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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解说词（10）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未知    点击数： 438    更新时间：2005-10-13    
第十集　一九七八 　　1978年3月1日，是个星期天。第二天，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新生入学的日子。大自然的春天刚刚降临，这些幸运儿也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
披着三月的春风，全国各地有27万新生步入了大学校园。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当中许多人迈入大学的脚步整整被阻隔了十年。在他们中间，有十几年前就告别学校的老三届，也有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年龄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年龄大的已是人到中年。有的夫妻同进校门，有的师生一起上学。人们说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几天前，他们还在农村的田野、工厂的车间、部队的军营，一夜之间，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77级大学生王建磐说：“我是67届的高中毕业生，到了1977年是整整十年啊，如果要讲是正常的情况下，过十年是不可能考大学的，当时一下子觉得我们，哎呀，还可以考，心里好像咯噔一下，说不出的一种感觉，一方面觉得很高兴，一方面又为失去这十年感到很悲伤。”
77级大学生马钦荣说：“我依稀地记得我大概是坐在最后两三排这样的位子上，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学习的空气是非常浓的，特别是有一批年轻的同学和一批女同学，他们常常就是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把这个书包放好。”
这位已经担任了大学副校长的77级大学生，给我们讲了一个蚊帐的故事：“‘文革’以前，我是应当念大学的。我姐姐当时在部队，‘文革’以前大家知道，都是用布券来买很多东西，用布票来买东西，她有一次就专门给我买了一个蚊帐，这个蚊帐她说我将来是要念大学的，然后这个蚊帐念大学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没想到一直放了十多年。我1978年重新把它翻出来，我母亲把它重新翻出来，说这一次是派上用场了。所以，我感到非常有意思，这个蚊帐十年以后又给了它应该有的用处。”
给这些学子们带来人生春天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1977年5月24日，还没有复出的邓小平在北京西山接待了两位来访的同志。
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说：“他说，出来工作大势已经定了。也不是一般的工作，还是大官啊，不是小官嘛。中国迫切需要发展教育，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我愿意在这方面来承担这个责任。”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这一年他73岁。
复出后的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情果然是教育和科技工作。从七月到八月，他反复找人谈话，主持教育和科技方面的座谈会。他说，现在必须否定文化大革命强加在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他肯定了改变由工农兵推荐入学的做法，随后全国高校招生会议决定，同意在应届和历届毕业生中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但当时已经错过了秋季招生的时间，邓小平当场拍板，冬季考试，春天入学，于是在1978年出现了两届新生入学的现象。
拨乱反正就这样首先从教育和科学战线开始了。
1978年3月18日，就在大学新生刚刚走进校门不久，六千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汇聚到了人民大会堂。在这个爆发出巨大希望的科学大会上，人们看到了许多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
这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这是老资格的妇科专家林巧稚。这是地质界的老前辈何杰。还有许多科学家已经倒在了那场浩劫中，再也不能回到他们中间。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也走上了科学的殿堂。这是杨乐和张广厚，他们是会场里最年轻的数学家。这位就是陈景润。左边的年长者是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
这个时候，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把陈景润这位青年数学家推到了世界的面前。为了摘取数学王冠上的那颗最耀眼的明珠，他在动乱年代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和才华。
数学家杨乐说：“当时参加科学大会的人数很多，大家的心情都是非常振奋的。回忆对比‘文革’期间的遭遇，再看粉碎四人帮以及拨乱反正以后的情况，大家非常感慨，有一些老科学家甚至于在发言中间好像有点讲不下去了，声音有点呜咽了，而且有的就是要流下了眼泪。”
劫后余生，他们带着心灵的创伤；久别重逢，早已是满头华发。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一番讲话，仿佛一切都成为了过去，一切又有了新的开始。
邓小平：“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数学家杨乐说：“长期以来知识分子被看作是改造的对象，看作是跟资产阶级是要划等号的。现在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劳动人民了，而且就是说，这个知识分子就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那么就觉得知识分子现在地位完全改变了，感到精神上的一个彻底解放，感觉到科学春天的到来。”
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抱病参加了这次大会。这位从五四运动就开始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文化大师，用诗人的激情写下了一篇著名的书面讲话——“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老话里常说，东边日出西边雨。1978年的春天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但它的脚步却仍然显得沉重。
这年3月，座落在解放西路的重庆日报社收到了一份寻人启示。
时任重庆日报社通联组编辑李运举说：“那是在1978年的春天，3月份，我们收到一个重钢一个工人的来信，来信的内容大概是，叫做寻人启示，寻什么人，寻一个姓白名智清的人。这是一个热爱祖国、反对四人帮的英雄，这么一个人。1976年抓捕入狱，至今两年多来，天空已经晴朗了，真相已经大白了，但是白智清这个人，还杳无音讯。”
在重庆，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白智清。他告诉我们，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他确实很兴奋。
时为重庆钢铁厂工人的白智清说：“1976年10月19号晚上，当时中央电台播送批判狄克的文章，在班房中我就说，我说张春桥垮了，第二天，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就由中央电台广播出来了。当时我心情十分激动，我想国家有救了，我们民族有救了。就我来说，我就是反对“四人帮”，爱自己的国家，希望国家富强，我应该出去了，但是呢，根本没有我出去的任何信息。”
白智清的一席话把我们带回到了“四人帮”刚刚粉碎后的那段岁月，许多在“文革”中受到伤害和冤屈的人都急切地盼望着自己的命运发生变化，他们四处上访，到处申诉。但很快发现，在他们头上，云雾还没有散去，在他们脚下，冰河还没有解冻，他们大都像白智清一样，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当时还在等待分配工作的老干部叶尚志这样告诉我们。
时为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学员的叶尚志说：“那时候还把我们那些人还压在那里，为什么？因为“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一下不能肃清，我们也只好耐心等待。中央组织部派了一个工作组，领头的一个年轻人，他的一些语言很多还是四人帮的，他讲的那些东西我们接受不了。”
当时，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更多地集中在两个关乎党和国家大局的问题上面：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是呼吁邓小平出来工作。
