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
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
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 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历史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并可能以国家形式生存下来。但是，纵然有了这个根基，也并非每个民族都能够确保自己的文明不突然中 断，不骤然消亡。稍微留意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令人不胜惋惜的民族消亡的案例。
在五六千年前，就以法制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方式的巴比伦人，可谓人类第一朵灿烂的国家文明之花。可是，她如今在哪里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人，在爱琴海 诸岛创造了辉煌文明，其哲学、法学、神话文学，至今还都是熠熠生辉的明珠。然而，那些“希腊人”如今在哪里呢？两千多年前的亚平宁山地人，以绝对的尚武精 神吞并希腊横扫欧洲而建立了罗马帝国，可是，那些罗马人如今在哪里呢（对历史无知而又骂口常开的新新人类们，可别将今日希腊、今日意大利当成了古希腊与古 罗马）？在墨西哥高原留下神秘踪迹，以至于被某些颇具想象力的“家”们说成是“外星人”的那个发达民族，如今在哪里呢？创造了金字塔与诸多伟大文明的古埃 及法老们的族群，如今在哪里呢？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佛教文化，可是，其中间几百年的历史却是一个中断了的黑洞，今日的印度人 族群并不是古印度人的后裔。蒙古人曾经横扫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其广袤无与伦比的草原帝国。可是，以国家实体为依托的古蒙古人，数百年间却国亡族破，至 今仍然支离破碎。中世纪的铁血帝国拜占庭、奥斯曼、神圣罗马，同样也是灰飞烟灭，其主体民族早已星散消亡于人类海洋了。还有那些绝对尚武的强悍王国，马其 顿、波斯、波希米亚、大月氏、西夏、辽、金、楼兰等等等等，一个个都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当时的主体民族也都星散融汇，那些独有的文明也都成了漂浮于人类 天宇的流星。
历史发展的实践，对民族的兴亡生灭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
其一，文明不是生存的保险。创造文明的民族同样有可能灭亡。
其二，蛮勇武力不是生存根基。惟武民族兴也勃焉，亡也忽焉。
其三，人口、幅员之多寡，不是生存本钱。地广人众之民族照样可以一朝覆亡，忽啦啦如大厦倾。
一个顽强不灭的民族，必然具有超常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的本质，就是其内在的生命力。从漫长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超常的生命力既不仅仅是拥有某 种独特的文明，也不仅仅是武力至上的绝对尚武精神，更不仅仅是人众地广之势的所谓国家潜力。那么，顽强的生命力对于民族这样的个人共同体究竟应该是什么？
说到底，还是得让历史的画卷来说明问题。
“民族”是一个近代话语，然而就其基本含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这个话语已经足以揭示我们所涉及的问题了，所以，在这里不必争论那些鸡零狗碎的语词歧义。
从一万年的历史长河看，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主体民族 — 汉族。如果将世界民族以国家形式竞争的起跑线定在六千年前，那么，迄今为止，惟有以汉族为轴心的中国民族 — 一个黄皮肤、黑眼睛、面部线条柔和、写方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 — 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形式，顽强地坚持在原有的土地上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完整地保留并不断发展了自己的原生文明！
在六千年的漫长马拉松中，没有一个民族坚持到今天。
虽然，后来中途“插队”的某些民族今天超过了我们。但是，人类竞争的漫漫路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也还没有被那些无情超越的脚步踩踏窒息，我们民族的强势元气也还没有被根本性地肢解伤害。凭甚说，我们没有希望重新崛起，重新超越？
面对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应当尊重这种最伟大的光荣，应当认真分析中国民族这种无与伦比的耐久力所包涵的智慧、力量与全部历史经验，以期做出最为合理的扬弃式继承，为重新崛起与重新超越奠定基础。而不是因一时的贫弱落后，妄自菲薄、骂口常开。如果说，我这种看法就是民族主义，我非常乐于接受。一 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主义，等于这个民族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智慧，没有力量，没有自信，什么也不是。假如，六千年前开始的民族马拉松，是一种以千年为单 位的单纯的体育竞技，中国民族一口气至少拿了四个“分站”冠军﹔虽然最近的这一分站暂时落后，也会有无数的体育科学家来研究中国民族的战略战术与一切技术 细节。
然则，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外国人的热嘲冷讽甚或漫骂，不乏浅薄的嫉妒与无知，大可泰然处之。但是，中国人自己也数典忘祖，恨不能将中国原生文明焚尸扬灰，却委实令人难解。冷 静的看看“二百年短跑”冠军的美国，一方面佯装对别人的辉煌历史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却将自己二百来年的历史反复叨咕，好莱坞电影将所有重大不重大的事件拍 了一遍又一遍，文学艺术与研究著作则深入到历史的各种旮旯拐角去品咂，并像骄傲的火鸡一样向全世界公布研究成果。看看美国大使馆向中国人散发的成套成套的 美国历史与现状的各种精美书籍，你能说美国人不重视原生文明的历史？欧洲国家更是沉醉于自己的民族历史，那怕是支离破碎，也要拼凑得熠熠生辉。东洋日本更 是恨不能抹去自己文明源头的中国色彩，虽然有许多暧昧与不纯，但日本人绝不谩骂自己民族的历史。相反，所有的学者都在费力地探究日本的本土文明史，力求将 大和民族的起源发现得久远又久远，将日本的尚武传统锻铸得纯粹又纯粹。
为什么这样？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 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 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战略。
