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软卧可以去商务候车室:“臣民”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9:49:37
近来常听人说，要做公民，不要做臣民，知道这是宣扬公民意识的中心一环。不过我一直还没想透：今天没有所谓天子、皇帝、国君了，还有臣民吗？人说有臣民意识的大有人在，这样的人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可是现行的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岁就是合格的公民了，即使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从法理上说也并不意味着公民权全部丧失……那么，如果你指任何一位成年人，说他还是“臣民”不是公民，只是因为他还被“臣民意识”支配，不能像一个公民那样思想和行动，那岂不是超越了宪法和法律来厘定是否公民，而是以思想来定人的法律身份——就像当年不是以经济收入而是以世界观来划定阶级成分和政治身份，比方受过所谓资产阶级教育的就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例么？
或说这只是在批判臣民意识时的一种比喻性说法，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因为我想，我辈凡庸，做不了志士仁人，但做一个公民总是生而为人的本分吧？反躬自问，十几亿的公民，自然不会一个面目，公民与公民的成色，容有不同，这也许就是所谓合格不合格之别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我都履行了，与义务相对的公民权利，在我或我视听所及，数一数倒是没有完全落实，落得个有公民之名，无公民权利之实。因此就说我有臣民意识，甚至就还属于臣民之列，差不多等同于历史上“欲做奴隶而不得”或只是“暂时做稳了”的奴隶么？说真像，似乎不太像；说不像么，又有点像。怎么办？还是得想明白了才行。
像这样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很是费劲。正好卢沟桥边宛平城里的“胡同张”泥塑形象帮了我的忙。这是位民间艺术家办的民俗博物馆，里面看家展品（夸张地说就是“镇馆之宝”）是长长的一列泥塑的“北京胡同”风光，几百个大不过拇指的五行八作人物，在长达一百米鳞次栉比的商家店铺工匠作坊酒楼乐户门前或行，或立，或摆摊叫卖，或相与交谈，俨然又一幅《清明上河图》。仔细看去，虽略有变形，但手势、眼神，活灵活现。赋予这些泥人以生命的正是“胡同张”，他说他塑的都是八十年前在他家住的城南随地可见的风物和人。那该是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吧。
我小时候虽不住在南城，却也见过这一切。我想，就是上溯几百年的元大都，应该是景物依稀似旧时。
依托这个立体的长卷，遥想当时京城闹市的下层百姓，在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日常生活大概跟这里的泥塑没什么两样，总之在“过日子”。当然，元代时没有这件泥塑中的落魄旗人。胡同里都是蒙古皇朝统治下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属。其中某个摊点，或许卖炒栗子的正是来自东京汴梁的李和，他跟什么人交头接耳，说着他被掳到燕山侥幸不死，一起倾诉着故国之思。这就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些平头百姓，说是前朝的遗民，已成了新朝的“顺民”，但仍眼睁睁盼望着汉家旌旗。不知道到元朝末叶，北京胡同里的臣民们是不是参与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自发暴动，如果参加了面对统治者的暴动，还算不算臣民呢？我担心他们心里想的，是不是——与其做异族统治者的“臣民”，不如做本民族统治者的“臣民”啊？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可能超越皇权专制的制度框架，产生做民主法治社会公民的先进思想。
经过八十多年的异族统治，到朱元璋成了明太祖时，这条胡同里的大宋遗民多半已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接着做本族统治者大明朝廷的臣民了。燕王朱棣成了明成祖，迁都北京，这条胡同里的臣民，又生活在“天子脚下”，成为皇族、太监、官僚以至东厂锦衣卫特务的“人下人”，但他们必定是恪守着另一些读过书的“人下人”的教诲，老老实实做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臣，也就是跟历朝历代没两样的臣民。这些市井中的小民，跟乡村的草民一样，安分守法，该纳粮时纳粮，该上税时上税。直到崛起于东北的另一个异族，又在敲山海关的大门，而陕北流民以李自成为首逼近京畿，他们散布的口号，最响亮的是“迎闯王，不纳粮”，却不知他建立的大顺朝若是真的坐稳天下，是不是要把口号改成“喜缴爱国粮”？但当时跟着他一路风风火火的万千饥民，确是被饥饿驱使。盼望改天换日，但即使如其所愿，也还是从大明的臣民变成大顺皇帝的臣民罢了。在李自成队伍胜利进京又失败出京的短暂日子里，北京胡同里的这些平民，不知道是不是也经过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来自穷乡僻壤的流民们，进得城来，未必会对城里人讲究区别对待，而从奴隶一朝变身主子或奴隶总管的胜利者，有时会比原来的主子更加凶狠的。
