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轩辕剑苗刀之祖:吴歌的源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3:13:33
作者：金煦
赞 吴地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吴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是伴随着当地初民的生产劳动，祭祀习俗，和生活娱乐活动而发生发展的。作为一种口头文学，在没有文字之前，很难寻觅它的遗迹。如今要想找到古代吴歌的真貌，寻找它的源头，已经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复杂的事。
在晋以前“吴歌”一词，未见诸文字。在汉魏歌谣中也没有吴歌之目。春秋战国时代，有“吴歈”“歈”又作“愉”，有人解释，俞，是独木舟，欠，是张口扬声，合起来即是船夫唱的歌。 之说，见屈原的《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汉代王逸注：“吴、蔡，国名也。歈，讴，皆歌也。大吕，六律名也。”左思《吴都赋》云：“荆艳、楚舞、吴愉、越吟，此皆南方之乐歌，为《诗三百篇》所未收者也。”那时把吴国人唱的歌曲统称为吴声歌曲。当时吴国的疆土领域常有变化。古吴国要从泰伯、仲雍建立句吴算起。因此有人说：“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似海源金匮。”（无锡旧名金匮，梅里有泰伯墓）此说法的根据是泰伯、仲雍从中原来到江南，把中原文化带到荆蛮地区，江南文化才得以开发，因此吴歌发源于此。这个说法值得推敲，从考古发现长江文化的历史，已推前到七千年到一万年，吴越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吴歌和稻作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最早的歌谣总是伴随着劳动产生和发展的，中原文化不可能代替当地的土著文化，反之，泰伯、仲雍到了江南，不入乡随俗，断发纹身，也是无法生存的。当然，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说某一首歌，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吴歌的源头根本不可能是外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吴歌来源于“越”，或者发于“南音”。这是因为有一篇《越人歌》，或《越人拥楫歌》，见西汉末年刘向著《说苑·善说篇》，记载着春秋时期楚康王公元前５５９－５４５ 之子皙泛舟于新波之中，刘向曾照越国的原音记录过一首百越歌，文字无法看懂，译成楚文，即：“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从内容来看，反映的是当时臣子取悦于王子的歌。这种上层社会吟唱的歌并不少见。吴吟的出典也是楚国使者陈轸，为讨好秦王而“为王吴吟”，他唱些什么内容没有流传。据《世说新语》记载，晋武帝曾问被掳的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你是否会唱？”孙皓即席应唱，歌词是：
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
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这显然是用民歌曲调填词的五言四句，接近民歌，但无吴语特色。
据有的专家学者引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吴愉、越吟，是夏、商、西周时期南方夷蛮音乐声歌‘南音’的继承和发展。”其主要根据是说虞夏时有南方涂山氏之女歌唱的“南音”，即古称的《侯人歌》。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列入最早的乐府歌曲，说：“涂山歌手《侯人》，始为南音。”此说来源于《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引述的关于大禹的传说记载。《侯人歌》的歌者涂山氏的故地尚不明，《野客丛书》说：“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又一说在九江，一说在绍兴，虽同属江南，但是否属吴愉、越吟之类尚存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中心是在建业（后称建邺、建康，即今南京），“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晋书·乐志》）这时所指的吴声歌曲，后来被人统称之为“吴歌”。可以说吴歌当时即是吴声歌曲的缩写。吴声歌曲初期的作者多属无名氏，说明是在民间流传中采录的。吴歌在此之前见诸文字的很少，文学家和史学家都从乐府中找到吴歌的端倪。特别是《诗经》上的十三国风，只辑录了北方的歌谣而没有吴歌的记录，吴声歌曲补上了这一空白，其价值很高。但对吴声歌曲也要作具体分析；南朝乐府初期采录了吴地歌谣，是徒歌，比较纯朴，在《子夜歌》等吴声歌曲中保留了这种素质，但当“徒歌“被以管弦，上了大雅之堂以后，许多文人纷纷仿作，成了上层社会的行乐之词，这种吴声歌曲和民歌（吴歌）已相距甚远，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统称为“吴歌”。
其实，历史上文人记载的资料，仅仅是吴歌的“流”，溯流寻源，研究吴歌的流变，这些资料当然非常珍贵，但是要找寻吴歌的真正源头，要靠扎实的田野作业，从劳动人民口口相传，世代相袭的口头文学中去寻觅，经过科学论证，才会有所发现。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文字记录，最早用吴语记录的山歌，是唐末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鏐唱的一首即兴的山歌。这首山歌原载于宋吴僧文莹《湘山野录》，五四以后研究吴歌的先辈容肇祖先生，曾于１９３６年北大《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千年前的一首吴音山歌》一文，介绍了这首最早的吴音山歌，容先生引证《学海类编》本的《湘山野录》，记下了这一条的全文，如下：