所以，审视自己的原生文明，不是虚幻的发思古之幽情，它完全可以成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出发点。
要解密中国民族在无数次生死存亡关头的求生奇迹，以开拓我们的战略视角，就要从我们的原生文明中理清那些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的基本方面。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根基。一个民族在她从涓涓细流发展为澎湃江河的过程中，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文化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谋略等等一系列稳定的社会生存方式，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那样不可改变，将长久的甚至永远的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 与发展潜力。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原生文明。她是“上天”烙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胎记”，永远不能磨灭。
一个基本的交代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生成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此前的文明，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成熟的原生文明的早期基础﹔这个原生文明形成后的第一波惊 涛骇浪，便是统一的大秦帝国的建立，从而使中国文明万源归一，形成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自此以后，中国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历史波澜，便壮阔地展开向前了。
后面，我将具体展开，归纳中国原生文明与后续文明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所积累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这种历史经验，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达，那就是强势生存四个字。
二、强力反弹 有限扩张
民族生存的最根本生命线，在于抵御外来族群的欺凌与侵略。
也就是说，战争能力的文野强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命运。战争能力低下，或迟或早都要灭亡。这是民族发展史所展现的不以任何人的好恶所决定的一条铁则。
中国民族其所以具有悠长的耐久力，根本之点，就在于对外来危险无与伦比的抵御消解能力。在数千年沧桑中，这种能力已经臻于化境，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 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
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
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那种骤然地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 “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剎车，却是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 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成吉思汗帝国、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无以言传而我心自知的 艺术境界？
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的一大方阵。在中国历史上，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 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全部是文职非军人出身（请注意，名将才是职业军人）﹔其二，同时都是身居要职的政治家。这两个形式特点，反向的 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军事思想，必然不会是单纯的军事攻防研究，而一定带有深邃的社会人文价值。
假如不是历史尘埃的淹没，中国的经典兵书绝非只有宋代汇编的《武经七书》。这里，姑且只说《武经七书》的作者﹕《六韬》的吕尚即人人皆知的姜太公，显然是个老学者，又是一个大政治家。《孙子兵法》的著作权人孙武，本是齐国名士。《吴子兵法》的著作权人吴起，更是曾经被儒家学者曾子开除了的鲁国名士，一个满腹学问思想的大改革家大政治家，出将入相，皆有惊世功绩。《司马法》的著作权人司马穰苴，是晋国的司马（文职国防部长）。《尉缭子》的著作权人是魏 国国尉，名字叫做缭，同样是文职国防部长（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大司马、国尉、太尉等，都是最高国防长官﹔只有大将军、上将军等各种将军，才是三军实际统 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李世民，不消说是个雄略皇帝，文武兼备﹔李靖则更是文士出身，从来不是战将。《武经七书》之外，失传而重见天日的《孙膑兵 法》的著作权人孙膑，是师从鬼谷子大师的文人学子。《孟德兵法》的著作权人曹操，四言诗写得惊世骇俗，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政治家之一。
一言以蔽之，举凡中国留有军事著作的兵家，没有一个赳赳武夫。
这样的兵家们所锻铸的用兵原则，囊括了非凡的民族生存智慧。
《孙子兵法》开篇就是〈始计〉— 即庙算，即战略运筹。第一句话就是“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个论断，代表了中国民族对战争的最高境界的审视 — 战争对军人而言，是死生之地﹔对国家民族而言，是存亡之道﹔惟其如此，战争才是国之大事！《司马法》则开篇就提出“以战止战”、“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 虽安，忘战必危”的警世格言……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民族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是冷静而清醒的，是坚决排斥盲目性的。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中国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群内部的争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经形同虚设。当此之时，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候，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 族，从各个方向向当时的中国腹地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
