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仁表和黄奕是夫妻吗:[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7）.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7）　 2010年12月09日09：03 来源：照片中国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1）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2）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3）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4）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5）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6）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7）[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8）  第三十三号战犯 周至柔：仍受重用             周至柔
        周至柔1896～1986，浙江台州临海人，原名百福。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步科，是陳誠的同學。後入黄埔军校任兵学教官，參與北伐。。1931年后任国民政府军陆军第14 师师长 、第十八军副军长。1933 年被派赴欧美等国考察航空。1936年返国后任中央航校教育长、校长和航空委员会主任。受宋美龄赏识，负责创建中国空军，并在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日战争时期兼任空军前敌司令部总指挥，率中国空军对日作战。1946年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任司令。                   毛泽东接见国民党兵学教官周至柔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委员(1932年6月12日-1937年) 　　        中央航空学校校长(1934年7月-1935年) 
        （国民政府）全国航空建设会委员(1935年) 　　        （国民政府）全国航空建设会常务委员(1935年)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1936年2月-1937年)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常务主任委员(1937年-1938年)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一厅厅长(1937年-1938年)                      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38年5月-) （国民政府） 　　        航空委员会主任参事(1938年) 
        （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1939年-1946年) 　　        空军参谋学校教育长(1940年-1941年)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1943年4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5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45年) 　　        空军总司令部（第一任）总司令(1946年5月31日-1952年3月)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11月-1947年) 　　        国防部参谋总长(1950年3月-1954年6月) 
        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50年3月-1952年3月) 　　        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团务指导委员(1952年1月-) 
        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1953年7月-) 　　        中华全国篮球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 
        国防会议秘书长(1954年7月-1957年8月)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1956年6月-) 
        中华奥运会主席(1956年-) 　　        台湾省政府主席（第六任）(1957年8月16日-1962年12月1日) 
        台湾省政府委员(1957年8月-1962年11月)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1957年8月-1958年6月) 
        台湾省民防司令部司令(1957年8月-1958年6月) 　　        行政院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2年3月-) 
        总统府参军长(1962年11月22日-1967年6月)  
        全国高尔夫协会理事长(1965年1月-1972年8月) 　　        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1967年2月-1972年8月) 
        国家安全会议国家建设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8月-1986年8月29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76年11月-1986年8月29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81年4月-1986年8月29日)                   国民党空军创始人周至柔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                  
        去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台湾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侍从室主任，國民革命軍一級上將等职。其间政绩突出，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周至柔侍母甚孝，其母直到93岁高龄才去世。周还披麻带孝，甚为悲哀，这点颇得世人好评。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享年90岁。                   1957年，周至柔接任台湾省主席前夕                  1962年，周至柔离职台湾省主席，受台北县金山乡两位老乡长献旗                   年迈爱国的周至柔              武汉空战大捷新闻报道         武汉空战
        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24架轰炸机，在18架战斗机掩护下，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60余架伊—15、伊—16型战斗机，双方经过30分钟激战，共击落日机21架，己方损失12架。在这次战斗中，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陈怀民在击落1架日机后，被5架日机围攻，当自己座机多处负伤时，毅然驾机与附近1架日机猛撞，与敌同归于尽。陈怀民英勇的献身精神，被誉为“中华之魂”。后来日本飞行员“神风敢死队”，就是从陈怀民“驾机相拼”中得到启发。 
        1938年5月19日夜，中国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副中队长佟彦博率机组驾驶2架马  武汉空战大捷新闻报道丁B—10型轰炸机，当日从四川凤凰山机场转到宁波栎社前进机场。当晚23时48分从栎社机场起飞，20日2时45分飞抵日本长崎上空，尔后到福冈，几乎飞遍日本九州全岛，沿途投下20万份传单，4时左右返航，安全降落在玉山和南昌机场。 这次作战行动在世界上和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日本就决定充实日本本土的防空设施和防空力量。美国《生活》杂志曾指出：中国空军飞行员徐焕升是先于美军飞行员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此战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赴中国空军领导机关慰问并敬献锦旗，中共中央敬献的锦旗上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敬献的锦旗上写着“气吞三岛，威震九州”。表示了对中国空军的敬意。在1938年12月23日，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0架轰炸机袭击日占台湾松山机场，共投弹280枚，炸毁日机40架、营房10栋、机库3座，焚烧大量航空油料等物资。日军号称战斗机“四大天王”的三轮宽、山下七郎、潮田良平、南乡茂章等曾经骄横拔扈不可一世的空中杀手，在开战一年多时间内，其中3人先后被中国空军的陈其光、高志航、徐葆昀等击落毙命，1人被击伤后迫降被俘。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大佐于1939年11月4日在率队空袭成都时，被中国空军第5大队飞行员邓从凯击落毙命。 
        1939年2月5日，中国空军第10中队中队长刘福洪率4架轰炸机，对日军所占山西运城机场进行袭击，投弹40枚，炸毁日机10架。1939年10月3日和14日，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空军协助下，两次空袭日占汉口机场，共炸毁日机150架（一说80余架）、车辆40余辆、弹药3万余箱、油库一座，炸死、炸伤日军530多人（其中飞行人员60多名），空战中还击落日机3架，己方仅轻伤1架。          周至柔十分重视航空教育，并著书立说。1936年4月，作为当时国防教育丛书的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长达171页的《国防与航空》一书，即是周至柔考察欧美等国航空事业回国后所作。1940年，周至柔又编著了长达186页的《世界空军军备》一书，作为国防科学丛书，由青年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前者重在航空教育，后者重在了解当时世界空军概况。
             周至柔著书《世界空军军备目录》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标志中，军事力量和军事将领的世界性眼光是主要因素。周至柔的《国防与航空》与《世界空军军备》，是当时中国空军军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高峰。在马天保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军事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空军战术研究”条目中，将周至柔的《空军之指挥及运用》、《国防与航空》、《世界空军军备》三本书，列为民国时期空军战术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周至柔认为：空军教育是决定空军建设成败的关键。空军教育两大要素：一是精神；二是技术。从战略上要培养“攻击精神”，周至柔认为：攻击精神是军队的灵魂，是发挥战斗力的先决条件，这种攻击精神即是为国献身的牺牲精神。在战术上，要有创意的战术思想；即“为人之所不敢为，能人所不敢能”。强调“训练重在实战”。 
        据唐学峰《中国空军抗战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许蓉生、林成西《国民党空军抗战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朱汝略《浙东军事芜史》第八章（吉林文史 
        周至柔著书
        出版社，2005年版）等史料记载；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    周至柔著书《现代防空》         抗日战争初期中日空军力量对比
