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卫士: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9:00:38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张幼文  发布时间:08/04/22  点击率:799

内容提要:对外经济关系理论和中国发展的实践都表明,中国对外开放需要实现阶段性的推进。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从规模扩张、结构提升到要素优化三个阶段,从沿海到内地各地区有不同的阶段性进程。当前沿海地区需要实现从规模扩张到结构提升的转变,从而为进入要素优化阶段准备条件。各地区以不同要求实现开放的阶段性推进,以国内体制改革的深化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宏观调控以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培育本土企业以全面实现对外开放目标,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等等,是我国在新阶段上开放战略的新特征。

作者简介:张幼文,1951年生,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开放战略 新开放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内发展是这样,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也是这样。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开始。探索这一新阶段的内容、特点与要求是当前开放战略探索的核心。

一、 开放型经济阶段性推进的必然性

一国经济在其发展的长过程中必然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发展的这种阶段性是由不同阶段的目标差异决定的。发展阶段性任务的完成要求发展的阶段性推进,而发展的阶段性推进本身又是前一发展目标成功实现,后一发展目标开始确立的标志。

 

1、对外经济关系理论中的阶段思想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理论都是根据一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特定条件提出的,因而在其本质内容上就包含着一国开放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思想:贸易与投资旨在基于现实条件实现特定意义上的发展,当经历一个时期发展目标成功实现,那么一国经济也就出现了新的条件,发展的新模式也就需要依据新的理论形成。

无论是外贸外资理论,还是经济发展理论,其中都包含着显著的阶段论思想。在各种国际贸易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贸易战略的阶段论分析或其思想实质。经典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在比较优势既定条件下贸易的必然性。这一理论的历史使命是关于自由贸易有利性的论证,因此它不需要回答比较优势变化的问题。但是这一理论结构本身也包含着不可否定的相反结论:当决定比较优势的因素发生变化后,那么由这种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贸易结构也就必然发生变化。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推进了经典比较优势论,具有贸易结构阶段论的性质。要素禀赋理论与此相似。既然贸易结构是由一国禀赋结构决定的,那么一旦禀赋结构发生变化,贸易结构也就相应会发生变化,该国的发展也就从一个阶段进入新的阶段。要素禀赋理论假定要素不流动,但是现实世界即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条件,国家的要素结构发生变化,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也就显现。可见,贸易结构的阶段性也是要素禀赋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收入相似性理论认为,收入水平的相似是贸易发生的原因,这就表明收入差距对贸易结构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一国的贸易结构会发生变化,而且是表现在结构特征上的显著变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主张以国家贸易政策实现规模经济和产业的培育,一旦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贸易政策也就需要转型。

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双缺口理论,认为解决资金与外汇缺口是发展初期的首要任务。这一理论对发展任务的确定本身就包含了阶段性思想。从这一理论中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的结论就是,随着发展本身推进使资金与外汇缺口得以弥补,发展的主要难题也就发生变化。弥补缺口这一发展初期的战略基点向新的基点转变,发展的新阶段由此开始。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本身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但是这一理论集中论证了一国培育优势要素对赢得国际竞争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也有发展的性质。重要的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如何改变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根据这一理论,一国要通过培育高级要素形成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不是贸易意义上的价格优势,而是产品或产业的结构性优势。优势形成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地位发生变化,国家的发展也就呈现阶段性。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与外部市场关系问题的分析中有着更明显的阶段思想。从初级产品加工战略到进口替代战略再到出口导向战略,就是一个开放型发展的阶段推进过程。事实也证明,即使是发达国家,其国际经济地位也持续地发生着阶段性变化。随着传统产业向外转移,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贸易结构及其国际经济功能也发生着变化。

总之,阶段性推进是发展的必然规律,一国不可能也不应当长期坚持某一种既定的发展战略或开放战略,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正是坚持发展和坚持开放的表现。

 

2、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中国的发展不仅必然显现出其阶段性,而且因为其高速发展而使阶段性进步更加显著,关注发展的阶段性更为重要。

