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校级的绝望:“武钢门事件”：要真相，不要通稿 透明中国

“武钢门事件”：要真相，不要通稿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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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从关押他的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监护病房成功“越狱”。随后，他到广州向媒体举报称，因为自己多年上访，遭到前上司、原单位的“迫害”，被非法收治在精神病院长达4年。4月27日，徐武在广州接受电视台采访后被武汉警方以“涉嫌危害社会安全”跨省“抓回”。5月1日，武钢宣传部门及当地警方通过新华社发布通稿称，徐武现正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文中没有提及徐武的身份及“出院”时间。（华商网5月5日）
已经有诸多专家和评论人士指出，警方跨省“抓回” 徐武并无法律依据，但吊诡的是，武钢方面对许多问题并不予以回答，而是以通稿敷衍了事。例如武钢新闻发言人白方就对某记者称，“新华社通稿就是最终解读”。当女记者追问：“如果对通稿还有疑问，该去找谁来解答？”白方对此追问“有些生气”：“不要来找我，你们爱找谁找谁去吧！”并称“我对你没兴趣！”
前不久，我们有幸见证了河北省武安市发改局分管工业的马科长这位“背书帝”，当记者问到“目前为止我们钢铁产能情况怎么样？”，他竟然背起书来“钢铁我们的历史发展比较长，产业工人比较丰富”云云。这位马科长与白方其实没有根本区别，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白方有了钦定的“通稿”，可以气定神闲，用不着“背书”了;而马科长在记者采访时，钦定的通稿没有出来，只要喃喃地“背书”了。
然而，无论是“背书”还是以“通稿”来推托，都是对真相的遮蔽，都是对民众和记者知情权的敷衍。因为，从本质上讲通稿信息拥有方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宣传形式，而宣传是一种信息拥有方选择性地将信息传播出去的形式，这种形式往往体现的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就公开、不利于自己信息就隐瞒，宣传者居高临下灌输着自己正面的形象，由不得接受信息者的质疑，在宣传总体上是民众是被动的。而作为保障公民知情权并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要求的信息的公开与宣传截然不同，在信息公开中，信息拥有一方和要求知情一方是平等的，信息拥有一方有义务向要求知情的一方提供准确的信息，不得作任何隐瞒。除了法律规定的不得公开的信息外，信息公开是全方位和持续性的，既不能仅对某一方面公开，也不能仅在公开某一时间段的信息。信息公开在总体而言，民众是把握了主动权的。
很显然，武钢的新闻通稿是一种宣传形式，而不是信息公开。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想方设法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当然可以理解，所以，武钢可以搞宣传、发通稿，但是，这绝对不能代替信息公开。因为，新闻通稿既然是信息拥有一方有选择性的宣传形式，其信息量有限，或是片面的，或者只是阶段性的，这又如何能解决民众的信息饥渴，民众对于通稿中所没有提及的信息，或者认为通稿中的信息不准确，又如何去知情？如果只有通稿、宣传，那么，武钢以及武汉有关部门又怎么能称得上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义务，怎么能称得上保障的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决策权”呢？又怎么能消除民众对于有关部门执法的疑虑呢？
今天，我们渴望“武钢门”事件的真相，而不是通稿，我们需要的是信息公开，而不是宣传，否则，武钢甚至有关政府部门的公信都将受损，而公民权利则朝不保夕，我等屁民们只能“生命不息、围观不止”！
来源：南方网      来源日期：2011-5-6       本站发布时间：2011-5-6
武钢职工徐武：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精神病人

南都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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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钢炼铁厂职工徐武两次从精神病院逃脱。最近这次，他从武汉潜至广州向媒体求救。武汉派便衣警察南下，4月27日在电视台大院附近将其公然掳走，再次关进精神病房。警方拟定的通稿说，徐武要去北京搞爆炸，属偏执型精神病。徐武及其父母驳斥警方说辞，披露他耐不住酷刑逼供，按要求领罪画押。警方后以判刑相要挟，骗取他家人同意送院，原承诺只“治疗”几个月，哪知一关就是四年。
勇敢的南方媒体报道了徐武的悲惨经历，强力部门与地方国企犹如独立王国，联手制造的囚禁关押令人恐怖。徐武事件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肆意缉捕公民，而在于非常娴熟地将公民定义为精神病人。为了坐实这一虚假名目，让它披上合法外衣，又不惜扭曲法治程序及医学鉴定规则。所有这些步骤配合默契，就像流水线一样，按需生产出他们想要的“精神病人”，并且无从申诉和解脱。
徐武不是第一个被制造出来的精神病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他们只要表达权利，却被当做疯子对待。在这些被冠之以病人的公民身上，反映出各种各样的扭曲，其间闪现着差不多的黑暗逻辑。可以看到，精神病院已经成为重要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病人，决定他们的生死。而将疯人院当做治理工具的做法越来越常见，这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流行病。
现有的精神病管理体系脱离了法律轨道，在一种受到遮蔽的环境下运行，外界只能从徐武等侥幸逃脱者那里一窥内情。根据徐武陈述，他在里面经常受到电击，这是疯人院里实现压服的传统手段，是对不遵守某种秩序的惩罚。关进精神病院的人得不到救济，这是一种比刑罚更冷酷的处置。尤其在于，即使是正常人受到构陷，一旦沦落此境，也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
对青睐及掌控精神病院系统的人来说，这种法外力量可以躲避法律监督，免除了许多正常监管的麻烦。但它所增加的效率，是牺牲人权之后随之涨高的暴力程度。精神疾病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被冷落，宽泛的鉴定解释只是为了打压的需要。就像徐武一样，他目前完全处于隔绝的境地，毫无司法救济的渠道。这种令人绝对孤立的状态也许是某些人想要的，却有绝对危险。
动辄把正常人送进疯人院，看似省掉了社会治理的麻烦，却会引发更大的麻烦。负责治理的人就此推卸了责任，长此以往，他们不愿意再面对真问题，社会治理的能力在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矛盾被积蓄起来，疯人院成了权力倚靠的后院，可它们不是议事机构，无法解决问题，只能将问题复杂化，最终仍要反弹到治理系统，那时压力更大。
不管它怎么看管严密，对被精神病人施加多么严厉的恐吓，疯人院终究是关不住的，徐武的反抗就是一例。被强加的“精神病人”要飞越疯人院，这是法治的必然方向，也是人性中不会被制服的隐伏力量，电击和药丸都不能消灭它。有些人高估了疯人院的威慑力，更低估了公众因为反感和恐惧而拆掉它的能力。精神病院的未来终归掌握在大众手上。
疯人院可以解释当前的许多状况，它既有现实针对性，又带着强烈的隐喻色彩。有人说它是禁锢的空间，又何尝不是提供了更多揣度空间？疯人院强行收治正常人是为罪，也是显而易见的恶，这样的罪恶必须要被遏制。正因为人性和人权不可能永远被剥夺，疯人院一定会有恢复其正常功能和面貌的一天。
请记住电影《飞越疯人院》的结尾：反抗的酋长搬起石槽，砸破桎梏，飞越了主人公没来得及飞越的疯人院。徐武出逃是为了遇见可信的媒体与人，即使他现在又被关进疯人院，并不代表他的挣扎失去了意义。媒体多做鼓与呼，希望大众了解离奇故事背后的疯狂逻辑，在将疯人院当成一种治理模式的病态环境下共同努力。这是让我们免除“被精神病”厄运的可行道路。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来源日期：2011-5-3       本站发布时间：2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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