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仁表为什么娶申爱罗:[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5）.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5）　 2010年12月09日09：03 来源：照片中国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1）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2）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3）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4）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5）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6） [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7）[图集]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8）   第二十四号战犯吴国桢：书生本色                         吴国桢                  
        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字峙之。曾任重庆市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去台后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曾得到“总裁”蒋介石的欢心。                  吴国桢年轻时的合影                   旧上海市长吴国桢曾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                
        但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吴国桢，不满国民党一党专制，反对蒋氏父子“家天下”，于1953年离台赴美。后因被台湾当局指控卷入“王世杰案”，与台湾蒋介石政权隔海对骂，公开指责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解除一切职务，1984年6月6日在美病逝。                  汉口市长吴国桢夫人黄卓群为第三届渡江获胜者颁奖
        1928年，吴国桢在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时，结识汉阳铁工厂技师长黄金涛之女，毕业于上海晏摩氏女校的黄卓群。1931年在汉口结婚。吴国桢与黄卓群育有二女二子：Eileen  Hsiu Young Yu, Edith Hsiu Hwei Li, H.K. Wu 和Sherman Wu 。2002年黄卓群去世。 在担任上海市长时，吴国桢结识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麦考密克夫妇。当上海局势不稳时，吴国桢将两个女儿送到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麦考密克家。                   吴国桢任台湾省省长期间视察途中 
        早年时期
        1903年，吴国桢生于湖北省建始县红岩镇凉水埠村，自幼随任陆军部军训处长的父亲吴经明旅居北京。1914年，年仅10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自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汉口时期
        1926年吴国桢回国之后进入政界，曾任夏斗寅的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吴国桢任蒋中正机要秘书，同年出任汉口市长，时年29岁。1936年长江发生洪水，吴国桢下令修建了巨大的堤防工程，挽救了这座城市。
        重庆时期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汉口，吴国桢全家逃往重庆。1939年，吴国桢出任重庆市长。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1943年，吴国桢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 
        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重要地位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吴国桢是惟一先后担任过中国四大省市长官的人物。1933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尽心市政建设，曾主持修建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战时复为保卫大武汉，作出积极贡献。1939年吴氏又任战时陪都重庆市长，实施疏建并重、城乡并重、心物并重三个"并重"纲领，并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1946年任上海特别市长，竭力控制财政预算，取缔黑市和奸商，试图稳定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1949年再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协助蒋氏父子稳定台湾的统治。 
        吴国桢能够四次出任中国重要省市长官，首先在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宠爱和信赖。1926年秋由美归国后，吴国桢初任上海政治学校教授，后由张群推荐入政界任职。1932年被蒋介石揽任为私人秘书，其才华深受蒋氏赏识，虽然吴氏任此职时间不长，但由此与蒋介石结成密切关系，成为其屡受重用和进入中枢任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吴氏在四任省市长官期间所显示出来的为人与才能也为各方所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颜氏对吴国桢非常赏识，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吴国桢位列第１７位。毛泽东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天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他联络，惜未为坚持反共立场的吴国桢所接受。
        台湾时期
        蒋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但吴国桢亦特别对台湾政治有所动作，此亦种下了陈诚对吴不满的远因。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12月15日，蒋中正任命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利用吴国桢“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人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某些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但是在韩战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给予美援，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与蒋经国与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不放人，先判死刑；由于吴的反对，经蒋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中正曾派黄伯度传话，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非辞职照准不下山。1952年复活节，吴国桢由日月潭下山，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饭毕下楼，见包姓司机脸色惨白；吴的座车前轮与主轴联接的地方，疑似螺丝松动，几遭不测。1953年4月，吴国桢辞省主席职，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1953年5月24日，吴与妻子前往美国，蒋经国、陈诚到机场送行。1954年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                   向蒋介石辞呈的信件