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

第一,改革开放的成功使中国经济的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决定了开放政策不应当变,也不可能变。同时,开放政策的成功又使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客观条件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下的具体战略与具体政策进行适应性的调整。这种调整既是不断进行的,又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当发展实践不断创造出新的条件,同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以后,当国家认识到这些变化并有条件采取新的战略时,发展的阶段性推进也就成为必然的要求了。

第二,对外开放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是国家发展的阶段性在开放政策中的体现。从改革开放之初起,我国的经济发展就确定了“分三步走”的阶段推进战略。1997年我国开始酝酿的“新三步”战略是:第一步,2001-2010年时期,实现GNP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台阶,为后十年的更大发展打好基础;第二步,2010-2020年时期,GDP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第三步,2020-2050年时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是从贫困状态开始起步改革开放的,脱贫和解决绝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是第一阶段发展的目标,也是开放所要服务的目标。解决了脱贫问题,中国走上了“总体小康”以后,国家又提出了“全面小康”的目标,即“惠及亿万群众的小康社会”,这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发展的新目标,同样也要求开放政策同样致力于这一目标。全面小康要求更均衡、更协调的发展,解决前一阶段发展中出现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推进必然要求开放政策的阶段性推进。

第三,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的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迅猛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整体运行特征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比之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们制定的开放政策更多适应于这样一个历史性变革之前。虽然我们在开放政策上不断跟上发展的新要求,总体上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但从总体上说今天的开放战略还是当时战略基础上的扩大、延续与优化。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在前一阶段上初步形成的开放型经济格局,都要求我们从这些新的国际环境上进行总体战略层面上的重大调整。这种意义上的调整不是前一阶段政策的程度强化或结构优化,而是带有全局意义的变革。

 

3、中国开放型经济阶段性推进的必要性

国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当前中国需要完成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推进。

一方面,开放的阶段性推进是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28年来,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国民的积极性,市场机制的活力开始显现。但是,在高速发展中环境破坏、资源耗竭的问题日益严重,发展的不协调性和不可持续性日益明显,发展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福利水平的目标被忽略,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现。除了国内原因之外,这些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也与外贸、外资等对外经济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在积极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会的过程中,也接受了大量环境严重污染、资源严重消耗的产业,开发区的大量建设和对外资廉价批租土地使沿海地区的土地资源迅速耗竭,开放在加速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以简单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发展模式得益十分有限。等等这些问题都证明,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的核心问题不在于速度加快与规模扩大,而在于实现科学发展。

另一方面,开放的阶段性推进也是中国实现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的要求。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发展前景的持续看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在世界经济体系进而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力量。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现与世界的共同繁荣,建设和谐世界以在国际格局中发展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将成为中国对世界体系与人类历史新的贡献方式。在这个全面的国际发展战略中,经济的开放战略有着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中国需要改变单一地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一般制造业产品对其他国家的造成的压力,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更多地用好国内资金以减少对外部资金的过度依赖,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各国同样获得利用国际资本的机遇;中国需要扩大国内市场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和冲击,加快科技进步以解决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和资源破坏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压力;等等这些任务的解决需要以开放战略的整体提升即阶段性推进。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水平以提高中国从开放中的收益是必要的,但这还不足以回答中国面临的上述国际战略新问题。只有促进对外开放的互利共赢,实现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才能通过开放中的发展实现自己的国际战略与国际体系目标。

