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尼龙渔网造粒:学习周恩来精神的报告（实录）

学习周恩来精神的报告（实录）
周秉宜
2006年4月23日
中国农业大学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首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愿意听我在这儿给大家介绍周总理的一些事迹。周总理生前对我们做晚辈的要求比较严，有关他工作方面的事情，绝对禁止我们打听，那么因循这个规矩，我就只谈谈关于他对我们的教育。

　　刚才陈书记说的，我想稍微做一点声明，我不是政协委员，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然后一直在一个杂志社工作，然后就退休了，但我的确是一直在做周恩来家世的研究。今天给大家讲，我有一点紧张，所以我准备了一份讲稿，请大家原谅，我不能够完全那样随意讲。

　　几年前我也曾给中学生、大学生做过关于周恩来精神的报告，主要是从小立大志，为振兴中华而读书，主要的事例是讲周总理在沈阳上小学时，老师问小学生们读书是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将来挣钱养活父母，有人说是学会算账帮助他父亲照看小店铺，而周恩来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周恩来的志向比别人更高更远大，所以今天的小学生一定要去像周恩来那样立大志。我就感到这么说，这么要求学生们，实在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其实做一个普通人，能够养活父母，能够帮助父亲算账，照顾好家里的店铺，都是非常好的理想，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同学就是志向平庸。再说呢，周总理在教育我们这些晚辈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去立大志、做大事、做大人物，将来去振兴中华。而是自始至终让我们做个普通人，所以我每次在给中学生作报告时，就总要多说一句：“当然其他的同学他们的理想也是很好的。”但是我又想：我这么说可能学校老师有点不太满意了，心想我让你来讲立大志，你却说长大了看一个店铺这样的理想也不错，这报告不是白做了吗？我就有点矛盾。一方面觉得不应该违背学校老师对我的希望，一方面又感到调子唱得那么高，不太实事求是，有点误人子弟的样子，以后我就不太愿意去做什么报告。

　　这次你们团委的同学来找我，我就首先谈到了这个顾虑。如果让我跟同学们去讲，大家都去立大志，去振兴中华，那我就没得好讲了。那团委的同学呢，就跟我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从政府到学校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公德教育，提倡年轻人要为人民服务、要做志愿者，我现在讲的和学校提倡的也不矛盾，那这样我就试着讲一讲，供大家作个参考吧。

　　首先我还是想讲一讲立志的问题，我觉得同学们年纪比较轻，不太知道我们国家的有些历史是怎样的，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是有不同的志向的。比如像周总理小的那个时候，满清王朝刚推翻，国家非常贫穷落后，加上军阀混战，各霸一方，不能统一，而且各国列强都想瓜分中国，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办？所以在那样一个历史情况下，当时有点文化，有点热血的青年都在立大志，都要救中国，要振兴中华，当然究竟应该怎么救国，也是有不同主张，不同思潮的。有实业救国，有教育救国，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等。其实都是在找一条救中国的出路。而且，那个时期的青年为救国是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的，鲁迅那句话叫“我以我血荐轩辕”，叫“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也就是说那时的“大志”是领导我们这个民族走出危机，真是不怕杀头的，而这个大志不是个人当大官、个人当老板。

　　那么到了我们那个时代，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新中国的时代，就是五十年代初，我们作小学生时，我们也有口号是什么呢？是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这个爱护公共财物就是咱们说的要建立公德意识。总之是要爱新的中国，因为我们新的国家刚刚成立。到了60年代，我认为是毛泽东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是什么呢？是“为人民服务”，是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说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有哪个知识青年毕业后去农村插队落户，就成了英雄。大会小会、报纸广播都来宣传你的先进事迹。毛主席请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代表到家里来吃饭。刘少奇主席要和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握手拍照。