然而，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在全国展开的同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却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至要把批判“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许多现象在提醒人们，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一条主线。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抓纲治国，以大批促大干。
农业学大寨运动被看成是大批促大干的典型。在1976年底召开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主持会议的人提出，要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会议还组织代表到大寨参观。人不分行业，地不分南北，都要千篇一律地学大寨，这种做法脱离了当时各地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向前涌动的历史潮流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正式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代表们也不再挥动红宝书，但耳边听到的依然有这样的语言：“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做出这种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时为重庆钢铁厂工人的白智清说：“我在报纸上发现了‘两个凡是’，我想那肯定我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因为我不但反对“四人帮”，而且我还反对文化大革命。”
“两个凡是”实质就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它使人们在长期动乱后，急迫要求澄清是非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并形成了新的思想禁锢，捆住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徘徊的中国，仍然无法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
一个严峻的选择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仍然是邓小平，敏锐地看出了这个影响中国何去何从的要害问题。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他在1977年4月给中央的信中说，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不久，他又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说：“1977年5月24日上午，我和王震同志到西山小平同志住的地方，小平同志就谈到，说‘两个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两个凡是’啊，毛主席也没有‘两个凡是’啊，毛主席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在这个问题上讲的事，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点就不能同样照搬了嘛，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决定嘛。”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这年9月，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呼吁恢复、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央党校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分别撰写了《把“四人帮”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从干部问题和经济领域来探讨思想解放。
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里，许许多多的人们都在思考，在反思，在渴望着化解尘封多年的心灵世界，一向是社会风云晴雨表的文艺界走在了前列。
在北京，一位中学教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
在上海，一位大学新生发表了短篇小说《伤痕》。
这些作品在当时被统称为“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
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说：“新时期文学是整个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重要的一翼，一个重要的方面， 它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又转过来促进了，在广大群众中间，促进了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
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期，一大批过去被称为毒草、牛鬼蛇神的电影、戏曲、音乐陆续开禁。
这些久违的艺术作品，仿佛一朵朵重放的鲜花，使人们发现过去被自己亲手打碎的东西，原来蕴含着那样丰富动人的真善美，干涸的心灵受到了艺术的陶冶，进一步唤起了自己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就在人们不断要求思想解放的呼声中，在重庆，身陷囹圄的白智清终于出狱了。
白智清说：“在释放我的时候，给我留了一条重重的‘尾巴’。这个通知里面写的是：但其中也有错误，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我反对‘四人帮’有啥错！我爱自己的国家也错了？我确实想不通，但是我还是高兴，我毕竟能够出狱了。当时他们问我，一个老同志问我，你还有啥要求没有？我举起了四根手指头，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说你还有四个要求，我笑了，我说不，四个现代化。我们这一代人别无所求，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白智清要求的四个现代化是那个年代人们的普遍呼声。有着再一次获得解放感受的人们，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准备大干一场，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终于有了一个历史性的契机。
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会议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急于求成，在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项目的高指标，其中包括10个钢铁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这一方针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后果。事实说明，如果不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不但政治上迈不开步子，现代化建设也很难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要彻底转变路线，谈何容易。
1978年春夏之间，由邓小平启动的思想解放潮流，终于进入到了同“两个凡是”的正面较量阶段，争论是从一个普通的哲学常识开始的。
此前，在南京，一位大学教师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胡福明说：“这篇文章本身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要求下产生的。当时考虑这个问题，考虑来批判“两个凡是”的同志很多，应该说，有的同志也已经意识到接触到，要用实践标准来批判“两个凡是”，所以呢，这篇文章的出现它不是偶然的，张三，李四，早晚有人来写。”
正像胡福明说的那样，中央党校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在副校长胡耀邦的支持下，也同时在酝酿一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时为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的沈宝祥说：“耀邦同志就说话了，他说要从真理愈辩愈明说起，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经过这么一场灾难，反面教育如此之深，谁要阻挡历史前进是不可能的，人民觉醒了。”
