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仁表四大名捕演员表:[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8).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10:21:37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8)  2010年12月09日09:03 来源:照片中国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1)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2)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3)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4)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5)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6)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7)[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8)                 
第三十九号战犯马鸿逵:晚景凄凉             
             “西北王”马鸿逵 
        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人,字少云,回族。曾任袁世凯侍从武官。后随冯玉祥。1929年投蒋,任宁夏省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积极参加并进行反共、“剿共”。                  上世纪30年代宁夏省城(银川)北门外通往平罗的公路                   马鸿逵到青铜峡公路修筑工地视察                   解放军击溃马匪主力后解放青海省省会西宁市                
        1949年溃逃台湾。马鸿逵因在西北时与马步芳互相倾轧,“贻误战机”,在台湾受到“弹劾”,由原来的一品大员已成寄人篱下。不久迁往美国,在美期间虽生活富足,但妻妾争风,子孙不睦,令他极为痛苦。1970年1月,马鸿逵病逝于美国。                   国民党陆军上将马鸿逵
        马鸿逵,字少云,1892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国民党军西北军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兰州陆军学校毕业。 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任袁世凯、黎元洪的侍从武官。 
        1919年,段祺瑞上台后,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表示顺从,1925年冯玉祥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4路军,任总司令。 
        1927年初,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第4军,马鸿逵任军长。1929年投靠蒋介石。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将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15路军并封他为总司令 
        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鸿逵出任第8战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12月,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 
        1949年9月底马鸿逵逃到台湾,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 
        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逝于洛杉矶。                 马鸿逵:晚景凄凉

第四十号战犯 马步芳:出逃中东
 
             青海军阀马步芳 
        马步芳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早年随父马麒投西北军,历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曾派兵阻止英国经西藏向内地渗入的青藏战争、“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参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又积极参加反共内战。解放后移居埃及,曾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年7月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1941年时年22岁的马步芳
        马步芳参与“四马拒孙”战争
        1933年冬,孙殿英以奉命入青屯垦为名,率大军进攻宁夏,志在吞并西北。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恐被各个击破,地盘难保,乃联合拒孙,史称:“四马拒孙”,同时,蒋介石也希望孙殿英军阀与马家军相互攻伐,两败俱伤。经过激战,四马将孙殿英击败。
        马步芳参与对红军的围剿
        1936年10 月,红四方面军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马家军马步芳部,马步青部对红军作战,马步芳派遣马元海,马步青派遣马廷祥(后被红军击毙)为前线总指挥。红军与马家军在黄河沿岸,古浪以及永昌城进行了激烈战斗。由于战略错误以及马家军的凶狠攻击,最终不能击败马家军,西路军失败。西路军的五军、九军和三十军共两万多人,只剩了七百余人,大部分同志都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这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派陈云、滕代远带着几十辆汽车,满载着服装和慰问品,与西路军在星星峡会见,送他们到了新疆,结束了这次悲壮的西征。
        马步芳参与抗日战争
        1937年8月,马步芳、马步青派遣军队参加抗战,征调大通、互助、湟源3个县的民团共8000余人组成。其中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民族人民,以回族较多。全师辖3个旅。马步芳、马步青先后派出了两个师的兵力,分别是暂编骑兵第一师和暂编骑兵第二师。第一师师长是马彪,第二师师师长是马禄。马家军作战英勇,以骑兵见长,曾发生过马家军士兵不愿做俘虏,数百名骑兵投河自杀的壮举。      
