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碰在线视频97qiuyin:制度是僵死的，国人是活络的

制度是僵死的，国人是活络的

文／俗士

有很多事，你要是往深处想，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甚至你会发现自己每天说的话、根深蒂固的观念，与在另一个场景下你所嗤之以鼻的观点、说辞，却是惊人的一致。

比如，成龙说了一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就令大家非常厌恶。然而，我看到一些网友在讨论“中国人不遵守红绿灯”的话题时，有一种感觉，在许多人的意识中“中国人不遵守红绿灯”是因为警察执法不严，而不是因为人们缺乏规则意识。在他们看来，没有警察严管就可以不去主动遵守，还反过来说警察管得不严。后来我写了一篇《也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文章，在网上发布后，从一些网友的跟帖、留言来看，发现：他们非常讨厌“中国人是需要管的”的话，但自己说的话又恰恰成了成龙这句话的佐证。——可谓是骂“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时候义正词严，证明“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时候慷慨激昂。对于这种心态我曾想以“国人要树立自觉意识，摒弃受气包心态”为题做文，后来放弃了。

最近食品安全问题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其实这个问题早已存在并积重难返了，最近是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了几个案件，所以问题的严重性就显得很突出。在关注相关讨论后，发现人们普遍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监管不力所致，于是要求加强监管就顺理成章。

然而，监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而且，监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虽然它主要是维护运作规则的，并具有警示和对违规者处罚等功能，然而它常常是被动的。一套规则能有效的运行，主要在于参与者对它的认同和遵守——套用现在时髦的言语方式来说就是：规则是用来遵守的。而且，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监管才可能有效。如果参与者都本着侥幸、法不责众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的心态不去遵守规则，仅仅靠监管对所谓的“倒霉蛋”进行严惩，那规则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并且监管也很难行之有效——即使监管人员非常尽心尽责，估计也力不从心，恐怕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做不到。

就拿“染色馒头”事件来说，实际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有阻止其摆上柜台的可能。首先馒头加工厂老板若能恪守“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底线；其次，工人把“打死也不吃”自己生产的馒头的勇气变成打死也不做伤天害理之事；再次，超市的采购、质检、柜组长、经理这一干人都能恪尽职守，按规则、规章制度进行供应商认证、工厂质量检验、进货检验等，那么这种染色馒头就不可能出现在超市的柜台上。当然如果监管得力，处罚够狠，确实会使一些人不敢铤而走险，但我前面说过了，这是被动且低效的。

从有关报道和我以前亲历的经验知道，在产供销这条链上，相关的程序大都流于形式，所做的仅仅是表面一致而已。而这种表面一致除了在出现问题时可以有推脱之词以外，只会让违法者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

而人们在讨论这类话题时，却只是想到加强监管，这只不过是“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种潜意识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中国人不愿意反思自己。可能有人会说，我既不生产馒头，也不卖馒头，也与食品产业没有任何关系，我为什么要反思。是的，你可能与食品产业没有关系，但你能做到在工作中严格遵章办事吗？我想，在谎言与假货充斥、腐败泛滥的今天，你做不到。而你做不到的理由可能和那些伪劣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的理由是一样的。——你要保住自己的工作，你的事业，你要养家糊口，你要生存。难道不是吗？是的，那些人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常常看到人们将这类事情归结到制度，实际是指政治制度，对这几次的事件评论也不例外。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保持一定的存疑，因为，即使在纳粹最猖獗的年代，德国人似乎也没有饱受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毒食品的危害。说明，假冒伪劣产品和毒食品的产生、泛滥，与政治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这里我没有用文革时期做例子，是因为，文革时期中国几乎没有私营经济，企业是否赚钱与员工的收益没有什么关系，因而也就没必要去冒险造假。说到底，假冒伪劣也罢，毒食品也罢，腐败泛滥也罢，这些都可说是我们中国人在利益和道义之间选择的结果——重利轻义。