       截止1937年8月14日，日本陆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480架，海军航空队约有飞机1220架。日本工业基础较坚实，能够生产各类飞机和技术装备，作战损耗后能及时得到补充。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地勤人员训练有素，作战指挥关系明确，各项保障有力。日军装备的飞机性能较好，其中1936 年投产、1937年参加侵华战争的96式舰载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435公里/小时，航程1267公里，以后又衍生多种改进型，先后生产1094架。而日军96式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372公里/小时，航程1300公里，机上装有4挺机枪、1门航炮，可载800公斤炸弹，先后生产了1100架。这两种飞机是侵华战争初期日军装备最多的飞机。此外，日军还装备有96式舰载轰炸机428架、96式舰载鱼雷攻击机200架等。中国空军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将各地区、各派系的航空队统一于中央国民政府领导，但兵力仍十分有限，飞机陈旧，机型杂乱，性能落后，机种配备比例失调。中国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从美国购买了霍克Ⅱ、霍克Ⅲ、波音—281型战斗机以及雪莱克A—12型攻击机，诺斯罗普—2E、马丁—139WC型轰炸机，数量都很有限。国内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虽也仿制了部分作战飞机，但其主要部件仍依赖进口。截止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正式与日机交战时，列编的9个大队零5个独立中队，装备各型飞机296架，不及日军的九分之一。其中轰炸机148架，占50%；战斗机101架，占34%；侦察机41架，14%。飞行员620名，能参战的人不足半数，且战斗机飞行员训练重点是对地攻击，更无空战经验。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装备的主要战斗机是霍克Ⅲ，其最大飞行速度387公里/小时，航程625公里，装备数量最多的轰炸机为道格拉斯02M，其最大飞行速度为238公里/小时，航程524公里，均不及日军当时装备的同类型作战飞机。综上所述，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在兵力兵器上，处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状态。
     
                   第三十四号战犯王叔铭：钟情梨园            
             王叔铭：钟情梨园                  
        王叔铭1904～1998，原名王勋，山东诸城人（与共产党之张春桥、江青同乡）。早年曾加入中国GCD，曾赴苏联空军航校学习，回国后投靠蒋介石，是国民党空军创始时期的重要人物，身为抗战的空军英雄，曾出战230多次。解放战争时期任空军副总司令。去台后，活跃于军政两界，1957年荣升空军一级上，先后任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职。                   国民党空军军官在苏联学习      
             国民党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座機B-25J米契爾轟炸機                   王书铭同班的常乾坤在苏联学习飞行时的留影                   早期的国民党战机                   中国战机上的机枪手                
        王为人倔强阴险，火气大，善耍手腕，有“王老虎”之称。他这个空军司令爱好广泛，最喜欢跳舞，常由亲信驾车寻找舞伴。尤其爱好京剧，公务之暇常参与唱和，并创立大鹏剧校，训练京剧人才，组建剧队。                   王叔铭还真有点德国空军司令戈培尔的味道
        个人任职        王叔铭（1905-1998），山东省诸城，国民革命军空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空军二级上将。 　　        广东军事航空学校一期学员；王叔铭（左1） 
        苏联空军第二军事航空学校飞行科学员； 　　        苏联高级战斗射击轰炸飞行学校驱逐科学员；         苏联空军将校飞行侦察学校学员； 　　        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第一期学员； 
        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回国脱党追随蒋介石。后接替周志柔长期担任中央空军学校教育长，国民党的空军人员大多出自其门下。 　　        王叔铭在空军三十年，个人出击记录230余架次。 
        1949年撤台后任军职如下： 　　        空军总司令（1952.3-1957.6）； 
        国防部参谋总长（1957.6-1959.6），对台湾军力进行嫡系大接替，成为受益者之一； 
        1960年6月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62年-1971年任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兼空军代表； 　　1972年至1975年任驻约旦大使； 
        1975年退役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3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1969年起被聘历届中央评议委员。（1941年授予空军少将，时任空军第五路司令官，1946年6月29日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3年10月晋升二级上将，时任空军总司令） 
        1998年10月28日在台北病逝，葬于台北五指山国军公墓特勋区一区。                   喜好交际的空军将领王叔铭（左一）                          台湾“驻约旦大使”王叔铭将军（中）     
第三十五号战犯 桂永清：短命总长                           932年3月22日中华民族复兴社成立（桂永清右一）                  
        桂永清（1900～1954），字率真，出身于江西贵溪县农家。在黄埔军校一期时深得总教官何应钦器重，他曾发起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随黄埔军东征、北伐，成为蒋介石心腹亲信。。1930年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得到蒋介石重用，1933年，桂永清奉蒋介石之命令成立「中央教导师」，采全新德式装备与训练，形同蒋介石的御林军。率教导师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伤亡重大。后被派往英国开展军事外交。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解放战争中，“重庆舰”等几十艘军舰起义或投降解放军，使国民党海军损失巨大，桂永清因此受到“弹劾”。        参加北伐
        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于第一次东征战后，擅自没收敌军财物，邮寄回江西，事泄后被判死刑。后因学生联呈国民党中央，请念其淡水、红湖、兴宁战功，从宽处治。1925年4月8日依中央议决案，免桂永清死罪，令其戴罪立功。1927年起任独立第五十八团上校团长，第一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一团团长，第十一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1930年赴德国学习军事，次年秋回国，与贺衷寒等组织复兴社。后任中央军校军官高等教育总队第一队队长、总队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训练处长。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辖三旅九团四万三千余人)中将总队长。
        陆军中将
       1935年4月授陆军少将，1936年10月授陆军中将。任第七十八师师长，首都警备副司令，兼任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暑期军事集训总队总队长。西安事变发生后，任讨逆军第五路第一纵队指挥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六师(由教导总队改编)师长，第二十七军军长，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总团教育长。1938年5月因兰封战役失利被撤军长职。后任三青团I临时中央监察会监察，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驻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盟军攻克柏林后，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转赴伦敦接受英国政府赠送的军舰，回国后历任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1947年3月任海军总司令，兼任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海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海军军官训练团团长。
        远赴台湾
       1949年赴台湾，续任海军总司令。1951年春授海军二级上将。1952年4月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1954年6月授海军一级上将，任“参谋本部”总参谋长。１９５４年，海军名将桂永清逝世于台北，遗族披麻戴孝瞻仰其遗体。台湾出版有《海军上将桂永清先生传》、《桂永清先生纪念集》等。                    桂永清是黄埔一期毕业生         教育背景
        本县鹰潭高等小学、江西公立国语讲习所肄业，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德国步兵专门学校毕业。曾任高等  桂永清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小学教员，北伐赣军总司令部军需，中央直辖讨贼军游击第一旅司令部书记等。1923年冬到广州，人大元帅府军政部教导团军士连当兵。1924年初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第一队学习，后由江西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徐苏中、彭素民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6月转入黄埔军校，入第一期第二队学习。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九连上尉连长、党代表，第一师特务连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特务营营长。                   海军副司令马纪壮(右)与國防部副部長桂永清（中） 總統府秘書長黎玉璽(左)
        重要经历
        他曾发起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参加东征、北伐，成为蒋介石心腹亲信。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1930 年留学德国步兵学校，次年秋回国，与贺衷寒等组织复兴社。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第一队队长、总队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训练处长。旋即调任安庆警备副司令。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辖三旅九团四万三千余人)中将总队长。 
