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

2011年05月02日 21:12
来源：世界民族 作者：朱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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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民族主义是恐怖主义最持久的动因。20世纪，伴随着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和发展，恐怖主义成为某些民族主义团体的武器。

本文摘自：《世界民族》2000年03期，作者：朱素梅（副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原题：《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

民族主义是某一民族对其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认同使该民族殊异于周围其他民族，容易造成相互间的隔膜和分歧，进而产生对立和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使该民族相信，获得自治或独立是谋求生存和保持民族特性的最佳方法。争取自治或独立的强烈愿望使一些民族选择了恐怖主义。民族主义是恐怖主义最持久的动因。

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最早结合可追溯到一千九百多年以前。犹太狂热党人曾使用恐怖主义手段，以图将罗马人赶出巴勒斯坦。进入20世纪，伴随着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和发展，恐怖主义作为某些民族主义团体实现政治目标的武器，写下了值得研究的篇章。

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兴起的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中，恐怖主义已开始成为一些弱小民族反抗大国沙文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武器。为争取爱尔兰独立，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曾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反抗英国统治；在巴勒斯坦，既有因阿、犹两个民族矛盾激化而引起的相互之间的暴力冲突，也有犹太人针对英国殖民者的恐怖活动。不过，这一时期因民族问题而引发的恐怖活动仅仅是零星的，并不具有全球规模。

恐怖主义真正超越一国范围而蔓延到世界各地则是在二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广大殖民地人民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一部分殖民地人民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开展游击战争，以恐怖主义手段来打击殖民者，加速殖民统治的完结。此类活动可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型恐怖主义。这一类型的恐怖主义因其反帝反殖的崇高政治目标而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西方学者认为，二战后英国决定放弃巴勒斯坦、也门、肯尼亚和塞浦路斯，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恐怖组织反英活动的结果；法国最终放弃阿尔及利亚也有同样的原因，（注：参见Leonard Weindergand Paul Davis，Introductionto Political Terrorism，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89，p.140。）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还为后来的恐怖组织所仿效。

60年代末，随着大多数前殖民地的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告一段落。但此后仍有少数尚未赢得独立的民族解放组织继续开展斗争。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平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无望，此类组织开始频繁采用恐怖主义的斗争方式。例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武装“民族之矛”曾多次发动针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恐怖袭击。在中东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以色列国成立后，阿拉伯人试图用武力消灭它，但没有成功。在对手以色列过于强大的情况下，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巴勒斯坦人为恢复家园所从事的斗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博得许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1973年，中东产油国通过石油禁运行动，打击以色列的支持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1974年，巴解组织被阿拉伯国家确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并获联合国永久观察员席位。与此同时，巴解组织激进派别的恐怖活动也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尤其是1972年9月巴解激进组织“黑九月”制造的慕尼黑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也深深地伤害了以色列人的民族感情，中东地区陷入以巴双方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中。70年代以后，巴解组织逐渐由强硬、激进转向温和、灵活，谋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988年，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正式宣布放弃恐怖主义。