就在思想界积极酝酿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同时，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一群青年工人正在悄悄地排演着一出话剧。
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讲的是1976年清明节后，一名参加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的青年，遭到四人帮的通缉，负责追捕任务的公安人员就是他多年的恋人。一场生死斗争就这样在闷热的上海展开了。
在天安门事件尚被称为反革命事件的情况下，这出话剧的排演，进一步表达了人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反映出人们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
《于无声处》编剧宗福先说：“四五事件能不能平反，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小事件，一方面牵扯到对小平同志的评价，这是对我们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一个实际上就牵扯到老百姓对‘四人帮’这种倒行逆施的一种愤慨，而当时的清算实际上是不彻底的，清算不彻底，解放也就不彻底。如果没有这个彻底的破，那也就不可能有后来小平同志所倡导这些解放思想的整个这场运动。”
人民的觉醒，理论界的反思，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谁也无法阻挡，随后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引发出整个民族积蓄多年的智慧和活力。到年底，各大报刊共发表讨论文章650多篇。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纷纷表态，支持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一条普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为什么会在当时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说：“‘文革’中间把好多事情搞颠倒了，搞乱了，再颠倒过来就要有一个批判的过程，这是给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实际上这句话很早就知道了，毛主席早就讲过，但是在这时候提出来有它特殊的意义。”
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胡福明说：“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宣传唯物主义，就是宣传实践第一，就是宣传实事求是。它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对待文化大革命，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所以这就为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武器。” 　　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自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后来，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做了这样的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978年9月中旬，正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友好访问。在回国途中，他认真阅看了来自国内的简报，始终关心着真理标准讨论的进展情况，并下定决心，去一趟东北三省。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的彭冲说：“小平同志在东北三省沿途谈的最多的事情是思想路线问题。小平同志讲嘛，毛主席思想最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思想要发展，不发展就思想僵化，现在连理论要通过实践证明是真理，连这点都有争论，说明了思想僵化。”
在东北，邓小平去了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去了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去了辽宁的鞍山钢铁厂。沿途考察，他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现实，聚焦在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上面。
时任鞍钢炼铁厂厂长的夏云志说：“1978年9月18号，邓小平同志到我们厂来视察。小平同志再三讲，怎么样把生产搞上去，我们生产搞不好，对不起我们工人嘛，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了，不要一天斗来斗去，斗来斗去，我们太落后了，我们太穷了嘛！搞社会主义就是搞生产，生产上去了这才能体现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那时候，我们心里还真没有数，究竟将来怎么办？通过小平这一说，我们心里就亮堂了。”
在东北，邓小平要求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已经进行了两年的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实行战略转移。他说，运动搞得过久，人们就厌倦了，正确的政治领导，归根到底，应该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面，表现在人民生活的改善上面。 　　继思想路线开始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开始酝酿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由此拉开了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序幕。
10月11日，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第一次正式地对揭批“四人帮”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及时地宣告了转向经济建设新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还明确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为此，他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要虚心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加快我们自己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改革和开放，从它们提出之日起，就这样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78年，是拨乱反正关键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开始起步的一年。
这一年的春天，新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到西方考察的政府代表团，担任团长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这次出访，他们先后去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最后又专程来到当时的联邦德国，参观了马克思的故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当年在他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建立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百三十年过去了，流逝的岁月把这个真理淘洗得愈加耀眼夺目。当这些来自东方的中国共产党人走进这条真理之路的源头，怎能不感慨万千？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些管经济工作的，看看国际的形势，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觉得我们，我们不发展得快一点不行。几个老帅都表态了，不要再犹豫了嘛，我们应当下决心干了。我单独地给小平同志去汇报，小平同志说，他们几个老帅讲得很好啊，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要抓紧，行动起来。”