　　为什么毛主席和党中央会那样要求青年人呢？因为那时国家还非常穷，还正在打基础的年月。比如克拉玛依油田、大庆油田，当时都是一片荒漠，没有人烟。去开采石油的人去了连一间房子都没有，还要自己建半地下的“干打垒”，这样大的工业基地，一次就要求去十几万、几十万人去开发，总不能都是农民去吧？总得让有文化的人也去吧，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文盲太多，文化人太少，初中毕业就已经是知识分子了。那就得动员知识青年去边疆，去艰苦的地方贡献青春，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为了要给社会主义祖国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贡献自己的青春。所以说希望大家知道历史是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在给你们讲到周恩来对我们的教育时候，希望大家明白，他对我们的教育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跟现在可能有些不太一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在我们那个时代，周总理他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国家政策和主导思想的制定者，他自己必须要模范带头。大家都知道周总理是没有子女的，可是他有侄子侄女。周总理在家中是长子，他兄弟三个，周总理是我们的大伯，我们还有一个二伯，二伯去世较早，他只有一个儿子，是我们的大哥，在1949年刚解放那会儿这个大哥已经有20多岁了，总理就让他去河南焦作当农民，去学开拖拉机，他后来一直在河南焦作工作，一直到退休、去世。我父亲是老三，我们家有六个孩子，而且那会儿年纪都小，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伯父的“样板田”，也就是说，他要在我们身上贯彻和体现出党的方针政策来。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作出一个示范来。

　　那么这个榜样具体如何体现呢，就是一步一步地来做，每一步都严格要求。

　　首先在生活上他要求我们节俭朴素，向劳动人民看齐，向普通老百姓看齐，作为一个国家总理的家属，应该说我们当时还是有条件享有一些优越的待遇的，但我们确实一点没有。比如说我们跟着父母住在普通的北京胡同里，小胡同都是土路，而且我们不是住独门独院，是一个四户人家合住的大杂院，周总理这样安排的意思是：老百姓生活有多艰苦，你们也一样跟着艰苦。老百姓每天早起把装炉灰的土箱抬到门口，等着街上收垃圾的来收，你们也要跟大家一样，每天早起把装炉灰的土箱抬到门口；老百姓过年才每人分到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你们也是一样的，每次分到半斤花生、半斤瓜子。开始我和我哥哥、大弟弟还上军人子弟学校，后来到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他们那就在胡同里上小学、中学，和市民的子女一起上学，一起玩，一起长大。当时学校的同学们几乎没人知道我小弟小妹是周总理的亲侄子亲侄女。记得去年我和我的小弟弟周秉和参加了一个去西柏坡的红色旅游团，在西柏坡，周秉和和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的总经理姜俊贤同住在一个房间，两个人闲聊时，姜总才知道原来他和周秉和是同一个中学——北京35中毕业的，而且还是同一个年级。他当时特别感慨，他说他在学校根本就不认识周秉和，更没听说过同学中有一个是周总理的侄子，他说周家子弟如此低调，还是周总理教育的好。

　　另外在当时，中南海里也总会给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属一些待遇，当然那会儿的待遇远不能和现在比，比如周末组织场电影晚会，或者是暑假去北戴河避暑，或者是有什么高干特供点，给老干部的食品花样供应多一些品种，非常简单，可能大家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这叫什么特殊化啊，不过恐怕当时这一点也是一般老百姓不会得到的。那当然这些我们都没有权利享用。比如说看电影，老百姓都在街上、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总理就要求我们跟大家一样去排队去买票。像去北戴河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伯母曾经对我说过：“你伯伯说了，等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去北戴河休养，你们才能去。”后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1984年旅游业刚开始发展时，我弟弟秉华才由单位组织去了北戴河。我是在2001年和我哥哥、我母亲一起才第一次去。

　　有同学会说：是不是你们的伯父和你们关系疏远阿？就比如我家和我叔叔、姑姑家，都是各管各的，并不算一家人啊！这个呢，我们家的情况还是有些历史原因。我父亲3岁、我伯父就是周总理9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是我的祖母就去世了。我祖父当时出外谋生，挣的钱很少，家里比较困难，家里留下3个儿子，当时我伯父才9岁，他就开始管家了，所以后来我父亲曾说过，说总理是9岁开始管家。来替他的母亲照顾两个弟弟，尤其是我父亲，当时才3岁。所以少年时的经历造成他以后一直有这样一个责任，就是管着、照顾着他的弟弟。后来由于革命战争，他们兄弟分开了20多年，我二伯很早就去世了。到1949年一解放，我伯父立刻就把我们一家接到北京来，包括我父母还有我们几个小孩就一块儿都接着管起来了，就因为跟他早年的这个经历，我祖母临终的嘱托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时的学费，我小弟小妹的保姆费，都是从他自己的工资里出。记得有一个卫士同志后来跟我回忆，说总理有一次在办公室工作时，忽然抬起头来问了一句：“同宇（我父亲叫周同宇）家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们别忘了送过去。”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因房子小，孩子多住不下，我们3个大孩子就在总理的住处中南海西花厅住了几年，一直到我们家换了一个比较大点的房子，我们才回家住。所以在我们小时的印象中，我们家的家长是我伯父、伯母。家中的大事情都要由他们来定夺。