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进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来说,开放战略是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国家的整体国际战略来说,经济开放战略又是整体国际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开放战略的这种意义,正是在中国发展到今天才日益明显的。当中国国力很弱时,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是首要问题和根本任务。尽管这一任务至今没有最终完成。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显著增强,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已经不可否认,也不可回避地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这个时候,中国不但需要继续完成自身的发展任务,同时也需要逐步更多地承担国际义务,更不能因自己的发展而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需要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随着国力提升自然提出的任务。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国际战略的基础力量。因此,经济开放战略必然也是国家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当国家致力于更高的国际战略目标时,经济开放战略将既服从于,也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国际战略。这是由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发展的阶段性推进是成功发展全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前一阶段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往往不是发展战略本身的失误,而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发展提出的新任务,只有发展才会提出这些新任务。因此,回答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本身就是发展的阶段性推进而不是发展的中断。发展新阶段目标的确立不是对前一阶段发展目标的否定,而是对其发展成果的继承,是在继承中的发展。同时,在前一阶段发展模式不能适应新阶段发展要求的意义上,新的发展模式也必然包含着继承中积极的“扬弃”。

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的三个阶段

28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同时也开始出现了开放型发展不可持续的新问题。研究表明,从起步发展到实现现代发达国家高水平的发展,当代经济特别是一个较大规模的经济体需要经历“规模扩张、结构提升和要素优化”三个阶段。“规模扩张”是以GDP增长为特征的经济在总量上的扩大,其中忽略这种扩大以什么方式实现,以怎样的结构扩大和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结构优化”是指经济在产业结构上获得的进步,其中关注产业进步由本国资本投入和本土企业实现,减少不良后果以提高增长的真实福利效应,但忽略其他主导性生产要素的来源。“要素优化”是指在本土企业本国国民拥有当代高级生产要素和经济要素下的发展,现代条件下尤其是指专利品牌知识产权和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经营网络等主导性要素。

图1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

 

图1以时间为横座标,以发展的国民收益为纵座标。发展收益递增速度的下降也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下降。图示表明,一个落后经济的发展需要从规模扩张开始,规模扩张初期发展收益增速较快。随着时间的推移,递增速度开始下降,继续靠规模扩张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开始显现,因而递增趋于平缓。原因在于规模扩张时期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发展空间的约束日益突出。在开放型发展的经济中规模扩张尤其是由外资投入实现的。到这个时候实现更高发展收益不能再继续靠规模扩张,而需要转向新的发展模式,即进入结构提升的发展模式。结构提升阶段通过本国资本投资的现代化产业的建立,特别是大工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现经济整体的结构进步。进入这一阶段后发展模式出现突破,规模扩张不可持续的瓶颈被打破,新的高速发展又开始,从而获得较显著的发展收益,体现为收益的递增速度提高。但是与前一阶段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出现新不可持续性,这不仅因为市场饱和,而且因为现代经济主导性要素日益从资本向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转移,直接单纯的资本投入下的结构进步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与前一阶段相似,这一阶段也再次面临发展收益递增速度下降的问题,即出现在新阶段上的不可持续性。于是向新阶段推进的主题又一次提出。结构进步阶段需要推进到要素优化阶段,即本国致力于拥有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现代经济核心要素,实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新的发展。

经过经济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结构提升阶段向要素优化阶段的转变,处于拥有现代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经济主导性要素的阶段。而对当前中国来说,需要完成的则是从规模扩张阶段向结构提升阶段的转变,更确切地说这主要是就沿海地区而言。

