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投副总：外汇管制只能管住老实人 没能制止贪官外逃

2011年05月10日 07:32
来源：财经网 作者：谢平

（图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副首席投资官谢平，资料图）

谢平

目前关于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学术文献综述和国别研究很多，在IMF和NBER的网上下载很方便；中文的文献也很多，我评审过此题目的博士论文和社科基金研究成果有十几本；90年代，中国金融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好几本IMF此课题的研究报告。所以，我们现在的发言，要基于阅读过这些文献的基础之上，讲自己的观点，但不一定原创。

一、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充分条件。所谓四大条件：即宏观经济稳定，完善的金融监管，较充足的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稳健，我国目前都已满足。首先，在对内对外口径上我们要避免逻辑矛盾，即在汇报工作或国内宣传时说很好，没问题，但在国际场合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就这条件不具备，那不健全。其次，一国本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否需要充分条件，学术理论逻辑和国别案例都没有定论，IMF有许多文献证明。假设需要充分条件，已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巴西、波兰等在宣布可兑换时，或者现在，主要条件都不如中国。经济学逻辑是，政府承诺要比客观经济条件重要的多。在许多国家，就是政治决策。举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1993年8月，在北戴河，国务院组织各部门讨论人民币汇率是否马上并轨问题，人民银行、外贸部和计委都认为条件不具备，需再等几年；而体改委认为不存在充分条件，可以并轨；当时的朱副总理拍板，决定1994年1月1日并轨，汇率定为8.7元人民币/美元。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不到200亿美元，金融次序混乱，宏观经济环境也不好，但这决策后来证明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效果很好。当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参与起草了，可以参见楼继伟的回忆文章。1996年我国宣布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承诺履行IMF章程第8条款。在这种情景下，政府主管领导承担政治风险，这是问题的关键。

二、本币的完全可兑换本来就是本国公民的应有权利。人类几百年以来本币就是完全可兑换的，每个人的合法财富选择什么货币资产形式，投资在什么国家的市场，本来就是他的自由权利之一，是全球范围内公平公正的体现；上世纪50年代才出现外汇兑换管制。资本项目的兑换管制，对本国居民福利肯定造成损失，因为限制了许多有效益的交易，福利经济学定理已证明这一点。作为一国政府，在兑换环节限制本国居民到外国投资，也限制外国居民买本国的资产，是不公平的，属于权利剥夺。从民生角度看待资本项目可兑换，也许思路就不一样。例如，父母去世，孩子已经定居国外，获得遗产存款，我国就不让兑换外汇，需“外管局批准”。个人到国外投资创业，超过五万美元，需严格批准。如果我国准许私人境外投资的兑换不受审批，可能带动大量我国居民的境外就业，也许外贸和“走出去”投资格局会大变化。在所有支持“走出去”的政策中，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效果最大，要相信中国人的创造力。没有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大陆中国人为主导的国际大公司不会产生，许多富人企业家就只能选择投资移民外国。我国与若干国家已签订自由投资协议，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却不可兑换。我国限制外国居民投资人民币资产，而外国不限制我国居民投资，这也不公平。OECD国家就不允许这样。所以，我国资本项目的管制，也隐含着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

三、行业和交易的监管不能依赖于资本项目兑换管制。行业和交易的监管包括反洗钱、逃税、反腐败、购买资源、国有资产流失、金融机构监管和资本市场监管等。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我国这么严格的外汇管制也没能制止贪官外逃和财富转移，据说有总额达上百亿美元。这就如同贪官外逃不能责怪航空公司。再例如，我国现在利用外汇兑换管制来管理企业境外投资，投资项目先报发改委审批，然后外汇局审批，商业银行予以兑换汇出，这实质是利用汇兑管制来监管境外投资。个体户利用自己的钱要买外国的企业，只要对方国家不限制，商业银行应该马上兑付，这才符合公平原则。又如，美国、欧洲国家资本项目是完全可兑换的，但对外国机构持有本国大型金融机构、基础设施公司的股权比例、董事资格及行为约束、业务分类许可等都严格监管。研究表明，外汇管制最早是在苏联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实施的，而市场经济国家，外汇管制要少得多。

