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字取名男孩:《穿青人问题研究》第四章穿青族群建构及发展趋向第三节相关民族、族群的参照与启示 - 贵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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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青人问题研究》第四章穿青族群建构及发展趋向第三节相关民族、族群的参照与启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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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穿青人族群的建构及发展趋向
第三节相关民族、族群的参照与启示
经过数十年的民族建构活动，当初申报为许多不同名称的族体除了少数被确定为单一民族而外，多数是渐次地认同归并到其它民族单位里面。在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现实政治格局条件下，穿青人也不得不考虑走上这一条道路，而这样做，同样有着相当的依
一、“里民”人
前述穿青来源于“里民子”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的“里民子”都成为了穿青人。在前述对穿青人来源成份分析时我们说过，过去一些彝族人加入了“里民子”一穿青人集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和归并活动中，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则返本归源认同为彝族。认同为彝族的，有分布在黔南、黔西等一些县的“里民”(7.7万人，1985年数字)。这些地方距彝族中心区较近，受彝族习俗影响较大，这部分人采取了和穿青人不一样的认同态度，归并到彝族之中。也可能他们本来就没有和穿青人认同的意识。刘锋先生则认为，成为里甲之民，向政府输捐纳粮。尽管他们被编入了民户，成了国家直接的统治对象，但他们与以后移入的汉人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一方面，由于他们曾长期与彝人相处，彝族文化对他们的生活己经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他们与其他汉人相比，表现出不少彝族的文化特点;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熟悉彝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在土地的占有上又比后来的汉族移民拥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也不愿与后来的汉移民相混同;而后来的汉移民也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此外，因为是前代的逃户，他们自己也不愿将这种不光彩的过去加以张扬，而更乐意强调自己是国家的正式居民，而不是“蛮夷”。（刘锋《百苗图疏证》P314-315，民族出版社2004年3月）但是仅从现有材料很难断定这部分人究竟是汉人彝化而成，还是彝族汉化而来。但目前的穿青人既不愿意认同汉族，却也不愿意认同彝族，因为他们认为彝族的教育文化远远落后于他们，而且彝族势力大，又近在咫尺，认同彝族对穿青人自身发展不利。可见穿青人并不是只要能被承认为少数民族就算是达到目的了，同是追求少数民族成份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利益考虑，也可见民族认同心理是绝不可一概而论的，非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
另有一部分“里民人”则坚持自己为“里民族”，这部分人主要在晴隆县，他们的家谱传说和头面人物知识份子也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古代的“楚人”，“楚人即土人”，因战争而迁徙至现在的居住地。这种意见和穿青人是一样的，却并未走上和彝族、汉族或者是穿青人认同的道路。
更多的“里民人”则认同为黎族，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识别史上的一个开创性的事例。黎族自古以来就生息在海南这个岛屿上，主要聚居在通什、保亭、乐东、东方、琼中、白沙、陵水、昌江、崖县等市县，岛外没有黎族的成片聚居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地处西南内地的贵州申报有“黎族”80252人，占全国黎族人口1110900的7.2%,且有成片的聚居区，这部分人居住在关岭、郎岱、晴隆、普安等县，分布于明朝时的屯军卫所分布沿线，而其中以关岭居多。石开忠先生认为贵州“黎族”是未识别民族“里民”人将“里”字谐音写作“黎”，去掉“民”字而错报为黎族的。（参阅石开忠《人口普查中民族成份错报原因及对策》，《人口研究》1995年第1期）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到贵州考察时就己经为“黎民子”拍过照片，记录在案。