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交易如何避开震荡:TuGus--途加网--四月读书记：阅读，是为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知道会有女人，会有幻象，会有一切；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明珠会交到我手中。”——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文/严杰夫

四月江南春燥的厉害。这种人心思动的节令，要静下心来读书，恐怕就有难度。除非手里真攒着一本值得自己割舍春暖花开，而独守书斋的好书吧！

春心思动归春心思动，各种新书依旧按部就班、不疾不徐地接踵而至。广西师大新版的史景迁集中，尾随《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旧版名《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之后上架的，是《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雍正》一书为史景迁近年的作品，因此在文本和结构上显然要老成了许多。

史景迁之所以挑选雍正这个颇具争议的皇帝，或者与西方汉学界近年来重新开始关注清朝统治者与知识分子间的微妙关系有关。在史景迁看来，作为入主中原的异族，满清皇室自始至终都带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对自身在文化上的弱势感到羞愧，一方面又反感汉族知识分子天生的优越感。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羞愧令他们一直努力尝试去参与甚至掌控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话语，而反感则是使“康乾盛世”成为历史上又一“文字狱”高潮。而在“康乾盛世”的三个皇帝中，雍正是前面那种矛盾心理最为明显的一位，这可能就是史景迁这些西方汉学家格外关注他的重要原因。

史景迁在《雍正》一书中，努力还原了“曾静案”的始末，并在“案件”的“推导”过程中，令雍正皇帝那复杂纠结的心态也跃然纸上。

从“曾静案”本身来看，雍正皇帝在其中采取的各步行动和指示，都十分耐人寻味。在案件最重要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张倬和曾静被抓捕归案、押送上京之前，雍正帝的反应还算比较正常。起码他按捺住杀心为摸访出案件背后更大的阴谋这一动机，是比较能够令人理解的。但是在接触了张倬和曾静以后，雍正却并未如惯常的那样，将这两个“钦定”的案犯正法，反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感化”二人，个中心理却着实让人难以捉摸。更令人“诚惶诚恐”的是，雍正还特意亲自撰文，用儒家的“思想武器”去批驳儒家的知识分子。根据处理八阿哥、九阿哥“叛乱”一案的手法，雍正并不是个心慈手软的皇帝，在必要的时候，他是绝对的杀伐果断。他要“做特”曾静和张倬这两个鲁愚书生本是理所当然。然而，雍正面对他们却表现出了一种反常的谨慎。这种谨慎背后体现出的与其说是一种不自信，不如说是对“思想工作”的重视。蕴藏于其中的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事实上，在雍正一朝，“曾静案”并不是反应胤禛这种复杂心态的唯一个案。“钱名世案”即是又一例证。钱名世为康熙年间的探花，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雍正四年，受累于年羹尧案，钱名世以““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获罪，被革职发回原籍。然而，最狠的是，雍正亲自书写“名教罪人”四字令其悬于家门，并下令每月初一十五，钱原籍的父母官——常州知府、武进知县，均会亲自前往其家门口检查刻有四字的牌匾是否悬挂。这还没有完，雍正还令手下近四百名文臣写诗文声讨。这些诗文后经雍正审核后刊印成集，题为《名教罪人诗》。

然而，雍正帝这种间接的惩罚措施，显然没有令乾隆满意。这个自称“十全老人”、最喜欢装成文人的皇帝，在真正管理知识分子的时候，还是更相信直接暴力的措施。生前侥幸脱生的曾静与张倬最终还是被弘历掘坟拆棺、挫骨扬灰了。

经过“康乾盛世”三代的“训导”，汉族知识分子重新抬头恐怕得到“同光年间”了。八旗的没落，让末年的满清皇室只能依靠地方军队和士绅，前者为其提供军事保障，后者则供给经济来源。所以，最后满清的崩溃实际并非革命党之功，而是地方军事力量与士绅最终选择抛弃皇室。因此，我们也就理解，在民国初年的权力安排中，真正角力的还是这两大集团。

所以，历史的流转变化当然不是偶然，很多事情冥冥之中都已被安排妥帖。一如乾隆皇帝当年在对江南知识分子和湘西苗区进行剿杀时，如果能看到一百多年后清王朝土崩瓦解的惨况时，不知道会不会就有所保留。