             骁勇剽悍的“马家军”         马步芳参与内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他极力拉拢西北三马为打内战而效命,先后任命马鸿逵、马鸿宾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长官为张治中),对马步芳,他拨给了一个整师的美式装备。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三十四个旅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三马亦奉命派兵参与行动,其中马鸿宾部一个团在环东县的将台被西北野战军围俘;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部攻下了合水等地。同年7、8月,蒋介石计划成立陕甘宁边区剿总司令部,以马鸿宾为总司令,马鸿逵、马步芳为副总司令,希望促成三马合作进攻陕北的局面,但是,三马矛盾重重,互不相服,这事终无结果。 
        李宗仁、阎锡山为消除二马之间的对立情绪,挽救西北危局,电召马步芳到广州,在爱群酒店安排与马鸿逵见面,又请出马全钦(马占鳌孙、马安良之子)从中说合调解,二马因解放军大兵压境,处境相同,因而表面上又言归于好,甚至还抱上古兰经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并商定次日一起乘飞机回兰州。然而,到晚上,马鸿逵即后悔,担心跟马步芳去了兰州,会被当作人质扣起,所以第二天,他不顾马全钦的劝阻,坐飞机直飞回宁夏。随后,马步芳亦飞回兰州。 
        马步芳回到兰州后,积极部署兵力,将全部精锐部队四、五万人马,凭借兰州南北二山上的国防工事固守。8月20日,解放军在兰州城外会合成东、西、南三面包围之势,发动了兰州战役。马步芳请求胡宗南部从汉中来援,尤其派出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后。这时,马鸿逵故意刁难,讨价还价,马骥知事不谐,迳自飞往重庆逃命。不过,马鸿逵还是命令马全良率领一支刚刚拼凑起来的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面对这种局势,李宗仁、阎锡山经商议认为,西北只有二马还有点力量,不笼络住马鸿逵,马步芳的势力更孤立,于是决定让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得知这消息十分高兴,即去电次子、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敦静,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敦靖(马鸿宾之子)以及一二八军军长、宁青兵团副指挥官卢忠良,要他们死守住宁夏的门户固原和瓦亭,为自己争回面子。然而,就在8月1日马鸿逵正式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当天,宁夏兵团及各部阵地相继被解放军摧毁,卢忠良下令全军后撤,向宁夏溃逃。解放军乘势向西挺进,直压兰州地区。 
        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8月24日只身飞往西宁,再携眷逃往重庆,所部交由儿子马继援(升任西北军政副长官)指挥。25日,解放军发起总攻,26日,兰州即告解放,马步芳四、五万人马被歼灭,马继援率少数亲信逃往西宁。9月5日,西宁亦解放,马步青、马继援亦逃往重庆。马步芳进入新疆的骑五军,也在9月下旬参与了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军长马呈祥不愿参加起义,被“礼送”出境。至此,马步芳家族拥有的武装力量全部瓦解。 
        兰州解放后,马鸿逵决意死守宁夏。然而,9月1日,蒋介石电召马鸿逵到重庆。马鸿逵将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马敦静,匆忙飞到重庆。原来,蒋介石打算把宁夏部队调往四川,马鸿逵当然不愿意。但不几天,马鸿逵长子、骑兵第十师师长马敦厚携眷从宁夏飞到重庆,告之宁夏败局已定。9月19日,马敦静也逃到重庆。就在这一天,宁夏的马鸿逵部队在马全良、卢忠良率领下宣布起义。同一天,马鸿宾及其子马敦靖、马敦信率第八十一军与解放军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独立第二军,马敦靖、马敦信分任正副军长。至此,西北马家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马步芳名列第40。                  几乎消灭红军全部西路军的“马家军”                   杀人如麻的马步芳
        马步芳阴沉持重,极富心计。在二十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无论是操控内部还是周旋中央政府,他处事果决,思虑周密,诸事分寸把握有度,拿捏得当,同时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踢开叔父兄长,独揽青马军政大权,恩威并重统驭宗亲部属;外,授封疆大吏,以甘、青为根据地,浸染新疆西藏,征伐藏区,追堵红军。他做的每件事都可为自身和其“团体”攫取最大利益。 
        马步芳是个政客,虽自幼就混迹于行伍,但军事指挥上没什么建树,他只参与战略决策,除了征讨藏区因离得近管管筹划外,其他很少具体介入战役战斗指挥,也很少上前线。这一点和他的父亲马麒不同,马麒喜欢“亲征”。打西路军马步芳请出老将马元海挂帅,解放战争陇东战事中则干脆把军队交给儿子指挥。但他决不是不过问,对前线战事,他通过现代通讯工具时时了解情况并督导。                  西北军阀马步芳(左)与马步青(右)         马步芳与马鸿逵之间的矛盾
        随着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军事上的失败,西北的局势亦岌岌可危,此时,三马亦开始了分化。马鸿宾于1948年7月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第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敦靖接任。1949年初,蒋介石想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敦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是,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遗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成了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在二马的眼中,就如同“西北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座,虽然在蒋家王朝分崩离析之际,二马仍不放过这一机会。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时兼代理军政长官职务。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郭寄峤。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宾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峤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峤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生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等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当然,黄金有很大的效用,而马步芳的实力胜于马鸿逵,这也是李、阎任用马步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马鸿逵比马步芳长十一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败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的实力终逊一筹,只得让步,另做打算。