过去28年中国经济发展以沿海地区为标志,完成的发展的第一阶段任务即规模扩张。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要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启动发展,走规模扩张道路是必要的,中国的实践也是成功的。但是必须注意到,今天沿海地区继续规模扩张的发展已经不再可能,土地资源的约束和外部市场的约束意味着这一阶段已经走到了晚期。值得强调的是,沿海地区的规模扩张主要是靠外资投入和加工贸易实现的,是一种非本国资本主导下的扩张和靠廉价劳动力的扩张。尽管沿海地区已经建立起相当一批现代产业,包括大工业和IT产业,但是这些产业或者是以外资投入方式形成的,或者是只意味着出口加工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产业。因此,以本土企业和本国资本的视角看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在总体上仍然是落后的。实现属于自身的产业结构进步是沿海地区必然提出的阶段性任务,同时也是打破靠外资和外部市场发展不可持续瓶颈的根本出路。必须进入这一阶段的必要性还在于,依靠外资和加工贸易的规模扩张中国得益有限,对解决就业和GDP增长有重要意义,但对于经济长期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却贡献很少。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产业,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也就不可能为更高的发展水平提供资本条件。在中国获得GDP数字和低工资就业,外国跨国公司获得利润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完成资本积累的。只有本土企业实现现代产业的发展,才有可能获得现实的较快的资本积累,才能一方面使国家从摆脱贫困阶段进入到民富国强阶段,另一方面使国家可能为下一阶段与发达国家在同水平上竞争创造条件。现代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拥有知识产权等现代经济的主导性要素。这些要素的获得是需要通过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等的大规模持续投入来实现的。这里不仅有国家的一般普及教育投入和基础研究投入问题,更重要的是企业对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对自身技术创新的投入,而企业的这些投入往往是需要由大企业和长期积累来实现的。这就使我们看到,一个国家要进入“要素优化”阶段,形成掌握现代经济主导性要素的地位需要经过一个资本积累阶段,这就是结构进步阶段的意义。没有本土企业的结构提升是不可能完成资本积累的,没有本国资本投入下的发展社会就不可能积累起资本,就不可能有本土企业可用的投资,从而不可能有效进入全社会创新阶段。说明要素优化阶段的必要条件绝对不排斥在结构进步阶段上对创新的必要关注,现代产业本身就需要在创新中建立。事实上图1中三条曲线的局部交叉也表明了阶段推进过程中时间的重叠性:并非一个阶段完全结束以后下一个阶段才能开始,要实现开放型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下一个阶段全面到来之前就逐步开始准备,但客观上说一个新阶段效益和效果的全面展现只有在全面进入这个阶段后才能开始。每一个阶段都是后一个阶段的必要准备和必经阶段。

在各个不同阶段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不同的,对促进发展所需要追求的主要指标也是不同的。在规模扩张阶段,持续的外部要素流入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也是主要拉动因素。进入结构提升阶段后,结构进步是增长的基本特征,而资本来源则不再只限于外部,内外资都是增长的拉动力量。到要素优化阶段以后,增长的主要特征是知识经济新要素的形成,新要素的开发及其在增长中的作用成为主要的增长来源。(见表1)

 

 

 

 

 

 

 

 

 

 

表1 发展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与指标

 

规模扩张阶段

结构提升阶段

要素优化阶段

增长的特征

持续的外部要素流入拉动

以新型产业带动内外资本要素投入

以要素结构的变化突破主导性要素瓶颈,新要素投入型增长

发展指标

外向度指标:外资数量与外贸数量

 

产业结构提升指标;外资比重增速下降;外贸在结构上升和方式进步中继续增长

本地要素优化指标;净要素流入减少,外贸在依靠本地要素中继续增长

 

从规模扩张到结构提升也是引进外资战略阶段性推进的重要内容。事实证明,外资引进对国民经济的效益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应当从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上来考虑引进外资的总战略。外资的国民经济效益是由一正二负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的。令外资数量为Q,国民福利为W,则有:

W=f(Q)

即一国从外资中所得到的福利是外资数量的函数。首先,引进外资对国民经济存在着积极的正效益,其中包括创造就业,提供税收,拉动国内投资,促进竞争环境,促进技术进步,为国民提供高质量而低价格的产品等等。与此同时外资数量增长的国民经济边际效益又是递减的。这是因为随着外资数量在总量上的增加,国内外资的稀缺性下降,从而其国民福利效应下降。利润率高的行业和部门首先会吸引外资流入,从而会逐步将利润率相对较低的部门留下来。因此,东道国从外资中所得到的正收益接近于一条开口向右的抛物线,即:

G=aQ1/2

其中G为一国从外资中得到的正收益,a为正数。这是一条上升曲线,但二阶导数为负。

图2 外资与国民福利的关系

 

其次,引进外资存在着负的外部效应。这是因为外资往往是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传统产业,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差,从而包含着各种外部负经济性和社会成本。从总体盾,这类成本与外资的总量是成正比的,可以假定其为线性,即:

