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玻璃多少钱:大都市人口管控政策亟待“深度转身”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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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人口管控政策亟待“深度转身” 作者:詹树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0-2-25本站发布时间:2010-2-25 7:32:00阅读量:200次

  近日,《瞭望》发表了一篇以《京沪等大城市人口严重超载 专家建议控制规模》为题的报道。题目非常吸引“眼球”,而在通读全文之后似乎让人有些急躁和忧虑。笔者在读了这篇文章后,也非常“忧虑”,不过,“忧”的是这篇文章又将成为头脑发热的个别城市决策者和“两会”代表采用简单行政手段来管控流动人口的新一轮“导火索”。

  事实上,大都市的城市人口集中现象并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在西方传统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百废待兴的年代,伦敦、巴黎、东京都迅速呈现人口向“大都市圈”集中化现象;在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有汉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集中化发展例子。当然,都市集中化带来的负面例子有很多,突出表现的是印度孟买和巴西圣保罗,这些地区存在着贫困人口集中、犯罪率奇高、公共卫生状况恶劣等大量问题。

  那么,站在中国现今发展阶段和我国国情,如何用理性地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如何实行适当的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呢?

  一是从劳动力供给管理向劳动力需求管理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促使人口往都市迁移原因是其预期收入大于预期迁移成本。如果一个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简单体力工作,却又面临巨大生存成本,他必然会离开这个城市向更易找到工作地区流动。因此,京沪等地政府应摒弃利用“节日设卡”、“严管暂住证”等劳动力供给方管理的方式,而是应该采用从劳动力需求方来调控的政策取向。其中的关键是,按照胡主席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决策,大都市要果断放弃工业为主、“大兴土木”或房地产开放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思路,利用教育和人才优势向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进军,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引导劳动力人口向中西部和中等城市流动。

  二是从管控外来人口向服务流动人口转变。《瞭望》文章用了绝大篇幅描述了所谓“外来人口”进入几个大城市引起的犯罪率提高、公共设施压力大等问题,还引用了公安局同志“如果实行限制外地人进京的政策,恐怕会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言论。但是,我们不得不对记者以及公安局同志还处在计划时代的思维惯式和观念定式表示遗憾。其实,“外来人口”这样一个词汇,现今理当应被“流动人口”概念所替换。这些年来京沪大都会发展,离不开农民工等暂住人口的劳动贡献,也缺少不了新商人等新常住人口的税基贡献。有关部门更应树立为流动人口服务理念,一方面从劳动力和人才市场上及时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深入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另一方面加强教育和完善社保体系,加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解除流动人口“后顾之忧”,以进一步降低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从重城镇化向“反磁力”都市圈建设转变。我们在这里要追问,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中,为什么都会出现人口向大都市集中现象?这不仅因为教育资源和公共设施齐全对人们的吸引作用,更是因为在集聚过程中确实使土地资源和公共基础设施得到集约利用,避免了遍地开会城镇化所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但是,又有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产生“都市病”,而有些国家却成功地实现了大都市战略呢?这就涉及如何建设都市圈问题。英国在60年代中期编制的新的“大伦敦”发展规划时,摒弃了战后“大伦敦”规划中的同心圆式布局模式,让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快速交通干线向外长廊式扩展,并分别建设了南安普顿-朴茨茅斯、纽勃雷和勃莱古雷三座具有“反磁力吸引中心”作用的中小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伦敦及其周围地区人口、经济和城市的均衡发展问题。对于我国来说,促进都市圈发展,一要在中西部再调配资源布局新的都市圈区域,分解目前东部都市圈压力,二要力戒“同心圆”摊饼式规划,加强对京沪都市郊区和边缘中小城市的发展支持,形成带状发展,缓解主城区的人口压力。

  时代在巨变,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潮流将不可阻挡,束缚和管控“外来人口”流动的想法是陈旧而又可笑的。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经久积年的固化人口观念仍旧在许多人脑中残留。开一句玩笑,如要管控,是否要对京沪政府中的“外来领导”也进行管控呢。此时此刻,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代已经悄悄来临,我们不仅要物质层面的“繁华转身”,更需要的是精神层面的“深度转身”。

    作者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