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迷途完整版云盘:由“夏”字推论中国文化的诞生与源流

1、夏作为一个国家是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以及其存在地点和国家的形成时间，随着建国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夏代后期文化和城邦遗址，以及后来在郑州市的登封、新密所发现的夏代初期零星遗迹和遗址，再对照文献资料，应当说已不容置疑。但夏代文化尚有许多问题还未解决，由于年代久远，地下考掘实物太少，要肯定地回答一些问题是相当艰难的。比如文字，夏的文字至今还没有系统地发现，但已有了刻画符号甚至较为复杂的已经具有了字的意义的刻画符号则是可以肯定的。从口头、语言到象形类的符号，再从符号到文字，历史所经历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我们从安阳小屯的甲骨文所看到的成熟文字时候，其中所经历的演化岁月是很难以具体时间来推算的，所以，可以判断的是，图画与刻写的符号就十分可能是当时的主要交流形式，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夏部族姒姓，以“女”为偏旁，反映出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女姓在经济当中的地位，如传说中的鲧，他不仅是一个治水失败了的英雄，还是筑城的发明人，他的名字用“鱼”作偏旁，它的意象表征着当时社会对生殖的崇拜，这就是实事上的母系社会的重要标志。还有西安半坡出土的绘有口含双鱼人面纹陶器，以及绘有鱼、蛙等的陶器图纹，这些绝大部分都是远古人类追寻生殖崇拜的孑遗。“禹”字有专家分析认为是象形字，是一条大虫或者就是蛇的意思，这和后世中国人崇奉龙的观念有同等意义，明白无误地传递了父权的崇拜和对男根的崇拜。说这些，意在表明中国的文字初始衍于图画，衍于对自身的观察。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也是一个考察古代文化的路径，更是我们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所做分析时不可或缺的逻辑思考。

2、人类开口说话的起点是在何时，本世纪初英国牛津大学遗传学专家安东尼·玛纳克教授发布的研究成果表明：老鼠和所有灵长类动物身上，都有一种让语言表达“行不通”的属于5%最稳定遗传物质的FOAP2基因，在生物进化史上，在人类、黑猩猩和老鼠分道扬镳的十三亿年当中，FOAP2蛋白质只改变了一个氨基酸。而在人类和其它灵长类动物“人猿相揖别”的400万年到600万年之间，两个语言基因中的氨基酸在人类身上完成了突变，并最终成为遗传性基因，科学家们计算的结果是，这个关键基因的突变发生在距今大概12-20万年之间（《光明日报》2003、2、14）。保守一点的估计，人类从鲁迅先生所说的“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到相对完整地表达一种意思，当不会晚于旧时器时代中期，也就是距今大约10万年左右的时间。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从喊出一种有音节的声音和成为语言直到人类文字的出现，发明和使用，事实上是在十万年的最后一个一万年里才发生的事情。如果最后一个一万年用十个月来表述的话，那么3月产生了埃及的书写文字；4月苏美尔发明了象形文字；5月产生了中国的表意文字和希腊的线形文字；而腓尼基人的字母书写体则出现在7月。最后的一个月也就是十月由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人类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岁月才演变到今天这样的一个面貌。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文字的使用长期以来都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利，他们享有特权，受到崇敬，正如同我们今天说到某某人有教养或者有文化时，那一定是受过教育的，能读能写的可敬人士，这种对书写的崇拜不仅在全世界口传或者书写的历史里都可以找到足够多的证明，同时在今天依然是不通过有效的学习是掌握不了书写方法的。我曾经仔细研究过《山海经》，虽然它很可能是汉代以后的文人所伪作，但它一定是一种人类的“口头遗产”。夏之际大禹的治水，和西方的“大洪水”没有关系，从史迹看，豫西和晋中南更多的年代是干旱，夏商周三代更多的是祈求下雨；但的确有那么一个阶段在中原地区经年累月地下起了大雨，河水溢满，到处是水，形成了很长时间的水涝灾害，这对于生活在临水的坡地或者高地和山洞里的先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到了生存的问题，所以才有了治水问题的发生。而这一时期，禹所经历的区域也主要是豫西和晋中南一带，而且可能更多的是在豫西，《山海经》所观察到的与所描述的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越是经历过的越可能写得真实和仔细，这从中山经中可以看出；而越是远的地方越有可能出于道听途说，古代人是靠脚来丈量土地的，他们的观察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禹划定了九州，并由此而铸了九个大鼎，并把观察到的印迹铸在了每一个鼎上，形成了山海图，人们口耳相传，后来鼎不见了，但口头传统却还在，文字开始使用或者经由知识人对口传遗产的整理加工后，这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