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君子协定”:马鸿逵保举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并且将宁夏兵团开赴陇东,与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兵联合作战,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以保住甘宁青。于是双方各怀鬼胎分了手,马鸿逵回到兰州后,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保举了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一面电令宁夏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出兵陇东,与青海兵团组成宁夏联合兵团合力进攻陕西。5月18日,国民党行政院明令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不久又实任)。马步芳率领自己的一套班底从西宁赶到兰州上任,原长官公署的要员几乎全部撤换,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完全把马鸿逵撂到一边。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保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往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十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夏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结果,很快丢失了长武、泾川、平凉等重镇。                           蒋介石夫妇到西北视察时马家人与张学良等人合影(左起:马少云、马福寿、胡宗南、张学良、蒋介石、宋美龄、马云亭夫人、马少云夫人)
        三马的最后足迹
        还须交待西北三马的最后踪迹。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1960年10月20日,马鸿宾在兰州病逝。 
        1949年9月底,马鸿逵及其妻妾儿子飞到了台湾,马鸿逵即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台湾当局发表给予他“撤职查办”的处分。马鸿逵心灰意冷,决定出走。他先把四姨太刘慕侠送到香港“治病”,不久报称病危,马鸿逵以此请假离台赴港,接着“赴美就医”,以后长期居留美国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在洛杉矶病逝。              1949年9月下旬,马步青飞到了台湾,马步青在台湾历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77年2月9日因病在台北市死去,终年79岁。 
        1949年9月下旬,马步芳及马步銮、马继援等飞到了台湾(后马呈祥也到了台湾)。到台之前,马步芳已因“擅离职守”受到“撤职议处”的处分。到台后他预料会有不利,于是以三千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的几位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到埃及开罗做寓公。后来,又移居沙特阿拉伯。1957年,台湾当局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0年辞职。1975年7月31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马步芳后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解放前夕,马步芳逃往台湾,后长期定居沙特阿拉伯,曾任台湾驻沙特“大使”,虽年将垂暮,却恶性不改,不仅侵犯部属之妻女,甚至罔顾伦常,强暴自己的亲侄女。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少见。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台湾当局终于以腐化无能为名将其免职。1975年,病逝于沙特阿拉伯,终年72岁。                   1954年馬步芳在埃及家宅内         马步芳流亡国外的日子: 
        1950年初,马步芳率其家小及马步康、马步銮、马步龙、马步鳌、马继融、马步瀛及其家属等分乘欧亚公司四架包机飞抵世界伊斯兰教圣地——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向世界穆斯林的圣地作了伊斯兰教最隆重最庄严的祈祷,履行穆斯林教徒们终生向往和渴求的宗教仪式。朝觐活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他们除了做各种“功课”外,还游览了麦加圣地的风光。马步芳以国民党政权官员的身份晋见了沙特国王。国王对这位流亡将军表示了他们政府的关怀,并派了几部汽车供马氏等备用,可是马步芳拒绝了这一安排,他自己买了两部车子,并在麦加城一家旅馆住宿。 
        马步芳一行自幼生活在中国西北,突然来到这炎热的亚洲大地,生活上、气候上均很不习惯。朝觐毕便去沙特的塔乙夫避暑。在此马步芳又一次遇到新的打击;其三弟马步瀛因中暑死亡。马步瀛的小妻(藏族)也与之办理了离婚手续,改嫁给一个当时也在麦加朝觐的中国宁夏阿訇。料理完其弟的丧事,马步芳一行抵达阿拉伯著名海港准德城。这里国民党领事馆还保留着合法地位,当时的临时代办是王嘉祥。在王嘉祥和其侄马跃武的安排下,马步芳决定到埃及的开罗定居,并通过此二人在开罗买了房子,办理了入境手续。 
       1950年5月,马氏一行乘轮船过红海至开罗,由王嘉祥陪同晋见了埃及国王,获得在埃及侨居的许诺。此后他们便搬至开罗郊外的马尔地住宅区,住马尔地33号。马步芳在这里共买下二幢楼屋,一座大楼共九层,为随行人员及家属亲眷占用;一座二层小楼为马步芳及其妻子所居。为了生活上的方便,他们买了三部汽车,雇用了一个会做中国菜的埃及厨师,马步芳还请来二名阿拉伯阿訇,帮助他们补习阿文、讲经和读报,后来又为各家亲属子女办起了一个私人学校,请人帮助他们学习英文。马到开罗不久,佯称其妻病重,去电要马继援离台速去埃及看望母亲。他不愿自己和儿子再留在蒋氏身边。马继援素以孝子自居,接电即飞开罗,及至,马步芳便再不放行,并从经济上控制他。不久,马呈祥由新疆转道印度赶到开罗,马步芳当时对马振武通电起义一事尚恨声不绝,责其败坏门庭声誉,马步芳向其子侄弟们宣布,他此生再不做事,再不做官,将来死后,也就在此埋掉。马步芳在开罗定居不久,蒋介石从台湾给他汇来了一万元美金,作为生活津贴,同时多次来函来电或派人去开罗看望,希望马氏及他身边师以上军政人员尽早返台,马步芳均未置可否。后台湾方面又提出在阿拉伯或埃及大使一职中供其挑选,马步芳亦表示拒绝。马氏集团流亡国外,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坐吃山空,一切完全是异国风情,精神上十分苦闷。马步芳大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之意,他闭门不出,专心于伊斯兰经典,并让马步康、马步銮、马骥等每日陪他念经。上午一般在自己楼内做祈祷和功课,下午多去他没有公开的秘密妻子法图麦处(经名法图麦,临夏人,与马步芳在西宁时生有一子,四九年外逃时已八岁,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校参谋马发元负责将其母女连同各家眷属一起携往)。在国外,马步芳尽管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但在整个集团和家庭中仍保持着独有的威严。在马尔地他深居简出,很少进开罗市区,偶而也陪同家人外出暂短旅行,但生活范围十分狭小,仅限于二座楼内。对属员和家人管理也十分严格,不许轻易远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共救国”、“光复大陆”一切都已成为泡影。马步芳自知在台湾无立足之地,后来终于出任阿拉伯大使,并于1975年死于麦加。 
