讯。被一个可怕的法官提讯。这个法官就是他的良心。”

郭文是一个共和党，他相信自己所做的是绝对正确的，战争中的残酷是正义事业难以避免的，是革命的需要，是正义事业成功的代价。正是这一信念，使他面对自己的叔祖的保王叛军，穷追猛打，决不手软，绝不饶恕，直至生擒叛军头目，送他上断头台。因为子爵是在正义的一边，而朗德纳克侯爵是在非正义的一边。正义对非正义的残酷，恰恰是人世间的仁慈。

可是，既然子爵是正义的，那么，正义的子爵在道德良心上必然高于非正义的朗德纳克侯爵。现在，朗德纳克侯爵用牺牲自己拯救无辜的行动回答了自己的道德良心。而天明时，子爵就要照计划送朗德纳克侯爵上断头台了。正义的共和事业怎么会在道德良心上低于非正义的保王党呢？

如果共和事业是正义的，它就必须是道德的。郭文子爵深夜走访牢房，放走了朗德纳克侯爵，自己代替侯爵等候天明时候的断头台，因为大革命的三巨头早就有话在先，凡是软弱而宽恕敌人的人，就是革命的敌人，就要无情地处死。

维克多·雨果为郭文子爵的行动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三十年前，在革命的年代里，这几个字就这样打进了我们充满疑惑的头脑。从此，面对任何动人的理论，任何完美的计划，我们知道，他们都不高于普通人的良心。

－－写于从圣米歇尔修道院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