（见黄才贵编著《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P168,贵州民族出版村:2000年）这两者即使不是同一种人，至少也是关系极其密切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错报也竟然得到承认。贵州关岭县的罗世先，身份证的民族一项填写的是“黎族”，但是他去海南打工的时候，和海南的黎族却没有认同感，因为他不仅不会说黎话，而且因为各自地方的风俗也不同，黎族过“三月三”的时候他却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黎族节日里所应当表现出来的兴奋和喜庆。另据《厦门日报》曾报道一位深圳的曾女士，她的家乡在贵州关岭县，这里是“黎族”、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曾女士说，当地的“黎族”风俗与海南的黎族人有差别。对于她的家乡人民来说，春节也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在农村，是家家户户都要杀猪、酿米酒、做汤圆、打糍粑的。（《黎族:百家共宴远方客人》，《厦门晚报》 2003年2月3日）这其实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里(黎)民’，人达到了既不认同汉族，也不认同彝族的目标，“黎族”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单一民族”称呼；而对于当地管理者来说，只要是符合了不突破55个少数民族的界限的前提，就予以承认，也不管此“黎”是不是彼“黎”。此后谬误流传，渐离本真，不知将来的民族学家们会对“贵州黎族”作出何等样的研究和解释。
贵州“黎族”最多分布在关岭县，而最为集中的岗乌镇打谷村，几乎全是“黎族”。笔者在打谷村采访了村支部书记，“黎族”人彭金全。他坦率地说，虽然前几年关岭县的县长曾经到过海南，专门为考察海南黎族是否与贵州“黎族”有关系，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其中的原由，他们不想深究，只要不在他们身上改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名字，听上去象那么回事，写成什么样都是无所谓的。“黎族”人也认为自己与汉族不同，他们的理由比之穿青人就更少了，勉强举出的一条是当地“黎族”结婚仪式时鼓乐队使用的是琐呐锣鼓等民族乐器，显得有点土气；而汉族结婚用的是西洋管弦乐器，十分洋气。而琐呐正是汉族传统乐器，“黎族”人反而将其作为与汉族的重要差别标志，似乎也说明着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谁更具有西方化、国际化的气息，谁就更代表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谁就是其他民族、族群眼里的“汉族”。
二、屯堡人
在贵州有一种说法叫做“穿青大屯堡，屯堡小穿青”，说明这两者是十分接近和相似的。屯堡人的装束在很多当地人看来，就是穿青的服饰，他们之间的习俗也都十分相像。按很多研究者及屯堡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调北征南的明军后裔，而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在构建新的族群意识时的主观想象而已。
据统计，明清时期，由于土司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冲突而导致在贵州的大小战争，多达五十余次。尤其安邦彦之役，对黔中地区破坏极大，仅在贵阳城，原来四十万人口在解围之后仅剩二百余人(((明史.王三善传》)。周边的屯军堡子历来是彝族土司的眼中之钉，其破坏程度绝不可能小。战争频仍，加以屯军制度的衰败废弛，军人逃亡的日益增加，原来的屯军到底还能有多少，只怕也是十不存一、二了。所以现在的屯堡人自称为屯军后裔，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
根据日本学者爆田诚之的研究结果，屯堡人“加入”汉族其实是有一个从汉到苗，又由苗到汉的过程的。从汉到苗就是屯堡人被认为是从江淮等地迁移而来的屯军，在明代屯军制度衰败之后，融入当地少数民族当中，从而被清代后到此地的汉族视为苗蛮，加以“凤头鸡”的蔑称。我们认为，和穿青等人群的江淮移民传说一样，屯堡人“由汉入苗”多半也是出于虚构。道光《安平县志.风土志》记载:“屯堡，即明洪武时之屯军。妇女青衣红袖，戴假角以银或铜作细练系簪上，绕髻一周，名曰假角，一名凤头笄。女子未嫁者以红带绕头上，己嫁者改用白带。男子衣服与汉人同徐志稿。男子善贸易，女子不缠脚，一切耕耘多以妇女为之通志。家祀坛神。多力善战，间入行伍，衣冠与汉人无异。”清罗绕典所修《黔南职方纪略·安顺府》也说:“民之种类，于苗民之外，有屯田子、里民子，又有凤头鸡，凡此诸种，实皆汉民，然男子汉装，妇人服饰似苗非苗。询之土人云，洪武间自凤阳拨来安插之户，历年久远，户口日盈，与苗民彼此无猜。”当“凤头鸡”被视为少数民族的情况下，罗绕典觉得有疑问，才特地询问，作了记录。罗绕典认为“凤头鸡”是汉族，也当是受到他们当中“屯军后裔”的传说的影响而作的结论。直到民国《镇宁县志·民风志》也还是将屯堡人认为是非汉人:“屯堡人，一名凤头籍，多居州属之补纳、三九等枝地，相传明沐国公征南调凤阳屯军安置于此。其俗与汉民同，耕读为业，妇女不缠足，勤于农事，间有与汉民通婚者。”而到了民国时期，军人的地位提升，屯堡人便又获得了重新进入主流汉人社会的机会，便实现了从苗到汉的回归。