        据传闻,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弥留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在袖中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马步芳在无限的乡愁中辞世,尸骨留在了数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1955年馬步芳在埃及                   1955年馬步芳(左一)与国民党驻沙特大使和鳳山                   马步芳曾蹂躏5000女子 兄嫂侄女都不放过   马步芳公馆                  马步芳公馆始建于1942年6月(民国31年),耗资300 0万大洋,次年6月建成,为马步芳私邸,取名为“馨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馨庐”二字现仍镶砌在大门上部,“馨庐”取意是按唐代诗人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词句“惟吾德馨”中的“馨”“馨”字下是香,暗合马家父子的名号“子香、少香”,“庐”取《陋室铭》中“诸葛武侯庐”的“庐” 。在马公馆里许多建筑的墙面镶有玉石,故人们亦称为“玉石公馆”。公馆由多个院落和不同形式的房舍以及花园组成,各个院落的房舍布置有序,结构严谨。构成了统一和谐的整体。位于公馆南端的后花园栽种了名贵的花卉和树木,还有亭榭,著名的“晓泉”也在其内。 
        “马步芳公馆”是青海省保存最为完整的民国时的建筑,也是全国唯一一座选用玉石建造的官邸,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浓郁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1986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馆”保留下来的院落占地近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800余平方米,共有房屋298间,分别由前院、中院、南院、西一号院、西二号院、西三号院以及后花园等7个独立而又联系的院落组成,各院和重要厅宅都有暗道相通,院落设计精巧,建筑古朴典雅,整个院落透出老宅的深沉、庄严和神秘气息。 
        公馆的六个院落,第一个是办公和接待宾客的院子,这个院子里有玉石厅,贵宾厅和东西两厅等;第二个院落是正院,是马步芳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里是当年青海省的政治、军事中心,这个院子里有马步芳居室,他儿子马继援居室;马继援夫人张训芬居住的小楼;另外还有副官、参谋楼及北会议厅和南接待厅;第三个院子是女眷楼,它是女宾住宿的地方,是古典廻廊木结构的中式二层楼四合院,一楼是女佣住的,二楼是女宾住的,这个楼当年绝对禁止男人入内;第四个院子是小花园,大伙房和小伙房也在此院;第五个院子是马步芳亲信警卫部队的驻地,称为“警卫楼”。院子里还有古油坊,古水磨;第六个院子是仆役、车夫住的地方,现开辟新作为游客的用餐场所。 
        2004年将公馆修复,开辟为西宁市市区内唯一的人文古迹旅游景区,在这里游客可以通过实物,了解到青海近百年的一段历史和马步芳及其家人在青海的生活情况。 第四十一号战犯 陶希圣:御用文人 
             陶希圣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陶原系文人,曾主编《独立评论》周刊。后秉笔从政,曾经主持国民党政府文化宣传工作数十年。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叛逃,任伪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离开,发生了著名的“高陶事件”。在此之前,他引发过“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此外,他与长期亲共的沈钧儒常常政见不合,但阴差阳错,自己的女儿却嫁给了沈钧儒的幼弟。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至上海,揭露了意在使日本独占中国的汪日“密约”。后成为蒋介石御用文人,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阐述蒋介石的反动理论,集中反映了蒋介石的思想体系和根本政策,为发动内战制造依据,被党内文人称为“蒋介石文胆”。                   1931年陶希圣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全家合照于天坛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以字行,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之父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4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                   陶希圣与大外甥沈宁三外甥摄于天坛(三十年代)         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之父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4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之别名取代“陶汇曾”之本名,并终其一生。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 