北京胡同里的小民们，经过甲申之变，又像元代时一样，沦为入主中原的满清皇朝的臣民，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其间，凡是统治者遭受到的内忧外患，都首先转嫁到四万万蚁民身上，包括北京胡同里这些人。他们的臣民身份，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总该有所改变了吧？
在角逐政权者这一边，有“辫帅”张勋拥小皇帝溥仪闹复辟的风波，有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南柯梦，透露了相同的历史信息：拦在由皇权向民权转型的路口，不知有多少人想劫持百姓，乘机一过皇帝瘾。
这时这个北京胡同的动向，可以从老舍《茶馆》里看个大概。那时候有了国会，也有了国会里的高谈阔论，以至“飞墨盒”大打出手，但其影响远远到不了“东四，西单，鼓楼前”，更到不了几千条大小胡同。在这些胡同里，前清的巡警成了民国的巡警，由他们指挥着夜里打更，白天挂旗，从挂五色旗到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老百姓还是听“喝儿”的。那时候不同的，是有了学校、报纸，胡同里有了上学的，学校里自然有教书的，胡同里有了卖报的，报馆里有主笔和访员，于是社会上有了除官府和警察的声音以外的声音，有时也传至胡同里，但同时传到胡同里的，是教师学生编辑记者被捕、被通缉、被关、被处决的消息。世世代代相信“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升斗小民，除了贫穷匮乏之忧以外，跟过去帝制时代一样，生活在恐惧的笼罩之下。政治舞台上的军阀、官僚，依然是当年的文武百官，或者加上少数官费留洋回来的假洋鬼子，那么胡同里不知今日何日的昔之臣民，还不是一仍其旧，不过有皇帝时把吃太平饭的希望寄托在皇家，如今城头的旗帜变幻不定，倒教下民不知道该把希望寄托在哪里。
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他深知人人都想当皇帝的“国情”，也了解在少数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以外，多数人“不知不觉”的“民情”，于是提出经过“军政”和“训政”两个阶段最终达到“宪政”的政治转型目标，这个目标实现之日，臣民就脱颖成为公民了。孙中山后执政的国民党并且在小学里开了“公民”课，讲孙中山“三民主义”，而以他践行民权主义的《民权初步》开蒙，至于国民党把“公民”课变成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党义”课，那是后来的事了。
姑且相信“训政”之说，相信最后会由一党专政者“还政于民”，但这个过程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断了。
还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有意促成中国国共两党联合执政，以为这样有利于对日作战，有利于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蒋介石国民党迟迟不肯表态，中共却得此先机，向国民政府呼吁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呼吁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呼吁召开国民大会，建立联合政府。这个时期，已经在泥塑反映的时代之后了。
“胡同张”的作品，反映的是八十年前的北京市井，远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我们从而看到的，确实跟前清没什么两样，段祺瑞杀和平请愿的爱国学生47人，张作霖杀正直的报人邵飘萍（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林白水，前者发生在东北城的铁狮子胡同，而后者二位先烈就是住在宣南的老街坊，而如塑像中的北京（或北平）的市民顶多对这些死难者怀抱同情，却是爱莫能助，你能责之以缺乏公民意识，仍只是千百年来的臣民么？
回过头接上前边的话茬儿。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北京的普通市民，除了曾经下水的汉奸以外，全都从心眼里高兴，以为可以过太平日子了。绝大多数人有“正统思想”，“南望王师”，等待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回来“收抬旧山河”，因为当时共产党八路军虽有部队驻在“平西”，也有“地（下）工（作者）”在市区活动，毕竟影响的覆盖面还比较小。只是在大后方来的接收人员暴露了贪占腐败的面目后，民间痛呼“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后来随着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的召开，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会以及各自报刊的宣传，使这座古城里的普通市民也在对蒋介石国民党逐渐失望的同时，感到或有出现另外一种政治局面的可能。其中，特别是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群体，如学校教师和青年学生中间的许多人，有感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废除一党专政，经由联合政府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和许诺，起来呼应拥护，并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应该说，参与其中的知识界及各界市民，是基于要做国家主人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公民自觉。但似乎也不宜把没有直接投入斗争的人们一概指为甘为臣民的吧？