        1935年升任师长，南京警备司令。兼任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暑期军事集训总队总队长。西安事变发生后，任讨逆军第五路第一纵队指挥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六师(由教导总队改编)师长，1937年参加南京保卫战，擢升第二十七军军长，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总团教育长。 
        1938年5月因兰封战役失利被撤军长职。后任三青团I临时中央监察会监察，        1940年任驻德国武官。 
        1944年调任驻英国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盟军攻克柏林后，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转赴伦敦接受英国政府赠送的军舰，抗战胜利后回国，出任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1947年3月升任总司令，兼任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海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创办青岛海军训练团；任海军军官训练团团长。 　　1949年指挥战舰27艘和其他船只计15万吨撤至台湾。 
        1948.8.26-1952.4.9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对台湾军队进行嫡系大接替，成为受益者之一。 
        1951年春授海军二级上将；（1935年4月13日授予少将、1936年10月22日晋升中将，1951年2月由海军总司令晋升海军二级上将。翌年4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4.6.21-1954.8.12，1954年6月授海军一级上将，就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仅45日，病逝于任上）。 
         1954年8月12日病逝台湾。 　　        台湾出版有《海军上将桂永清先生传》、《桂永清先生纪念集》等。曾写《领袖歌》歌词：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                   蒋介石在海军司令桂永清上将的陪同下视察海军
        随枣会战
        随枣会战时的形势对中国军队极为有利；日军已成瓮中之鳖，并不时遭到中国军队的围点打援。但是局面的转换是由桂永清，留学德国的少壮派军人，时任国军37军中将军长来完成的。他当时率军驻扎在枣阳以东的咽喉地带，等于是一把钳子锁住了被困日军的喉咙。可是，就在中国其他方面的军队在为胜利奋力拼杀的时候，桂永清却不声不响地带着他的装备精良的部队遛了，给突围和增援的日军创造了一个绝佳的会师之地，不但使中国军队全歼日军的胜利成为泡影，还使原先围堵日军的中国军队陷入日军的夹击之中，而整个随枣会战也由中国军队的胜利在望变成了日军的最后胜利。随枣会战的总指挥程潜上将后来向老蒋壮告桂永清，据说老蒋曾愤怒的大骂“娘斯匹”，但桂永清也就是被革职而已，不久又做了什么高官。此役，中国军队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能协同配合，但兵力使用欠灵活，曾一度处于被动局面，后经全军将士浴血奋战，恢复原态势。此役毙伤日军13000余人，达到了牵制消耗日军目的，但中国军队却付出了伤亡2万余人的惨重代价。     
             随枣会战前线         弃守兰封城
        1938年初，国民党进口了大批装甲车，蒋介石组建了他的第一个机械化师——陆军第200师，师长为杜聿明，邱清泉为副师长，可见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桂永清就更不用提了，何应钦将其侄女何相银许配 给他为妻，蒋介石特送贺礼500银元；教导总队在南京失守后整编为27军，桂永清继任军长。围歼土肥原之战，蒋介石特令桂永清、邱清泉率部参战，既表明此战的重要，也显示蒋介石对此战的重视，但对薛岳而言，这份厚礼却未必就是好事。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两个“天子门生”为人自傲自负，刚有余而柔不足，勇过多而谋欠乏，说不定什么时候捅出漏子来就会让他噬脐莫及。 回头来看，薛岳的担心是有先见之明的，事情果然就坏在这两位“德国将领”身上。本来，兰封是由宋希濂的71军防守的，邱、桂两军到后，蒋介石改令71军向红庙方向进击，而将守兰封的任务交给了27军，且把71军的88师(师长龙慕韩)暂留下来，交桂永清指挥，邱清泉协助之，换防时，宋希濂向邱、桂两人介绍当面之敌和友军的情况，邱清泉不等宋希濂说完即打断他的话说：“嗨，这点敌人算什么，看我们来打他个落花流水!”桂永清也满不在乎地说：“以少胜多，难乎其难，以多胜少，又有何难？”宋希濂见邱、桂如此骄傲轻敌，便不无讥讽地笑着说：“好哇!你们两位‘德国将军’来了，这次一定可以打个大胜仗。”他们也确实打过一次“胜仗”。5月21日，也就是64军、74军向野鸡岗发起进攻的那一天，邱清泉带着几辆坦克、几十个步兵在兰封城郊照例巡逻时，正碰上了一支百余人的敌人骑兵部队朝兰封方向搜索而来。“嗨!狗日的，想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找人祭炮呢!”邱清泉热血上涌，兴奋异常，第一个驾驶坦克冲向了敌人。骑兵哪是坦克的对手？随着坦克前机关炮的欢快叫声，敌人就像被砍断的树桩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栽了下来，死了主人的战马在野地里四下惊奔起来，……不一会儿，100多个鬼子除了几个腿长跑得快的活着回去报丧之外，余下的都成了邱清泉等人的报功材料。大小毕竟是个胜利，高兴也在情理之中，可邱、桂二人似乎生来就有吹肥皂泡的本领，他们乐不可支地分别给蒋介石、程潜、薛岳打电话，拍电报，吹嘘什么：“兰封大捷”，歼敌无数等。呆在郑州的蒋介石当然十分兴奋，为他的得意门生。他想，吃掉土肥原已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吹起的肥皂泡终究是经不住任何风吹雨打的。仅仅过去的一天，23日，土肥原的一个加强旅团在坦克、大炮的支援之下，向兰封城展开了遮天盖地的打击。两三个小时之后，桂永清便招架不住，全线溃败，被冲散了的溃兵裹伤抱残，哭爹喊娘，如潮水般向西落荒逃去。邱清泉则仗着战车之利，一口气就逃到了罗王车站。桂永清跑起来自然没有他这么麻利，他知道，作为主官丢失兰封意味着什么，于是，逃跑途中他匆匆给88师师长龙慕韩写下一张字条，令龙师长固守兰封，自己则马不停蹄地狂奔到罗王车站，说是收拾残兵败将去了。                  正在作战的中国军队                     1948年8月14日，「重庆」号返国驶至南京下关                        去台后，桂永清辞去海军总司令职，任“总统府”参军长。1954年，升任参谋总长。但上任不足两个月，便因病身亡。                 国民革命军海军二级上将桂永清         个人影响
        桂永清出身于军人世家，早年毕业于德意志帝国海军学校，抗战期间，又到美国的安那波里斯受过专门训练。他一生中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纳粹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在德国留学期间，邓尼茨曾是他的老师，他那“我行我素，保持分寸，处事谨慎，克尽本分”的处事原则，影响了桂求清的一生，另一个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他曾指挥着联合舰队成功地偷袭了美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的19艘军舰，265架飞机变为残骸。抗战后期，桂永清曾说服蒋介石，重建民国海军，并在短短的三年里，使作战舰艇发展到428艘，近20万吨。海军官兵达4万余人，使中国海军颇具现代海军风气。                   “重庆号”军舰官兵发动起义  国民党海军接收的“丹阳”舰　                   1954年，海军名将桂永清逝世于台北 第三十六号战犯 杜聿明：立地成佛                          抗日虎将杜聿明                 
        杜聿明1905～1981，陕西米脂人，又名光亭。曾参加北伐战争。19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赴缅甸与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虏，成为阶下囚。                   杜聿明(右一)与黄埔军校老师学友合影                   参加昆仑关战役的国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                   杜聿明与妻子曹秀清、女儿杜致礼                   杜聿明和夫人到达沈阳,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1959年，人民政府宣布将他特赦。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晚年的杜聿明十分关心祖国统一，曾多次发表文章，寄语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右三)杜聿明芷江受降仪式后与众将领交谈         杜率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次作战失败是学生指挥无能，未能完成任务，为国争光，请校长处分。蒋不仅没有给杜处分，反而擢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杜聿明就任新职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蒋介石和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矛盾非常尖锐，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蒋处心积虑要翦除龙云。杜深知如果不搞好与“云南王”龙云和同盟军美军两方面的关系，不仅自己在昆明蹲不下去，更重要的是不能完成“捍卫西南战略要点”的重任，有负厚望，弄得不好甚至会身败名裂。他冥思苦想，寻求妥善对策，几乎废寝忘食，最后，他横下一条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决定对龙采取表面应付、内加警惕的方针。此后，杜和龙云周旋，恪守部下对长官的应有态度，执礼甚恭。如有关行营和地方政府的事项，在处理前杜都向龙云请示，经龙同意后再执行，决不专擅。数年间，杜渐渐取得了龙云的信任，表面上看来二人感情融洽，几乎无话不谈。对于龙云左右重要负责人员，杜则广为接纳，经常和他们打牌喝酒，参加一些娱乐集会，互相称兄道弟，以示彼此无所猜疑。杜对美军也小心照顾，美军有所要求，能办到的马上就办，尽量满足，不能办的，则婉言解释，免除误会。美军在公余之暇，经常举行各种娱乐和晚会，杜也去应付，凡接到美军邀请，大都准时到场，一道翩翩起舞。杜的这种做法，虽然引起了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非议，甚至有人向重庆控告。然而，蒋介石却对他抚慰再三，并开了一张巨额支票送给他，令其安心履行原任务。 
