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与羌（报告文学）

——新汶川三周年记

    有一个寓言，说的是盖房子的故事：

    一群人在工地上忙碌，问他们在干什么。一个人说在砌墙——这是一个工匠。另一个人说在盖房子——这是一个建造师。还有一个人回答说在盖教堂，这个人，就是使者。

    使者回答的时候，满脸汗水，却洋溢着虔诚和幸福。

    李俊夫就是这样一个使者。

    此刻，李俊夫内心的那份使命感，依然沉甸甸的。他始终认为，他和他的团队在汶川县县城——威州镇不仅仅是盖房子、建工程，更是在履行党中央、省委、市委交付的使命。一砖一瓦，一沙一石，都有着特殊的别样的蕴含。

    三年后，经历了此番历练之后的李俊夫，与无数个援建者一样，也许他本人并没有在意，但生命里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已悄然涅槃，而走近他的人分明能感到，他眼中的那份淡定，那份深远，来自于一种内心的结实和丰满。

    如今，李俊夫的书案前端放着一尊不大的大禹铜像。戴笠披蓑、目光如烛的大禹身后，一片洁白的墙壁上，是他用心书写的“天地静和”四个字……

    世上总会有灾难和艰险，人间必须有使者和使命

    最初的日子里，眼看着地球在家门口“开了花”，这些在岷江河畔生存了一辈又一辈的羌人们无奈地无言地苦捱着残破得像瓦片一样青灰的时光。

    这一天，洪思孟老爹、朵尕阿妈听说，“广州来人了，给我们盖房子来了，领头的一位叫李俊夫。”

    哦，广州，那是什么地方呢？四季如春的南国羊城。我们这里呢，朔风凛凛的西羌高原。相距好远啊，足有三四千里吧。

    李俊夫是从广州市1800多名竞选者中脱颖而出的。从接到通知到出征只有4天，中间还包括2天培训。走出家门的时候，正在念初中的女儿在阳台上目送他远行，心里默念，从今天起，我是“一家之主”了，照顾体弱的妈妈和病重的外婆。

    2008年8月7日傍晚，当李俊夫的双脚终于迈进汶川县城——威州镇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敬畏，是心痛。

    敬畏这片诞生过大禹的土地，敬畏这个著名的龙门山断裂带上屹立的羌城，敬畏这个三国时期的“姜维城”千百年来始终不屈不挠地生长着的智慧和力量。

    进来的路上，羌族司机老罗告诉他，国道没有修通前，威州的老百姓很少吃得上米，解放前罗父从萝卜寨大山的家里出发，去最近的都江堰，来回路上要花去30天，最多一次背回来50斤大米。

    心痛的是，孤寒的夜幕下，闯入他眼帘的威州，已然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废城”——地震使威州镇绝大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和80%以上房屋严重损坏，能看见的房子墙上差不多都有长长的裂口，有的交叉成“X”型；威州到成都之间惟一的交通要道——213国道彻底毁坏，威州几乎是一个“孤岛”，名副其实地成为一座“站立的废墟”。

    除了敬畏和心痛，他心中更多的是忧虑。援建队来到这里是盖房子、搞建设的，可这里除了无孔不入的风沙，要什么，没什么。

    没有建材，建设必需的钢筋水泥一砖一瓦都得靠外面运进来。广州两毛钱一块的红砖在这里一度涨到一元、两元。都汶线上，屡屡上演着援建的广州特警押运即将凝固的沥青赶赴工地的传奇。

    人力匮乏，灾区变成了一个沸腾的大工地，过去一天日薪10元的小工，现在要50、60元，木匠和瓦匠也从70、80元涨到150元以上，而且还招不到人，不得不从外省高薪征调。 

    没有任何时间等待。受灾群众虽然大都住进了板房，但都在拥挤中忍受着没有家、没有归宿感的焦躁。板房里通风差，冬天奇冷，夏天酷热，烧煤烧炭都有中毒的危险。最难熬的是傍晚以后，失去亲人的哀号和浓稠的伤感，像血淋淋的残霞涂抹在四周的荒山上。

    困难前所未有！挑战史无前例！只有尽快重建，苦水中浸泡的心灵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抚慰。

    国家用1年时间抢通了映秀镇连接威州镇的213国道——所有物资和人员的必经之路！但，两侧是数十公里的摇摇欲坠的大山，大山上是一群群惊魂未定、虎视眈眈的石头。在这条脆弱的生命线上，铭刻着多少惊险的记忆啊。