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然而，就在内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时候（请注意，“革命”是中国 上古话语 — 汤武革命），华夏民族的新一代贵族精英却深明大义，表现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伟大情怀。当时，绝对有争霸天下之实力的齐桓公姜小白与丞相管仲，毅然放弃中原 争霸的革命，利用齐国巨大的号召力举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导天下诸侯重新以东周王权为中心，坚决反击夷祸。这个主张的实际展现是﹕齐国牺牲了自 己的霸主地位，拥戴王室，从而“九合诸侯”，凝聚华夏民族抗击外患。这九次联合反击，各种野蛮部族基本上全数被驱逐出中原地区。
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诸侯在胜利后并没有无限度出击，将那些小部族赶尽杀绝，而是北到阴山、南到吴越、东止海滨、西止陈仓（今日陕西宝鸡），所有的诸 侯都适可而止地停止了反击追杀。这场大反击，保证了华夏民族近二百年的平安，直到战国中后期北方匈奴卷土重来。诚实的孔子曾经感慨，若非桓公管仲，中原人 都成夷胡了（吾将为左衽矣）！
这一次，强力反弹之后的有限扩张，主要是边缘诸侯国夺取了野蛮部族向中原进犯的部分根据地，如楚国向岭南的有限伸展，秦国向陇西戎狄区域的有限伸展，晋国燕国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齐国、鲁国等老牌诸侯国，其土地人口没有什么大的扩展。
第二次危机，是北方林胡、东胡、匈奴等族群兴起后对华夏民族构成的巨大威胁。这次危机虽然不是深入腹地的全面大危机，但却是一场长达百年的长期危机。
战国中期开始，中国南部“苗蛮”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与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却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举族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马背民 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进，占据了水草丰茂的阴山与敕勒川地区为根据地，向中原燕赵秦三国的北部频繁地攻击、掠夺与骚扰。西部匈奴 戎狄及羌人族群，则沿着河西走廊东进，占据今日甘南草原与临洮河谷地带，不断对秦国边陲袭扰。从这时开始，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民族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 反匈奴战争。
这场长期战争，大体是三个阶段﹕战国反击 — 秦帝国大反击 — 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 九原、上郡、河南地（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黄河以南）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 抵御诸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同时值得提出的是，秦国在战国末期的统一战争中，非但坚 持不调回九原兵力到中原参战，而且增加了九原大营的兵力﹔其根本原因，便是在展开统一战争的同时，为华夏世界全面承担抗击匈奴的历史任务。这种天下襟怀，是我们民族文明在危难关头所爆发的灿烂光华。
第二阶段大反击，在秦始皇统一之时。
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诸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 军蒙恬的30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开打 — 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从马背起家的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诸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同时，西部反 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这种强力反击的声威，要远比后来汉武 帝时期的对匈奴作战有底气得多。西汉《盐铁论》评价秦军大反击的说法是﹕蒙公为秦击匈奴，如鸷走雀耳！— 就像老鹰扑击麻雀一样，可见攻势之凌厉强大。但是，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 的根据地﹔与此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
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
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平。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也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 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 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当代欧洲国家岂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非常穷困，北方匈奴藉机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抵抗，差点做了俘虏，可见匈奴势力之大。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多次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主动寻求对匈奴骑兵的作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 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中国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诸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
