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金钱帝国txt 笔下:中国慈善发展历史

社会慈善

（一）民国时期

在中国，由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事业自古有之，但直至民国时期它才首次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形式。民国时期，灾害频发，战乱连年，以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央政府为维护统治，疲于应付各种事变。即使有心顾及黎民，也因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显得力不从心。由于政府救济不力，大量的救济工作便只得由慈善组织来承担。这一时期，无论是慈善团体的数量，还是慈善家群体，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据1930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江苏等18省的救济院和旧有慈善团体（明清时期设立的慈善团体）时统计的数据，总计566个县市共有1621个旧有慈善团体。又据国民党中央社会部1946年年底的统计，全国29个省市共有救济机构3045个，其中私立的有1011个，约占33%。1948年的《中国年鉴》披露：当时全国有4172个救济机构，其中私立者1969个，占47%。这些数据因调查范围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民国时期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一直数目众多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众多的民间慈善救济机构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幼协会、战时儿童保育协会、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等。

当时，主办社会慈善事业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外国传教士和外国绅士商人。这部分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来到中国。他们办理社会慈善事业的动机各不一样。有的是为了在中国立足，借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来取悦中国人；有的出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以办慈善事业来欺骗中国人。也有相当一部分确实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慈善当作一种国际性的援助事业来实施的。另一部分人多是政府要员的家属、下野政界官僚，或是晚清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办慈善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有的是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有的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为了积德行善；有的是受外国人办慈善的刺激，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慈善事业；有的是下野之后，对过去从政时做的一些有辱国家民族的事情忏悔了，以赎罪心理来办社会慈善事业。中国的旧式慈善商业向现代慈善事业的转变就是在这些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实现的。

一般来说，社会慈善事业是国家保障的补充。如果国家保障功能健全，社会慈善事业就会相对萎缩，如果国家保障不堪重负，社会慈善事业就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以往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慈善事业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起的仅仅是微调的作用，还没有哪个朝代像民国这样，社会慈善的作用空前膨胀，有时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新中国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热闹一时的社会慈善事业立即在神州大地销声匿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当时国家对资源的绝对垄断。建国前后，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粮油统购统销、教育统一录取、就业统一分配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国家获得了对社会中绝大部分稀缺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权。由此，中国形成了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缓冲层面缺失，社会自治和自发组织能力受到剥夺和抑制，其结果是，一方面，中间组织和中间阶层缺少自上而下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垄断了几乎全部资源以及暴力手段的国家是惟一具有合法性的组织，任何其他组织都必须在国家体制中定位，才能得到资源与合法性，才能生存下来。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民间的社会公益团体的生存空间被国家压制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七十年代末，中国相继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市场”取代“计划”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社会中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由此产生了一些自下而上的纯民间组织；因政府和市场之间需要沟通中介，政府有意识地培育了许多官方非营利组织；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标志的社会改革使得社会从政府手中接管了许多社会管理职责，近年来民政部门推行的“社区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化”等使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基础。

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慈善事业重新得到了生长和发育的土壤。并且，由于经济体制的本质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公益相对于中国古代和民国时期的社会公益有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慈善筹资的动员方式上。当前慈善筹资通常是直接面对匿名的大众，动员者缺乏对被动员者生存所必须的资源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被发动起来的参与者，之所以选择参与，是因为他们认同了动员者所提供的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信念。在决定是否参与时，被动员者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他们不会因为拒绝参与而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

其次，现代社会筹资的辐射面更广。没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公益事业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中国近代公益事业在短短十年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希望工程”、“爱心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所以能让国内外人士耳熟能详，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标志就是它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大规模、积极主动的参与。以希望工程为例，希望工程效益评估课题组对全国29个省会城市的16岁以上居民进行随即抽样调查：93.3%的人知道希望工程。在知道希望工程的居民中，63.5%的居民本人以各种方式为希望工程捐过款，61.6%的居民所在单位为希望工程举行过劝募活动，另有48.8%的调查者回答家庭中有其他人为希望工程捐过款。结果表明，希望工程在城市社会中有比较雄厚的群众基础，捐赠者队伍相当庞大。

第三，现代社会筹资的方式更灵活多样。在对慈善活动参与者参与程度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者们对现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参与绝不是简单的“掏钱”而已，他们的参与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他们中不仅有捐款捐物的捐赠者，有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慈善活动摇旗呐喊者，还有以发动自己身边的人参与慈善活动为业的民间义务组织者。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国慈善团体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直接参与了慈善活动的决策过程。此外，在中国许多慈善团体的运作中，一直贯彻着以社会化方式对自身进行监督的理念。参与者们参与慈善筹资的监督，不仅促进了慈善活动的社会化，而且这种社会化监督的姿态又进一步地带来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逐渐变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社会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