3、夏是一个农业大族。夏时的农业已经相当地发达了，从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实物看，农业已是当时社会的重要经济支柱。比如二里头出土的青铜一类酒器，证明粮食已经出现剩余，而汉武氏祠画像石中的大禹像，手执耒耜，表明的是农业耕种正广泛使用着工具。夏的活动地域应当是在黄河的中下游，黄河流域是辽阔的以种粟米为主的旱地农业经济区，其中心地区就是现在的郑州偏西，早在8000年前就出现了老官台文化和磁山文化，大约持续1000年左右，融合而成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分布极广，但以河南龙山文化为特征，则突出显现了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与持久力。我们以洛阳的四条水系为例，可以借此考察古代人类在原始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够满足耕植与渔猎的需要。流经洛阳而从巩义入黄河的洛水，其“洛”字为山口出水之意，古代洛河是从豫陕大山中涌泄而出的一条大河，河面十分宽阔，两岸缓平，为冲积性平原，不仅适宜渔猎，而且由于土地肥沃，放养和种植业也已经成为条件优越的现实基础；伊水，“伊”以“人”字做偏旁，表意为人手执耜，干什么？耕植田地。伊河的水势相对要小一些，在巩义境内与洛河交汇，共同汇入黄河，应该说，伊洛河的两条水系岸边是主要的农田开发区。瀍、涧二字的本义是村舍、居所和集市。“瀍”是临水而居的房屋和集市，“涧”字的本义也有着这样的意思，中原地区许多地名常常会以在山或者水的朝向上来命名，但却可以从河洛地区的水名推导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出古代人类居住、耕种与交易这样一幅完整的风俗生活场景，这是一幅看来抽象但却非常形象的依据人类自身生活的体验和观察所描绘出的图画。

4、夏的农业发展，使它区别于其它农业部族。从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看，水渠和水井的分家，居舍有掘坑而为高台构筑等，表明先人征服自然过程中的成功尝试。马克思认为，劳动和使用工具，使人类开始自觉地区别于自然界。由此推论，夏代已经广泛地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以“夏”为名，首先因为它是民族、种族之名，然后才是国号。它是中原先民最早地迈进文明社会门坎后的一种自觉性意识，是对自我的一种欣赏与确认的状态。《尧典》云：“蛮夷猾夏。”说了四个部族或群落，这四个字都具有象形与表意的含义。比如“夷”，大人背弓，善射民族之谓。专说“夏”。许慎《说文》释夏，“夏，中国之人也，从文、从页，从臼、白两手文，两足也。古文夏。”段玉裁注：“中国之人谓，以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夏”字为什么说成了“中国之人谓”了呢？在古代氏族社会，要建立部落种族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与今天一样，经济上的稳定、富庶是决定性的。当时夏部族已经脱离了穴居或者构木为巢的低水平生活状态，而是有了稳定的农业收成和丰衣足食的生活。夏处中心腹地，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仅构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时通过劳动所创造的工具，获得的智慧都使它放大了对四周落后部族的优越感。夏就是这样来表述自己：把自己写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自绘其形，既有首，有目，有手，有足，写或画在自己的大旗上，以区别于异己。这种区别进一步扩大到自己同类的落伍者们，把他们一概地视之为犬（狄）、豸（貉）、虫（蛮）、羊（羌），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这就是差别，就是何以能够用黄河来表征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而不可能是其它。“中国之人谓”，是社会进一步发展后一种自我尊称和为别族所尊称之言，不仅因为文明与先进，而且还由于居中，四季分明，天时地利人和，是居中而国的民族，由此成为了天下的中心，这个“中国”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以夏民族所居之地的“中国”，也是后来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最早的发端之地的“中国”。

许慎是东汉人，他是我国最早的古文字学家，应该说，唯有他才可能最充分地占有古代遗留下来的完备资料，因此，他在《说文》中对“夏”字的解释是准确的。由于夏所具有的含义，使后人常自称夏或华夏子孙，而不称“殷”或“周”人，“殷”人亡国后，一部分遗民出于生计，做了他们祖先的买卖，四处奔波经营贸易活动，周人称他们为“商人”，便有了今天商的含义，这是后话。秦汉之后，中国封建大一统体制长期稳固，虽经历其后三次大的民族融合，但汉人、汉民族、汉文化业已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以华夏为根基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夏”有正大光明和美好之意，但这是后来的衍生义。中国的文字缘起于“画成其物、随体诘出”的象形，大抵是摹写被描述事物的整体形态为特征，代表了一种异与抽象字母的思维系统。所以我认为，夏首先是象形图画尔后表意为文字的，它是一个民族的自我称谓，是一个先进文化的体现与反映，这是在研究夏文化与史实时不能不留意的问题。大约在公元前2000至3000年之间，我国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区域曾经持续发生了一些诸如地震、严寒、水灾和旱灾等连续性的自然灾害，即如口传的历史，“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中原地区虽然蒙受到这些自然灾害的破坏，但由于农业的先进与早熟，周边的先民从四面八方向中心的黄土地汇聚，这就有了后来所描绘的战争，如蚩尤作乱，共工之争，杀九婴与凶水之上，禹征三苗等等。汇聚中原的人，当然要称自己为“夏”人或者“夏族”，并且因此传播，民族间的不断交融，终于扩大并认同了华夏民族这一个统一的称呼，表达出我们这个民族骄傲与自豪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