        1931年1月,陶希圣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授之余,他仍笔耕不辍,《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即此时的代表作。同年暑假后,陶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同年暑假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轮流于清华、燕京、北师大、朝阳等校兼课。1935年1月,陶希圣联合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樊仲云、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等10位教授于上海《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1936年,陶希圣为学友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作书“序”。1937年抗争爆发后,陶挟笔从政,在武汉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希圣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即自此时开始”。1938年7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8月,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内容,旋与连士升等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发行《国际问题周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起草《中国之命运》,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成为国民党权威理论家。1947年,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设计委员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病逝。                   蒋介石和陶希圣合著的《中国之命运》封面                  国民党“文胆”陶希圣                
        1949年,陶希圣随蒋介石去台,执意留在大陆的女儿一家则经受了多番运动的暴风雨。去台后,陶希圣曾任“中央”评议委员、国策顾问等职。1988年6月去世,终年89岁。        人物评价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北伐革命和辩证唯物论浪潮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激变,一些学人力图以经济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的分期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的发起者是陶希圣。他首先在上海《新生命月刊》提出:《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此论即引起诸多学人的响应和论战,论战的焦点有三:一派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一派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则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已衰,封建势力犹存,而中国社会的两大阶层是士大夫与农民”对于陶希圣史学的评价,1949年以前,人们大多持肯定的态度,如顾颉刚认为,在当时的历史学者中,“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而其中“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地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它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示,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很大”。 
        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同样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直至1949年10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仍认为,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此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或不被人提及,有的只是反面形象。1978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逐渐被学术界重新评价,他早年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1979年由学友黄现璠再次提出。两者不同之处在于:陶希圣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仅仅针对汉族历史而言,而黄现璠提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既针对汉族历史而言,又针对少数民族历史而言。                    1949年陶希圣长女陶琴薰和儿子沈宁照于香港                 1952年,胡适(前排左一)由美国来到台湾,与老友重聚            (前排中、右)陈诚、王世杰(第二排右起)张历生、叶公超、吴国桢、陶希圣            (后排右起)张南如、黄少谷、张其■、沈昌焕                  晚年的陶希圣           高陶事件
        1940年1月发生的“高陶事件”,即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向世人公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卖国逆流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往虽然也读到过有关此事件的一些文字,但大多是一鳞半爪,简略带过,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详尽经过不甚了解。最近,读了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撰写的《“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史料翔实可信,叙述不加掩饰,使我不仅对事件本身有了详细了解,而且对高、陶二位先生尤其是陶希圣的心路历程有了较深的理解,启示良多。
        实事求是,不为亲者、尊者讳
        作者在书中做到了不为亲者、尊者讳,没有讳言高、陶二人一度已经上了汪精卫叛逃投敌的贼船,落入日寇设下的陷阱已经很深的史实,同时也明确否认陶希圣去上海是作为重庆政府的间谍“卧底”之说。抗战前陶希圣是北大教授、法学院政治系主任。七七事变后,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牯岭茶话会”,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从此弃学从政,进入政坛。抗战初期,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甚为悲观,参与了“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鞍前马后,出力不少。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安南(今越南)河内机场,铸成大错,在歧途上越走越远。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结果误杀曾仲敏。事后,陶希圣在香港为《南华日报》撰写一篇题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的社论,声称“自抗战以来,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求国家命脉之保存,求民族生机之持续,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主和无罪”,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后来,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新政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艺文研究会”期间,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引为知交),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参与汪日谈判。此时,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如果再朝前走一步,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迷途知返,深明大义