　　既然是由他们定夺，那就得按他们的要求来做。也就是说，教育我们的事也归他们管。当然我伯父工作特别忙，所以家里的教育主要是由我伯母管。就像我们在西花厅住的那一段时间，吃饭从来不和伯父伯母在一起吃，就自己拿个小碗，到大食堂去买饭，从西花厅出来，中南还里有一个第三食堂，到那里去买饭。饭票是卫士长叔叔发给我们，有时一次就给三天的，有时一次就给一个星期的。也不给多，但也够你用了，你想吃什么，你怎么计划手里这点钱，你自己来决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就给我发了饭票了，大概才七岁吧，字还认不了几个，比如贰角钱的贰字，繁体字，当时就不认识，还要问旁边排队买饭的叔叔：这字念什么？不知道。就是说七岁就可以管理自己的钱，虽然钱很少，但他们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你可以自己掌握。

　　还有就是住在西花厅，有很严格的纪律。总理的工作一律不许打听。他也一个字不在你面前讲，非常有组织纪律性。我伯母跟我说过：你伯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只是一名中央候补委员（这时在五十年代），中间差了好几级，连中央委员能知道的事，他都不对我说。保密的观念非常深，总理的办公室绝不允许我们进去，连秘书们的办公室都不让我们进，我只在小时候上学前进去过一次秘书的办公室，以后就再也没去过了。记得大约1960年，有一次我伯父伯母去北戴河开会，整个西花厅只剩下一两个服务人员照看房子。有一个服务员要打扫卫生，把总理的办公室打开了一上午，这在平常是没有的，他的办公室总是关着门的。服务员打开了一个上午，还有窗户也全打开了，给屋子透透气。他拿个鸡毛掸子在忙着打扫，就这么开着门。办公室里的重要文件肯定早收好锁好了。即使是这样，我在办公室对面的值班室看报纸，一上午我都不敢把脑袋探进办公室去瞧一下，他管到这种程度。那时我伯父的纪律就这么严，他不在了，你都不敢钻空子溜进去。

　　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无论秘书、机要、卫士、大夫、护士、服务员，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个打扫卫生的服务员，总理真的是很尊重他们，很平等待人。我伯母说：“我们大家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但他们自己尊重这些同志，他们要求我们也要尊重这些同志，见了面一定要叫“叔叔、阿姨”，不但要叫“叔叔、阿姨”，而且还随时要接叔叔阿姨的教育，也就是说，这些叔叔阿姨他们都有管我们的权力。比如有一年夏天，我上高中时，因为当时有许多出版社都会把新书送给周总理来审查，这样书就越来越多，后来西花厅后院没地方放了，秘书们就把外院警卫战士岗哨旁边的一间平房就做了书库。这书库也不是办公室，书都是公开发行的，都是马列主义著作和革命回忆录、革命理论的书，连《青春之歌》那样的文艺小说都没有，都是很严肃的理论书籍。有一天我看见书库开着门，我就进去了，大概看了一下，都比较枯燥，但也想看一看，就找了一本书，坐在库房门口的门坎上看起来。为什么要坐在门口的地方呢？因为还是比较紧张，怕秘书来看见了说我私自进书库。可我觉得也没什么保密的，都是公开发行的书么。可就这么着都不行，一会儿，管书库的那个赵炜阿姨过来就说：“秉宜，秉宜，你不能进这里看书，这是你伯伯的书库。”没办法，只好放下书，出来了。管的是非常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