1949年是一个重大的分界线。从那时起，北京街道的面貌，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观。主流意识形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唯一的合法思想。在极端主义占统治地位时，中央党报的社论竟能以大字标题宣告“民主、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为实现“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竟不惜假手于年幼无知但知盲从的红卫兵到处发布“格杀勿论”的“勒令”。当其时也，既没有外国军队入侵，也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在大街小巷里，不再能见到如同“胡同张”泥塑的那些在和平气氛中过着正常生活的人们——公民也罢，臣民也罢，人人自危，全都惶惶不可终日矣。人们常常举例说，曾经身为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是参与1954年制订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人，却也在某一天、某一场合，举着宪法的一纸空文，呼吁他应有的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按照几千年来的说法，刘少奇也算得是所谓“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角色了，他的“公民”境遇如此，全国人民又何以堪？识字的，不识字的，实际上一例都在念“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经，都要向“圣像”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以至早晚两次的“请罪”，那么普天之下，可还有谁是——中国公民？
后来，又后来，经过“拨乱反正”，经过“改革开放”，以及其中一个又一个施政新阶段，到了今天，恕不一一细数。但至今还要提出“臣民意识”的问题，应该说，这些不计其数的老百姓虽然被指仍有“臣民意识”，但他们的身份其实早就是共和国的公民了。那么，是他们甘愿把政府当做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来供奉吗？是他们甘愿放弃公民应有的各项权利，来保持头上的臣民光环吗？指他们具有臣民意识而仿佛不配为现代公民的朋友们，是否已经是百分之百不掺假的公民了呢？
什么是公民，什么是臣民？怎样才能不做旧时代那样的臣民，不做身为公民却还抱着臣民意识不放的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怎样做一个道道地地的公民，响当当的公民？——这还是个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什么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谁先谁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具有百分之百公民意识的先知先觉者，怎样带领今天的“臣民”们突破“臣民意识”前进？——这也还是个问题。（原载《随笔》2010年第6期）
或说这只是在批判臣民意识时的一种比喻性说法，不过我还是想不明白，因为我想，我辈凡庸，做不了志士仁人，但做一个公民总是生而为人的本分吧？反躬自问，十几亿的公民，自然不会一个面目，公民与公民的成色，容有不同，这也许就是所谓合格不合格之别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我都履行了，与义务相对的公民权利，在我或我视听所及，数一数倒是没有完全落实，落得个有公民之名，无公民权利之实。因此就说我有臣民意识，甚至就还属于臣民之列，差不多等同于历史上“欲做奴隶而不得”或只是“暂时做稳了”的奴隶么？说真像，似乎不太像；说不像么，又有点像。怎么办？还是得想明白了才行。
像这样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很是费劲。正好卢沟桥边宛平城里的“胡同张”泥塑形象帮了我的忙。这是位民间艺术家办的民俗博物馆，里面看家展品（夸张地说就是“镇馆之宝”）是长长的一列泥塑的“北京胡同”风光，几百个大不过拇指的五行八作人物，在长达一百米鳞次栉比的商家店铺工匠作坊酒楼乐户门前或行，或立，或摆摊叫卖，或相与交谈，俨然又一幅《清明上河图》。仔细看去，虽略有变形，但手势、眼神，活灵活现。赋予这些泥人以生命的正是“胡同张”，他说他塑的都是八十年前在他家住的城南随地可见的风物和人。那该是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吧。
我小时候虽不住在南城，却也见过这一切。我想，就是上溯几百年的元大都，应该是景物依稀似旧时。
