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路飞救了鱼人岛吗:记忆中的大跃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3:47:41
张开永
写了回忆父亲的文章，就不得不让人想到“大跃进” 运动。
“大跃进”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说：“我们不妨来个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在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另一方面，鼓励历史事实的亲历者，真实而无涂饰地写的自己的遭遇、见闻、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么标准框框。现在这样的著作面世的不多。”
“大跃进” 运动的1958年，我八岁。年龄虽小，但也可以说是大跃进运动的“亲历者”。回想起来，尤如昨天。
吃大食堂
食堂化是实行人民公社化的第一个产物。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形式。那时有句口号叫做“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所谓大食堂，就是把全村人集中在一起，一天三顿统一吃饭。
记忆里，大食堂的墙上贴着两幅画：一个大南瓜，一人坐在南瓜上看书。下书：大南瓜上学文化；另一幅是一人手握铁锨，铁锨上是座小山，下书：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旁边还有两幅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万岁。大食堂用餐，饭随便吃，菜限量，荤菜少，素菜多，没有人嫌好嫌坏，即使有意见，也没人敢说，因为生产队领导经常是吹胡子瞪眼睛骂人。
农民的粮食要全部交出来办大食堂。开始，绝大多数农民只交出部分粮食，白天集体干完活，到大食堂就餐后，晚上回到家还偷偷的做饭加餐，尤其是有老人小孩之家更需如此。后来被工作队发现了，就挨家逐户搜粮，不允许各家有锅碗瓢盆。凡铜铁锅盆统统砸烂送钢铁厂炼铁。我家有只铜盆，十分光亮，据说是祖传的，小时候我常把它当锣敲，声音圆润而悠长。没事就想敲几下。就是这只我十分心爱的铜盆，当然也逃不脱厄运，连同铁锅一起被砸烂送炼铁厂了。
搜粮一开始，有的农民就在家里挖坑藏粮，这一招后来被工作队发现了，又三番五次地搜找，凡藏粮被搜出，就开会斗争私藏粮食者。农民见家里挖坑藏粮行不通了，就深夜把粮食背出去藏于山洞或土坑中，这种有点粮食运出家门藏匿的已经是极少数了。我家一位姨娘有几升大米，先是藏在床下的地窖里，几次搜粮均未被发现，后来藏于山洞里。就这几升大米，还真起了大作用，在断口绝粮的日子里，姨娘家的伯、叔两家十来口人全部饿死，她家六口人因此而活了下来。
生产队吃大食堂，我们在学校读书也吃大食堂。上午上完课，老师就带领我们到大食堂吃饭。大食堂建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叫“梅子树” 的农院里。是用木甑盛的饭，米饭盛在下面，上面是红薯。我们把红薯抛在桌上抢米饭吃。老师见状，就宣讲说：“红薯好吃呢，又香又甜，营养又好，我吃给你们看。”说完，就抓起一个红薯张口大吃。可学生们不听他那一套，仍然抢米饭吃。
后来，学校的大食堂办不下去了，我们只能回家吃生产队的大食堂。
这样的大食堂大概吃了一年多，后来生活困难逐渐显露，由放开肚皮吃饭变成勒紧裤带过日子，改为定量吃。男人一天一斤，女人一天八两，小孩三、五两不等。把定量粮放在一个土陶罐里盛上水，再放进大饭甑中蒸熟后照定量分发。大伙都称为 “吃罐罐饭”。一人一罐饭一碗菜汤。后来什么菜也没了，人们只好把“罐罐饭” 拎回家吃。其实家里也没啥菜吃，这时，各种野菜己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都用野菜充饥。我的母亲颇有心计，她是大食堂的炊事员之一，早在半年之前就把大食堂丢弃的一些菜叶，如萝卜菜叶、青菜叶等拾掇一些悄悄拿回家，晚上加工成咸菜装入土坛子里。记得那年冬天，野菜都不好挖了, 我家就煮上一锅咸菜汤，其实汤里只有少许菜叶渣，纯粹一祸有点咸菜味儿的大白水。一家人端着“罐罐饭” ，直往饭里加汤，饭是无法吃饱的，就喝了一肚子汤水。