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
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历来开国大政权所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其倚仗曹魏奠定的军事实 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50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白痴（晋惠帝是真正的痴 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
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短短50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纷纷冒出。这次，他们竟大 张旗鼓地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 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不要因为这些胡人 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大败之后的东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 北伐成功。
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跻身于胡人政权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 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 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历经南征北战而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与今日伊朗接壤，称 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 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这里所说的，是唐王朝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第四次危机，是宋明时期。
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 偏背离了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严重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袖珍大理国，宋代一 直处于防守状态，一直奉行一种古典绥靖政策。割地赔款，汉奸辈出，先丢了北方，又逃遁江南，最后终于被元军消灭。广袤的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 领80余年。由此，宋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绥靖妥协、汉奸丛生、残害主战派将领等等不齿作为，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义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无能，人民自救！中国民族以这种遍地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
但是，最终完成大反击的，依然是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与军队。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强力反弹。明初是中国历史上“将星如云，谋臣似雨”的时期之一。高涨的民 气、英明的君主、善战的军队、高超的谋略、出色的统帅，这时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终于恢复了中国民族的固有领土。这次反击，虽然最终扩张不大，但却能在全 面沦陷80多年后夺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领土（没有夺回新疆，没有夺回蒙古草原），也可谓一次成功的大胜利。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
满族源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的东北地区，有一半（南部）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中国领土，至少到隋唐时期已经全部成为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 领土（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民族之一。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 问题。只是，由于中国的主体民族 — 汉族第一次成了B角甚至C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的感觉。但是，随着满 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几乎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政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 外敌入侵，有着本质的不同。
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西藏、台湾、蒙古、新疆，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综上所述，“强力反弹，有限扩张”，这是中国民族在长期生存竞争中的第一个大智慧 — 对付外敌的超级智慧。
有人说，中国文明其所以能够以国家形式完整保留，原因在于中国西南部环山、东部临海、北部草原荒漠，远离西方冲击力的原因。这是不了解中国历史，又 以地理环境决定论解释中国历史的错误。诚实的说，在冷兵器时代，高山大河的阻拦，并没有阻挡住包括白种匈奴在内的外部冲击﹔当时中国经历的巨大外患冲击，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都惨烈！而实践证明，任何军事力量（当然包括当时的西方族群）都不足以摧毁华夏民族﹔尚且不说，匈奴人的许多部族本身就是白种人。如 果以近代以来的历史说话，西方力量与东洋力量，难道没有企图灭亡中国的事实？当这些火器民族无情“冲击”我们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尚未脱胎换骨而最为贫弱落 后的时候。