        高宗武、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求和”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灭亡中国。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高、陶惊出一身冷汗,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离开上海,或出国隐居,总之绝不继续谈判。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极力迁就日方,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高、陶对汪精卫已讲不进话,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 
        沮丧与绝望之余,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1939年12月30日汪逆签订卖国密约这天,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高、陶的反常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称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号”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脱离汪精卫集团。在杜月笙、万墨林的援救下,1月4日他们被悄悄护送上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终于脱离了虎口,回到抗日阵营中。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 汪伪卖国密约 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  函交本报港版发表 
        “汪日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对日本和汪伪集团引起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抗日阵营中一些原先对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人士丢掉幻想,头脑清醒起来。当有人批评高、陶此举在道义上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时,高、陶义正辞严地公开表示:他们参加了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精卫组织“不可得而私为秘密”,“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 
        应当提及的是,陶希圣有一位智勇双全、深明大义的妻子万冰如,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帮助丈夫首先脱离汪精卫组织的人员居住的愚园路住宅,再图脱身之计,她带着五个子女义无反顾地于1939年12月13日从香港抵达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幢房子,使陶希圣得以有借口离开愚园路和家人同住。在汪精卫一伙逼迫陶希圣在卖国密约上签字时,她斩钉截铁地对陶说:“我把全家的生命带来住在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妇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在高、陶秘密离开上海后,她大胆地去面见汪精卫、陈璧君,机智地以劝丈夫回上海为理由,要求带两个小孩子同去香港,毅然把三个大孩子仍然留在上海读书,实际上是作为人质,这样使汪精卫夫妇得以放心。作为一个母亲,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啊!陶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先行到达香港。后来,在杜月笙、万墨林的营救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又被秘密送上去香港的轮船。1940年1月21日上午,陶氏三姐弟乘坐的轮船刚驶出吴淞口来到公海,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和汪日密约全文已由专人送至大公报社。1月22日三姐弟搭乘的轮船还未抵达香港,汪日密约已经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同时见报。真是好险啊!晚走一天就脱不了险了。全家在香港终于团圆,谱写了一曲动人的爱国主义正气歌。后来香港沦陷,万冰如毅然让丈夫跟随九龙难民回乡队逃离虎口回内地,自己则带着孩子们颠沛流离,经历种种艰辛危难,跋涉五个月才抵达重庆,确实是一位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警示后人,勿忘爱国
        高宗武、陶希圣曾经是汪精卫的亲信,是汪氏“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而且追随汪精卫到上海,参加汪日谈判,错误不可谓不重大。他们一生都为此大错而痛悔和自责。高宗武后来去了美国,不问政事,专事学术研究。陶希圣后来在委员长侍从室为蒋介石效力,还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跟随蒋去台湾,直到七十岁才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重新专心从事学术著述,1988年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他始终认为当年一度随汪行动,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件憾事。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们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坚决脱离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虽然内心的煎熬和压力是外人所无法体会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一步,以行动向全国同胞剖明了心迹。 