有一次，我拎“罐罐饭” 回家，不小心把饭打翻在阴水沟里。水沟里全是臭污水臭淤泥，我母亲把饭连同臭淤泥一起捞起来，在清水里反复淘洗，但无论怎么淘洗，饭里臭味依在。不吃又没吃的，只好把臭饭也吃了。那种臭淤泥味真是恶心。后来，恶心的更多。一次，生产队种小麦，队长为防止大伙吃麦种，就在院坝里堆上草木灰，中间是人粪尿，再把麦种倒入人粪尿里，然后搅拌，让麦种全部沾上人粪尿后，才运到地里下种。队长以为这样做，麦种就没人吃了。可是，队长一离开, 大伙立即把草木灰人粪尿捧在手里使劲搓，把灰粪搓掉就把几粒麦种丢入口中嚼一嚼吃了。我母亲把我从家里喊出去，也搓了一些给我吃，从人粪尿里搓出来的麦种子吃起来也很恶心，但为了充饥，只要能吃的，都往嘴里塞，什么赃不赃，臭不臭，人粪不人粪，全然不管了。
再后来，每人每天只供应二两粮，直到没粮下锅了，农民就挖野菜刮树皮吃。我们生产队的临队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棵大枇杷树，一天晚上，不知是谁说了句“枇杷树的皮比别的树皮好吃。”就这一句话，几个人半夜出发，把那棵据说是百年的枇杷树的皮趴了个精光。第二天饿极了的我吃上了一小块略有粘性的枇杷树皮饼。大食堂无法维持了，公社干部解释说，原因有三：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苏联逼债。
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天灾，苏联逼债不会造成没饭吃，实际上是人祸。
吃大食堂的苦楚，至今仍记忆犹新。
翻深耕
大跃进是国人在20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充分地发挥了国人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公共食堂，消灭四害，亩产粮食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每项内容都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因我年纪小，大炼钢铁我没参加，只见大片森林被砍伐烧炭。我们生产队有好几片森林，成天都有人砍伐，成天都是烟雾袅绕，那是在土窑洞里烧杠炭，据说杠炭是运去炼钢铁的。大片大片的森林就这样砍伐光了。印象深刻的是翻深耕。何为“翻深耕” ？就是把耕地都深翻一次，有的深度多达一两尺。后来才知道，“翻深耕” 是中央的指示，大跃进中高产卫星的大量涌现，充分证明“深耕是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中心”。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归纳为“土、肥、水、种（子）、密（植）、保（苗）、管（理）、工（具）”八个字，称为“八字宪法”。具有法律一样的强制性和不可动摇性，深耕又是这个农业生产法律的中心。
记得1958年的冬天，是深耕运动的高潮。
为了把土地彻底翻个身，精耕细作了几百年的熟地也没逃脱厄运。深耕中首先挖“表土”，把表土运开，然后翻“生土”。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接着燃起柴火“熏土”。又将熏土铺平，最后搬回表土。但多数是把“生土” 翻上来后就没精力管了，反把“熟土” 埋下去了。翻深耕运动到处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几百成千的翻深耕大军，从十来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其中，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惧风雨地在田野里挥锄大干。