        吴国桢事件        逃台初期，蒋介石曾以“改造国民党”为由，铲除了CC系等党内异己。但是，旧的矛盾解决后，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对于党内异己势力，蒋介石的做法是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坚决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 
       还在1948年上海市市长任内时，吴国桢就与太子蒋经国发生冲突。当时，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经济，整顿日益混乱的经济秩序，同时也为了给蒋经国培养日后接班的资本，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出任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年轻气盛，用铁腕手段坚决打击不法投机商人，引起了外界许多非议和上海商界的反弹。对蒋经国的做法，市长吴国桢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需要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上的高压于事无补。两个月后，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事后却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吴的不合作。到了台湾后，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大搞白色恐怖，又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尤其是吴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日益公开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发泄对蒋经国的不满，甚至说蒋经国“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在50年代初，蒋介石有求于美国，因此对于吴国桢尚能容忍。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据说，蒋介石还曾想制造车祸暗害吴国桢。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乃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1953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他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以后，吴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十三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求，但遭美国拒绝。
       辅佐外交
       吴国桢接触中国外交事务始于其归国不久，他曾任外交部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长、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兼条约委员会委员等职，初步积累了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 
       1942年12月，在我国已与英美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动十分频繁之际，吴国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其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吴国桢肩负辅佐宋子文掌理战时外交的重任，曾一度对外暂代部务。其间，他参与主持了中美、中英新约签署、筹组联合国、争取国际军事政治援助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参加了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务，并负责处理外交部日常的外交活动，见证了战时中国争取美英支持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活动。 
       1945年8月，吴国桢奉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身份，与法国临时政府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在重庆签署《收回广州湾法国租借地专约》，宣告了法国强租广州湾历史的终结。
         应对白皮书
        1945年8月，吴国桢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国共内战期间的对外宣传。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吴国桢也称病辞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职务，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 
         随后，吴国桢随同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7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局势，设立了"总裁办公室"，掌理台岛内外事务。"总裁办公室"下分九个组，吴被任命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财政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与建议事项，同时兼任“总裁办”外交组副组长，主要负责对美事务。他曾随同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和韩国，并先后协助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与菲总统季里诺、韩国总统李承晚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倡导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以"抵抗"共产势力的威胁。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丢失大陆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这极大冲击了台湾政局和美蒋关系，被称为是给国民党这口棺材钉上了最后一个“钉子”。国民党内群情激愤，很多人主张要公开与美国当局辩论。吴国桢主持外交组进行研讨，提出了三点"应对"方针：第一，白皮书已成过去，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必将有所变更，对此宜持冷静态度；第二，国民党应于短时期内在若干区域厉行改革，在较能作战之区域作若干军事能力上之表现，此为目前一切宣传成功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第三，民间舆论对白皮书所指责事实有所辩正时，国民党及"政府"不宜阻止，但不论辩正或批评，均有一致观点。这些意见均为蒋介石采纳。８月１６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由蒋亲自审定的声明，一方面表示对"白皮书"中许多问题"持严重异议"，"将于适当时期对它作详切之声明"；另一方面又强调两国不能因过去问题的辩论而影响互相间的“传统友谊"及"共同目标”，希望美国捐弃前嫌，继续援华。此举稳定了当时的美蒋关系，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第二十五号战犯 刘峙：嗟来之食                           刘 峙         历任要职