四、在全球化和互联网交易情况下，资本项目兑换管制的有效性很低，只能管住老实人。规避资本项目管制的手段很多，如贸易品和服务价格转移，境外设立公司对倒，境内外货币互换，全球第三方支付网络，在境外买卖国内资产等五花八门的金融工具和便利。如吉利汽车[3.04 -0.13%]收购沃尔沃公司20多亿美元贷款，在境外很容易就获得，宣布后外汇局才知道；很多中国个人买华尔街的股票，买澳大利亚的房产，外管局无法统计；一个软件设计出口，价格可以是一万美元，也可以是一亿美元，公允价格难以确定。原来是资本外逃统计不清，现在是资本流入统计不清。我看到外汇局网站有好几个处罚的案例，最搞笑的是某外资公司动员100多员工个人购汇，也被罚了。这使我想起1998年的一个案例，某私营企业开后门通过人民银行的关系购汇近1亿元美元，该企业老板以“骗汇罪”差一点判无期，我当时对外汇局长表示疑问，人家用自有资金，以国家规定汇率买美元，没有损害任何人利益，不应如此重判。要是今年，此人会受外汇局鼓励。继续实施这样“人海”监管，外汇局要增加到10万人。在联合国宣布制裁利比亚以后，我看了上个月英国金融时报一整版的特刊，专门描述利比亚领导人的金融资产分布和相关金融机构，以及西方国家冻结其资产的路线图。这说明，在现代国际金融体系条件下，运用现代化手段，完全可以针对个案采取措施，不需要普遍的汇兑管制，否则成本很高。

五、资本项目兑换控制有利于中国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有利于控制国内通货膨胀。对此，蒙代尔和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有证明，易纲也有相关论文论述。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无论是数量调控或利率调控，都将更为有效；汇率波动风险，也没有部分媒体宣传的那样不可克服。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与承担国内商品价格波动风险是类似，都是价格风险。这几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也表明，国内企业和个人，承担汇率风险的能力有很大改善。文献证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本国通货膨胀无相关性，即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国内通胀压力。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巨额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持续增加国内通胀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针对我国目前采取的“汇入结汇松、汇出换汇严”的管制状况，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会使外汇储备下降，缓解国内通胀压力。

六、热钱流入问题。这是目前担心和反对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主流观点。热钱主要关心汇率和利率水平，涉及数量和价格的平衡，政府不宜把外汇管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热钱流入是临时性的，可以实施临时性监管，如引入托宾税和其他对冲工具，但不能用长期管制来对付临时性的冲击，否则得不偿失。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允许外汇完全自由流动，没有任何资本兑换管制，地方这么小，金融业发达，都不怕大量热钱进出，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对付热钱方法很多，香港1998年的成功经验有很多文献可查。

巴西的政策，对我们具有参考意义。去年10月，巴西政府启动“托宾税”，对进入其国内股市和购买固定收益基金的外国资本收取2%交易税；今年1月，巴西政府又规定，凡在外汇市场建立超过30亿美元空头头寸，必须将额度60%资金存入央行，以限制外汇市场的投机活动；3月，巴西政府宣布，对从国外获取的短期贷款和国际债券发行征收6%的金融交易税。

七、资本外逃问题。如果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人担心大量私人资本外流。这实际上是伪命题。资本外逃实际就是资本项目管制的反义词，没有资本项目管制就没有“资本外逃”。非法所得外逃，兑换限制不起作用；合法资本境外投资，取决与境内外投资条件、产权保护程度、汇率、利率等要素，符合我国“走出去”方针，是应该鼓励的。

八、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利于国内金融业和企业的风险管理。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后，有涉及外汇交易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都可能面临汇率、相关产品、境外投资和交易对手等方面的风险，这没什么可怕，各种风险管理技术都可以用，金融机构和企业自己会规避风险，不应由政府管制替代。非洲很多落后的国家，都没有外汇管制，那里的银行和企业都能主动实施风险管理。

九、资本可兑换与国内金融市场稳定，没有相关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取决与国内的金融监管，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关系。上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危机，有些机构破产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也曾出现技术性破产(资不抵债)，都完全是国内原因。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金融机构损失不大，不是因为外汇管制，而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很盈利，国外资产很少。如果某商业银行境外资产多，损失相对就大。