其时屯军的后裔参与了当地方志的编篡，在方志中特别强调了“真正的屯堡人乃是当年屯军的后裔”。（参阅塚天诚之、黄才贵《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而此“真正”的标准却只能是现在居住在原来明屯军的“九屯十八堡”之中的人们。对此标准，当地人也确实比较清楚，缘田诚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安顺么铺的布依族人(自称“夷族”)，还有部分仡佬族人，其服饰打扮与屯堡人毫无二致。而且据么铺大寨村的支书布依族人陈仕其说，他们大寨陈家和天龙陈家是一家。当初大哥陈再兴迁到安顺么铺，二哥陈再典迁到平坝天龙，老三陈再旺迁到云南，而大寨陈家，就是么铺陈家之后。他们穿着的长衣大袖饰以腰带，脚着云钩反鼻花鞋，头梳“三把头”，包头巾或头帕，或许真是明初移民的传统装束，也可以推断此种穿着原先是在黔中及周边地区被广泛接受的。此穿着被作为汉化的象征性事象，如同“土人”、“里民”、“穿青”的名称一样，都是汉化人群的标志。但是他们都宣称只有“九屯十八堡”里面的人才是屯堡人。由于民国以来“屯军后裔”的鼓动和宣传屯堡人“加入”汉族，屯堡人的记忆中便失却了过去受汉人歧视的历史，包括在杨森统治时期被强迫改过头饰，从束发于额前的“椎髻”变成了束发于脑后的“耙耙髻”，而产生了一种他们从来都看不起周围少数民族的想象。从屯堡人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观念，即与中央政权的亲密程度是判断是否汉人的主要标志，种种文化事象，则随着政治认同态度的变化而被解释为汉人或是非汉人的特征。今天被称为“屯堡人”的人们把自己的祖宗直接地想象成明初屯军，而且六百年间一直未有变化，这样便省却了许多有关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聚散离合的公案的烦恼。虽则也有学者考证指出一部分屯堡人所居住的“屯”并不是当年的屯军堡子，而是躲避兵燹的准工事。（参阅范增如《安顺“云山屯”不是明代屯军堡子》，《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屯堡人的“凤阳祖籍”是从“凤头苗”讹为“凤头鸡”继而讹为“凤头算”一“凤阳头异”一“凤阳籍”等说法，（参阅陈训明《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但是现在普通的屯堡人并不知道这些，可能知道也不愿意承认这些。
贵州省政府和安顺市政府将屯堡文化作为旅游经济的一张牌打出，其并不需要屯堡人是少数民族，而是“古老汉人”，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这种特色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相等的吸引力。游客们并不需要对古代汉人的生活作太深入的了解，而只是为了看看 “古”汉人的“奇装异服”和他们居住的石板房，得到一种感官上的新体验。有许多去天龙屯堡观看的游客，根本没有兴趣看完一出地戏剧目，虽然那不过是不长的十来分钟，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演员们的唱词，也觉得激越的地戏“弋阳腔”啁哳刺耳，于是便以“感受到了便足够”来自我排解。对他们来说，“古老汉人”也是一种“少数民族”，对主流的汉族社会同样是新鲜的，新鲜的另一种表达，却是生疏。而作为生活在屯堡里的屯堡人，也乐意于向外来游客介绍自己“老汉人”的身份，并且宣称自己的祖先来自明代的南京。一位老太太甚至很睿智地半开玩笑地向笔者说，他们这些人就是让游客们“参观”，给游客们说些吉祥如意的好话，让游客高兴的。这帮老太太每天做她们的云钩反鼻花鞋，按用料和工时的区别，每双二十到五十元人民币不等，作为旅游纪念品向游客兜售，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笔者也曾问道一位妇女，当她们走出屯堡的时候，会不会被城里(比如安顺市或者平坝县)人另眼看待，她一口咬定自己作为“老汉人”，混迹于“正宗汉人”当中的时候并未受到任何歧视，甚至因为自己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而有一种骄傲的感觉。从此可看出屯堡人被视为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现在正被有意无意地遗忘，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结构性失忆”。对于当地人比较看重的汉人小脚和少数民族大脚的区别，天龙镇陈氏族长陈德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分别，他说汉族中经济水平低的家庭，也没有条件让给家中女性缠足，因为还得让她们干活。其中包含的意思是，屯堡人的妇女不缠小脚，并不妨碍他们作为汉族中的一分子的身份。
现在屯堡人对于汉族的心理认同趋势远强于穿青人，虽然天龙屯堡已繁衍近20代人，现有四姓族裔已达数万，可今天的屯堡人仍以南京为灵魂之根。2004年7月中旬，他们与南京电视台同做“同根情”活动。村中长者把代表着先人灵魂的墓土送去南京，并在南京植上了两地同根树。他们还在天龙镇里立起“叶茂思根碑”，碑上题对联“万派归宗源有本，一脉两地祖无分”，并用从南京取来的“故乡泥土”培于碑座。在天龙屯堡，人们内心里对于南京“故乡”还一直保存着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情结。而对于穿青人来说，他们当中同样也存在着“古老汉人”的传说和心态，发展他们的族群文化，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同样也可以如屯堡人一样走“古老汉人”的路子。这对穿青人是有现实利益的，对国家政府管理者来说，穿青人通过这种途径来认同汉族更应该他们所乐意看到的。