        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河南省保安司令； 　　        国民政府豫皖绥靖主任；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抗战中期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 　　        抗战后期任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任国民政府郑州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共二次内战期间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930年剿共得力，蒋特将河南新集命名为经扶县以示表彰。 　　        1949年1月因为战败被解除职务，后经香港到印尼养病。 
        1953年去台湾，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71年1月15日病逝于台中。                   刘 峙
        刘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字经扶，曾任河南省主席、第五战区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逃往香港，但在九龙遭土匪抢劫，竟落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而此时台湾当局又以他滞港久未归队，取消其战略顾问资格。当年10月，刘峙被迫流落印尼，以教书糊口。1953年10月，由何应钦、顾祝同等人说情，台湾方面终于给刘峙出了一张“入台证”。回到台湾的刘峙于次年被委任以“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虚职，他在台中的寓所深居简出，过起了现代隐士的生活。l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中病逝，终年79岁。                   国民党元老上将刘峙的墨迹                   二级陆军上将刘峙：嗟来之食         徐州剿总
       1948 年5月，何应钦担任国防部长后，推荐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蒋介石也认为刘峙虽然打了一些败仗，但终究忠信可靠，刘峙久闲无事，被蒋介石再次起用，受宠若惊，忙向蒋表示，"义不容辞"。6月14日，刘峙飞抵徐州就职。此事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场小小波澜，骄横的邱清泉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指薛岳）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指顾祝同）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守不住。"9月下旬，济南被解放，济南解放后，徐州地区的形势顿趋紧张。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都觉得让刘峙指挥徐州“剿总”有些不放心，他们提出让白崇禧来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剿总”，与解放淮海地区进行一场大会战。刘峙听到这一消息后，私下里发牢骚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刘峙手下的一些亲信将领对此也十分不满，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就到处散布说：“这简直是多此一举，他白崇禧又不是三头六臂，他来就一定行吗?”正当刘峙闷闷不乐之际，白崇禧却突然拒绝了这一任命 。 
        刘峙这时对自己也缺乏自信，他也知道就凭自己这两下子，要指挥几个大兵团与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确实吃力。向国防部建议，遵选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兵团司令官以上职务、资力深而有作战经验、能服众望的将领，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名义兼任国防部前进指挥部主任，具体负责指挥作战。 
        何应钦认为刘峙的这个建议不错，便向蒋介石推荐宋希濂和杜聿明出任这一职务。宋希濂、杜聿明与刘峙同属于何应钦派系的骨干分子，在人事关系上与刘峙不会产生矛盾，代替刘峙指挥作战很合适。当时宋希濂在华中“剿总”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杜聿明自从离开东北后，一直在上海养病，最后蒋介石决定派杜聿明到徐州，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以辅刘峙之不足。 
       济南解放后的徐州“剿总”，曾徘徊在两个作战方案上不能决定。第一个方案是北上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采取所谓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第二个方案是南撒蚌埠，放弃徐州，扼守淮河，以加强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战略撤退。这两个方案实施起来究竟有多少把握，徐州“剿总”上上下下谁也没有信心。在济南有生力量刚被歼灭的情况下，北上可能正碰在解放军的钉子上，过于冒险，很可能造成进退失据的危险局面，因而北上只可胜而决不可败。南撤扼守淮河，避开徐州四战之地，所谓恃淮河天堑之险以阻敌之直捣南京城下，顾祝同一度视为上策。但蒋介石考虑到撤防而守，部署不易，若人民解放军跟踪南下，并乘机渗透于两淮苏皖之地，不但南京直接处于威胁之下，中原屏障尽失，而且武汉三镇必将陷于暴露动摇之中。此外，蒋介石还认为徐州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重地，决不可自甘气馁而遽尔放弃。于是，上自国防部，下自徐州“剿总”，对这两个方案反复比较，争辩不体。刘峙向来是个没有主见的人，更使得作战部署和方案久拖不决。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的前几天，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将郑州放弃，缩短战线，西起商邱，东止连云港，机动地集中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同时调孙元良兵团自蒙城、涡阳地区，星夜向徐州靠拢，还命令黄维兵团自驻马店地区出发，靠拢徐蚌之间。杜聿明的这一部署，企图达到既可集中主力兵团策应以徐州为中心的攻防战，又可以隔断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的目的。 不料，这一计划正在开始执行之际，忽然传来锦州被东北解放军围困的消息，蒋介石慌忙通过无线电话中命令杜聿明与他一起去东北。杜聿明走后，一时急得刘峙喘不过气来，大喊大嚷：“光亭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真是料想不到的事。”过了两天，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请示刘峙，杜聿明走后前线的部队由谁来指挥?是坚决照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刘峙十分干脆地回答说：“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命令前线的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接着用手拍打着光光的脑袋，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光亭已被任命为冀热辽边区总司令，不再回徐州了。我正打算保荐宋希濂来接替光亭。否则，守徐州的责任这么重，我一个人是担当不起的。”　此后一连21天，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直保持原来的状态未动，以致最后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之中。 