从表面上看，爆发于60年代末期的北爱尔兰暴力恐怖活动是北爱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但实质上是北爱尔兰的英、爱民族矛盾的深刻体现，北爱天主教徒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所受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则是北爱民族矛盾的根本原因。在1969年北爱两派教徒发生严重冲突后，英国军队进行了有倾向性的干预，引起天主教徒的强烈不满。1972年1月发生的英国伞兵杀害北爱天主教徒的“血腥星期天”事件使北爱天主教徒的愤怒达到顶点，北爱天主教徒的激进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展开了针对英军的暗杀、爆炸活动。70年代末期，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达到顶峰，1979年，英国保守党领袖尼夫和英王室成员蒙巴顿勋爵先后被害。1981年的桑兹绝食事件使英、爱两个民族的矛盾空前激化，该事件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西方许多国家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对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反对歧视的斗争表示支持并抗议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民族分离运动与英国北爱尔兰的情况有所不同。第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北爱尔兰天主教徒聚集区在经济上比较落后，而巴斯克地区比西班牙其他地区的经济发达，不存在巴斯克地区在经济上受歧视的问题；第二个不同点在于，巴斯克人与其对手的冲突并非宗教冲突，因为在宗教上双方都属于天主教徒。然而巴斯克人恐怖活动在六七十年代同样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活动具有反抗独裁统治的性质。在佛朗哥夺取政权之前，西班牙的民主联合政府曾给予巴斯克人相当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佛朗哥上台后就剥夺了巴斯克人的自治权利，并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埃塔”（“巴斯克民族与自由”）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该组织最初主张用政治手段恢复自治权利。从1968年起，“埃塔”的激进派别开始了一系列的恐怖暗杀活动。在佛朗哥的残酷镇压下，许多“埃塔”分子落入牢狱并被判死刑。“埃塔”的民族自治运动引起西欧各国和世界舆论的同情。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新政府为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开始实施“民主化进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巴斯克地区恢复地方自治。1979年通过的巴斯克自治章程较以前的自治法案又有改进，但激进的“埃塔”对此并不满足，该组织提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包括西班牙四个巴斯克省和法国三个巴斯克省在内的独立的巴斯克共和国，并且决心继续恐怖活动实现上述目标。“埃塔”的极端作法使它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纷纷改变立场。

在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都有从事恐怖活动的民族分离组织，如法国的“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和布列塔尼人的恐怖组织、美国的“解放波多黎各武装力量”，等等。加拿大的“魁北克解放阵线”在70年代初制造过几起重大绑架、暗杀事件。为缓解民族矛盾，加拿大联邦政府积极推行包括“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内的改革措施，从而抑制住了恐怖活动的发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国家由民族问题而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进入低潮，恐怖主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南亚。

以上回顾了本世纪初至80年代民族主义类型恐怖主义的发展过程，从中人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事恐怖活动的民族主义团体往往因其崇高的政治目标而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民族解放型恐怖主义，因为其政治目标具有反帝、反殖、追求民族独立的性质，所以得到许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如巴勒斯坦的一些民族主义团体就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一些中东国家为其提供基地和经济资助。在那些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内部，由民族分离运动而引发的恐怖主义，由于具有反独裁、反对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性质，也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同情甚至支持，比如爱尔兰共和军和“埃塔”都曾得到周围邻国的庇护和支持。

第二，恐怖主义在迫使有关国家的政府改变政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如前文所述，战后一些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团体曾成功地以恐怖主义手段迫使宗主国放弃殖民统治。美国学者欧文·沃尔认为：“恐怖主义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反殖民斗争中最为成功”。那些尚未获得独立的民族解放组织继续发动恐怖袭击，向有关政府施加压力。例如，由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奥地利政府曾于1973年被迫同意停止允许犹太人转道奥地利去以色列，来换取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手中人质的安全获释。而在一些独立国家内部，激进民族主义团体的恐怖活动也使有关政府不得不在政策方面作较大改变。例如，70年代末，西班牙政府决定在巴斯克地区恢复地方自治，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埃塔”恐怖活动的影响。“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恐怖活动及由此引起的全国内乱，也使斯里兰卡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对泰米尔人的自治要求作出让步。

第三，民族解放运动型恐怖主义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类型恐怖主义的主要表现。发生于一些国家的由民族分离运动引发的恐怖活动，尽管在某个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并未形成国际大气候。受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的抑制，许多国家的民族矛盾呈蛰伏状态。