我和一位比我小一岁的侄儿被安排打锣鼓。打得累了，想歇会儿，可大人们不让，说锣鼓声是鼓劲头的，不能歇。我们只好又敲打起来。到了深夜两点左右，炊事员送来了夜饭，每人两个熟红薯。这时我们瞌睡来得睁不开眼，一见红薯，马上又来了精神，张口大吃。一天晚上，我们吃完红薯，趁大人们不注意就溜走了。家里的门都是上了锁的，进不了家，我俩就爬到一个草楼上睡觉了。等睁开眼睛，已是中午时分。我们忐忑不安地回到家，父母亲没责骂我们，他们也说累得慌，没功夫找我们，估计我们就在哪个草堆里睡觉。
现在回想起来，“深耕卫星”真是蔚为壮观，也把人累惨了，用劳命伤财作结论，一点不为过。
除四害
“除四害” 运动。就是麻雀、老鼠、苍蝇和蚊子成了要除掉的“四害” ！
老师教我们唱的一支儿歌，至今我还记得：“麻雀在高高的屋檐下，叽叽喳喳叫呀，它们歌唱春天。春天春天，春天来了……”后来就不准我们唱了，改唱：“小麻雀，是害鸟，糟蹋粮食真不少。青少年，打先锋，要把麻雀消灭光……”
围剿麻雀使用人海战术，社员们每人预备一根竹竿，竹杆顶端留有竹丫枝，每天下地干活随身带，干完一台气（约两个小时），就放下农具，统统拿起竹竿，满山遍野追打麻雀。消灭麻雀的成绩都要写在“除四害光荣榜” 上。分红旗、白旗、黑旗三个等次。为了争红旗，很多人吃了晚饭又去围剿麻雀，我们就跟着满山遍野到处跑，看热闹。
消灭老鼠就比消灭麻雀费劲了。社员们扛上锄头满山遍野找鼠洞，一但发现鼠洞，就挖地三尺，非把老鼠找到不可。有的把洞挖开，不是老鼠，却是蛇。
在我的记忆中，消灭麻雀、老鼠搞得轰轰烈烈，好像消灭苍蝇、蚊子就没那么起劲。农村卫生条件差，白天苍蝇乱飞，社员们都下地干活去了，似乎没有时间消灭苍蝇。大人们说，绿头苍蝇（一种绿眼睛的大头蝇）必须消灭掉，绿头蝇才真的有害，而把别的苍蝇称作“饭蝇”， 说饭蝇没啥害处。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凡是苍蝇都会传染疾病的。蚊子白天是不飞的，到了晚上，蚊子在屋里屋外嗡声作响。那时，有蚊帐的人家少之又少，为了驱赶屋内蚊子，大人们燃起一把柏树枝，用烟雾驱赶。这种办法还灵，百分之八九十的蚊子被驱逐屋外。当然也有少数蚊子“漏网” ，但毕竟少了，也让我们睡个稍为安稳的觉。
我们小学生同样也有“除四害” 账本。一次，妇女们在晒场上打稻草，在稻草中发现了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我的一位婶娘把我叫去，说这是个受表扬的机会，让我把小老鼠带去学校交给老师，记在我的账上。第二天，我带上已经死去的小老鼠早早地去了学校。下午放学时，老师在全校学生面前还真表扬了我。
度饥荒
“大跃进” 中高理想导致高指标，高指标诱发造假风，造假风导致决策失误，终于让“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跃进中严重泛滥。并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局面。
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二两稂。有的地方长达半年无粮供应。农民严重的营养不良，很多农民害了浮肿症，也因此饿死了不少人。
我所在的地区浮肿病人真多。公社办起了浮肿症医院，把浮肿病人收院治疗。
后来，浮肿病人越来越多，公社医院无法容纳了，生产大队也办浮肿症医院。
我父亲也得了浮肿症。开始是脚肿，慢慢就全身浮肿，也住进了浮肿症医院。
住院病人每天有二两粮以外，还有两个“糠糠粑”，粑里放有中药，说这种中药“糠糠粑” 吃了会消肿。“糠糠粑” 就是仓库加工大米时，筛去粗谷壳后，用所剩下的细谷糠做成。就是这种“糠糠粑” ，要住院病人才能享受到。
医院离我家不到一里地，母亲和我就经常去看父亲。医院里满是浮肿病人，也成天都在死人。我看见有些病人用刀子刮牛骨头。父亲告诉我，说这些牛骨头不知有多少人刮过了。头一天刮的人扔了，第二天又有人捡回来刮。那时，生产队开始杀耕牛吃。肉吃没了骨头啃光了没吃的了，又把扔掉的骨头捡回来刮残留物吃。随后，偷牛宰杀事件四起，耕牛几乎被杀光。