E=cQ

其中E为外部负经济性,包括社会成本,c为正数。

第三,引进外资有政策成本,包括各种税收优惠,低于市场招标拍卖价格的协议性土地转让,以及地方政府所作的各种具体承诺。客观事实证明,随着外资引进总量的扩大,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政策力度需要持续加大,特别是各地政府出现的竞争性引进外资格局导致优惠政策竞争,增大的引进外资的政策成本。这种政策成本可表述为

P=bQ2

其中P为政策成本,b为正数。这是一条上升曲线,二阶导数为正,这是因为随着外资数量的增长,土地更加稀缺,各地区政府间外资竞争的政策成本更高。

综合以上各因素,我们有:

WGPE=aQ1/2bQcQ

其中,W为外资的国民福利。在上几个式子中,Q正比于国内经济规模,投资吸收能力,国内采购配套能力以及合资比重等;a正比于外资水平;b正比于政策的随意性和地区间外资竞争程度;c正比于政府监管的不力程度等。

上述分析的结果可从图2中得到表现。引进外资的国民总福利在a点是可能达到最高,而后开始下降,到b点是为零。实证研究可以证明目前中国所处的位置。这一分析的政策和战略意义在于,中国需要提高外资的正外部性,特别是技术溢出和对国内产业的拉动,与此同时努力降低其负外部性和政策成本。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外资数量本身决定着国民经济的福利效应,而在于决定外资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各种因素决定着外资的总效应。在中国开放发展的新阶段上,外资数量的多少,包括扩大和控制都不应当是政策的目标,而扩大其积极效应,降低和控制其负面效应才是政策的主要目标。

三、中国开放型经济阶段性推进的基本特征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推进将有几个显著的特征。

 

1沿海地区从规模扩张走向结构提升和要素优化

上述阶段性分析表明,我国沿海地区目前处于从规模扩张走向结构提升的阶段转变。在开放与参与全球化中发展起来的基础既提出了发展的这一新任务,又提供了发展的现实条件。

在上述三个大的阶段中还分别包含着两个小的阶段。(见表2)在规模扩张前期,本地发展的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传统产业;在规模扩张的后期,开始进入现代制造业的加工装配。目前沿海地区的发展方位是从阶段1.2向阶段2.1推进,即通过对外资在这一地区投资建立起的现代制造业在产业链上的延长,逐步改变单纯的加工包装地位,逐步扩大在这些产业中的零部件供应份额,拥有更多的产业链增值环节,最终全面拥有这些产业或这些产业的主要部分。这可能是从引进外资起步发展后的一条现实而可行的发展道路,也是开放型发展中的路径依赖。但是,这一阶段的更高目标还在于拥有现代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这就需要通过集成创新、二次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来实现。中国需要真正进入与发达国家同水平同层次的竞争地位,必须通过知识经济要素和全球化经济要素的积累,从一个个的产品创新开始,最后进入全面的产业创新,这将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模式。

 

表2 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产业特征

时期

阶段性质

阶段特征

1.1

规模扩张前期

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

1.2

规模扩张后期

现代制造业的加工

2.1

产业升级前期

现代制造业产业链的延长

2.2

产业升级后期

现代制造业核心技术的拥有

3.1

要素优化前期

创新产品,知识要素逐步成长,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3.2

要素优化后期

创新产业,企业家与广义先进要素形成,要素结构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2开放型发展模式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