        1945年4月初，蒋介石突然电召杜聿明去重庆。蒋与杜一见面，就问：“你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没有?”杜答：“谁也没有看见。”蒋高兴地连声称好，接着说：目前准备对日本侵略军进行总反攻，必须先安定后方，统一云南的军事政治，保障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拟调龙云到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恐其不服从中央命令，你要在军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正事全部控制，然后在我明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限龙云于3日内到重庆。并问杜有何意见。他一口就承担了这个任务。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要杜即刻回昆明作准备。可是，何应钦(当时驻在昆明的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认为，劝龙云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顽固恋栈，这样解决可免于动武。杜聿明也表明同意。于是，何和杜从多方劝龙云自动辞职，历经三个月之久，龙云却毫无退意。是年8月9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重庆，面授机宜。蒋指示说：“你这次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讯、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8月11日，杜聿明飞回昆明，立即进行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方面，杜假借到沦陷区大城市解除日本武装作准各为掩护，对排长以上军官亲自教授沙盘模拟演习，对龙云在昆明的兵力、驻地作了调查研究，拟定了对策，以期在短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决。昆明通全省的电话、电报、公路、铁路及飞机场，也制定了严密控制办法，使龙云与外界隔绝，无法逃走，只留五华山弹丸之地和一营卫队，让龙云自己决定去从。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命令，说服龙云就范也作了准备。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9月27日，蒋介石派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亲笔信给杜聿明，告知他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并指示杜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服从命令，就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要杜“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当时杜聿明考虑到，在政治上自己和龙云是不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二人相处很好，对于龙云加以危害的事绝不能做，而且，万一龙云在事件中死去，社会舆论必然加罪于己。于是，杜连夜复蒋一封信，大意是：龙云只有一个五华山弹丸之地，不足为患，轰击五华山，会波及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安全，引起学潮，在政治上造成极端不良影响。蒋最怕闹学潮，只得复信同意杜的意见，不使用大炮轰击及飞机轰炸。9月29日晚，杜聿明即赴昆明市北郊岗头村准备好的指挥所内，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行动命令，并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交美军一份，将中央任免龙云本兼各职的命令送交龙云。以上各项命令及措施下达后，已至午夜。各将领纷纷报告时间来不及，杜提醒说：“一切详细部署具体办法，就是你们在沙盘上演习过的，你们参照去执行，不会来不及的。”各部队长至此才恍然大悟，便分头执行去了。30日凌晨5时，杜部都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事出龙云各部队意外，都猝不及防。仅五十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龙云拂晓听到东门枪声时，即从住宅后门奔上五华山，随即发出“勘乱”的电报。这时，龙云还不知道其保家部队早已完蛋。由于龙的通讯机构皆被监视或破坏，“勘乱文电”俱未发出。云南省的保安部队有近十万人，龙云自恃这支力量可以与中央军较量一番，决心在五华山固守待援，负隅顽抗。杜几次派人上山与龙见面商谈，拟定了几条宽大方案，开放了市区的一部分电话，便于龙云同地方上取得联系。龙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自己是服从命令的。10月3日，宋子文飞昆明，上五华山与龙长谈，龙愿随宋于10月4日离昆明去重庆。起飞前，杜和龙的亲属都到机场送行，杜向龙道歉说：“对不起院长。”龙说：“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 龙云离开昆明后，杜就照蒋的指示着手改编龙云的军队，将龙的旧部集中起来编为一个师、一个宪兵团。杜还下令，昆明市过去的所有文武官员的私有武器，要限期办理登记，不得私藏军火。10月14日，杜忽然接到蒋的命令，要他到重庆去。杜15日飞抵重庆。这次蒋氏接见，与过去大不相同，对杜优礼有加，还很有兴趣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继而，蒋吞吞吐吐地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很了解蒋的心理，就慷慨地说：“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蒋听了很高兴。16日，蒋果然发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杜聿明与蒋介石         国共战争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被撤销昆明防守总司令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离开昆明回到重庆。同一天，就发表了任命杜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命令。杜上任后第四天，蒋介石对杜当面指示，要与苏联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杜经过近十天与苏军联络，发现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军，营口苏军已经离去，被东北民主联军接收。为此，杜便向蒋建议：要接收东北非用武力不能解决。11月5日，杜急飞重庆向蒋报告，请求迅速抽调兵力，由美舰掩护从葫芦岛或营口强行登陆。11月8日，杜聿明到达秦皇岛，率先向东北解放区挑衅，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向榆锦进攻。14日，杜下达向山海关进攻的命令，决心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未到达之前，夺取要点，分兵两路继续向绥中追击前进，之后，占领兴城、锦西、葫芦岛三个要点。杜到锦西后，按原定方针，命令部队向锦州攻击。由于东北民主联军有计划地撤退，26日杜率部进入锦州，同日还占领了山海关。是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国际和平建国的舆论，与中共举行和谈。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下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积极进攻。杜接到蒋的指示后，于12月23日命令第五十二军冒雪进占北镇、黑山，然后又分兵两路，分别向阜新、营口进攻，占领了北票、朝阳、黑水等城。1946年1月10日，杜又按照蒋的密电，赶在停战令即下前，抢占了平泉等重要城市。                  被俘虏的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     
             1965年6月杜聿明先生在办公室                    昆仑关战役示意图
        昆仑关大捷
        杜聿明命令第二百师副师长彭璧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再度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战斗整整打了十八天，于31日以中国军队获重大胜利而告结束，史称昆仑关大捷。 
        昆仑关一战，日军损失空前巨大。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统计，这次战役，第十二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士兵死亡四千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在九塘被郑洞国的第三团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更强的军队……” 
       昆仑关战役中国军队获得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地的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当时的《中央日报》在题为《记杜聿明将军》的文章中称：“我国机械化部队开始歼敌，则自杜将军聿明督率始，在昆仑关大捷后，敌人开始认识到我国军队已踏入世界近代军队行列。” 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亲笔写了四百多字的悼念碑文。他对记者说：“这次抗战胜利，各位在战场上都亲眼看到了，请如实宣传，用不着格外夸大，但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宣传的，那就是要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是民众的胜利。”
 第三十七号战犯汤恩伯：死于日本             被称为国民党“脓包将军”的汤恩伯         汤恩伯（1900～1954）乳名寄法，亦名其法，克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浙江金华武义汤村人。1916年先后在浙江省立七中及浙江体育专科学校读书；1920年汤恩伯入援闽浙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浙军第1师排长；1923年得到好友鲍经田的资助，受小学同学、武义首富童维梓之邀，同往日本，于次年考入东京大学法科；后因为留学费用无着，不得不于1925年3月辍学回国。在日本他认识了蚕桑学校学生王锦白，后与前妻离异，与王结婚。王锦白是浙军师长陈仪之义女，同年，在陈仪推荐下，汤恩伯官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26年夏，汤恩伯完成学业回国，在陈仪部担任少校参谋，同年10月，随陈仪率部投奔国民革命军。1928年汤恩伯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赏识。北伐战争期间，汤恩伯效命蒋介石，从此飞黄腾达。抗战爆发后，汤恩伯作战勇猛，率40万大兵，据中原地带，但因军纪问题，民怨甚深。国共内战末期，原浙江省主席陈仪有意起义，遭汤逮捕，押解来台。1948年后，汤恩伯去台湾，不再担任职务，1954年病故于日本                   汤恩伯与国民党第五战区将领合影
        军事履历
        1920年入援闽浙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浙军第1师排长。 　　1925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28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继任学生总队大队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赏识。 
        1931年起，任第2师师长、第13军军长等职。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指挥所部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10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 
        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 　　  
        1944年4月在豫中会战中所部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9月调任黔桂边区总司令。 
        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12月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6年5月任首都卫戍司令。6月任陆军副总司令。 
        1947年春兼第1兵团司令，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 　　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宁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10月由金门去台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等职。 
        病逝后被追晋陆军上将。                   增援贵州的汤恩伯部队         抗日时期 