我们每次去看父亲，父亲总是把两个“糠糠粑” 让母亲带回家一个，说到家后给我吃。我和母亲和姐姐因此也吃上了一些“糠糠粑” 。就在那一年，父亲没能扛过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家里更加困难，只好成天挖野菜吃。离我家几里外有个干沽了的水库，水库里长满了一种叫“水葱” 的植物，这种植物根底结了个白色的疙瘩，人们就成群结队去挖水葱疙瘩吃。我姐姐也参与其中，可是挖不了几天就没了。凡是能吃的野菜都挖来吃，野菜挖没了就吃树叶树皮，再后来还挖一种白色的泥巴吃。这种泥巴有点粘性，称叫“观音粉” ，可是吃了不好消化，有的人一次吃多了，解不下大便就死了。可是不少人还是去挖，有的人就死在挖“观音粉” 的洞穴里。实在没吃的了，我母亲就弄些谷糠来炒热后再磨细用水拌成粥吃。我吃了谷糠粥解不出大便，母亲就用竹筷从我肛门里往外掏。她一边掏，一边骂：大跃进整死人啦，大跃进饿死人啦！
再后来，传闻有人把小孩杀来煮吃了。有一个曾经是国军的人，力气过人，据说他与日本兵拼过好几回刺刀，杀死不少日本鬼子。临解放时他却逃跑回家了。他家的一个小孩突然不见了，人们就传说他把小孩煮吃了。又传说一位老奶奶也把孙女放水缸中溺死煮吃了。但都无从查证。前些年，我看见一篇文章，作者说他1964年因右派反革命罪关押在沪州监狱，同队几个判死缓的犯人，就因饿荒年杀人吃而坐牢。作者在雷马屏马家湾中队劳改，一个以“伤风败俗”罪，判刑十六年的刘姓贫农，成天高喊：“我犯什么罪，国家不要，供销社不收，煮来吃了（他把一个死孩子煮吃了），填填肚子有啥错？” 全国发生“人相食” 的事恐怕不少。我看到一家杂志登载：1961年，毛主席与刘少奇在游泳池边对此（指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争论。刘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但真正“人相食” 上史书的，据说就陕西《山阳县志》记有一例。该县志把一件“杀妻烹食” 的食人事件秉笔直书在“大事记” 里。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困难到底有多严重，只有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才深有体会。
一个伟人说过，历史常常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信乎！？
写了回忆父亲的文章，就不得不让人想到“大跃进” 运动。
“大跃进”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说：“我们不妨来个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在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另一方面，鼓励历史事实的亲历者，真实而无涂饰地写的自己的遭遇、见闻、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么标准框框。现在这样的著作面世的不多。”
“大跃进” 运动的1958年，我八岁。年龄虽小，但也可以说是大跃进运动的“亲历者”。回想起来，尤如昨天。
吃大食堂
食堂化是实行人民公社化的第一个产物。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形式。那时有句口号叫做“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所谓大食堂，就是把全村人集中在一起，一天三顿统一吃饭。
记忆里，大食堂的墙上贴着两幅画：一个大南瓜，一人坐在南瓜上看书。下书：大南瓜上学文化；另一幅是一人手握铁锨，铁锨上是座小山，下书：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旁边还有两幅标语：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万岁。大食堂用餐，饭随便吃，菜限量，荤菜少，素菜多，没有人嫌好嫌坏，即使有意见，也没人敢说，因为生产队领导经常是吹胡子瞪眼睛骂人。
农民的粮食要全部交出来办大食堂。开始，绝大多数农民只交出部分粮食，白天集体干完活，到大食堂就餐后，晚上回到家还偷偷的做饭加餐，尤其是有老人小孩之家更需如此。后来被工作队发现了，就挨家逐户搜粮，不允许各家有锅碗瓢盆。凡铜铁锅盆统统砸烂送钢铁厂炼铁。我家有只铜盆，十分光亮，据说是祖传的，小时候我常把它当锣敲，声音圆润而悠长。没事就想敲几下。就是这只我十分心爱的铜盆，当然也逃不脱厄运，连同铁锅一起被砸烂送炼铁厂了。