    路上有一座桥叫彻底关，恢复通车后的2009年7月25日深夜2点，一块200多吨重的巨石咆哮而来，把大桥彻底砸断，7辆汽车葬身岷江，多人死亡。而就在十多分钟之前，李俊夫搭乘的运输车刚刚通过。听说后面的桥断了，他的脑袋一下子就懵了。 

    在汶川期间，李俊夫的援建组不止一次被飞石“亲吻”，他乘坐的那辆吉普车曾经5次更换前挡风玻璃……

    援建者从一开始就明确，重建的使命绝不仅仅是盖房子。

    只有市场恢复才能使经济社会生活运行起来，重建市场就是重建灾区的生活。占地35亩的威州市场工程从2009年2月开工到4月竣工，只用了50天。

    “50天必须封顶！”这是李俊夫下达的第一个死命令。

    他心里并没有底——余震不断！断水！断电！断路！断人工！断食品！断建材！每一分秒都在煎熬着援建者的承受底线。而又别无选择——只有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这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阵地，才能全面铺开汶川县城重建的大盘。

    工程刚刚开始，两层楼的施工板房，一夜之间就被狂风全部刮走。工人们吓坏了，加工钱也不干了。又重新找人，用芒果粗的钢缆从几个方向牵引100多米才把施工板房束缚住。

    沙尘暴中的工程，一刻也没有停。常常地，李俊夫的脑海里会神奇地感应到一个久远的气场,这里几步之遥就是当年红军攻克堡子关的战场。以血脉而论，当年九死一生夺关的红军战士和眼前冒死施工的建设者都是一样普通而平凡的母亲的儿子，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和信念，支撑他们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去创造奇迹？

    站在这个风沙肆虐千年，世代被称为“沙窝子”的地方，眼见着工程正在一砖一瓦地丰满，想象着这里马上就要变成车水马龙的“金窝子”，李俊夫一时血涌如海，眼底涨潮。但终于忍住了，他不能掉泪。

    而他身旁的施工队长，一个被他下达的死命令压迫得几十天不吭声的壮汉，此刻竟然嚎啕大哭……

    “灾后重建看威州”！担当是使者的宿命，而欣慰也正在于此

    作为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广州对口援建威州前线工作组组长，李俊夫面对的，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灾后重建的课题。

    威州“废而不倒”，所以，汶川县城的重建不是直接的拆旧建新或异地重建，而必须是以修复为主的重建。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专家何镜堂院士成为县城规划设计总顾问。广州大学工程抗震技术专家周福霖院士、北京大学遥感技术专家童庆禧院士，藏羌建筑文化专家季富政教授等纷纷而来。

    汶川是第一个拿出重建方案的城市。

    更重要的是，援建者探索出了一整套灾后重建的规律、制度和模式，为日后玉树重建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样板”。

    广州援建最初打算的方式是“交支票”。将钱交给受援方，由当地政府自己去重建，就像世界上绝大多数慈善机构通常所做的那样。然而在汶川不行。李俊夫发现当地“根本没这个能力”。

    “交支票”变成了“交钥匙”。

    可是，工作一铺开，李俊夫觉得，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单是简单的住房状况调查就万分棘手。走进汶川县建设局，只三、五个人守班，连电脑也没有，一堆蒙尘的资料推在援建者眼前，这还是地震时幸存下来的。工作人员明说，别翻了，我们这里真正有房产证，办了合法手续的不到5%。

    只能实地调查。威州有3万多人：22000多人住镇上，8000多人住山上农村。挨家挨户调查？人手不够。马上培训！合格一批，派出一批，上山入户。1个月功夫，不仅底数摸清了，数据出来了，连同住房档案软件也开发出来了，一并送给威州人民。如今，哪一户，住哪里，几口人，面积多大？电脑输入后，点击一下就出来了。

    重建工作的前提是必须对地震受损房屋进行鉴定。都说威州是“站立的废墟”，可要搞准这个遍体鳞伤的高危“病人”的“毁损”情况，只有建筑专业的“B超”、“CT”人员才行。于是，80多名专业人员从广州空降成都、星夜赶赴威州。2009年的除夕夜，他们没有回家，在汶川的鞭炮声中一边吃着汤圆，一边核定着最后的数据。

    这样，李俊夫团队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住房、地籍调查和房屋安全鉴定。整个县城有9800余套城镇居民住宅，其中4700多套住宅通过维修加固就可以居住，利用最新的维修加固技术，可以使其达到甚至超过震前的质量水平。

    投资6000万的汶川第一小学，在万众期待中如期开学。李俊夫去了，很早就去了，拿了一个篮球，投投篮，篮球在地板上反弹的声音是那样的悦耳动听。篮球飘向篮板，篮板背后的高原的天是那样的纯蓝。