二

（一）民族分离主义既是冷战后民族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也是民族主义类型恐怖活动的主要诱因。此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肇始于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以来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失误和错误，以及现实中由改革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危机，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逐渐在苏东各国形成气候并呈迅速扩展之势。在前苏联，许多非主体民族强烈要求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实现自治或独立，如在车臣地区，由于部分车臣人要求脱离俄罗斯的目的难以实现，便频频制造恐怖事件。1995年6月和1996年1月，车臣极端分子制造了劫持千余名人质的特大恐怖事件。在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波黑地区的3个民族为争夺地盘而陷入恐怖仇杀之中，科索沃阿族分离主义组织“科索沃解放军”则企图以恐怖活动来达到实现独立和最终建立“大阿尔巴尼亚”国的目的。

这股以民族分离为目的的恐怖主义浪潮也影响到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在英国，北爱尔兰两派教徒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多，爱尔兰共和军的极端派别“真正爱尔兰共和军”屡屡以爆炸事件表达其独立的要求。一些多年来处于活动低潮的恐怖组织，如法国的“科西嘉民族解放阵线”和西班牙的“埃塔”，也趁机活跃起来。在南亚，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自90年代初接连刺杀了多名斯里兰卡军政要人，印度的锡克教分裂分子也不断制造针对印度教领导人的爆炸事件。

冷战后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更多地表现出消极的一面。这是因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不顾历史和现状以及其他民族的利益，甚至在有关政府作出很大让步的情况下，仍坚持极端要求并继续制造恐怖事件，从而极大地破坏了稳定的国家结构和国际社会的安宁。由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潜伏着爆发民族分离运动的可能性，因此可以预料，由民族分离主义引发的恐怖活动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和发展。

（二）宗教与民族主义一向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宗教文化构成了有宗教信仰民族的主体文化，在那些宗教势力占国家主导地位、宗教影响极深的民族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从一开始就同宗教传统有着血肉联系。民族主义往往借助宗教为思想武器来发展、壮大自己。（注：参见刘士田、田文林：《当前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潮流的主要特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3期，第134页。）当前，世界形势剧变，原有的价值观冲击着人们，宗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崇拜，满足了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要求。同时，许多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在其推行社会改革、仿效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实现国家富强、独立，反而滋生出政治腐败、贫富分化等一系列弊病。对现实的极大不满刺激了传统宗教思想的复苏。（注：参见刘士田、田文林：《当前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潮流的主要特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3期，第134页。）由于以上原因，宗教性质的恐怖活动在冷战后迅速增多。据统计，目前世界上25％左右的恐怖组织具有宗教性质，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组织。

极端原教旨主义者一贯推崇恐怖主义手段。冷战结束以来，一些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无视以理性、开放为特征的全球化趋势，坚持狂热、偏狭的宗教理念，他们不断以恐怖手段向世俗政府挑战。在巴勒斯坦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连续制造恐怖事件，激化阿、以矛盾；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分子不断向政府发起进攻，1996年11月，他们制造了卢克索血案；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遭到取缔后，活动转入地下，在近二三年内连续制造了大规模屠杀村民的事件。

一些原教旨主义者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向青年人提供优裕的福利条件，由此赢得了为数众多的支持者。活跃在被占领土上的“哈马斯”就凭借其得到的巨额国外援助，向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救济。目前，“哈马斯”在被占领土的支持率已超过40％，对巴解组织的世俗权威构成严重威胁。在中亚地区，原教旨主义极端组织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召募大批穆斯林青年参加恐怖组织的训练，实施恐怖行动。极端宗教民族主义组织的确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恐怖主义势力。

（三）冷战后恐怖主义的目标选择，从打击对手更多地转向滥施暴力于无辜，恐怖分子往往大规模袭击普通民众及大型民用建筑，其手段较以前更隐蔽更残忍，很难防患于未然，因而其危害性极大。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多起以袭击平民为目标的特大恐怖事件。例如，1995年6月，车臣分裂主义者袭击闹市区，将上千名平民劫为人质，半年后，他们再次扣押约3000名人质，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一镇人质事件”；1996年1月31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中央银行大楼被炸，造成86人丧生，1400人受伤；1997年，阿尔及利亚发生多起大规模屠杀村民事件，共有近千名无辜村民被害；1998年8月15日，英国奥马镇商业区发生爆炸案，造成至少2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恐怖分子之所以如此残忍地向无辜平民下手，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民族主义的复仇性与宗教的非理性，使那些活动受挫或处于弱势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不顾一切地制造大规模流血事件，发泄民族仇恨，有的敢死队员甚至不惜以“人体炸弹”来以身殉教；其二，信息传播媒介的发达，使恐怖分子更加注重恐怖活动的效果，恐怖分子往往将目标选定在人口稠密的闹市区或重要建筑物内，以便在平民中制造恐怖气氛，引起社会关注，达到向政府施压的目的。