        在“高陶事件”发生二十七年后的1967年2月,陶希圣在美国华盛顿与高宗武欣然重逢。两位老人共同缅怀往事,无限感慨。“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后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必须坚持爱国者立场。爱国不分先后,每个人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维护祖国统一是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也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曾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卖国密约,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此壮举载入史册,功在千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一历史功勋的。 
        “高陶事件”发生至今已整整六十五年了。岁月的尘埃并未遮掩这一事件的主人公身上闪烁的爱国主义光芒。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日子,一切为了保卫祖国、保卫中华民族、战胜日本法西斯而做出牺牲和贡献的英烈和仁人志士都将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和纪念。高宗武、陶希圣的爱国主义壮举当然也在此列。 第四十二号战犯 曾琦:反共难成                                  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字慕韩。标榜国家主义的政客。四川隆昌人。 
        早年就读于成都法政学堂。1918年回国,翌年参与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到法国留学。1923年在法国成立中国青年党,任党务主任。1924年回国,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宣传国家主义,反对国共合作。1926年青年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因与国民党有矛盾去日本。回国后拥蒋反共。1938年成立国民参政会时,被聘为参政员。日本投降后,参加青年党十大,当选为主席,反对国共合作,煽动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人。但在抗战中,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46年任“国大”主席团主席,次年4月参加蒋介石政府,聘为总统府资政。1948年赴美。1951年卒于美国华盛顿。是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排名第42。 
        他创立了“国家主义派” 
        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以其外围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组织这个政团的是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当作职业。主要理论是《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一文。这组后来被结集出版、定名为《国体与青年》的文章,曾琦杂糅了“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众多观点,并结合中国的救亡需要,形成了“国家主义”主张。他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化以往的“文化主义”为“民族主义”,唤醒大多数民众参与救亡,国家才可能生存发展。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能够赢得众多青年的认同,其与“世界主义派”最大的不同就是对待苏俄的态度不同。 
        曾琦曾将《国体与青年》一书寄给胡适邀其作序,胡适于1919年初为此书作了序文,并且发表在2月24日《晨报》上。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曾在留学法国期间成立中国青年党。回国后创办《醒狮》周报,反对国共合作,煽动蒋介石镇压GCD人。但在抗战中,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46年,他由青年党党魁而任“国大”主席团主席,次年4月参加蒋介石政府,1948年秋赴美,鼓吹美国应继续援助。     
第四十三号战犯张君劢:误入歧途            
             张君励与诗人徐志摩的合照                 张君劢夫妇               参加联合国创始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前排左起:胡霖、董必武、吴贻芳、魏道明、顾维钧、宋子文、王宠惠、胡适、李璜、张君劢、施肇基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鼓吹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曾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在蒋介石拉拢下,参加伪国大。国民党逃台后,张君劢在海外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以“第三势力”自居。张君劢一生未置产业,仅靠稿费与少量养老金维持,生活清苦。1969年2月23日在美国去世,终年82岁。                  张君劢在上海青年汇的宪法演讲
        生平简历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出生于江苏嘉定县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6岁私塾启蒙。12岁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在这里张君劢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 
        1902年,张君劢16岁,应宝山县乡试,中了秀才。翌年,他被《新民丛报》梁启超所撰《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所吸引,不惮巨额学费,投考震旦学院修拉丁文。后因学费无继,而转入南京高等学堂,学习不及一年,因参加拒俄爱国运动而被勒令退学。经友人介绍,去湖南长沙做中学教师。  
        1906年,张君劢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留学期间,结识了具有师友关系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 
        1910年,张君劢于早稻田大学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回国应试于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为暂避袁世凯的迫害,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张君劢于1913年取道俄国赴德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与汤化龙等人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后与共和统一党联合改组为民主党。 