搜粮一开始，有的农民就在家里挖坑藏粮，这一招后来被工作队发现了，又三番五次地搜找，凡藏粮被搜出，就开会斗争私藏粮食者。农民见家里挖坑藏粮行不通了，就深夜把粮食背出去藏于山洞或土坑中，这种有点粮食运出家门藏匿的已经是极少数了。我家一位姨娘有几升大米，先是藏在床下的地窖里，几次搜粮均未被发现，后来藏于山洞里。就这几升大米，还真起了大作用，在断口绝粮的日子里，姨娘家的伯、叔两家十来口人全部饿死，她家六口人因此而活了下来。
生产队吃大食堂，我们在学校读书也吃大食堂。上午上完课，老师就带领我们到大食堂吃饭。大食堂建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叫“梅子树” 的农院里。是用木甑盛的饭，米饭盛在下面，上面是红薯。我们把红薯抛在桌上抢米饭吃。老师见状，就宣讲说：“红薯好吃呢，又香又甜，营养又好，我吃给你们看。”说完，就抓起一个红薯张口大吃。可学生们不听他那一套，仍然抢米饭吃。
后来，学校的大食堂办不下去了，我们只能回家吃生产队的大食堂。
这样的大食堂大概吃了一年多，后来生活困难逐渐显露，由放开肚皮吃饭变成勒紧裤带过日子，改为定量吃。男人一天一斤，女人一天八两，小孩三、五两不等。把定量粮放在一个土陶罐里盛上水，再放进大饭甑中蒸熟后照定量分发。大伙都称为 “吃罐罐饭”。一人一罐饭一碗菜汤。后来什么菜也没了，人们只好把“罐罐饭” 拎回家吃。其实家里也没啥菜吃，这时，各种野菜己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都用野菜充饥。我的母亲颇有心计，她是大食堂的炊事员之一，早在半年之前就把大食堂丢弃的一些菜叶，如萝卜菜叶、青菜叶等拾掇一些悄悄拿回家，晚上加工成咸菜装入土坛子里。记得那年冬天，野菜都不好挖了, 我家就煮上一锅咸菜汤，其实汤里只有少许菜叶渣，纯粹一祸有点咸菜味儿的大白水。一家人端着“罐罐饭” ，直往饭里加汤，饭是无法吃饱的，就喝了一肚子汤水。
有一次，我拎“罐罐饭” 回家，不小心把饭打翻在阴水沟里。水沟里全是臭污水臭淤泥，我母亲把饭连同臭淤泥一起捞起来，在清水里反复淘洗，但无论怎么淘洗，饭里臭味依在。不吃又没吃的，只好把臭饭也吃了。那种臭淤泥味真是恶心。后来，恶心的更多。一次，生产队种小麦，队长为防止大伙吃麦种，就在院坝里堆上草木灰，中间是人粪尿，再把麦种倒入人粪尿里，然后搅拌，让麦种全部沾上人粪尿后，才运到地里下种。队长以为这样做，麦种就没人吃了。可是，队长一离开, 大伙立即把草木灰人粪尿捧在手里使劲搓，把灰粪搓掉就把几粒麦种丢入口中嚼一嚼吃了。我母亲把我从家里喊出去，也搓了一些给我吃，从人粪尿里搓出来的麦种子吃起来也很恶心，但为了充饥，只要能吃的，都往嘴里塞，什么赃不赃，臭不臭，人粪不人粪，全然不管了。
再后来，每人每天只供应二两粮，直到没粮下锅了，农民就挖野菜刮树皮吃。我们生产队的临队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棵大枇杷树，一天晚上，不知是谁说了句“枇杷树的皮比别的树皮好吃。”就这一句话，几个人半夜出发，把那棵据说是百年的枇杷树的皮趴了个精光。第二天饿极了的我吃上了一小块略有粘性的枇杷树皮饼。大食堂无法维持了，公社干部解释说，原因有三：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苏联逼债。
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什么天灾，苏联逼债不会造成没饭吃，实际上是人祸。
吃大食堂的苦楚，至今仍记忆犹新。
翻深耕
