跆拳道中的弓步教学:论“土地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土地资源枯竭型发展”

刘松萝

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我们都有直观的印象。在中国的4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安徽的铜陵市没有铜了，甘肃的白银市没有白银和铜矿了，甘肃的玉门市没有石油了。在黑龙江的大兴安岭，木材也面临枯竭。多少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江西的景德镇市，这个“中国瓷都”已经缺少高岭土的资源。江苏的宜兴市虽然不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行列里，其紫砂资源也难逃枯竭的命运。

中国把房地产当做支柱产业，一开始就是极其短视的。房地产也是一个消耗资源的产业，最主要的消耗就是土地资源。土地资源是稀缺和不可再生的，因此会不断升值。巨大的财富效应会促使房地产业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资源的枯竭。更严重的是，对房屋和土地投机的放任不但使得房价越来越高，而且造成了房屋的大量囤积和空置。消耗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却使住房这一民生问题更加严峻。

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似可以被列入“土地资源枯竭型城市”了。从宜居的角度来看，这些城市早已透支了土地的承载能力。近郊的菜地没有了，能够提供给居民用于休闲和体育活动的空间也大为减少。就是这样，能够占用的土地也不多了。如果还要大力发展房地产，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规模，只能是竭泽而渔。

还要指出的是，在“土地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北京面临的不仅仅是土地资源的枯竭。北京的水源已经严重不足，地下水已经严重超采，以后要依赖南水北调了。至于南方还有多少水可调，假如南方出现了干旱该怎么办，没有多少人考虑过。以后各地方会不会因为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发生严重的矛盾，更没有人考虑过。

北京面临的困境，充分反映出在官本位体制下权力造成的社会资源的过分集中。行政权力及其可支配的财源似乎是无限的，但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我认为，除了“土地资源枯竭型城市”之外，还应该提出“土地资源枯竭型发展”的概念。仍然以大城市为例，土地资源紧缺的北京和上海如果还要继续快速发展，还要继续占地建设各种大项目，就只能导致资源配置的紊乱，加剧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平衡。这样的发展，除了扰民和加剧社会矛盾之外，不会有其他的效果。泛泛地说，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经济应该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含式发展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也希望能够得到解答，就是像美国的纽约那样的城市还要不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如果经济总量不增长了，城市还能不能健康地运转下去。不仅是大城市，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应该摈弃过去那种拼资源，拼土地，也就是无节制占用耕地，盲目建立开发区，用廉价土地来吸引投资的方针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经济发展中消耗的资源包括了土地资源。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实现“土地资源枯竭型发展”势在必行。对中国发展的经济学模型的评估，对有关政策的评估，以及对一个地区发展状况的评价，都应该包括土地资源这一边界条件或者制约因素。以土地的快速消耗换来的经济发展，是应该被否定的。

最近，茅于轼再一次重复了“不保护耕地”的观点。对此，已经没有必要加以驳斥。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不能简单地以某一学派的经济学教条为依据，更不能以政府和财阀的私利为依据。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面临着重重困难。那种赌博式的泡沫经济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土地的国有化再加上管理国有土地的权力不受制约，已经造成了类似“公地悲剧”的局面。中央和地方财政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以及地方土地财政的形成，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豪不夸张地说，权力和资本正在张开血盆大口，不断地吞噬着中国的土地。

改变很难，并且找不出改变的途径。但是，改变不可避免。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土地制度，改变目前这种通过大量消耗土地来换取的发展，灾难是不可避免的。

2011.5.7.

附记：通过以上的分析，似乎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张五常所说的“中国五千年最好的制度”，谢百三所说的“中国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之下，中国的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和超常规地发展了。除了有些合理的政策之外，就是无节制地透支了各种资源。以土地为例，就是占用土地没有节制，可以通过房地产来实现财富集中和财政增收，可以随意征地拆迁，甚至可以随意拆除新房等等。对其他国家来说，这样的发展是公众和制度无法接受的。即使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发展也是畸形的，很难惠及大众。不仅如此，中国在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很快就要集中显现了。

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城市化视角  
2011年05月05日 11:36:23 　来源： 人民日报  
 
　　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口城市化陷阱”之间的关系，能够给我们以重要启示，有助于寻求一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思路。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沿着传统工业化道路推进，人均GDP很快达到3000美元以上，此后，快速起飞阶段积累下来的诸多矛盾相继暴露出来，致使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人均GDP长期徘徊在3000—5000美元。2010年，我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历史性地摆到我们面前。现实表明，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取决于“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如果“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能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汇率计算，到2015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6000美元。如果GDP年均增长率低于4%，则2015年人均GDP就不能达到5000美元，我们就不能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还应当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标准也在提高。