        抗日战争初期，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战役包括南口血战、鲁南会战，与及台儿庄会战。1937年7月抗战军兴，汤恩伯即奉命率第13军开南口布防。南口为西北关钥，1926年刘汝明与奉军血战之处，在战略地位上非常重要。第13军在怀来、南口与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直到张垣被日军突破，才不得不突围。南口血战在抗战史上威名显赫。第13军是这一场战役的主力，伤亡12600人，占全军人数的45%以上。这场防御战，中国军人打得勇猛、顽强、悲壮、机智。打掉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下了一次战役日军死伤万人以上的记录，延缓了日军进攻山西的时间，使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了。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短评写道：“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久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第13军突围之后调河北刑台整训,汤氏升任第20军团军团长，辖第13军与第85军。正遇河北两路战线崩溃，汤军团抵挡突进的日军第14师团于漳河,直到10月底才将防务交给第32军,急调晋东,再度应援第二战区,转战同蒲路。
        1938年1月，第20军团调南阳整训。2月即调归德，成为鲁南会战之中坚。3月第20军团急开临城，参与鲁南会战，并指挥第52军。汤氏在此役中显露其战略素养，第20军团到临城之后猛攻枣庄峄县，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汤恩伯一个反手拍将日军第10师团圈入包围圈，再沿台枣公路猛烈冲杀，贯穿日军阵线4公里，第2集团军则在台儿庄正面坚拒,使日军在两面夹攻前大溃。台儿庄会战是抗战初期的传奇故事，汤军团之功不可没也。 
        1938年5月，第五战区总撤退，汤恩伯率部撤往南阳。第五战区对撤退路线之规划甚差，所以第20军团宁可自择路线，使李宗仁长官对汤氏衔恨甚深。1938年5月兼任第五战区陇海兵团总指挥(副刘汝明)，旋调上高，兼第九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为武汉会战后盾。1937年6月,汤氏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7月，蒋介石有意整顿一支攻击军，对日军后方进行战略突进，汤恩伯即受任为军委会突击军军长。这段历史少有人知，这个突击军辖第4师、第89师、第200师。其中的第200师当时是不折不扣的装甲师，军部并配署完整特种兵，可以说突击军是中国的第一支装甲军！这个突击军在上高整编，但是战局恶化过速，使军委会不得不放弃反攻大计，而将汤集团军使用于瑞昌、阳新、通山一带阻击战。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接近尾声，第31集团军调往邵阳整补。1939年元月开宜城，再度隶属第五战区。5月参与随枣会战，纵横襄花路，成为日军口中的坚强部队。1939年12月冬季攻势奉蒋介石手谕进击第3师团大获全胜，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段。1940年5月枣宜会战，第五战区主战场虽然全面失利，中央兵团完全崩溃，但是第31集团军仍打的有声有色。1941年2月豫南会战与敌大战于舞阳，日军再度惨遭重击。华北日军对汤氏衔恨至深，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1940年后汤氏兼任鲁、苏、豫、皖四省战区的行政长官。汤氏兼长民政之后豫南大灾，但汤部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起著名的“汤粮”。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含大量游杂部队共30万官兵，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所以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1942年1月汤氏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成立副长官部。1943年9月兼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中美合作所第10训练班主任。
        1944年4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第一战区防线全面崩溃，汤恩伯部野战军安全撤出中州，可谓战略性转进。这次撤退常被形容为如何狼狈，其实汤部之退尚称可佳。日军检讨即称“作战目的虽在捕捉汤之主力,而在禹县等地获得局部性胜利，但其主力则在汤之巧妙指挥下逸脱,始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的汤兵团”。结论出自最嘉遮掩的日寇之口，可觇其实。1944年12月，汤氏调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辖第9军、第13军、第29军、第57军、第89军、第97军及第98军。汤部大部份经四川急开贵州，而第31集团军仍在王仲廉领导下在豫西山地与日寇奋战，并创造豫西鄂北会战之大捷。1945年3月汤氏出任第3方面军司令官，5月获选第6届中央执行委员。第3方面军在1945年7月于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战功卓著。日寇于1945年8月投降。 
        内战时期 
        汤指挥进攻山东解放区未能克敌，手下之国军主力，张灵甫的整编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共军歼灭，汤因而被撤职，后转任南京卫戍司令。不过随后因黄泛区大会战，有其战功，因而又于1947年兼任陆军副司令，并曾代理总司令，此为汤恩伯军旅生涯最高职位。 
        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力荐汤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负责隔江保护南京、上海。但是代总统李宗仁对汤能否胜任表示质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说：“汤恩伯当一师长已嫌过份，你（蒋介石）竟还把这种人引为心腹。”不久，共军渡江战役胜利，随即占南京和上海。汤将所部撤往福建、台湾。期间与汤恩伯亦师亦友的陈仪试图向汤策反，为汤恩伯所拒并呈报上级，于是蒋介石逮捕陈仪。
        1949年8月，汤任福建省主席兼厦门警备司令。在解放军进攻厦门时弃军而走并将总部移到金门，督导李良荣二十二兵团，在胡琏十二兵团部分抵金门后，渡海进攻金门的解放军全数阵亡、被俘，此为金门战役。之后前往台湾任战略顾问。汤氏在内战时表现极差,将一生勋业败尽。徐州绥署之攻势的确为其攻势作战指挥之素养不足,而对京沪防卫战则有过大的期待,但整体败局实在无从挽救，厦门之弃军而走则为一生之最大污点。                   汤恩伯将军陪同美国军事专家在上海视察      
        名噪一时的李宗仁回忆录中对汤恩伯的猛烈批评几乎成为后人评汤的主要经典依据，以致其名声恶劣异常。而汤恩伯一生坚持的反共立场，也使中共对之绝无好评。其实汤恩伯是少数日本人畏惧的抗日名将。 
        汤恩伯以南口血战及台儿庄会战被称为“抗日铁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在因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之后，单靠对河南省征税供粮饷以致无力顾全军纪。有人认为河南人以“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汤恩伯；但也有人认为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汤就是土匪的意思。依照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的暗示，汤恩伯军队的军纪非常败坏。 
        汤恩伯在对共产党的战争后期受限于大环境，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唯效忠蒋介石，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汤恩伯在日本去世之后蒋介石在阳明山革实院讲话，即骂汤氏“与其在日本恐,为何不在上海死”。 
        曾有人这样总结说，汤恩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胜少败多的一生，是大踏步撤退小步幅进攻的一生，是给13军带来恶名的一生，是追随蒋介石最终被抛弃的一生。                     汤恩伯与蒋经国                   1954年，汤恩伯将军丧礼,家属围在棺木旁          汤恩伯之死
       1948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汤在1948年冬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被调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见国民党败局已定，因不愿与蒋介石同归于尽，准备通电起义。为确保起义安全，陈在上海晤见汤恩伯，对他进行了起义的鼓动活动，要汤一同起义。汤恩伯在关键时候出卖了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陈仪。事后，汤电告蒋介石，并嘱咐军统头目毛森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1949年2月，蒋免掉陈的省主席职务。陈闲居上海，时汤已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3月，不明底细的陈仪出于对汤的爱护，又忠告汤，要他放弃防守长江，及早率部投诚，事后汤背着李宗仁，又将陈的举动密报蒋介石。蒋在奉化电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他会同汤，将陈仪扣押起来。3月中旬，陈仪在寓中遭毛森诱捕。汤感到将陈关在上海有所不便，即用飞机将陈解押到衢州汤的临时公馆秘密监禁。5月初，浙江解放前夕，汤又下令将陈转解台湾，囚禁于基隆。后蒋介石把“二?二八”的罪责全加到他的头上，1950年6月将其枪毙。 
        1954年7月15日，汤恩伯灵柩自殡仪馆送往下葬，何应钦、陈良、胡宗南、蒋经国等为其执绋，汤恩伯到达台湾后，由于他并非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不容于当时掌控台湾的黄埔“土木系”。汤恩伯的所有职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再加上“卖师求荣”让他不见容于昔日同袍，汤恩伯因此精神忧郁，情绪低落，原有的严重胃病复发。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但汤恩伯无法负担去美国治疗的所需巨额费用，只好去日本担任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在日本，汤恩伯做了３次手术。在1954年6月24日的最后一次手术中，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54岁。 
        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本医生中可能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记恨于汤，趁机报复。据目击者说：汤恩伯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痛得哀号不已，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第三十八号战犯 孙立人：清白难还                          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1900.12.8－1990.11.19），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字抚民，号仲能，汉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金牛镇人，抗日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在美国留学，仁安羌一战赢得了国际声誉，营救英军并和美军并肩作战，打通中缅公路中声誉鹊起，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荣获第三等级的不列颠帝国勋章，被视为国军中相当另类的鹰派，孙立人将军不但军事才能极高，而且重视教育。       中华民国陆军上将 　　        学历 　　        国立清华大学土木系毕业 (1923年) 　　        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 (1925年) 