        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后，刘峙在徐州紧张得坐立不安，连电告急。蒋介石被迫改变决心，决定在徐蚌地区与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刘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急电李延年，命令第100军星夜开赴海州，以加强海州和连云港一线的防务。但2天后，刘峙又决定放弃海州，再电李延年兵团向徐州靠拢，并命令第100军返回。李延年接到电报后，发牢骚说：“举棋不定，亡国之征。”还没等李延年做好撤退徐州的部署，新浦盐店一个姓唐的经理前来求见。李延年知道此人是专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经纪人，便让他进来。唐经理一见面就对李延年说：“刘老总来电要我随司令一道回徐州。”　李延年闻听大吃一惊，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唐经理说：“刘老总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国军要放弃海州，要我赶快把这里的账目结算清楚，跟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路上有司令官照顾会安全一些。”李延年气得火冒三丈，事后他对蒋介石派来的战地督察官李以勖说：“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漏军事机密，不败何待。在李延年兵团开始撤退时，刘峙又命令正在撤退中的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一部在运河以东、陇海线以北掩护李延年，这时，解放军集中7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对黄百韬兵团实施攻击。由于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黄百韬部很难迅速渡河。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第三绥靖区2万余人在贾汪前线起义，切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围困在了碾庄地区。蒋介石这时才如梦初醒，急电刘峙火速调兵救援黄百韬兵团。但刘峙的计划与蒋介石的意图大相径庭，他拼命要巩固徐州，因此致电蒋介石称：徐州以西之共军，尚有强大力量，其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之作战。我军基本方针，应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图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策应黄百韬兵团作战，俾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共军。朱德在解放军总部作战会议上高兴的说，刘峙的指挥对我们大有好处，他居然搞不清我们的主攻方向。 
        蒋介石接到刘峙的电报后，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回电批示：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指示，集中全力迅速攻击运问以西之共军，以免7兵团先被击破。”蒋介石知道刘峙这时已真的成为不可救药的老朽了，十分后悔当初把他派到了徐州。顾忌到战场换将对士气有重大影响，蒋介石只好再把杜聿明派回徐州，协助刘峙指挥作战。杜聿明到徐州后，刘峙如释重负，立刻把徐州方面指挥作战的权力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杜聿明，他自己则找了个借口离开徐州到蚌埠去了，以求自身的安全。 
        然而，由于李延年、邱清泉、黄维等兵团，相继被阻、被围。11 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25 日，黄维兵团也被全歼。 接着，杜聿明所部也于1949 年1 月10 日在青龙集、陈官庄全部被歼，杜聿明被活捉，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此役，刘峙、杜聿明指挥下的22个军55万人全部被歼。蒋介石恨刘峙无德无能，贻误大局，遂解除其职务。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刘峙名列第25。 
        刘峙被撤职后，为了求得蒋介石的宽恕，托人捎信给蒋介石说，自己已把脸上的胡须全部剃光了，所谓“刮须明志”，声称“不灭共党誓不再留”。但退居溪口的蒋介石气忿交激之时，恨不得生啖其肉，所以对刘峙根本就未予理会。蒋介石下台后，一度受到蒋介石冷落的何应钦重新得势，按蒋介石的旨意，接受李宗仁邀请，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还示意黄埔系学生在杭州为何应钦做60岁大寿，井特意亲笔题写了“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八个字作贺礼。刘峙与顾祝同是何应钦手下的哼哈二将，他认为此机可趁，赶忙备齐礼物，跑到杭州，腆着脸挤进了祝寿者的行列。果然，在何应钦的庇护下，“查办”便没了下文，未几，刘峙重被委任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逃脱了一场劫难的刘峙，自忖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开始为自己安排后路。他先带着最受宠爱的三姨太返回江西吉安老家，最后一次祭扫了祖坟。不久，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刘峙匆匆跑到广州，再次向蒋介石表示要“共赴国难”。但无论是下野的蒋介石还是“代总统”李宗仁，谁都无意同他‘安危共仗”。刘峙在广州滞留了数月，跑前跑后，上窜下跳，却没有得到一点儿复职的希望。就连他的靠山何应钦也认为刘峙太无能，也太无用了，对他表示爱莫能助。9月17日，刘峙应老友顾祝同之约，重游了黄埔军校旧地，但见“一片荒凉，令人有荆棘铜驼之感”，看到这破败的景色，联想到个人的穷途末路，刘峙禁不住悲从心来，滑然泪下。                   1940年，韩国光复军成立，刘峙致贺      第二十六号战犯 程潜：礼遇有加                          程潜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字颂云。曾任武汉行辕主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促使湖南全省和平解放。                   1904-1910年程潜（左）雷崇修（右）李烈钧在日本留学         1882年3月31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程潜出身耕读世家，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通过童试成秀才。 十八岁(1900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开始了解中外时局后，决定放弃科举之途，弃文习武， 　　        1903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 
        1904年通过考核被保送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黄兴、宋教仁、李烈钧等人，开始倾向革命，并组成革命同志会。 
        1905年程潜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与孙中山面谈即成为孙之追随者。程潜同时加入以军人学生为主的丈夫团。 
        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 　　        1908年底毕业后后回国，到四川训练新军。 　　        1910年任第十七镇参谋官。 
        1910年任新式陆军陆军第十七镇参谋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到武昌，助黄兴指挥炮兵反攻汉口。失败后转往长沙。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湖南军事厅长。 
        1913年二次革命时组织讨袁，但旋即失败，湖南取消独立，程潜逃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期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程潜反对入党方法而未加入。 