三、土家族
1、土家族识别与认同的启示。把湖南湘西地区的“土人”识别为土家族，这是潘光旦先生为之倾注了极大心血的一件事。这部分“土人”的主体据潘光旦先生认为是先秦巴人的后裔，因此被认为少数民族是有依据的，并发表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力作《湘西的“土家”和古代的巴人》，奠定了土家族的民族识别的基础。由于20世纪50年代“土家”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在湘西，所以从中央到地方主要集中对湘西的“土家”进行调查。虽然潘先生一行曾对川东南、鄂西南做过调查，但一是未能深入，二是未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报告。湖北省和恩施地区也对土家族做过调查，但调查的面没有湘西那么广，次数也少得多。至于黔东北方面，虽然潘先生多次提出应该调查，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而未能实现。所以，我们从上个世纪50年代田野调查的资料相对少见到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土家族的社会情况。这就为以后民族成分的恢复和对土家族的深入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土家族的人数增加是很快的，而且大部分都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家族苗族自治州，随后是相邻的四川东南地区和湖北西北地区、贵州东北地区都相继有大量的人口恢复了土家族的民族成份。1957年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2年，国家民委政字第240号文件印发了《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座谈会议纪要》。按此文件精神，1983年又成立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1983, 1984年成立了酉阳、秀山、石柱、黔江(2000年6月25日改为重庆市黔江区)、彭水五个自治县。比之潘先生的工作，这些识别行为的政治色彩和主观意愿更加浓厚，学者们对土家族的历史想象和重建倾向也更加明显。而且为了使土家族的民族认同扩大化，土家族族源多样化的说法便一步步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至于使人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在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只要是前身称为“土人”的人群集团，无论在事实上他们是否已经认同为土家族，但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都是可以被承认为土家族的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人口成为土家族，很多都是已识别为汉族的人口更改或恢复民族成份而来，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而这种看法更加印证了“土人”及土家族处于汉族与未开化族群的中间文化位置和心态。在各个不同学者对土家族的文本化的描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土家族的文化形象，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自称土家族的民族认同情感。潘光旦先生在搞识别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同是土家族的人群当中有着迎白虎和驱白虎的风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潘先生便“创造”出白虎分为坐堂和过堂两种，坐堂白虎受欢迎而过堂白虎受驱逐的说法来自圆其说。但有学者对潘提出的土家族源为巴人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且认为潘的考证在有些时候似乎过于繁琐和勉强了。（彭秀枢《土家族族源新议—兼评潘光旦教授的<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今天土家族广泛分布的地区旧属湖广，是中央王朝开发比较早的地区，所以，在宋代便己出现“土人”、“土家”的记载；而贵州在明代才出现“土人”的记载。在潘光旦先生识别土家族的时候，过于关注一个“民族”的“延续不断的历史”，而没有留心到族际认同融合分化的情况，这也是受当时学术界的指导思想所影响。而这种“延续不断的历史”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一种想象，或者是后来人对先前历史的构建，如果再以这种想象的东西去反证，当然离原本的真相就更远，更少说服力。