        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 (1927年) 　　        经历 　　        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大队大队长 (1928年-1929年) 
        宪警教导总队第二大队队长 (1929年) 　　        海军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 (1929年-1930年) 
        财政部税警总团特科兵团团长 (1930年) 　　        财政部税警总团步兵第四团团长 (1930年-1938年) 
        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二支队支队长 (1937年-1938年) 　　        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总队长 (1938年-1941年) 
        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 (1941年-1942年) 　　        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师长 (1942年-1943年) 　　        曼德勒卫戍司令部司令  (1942年-1943年) 　　        第一军副军长 (1943年-1944年) 　　        第一军军长 (1944年-) 　　        前敌司令部司令官  (1944年) 　　        第一军军长 (1944年-1947年)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 (1947年-) 
        陆军总司令部（代理）副总司令 (1947年-) 　　        陆军训练司令部司令 (1947年-) 　　        东南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 (1949年-) 　　        台湾防卫司令部司令 (1949年-1950年3月) 　　        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1950年3月-1954年6月24日) 　　        台湾防卫司令部总司令 (1950年3月-1954年6月) 
        革命实践研究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1954年) 　　        总统府参军长 (1954年6月24日-1955年8月20日)                   我远征军重机枪阵地 
            生平简介
        １９２３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预科毕业 ，同年赴美留学，入普度大学学土木工程。1925年取得工程学士位毕业。即申请得入弗吉尼亚军校，1927年以文学士毕业。应邀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１９２８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队长。１９３０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１９３２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孙立人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在蕰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为榴弹所伤，负伤十三处。次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后，取得仁安羌大捷，这是盟军在第一次入缅战争中的唯一一次胜利。1943年率军入缅北反攻，连战皆捷。在两次入缅作战中，孙将军指挥得当，歼灭日军三万三千余人，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国民革命军新一军进驻中国东北，期间与中国共产党林彪部队发生激战，进而取得四平、长春，逼近时中共东北局所在之哈尔滨。一直追击至松花江以北。德惠之战以后因与国民党内其他将领如杜聿明等不睦，于1947年8月为蒋中正所调离东北。一年之后，他曾指挥的新38师，在长春被缴械。　 
        国民党集团迁台前，孙立人已赴台湾任陆军副总司令、陆军训练司令兼第四军官训练班班主任；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后，1950年4月，孙晋升陆军总司令，致力于国军的现代化事业。然而由于孙将军是少数受美国军事教育，又无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将领，1950年初若干美国已经解密文电显示，美国驻台北武官确曾建议美方要求蒋介石离开台湾，另由亲美人士继起领导。此外麦克阿瑟曾会见访日的孙立人，也多所慰勉。孙可能因此受到国府高层严重怀疑，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蒋中正对孙疑虑重重。但迁台初期“国民政府”为争美援，仍重用孙将军以取信美国。 
        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以“纵容”部属郭廷亮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职务。事后，总统府组成了以陈诚为主任的9人调查委员会，查处此事。孙被判处“长期拘禁”，直到1988年3月才解除长达33年的监护。自孙立人被拘禁后，其亲信部属一一被调离军职查办，前后有300多人因与本案有牵连而被捕入狱。 
        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同年3月，台湾地区“国防部部长”郑为元将军宣布孙立人出入自由。1990年，孙立人辞世后，李登辉颁发“国家褒扬令”，表彰孙立人一生的功勋。 
        1998年应孙立人旧部与家属奔走要求，“监察院”对“孙案”重开调查。2001年1月8日，“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领公款六十万台币充作孙案专门研究经费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泫源教授，“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文件，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文件，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                   孙立人与史迪威建军在缅北丛林
        第一次中印缅作战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英军指挥官哈罗德·亚厉山大上将为掩护撤退，要求中国军队离开自己的防线去掩护英军的侧翼，第5军指挥官杜聿明认为英军当面敌情并不严重，不愿为了掩护英军而乱了自己的阵脚。1942年4月9日，日军33师团兵分三路，开始仁安羌作战，此处本不是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范围。在这次交战中，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和装甲第7旅进行了一定的抵抗，英印第17师甚至在12日凌晨发动了一次成功的逆袭，包围并击溃了日军原田部队两个大队。但是由于整个英军的消极战略，英军在日军的穿插和侧击下溃不成军，只得仰仗远胜于日军的机动能力，“悠然北撤”。4月17日，日军作间部队（主力为步兵214联队，山炮兵第3大队）兵分两路，突袭至仁安羌，切断了南北公路和宾河北渡口，堵死了向北撤退中的英缅第1师和第7装甲旅1营的退路，并利用仁安羌附近之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英军空有火力和人员优势，却不敢北夺宾河大桥，反而退入仁安羌固守，向中国军队求援。远征军司令罗卓英架不住史迪威的威胁，让防护后路的新38师星夜驰援。此前的4月16日，新38师113团在副师长齐学启率领下到达宾河北岸仁安羌北部，准备增援。17日临晨，112团也续派开拔。113团刘放吾团长16日下午四时率部赶到巧克伯当。英缅甸军司令史莱姆将军17日会晤孙立人，商定113团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会同安提司准将的战车，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哩公路两侧之敌。18日拂晓，113团在英军轻战车和火炮配合下，强攻宾河北岸日军，占领渡口及桥头，但被南岸日军所阻。于此同时，撤退下来的英印第13旅在市区东北角拼死突围，却因为地形限制无法展开兵力，数次冲杀未果。18日黄昏，日军作间部队因连日苦战，兵力不足，不得不收缩防线，主力固守东北角。18日夜，新38师113团从右翼涉水南渡展开。19日拂晓，在英军炮火的全力配合下，113团3营奋勇冲杀，至下午2时攻占501高地，营长张琦牺牲。随后1营和、2营与英军战车协同，肃清仁安羌市内日军。5时许，日军被迫撤退到南部5公里外。至此，仁安羌之围告解。这次作战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当时由于这一战绩替远征军在盟军中捞足了面子，蒋中正颁发四等云麾勋章表彰孙立人的战绩。美国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1年后颁发）。而罗卓英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远征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东部战线是远征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日军发现远征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第56师团趁虚深远迂回突袭腊戍，孙立人所属的66军另外两个师战力不佳，全军溃败，使远征军陷入绝境，当然这只是后话了。 
        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撤往印度，让新三十八师掩护英联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因对英国人的欺骗和不忠感到不满，拒绝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介石令他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孙立人则认为野人山不可行，当机立断撤率新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由于日军被杜聿明率领北上的大部队所吸引，新三十八师在撤退途中比较顺利的打垮日军的阻击，撤至印度后还剩3000 余人，保持了近半兵力（《中国入缅军参谋团团长林蔚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 辑第41 册，7143   —100。》）。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军因遭到日军阻击和追击，丧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时机，半数葬送在野人山中，孙将军得知后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师搜寻并救出部分友军转而撤往印度。5月底，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拒绝解除武装。恰巧，为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于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立人部的情况后，即前往调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表欢迎。                  远征军对日方阵地进行火力打击
        第二次中印缅作战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部队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史迪威曾一度想解除所有团以上中国军官的指挥权而代以美国军官，遭到全体中国军官的一致反对，史迪威于是改成在团一级设立美国顾问，实行双重领导。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