依托这个立体的长卷，遥想当时京城闹市的下层百姓，在战争的硝烟散去之后，日常生活大概跟这里的泥塑没什么两样，总之在“过日子”。当然，元代时没有这件泥塑中的落魄旗人。胡同里都是蒙古皇朝统治下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属。其中某个摊点，或许卖炒栗子的正是来自东京汴梁的李和，他跟什么人交头接耳，说着他被掳到燕山侥幸不死，一起倾诉着故国之思。这就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些平头百姓，说是前朝的遗民，已成了新朝的“顺民”，但仍眼睁睁盼望着汉家旌旗。不知道到元朝末叶，北京胡同里的臣民们是不是参与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自发暴动，如果参加了面对统治者的暴动，还算不算臣民呢？我担心他们心里想的，是不是——与其做异族统治者的“臣民”，不如做本民族统治者的“臣民”啊？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可能超越皇权专制的制度框架，产生做民主法治社会公民的先进思想。
经过八十多年的异族统治，到朱元璋成了明太祖时，这条胡同里的大宋遗民多半已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接着做本族统治者大明朝廷的臣民了。燕王朱棣成了明成祖，迁都北京，这条胡同里的臣民，又生活在“天子脚下”，成为皇族、太监、官僚以至东厂锦衣卫特务的“人下人”，但他们必定是恪守着另一些读过书的“人下人”的教诲，老老实实做着“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臣，也就是跟历朝历代没两样的臣民。这些市井中的小民，跟乡村的草民一样，安分守法，该纳粮时纳粮，该上税时上税。直到崛起于东北的另一个异族，又在敲山海关的大门，而陕北流民以李自成为首逼近京畿，他们散布的口号，最响亮的是“迎闯王，不纳粮”，却不知他建立的大顺朝若是真的坐稳天下，是不是要把口号改成“喜缴爱国粮”？但当时跟着他一路风风火火的万千饥民，确是被饥饿驱使。盼望改天换日，但即使如其所愿，也还是从大明的臣民变成大顺皇帝的臣民罢了。在李自成队伍胜利进京又失败出京的短暂日子里，北京胡同里的这些平民，不知道是不是也经过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来自穷乡僻壤的流民们，进得城来，未必会对城里人讲究区别对待，而从奴隶一朝变身主子或奴隶总管的胜利者，有时会比原来的主子更加凶狠的。
北京胡同里的小民们，经过甲申之变，又像元代时一样，沦为入主中原的满清皇朝的臣民，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其间，凡是统治者遭受到的内忧外患，都首先转嫁到四万万蚁民身上，包括北京胡同里这些人。他们的臣民身份，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总该有所改变了吧？
在角逐政权者这一边，有“辫帅”张勋拥小皇帝溥仪闹复辟的风波，有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南柯梦，透露了相同的历史信息：拦在由皇权向民权转型的路口，不知有多少人想劫持百姓，乘机一过皇帝瘾。
这时这个北京胡同的动向，可以从老舍《茶馆》里看个大概。那时候有了国会，也有了国会里的高谈阔论，以至“飞墨盒”大打出手，但其影响远远到不了“东四，西单，鼓楼前”，更到不了几千条大小胡同。在这些胡同里，前清的巡警成了民国的巡警，由他们指挥着夜里打更，白天挂旗，从挂五色旗到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老百姓还是听“喝儿”的。那时候不同的，是有了学校、报纸，胡同里有了上学的，学校里自然有教书的，胡同里有了卖报的，报馆里有主笔和访员，于是社会上有了除官府和警察的声音以外的声音，有时也传至胡同里，但同时传到胡同里的，是教师学生编辑记者被捕、被通缉、被关、被处决的消息。世世代代相信“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升斗小民，除了贫穷匮乏之忧以外，跟过去帝制时代一样，生活在恐惧的笼罩之下。政治舞台上的军阀、官僚，依然是当年的文武百官，或者加上少数官费留洋回来的假洋鬼子，那么胡同里不知今日何日的昔之臣民，还不是一仍其旧，不过有皇帝时把吃太平饭的希望寄托在皇家，如今城头的旗帜变幻不定，倒教下民不知道该把希望寄托在哪里。
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他深知人人都想当皇帝的“国情”，也了解在少数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以外，多数人“不知不觉”的“民情”，于是提出经过“军政”和“训政”两个阶段最终达到“宪政”的政治转型目标，这个目标实现之日，臣民就脱颖成为公民了。孙中山后执政的国民党并且在小学里开了“公民”课，讲孙中山“三民主义”，而以他践行民权主义的《民权初步》开蒙，至于国民党把“公民”课变成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党义”课，那是后来的事了。
姑且相信“训政”之说，相信最后会由一党专政者“还政于民”，但这个过程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断了。
还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有意促成中国国共两党联合执政，以为这样有利于对日作战，有利于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蒋介石国民党迟迟不肯表态，中共却得此先机，向国民政府呼吁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呼吁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呼吁召开国民大会，建立联合政府。这个时期，已经在泥塑反映的时代之后了。