        1915年袁世凯洪宪帝制后，程潜赴云南加入护国战争，受蔡锷命为湖南招抚使，到湖南召集其旧部反袁，被举为护国湘军总司令，驱逐湖南督军汤芗铭。但之后段祺瑞委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程被迫离职。 
       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程潜联络旧部支持，被任为湖南护法军司令，在湘南大败南下进攻广东之北洋政府部队，一度进攻至长沙。后因与谭延恺之争，再被迫离职。至1920年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护法，程被任为陆军次长。在第二次护法时的北伐，与陈炯明冲突中皆支持孙中山，因而颇受器重。孙中山得以于1923年回广州第三次护法，亦得助于程潜平定广州。程更曾在广州建立军校，自任校长培养军事人材。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曾一度考虑以程为校长，以蒋介石及李济深为副。  程潜为政府委员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于1925年组织国民政府，程潜为政府委员之一。 
       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委。同年国民政府下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程部为第六军，程潜为军长，军代表林伯渠，下属三个师。北伐时，第六军攻陷南昌，但之后被孙传芳成功反攻，第六军损失过半。经重组后再战，并于1927年12月23日首先攻陷南京。
之后宁汉分裂，程于次年3月被武汉国民政府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二方面军指挥。武汉方面曾一度要程潜逮捕蒋介石，但程未有行事，而蒋亦已有防范。之后程曾一度试图调解宁汉之争但无效。而第六军亦在南京附近被蒋介石包围缴械收编。宁汉合流后，程潜与桂系合作击败反蒋之唐生智。但程之后又与桂系冲突，于1928年被李宗仁扣留，免去各职。而第六军亦被完全分化收编。之后数年程潜寓居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系谋求和解，程潜方再被选为政府委员，中央执委。 　　1935年升任二级陆军上将，任总参谋长。            七七事变后指挥平汉路抗日，1938年起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曾指挥兰封会战等大战役。同年底，改任天水行营主任，驻西安。 
        1939年5月13日晋升为一级上将。        1940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至抗战胜利。战后程潜任武汉行营主任，掌管华中军政。 
        1948年3月参加副总统选举，最后放弃，所得票改投李宗仁，令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未能当选。之后武汉行营取消，由桂系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代替。程改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但仍集湖南军政大权。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压力下下野，桂系上台，李宗仁代任总统。同年4月国共和谈失败，解放军渡过长江，湖北亦失守。7月22日，程潜、陈明仁派出代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8月3日，长沙市民组成长沙各界迎接解放筹备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有53个单位的各界代表和民主党派多人。当晚，国民党湖南党、政、军有关人员集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4日，程潜、陈明仁率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举行起义。5日，湘中和平解放。中共领导对在长沙起义的程潜、陈明仁委以重任。 
       1949年后，程潜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各职。文革时受周恩来特别保护，个人未受冲击。 
        1968年4月5日病逝于北京。                  护法军湘南总司令程潜                  1937年，国民政府特派军政部参谋总长程潜抵桂时与李宗仁握手                   程潜抵桂后接见第五路军将领                   促成长沙和平解放的程潜将军                  1949年程潜和夫人郭翼青在长沙                   当时的《中央日报》关于长沙和平解放的报道                   1949年9月毛泽东邀请程潜(右一)、陈明仁(左一)等作客                  1949年11月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左一)在长沙火车站迎接程潜、陈明仁                
        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对这位爱国将领、人民的功臣礼遇有加，1952年秋天，毛泽东邀请他到中南海划船游览，曾亲自为年已古稀的程潜操舟。l968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毛泽东(右二)与程潜(右一)张元济(右三)1949年9月在北平天坛                   1954年4月,毛泽东和程潜(右二)、程星龄(右一)、表兄王季范(左一)在十三陵                   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程潜：弃暗投明- 礼遇有加 第二十七号战犯 薛岳：冯妇难当              
             抗战时期的薛岳将军                  
        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抗日战争中曾指挥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巨大战绩。后曾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南京政府参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 
            薛岳担任粤军第一师少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在治理湖南方面也颇有建树。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实行安民富民政策，使当地经济有了较大恢复。并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国民党将军中，薛岳素以能战、苦战、善战著称。抗战期间，更以四次指挥长沙会战饮誉中外。叶挺曾盛赞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永垂不朽”。张治中则夸他是“百战将军”。 
       他又是一个和共产党部队作战多年的反共将军。是他，在红军长征时，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八个师穷追不舍，给红军造成很大威胁，可以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他也长追了两万里。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是他，在解放战争时，坐镇徐州，与陈毅、粟裕部队鏖战华东。新中国解放初，薛岳在海南构筑“伯陵防线”，毛泽东寄语解放海南岛的前线将领:“你们遭遇薛伯陵务必持重。”                  高士其 薛岳1939年10月在长沙会战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蒋介石清党，薛岳改投李济深第四军，指挥镇压南昌暴动后南下潮汕的共产党，之后多次参与第四军的反蒋战争。 