    校长要他讲话，他确实有太多的内心话要讲，但看着眼前一群群幼稚的脸庞和那一片片透明干净的眼神，没说几句，不知不觉地，已是泪流哗哗……

    领命的使者，披上蓑衣，披上岷江风雨，肩负岷山苍茫

    汶川位于茫茫岷山和岷江之间。

    正是在江畔的一个小茅屋里，诗圣杜甫写下了“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抒发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天下情怀。

    在汶川，在广州援建者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下，杜甫呼唤的愿景不仅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成为了美丽的传奇。

    数据是枯燥的，但也是实在的。生活就是从简单的数据开始，就像大禹时代的先民结绳而计数和记事。

    广州市对口援建汶川县城项目共77个,总任务28亿元。  

    协助当地完成77.52万平方米县城城镇居民住房的修复加固和拆除工作，新增安置房3086套共30万平方米。威州，基本实现“人人有房住”。

    对口援建医疗卫生项目8个,完全可以保障汶川县城及周边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从而实现“人人有医疗保障”。

    农村通水、通路、村委会综合楼三大工程建设,使居住在高山上的村民结束了几千年来“背水挑水”的历史。

    地震前，县城3万人的生活污水排入岷江。广州援建队伍新建了污水处理厂，铺设污水管道，威州自此将告别旧的排污模式。

    3个新建学校全部是国内最高等级的“8度抗震，9度设防”，可容纳学生3000人……

    对于广州援建者来说，最艰险的记忆留在占威州面积90%以上的莽莽群山里。

    建设者们要在这海拔二三千米的原本没有大路的高原上开辟12条通村公路。工期太紧，前线指挥部有令，下刀子进度都不能停。

    如今，12个羌寨的通村公路全部通畅，这原本是世代羌人的“天路”啊……

    在援建者的记忆里，比筑路更艰难的是通水。

    羌寨的山民，世代背水而饮。朵尕阿妈至今还记得跟着阿爸上山背水的童年，天不亮就被叫醒，怀里揣上几个土豆就是两个人一天的口粮，往往天黑了还没回家，背回来的水只够家人用两天。

    水源都在海拔三四千米的生长着原始森林的山顶上。

    为寻找地震后已发生了山谷颠倒的水源，建设者们爬行30公里才能上到山顶，来回起码要走一天。可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水源，隔两天回去寻找时，一场余震又没了踪影，又得一步一步爬行着找过去。

    最不堪回首的是在绝壁上铺设水管。

    根本不可能有路，路都是刀砍出来，斧劈出来的，钢钎凿出来的。厚厚的木桩打进森森的岩石，支起一排排二三十米宽的木板，这就是“路——只能爬行的栈道。两个工人一组，合抱着一根根长6米、重30公斤、树干般粗壮的水管，一根一根铺接过去……

    那逼仄的栈道，平日里一个人通过都需要小心，不敢多看脚下升腾的云雾，更何况两个人硬是将粗壮的水管“挂”牢在悬崖峭壁之上。工程队长陈爱民说，每一根“挂”稳了，心里都要结结实实地“紧”一下，眼见得一根根都挂牢了，说不出的惶苦，抱紧那些峭壁上下来的每一个工人，亲兄弟一样，拍了又拍，摇了又摇。

    这通往12个村寨家家户户的“水”路到底有多长？

    “122公里，是威州到成都的路程！”李俊夫回答。

    地可以动，山还在摇，使者永不可撼，使命薪火相传

    已经是五月间的傍晚了，这岷江和杂古脑河冲激出来的谷地，还包裹着雪山的寒气。

    好在玉兰花开了。

    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全开了哦！而且是沿着这河谷两岸新开辟出来的居民小区连绵不断，一片一片地开下去，一树又一树，雪白酡红，漫山遍野，让人这心啊，哗啦一下，干干静静地，停留在这陌生而又熟悉的圣洁里。

    清晨，家住阳光家园的洪思孟夫妇，照例端上木盆出来打扫小区公共的儿童乐园和健身设施，两个老人家被四周突然盛开的美景迷住了。

    汶川县城原本不出产这样的奇花，羌民们世代栽种的樱桃花都开在深山的云朵里。这玉兰花是广州来的援建者们在盖起房子的同时种下的。

    噢哟！变了哦，变了哦！天翻地覆地变了，脱胎换骨地变了哦！90岁的洪思孟老人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叨念着。