大跃进是国人在20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充分地发挥了国人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公共食堂，消灭四害，亩产粮食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每项内容都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因我年纪小，大炼钢铁我没参加，只见大片森林被砍伐烧炭。我们生产队有好几片森林，成天都有人砍伐，成天都是烟雾袅绕，那是在土窑洞里烧杠炭，据说杠炭是运去炼钢铁的。大片大片的森林就这样砍伐光了。印象深刻的是翻深耕。何为“翻深耕” ？就是把耕地都深翻一次，有的深度多达一两尺。后来才知道，“翻深耕” 是中央的指示，大跃进中高产卫星的大量涌现，充分证明“深耕是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中心”。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归纳为“土、肥、水、种（子）、密（植）、保（苗）、管（理）、工（具）”八个字，称为“八字宪法”。具有法律一样的强制性和不可动摇性，深耕又是这个农业生产法律的中心。
记得1958年的冬天，是深耕运动的高潮。
为了把土地彻底翻个身，精耕细作了几百年的熟地也没逃脱厄运。深耕中首先挖“表土”，把表土运开，然后翻“生土”。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接着燃起柴火“熏土”。又将熏土铺平，最后搬回表土。但多数是把“生土” 翻上来后就没精力管了，反把“熟土” 埋下去了。翻深耕运动到处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几百成千的翻深耕大军，从十来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其中，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惧风雨地在田野里挥锄大干。
我和一位比我小一岁的侄儿被安排打锣鼓。打得累了，想歇会儿，可大人们不让，说锣鼓声是鼓劲头的，不能歇。我们只好又敲打起来。到了深夜两点左右，炊事员送来了夜饭，每人两个熟红薯。这时我们瞌睡来得睁不开眼，一见红薯，马上又来了精神，张口大吃。一天晚上，我们吃完红薯，趁大人们不注意就溜走了。家里的门都是上了锁的，进不了家，我俩就爬到一个草楼上睡觉了。等睁开眼睛，已是中午时分。我们忐忑不安地回到家，父母亲没责骂我们，他们也说累得慌，没功夫找我们，估计我们就在哪个草堆里睡觉。
现在回想起来，“深耕卫星”真是蔚为壮观，也把人累惨了，用劳命伤财作结论，一点不为过。
除四害
“除四害” 运动。就是麻雀、老鼠、苍蝇和蚊子成了要除掉的“四害” ！
老师教我们唱的一支儿歌，至今我还记得：“麻雀在高高的屋檐下，叽叽喳喳叫呀，它们歌唱春天。春天春天，春天来了……”后来就不准我们唱了，改唱：“小麻雀，是害鸟，糟蹋粮食真不少。青少年，打先锋，要把麻雀消灭光……”
围剿麻雀使用人海战术，社员们每人预备一根竹竿，竹杆顶端留有竹丫枝，每天下地干活随身带，干完一台气（约两个小时），就放下农具，统统拿起竹竿，满山遍野追打麻雀。消灭麻雀的成绩都要写在“除四害光荣榜” 上。分红旗、白旗、黑旗三个等次。为了争红旗，很多人吃了晚饭又去围剿麻雀，我们就跟着满山遍野到处跑，看热闹。
消灭老鼠就比消灭麻雀费劲了。社员们扛上锄头满山遍野找鼠洞，一但发现鼠洞，就挖地三尺，非把老鼠找到不可。有的把洞挖开，不是老鼠，却是蛇。
在我的记忆中，消灭麻雀、老鼠搞得轰轰烈烈，好像消灭苍蝇、蚊子就没那么起劲。农村卫生条件差，白天苍蝇乱飞，社员们都下地干活去了，似乎没有时间消灭苍蝇。大人们说，绿头苍蝇（一种绿眼睛的大头蝇）必须消灭掉，绿头蝇才真的有害，而把别的苍蝇称作“饭蝇”， 说饭蝇没啥害处。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凡是苍蝇都会传染疾病的。蚊子白天是不飞的，到了晚上，蚊子在屋里屋外嗡声作响。那时，有蚊帐的人家少之又少，为了驱赶屋内蚊子，大人们燃起一把柏树枝，用烟雾驱赶。这种办法还灵，百分之八九十的蚊子被驱逐屋外。当然也有少数蚊子“漏网” ，但毕竟少了，也让我们睡个稍为安稳的觉。
我们小学生同样也有“除四害” 账本。一次，妇女们在晒场上打稻草，在稻草中发现了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我的一位婶娘把我叫去，说这是个受表扬的机会，让我把小老鼠带去学校交给老师，记在我的账上。第二天，我带上已经死去的小老鼠早早地去了学校。下午放学时，老师在全校学生面前还真表扬了我。