有趣的是，就在湘军建立赫赫功名的一百多年后，湘西的军人气氛中却出现了一个异类，那就是沈从文。重新关注沈从文，是因为他的表侄——黄永玉老先生在《收获》上连载的《无愁河畔的浪荡汉子》（三月读书笔记曾提过此文）。在黄老先生的这部自传性作品中，通过主人公序子（狗狗）的成长经历，重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个美丽与血腥并存的湘西。

最先用文字描写湘西这种强烈冲突的作者是沈从文。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沱江河畔系挂着的绝妙风光，也同时看到旧凤凰县城城墙上挂满人头的恐怖景象。生于苗寨、长于军旅的成长背景，让沈从文的感情变得浓烈而又敏感。在这种感情下，我们能感受到沈从文那格外细腻的文笔，在《湘行散记》中，我们读到那大段大段描写时，仿佛就跟沈从文一样是静坐在小船中央，默默地望着岸上的人物风景；同时，我们也能体会到细腻下暗藏的是直接而浓烈的感情，在沈从文笔下，无论是人亦是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从来不存在中间状态。而这种细腻和直接造成的强烈反差，赋予沈从文的文章以一种特别的魅力，也令他的风格迥异于与同时代的那些“学院派”文人。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对张兆和的思念。为何会如此毫无遮掩地裸露出来，并任其直抵人心了吧。那些文字既让人心悸又让人羡慕，这正是一个湘西汉子天生带有的情感。只是有时沈从文这种直接的情感，在一些人眼里却显得有些鲁莽。或者正因为此，生长于书香门第的张兆和对沈从文的这种直白，一直都带有天生的抵触。而这种微妙的情感，却也造就了近代文化史上沈张这一对传奇伉俪。

有的时候，读沈从文这样的作品，与自己做趟旅行并无二致，有时甚至更为有益。起码读一些真性情写就的真风景、真人物，比我们自己跑去看一众带着虚假的面具和一片伪造的风景，要有价值许多吧。除了沈从文这样的“散文小说”能令人产生旅行的感觉外，“公路文学”往往也能带来同样的观感。这种发轫于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文学类型，以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为代表作品。在那波文化浪潮中，凯鲁亚克们依靠双脚去寻求自己的人生，并给后代树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凯鲁亚克在书中这么写道，“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知道会有女人，会有幻象，会有一切；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明珠会交到我手中。”是啊，那颗“明珠”就在前面某个路口，所以我们要继续走下去。

《寻路中国》的作者彼得•海斯勒就是一个凯鲁亚克似的人物。不同的是，凯鲁亚克寻找的是自己人生中的那颗“明珠”，海斯勒寻找的则是关于一个叫“中国”的国家的“明珠”。

《寻路中国》在中国的走红，首先应当归功于网络。作为前《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海斯勒此前已经有多篇文章在网络上被译成中文后广泛传播。这位1996年就来到中国的美国人，去过重庆，住过北京农村，游历过大西北，也到过浙江沿海。他在中国生活的十年时间，差不多就是中国变化最大的十年。他亲历了这个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且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中，那些普通中国人所付出的努力，及其伴随而来的成功和迷惘。

作为记者的海斯勒，当然与作为历史学者的史景迁不同。前者关注更多的是当代发生的事件，而后者的目光则是更多地被置于历史尘埃中。然而，同样作为一个外国观察者，海斯勒与史景迁一样，常常能准确触及到这个国家最敏感却是最本质的地方。无论是选取“长城”这个“尴尬”的历史标志物，还是在观察最普通的中国家庭，海斯勒们的立足点首先在于普通社会成员的个体感受。正如同史景迁在构建“康乾盛世”时直接触及到的是历史人物的具体内心，而不像我们的学者那样只会列举枯燥的数据、事件。他们都认为，令文字真正有价值的主题只有“人性”，而抛弃了“人性”的作品就是无意义的。

于是，我们在一个外国人的作品里，第一次读到了普通国人在当代的喜怒哀乐，第一次察觉到了我们普遍带有的迷惘和焦虑，更是第一次感受到了个体在大环境中的苍白无力。

与史景迁更为相同的是，除去少许情感表达，海斯勒在《寻路中国》里自始至终地维持着记录者的身份。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我们有时会读出作者的某种不解，却依旧判断不出他们对所采取的立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文字最根本的目的和意义是在于记录和展现，而不是给出建议。

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我才会在这个四月能静下心去体会史景迁和海斯勒的作品，也才会去重拾沈从文那些写于八十年前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