在沿海地区从规模扩张走向结构提升和要素优化的同时,整个国家在开放中发展的格局也将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形成整个国家在开放中发展的格局,同时又体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中国的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开放的体制安排与战略部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沿海地区的特征出发的。开放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形成了沿海地区的更高速发展。但是,沿海地区的开放模式不但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简单地延续,更不能简单地推广为全国统一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内地的各种发展条件与沿海不同,包括地理条件和要素禀赋条件,而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已经因为沿海地区的发展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国际上讲,沿海地区高速发展的制造业及其出口已经对世界市场形成了巨大压力,内地不可能再按照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继续发展,因为世界市场没有留下这么大的空间。对外资的引进也是这样。从国内来讲,内地的发展条件与上世纪80年代初沿海地区的发展条件也根本不同了:国内市场初步形成,国内资金短缺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些基本差异决定了,内地在开放中的发展要解决的核心已经不同于沿海地区当年,从而发展路径也不同。沿海地区将加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并非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的核心。用好内地的核心与优势资源才是内地发展战略的关键。这些资源包括旅游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历史形成的工业基础,劳动力成本等。要以国内特别是本地市场为产业重点,深化国内产业分工,发展运输成本相对较低的出口产品,形成比沿海地区较低的出口依存度,发展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并重,形成较低水平的两头在外发展模式。

 

3、深化国内体制改革成为提高开放水平的关键

关于开放效益问题的大量研究表明,影响中国从开放中所能获得的收益的一个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的二重性。改革以后,中国分权式改革后形成的经济体制可以被称为“区域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即发展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更多体现为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而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这一体制的优点与缺点表现为同一句话。优点是:政府都关注经济发展,缺点是:政府都关注经济发展。前者表明,中国不仅有市场的动力,而且还有政府的动力,因而中国能够取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后者表明,发展经济成为各地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于是就形成了竞争式的发展。由于不合理的发展指标,错误的政绩观和干部体制,特别是在政府拥有强大的政策资源和土地资源条件下,这种发展竞争在赢得速度的同时也导致了非科学的发展和发展中的利益外流。

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发展竞争必然带来过度依靠廉价出卖土地的发展模式。土地批租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城市的土地批租使原来国家拥有的非商品性资源转化为准商品和现金流(如同自然矿产一样),使历史财富变为现实财富,也使未来财富变为现实财富,这具有现实经济效益,同时却又是不可持续的。农村土地开发转变为工业用地使政府获得级差地租收入,既符合经济效益原则,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尤其是对土地资源最紧缺的中国来说是这样。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解决这一问题。

对国内体制二重性的分析表明,深化改革的方向不在于收回从上到下放开的各级政府权利,因为政府的积极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活力所在,而在于消除由此带来的恶性竞争。对恶性竞争,尤其是对外经济关系中恶性竞争的约束,是改革的关键。这方面包含两个要点。一是明确地方政府在开放中制定优惠政策的底线,消除无限制的优惠让利,二是改革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绩效考核指标,将科学化的指标作为政府工作的方向。三是限制地方政府的资源使用权利,包括环境保护约束,土地使用约束,使地方政府能够影响经济发展的作为集中在优化政府服务与市场环境,产业布局和集群规划等方面。

 

4、完善国内宏观调控,真正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用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对外开放初期促进开放的战略基点,这一战略对于一个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是关键的。二十多年来,经济体制建设的基本点是鼓励外向,即更多利用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各种政策措施和体制安排都体现了这一点,包括出口退税,较低的汇率水平,兴办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地方政府对一定规模以下外资项目的审批权,等等。整个经济基本上形成了偏向外源的发展体制。但是,利用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的目的既在于这种利用本身,也在于促进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国内市场的形成,而不是要建设一个高度或完全外源型的经济结构。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具有三种类型,完全内源型,完全外源型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开放型,其比较与差别见表2。严格意义上讲,完全内源型与完全外源型只是理论模式,在现实中较少存在,而开放型则是现实。作出这种分类的意义在于说明开放型的发展模式可能是较接近于内源型的,也可能是较接近于外源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素的外源程度越高,那么可能发展速度越快,效率越高,但在同样的发展成果下本国发展的收益相对较小;内源程度越高,可能发展速度越慢,但同样的发展成果中本国发展的收益较大。在同等程度的外源型发展模式中,市场的外源型程度越高,那么从国际分工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大。但是在一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下,却是外源程度越低,则内源程度越高,那么就意味着本国的发展利益越大。因此,在一定外部要素流入下要争取本国要素的最高参与度,在一定发展速度下要争取更高的内外要素比,这样的发展对本国是最有效益的。(见表3)