三

从20世纪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发展进程看，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既可以是建设者也会成为破坏者。在错误的导向下，它的异化会对世界和平造成极大危害。恐怖主义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曾为政治目标的实现起过推动作用。然而在当今时代，恐怖主义手段已成为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伤及无辜平民的罪行，越来越多的国家明确表示反对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蓄意的暴力行为，是与人类社会的道德及正常的法律秩序相违背的犯罪行为。在1997年12月举行的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国一致同意，将“恐怖主义与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外部控制和外国占领的斗争以及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区别开来”。

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今后将呈现两种发展趋势：

（一）通过和平谈判，摈弃恐怖主义，实现民族和解，成为敌对民族明智的选择。冷战结束以来，恐怖主义的局限性日益明显。首先，由于无辜百姓深受恐怖主义之害，越来越多的人厌恶恐怖主义，近年来一些国家的人民多次举行大规模反恐怖示威活动；其次，恐怖活动使敌对民族陷入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中，这使恐怖分子认识到，恐怖行动不能给本民族带来独立或自治的前途，相反只会延缓政治解决民族问题的进程。过去，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各国对恐怖主义持有不同看法；现在，“恐怖主义应受文明世界谴责”的观点，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一些明智的政府还认识到仅仅打击恐怖活动是不够的，应当从根本上铲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为此，一些国家采取了务实的政策，一方面加大反恐怖力度，严厉打击恐怖分子的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实行或扩大自治权、改善生活条件等措施缓解民族矛盾。基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通过和谈实现民族和解的势头。例如，1993年9月中东和平协议的签署使阿以关系有了实质性进展，中东地区恐怖活动曾大幅度减少；1998年4月，北爱和平进程取得历史性突破，北爱冲突各方签署北爱和平协议，爱尔兰共和军许诺将永远放弃恐怖主义。

（二）由民族问题引发的恐怖活动将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并且还会随着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激发新的恐怖主义热点。这主要是因为：（1）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强烈的情感，往往表现为狭隘性和复仇性。多年的民族冲突在人们心理上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仇视和隔膜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斯里兰卡政府与猛虎组织的和平谈判几经夭折，就是由相互之间根深蒂固的偏见与不信任造成的。1998年8月发生的英国奥马镇爆炸案则说明北爱和平协议的签署并不能使两个民族长期积蓄的仇恨立刻化为乌有。（2）宗教势力在冷战后的崛起使恐怖活动尤如火上浇油。极端宗教势力利用共同的宗教信仰号召群众，往往能一呼百应，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在中东，由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中东和平几度搁浅，阿、犹两个民族之间通过谈判获得的感情靠近又拉开了距离。（3）有关国家对恐怖活动的支持也是恐怖主义得以长期泛滥的重要因素。一些国家出于政治或宗教方面的考虑，长期为恐怖分子提供训练基地和经济资助，使恐怖组织得以生存和发展。（4）恐怖主义所具有的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使恐怖行动易于得手，因此，许多极端民族团体仍将恐怖主义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手段。

可以预料，只要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民族主义就有其存在的基础，作为民族主义异化形式的恐怖主义也会相应存在下去。但民族主义终将逐步融入国际一体化和全球化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维护和平、反对和打击恐怖活动的共识与行动将不断加强，各民族摒弃嫌隙、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