制度，尤其是成文的规章制度、规则，一旦确立就是僵死的，是每一个参与者都要遵守、执行的，即便它有不合理之处，也只能按照一定的程序修改，而不能藐视和践踏它。而我们中国人却是非常活络的，有一种能把一切制度变为一纸空文的能力。人们信条无外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不责众、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听话的是傻瓜、制度都是约束老实人的、不想吃亏就得活络点、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只看结果不论过程……

更何况，这些年人们信奉成功第一、金钱至上，又强化了人们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意识（这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在食品领域），规则、制度对人们的约束越来越脆弱。我认为，人们对规则的蔑视，势必导致对规则运行效果的不信任，于是自然而然地寄希望于一种强力来维护规则。一个人对规则越蔑视，其对由强力来维护规则就越倚重。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对规则的态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比如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当然那时美国还没有诞生）就是民间自发的一个契约。它非常简单，只有短短的几百字，也很难说有多么严谨，甚至看不到什么具体的条文，当时也没有强力来监管它的执行，完全是凭签约者及其后人对它的遵从，但它却被认为奠定了美国社会基础。顺便说一下，有些网友以“假如五月花号上是一群中国人会怎样？”之类的题目进行讨论，从讨论的结果看，大家普遍不看好中国人。这说明其实大家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很清楚，只是人们不想去改变。

与《五月花号公约》可说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例子是一战后德国的《魏玛宪法》。据说“魏玛宪法”从纸面上来说是二十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 可最具讽刺的是：就是在这样一部宪法的呵护下，德国培育出了希特勒这个纳粹独裁者。其中的原因恐怕无法完全弄明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希特勒开始践踏法律时，人们非但没有及时制止反而支持。正如《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中所说：“纵然希特勒的行动是在颠覆一个法制国家，他仍然得到了大众的普遍拥护。大多数人相信这首先可以摆脱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分子。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错误。”也许以刻板和遵守规则著称的德国人，就这一次没有坚持自己的信条，而就这一次的错误却给德国和德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

《五月花号公约》的故事告诉我们，哪怕很简单、很不严谨的规则，只要参与者认真遵守，都能创造奇迹。反过来《魏玛宪法》的教训是，再严密的规则也挡不住别有用心者得践踏。而能阻止阴谋家野心的只有全体国民对制度的恪守，一旦人民放弃了自己的这个责任，那就离灾难不远了。这个道理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也适合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如果，我们只强调加强监管，却无视始作俑者的错误，那么中国的食品安全是很难彻底解决的。从短期效果看，强化监管确实能很快看到结果，但却无法长期、持续地保持下去——主要是监管本身力量有限和运作成本过于高昂。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们普遍缺乏规则意识和道德感。常言道，“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更何况近些年，整个社会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奉为圭臬，不讲道德被涂抹上自由主义的脂粉，使得要通过道德自律、树立规则意识、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不着边际。但是再艰难也要有这样的信念：做有道德、正派和负责任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摆脱现实的魔咒——“重新强调人的责任是对付一切不负责任的最天然的屏障。”（哈维尔语）

曾经有网友质问我说，你为什么总是要我们（老百姓）讲道德、遵守规则？其实答案很简单，首先，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只有遵守规则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利益。失去规则的保护，那就只能凭关系、金钱办事，这对普通人来说无疑是毫无优势可言，甚至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像高考，它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却能保证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规则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在我们准备参加高考之前，我们就知到它的规则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样做准备并能根据自己的情况预测可能的结果。一旦取消高考，可能连这条路都给堵死了。正是高考制度被执行得比较严格，才使得许多有权势的人无法为所欲为。遗憾的是，这些年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正在被以各种名目的加分和所谓的自主招生所侵蚀。

再者，我认为，想改变命运是我们，所以我们自己要努力。正如哈维尔所说：“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我们就是在改变制度。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谈反思，谈树立自觉意识的原因所在。

2011年4月29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