        1933年5月，薛岳被蒋介石征召，担任第五军军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从此薛岳平步青云，进入军事生涯中的辉煌时期。10月，他到达南昌，先后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和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次年1月，升任第六路军总指挥。4月，薛岳指挥第六路军先后攻占赣南韶源、上冈、寿华山、兴国、古龙冈，给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10月，又进占石城，直逼瑞金。在连战失利、各路敌军又大兵压境的不利形势下，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薛岳奉命指挥第六路军和第八纵队追击跟踪追击。红军入湘后，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11月湘江战役，薛岳率部沿湘桂公路实施侧击和尾击，重创红军后尾的第五军团，俘红34师师长陈树湘等。12月，红军被迫进入贵州。蒋介石听到此消息，大喜，对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因而红军进占遵义时，薛岳却以剿共的名义兵临贵阳，夺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权，使得红军有了喘息机会。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利用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的矛盾，渡过金沙江，摆脱了薛岳的追击。这次战役被广为宣传，称为“毛主席的神来之笔”。表面上从战役的进程和结果来看是被薛岳及川滇军阀打败的，但实际意义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免于被消灭，并从此在以后的战斗中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立即组织薛岳和川康军阀所部二十万人进行大渡河会战。但在战役尚未部署就绪之际，红军就已迅速突破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防线，全部渡过了大渡河。 
        1935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会前，薛岳与蒋的高级幕僚在研究了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的情况后，一致认为：红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北出甘肃，向西北发展。于是，蒋介石决定将薛岳部北调甘陕，原驻西北的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果不出所料，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由于驻甘南的鲁大昌、王均等部阻击不力，10月红军抵达陕北，与红15军团会师。但此时，蒋军精锐皆集于西北，红军三个军团加起来才万余人，实力悬殊，中共中央处境仍很危险。就在这时，蒋介石犯了个致命错误，使中共中央转危为安。10月底，蒋介石命薛岳东开湖北参加围剿贺龙，将西北剿共军事全权交给张这年8、9月间，红四方面军南下，击溃川军主力，先后攻占了宝兴、天全、芦山、荥经、汉源等县，11月直逼邛崃，威胁成都。蒋介石被迫命令薛岳停止东进，增援邛崃。12月，薛岳投入战斗，先后攻克荥经、天全、始阳，解了雅安之围，重创红四方面军，迫使其退入藏区，重陷绝境。至此，薛岳率军对红军追剿宣告结束。 
        在1933年10月至1936年2月，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薛岳率部行程两万余里，追击红军两大主力。不但如此，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薛岳还搞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通过收买西康红教领袖和土司、留中央军驻守要地等手段动摇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该省的统治，稳住了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蒋介石统一西南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为日后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表彰薛岳，1937年5月，国民政府任命薛岳为滇黔绥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                   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后蒋介石（左）接见第九战区司令员长官薛岳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薛岳奉调到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编入左翼军，投入淞沪战场。从这时起，薛岳将军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战八 年，立下了赫赫战功，纵观整个抗日战争，薛岳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单单三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10万余人，其军事生涯也走向了巅峰。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在滇黔组建第三预备军，以龙云为司令，薛岳为副司令。这期间，薛岳三次电呈蒋介石，请缨出征。9月17日，薛岳在赴沪参战的请求获准的当天即出发直奔南京。22日，薛岳到达南京后面见蒋介石，后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24日，他即驰赴上海指挥作战。 9月24日——11月12日，薛岳参加淞沪会战。12月，薛岳率部撤到浙皖赣边界。27日，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12月——1938年5月，薛岳先后建立了黄山山脉和天目山的游击根据地，指挥第三战区各部挺进苏浙皖敌后，对京杭、沪杭等各交通线及长江航道展开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稳定了江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徐州会战。5月11日，徐州吃紧，蒋介石调薛岳出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火速赴豫东指挥作战。5月14日——6月1日，薛岳指挥兰封会战，重创日军土肥原师团。5月30日，薛岳晋升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 6月18日，武汉会战迫在眉睫，薛岳调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负责鄱阳湖西岸及南浔线防御。 8月4日——11月2日，第九战区第一兵团进行南浔作战，粉碎了敌在行进间攻占南昌的企图。其间10月1日——10日，薛岳指挥部队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几乎全歼敌106师团。11月25日——28日，薛岳出席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12月初，薛岳晋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职。 
        1939年1月17日，薛岳兼任湖南省主席。3月15日——5月8日，指挥南昌会战。9月14日——10月7日，率部进行第一次长沙会战。10月28日——11月5日，出席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12月12日——1940年1月20日，组织实施第九战区冬季攻势。4月9日，组织20个师发起夏季攻势，至6月27日攻克奉新、靖安、西山万寿宫及高邮市等重要据点，击毙敌混成第16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有力地配合了第五、六战区同期进行的枣宜会战。在战区主力冬季攻势遭受惨重损失之后，还能取得如此战绩，实属不易。至于苏联顾问福尔根向蒋介石报告所称“宜昌沦陷系薛岳按兵不动所致”，实为不了解情况的不实之辞。10月——1941年3月，指导第九战区各部进行反扫荡作战，先后取得陈山船埠、九岭、奉新等战役的胜利，收复通城、武宁等县城。3月15日——29日，指挥上高会战。 　　9月17日——10月8日，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12月24日——1942年1月10日，实施第三次长沙会战，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取得了长沙大捷。6月初——7月中旬，率58军、4军、79军等部增援赣东，参加浙赣会战。 