中国没有灭亡，难道是他们可怜我们？
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是，中国正在积聚强力反弹的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二三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不要说当代技术日新月异，再有50~100年，我 们重新伸展的余地可谓无穷之大。然则，即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应当牢牢记住民族生存历史所沉淀凝聚的智慧，只是有限扩张，而不是向全世界疯狂报复。中国 民族的历史光荣感，足以洗刷曾经的耻辱感﹔只要我们民族的心态是正常而阳光的，我们就不会生存在仇恨的基础上。
一个经常处于神经质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三、整合统一 霸气巍巍
内乱分裂，是任何民族生存的另一个根本性威胁。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民族之林的残酷竞争中，内乱分裂必然导致强敌入侵与外来势力的各种不正当进入，从而最终灭亡这个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灭 亡，虽然不是全部个体生命的毁灭﹔然则，却是个体赖以存在的文明根基彻底瓦解星散，使灭亡后残存的个体生命丧失精神创造力，丧失传统生活方式，沦为精神乞 丐，沦为行尸走肉。亡国之恨，此之谓也。惟其如此，民族的内乱分裂，绝不仅仅是国家民族的灾难，从根本上说，更是每一个体生命的灾难。
一个民族，如果发展到以国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明已经成熟。从此，国家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形式，成为这个民族的外壳与灵魂，国 家的兴衰荣辱，就成为这个民族的生命轨迹。从本质上说，民族的分裂内乱所侵害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形式，通过对国家形式的破坏而消解浸蚀民族生存能力，从而对整个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的知道，远古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体原因了。但是，进入我们视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在不断上演着相同或相近结果 的民族悲剧。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体无二。前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超级强国，数年之间轰然崩塌，虽然每个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经使他们共同辉煌过的统一 的国家形式，却无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独行的俄罗斯，举步惟艰，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其他获得独立的小民族国家，更是全部沦为第三世界（虽然，他们原来的生 活状况也接近于第三世界﹔但那时，他们的民族地位却是第一流的，他们在灾难与战争来临的时候，其依靠强大统一国家而生存的能力，也是第一流的）。尽管，这 不是民族灭亡的悲剧，但是，当全面内乱摧毁了历史选择的最适合于他们的国家形式（联邦制统一国家）时，每个民族的结果都是灾难性的。南斯拉夫的解体，是另 一个案。倏忽之间，一个二战期间的英雄的多民族国家，竟然弄得遍体鳞伤，几乎只剩下塞尔维亚一个光杆主体，沦为谁都可以对他指手画脚的三流国家了。
分裂内乱，对任何一个民族的伤害，都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诧异的是，中国民族的先天禀赋中似乎就蕴涵了强烈的群体精神，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悠久与坚定，在整个人类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民族能够以大民族大国家的形式，数千年岿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实际原因讲，中国人在远古时代从部族团结联盟抵御严酷大自然，以及抵御“非我族类”的侵害中，就痛切体会到了各族群统一协调行动的至关重要。至少，大禹联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那时候，只有棍棒木耒与极少数天然金属工具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人们，一旦联合行动，竟然在数十年中疏通了 横贯数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归于大川而东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伟大功业，没有任何一个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经拥有！尼罗河？多瑙河？密西 西比河？恒河？伏尔加河？如此独步寰宇的伟业，没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统一行动，大约连做梦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大河流域民 族的治水斗争，是统一专制的东方帝国的起源（可参见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大禹领导的联合治水，挽救了整个华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代国家形式 — 统一邦联制的夏王国。从大禹立国开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就成为中国民族生存历史上的头等大事。大禹在会稽山的开国大典上，无情地杀了迟到的东方部族首 领共工，树立起国家最高政权令行禁止的绝对权威，可谓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第一次历史作为。
从夏王国开始，至今大约4100多年。让我们先来宏观的看看，在这漫长的四个千年中中国的统一与分裂的线条﹕
夏，16王，大约500年，邦联制的统一国体。
商，17代31王，大约600年左右，邦联制统一国体（中国古典邦联制国体的基本特征，是王室直封的诸侯国较少，大部分诸侯国都是王室对自发的族群政权予以承认，故此诸侯的独立权很大，诸侯群与王室政权的关系要松散许多﹔夏商两代，大体相同）。
西周，13王，共257年，联邦制统一国体（古典联邦制国体以周为最典型，基本点是绝大部分诸侯都是强大的王室直封，极少部分诸侯是自发政权而后承认﹔故此，王权对诸侯的治权较大，关系相对紧密）。