 

表3 三种发展模式的比较

模式分类

发展的要素特征

发展的效率和收益特征

完全外源型

除绝对不能流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基本不能流动的一般劳动力外,全部生产要素来自国外

效率较高,但发展的绝大部分收益由外部要素获得

开放型

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国外各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流入,包括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品牌和销售网络等

开放度越高,发展效率越高,但由本国获得的发展收益越少;开放度越低,发展效率越低,但由本国获得的发展收益越高。

完全内源型

全部生产要素来自国内

效率最低,但发展收益全部由本国要素获得

 

5、优化国内经济主体,培育适应开放竞争的本土企业

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资的重要原因,包括国内企业发展的不成熟。中国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竞争要求通过开放来促进竞争,促进企业在开放中发展。开放既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成长,也淘汰的一大批国内企业。28年的开放在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国企业已经处于开放的竞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不仅要在坚持对外开放,而且要帮助本土企业在开放型的竞争中实现发展。过去28年中,全国的政策体系是偏向外源性发展,这种政策体系在地方政府中被不断强化。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更多靠引进外资实现发展,由于地方政府拥有政策资源和土地资源对外资定行优惠,引进外资比培育国内企业相对面言更容易实现。然而,这种单一战略的结果就是在外资实现发展的同时本土企业发展相对滞后。开放的本来目的之一就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然而在实践中却表现为推动开放的多,促进改革的少。事实上,开放对本土企业发展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竞争的引进促进了国内企业的市场化,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引进已经使本土企业在许多行业中基本退出或彻底退出,包括许多重要行业。因此,在开放条件下培育本土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中国要实现开放型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是这样。但是开放型的发展不等于单纯的外源型发展。通过开放实现本土企业的发展,促进本国资源的运用,促进本国市场的成熟,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开放型发展,也是全面实现对外开放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6、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新阶段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新主题。在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非直接投资类外资的净流入较快增长。这已成为经济宏观调控中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并积累了新的经济风险。外汇储备也不是越多越好。外汇储备体现了我国的对外支付能力,但过多的外汇储备又形成了资源浪费,包含着美元贬值等风险。在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上要努力防范各类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走自主创新道路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外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要根据这一要求予以推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已成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重点和对外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提高外资质量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真正促进国内的技术进步,通过引进外资达到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的目的,是新阶段上检验外资质量的一个标准。

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绝大部分开放承诺到位,特别是服务业各领域进入高度开放阶段。在新阶段上,中国需要有效应对服务业扩大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中资银行要发挥自身优势,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学习其管理经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实现新的发展。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我国对外开放发展模式调整中的一大任务。迅速上升的巨大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存在着的深层次问题:国内总需求难以扩大,国外市场成为拉动增长的主要动力;加工贸易出口长期保持在总出口值的一半以上,事实上表明出口只是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体现,而不是中国产业结构提升从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反映。在开放的新阶段上要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协调进出口的发展,控制贸易顺差过度扩大的趋势,控制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产品和初级资源品的出口,增大科技类产品和资源类产品的进口,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模式。

 

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决定了开放的新阶段,把握新阶段在对外开放上的要求,是开放政策的关键。实现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实现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根据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的要求扩大对外开放,是新阶段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二期)

参考文献:

1、“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全过程,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后劲”(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4月15日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报导),《人民日报》2005年4月16日。

2、“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5月31日下午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报导),《人民日报》2005年6月1日。

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8日。

4、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08月16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3月16日。

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200610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华网北京10月11日电。

7、《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8、吴敬琏:中国需改变增长方式解决“内外失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题报导,2006年12月11日新华网。

7、“国际收支平衡”是2007年宏观调控关键词,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题报导,央视国际(www.cctv.com)2006年12月15日。

8、中央用“八个坚持”凸显中国明年经济工作脉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题报导,2006年12月7日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