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压成型设备 三前后:跨领域、跨文化的对话——“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在中大举行

2011-05-16 16: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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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13日至14日，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30位意见领袖聚首中 山大学怀士堂，畅谈“教育与中国未来”。与会的有：茅于轼、张曙光、贺卫方、吴华、信力建、冯増俊、丁钢、桑新民、卢乃桂、胡建华、劳凯声、柳海民、闫凤桥等各界教育人士与会。这是自去年以来，关心教育的人士第二次在中大就教育问题进行跨领域、跨文化的对话。

教育生态持续恶化

  张曙光在会上指出：现在，教育的生态环境在恶化。如果说反右、文革打断了学人的脊梁，那么市场化的扭曲则腐蚀了学人的灵魂。我们现在的教育、学术还没有摆脱权力的掌控，又落入了金钱的奴役和驱使之中。现在的教学也好、研究也好，只要你不给领导找麻烦，只要你不与现行的意识形态来提出质疑，你可以不择手段去追求经济效益。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和学术环境我觉得是相当恶劣的一件事情。同时，学校官僚化。学校不是教育家，不是学问家在治理，而是官员在统治。学校里面的很多领导我觉得很官僚，或者说是一些骗子，很多真正的学家、教育家被边缘化，因此出现了很多“学官”和“官学”。我们需要把学校还给学人、还给教授、还给知识界。

留守儿童教育权利亟待回归

   信力建认为：在中国真正关心教育的人确实很少，我觉得教育部本身也很不关心教育。我关心什么事情呢？我关心6000万的留守儿童问题。北京市曾经说可以上流动儿童在城里读高中或者读大学，北京当时发布了以后，后来又取消了。广州就没有动静，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愿意帮助农村人在城市里受教育。我们有4个中学、3个小学，可是他们读到初中就必须回到乡下读高中，就是说城市不允许他们读高中，而他们的父母已经在城市做了20年，已经城市化，可是户口还在乡下，他的儿女要会乡下读高中，我决这是一个极不合理、极不人性的政策。既然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做这样一个想像，现在每个省、每个县都在招商引资，能不能把这个招商引资的政策招商引才，引进外国的大学，直接在国内办。刚才周洪宇教授提出可以广州办一个特区，我个人在他的基础上希望不仅仅办特区，每个地级市都允许引进一到十所的外国学校，因为每个市都在国外结一个或几个友好城市，不如结几个友好学校回来。

体制不变，不太可能有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  

 贺卫方做压轴发言：我曾经写过一篇《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强烈抗议践踏言论自由的行为，并且强烈要求校长必须维护大学自己的言论自由空间。05年我拒绝教授研究生，考试制度严重不合理，而且有非常明显趋势表明教育部正在把手越来越长伸向研究生招生的这样一个领域，试图把招生的命题权和判卷权力越来越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大学自治，我只好不再招收研究生，我已经连续6年门下没有研究生。到了08年的时候，自己不想在北大待了，想往浙江大学调，浙江大学由于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资助了1亿元人民币办法学院，所以他们几次到北京请我到浙江光华法学院任教，给的待遇也不错，年薪40万人民币，我天天在屋里做宅男都可以挣这么多钱。消息传播出去了，我当时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过自己的告别演说，《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准备离开了。手续办得差不多，南方周末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浙江大学法学院将会成为中国教授治校的先行者，一个范例。后来发生的情况非常微妙，浙江大学在我飞机都起飞了，准备降落的时候告诉我说不能够降落，我没有任何途径去了解到底是谁不允许我到浙江大学。北大已经同意了，浙江大学也没问题，校长办公会议已经研究了，可是最后浙江大学给我的回复说是不行，我们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不能告诉你。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北京大学突然对我说，你回来吧。我后来办回归手续的时候，工会、财务给我又盖一轮回来的章，几十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按照刚才沈阳师范大学的孙老师说我们是属于所谓的地主类级别的，是国内比较好的学校，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

  我常常想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个势我们怎么营造它、怎么创造它，我自己也读一点大学史，对于研究法律史尤其研究西方的法律史，如果说后来的巴黎大学以神学为突出的话，萨雷特大学的法学可以说是波罗尼亚民法之光，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是全世界法学最辉煌的一个地方，法学与高等教育也是一个特别近的关系。

  从历史考察的话，大学最早在西方产生，固然受制于罗马教廷，固然受制于一些君主，他们会去控制大学。双头政策上大学获得了一种特别好的存活空间，有时候君主迫害，教会会帮助他，有时候教会迫害，君主会帮助他。可是中国的渣大学从产生开始那一天就不是这样的历史，它一直是政府控制、政府建立的。虽然最早是教会大学，实际上30年代后期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强有力。我们都知道大学为什么应该自治，没有大学的自治，就没有大学的尊严。大家想一想中国的大学有一点点尊严吗？李敖在北大演讲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蔡校长当校长的时候，教育部来文件拒收，教育部来钱拿下，那是有尊严的一个状态。而且学校有尊严，学者才会有尊严。教育部搞什么本科教育评估，我坚决拒绝参加。大学在教育部的这样一种控制下，大学一点点尊严都没有。

   我们没有自治，大学也没有办法形成一种真正在社会中的强有力学术共同体、学者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学者共同体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里越来越突显出它对社会的某种影响力。有一本书叫《美国的利益集团》，把哈佛大学也列进去，也是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为什么？大学在今天这样一个越来越多元化、观念越来越繁复的社会里，大学经常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表现出极其理性化的东西，比如他会对特定事物发表声明。某些对学校学术自由发生干预的时候，大学能够显示出一种和社会相抗衡力量。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对共产主义、对左派的警惕是全社会的问题，可是这时候大学给予了一种非常好的力量。教授就是大学，大学就是教授，没有了大学的尊严，就没有教授的尊严。

   另外，没有大学的自治，就不可能有学术的自由。尽管学术自由有太复杂的一种制度环境，世界各个国家学术自由都是一个无止境的问题，学术自由仍然是一个经常遇到危险的问题。美国911之后要是在大学里面对伊斯兰教评价，一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我们没有自治的这样一个前提可能没有办法维系自由。只有自治，才能真正形成多元化的大学。刚才有一位同学提出大师培养的问题，我也特别同意董先生所说的，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而且越是大师，越难培养出来大师。孔子是最伟大的教育家，可是孔子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大师。如果衡量一个教育家是否是大师的话，我们说孔子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家，因为他的学生看起来都很平庸。日本人评价钱钟书先生说，日本这么小幅员的国度产生不了钱钟书这样的大师，只有大的国家才能培养出来。这特别有意思，地理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说大师的培养需要环境的多样化，需要复杂多样化的选择。我一直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可能应该把茅于轼、张曙光这样经济学请来设计教育政策，如果1930年、1920年中国没有教会学校在里面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没有南开那样了不起的私立大学逐渐通过自己的努力成长，不可能想像30年代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在世界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如果美国所有大学都是公立，你就不可能想像美国有这样一种充满活力的大学的成长。

   没有大学自治，也没有办法实现学者应有的纪律、应有的风纪和应有的伦理，这种伦理靠我们自治，独立于社会控制的。这些年的剽窃现象，非常知名的学者，所谓的一流学者，在西方国家似乎还很有影响的某些学者居然是剽窃大师，简直不得了，吓死人，而且学校对这种人一点毫无办法，清华大学拿出任何办法来处理那位剽窃的教授吗？没有，大家期望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谁也没有办法。这样一种状态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没有大学的自治，大学最后没有办法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治。

   如果大的体制不变，不太可能有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