度饥荒
“大跃进” 中高理想导致高指标，高指标诱发造假风，造假风导致决策失误，终于让“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跃进中严重泛滥。并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局面。
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二两稂。有的地方长达半年无粮供应。农民严重的营养不良，很多农民害了浮肿症，也因此饿死了不少人。
我所在的地区浮肿病人真多。公社办起了浮肿症医院，把浮肿病人收院治疗。
后来，浮肿病人越来越多，公社医院无法容纳了，生产大队也办浮肿症医院。
我父亲也得了浮肿症。开始是脚肿，慢慢就全身浮肿，也住进了浮肿症医院。
住院病人每天有二两粮以外，还有两个“糠糠粑”，粑里放有中药，说这种中药“糠糠粑” 吃了会消肿。“糠糠粑” 就是仓库加工大米时，筛去粗谷壳后，用所剩下的细谷糠做成。就是这种“糠糠粑” ，要住院病人才能享受到。
医院离我家不到一里地，母亲和我就经常去看父亲。医院里满是浮肿病人，也成天都在死人。我看见有些病人用刀子刮牛骨头。父亲告诉我，说这些牛骨头不知有多少人刮过了。头一天刮的人扔了，第二天又有人捡回来刮。那时，生产队开始杀耕牛吃。肉吃没了骨头啃光了没吃的了，又把扔掉的骨头捡回来刮残留物吃。随后，偷牛宰杀事件四起，耕牛几乎被杀光。
我们每次去看父亲，父亲总是把两个“糠糠粑” 让母亲带回家一个，说到家后给我吃。我和母亲和姐姐因此也吃上了一些“糠糠粑” 。就在那一年，父亲没能扛过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家里更加困难，只好成天挖野菜吃。离我家几里外有个干沽了的水库，水库里长满了一种叫“水葱” 的植物，这种植物根底结了个白色的疙瘩，人们就成群结队去挖水葱疙瘩吃。我姐姐也参与其中，可是挖不了几天就没了。凡是能吃的野菜都挖来吃，野菜挖没了就吃树叶树皮，再后来还挖一种白色的泥巴吃。这种泥巴有点粘性，称叫“观音粉” ，可是吃了不好消化，有的人一次吃多了，解不下大便就死了。可是不少人还是去挖，有的人就死在挖“观音粉” 的洞穴里。实在没吃的了，我母亲就弄些谷糠来炒热后再磨细用水拌成粥吃。我吃了谷糠粥解不出大便，母亲就用竹筷从我肛门里往外掏。她一边掏，一边骂：大跃进整死人啦，大跃进饿死人啦！
再后来，传闻有人把小孩杀来煮吃了。有一个曾经是国军的人，力气过人，据说他与日本兵拼过好几回刺刀，杀死不少日本鬼子。临解放时他却逃跑回家了。他家的一个小孩突然不见了，人们就传说他把小孩煮吃了。又传说一位老奶奶也把孙女放水缸中溺死煮吃了。但都无从查证。前些年，我看见一篇文章，作者说他1964年因右派反革命罪关押在沪州监狱，同队几个判死缓的犯人，就因饿荒年杀人吃而坐牢。作者在雷马屏马家湾中队劳改，一个以“伤风败俗”罪，判刑十六年的刘姓贫农，成天高喊：“我犯什么罪，国家不要，供销社不收，煮来吃了（他把一个死孩子煮吃了），填填肚子有啥错？” 全国发生“人相食” 的事恐怕不少。我看到一家杂志登载：1961年，毛主席与刘少奇在游泳池边对此（指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争论。刘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但真正“人相食” 上史书的，据说就陕西《山阳县志》记有一例。该县志把一件“杀妻烹食” 的食人事件秉笔直书在“大事记” 里。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困难到底有多严重，只有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才深有体会。
一个伟人说过，历史常常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信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