开平元年（公元９０７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鏐）为吴越王。时有讽钱拒其命者。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拜受之。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鏐下车亟拜。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矣。此媪酷留之，遂字焉。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鏐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人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亦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这段笔记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千多年前，吴越王钱鏐衣锦还乡到临安（今杭州）的情景，他仿照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高兴地唱起来，但乡亲们都听不懂，不能尽兴，于是他“高揭歌喉，唱山歌以见意”，山歌虽然只有三句歌词，但却是乡音土语，立即引起共鸣，“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从这三句歌词来看，确实是全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山歌，加上注释更加确切地反映出吴音的特点，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它比六朝吴声歌曲记录的吴歌，更加朴实、通俗，乡土气息特别浓厚。研究吴歌的学者们，把它作为用吴语演唱并完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第一首吴歌。在顾颉刚先生七十年前写的《吴歌小史》中，引用了它，关德栋先生在为冯梦龙的《山歌》作序时，也说它是“吴中山歌最初的记载”（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原记述者的最后一句话：“今山民尚有能歌者”，说明北宋时还有人能唱这首歌，关德栋先生进一步引证南宋人袁耿《枫窗小牍》也叙及此事，其后并说：‘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可见此歌流传久远。并进一步明确吴歌主要即是“山歌”，这就和冯梦龙时代收集的山歌，和现代流传于广大农村的山歌，一脉相承。
历史对民间文学是这样的不公平，生长在田野里的民歌，靠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经过文人笔录记载下来的民歌，又常常是被改造过了，其中不乏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但已非民间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
中国明代苏州出了一位大文学家，名叫冯梦龙。他一生著作甚丰，多属通俗文学作品。他所辑录的《挂枝儿》和《山歌》，是真正从下层文人和劳动者口中发掘得来的。山歌如实记录吴地方言，忠实于口头原作。他的成就给后代留下难得的口头文学遗产，也树立了如何对待民间文学的一个光辉的榜样。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冯梦龙留给后人的吴歌，多为情歌，有的被认为色情，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一再遭禁，甚至被人误解吴歌只有情歌，别无他物。到了清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吴歌常被作为淫词小调屡遭严禁，连冯梦龙的《山歌》也失传了３００多年。直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江苏籍的刘半农（刘复）、顾颉刚等有识之士，才真正把吴歌作为学问加以研究，并成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起点。北京大学当时出版的《歌谣》周刊，以及顾颉刚等人编纂的《吴歌甲集》、《吴歌小史》等，都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可惜到１９３７年前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难当头，进步知识分子都投入救亡运动，再也无暇顾及歌谣了。
赞 0
- 2009-5-12 16:22
- 回复
- 步步莲华
- 110位粉丝
2楼
在晋以前“吴歌”一词，未见诸文字。在汉魏歌谣中也没有吴歌之目。春秋战国时代，有“吴歈”“歈”又作“愉”，有人解释，俞，是独木舟，欠，是张口扬声，合起来即是船夫唱的歌。 之说，见屈原的《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汉代王逸注：“吴、蔡，国名也。歈，讴，皆歌也。大吕，六律名也。”左思《吴都赋》云：“荆艳、楚舞、吴愉、越吟，此皆南方之乐歌，为《诗三百篇》所未收者也。”那时把吴国人唱的歌曲统称为吴声歌曲。当时吴国的疆土领域常有变化。古吴国要从泰伯、仲雍建立句吴算起。因此有人说：“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似海源金匮。”（无锡旧名金匮，梅里有泰伯墓）此说法的根据是泰伯、仲雍从中原来到江南，把中原文化带到荆蛮地区，江南文化才得以开发，因此吴歌发源于此。这个说法值得推敲，从考古发现长江文化的历史，已推前到七千年到一万年，吴越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创造了稻作文化，吴歌和稻作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最早的歌谣总是伴随着劳动产生和发展的，中原文化不可能代替当地的土著文化，反之，泰伯、仲雍到了江南，不入乡随俗，断发纹身，也是无法生存的。当然，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说某一首歌，是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吴歌的源头根本不可能是外来的。
- 2009-5-12 16:23
- 回复
- 步步莲华
- 110位粉丝
3楼
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
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这显然是用民歌曲调填词的五言四句，接近民歌，但无吴语特色。
- 2009-5-12 16:23
- 回复