1978年，注定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繁忙之年。这一年，李先念访问了孟加拉国，王震访问了英国，邓小平去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考察。他们的频频出访，不仅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而且也看到了当时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考。这年夏天，国务院召开理论务虚会，作出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决定，酝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 　　随着对国内国外经济建设的调查和研究，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11月10日，二百多位高级干部汇聚北京的京西宾馆，举行了一个工作会议。
从开幕式的画面上我们没有发现邓小平。此时，他正在东南亚访问的途中。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宣布了有关经济问题的三项议程。由于在这之前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又提出，在讨论三项经济议程之前，先讨论一下转移的问题。然而，会议刚开始不久，就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的彭冲说：“当时报告是农业学大寨，农业的问题，第二天就没人听了，给他们这几个老人都批掉了。报告没讲完，就让陈云同志给轰下台了。”
11月12日，陈云参加了东北组的讨论。他说他完全同意中央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意见，接着，话锋一转，提出了会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大事。他说，安定团结也是人民关心的事情，现在还有所顾虑，为此，应该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人平反，中央应该肯定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天安门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发言立刻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的陈慕华说：“你不平反这些冤假错案，不把它纠正过来，人心不顺，你就达不到安定团结的目的，因此你就没有办法来搞经济建设。”
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此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说：“决定呢是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的，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这个尺子来检验过去，用历史做结论嘛，历史证明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的，用实践检验是不是真理。既然不对嘛，毛主席自己要改，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应该改，我们不能错下去。”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给了人们一个盼望已久的惊喜。同一天，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于无声处》编剧宗福先说：“当时说演四场，卖票，第二天的上午十点卖票的，头天下午三点开始排队。十一月的十几号，北京多冷啊，那天已经很冷了，就那么人山人海挤在那里买票。” 　　在1978年的11月14日这天，连续出国访问的邓小平，带着他在国外的新鲜感受，带着他一路上对中国未来的深邃思考，回到了北京。此后，他没有过多的在公众场合露面，但始终关注着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他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领导一起，多次听取汇报，并阅看大量的会议简报。
这时候，与会者的发言已经越来越深入，越具体了。
关于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一些同志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说仍然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一起抓；有人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矛盾；有人说，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人说，工作重点的转移，只是从揭批四人帮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不觉得是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上来转移。针对这些认识，邓小平决定在闭幕式上做一个发言。 　　20年后被人们偶然发现的讲话提纲，16开白纸，三页，400字左右，是邓小平亲笔写下的。按邓小平的工作习惯，他一向很少动笔写提纲，写这样长的提纲更为少见。他的许多观点都是在深思熟虑后非常朴实地给人们讲出来。看来，这一次讲话在他的心目中有着非同寻常的份量。
邓小平：“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这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题目叫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全文约一万字，这篇讲话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既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如今人们称它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其中有许多话，在当时让人振聋发聩，到今天仍然是记忆犹新。
邓小平：“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2月15日，长达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落下了帷幕。在这里，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出奇的平静，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整个中国也房屋在等待着什么。
公元1978年12月18日那天，北京的市民等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人们虽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一天联系起来，但置身于银装素裹的世界，却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乐观。
那天，一位技术员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上午，检查团没有来，大家围着炉子聊了一会儿天，因为安排政治学习……妈妈托二叔来信，说弟弟二林有人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家想要一块手表，二林今年不安分，老想干别的，工分不高，其实就是想让我出点钱垫上。90块钱，西安产的延安牌。……下午发煤火费两元五角钱。”
人们在期待着历史的飞跃，也在期待着生活的变化。
1978年12月18日，在老百姓的记忆中，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在历史的记忆中，却是一个瓜熟蒂落的日子。
这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了。
由于有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这次会议只开了五天。从不多的会议影视资料中，我们发现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会场，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花絮，也没有更多的细节。举手是每一次会议都必不可少的程序，然而这一次的举手却非同寻常，他们举起来的，是一个即将腾飞的中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闭幕式的主席台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他们的脸上，表情是严肃认真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转折以后的历史，任重而道远。
正是这次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最终确立了三个转变，这就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从墨守陈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讲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