以上三代，是中国第一种统一的国家形式。虽然，这种邦联制与联邦制，诸侯国都有相当大的军政自治权，但也不是西方过分松散的联邦制要紧密化。远古国家性质是一个专门问题，就不在这里拉扯过多了。
东周，即春秋时代，周室25王，100余诸侯国，大约300余年。
战国，七大战国，30余中小诸侯国，大约250年左右。
以上两段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国创立新型统一国家的过渡时期，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分裂时期。
秦帝国，两任皇帝，共15年，统一帝国。
楚汉相争，五年内乱（分裂）。
西汉，15帝，共215年，统一时期。
新莽，一帝，共15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东汉，14帝，共196年，统一时期（初期八年内外战争，后期24年内乱）。
三国，共60年，分裂时期。
西晋，四帝，共52年，统一时期（后期15年内乱）。
东晋南北朝，东晋12帝，共264年，大分裂时期。
隋，二帝，共39年，统一时期（后期三年内乱）。
唐，25帝，共276年，统一时期（中间及后期内乱大约30年）。
五代十国，共52年，大分裂时期。
北宋，九帝，共163年，统一时期。
南宋，十帝，共157年，大分裂时期。
元，13君，共88年，大分裂内乱时期。
明，19帝，共294年，统一时期。
清，十帝，共296年，统一时期。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国50年基本统一，其余110年全部记为内乱、外侮、分裂时期。
根据以上粗线条，中国前两个千年基本统一﹔后两个千年（秦帝国之后）中，统一时期为1215年，分裂内乱时期为785年（加上统一时期的中后期内乱，大约800多年）。以4100年的国家文明历史整体看，统一时期有3200余年，分裂期有900年左右。
从总的方面说，中国民族的统一占据了主流，每逢分裂内乱，最后终归统一。一个基本规律是，强盛时期的中国，全部是统一时期﹔积贫积弱时期的中国，则全部是分裂内乱时期。
世界上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如此多的分裂内乱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终回归统一潮流。分裂势力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功过一次（这种成功，指的是最终将分裂政权所占据的国土独立出去而建立一个国家），中国的国土，没有因为分裂内乱而永远丢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说，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迹。
中国民族智慧中最为眩目的明珠，就是统一意识。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将统一意识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整合统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每次面对分裂，实现统一立即成为中国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绝不动摇。民族的最高荣誉，总是给予能够领导统一大业的英雄领袖﹔民众追随的目标，也立即汹涌澎湃的倒向统一力量。中国人总是将分裂内乱视为“国破”，又总是将“国破家亡”连成一条最简单的因果直线，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视做天经地 义的逻辑。这就是中国民族面对分裂势力的思维定式，一种永远不能改变的民族价值观。请每个中国人牢牢记住，这就是中国人历经数千年锻铸出来的精神利剑，光 芒闪烁、充满霸气 — 对分裂者没有道理好讲，就是必须统一！
其二，痛下杀手，毫不手软。
中国民族对分裂势力的杀伐决断，远远凶狠于对外来势力的运筹抵御。对外用兵，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般都极为谨慎。但对内消除分裂完成统一，中国民族却从 来没有优柔寡断。在是否统一的问题上，中国人从来没有决策过程﹔要决定的只是一个，如何打？而且，统一战争从不顾及力量对比，打败了也要前赴后继的再打。 每每是统一战争，中国史书都触目惊心的记载着“血流漂杵”“浮尸百万”。那些最大规模的战争，往往不是发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发生在统一战争中。战国的长 平大战，秦赵两国共出动雄师百万，一战消灭赵国50万大军，从而创造了古典战争的最高典型。对外战争虽然也同样有着名战例，但就战争规模而言，远远不如中 国内部的统一战争。
诚实的说，几千年历史上，能在中国人马前真正走几个回合的外敌，还确实没有几个。但是，内部分裂势力却是同样优秀的人种，就不能不碰撞出最为绚烂的 战争火花。这种为了统一不惜付出最大代价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体现了中国民族刚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势力先自气短三分。
其三，没有谈出来的统一，只有打出来的统一。
这是残酷的事实，痛苦的经验。从本质上讲，统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阴暗命运 — 丢失政权并遗臭万年，盲目追随分裂的民众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设若抵抗并战而胜之，安知分裂者不能争得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种幻想，每每支撑着形形色色 的分裂势力与动乱势力，使他们几乎永远不可能回到“和平统一”的轨道上来，而总是选择刀兵相见 — 战场上说话。国有国情，族有族情。不要说世界上已经有和平统一的先例，更不要说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请牢牢记住，世界在变，但人性没有变，各民族的独特精神 也没有变，残酷竞争的主流更不会变，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中国民族几千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统一经验，绝不会因为世界出现了计算机、原子弹、卫星、航母等一 大批新劳什子而突然过时。
从本质上看，统一没有玄妙的技巧，更没有我们祖先没有想到的什么奥妙。中国人纵横捭阖施展谋略，那可是驾轻就熟如同儿戏。几千年几百代无数能踢能咬能不够者看穿了的东西，绝不会走眼的。
想要中国统一强盛，还得有祖先强势生存的铮铮傲骨与巍巍霸气。神、气、力合一，黑客般的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四、文明冲突中的强大消解能力
世界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生存文明。