    汶川属于羌族羌地。

    羌字好多人不认得，仔细一看，羌字其实就是羊字，羊城的羊，只是多了一条牧羊姑娘手中轻轻舞动的小羊鞭。

    《说文解字》解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

    也许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广州和威州，羊城和羌城，岷江和珠江，羊角花和木棉花的必然联系？好多好多的神秘原本是说不清晰哩。

    时任汶川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张通荣，这个地道的藏羌人，也是汶川县城建设和风貌改造指挥长，家里有一对祖上传下的切玛盒。在藏羌人家的生活里,切玛盒寓意吉祥,是举行重大庆典仪式或者欢度藏历新年时的重要道具。他送了一只给李俊夫，张通荣认准李俊夫是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亲兄弟。李俊夫眼里，张通荣除了口才极好，歌唱得极好，人缘极好之外，更是一个有血性敢担当的民族干部，是一个为了家乡人民幸福可以牺牲掉性命的真汉子。

    广州对口援建汶川县城这三年,代表支援方的李俊夫与代表受援方的张通荣从分歧走向默契,由默契生出情谊,共同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崛起。

    汶川县体育馆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援建者对重建理念的理解和重建精神的追求。

    高低起伏的白色穹顶，远看如同哈达随风舞动，条块相间的图案中，有一片美丽的羌红，传递着幸福与欢乐。体育馆巨大的主体支撑，就是一座羌式碉楼。这不仅是一座体育馆，也是功能齐全设施先进的救急避难场所。

    馆外连接了一个开阔的广场——锅庄广场。

    那一晚，隆重的交接仪式结束了，但宾客们都没有散去，因为真正的高潮还没有到来。

    音乐响起了，篝火点燃了，万众期待的锅庄大舞时刻到来了。

    用不着邀请，李俊夫仿佛一叶扁舟不知不觉地飘进了欢乐的海洋。

    “秘书长，你的锅庄跳得真好啊！”身边共舞的羌族阿妈认出了李俊夫。

    “是吗？我还想跳得越来越好呢！”这话是真的。李俊夫觉得锅庄舞很朴实，犹如羌式碉楼，不用绘图设计，不用吊线把墨，却又精确地用石块、石片垒成，挺立于岁月风雨。锅庄舞也只是几个简单“招式”的组合，却可以将一个民族的幸福感演绎千年。

    “广州人跳不跳锅庄？” 

    “他们一般都不会。我正在想要不要把锅庄舞引进到广州呢！”或许李俊夫并没有开玩笑。在广州，李俊夫看过不少顶级的演出，可是说真的，他并没有什么兴趣，明星越请越大腕，剧院越来越高档，设施越来越豪华，但与心灵需要的那种感觉却是越来越远了……而在这里，可以尽情地手舞足蹈，放肆地大声歌唱，谁也不会在乎你的舞姿和你的歌喉……

    老阿妈放声大笑起来。欢乐的火苗跳跃在她的脸上，也跳跃在另一侧舞得酣畅的张通荣脸上。

    张通荣舞姿真的传神，带着藏民族特有的韵味，这一点是李俊夫自愧不如的。此时，篝火已烧红了他的脸庞，点燃了他的诗兴。在激情舞蹈里的张通荣，突然在李俊夫的耳边喊了一句：

    “老李，汶川回报广州和全国人民的最好礼物，或许就是眼前这张照片，你看，多美啊！”

    ……

    大禹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持长耒，目视远方。

    告别汶川的前一天深夜，李俊夫在大禹铜像前流连徜徉，就一个人，不再用陪同领导和记者。

    建造一座大禹铜像，正是李俊夫的创意。

    现在，进入汶川县城的213国道路口，一尊高达16米、重30吨的大禹像巍然挺立于岷江畔。大禹像背后的山上，是“5·12”留下的山体裂痕，遥远而清晰。山下，则是一座初具规模的正在悄然成长的现代化小城。

    以城市建设为专业的李俊夫博士能够理解，人类就是在灾难中成长的，生物世界的进化需要偶尔的变革性灾难。正是亿万年前希克苏鲁伯大陨石撞击地球，毁灭了恐龙世界，才为哺乳动物包括后来的人类的出现扫清了道路。所以，多灾多难并不可怕，只要人们能够不断地从灾难中重生和进步，灾难便可以使人类更加坚强和团结，更加富有智慧地生活。这也许就是“多难兴邦”的真义吧。

    大禹就是从这个民族的祖先炎黄帝那里领受了使命，带着先民们迎接灾难、战胜灾难的使者。

    告别汶川的时刻，李俊夫没有流泪。

    只是随身带走了这一尊微型版的大禹铜像。

    每到万籁俱寂，天地静和的时刻，时不时地看上一看……

    （题图为汶川县城新建的西羌文化街。宫苏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