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滴滴专车加盟:毛泽东批转报告给周恩来,要根治淮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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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转报告给周恩来,要根治淮河(二)

1950年夏天,安徽连降暴雨,淮河泛滥,淮北地区受灾惨重。

7月18日,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在给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中说: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7月20日,看了这封电报的毛泽东紧锁眉头,当即将电报批转周恩来:“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两天以后,周恩来邀集有关人员初步讨论了工程问题。

灾情不等人,安徽的水势一日数涨,急得省领导曾希圣等人连电中央。灾情电报迅速到达毛泽东的案头。电文中的每一句话,都像火苗烘烤着领袖的心:

“……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员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东流下游,灾情尚在扩大,且秋汛期尚长,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

毛泽东呼呼地扇着蒲扇,眼望窗外,不愿再读第二篇电文,左手夹着烟,右手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两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颤抖的横线,叫秘书田家英立即送交周恩来。当他把电文交到田家英手中的时候,田家英看到毛泽东眼中饱含着热泪。他吼了一声:“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泪水簌簌落下。他在桌前踱了几步,回身在电文上写了一段批语:“周: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批语表达了毛泽东的急迫心情。

从7月20日到8月31日,毛泽东连批了三份淮北地区受灾报告给周恩来,并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为了一个大国穷国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批转了大量电文给周恩来。不仅农村的灾荒,城市的就业问题也很伤脑筋。秘书室曾不断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失业问题。

领袖们的眼前,时常晃动着成千上万双乞讨的手,哭诉的眼睛……

周恩来接到报告,当即分两头部署,一头抓救灾,一头筹备召开治淮会议。救灾进展比较顺利,而治淮会议却遇上难题。

他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到会的有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工程总局、河南黄泛区复兴局的负责人。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先搞清该河流的水文情况。“同志们,不对呀,不知你们发现没有,上下游的水文资料是相互矛盾的。”

水利工程师们坐在周恩来身旁,天热,大多数人都穿着衬衣,不停地摇着扇子。

《治淮方略》的总图表太大,桌上放不下,就铺在屋内的砖地上。大家都蹲在图周的地上,周恩来也俯下身趴在地上细看图上的注字,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为使汇报准确,专家们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听周恩来一说,他们更加仔细地埋头看着图表,也发现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向周恩来解释说:“国民党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这是针对资料误差,做出的假设。”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结果会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

“哦,是这样。能不能修补得更加接近实际呢?”周恩来继续追问,并引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查补的办法,把淮河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梳理出个眉目。开始还有些拘谨的专家们,一谈起他们的本行,话就多了起来,到后来,在如何治理淮河的方针上还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蓄”还是“泄”。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周恩来仔细听着专家们的争论,看着他们对科学的执着,近乎偏激,有时甚至面红耳赤。他喜欢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氛围,科学真理常常产生于激烈的碰撞之中。可现在不行,不能无休止地辩论下去,淮河两岸的生命财产正遭受着洪水的吞噬,没有时间再争论了。他提出一个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他的理由是,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

时当建国之初,全国都投入了抗美援朝运动,外加土改、复员工作,治淮会议虽然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但在治淮的解决办法上,苏、皖、豫三省存在着分歧。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今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

8月31日,毛泽东接到这份报告,沉默片刻,拿起铅笔,写道:“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协调工作是件细致的事,不是一纸命令能解决的。周恩来仔细听取了各地的意见,又三次专门听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副部长李葆华、张含英及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等人的看法,亲自落实了治淮工作的经费和任务,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对三省区负责人说:“只要你们三个诸侯统一了,就好办了。我向主席汇报,只要主席同意,就这样办了。”苏北是周恩来的老家,但他反复告诫干部们要识大体,不要像国民党治淮时江浙人管事,只顾下游,不顾中、上游,闹地方主义。

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治淮方案又回到毛泽东这里,他立即做了批复,从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拨出巨款,由周恩来直接抓治淮工程。治淮机构从南京搬到了淮河边的蚌埠,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通力合作,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治淮工程。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全力投入了治淮工作。那些逃难在外的灾民们也纷纷返回故土,参加兴修水利。在以后的几年里,他领导全省大兴水利灌溉工程,疏浚开挖了数条大型河道,加高了淮河大堤,并在淮河水系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和湖泊、洼地蓄洪区。

毛泽东对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治淮工作是满意的,特别赞赏曾希圣在安徽的治淮功绩。而曾希圣在红军长征时,是负责敌人情报的中央军委二局的局长,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他们多次准确地破译过敌人的电讯密码,为中央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情报,所以毛泽东曾评价曾希圣领导的军事情报工作:

“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像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此话既贴切,又形象。所以中央在杭州开会,讨论农业发展规划时,毛泽东对起草小组的几个人,也是对周恩来说道:“可以派些省委书记去苏联看看集体农庄,最好是派曾希圣去,他比较鬼。”毛泽东说话时胳膊伸出去老远,又猛然回缩。大家会意,这是要让曾希圣再到苏联去搞点“情报”回来。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他也十分赏识曾希圣,他曾与朱德一起,给曾希圣发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李约翰等:《和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9月21日晚,毛泽东收到曾希圣报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精神为之一振,他从田家英手中接过电报,又在上面给周恩来写了一段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第二天,周恩来将此电及毛泽东的批示转达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并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写了信,告知10月5日饶漱石、邓子恢来京时将作最后决定。他将毛泽东不误时机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说治淮秋汛一过就要动工,治水和打仗一样,不能错过时机,迟一步都不行,处处要配合天时和人力,行动要非常机灵。

在共和国治水工程中,周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方略具体化和做些发挥。到第57次政务会议时,他已经归纳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则,比如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一是要兼顾蓄水和泄水,二是要兼顾不同地区,三是要兼顾不同部门。这些原则不仅在治淮工程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使其他经济建设项目有了依据,其影响十分深远。

1950年冬季,一边是紧张的抗美援朝,一边是抗灾治淮,两副重担同时落在年轻的共和国肩上。80万治淮大军投入工地,奋战80天,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蜿蜒盘踞在华东大地上。肆意横行的淮河终于套上了缰绳。

然而,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一些头脑发热的人们已经忘却了套着缰绳的淮河,以为那已经是条死老虎,周恩来原先制定的分工合作、集中领导的原则已被人放弃,治淮委员会也被撤销;周恩来倡导的蓄泄兼筹的原则,也被人否定,代之以一种叫“葡萄串”和“满天星”的“发明”,即在沟里一节节地拦水,在地面上一片片拦水。虽然这是群众的“小发明”,一经报刊的大力宣传,便成了全国性的时尚,没有人再讲排水了。

虽然周恩来受到反反冒进的打击,但对蓄泄兼筹的治淮有效原则,他不肯放弃,他在有关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打比方说:“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

正如水利专家林一山说的那样: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重大难题,周恩来都亲自出马,认真处理;凡是毛泽东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恩来更是抓得紧,抓得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