        于邦大捷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进攻胡康河谷日军18师团。第18师团43年8月改编为3单位师团后，每个步兵大队从4个步兵中队缩减为3个步兵中队，骑兵大队被解散，野战医院和山炮联队的汽车被撤销，辎重兵联队也失去1个汽车中队，导致运送物资十分不便，弹药保障不足，每支步枪仅配备子弹150发，每门火炮配备炮弹100－120发。但增编了1个野炮大队（缺编1个中队，只有8门150毫米榴弹炮），全师团总兵力1.5万人。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仅3个步兵大队，4000多人。另4个步兵大队在怒江作战后返回密支那途中，其余分散在密支那、八莫、杰沙等地。第18师团素称精锐，转战中国多年一向看不起中国军队，但此次与驻印军作战却接连受挫。新三十八师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此次作战系驻印军第一次与日军王牌部队作战获胜，称为于邦大捷，史迪威也到一线督战，据战场检验尸体共有184名，未有俘虏。这是美国军工生产和中国士兵勇敢结合的奇迹。据日军战史记载：“师团长接到两军交锋报告后，判断这支敌军只是为了掩护中美军主力越境派出来的一支先遣部队，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区的第56联队急速前进，企图将其各个击破。及至该联队到达战场交战后才搞清楚，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38师(孙立人师)一支劲旅，和第18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一个营消灭中国军一个师乃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这个在九州编成的师团，在中国战场上久经战斗，纵横驰骋，同中国军交战最有自信。然而，此次在富昆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联队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炽密的火力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我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敌军虽已遭到了将近九百名的损失，却仍顽强抵抗，坚守密林阵地，毫不退让。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使全军不禁为之愕然。”（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卷，1051页）。          胡康谷地战役
        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新三十八师113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日军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第十八师团死伤惨重，狼狈逃出胡康河谷。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三十八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二十二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扣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将军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以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日，113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加迈，1944年7月日第18师团被迫放弃加迈，已处于“最后死斗阶段”，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写下遗书，作最后死斗，但3天后侥幸全部撤出（《长编》，中册，281页）。驻印军胡康河谷之战，宣布毙伤日军2.3万人，自身伤亡1.1万（其中新38师自己统计毙伤敌不足1万，但日军记载18师团胡康河谷作战，死亡3200人，受伤1800人，合计5000人（《侵华长编》，中册，282页）。史迪威认为日军之所以在绝对劣境中逃出，是因为中国军队害怕日军困兽犹斗招致自身重大伤亡，所以封闭合围圈迟缓，故日军18师团甚至出乎自己意料，得以大部脱出。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重创日军第十八师团（因为在日后的英日缅甸敏铁拉会战中，1.5万人的18师团还是有7000战斗兵员，作为军主力骨干兵团使用，故此处用重创而不是歼灭），一雪两年前退兵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和新三十师（后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五十师编入新一军）。 
        抗战时期，美国所派来的史迪威上将因与蒋介石不和而后被美国召回。孙立人由于其美国背景，十分同情史迪威，史解职回美国后，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总统，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这些都是逾越名分、干犯大忌的行径。     
             遠東盟軍統帥史迪威上將(右)、美軍聯絡官麥克納利與孫立人討論作戰事宜      1944年3月，攻克瓦鲁班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勋爵向孙立人祝贺                  孙立人将军在返攻缅北战争胜利后出访欧美          早期经历
         孙立人是中国早期的体育明星。当时的清华学堂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孙立人在校风熏陶下，热衷于各项体育运动，并当选清华篮球、足球、排球、手球、棒球的队长，可见其体育天赋非同一般，甚至孙立人因为球场上的严重运动伤害而休学一年。 在众多项目中孙立人最擅长的是篮球。1920年他任清华篮球队长，率队击败当时称霸京津篮坛的北京高等师范学院，获得华北大学联赛冠军。次年入选中国男篮代表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身高1米85的孙立人当时担任球队的主力后卫。 
        孙立人在清华期间，1921年作为中国国家篮球队先发阵容，参加在上海举行之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当时只有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参加，东道主中国队经过激战，以30-27击败菲律宾，又以32-28击败日本，获得本届运动会篮球冠军。这是中国在世界大赛中第一次获得的篮球冠军。 
        1923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预科毕业，同年赴美留学，孙原欲学军事，但其父对当时北洋军阀甚为反感，反对孙学军事。故孙选入普渡大学学土木工程。因其预科已习工程基础科目多门，故入三年级。1925年取得工程学士位毕业。即申请得入弗吉尼亚军校，斯时其父鞭长莫及，亦无可奈何。孙因已有学士位，故直入军校三年级习文史，1927年以文学士毕业，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1928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即今国立政治大学），任中尉军训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 
        1932年“一·二八”抗战的时候税警总团以第88师独立旅的身份参战，战功卓著。这期间税警总团扩充至4个分团，孙立人也是在这段时间才调到税警总团的，先任总团特科兵团团长，但很快特科兵团撤改扩充为总团的第4分团，孙即任第4分团团长。此间孙在训练上下了很大功夫，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国军其它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1933年税警总团一部入赣“剿共”，主要担负护路与构筑碉堡的任务，孙立人部也在其中，传说红军没在他们身上占到便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9月税警总团开拔奔赴淞沪会战前线。税警总团驻守蕰藻浜（吴淞江北支流），后因侧翼被优势日军突破，被迫退守苏州河（吴淞江南支流）南岸。成功阻击日军橡皮艇七次渡河。之后孙立人在苏州河周家宅一线血战中被日军火炮炮击成重伤，全身中弹片十三处，昏迷三天。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企图包抄国军。蒋委员长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税警总团在梯次撤退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素质，基本保留了建制。由于战时税警总团已划归第8军，因此1938年2月被正式改编为陆军陆军第8军第40师。与此同时，孙立人从香港伤愈归队，在武汉找到财政部长孔祥熙。鉴于原税警总团已在淞沪会战中损耗殆尽，财政部有意重组直辖缉私武装，孙立人即成了重组的最佳人选。孙立人自留美回国以后一直很得财政部的器重，却对中央陆军颇为不以为然，有此良机自然马上辞去第8军为他保留的“高参”职务，立即赴往长沙，利用清华内迁后的旧校址招兵买马，重组财政部拟名的“缉私总队”。8月武汉失守，尚在组建中的缉私总队内迁贵州都匀，在老税警总团的感召下，很多“老”人纷纷回归，孙立人很快组建了一支4个团的队伍。不久扩充到6个团。缉私总队按照陆军标准训练和列装，很快成为一支精锐之师。但蒋介石不允许有独立于他的武装存在，即使是他舅子也不行，1941年12月，缉私总队被改编，孙立人被迫交出3个团给戴笠，缉私总队2、3、4团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38师，孙立人也由军级的缉私总队长降为只管3个团的师长，军衔仍为中将。编入第66军序列，赴缅参战。                  民国三十五年孙立人将军镇守长春，被誉为“塞外长城”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46年1月，孙立人被派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参谋总长会议，1946年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由于东北战事受阻，蒋介石急电孙立人返国指挥新一军。5月15日，在四平被攻陷前夕从郑洞国手中接过新一军的指挥权，正面攻击四平，时值新六军廖耀湘部在杜聿明指挥下迂回攻占塔子山，即将切断四平守军的退路，林彪见战况不力，先下令撤退，再给军委打电话报告。杜聿明接到投降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提供的准确情报后，确定共军战力已失，命令所属5个军进行超越追击，孙立人一路的新五十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五日内攻陷长春，随后取回农安、德惠等战略要地，进展顺利。德惠之役后，共军流传着“只要不打新1军，不怕中央百万兵”。在救援海城的问题上，孙立人与杜聿明发生了矛盾，致使184师因孤立无援而投共，因为美苏的秘密协定，美国势力不进入北满和美国希望在中国推行两党制，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休战。国军部队追击到松花江南岸为止，但蒋介石为了显示国军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个团渡过松花江，占领交通要点陶赖昭堡，杜聿明明知此地地形低洼，防守困难，但是是老头子指定的，不好反驳，就把皮球踢给孙立人，孙就派非嫡系的新五十师派一个团执行这个任务。 