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历史中，不计其数的文明形式伴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成为飘散的文明粒子。同样，不计其数的民族也因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导致民族主体 在竞争中的灭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质，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载体。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与民族形式的命运，具有完全的历史同一性。迄今 为止，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文明，更没有那一种脱离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谓民族。
从本质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就是这个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从民族竞争的意义上说，民族文明是该民族特立独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该民 族抗击其他文明蚕食的本体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饱满，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么强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状态就有多少死穴。
漫长的历史兴亡，一再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理。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的文明。尽管这个文明中所蕴涵的深刻的哲学、理性的法学、浪漫的神话与一些著名的科 学原理，已经成为人类不朽的文明遗产。但是，古希腊文明缺乏一种内在的强悍与巨大的生命张力。她们关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 关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们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编织了灿烂的神话。然则，一个拥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却竟然没有诞生兵学著作 — 一种伟大抗争精神的结晶！这只能说明，对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识，根本没有成为这个民族的文明组成部分。最终的结果，古希腊民族没有逃脱灭亡的厄运，被 文明落后的罗马民族的骑兵无情的消灭了。
文胜于质，是古希腊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腊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绝汲取古希腊文明而改造自身。虽然强悍，却没有柔韧的文明根基。 罗马帝国留给人类的，除了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以及一部《罗马法典》与哲学诡辩派之外，还有什么 呢？对于一个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国，其主体文明竟然如此贫瘠，确实令人不胜惋惜。惟其如此，在历史岁月的侵蚀中，罗马民族最终无声无息的解体了。倒是 曾经被她征服的许多民族，依旧没有灭亡。
质胜于文，这是古罗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罗马民族悲剧的必然所在。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战争与暴力。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冲突竞争。生活方式是 否具有包容性？语言文字是否简洁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传播？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点？并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处性？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伦理道 德、国家形式、社会结构、消闲方式、审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际关系准则、婚姻与两性关系的传统、家庭与家族形式的亲和力等等等等，是否具有坚实的根基？是 否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
归纳起来，就是由所有这些方面综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对本民族个体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强烈的凝聚力？对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
文明冲突是民族竞争的“软”形式。它更为长久的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弹性（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严极端 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的文明。这种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连续不断的外部冲突与内部族群文明的冲突，谁也容纳不下谁，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衰落。
历史不乏文明冲突导致战争与对抗的例子。
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最深的 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是信史，即或犹太民族所受的伤害不全然决定于一部《圣经》），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 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政策，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 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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