        1943年11月——1944年1月，率99军、10军、58军、72军等部驰援常德会战。 
       1944年5月27日——10月2日，率部参加长衡会战。衡阳失守前，有一个小插曲，不得不说一说。7月15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到前线视察，在祁阳黎家坪见到了薛岳。他劝薛岳在衡阳沦陷后调第九战区主力防守湘桂线，同时蒋介石也命令薛岳把第九战区主力拉到湘西，但都被薛岳拒绝。8月衡阳外围撤退时，他把部队拉到了湘东。这件事被时任第九战区参谋长、后来起义的赵子立说成是薛岳“有意避开日军箭头，而跑到湘东去”，言下之意说薛岳怕死。这话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薛岳到湘东之后比以前更加困难：手下仅有已久战疲惫的八个严重缺员的军，而要对付十几万日军战胜之师，防守粤汉线和湘东赣南那么大的地方，其难度可想而知。——与到湘西去要枪有枪要人有人的情况相比，孰优孰劣，薛岳久经沙场，不会不知道。其次，撤到湘东，实际上是把自己送到了日军的包围圈里，而湘西作战若不利可退入大西南后方，其危险程度相比如何，薛岳不会衡量不出。那为什么薛岳要执意去湘东呢？这一行动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战局发展可看出。第一，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撤到湘东后，将99军、暂2军、44军、4军、37军等5个军留在了粤汉线以东，缓解了该区域兵力不足的窘境，为日后保卫粤汉线（南段）和赣南保存了重要力量。第二，江西是抗日反攻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国共争夺的焦点。将第九战区主力西调就等于将江西拱手让人，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赣江追击战和击溃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战果了。由此看来，第九战区司令部撤向湘东这一决策是有战略远见的。 
        1945年1月——3月，率第九战区主力参加了湘粤赣会战。6月——8月，组织实施赣江追击战。8月——9月，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并指挥暂2军、37军等部在赣南和湘南击败了八路军南下支队，破坏了中共建立五岭根据地作为即将爆发的内战中的南翼的战略计划。
        以上即薛岳在抗战中从事的军事活动的简要情况。 
        薛岳在抗战中军事上的成就与湖南和江西人民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各地除组织游击队、自卫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军破坏道路、打击敌人外，还成立了不少临时的担架队、救护队、输送队支援国军作战。这种局面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两省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也是薛岳治理措施得力的结果。在担任湖南省主席期间，薛岳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安民使人民安居乐业；“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粮、足兵、足智。并依此制订了“六民之政”，即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这些措施使湖南战时经济得到了相当发展，粮食连续获得丰收，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抗战中薛岳成绩斐然，但是他的致命弱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他在随后的内战中栽跟头留下了隐患。首先，薛岳为人骄狂，每遇大胜，必产生轻敌思想。万家岭大捷后的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上高会战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后的长衡会战都因其轻敌致败。其次，薛岳待人傲慢，得罪了不少人，与他打过交道的部下没几个说他好话。他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期间多次顶撞蒋介石和白崇禧多少引起这两位顶头上司的不快，为后来莱芜战役失败后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                  第三次湘北大捷，第9战区司令薛岳与顾问团级军官合影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6年6月，内战爆发。薛岳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所属部队向苏北、山东进攻。7月中旬，薛岳指挥部队分三个方向向淮南、淮北和苏中进攻。7月16日，5军主力和74师、7军各一个旅（师）进攻淮南。至7月29日，解放军损失数千人，被迫放弃了淮南解放区。淮南失守后，苏中和淮北失去了侧翼，从长江北岸的南通一直到山东摆成一字长蛇阵，形成了解放军分兵把口，兵力处处薄弱的局面。就在淮南战役前，粟裕已经得到了国军进攻的准确情报，率先于13日出击苏中宣家堡和泰兴。由于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指挥无能，至8月底国军损兵4万，陷入困境。不过，这次作战国军也不是一无所获，第一绥区主力使解放军伤亡1.6万人（将近占了苏中解放军兵力的一半），消耗了解放军的兵力，并将解放军华中野战军主力牵制在了苏中，有效地策应了国军在淮南和淮北的作战。就在淮南和苏中酣战之时，国军于7月18日向淮北发动了第一期攻势。左路28师和57师一个旅21日到达曹八集、双沟一带；右路7军击退解放军华中九纵的阻击后于23日占领灵璧；中路69师在58师一部的掩护下于25日攻占朝阳集、渔沟、双沟一线。27日，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反击69师，激战两昼夜，击溃其两个旅。此时，薛岳趁解放军主力西移之机命令7军东犯，至7月30日，相继占领五河、泗县。解放军被迫东移。8月7日，解放军主力围攻泗县，由于战况不利于9日撤出战斗。8月19日，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与薛岳召开军事会议，商定进攻淮阴的战略计划。会后，国军兵分三路：以李延年集团为中路，主攻淮阴；北路冯治安集团进攻台儿庄、鲁南，以牵制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南下的后续部队；第一绥区李默庵集团在苏中继续钳制住粟裕。8月底，在完成了进攻两淮的准备后，薛岳指挥李延年兵团分三路进攻运河以东。北路58师在朝阳集、渔沟与山野对峙；中路69师动作积极，27日占濉宁，29日克宿迁，摆出了一副进攻沭阳的架势；南路7军于31日攻下洋河镇后即在泗河上架桥，扬言要在泗阳与解放军决战；而担任主攻的74师则隐蔽在7军后面跟进。这个部署“明攻沭阳，实取淮阴”，但在战役实施中却让人感到，国军既可能“北攻沭阳，断敌归路”，也可能“南下泗阳，攻取淮阴”，使得对手弄不清国军的真实意图。因而，虽然在战役开始前山野就知道了国军进攻淮阴的计划，但司令员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仍然上当，认为薛岳的主攻方向应为沭阳，从而将山野主力部署在了宿迁、沭阳、渔沟之间，在泗阳只放了一个久战疲惫的华中九纵，而淮阴更未布置一支有力部队，这给了7军和74师可乘之机。9月10日，7军突然南下突破九纵防线，于12日攻占泗阳。13日，74师越过泗阳，投入战斗。陈毅这才发觉上当，急调5旅、皮旅、淮南军分区各部队赶赴淮阴布防，山野主力南下攻击74师侧翼。中共中央军委也电令粟裕火速北援淮阴。但薛岳已命7军除一部协同74师进攻淮阴外，主力在来安、泗阳组织防御，阻住了山野主力的增援。而此时粟裕已围攻海安十多天，部队疲劳加上国军空军的袭扰，要撤退谈何容易。18日，粟裕部到达淮阴附近，未及投入战斗，19日淮阴即告失守。20日，74师击败华中6旅，攻克淮安。淮阴战役以国军获胜而告终。