        1947年，林彪为打破杜聿明的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1947年1月5日，孙部新38师1个营被共军第3师包围，孙立人命113团主力解围，结果在其塔木被全歼，113团团长赵狄被击毙。新50师150团从德惠出援也被击溃，这是孙立人第一次见识共军围点打援的威力。2月21日，1纵、2纵、6纵和一些独立师共12个师，突然二下江南，歼灭城子街新一军新38师89团，占领九台和农安。民主联军原想乘胜对德惠发起攻坚，却久攻不下，新五十师一四九团因坚守德惠被蒋介石赐名“中正团”，孙立人和陈明仁立即指挥4个师北上解围德惠，杜聿明打开了小丰满水库，使松花江江水大涨。企图截断民主联军的退路，迫使民主联军在松花江南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东北民主联军却回避决战，撤到松花江北。随后在三下江南作战中，陈明仁的71军又有两个师被全歼，师长阵亡。新一军和新六军也各被歼灭一部。孙立人和他的新一军自出关后，再没有什么光辉的传奇了。东北民主联军编了一段顺口溜：“吃菜爱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新一军自称鹰，实际是狗熊，行动像乌龟，打仗像爬虫。”新一军官兵颇不服气，113团2营营长孙蔚民被俘后扬言：“我们军座孙立人将军说过，新一军只打胜仗，不打败仗，你们的总司令林彪将军太不仗义，偷偷摸摸地打，要不我们摆开阵势，重新打一打试试。”孙立人自己提交的报告也认为共军行动积极果断，攻击精神旺盛，部队分散防守极为不利，要求放弃阵地打机动战，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介石批评孙立人，指责其作战不力，骄横跋扈。蒋介石鉴于孙立人和杜聿明不合，而且在东北将领中比较孤立，不可能取代杜聿明统领各军，于是明升暗降其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解除兵权，其新一军军长之职由坚守德惠成名，黄埔出身的新第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同年8月，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东北，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陈诚赴东北，拆散新一军组成新一军、新七军、以其老部队新50师使用新一军番号，而把孙的新38师改为新七军命其驻守长春，最后在长春围城后在他老部下李鸿带领下缴械投降，孙立人离开东北时，东北局势已经恶化，孙立人及时退出东北，对他个人而言是幸运，保全了他的名声。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部迁到台湾，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在台湾建立新军。早在1945年缅甸反攻胜利，孙立人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有记者采访了共军总司令朱德，问他怎么看待新一军的战绩。朱德回答：“是的，他们打的很好，但那是在异域，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有美国人的全力支持，如果他回到国内这个环境，我不认为他能长期保持这种态势，制度总是比人要强。”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孙立人名列第38                   孙立人将军的书法令今天许多文人汗颜         孙立人是国民革命军中，具备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和高度指挥能力的将领，并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是国民革命军中与众不同的一名将军，也是国民革命军当中极少数从美国军校毕业的高阶将领。反对意见则认为，孙立人孤高自傲，与作为国民革命军主流的黄埔系将领格格不入，也不擅协调各方面间之矛盾，使他在注重人脉的国民革命军中难有大作为。刘宜良（江南）的《蒋经国传》中曾提到：“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会报，从来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香港“七十年代”刊“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对孙立人受排挤的情况有相当生动的描写：“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孙立人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蒋介石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那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像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蒋介石打圆场。” 
        孙立人是国民党将领中少数能打胜仗的名将之一。他长期在补给充足的精锐部队任职，无论在中缅印对日战役，或在东北新一军对中共的战事等，面对各种艰苦复杂的作战环境皆有深刻的认识与卓越的战绩，不同于国府嫡系将领一般的庸碌。正因为孙立人将军拥有出众的军事才能和骄人的战绩，善于指挥机械化部队，所以有人把他誉为“东方隆美尔”。      
             孙立人陪雷德福将军参观台军演习         台湾时期
        赴台建立良好军制
       1949年2月青年军第二零一师调台湾受训。1949年9月1日，孙立人正式就职台湾省防卫司令，第二零一师10月在金门参加金门战役。11月蒋中正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分会中提议孙立人再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国防部亦随之发表斯职。1950年3月1日，蒋中正复职总统，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随之裁撤，孙接任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台湾防卫总司令（当时陆军总司令部与台湾防卫总司令部址乃同一驻所）。1951年5月，晋为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致力于国军现代化，整编撤退来台之国军，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原行政院长郝柏村亦曾经历孙立人兴办的军事训练计划，成绩甚佳。古宁头战役的胜利，与孙的努力有关系。防守第一线的二零一师就是经过孙的陆军训练司令部的训练。但随着孙案的爆发，孙立人的一切事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删除。
        兵变疑案 有待考证
        对于孙立人，蒋中正在日记里的记载显示，他并非不愿用他，但是「吴国桢）、孙 屡屡挟外（美国）自重」，蒋日记里多次痛斥。从1949年五六月间美驻台北领事艾嘉致国务卿的七封电报可知，孙立人对美国外交官一直埋怨陈诚故意雪藏他，以至于他有职无权，他希望军民分治，又说台湾局势已发展到人心思变的地步，还抨击陈诚、彭孟缉等人起码落后于时代五十年云云。身为军方要员，向外国官员责骂本国政府，自然是越轨之举。当时与孙立人勾结的是美国的左派国务院。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初开始，紧锣密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攀旗的政变指挥官，推翻蒋政权，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宗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1950年3月20日，美国中情局一份机密报告称：「近几个月的报道显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且铲除其亲信。」 4月下旬国军部队撤离海口后，美国驻华武官巴瑞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电报，引述孙立人的话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与绝望」的状态，孙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巴瑞特4月27日会见孙立人时，孙主动提出「蒋介石问题」。腊斯克于5月1日见到此电，两天后的5月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次秘密会议中正式提出了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倒蒋的方案。方案说，政变目的乃是「彻底铲除国民党的所有重要官员，由孙立人掌控全部军权」——这些工作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完成。政变后的政治真空则由美国调集官员去填补——三天之后，美国派出一批最能干的官员到台湾充任政府的顾问。5月3日腊斯克呈交艾奇逊一份演示文稿，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武装支持岛上的领袖，他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对“孙案”之调查，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与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负责调查“郭廷亮匪谍案”。另外监察院也由中国国民党籍监委陶百川、无党籍监委曹启华、萧一山、王枕华、余俊贤自行发动调查。陈诚的九人小组审讯郭廷亮等，得到彼等“坦承不讳”之“自首”结果。由于郭系孙立人之联络官，九人调查小组认为孙“未适当防范，有失查之责。”军事法庭遂以匪谍罪判处郭廷亮无期徒刑。郭在绿岛服刑，其后假释返台却发生在火车上跳车身亡的“意外”。 
        1955年10月31日，孙立人将军被正式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软禁于台中向上路一段十八号的宅邸达33年，在美国军方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以“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之下，以软禁代替刑罪。孙立人平时有空种种玫瑰，靠家人卖“将军花”维生，直至1988年3月20日国防部部长郑为元来到孙立人家中，向孙立人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一切行动、言论的自由”。有记者采访孙立人对“平反”一事有何感想时，孙立人一直坦荡地说：“从未‘反’过，何‘平’之有？”孙立人兵变案各方说话不一，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既使孙立人有兵变的意图和举动，以孙将军深厚的爱国情怀，也是旨在为公为国，力求变革发展。在那个独栽世袭的年代，也是实属无奈之举。但无论如何，孙立人作为爱国抗日名将，其丰功伟绩永远值得我们后人颂扬的。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病逝于台中县大里市寓所(台中市前私立立人高中的马路右边大宅院)，享寿90岁。孙立人将军逝世时，参谋总长郝柏村受政府训令，派陆军总司令部办理治丧事宜。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先生颁发褒扬令。丧礼由时任国防部长陈履安（原副总统兼孙案“九人小组”组长陈诚之长子）主祭，参谋本部、三军总司令部等陆海空高级军官皆出席。遗体由维吉尼亚军校代表覆盖校旗，再由中华民国政府指派之覆旗官，许历农、罗本立、温哈熊、黄幸强代表国家覆盖国旗，备极哀荣。遗体安葬东山墓园。 
        1998年孙案涉案人及家属要求监察院公布“五人小组”报告并还原真相。经监察院重行调查，并委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学者朱浤源进行当事人访谈和考证，“五人小组”得出孙案系子虚乌有之结论明确。2001年一月监察院正式公告五人小组调查报告原文和结论。全文现已于网上公开供查阅，成为台独势力和民进党污蔑国民党时代的一大笔。                   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
        龚夕涛（夫人） （早逝）  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
        张晶英(夫人)（即孙张清扬） 
        张梅英（姨太）（一作美英，未知何者为实。台湾人，护士出身，与张晶英非近缘关系。张晶英因一直未能生育，于是主动安排其纳为孙立人妾。孙立人膝下四子女皆为她所生。） 
        子女 　　        长女孙中平（1952年—），清华核子工程系毕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力学博士。 
        长子孙安平（1954年—），中原理工学院物理系、清华物理研究所毕业。 　　        次子孙天平（1956年—），辅大数学系毕业。 
        次女孙太平（1958年—），新竹清华化学系毕业。                   1988年恢复自由的孙立人与夫人张晶英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  点击进入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