- 步步莲华
- 110位粉丝
4楼
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的中心是在建业（后称建邺、建康，即今南京），“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晋书·乐志》）这时所指的吴声歌曲，后来被人统称之为“吴歌”。可以说吴歌当时即是吴声歌曲的缩写。吴声歌曲初期的作者多属无名氏，说明是在民间流传中采录的。吴歌在此之前见诸文字的很少，文学家和史学家都从乐府中找到吴歌的端倪。特别是《诗经》上的十三国风，只辑录了北方的歌谣而没有吴歌的记录，吴声歌曲补上了这一空白，其价值很高。但对吴声歌曲也要作具体分析；南朝乐府初期采录了吴地歌谣，是徒歌，比较纯朴，在《子夜歌》等吴声歌曲中保留了这种素质，但当“徒歌“被以管弦，上了大雅之堂以后，许多文人纷纷仿作，成了上层社会的行乐之词，这种吴声歌曲和民歌（吴歌）已相距甚远，但在文学史上却一直统称为“吴歌”。
- 2009-5-12 16:23
- 回复
- 步步莲华
- 110位粉丝
5楼
其实，历史上文人记载的资料，仅仅是吴歌的“流”，溯流寻源，研究吴歌的流变，这些资料当然非常珍贵，但是要找寻吴歌的真正源头，要靠扎实的田野作业，从劳动人民口口相传，世代相袭的口头文学中去寻觅，经过科学论证，才会有所发现。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文字记录，最早用吴语记录的山歌，是唐末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鏐唱的一首即兴的山歌。这首山歌原载于宋吴僧文莹《湘山野录》，五四以后研究吴歌的先辈容肇祖先生，曾于１９３６年北大《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了《一千年前的一首吴音山歌》一文，介绍了这首最早的吴音山歌，容先生引证《学海类编》本的《湘山野录》，记下了这一条的全文，如下：
开平元年（公元９０７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鏐）为吴越王。时有讽钱拒其命者。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拜受之。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鏐下车亟拜。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矣。此媪酷留之，遂字焉。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鏐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人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亦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这段笔记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千多年前，吴越王钱鏐衣锦还乡到临安（今杭州）的情景，他仿照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高兴地唱起来，但乡亲们都听不懂，不能尽兴，于是他“高揭歌喉，唱山歌以见意”，山歌虽然只有三句歌词，但却是乡音土语，立即引起共鸣，“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从这三句歌词来看，确实是全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山歌，加上注释更加确切地反映出吴音的特点，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它比六朝吴声歌曲记录的吴歌，更加朴实、通俗，乡土气息特别浓厚。研究吴歌的学者们，把它作为用吴语演唱并完全用吴语记录下来的第一首吴歌。在顾颉刚先生七十年前写的《吴歌小史》中，引用了它，关德栋先生在为冯梦龙的《山歌》作序时，也说它是“吴中山歌最初的记载”（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原记述者的最后一句话：“今山民尚有能歌者”，说明北宋时还有人能唱这首歌，关德栋先生进一步引证南宋人袁耿《枫窗小牍》也叙及此事，其后并说：‘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可见此歌流传久远。并进一步明确吴歌主要即是“山歌”，这就和冯梦龙时代收集的山歌，和现代流传于广大农村的山歌，一脉相承。
历史对民间文学是这样的不公平，生长在田野里的民歌，靠口口相传，代代相袭，文字记载却寥寥无几。经过文人笔录记载下来的民歌，又常常是被改造过了，其中不乏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但已非民间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
中国明代苏州出了一位大文学家，名叫冯梦龙。他一生著作甚丰，多属通俗文学作品。他所辑录的《挂枝儿》和《山歌》，是真正从下层文人和劳动者口中发掘得来的。山歌如实记录吴地方言，忠实于口头原作。他的成就给后代留下难得的口头文学遗产，也树立了如何对待民间文学的一个光辉的榜样。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冯梦龙留给后人的吴歌，多为情歌，有的被认为色情，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一再遭禁，甚至被人误解吴歌只有情歌，别无他物。到了清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吴歌常被作为淫词小调屡遭严禁，连冯梦龙的《山歌》也失传了３００多年。直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江苏籍的刘半农（刘复）、顾颉刚等有识之士，才真正把吴歌作为学问加以研究，并成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起点。北京大学当时出版的《歌谣》周刊，以及顾颉刚等人编纂的《吴歌甲集》、《吴歌小史》等，都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可惜到１９３７年前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难当头，进步知识分子都投入救亡运动，再也无暇顾及歌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