“胡同张”的作品，反映的是八十年前的北京市井，远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我们从而看到的，确实跟前清没什么两样，段祺瑞杀和平请愿的爱国学生47人，张作霖杀正直的报人邵飘萍（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林白水，前者发生在东北城的铁狮子胡同，而后者二位先烈就是住在宣南的老街坊，而如塑像中的北京（或北平）的市民顶多对这些死难者怀抱同情，却是爱莫能助，你能责之以缺乏公民意识，仍只是千百年来的臣民么？
回过头接上前边的话茬儿。日本投降，抗战结束。北京的普通市民，除了曾经下水的汉奸以外，全都从心眼里高兴，以为可以过太平日子了。绝大多数人有“正统思想”，“南望王师”，等待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回来“收抬旧山河”，因为当时共产党八路军虽有部队驻在“平西”，也有“地（下）工（作者）”在市区活动，毕竟影响的覆盖面还比较小。只是在大后方来的接收人员暴露了贪占腐败的面目后，民间痛呼“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后来随着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的召开，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会以及各自报刊的宣传，使这座古城里的普通市民也在对蒋介石国民党逐渐失望的同时，感到或有出现另外一种政治局面的可能。其中，特别是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群体，如学校教师和青年学生中间的许多人，有感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废除一党专政，经由联合政府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和许诺，起来呼应拥护，并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应该说，参与其中的知识界及各界市民，是基于要做国家主人和自己命运的主人的公民自觉。但似乎也不宜把没有直接投入斗争的人们一概指为甘为臣民的吧？
1949年是一个重大的分界线。从那时起，北京街道的面貌，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观。主流意识形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唯一的合法思想。在极端主义占统治地位时，中央党报的社论竟能以大字标题宣告“民主、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为实现“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竟不惜假手于年幼无知但知盲从的红卫兵到处发布“格杀勿论”的“勒令”。当其时也，既没有外国军队入侵，也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在大街小巷里，不再能见到如同“胡同张”泥塑的那些在和平气氛中过着正常生活的人们——公民也罢，臣民也罢，人人自危，全都惶惶不可终日矣。人们常常举例说，曾经身为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是参与1954年制订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人，却也在某一天、某一场合，举着宪法的一纸空文，呼吁他应有的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按照几千年来的说法，刘少奇也算得是所谓“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角色了，他的“公民”境遇如此，全国人民又何以堪？识字的，不识字的，实际上一例都在念“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经，都要向“圣像”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以至早晚两次的“请罪”，那么普天之下，可还有谁是——中国公民？
后来，又后来，经过“拨乱反正”，经过“改革开放”，以及其中一个又一个施政新阶段，到了今天，恕不一一细数。但至今还要提出“臣民意识”的问题，应该说，这些不计其数的老百姓虽然被指仍有“臣民意识”，但他们的身份其实早就是共和国的公民了。那么，是他们甘愿把政府当做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来供奉吗？是他们甘愿放弃公民应有的各项权利，来保持头上的臣民光环吗？指他们具有臣民意识而仿佛不配为现代公民的朋友们，是否已经是百分之百不掺假的公民了呢？
什么是公民，什么是臣民？怎样才能不做旧时代那样的臣民，不做身为公民却还抱着臣民意识不放的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怎样做一个道道地地的公民，响当当的公民？——这还是个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什么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谁先谁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具有百分之百公民意识的先知先觉者，怎样带领今天的“臣民”们突破“臣民意识”前进？——这也还是个问题。（原载《随笔》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