　　实际上，拉美一些国家早在“中等收入陷阱”出现之前，已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所谓“人口城市化陷阱”，是指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转移，形成畸形发展的城市化。具体可用“三个畸形”并存来概括：一为畸形先进与畸形落后并存。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拉美国家的超大城市，有现代化的产业、城市设施和高档住宅，但同时并存着原始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缺少最基本公共设施的大量贫民窟。二为畸形富裕与畸形贫困并存。大企业家、银行家、高级职员等收入丰厚，而生活在贫困地区特别是贫民窟的居民一贫如洗。三为畸形文明与畸形愚昧并存。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主要被富人占有，他们享有的现代文明与发达国家基本没有区别，而大量穷人却与这些资源无缘，享受不到文明生活。这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城市化，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6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0%以上，其中60%以上居住在超大城市，形成城市贫民区，与现代化的城市中心区形成鲜明对照。同时，公共设施短缺、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冲突加剧、环境污染严重、地价和物价大幅度上涨等问题突出。这样的人口城市化，不仅没有给城市发展注入活力，没有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机遇，而且成为城乡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垫脚石。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政府财政拮据，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国家债台高筑，无力对畸形发展的城市进行根本性改造。如此，“人口城市化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交织在一起，使走出“陷阱”变得难上加难。

　　这给发展中国家以重要启示：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首先避开“人口城市化陷阱”。尽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情况各异，有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原因，但片面追求高城市化率以及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是一个重要原因。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概念，是集人口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现代文明进步于一体的过程，其基础是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水平和结构只有同这种转变、升级、进步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滞后和超前均不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严重滞后会阻碍经济起飞，如同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过于超前则会带来和引发诸多矛盾，甚至像拉美一些国家那样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垫脚石。基于人口城市化的这种“双刃剑”作用，我国经济要在“十二五”时期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方向、速度、结构和质量。其中，尤须重视以下几点：

　　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节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口城市化结束了之前近20年的徘徊局面，驶入快车道。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9年的46.59%，年平均提高0.92个百分点，大大缩短了同世界的差距，已赶上并略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然而，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需要继续保持较快步伐，但并非越快越好。要吸取拉美一些国家相继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教训。当前，一些地方存在的片面追求城市化率、急于撤县建市、城乡接合部出现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中村等问题，应当引起警觉。

　　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规模和结构。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的城市化，不仅城市化速度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城市规模结构失去了平衡，主要是片面追求城市规模。在当代，发展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平台。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城市扩大的程度和推进的速度，并非越大越好、越快越好。据报道，目前我国有655个城市计划“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设“国际大都市”。许多大城市一圈又一圈“摊大饼”式地向外扩张，圈土地、造草坪、盖高楼、修广场，一个个大型工程闪亮登场。结果，违法圈占土地的问题屡有发生，失地农民大量增加。这些因城市圈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与主动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同，他们断了回到农村重新当农民的退路，变成只能在城市生活的边缘人群。如果他们不能得到稳定的职业和住所，就只能聚集在城乡接合部，从而加大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的风险。

　　把握好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和相关体制改革。避开“人口城市化陷阱”，从根本上说，需要从过去片面重视城市发展转变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鉴于我国人口城市化驶入快车道、大城市快速发展的实际，“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人口城市化应着重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防止和治理虚张。虽然我国城市化在总体上比较健康，但也存在比较严重的虚张。一是人口城市化率虚张。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一般被计入城镇人口，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户籍在农村，农村老家还有房有地，在城市则享受不到市民待遇。这样的城市化只是半城市化，存在较大虚数。

二是土地资源利用虚张。城市“摊大饼”式向外扩张，各种名目的开发区纷纷涌现，造成大量土地长期闲置和浪费。

三是产量和产值虚张。有的城市统计数据严重失实。

防止和治理虚张，从根本上看要靠改革，包括改革城市人口统计和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主要以GDP考核干部政绩的制度等。其二，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我国城市化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应通过改善城市结构、提高城市发展质量、促进城市居民全面发展，使人口城市化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引擎，成为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推进器。其三，变进城农民为市民。如果进城农民在城市长期被边缘化，就会增加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的风险。变进城农民为市民，需要将进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给予其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同等的居住和就业机会。当前应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农民工拒之门外，另一种是不附加任何条件地变进城农民为市民。没有限制条件地变进城农民为市民，在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农村人口还占多数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也是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这个限制条件，主要是进城农民要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半年)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相对固定的住房等。进城农民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取得市民待遇，进而成为城市化的积极因素。（田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