        鲁南战役中，薛岳丢了两个师，更令蒋介石生气的是，把他的机械化家底——第一快速纵队给报销了。于是蒋介石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实际上就是把薛岳给架空了。不想，陈诚的表现比薛岳还要差。由于他和蒋介石的瞎指挥，第二绥区李仙洲集团在莱芜被全歼，丧师失地。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就拿来薛岳替罪羊。3月3日，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的罪名撤了薛岳的职。虽然有鲁南惨败，但薛岳在徐州绥署任上的战绩仍然赢得了对手的尊重。粟裕评价薛岳时，说他指挥“机敏”，是国军的一员“干将”。有人说，粟裕把薛岳抬得过高了。其实不然。在与华东解放军作战期间，薛岳采用的“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术深合兵法之妙。首先，他选择的主攻方向总是能够打中对手薄弱环节，如：8月中旬，他把淮阴作为主攻目标，就是看准了该地是解放军华野和山野的结合部，防守兵力薄弱，两大野战军支援困难；10月初，他调整33军等部进攻枣峄是因为华野和山野主力被牵制在了淮阴附近，无法增援鲁南。其次，注意隐蔽主攻方向。这在淮阴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佯攻沭阳”与“在泗阳造声势”相结合，竟瞒过了久经沙场的陈毅。第三，重视次要方向上的牵制作战。淮阴战役同时的海安战斗和来安战斗、枣峄作战同时的第一次涟水战役和鲍河战役都用相当兵力牵制解放军主力。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薛岳在徐州绥署任职期间的表现不似现在很多资料上说的那样糟糕。5月，薛岳出任南京政府参军长。次年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薛岳名列第27。1949年2月，调任广东省主席。在广东省主席任上，他积极整顿保安部队，打击解放军游击队，取得显著成效。5月，薛岳凭借保安队雄厚的军事实力镇压了吴奇伟在粤东的起义，狠狠打击了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10月，解放大军入粤。广东国军无力抵抗，薛岳只好逃到了海南。12月1日，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但薛岳深知，海南守军战斗力低下，不堪一击，无力防守海南。1950年1月，薛岳飞赴台北面见蒋介石，要求撤出海南。但蒋介石以海南不战而弃损害台湾的民心士气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3月5日，解放军发起海南战役。果如薛岳所料，海南守军兵无斗志，一触即溃。4月22日，薛岳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命令所部撤退。由于计划周密，解放军又无制空和制海权，撤退比较成功。5月1日，国军主力全部上船撤往台湾。同日，海南解放。                   滇缅战役中薛岳要一雪前耻                
        1949年底，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防守海南失败。到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虚职。长期赋闲家中，未得蒋氏父子的重用。到了l990年2月，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正、副“总统”。当局出于安抚和拉拢资深及军系“国大”代表的考虑，居然推出96岁的薛岳主持开幕典礼。结果民进党代表大闹会场，进行抵制，弄得薛岳好不尴尬。1998年5月，在台湾病逝，终年102岁。                  薛岳：冯妇难当                  1984年，担任国大代表的薛岳将军     
第二十八号战犯 卫立煌：北上回归                           卫立煌将军                  
        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曾担任孙中山卫士，后追随蒋介石，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战局失利，被蒋撤职查办，软禁于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卫化装出逃上海，再乘船到香港，开始隐居生活，但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当他获知自己名列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时，长叹道：“我有救了”！与蒋貌合神离，可见一斑。                   1938年，卫立煌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合影                  指挥忻口战役的国民党将军卫立煌
        卫立煌1914年入湖南都督汤芗铭部学兵营，毕业后在上海参加“肇和”舰起义反对袁世凯。1915年到广州投粤军，由排长递升至旅长。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陈炯明的作战，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192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3师第9团团长。北伐战争时，入闽作战，升任第一军第14师师长。192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9军副军长。1928年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后入陆军大学校将官特别班进修。1930年任第十四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兵团在山西忻口（忻口战役）抗击日军第5师等约5万人的进攻，在会战中，指挥所部奋勇作战，坚持近20日，毙伤敌2万余人，力挫日本侵略军的锐气。1938年2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4月，访问延安，更增强了与八路军合作抗日的信念。1939年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9月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援。1941年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战，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而被撤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1943年11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1944年，指挥所部击败滇西和中缅边境的日军，收复滇西。1945年1月所部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孟尤会师，打通滇缅公路，4月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 
        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1月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名列第27。 
        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60年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                  卫立煌在远征军前线阵地研究分析敌情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前排左一）修缅甸惠通桥期间到工地视察                   卫立煌（左二）视察远征军空军飞行基地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秘密回到了祖国大陆，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国民党人士回国和台湾和平解放，祖国统一，尽心尽力。卫立煌早年从军，曾两次因坠马而导致脑震荡，使健康受损。196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卫立煌：北上回归                    1947年汪德昭夫妇与卫立煌(右一)夫妇在巴黎                  拚弃前嫌：毛泽东宴请卫立煌等       点击进入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