2、穿青自我认同为土家族的依据。关于土家族的来源，说法不一。一说来源于秦灭巴后，定居于湘鄂川黔边的巴人；二说根据湘西龙山、沪溪、大庸等县市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土家语地名，认为上家族主要来源于湘西土著，与进入的巴人、汉人融合而成；三说根据《复溪州铜柱记》有关记载和土家族与彝语相近以及土家与云南部分彝族风俗相同等现象，认为来源于唐中叶的乌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P431“土家族”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综观这些族源说法，其实我们能够发现，持不同说法的人是依据当前被识别为或者认同土家族的人群集团的居地、风俗、文化等去反推他们的历史、发源等等。这些人群过去也许根本就不是一种，当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来源了。居于湘西的，是巴人之后;居于川东、鄂西的，是土著;居于黔东的，当然是乌蛮之后了。
随着土家族认同的范围的不断扩大，有人主张将贵州的“土人”也作为土家族来研究。比如陈国生先生等认为:“土人主要起源于古代巴族，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后，定居于川鄂湘黔边的巴族人逐渐演变发展为土人。土人作为民族，其形成始于唐末五代，稳定于宋代，《宋史》中不泛有‘土兵’、‘土丁’、‘土人’、‘土民’的称呼，明时仍称‘土人’，又称‘土蛮’。”（陈国生、杨晓霞《明代贵州民族地域性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李汉林先生也是持这种观点，并据此讨论贵州境内的土家族的分布及消亡情况。他认为: “以往的研究者由于没有注意到‘土人’是土家族的自称意译，因而曲解了文献记载的本意，将这一条自行理解为早年定居贵州的汉移民，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条重要的土家族历史资料。”他得出结论说:“纵观当代土家族在贵州的分布，不难发现，清初以前的土家族分布区十分辽阔，几乎遍及贵州省一半以上的疆域，其分布范围几乎大过今天土家族分布区的三倍。” （李汉林《贵州土家族分布区域变迁考》，《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期）综观穿青人前身“土人”的分布与历史，它与土家族的性质十分接近，部分土家族和穿青人有相同的族源，都是思州、思南地区的“土人”;他们的历史境遇也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处于汉族与“生苗”的缓冲地带，时常被封建官府用于对付“生苗”，与“生苗”与汉族都有不相融洽的心理。文化也有相当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印江土家族的摊堂戏与穿青人的摊堂戏在程序和表演方式上面都十分相象。根据部分穿青人自己说，他们的婚俗和庆坛形式都与土家族的十分相象。从土家族的认同实践来看，“土人”与“客家”实在是汉人内部所做的一个分别，是汉族官府和文人给予汉化诸族类的一个汉称，是汉人和汉化诸族类所共同承认的。无论各地的土家族是否有统一的“毕兹卡”的自称，他们的前身都被汉人赋予“土人”的汉称，正是在这样一个称谓下，今天多源的土家族才有了一个重要的认同标准，而且从土家族认同实践来看，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只是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汉化，具有一种处于汉族与苗族之间的中间文化心理特征，才被认定为是单一的少数民族。“穿青”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却没有得到单一的民族成份。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和在民族识别时学者们基于行政区划来考虑问题有关，再就是和五十年前信息交流不畅有关，也许对于相似的一些人群，不同的学者的看法以及国家基于他们的看法而作出的识别决定，其差别就可能很大。对此情况，穿青人当中的知识份子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当年不是费孝通而是潘光旦到当地做民族识别，穿青很可能就被识别为土家族了。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穿青人知识份子也能知道半个世纪以来土家族的认同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受到陈国生、李汉林等一些学者的意见的启发，在不能突破国家既定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框架前提下，他们也在考虑加入土家族。他们有一个原则是“靠远不靠近，靠小不靠大”，彝族是与他们近在咫尺的强大民族，而土家族虽然也大，其主体却不在黔西北。何况穿青人一向瞧不起彝族，认为他们文化远远落后于自己。依据史志记载和穿青人自己承认“土人”是自己的先民，认同土家族有很大可能会成为穿青人的民族认同的主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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