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顺序问题。按IMF的分类，资本项目有43个子项目，我国目前状况是：“可兑换”的只有8项，“有较少限制”的11项，“有较多限制”的18项，“严格限制”的6项。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简单规则是先开放长期资本项目，后放开短期项目；先放开直接投资，后放开证券投资；先债券，后股票，再衍生产品；先机构，后个人；先100-500万，再大额，等等。这里最有争议的问题：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孰先孰后，其理论基础是“利率平价”论，我觉得可以试错，利率先维持现体制，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后有什么变化，再研究对策，实际情况也许没这么复杂，而且国内可对利率采取灵活的管制措施和市场调控手段。

十一、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新阶段。我国在金融机构方面和金融市场建设方面的改革基本完成，而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三件事情是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至今没有取得最后突破。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新制度变量，就像当年汇率并轨和加入WTO一样，对今后10年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会起到历史性作用。我很希望本届政府能完成这项改革。

十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现在许多场合都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措施，如人民币作为外贸结算货币，作为国际投资的资产货币，加入SDR，作为外国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外国公司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股票，香港实施人民币标价IPO等，实际上这些措施与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同等范畴。也就是说，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我们现在试图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限制的同时，又推进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两全其美”的路走不下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8日离开北京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将于9日至10日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财政部中国问题高级协调员洛文杰日前表示，在本周一和周二中美双方代表见面之时，他们将再提人民币升值一事。“我们将敦促中国允许其汇率以更快速率升值，从此来纠正其潜在的低估。”洛文杰在上周五美国国务院的吹风会上表示，“目前中国持续干预外汇市场，约束其货币升值。”而在5月6日就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汇率问题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即对于中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上存在的不一致认识，两国可通过交流，加深理解。”——摆明了不拿美国政府狠话当回事。

尽管政商学界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后果，一直以来争论不休。但事实上，这可能是经济学理论中最清晰明了的概念。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对外大幅提价，鉴于美国国内通胀水平长期维稳的基础，就在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因此美国督促甚至逼迫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是非常可笑的行为。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此迷惑不解的说：“我们从未见过有人走进一个商店说：‘喂，老板，你店里商品必须提价，否则我不会买你东西’，但我们却看到美国人逼中国人升值！“他不无感慨说：“这世界深不可测。”

对此感慨的，还有经济学家余永定，但后来他搞明白了其中的奥秘。2006年有媒体采访他，好奇地发问，显然，美国是当前汇率安排的受益者，但为什么美国还要不断批评中国呢？

余永定回答说：“ 在美国最著名的主流经济研究所之一——“美国事业研究所”(AEI)的官方网站上，一位名叫斯瓦格尔(Phillip L. Swagel)的高级研究员不请自来地给我们做了回答。 他写道：‘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催生泡沫的只付利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了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

“我一直以为这位斯瓦格尔只不过是一个‘富于想像力’的学者，一个像我辈这样的‘圈外人’。上周，在东京参加了一个由许多AEI成员参加的研讨会，当我问及这位斯瓦格尔先生时，被告知斯瓦格尔先生最近已被布什总统提名为财政部部长助理。回国后上网一查，我吓了一跳：此人自2000年就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2002年至2005年则更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他大概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的第二号人物。

“我非常感谢这位不曾谋面的斯瓦格尔先生，他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如果不能抛弃‘凡是……的，我们就……’的简单思维定势，我们就无法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折做出判断，就有可能跌入陷阱。同样糟糕的是，我们同时又往往十分天真，忘记了什么是纵横捭阖。”

大概从2002年到2008年，任何一个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学家，都会被中国公众认为是卖国贼或者美帝国主义走狗，因为既然美帝国主义逼我们人民币升值，那我们无论如何就不能升值，不信？你看看日本当年广场协议之后的经济惨象！但现在日本人都说经济长期低迷与当年日元升值无关，这一点，几乎没有引起大多数中国人的注意。大概从2009年开始至今，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在媒体上逐步增多。到今日，中国外储不断贬值甚至亏损的事实真相逐步显露在人们面前，但目前人民币升值是美帝国主义阴谋的说法仍然有市场，至于人民币自由浮动的说法，在中国社会中现在仍被认为是歪理邪说。

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有名言“社会理念决定历史”。在人民币汇率世纪博弈中，我们早已吃尽苦头还不自知。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货币技术官僚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不可能和整个社会思潮作对，他们只是政策执行者，不是社会思想启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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