         1913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因此精通日文与德文。1915年回国,任浙江交涉署长、《时事新报》总编。不久,赴北京任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 
        1917年后,长期从事唯心论哲学教育和研究。 
        1918年,张君劢等6人随梁启超去欧洲考察,之后留在德国师从倭铿学习哲学。后来曾参与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发起人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交锋,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捶》、《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 
        1933年与张东荪等人组织国家社会党(国社党),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黄炎培等人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历任常委;与陈布雷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任院长。抗战后,国社党与民主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民社党),被举为主席,参加国民党政府工作。1946年担任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与创办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主导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设计改造成倾向内阁制的五院制,企图制约蒋介石的大权。 
        从政治一方面看,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  
        张君劢反对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又不满蒋介石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1949年后去美国。由于民社党迁往台湾后内斗不断,又受到国民党实施一党专政的压迫,张君劢曾经于1962年出面号召党内团结,但无功而返。1969年病逝美国。                   张君劢晚年讲学时的留影                  垂暮之年的张君劢
        人生评价
        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既被国民党绑架过和软禁过两年,其著作多次遭到国民党的查禁,又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支持过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他既与共产党有过很不错的关系,59岁生日时周恩来还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又与共产党人势不两立,1949年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而遭通缉。 
       就学术一方面而言,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是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后来《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与丁文江、陈独秀和胡适打过笔墨官司,并先后有《人生观》、《民族复兴之学术基捶、《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论》、《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主国之道》、《明日之中国文化》、《新儒家思想史》等论著发表和出版,被公认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从政治一方面看,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30年代起,又先后组建过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张君劢反对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又不满蒋介石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1949年后去美国。由于民社党迁往台湾后内斗不断,又受到国民党实施一党专政的压迫,张君劢曾经于1962年出面号召党内团结,但无功而返。 
        他既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又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率民社党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大和政府,被民主同盟令其退盟。 
        他既热情地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又对十月革命进行过肆意攻击,一生以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为鹄的。 
        他从小进的是新式学堂,留学过日本和德国,却拥有秀才和翰林的功名;他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用德文和英文写有著作,却拒绝使用白话文,他发表和出版的中文论著都用的是文言文。 
        他提倡过妇女解放,抨击过封建大家庭对妇女的压迫,然而1922年他却顽固地不许他妹妹张幼仪在与徐志摩离婚后改嫁,而他自己则毫不犹豫地与一字不识的发妻离了婚,重新娶了一位知识女性……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但他在政治与学术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却依然如故,而且是变本加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却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他提倡复兴儒学,直到他1969年逝世……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 
        张君劢虽然不是一个成功者,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不重要。实际上,在这两个领域里的许多方面,他都产生过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张君劢著作         点击进入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